我与张朴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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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6th, 2006 at 10:24 am
胡宗南之第一軍增援重慶
民國三十八年十月十二日，國民政府以情勢危急，宣布自廣州遷往重慶辦公。二十三日，代總統李宗仁致電下野總統、中國國民黨總裁蔣中正，以政府遷渝，局勢益艱，關於今後軍事部署，財政之措施，外交之運用，諸待商承決策，請其迅即命駕蒞渝。蔣氏復電表示「一俟此間諸事部署稍有頭緒，當即飛渝晤教，共濟艱難。」 十一月一日，中共第二野戰軍（以下稱「二野」）主力和第四野戰軍（以下稱「四野」）一部向川、黔發起進攻，至是月中旬，川東各縣大都淪陷。
十一月三日，李宗仁由重慶赴昆明後，轉往桂林，未返回重慶中樞無主，各方迫切希望蔣中正早日至渝主持一切。蔣氏以時局艱危，明知其不可為，但為革命歷史及民族人格，決定順從眾意，赴渝穩定大局。於日記中記道：「李德鄰由滇直回桂林，而不返重慶，在此貴陽危急，川東陷落，重慶垂危之際，政府豈能無主，黨國存亡繫此俄頃，不問李之心理如何，余為革命歷史及民族人格計，實不能不順從眾意，決心飛渝，竭盡人事，明知其不可為，而在我更不能不為也。至於生死存亡，尚復容計乎？乃決心飛渝，尚期李能徹悟回頭也。」 十四日，蔣中正自臺灣飛抵重慶，是時中共四野第四十七師已逼近川東的彭水，重慶情勢危急。對於此行，如何能轉危為安，他的心情顯然十分複雜，自記感想曰：「此次飛渝，乃為中華民國之存亡與全國人民禍福已至最後關頭，如蒙上蒼眷顧，果能轉變局勢，使國家轉危為安，戡亂戰事轉敗為勝，實乃黨國之幸，若以現局而論，實已至危急存亡之秋，言念前途，不知所止，惟內心則不愧不怍，故能無憂無懼耳。」
十一月十六日，彭水失陷，重慶震動。蔣中正為解除危機，研究彭水方面作戰計劃，決定從新部署，嚴令川湘鄂邊區綏署主任宋希濂督飭所部堅守彭水新城，不得後退；並派蔣經國至江口會晤宋氏，轉達希望其固守烏江之意旨。 並於十七日電令川陝甘邊區綏署主任胡宗南立即調一個軍，用最迅速的方法車運重慶，限二十五日前集中目的地。
是時，重慶守軍空虛，僅有重慶衛戍司令部所屬第二十軍之第一三四師、內警第二總隊及憲兵十五團，蔣中正調胡部增援的目的自在加強重慶兵力。胡宗南在奉令後，立即調派駐漢中地區的第三軍前往馳援。十九日，位於重慶東邊的涪陵失陷，重慶直接受到威脅。是日晨，胡宗南得前總統府第三局局長俞濟時電話：「奉諭第一軍車運重慶，第三軍轉開新津」，是情勢又有變化。
是時，胡宗南以第一軍軍部駐在四川北部的廣元，距成都較近，胡氏已命該軍朝新津集中，預備控制成都，保障川北部隊轉進之安全。另一方面，胡宗南於十一月初奉召至臺北晉謁蔣中正時，蔣曾考慮如重慶危急，政府再遷，以至西昌為宜，指示其速運一師至西昌，以作準備。胡氏返回漢中後，衡諸形勢，決定以第一軍第一師空運至西昌，並自十五日起行動，期間因飛機數量不足及西昌氣候不佳等因素影響，僅有一團左右兵力到達西昌，其餘則停留新津待命或朝廣元集中。而第三軍各部於奉命增援後，已由陝南的城固、勉縣等往重慶方面進發。因此俞濟時所傳達命令與胡軍行動無法配合，胡氏立即答以「不可能，萬難辦到」。嗣因又得蔣中正嘯章電令第三軍開新津，第一軍開重慶。胡宗南立即復電蔣氏說明此中難處，曰：「本部在川北，無兵無糧無衣，川局之內部可知，故急須第一軍趕到新津鎮壓，才有立腳點可言，才能保障川北部隊轉進安全之可言，此著如錯，全局皆敗，決無挽回之機會，除飭第三軍遵令在廿七日前東運到渝外，謹復。」第一軍、第三軍均為胡宗南部的主力，惟蔣中正以重慶方面的作戰關係重大，需要強有力的部隊參戰，因此堅持調用第一軍，而對胡氏的作為頗為不滿，當晚電胡稱：「聞弟對於第一軍調渝甚為不願，是或愛惜兵力，以備決定成敗最後之使用，余甚了解，惟中以為此次渝東作戰實為黨國成敗最後之一戰，若惜此而不願聽命調用，恐再無使用之時矣。實革命成敗，黨國存亡，歷史榮辱，皆在此一舉，望仍遵令調用勿誤為要。」俞濟時亦電胡電稱：「此次川東之戰，總裁已有詳密策劃，宋（希濂）、羅（廣文）等部士氣亦盛，頗有勝利把握。兄部第一軍東調，各方期望甚殷，惟聞有兄改調第三軍之議，恐時間上形成不及主力決戰，且主力決戰應有強有力部隊，否則如影響全局之成敗，不但兄無以對校長，即輿論之責難亦不可免，想兄素忠實服從，此次關係重大，務盼以校長之意旨為重，勿再請求更換，即飭行動為幸。」在此同時，俞濟時直接對在廣元的第七兵團司令裴昌會通話轉達蔣中正的指示：「第一軍車運重慶。」胡宗南得悉此事，知已無法堅持，即與參謀長羅列、副參謀長沈策等詳加研究，決定於二十日將第一軍車運至重慶，第三軍至重慶的任務不變，另請加派卡車八百輛，加運第三軍到重慶，協助第一軍之作戰，并請空運新津、西昌之第一師暫停空運，控制在成都附近，當即發電報告蔣氏曰：「職以第一軍為黨國歷史命運之所寄，全軍數十萬官兵精神維繫之重心，其使用效果如何，當予審慎考慮，若以此等精銳有用部隊毫無計劃分散割裂，投置於無用毀滅之途，如此用兵，實為戰略上之大忌。職以全軍安危所繫，故未敢緘默，鈞座既固執己見，除飭第一軍遵於明哿（二十）日自廣元趕運來渝外，務請再飭加派汽車八百輛，趕運第三軍，以便協力第一軍作戰，并請轉飭新津，第一師緩運西昌，鞏固成都。謹復。」。 同時電令第一軍軍長陳鞠旅以「勤王之師，義無反顧」，於二十日起，自廣元逐次車運重慶。 胡宗南對於此事十分無奈，在當日日記中記下了「此情形實為本軍全局失敗的原因」等語。
二十二日，蔣中正致電胡宗南商討第一、第三兩軍指揮人選，希望胡氏能親自前往指揮，否則第一、第三兩軍必須有人統一指揮，此外，希望第三軍的三個師以及軍長盛文的軍本部能全部開往重慶，表示：「此間決戰當在艷（二十九）日左右，各部隊務於感（二十七）日以前集中完畢」。 對此，胡氏於二十四日復電表示第一、第三兩軍指揮，以第一軍軍長陳鞠旅為宜。
第一軍原定二十日出發，由於車輛徵調困難，至二十二日始勉強徵調到大小雜車六十輛，所轄第七十師及第一六七師自廣元分批運出，於二十五日運完。第一軍運重慶原已呈奉蔣中正核可，集結於九龍坡、大坪、石橋舖、歇台子地區統一使用，但是第一六七師先頭於二十六日抵達綦江附近時，知綦江已遭共軍攻陷，羅廣文之第十五兵團，亦在南川失利，正向重慶轉進中，即轉而佈防於重慶以東的海棠溪至南溫泉一線。第一六七師甫抵南溫泉，即與尾追第十五軍團殘部之共軍遭遇，經擊退後，於重慶以南、東，沿南溫泉、東溫泉一線，佔領陣地，以屏藩重慶南翼。二十七日，共軍二野第三兵團第十二軍來犯，第一六七師與之激戰一晝夜，終將其攻勢壓制，向南退卻。
第七十八師亦於二十六日起，逐次到達重慶以南的江津一帶，但因「車輛破損，駕駛兵故意刁難」，至二十八日尚未到齊。 然而當時羅廣文部已全數退回長江北岸，江津當面已成真空。為防止共軍向北進攻，該師以殘缺之師佈防於沿江津至海棠溪一線長江北岸，另以一團兵力守備白市驛機場。
二十九日，共軍二野第十二軍進攻江津，以海軍江防艦隊所轄永安、郝穴兩艦投共，其餘民權、常德、英山、英德、永平亦不穩，未奉令往江津待命，致使江防盡失，共軍渡江北進，第七十八師當面迎敵，陷於苦戰。是時第三軍因徒步行軍，且路途遙遠，尚未到達；衛戍重慶之第二十軍亦沿嘉陵江向北撤退；而宋希濂部已損失殆盡，殘部經江津西退。蔣中正除第一軍外，尚寄望於羅廣文所部四ioj個師由南川向重慶方面轉移，並囑羅廣文在重慶收容殘部，等部隊集中後，待命轉移。但是至二十九日晚，蔣氏得羅廣文報告，其所部已被擊散，其本人已至銅梁，僅有少數部隊向璧山行進。蔣氏以重慶大勢已去，乃至白市驛機場，離渝赴蓉。行前，蔣氏決定將固守長江南岸的一六七師撤回北岸，第七十八師則仍在渡江之共軍對戰中。
三十日，重慶淪陷。第一軍奉重慶衛戍司令楊森電話指示，儘速向璧山撤退，待全軍抵璧山時，又奉命共軍已由永川向璧山進犯，全軍應向銅梁急進。而共軍二野第三兵團第十、十一、十二軍及四野第十五兵團第四十七軍，分沿成渝及綿璧公路，向西、北進犯。十二月一日至五日，璧山、銅梁、永川、榮昌、隆昌等地，相繼失陷。當第一軍於五日由銅梁轉進至潼南時，與尾追之共軍第十二軍展開激戰，第一六七師師長趙仁傷重不治殉國，殘部沿遂寧、安岳、簡陽向成都轉進。而第一軍經此次消耗，實力大損，對胡宗南而言，為一嚴重打擊。
May 4th, 2006 at 10:30 pm
胡宗南在大陆最后的日子
胡宗南，字寿山，毕业于黄埔一期，是蒋介石最为器重的黄埔学生，可谓嫡系中的嫡系。在国民党军队中，胡宗南有好几个第一：黄埔毕业生中第一个军长，第一个兵团总指挥，第一个战区司令长官，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在国民党军队离开大陆前获三星上将的军人。除了在军队中的显赫地位，胡宗南和国民党军统的情治系统关系也非同一般。胡宗南和戴笠是生死之交，胡的妻子是戴笠一手培养并介绍的。最近，旅居英国的张戎出了一本关于毛泽东的书。该书声称，胡宗南是潜伏在国民党军队中的中共间谍，内战期间，胡一直偷偷在为共产党服务。国民党兵败大陆的最后日子，胡宗南是被迫被拥上了飞往台湾的飞机。这本书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也引起了胡宗南后人对这此说法的不满。笔者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胡宗南最后离开大陆日子的情形，看看胡宗南倒底真的是不是中共的间谍。
1949年4月24日，中共克太原后，共军的华北18，19兵团并入彭德怀的第一野战军，一野总兵力已达34万多人，兵锋直指西安，咸阳。此时国共的三大战役已结束，共军已渡过长江，占领南京。国民党在军事上大势已去。当时担任川陕甘边区绥靖主任的胡宗南权衡再三，只好放弃西安，咸阳，向秦岭方向撤退。但蒋介石却错误地审时度势，命西北的二马和胡宗南共同出击，力图收复西安，咸阳。此一决策错误不仅没有达到目的，反而使彭德怀乘机发起扶眉战役，重创胡宗南部。胡损失精锐4万3千多人，被迫退守秦岭南麓。
8月24日，蒋介石飞抵重庆，部署西南半壁江山的军事大局。此时的胡宗南通过和时任川湘鄂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的商讨，认为四川难以防守，国民党应把军队集中在滇缅一带，背托国外，也许还能坚持。但胡宗南的两次进谏均遭到蒋介石的严斥。最后蒋介石亲自布局，决定拒共军于川境之外，以陇南和陕南为决战战场，欲使四川再次成为复兴全国的基地。为此，蒋介石严令胡宗南坚守川陕边境一线以防共军入川。
事实的发展证明，蒋介石的战略布局完全是脱离现实，一厢情愿。共军入川根本出于蒋介石的防御战略预料之外。刘邓佯装由西北进攻，秦岭一线仅由贺龙的十八兵团三个军吸住胡宗南，刘邓的二野主力却暗中由湘入黔，再由黔入川。此时蒋介石才醒悟过来，急令胡宗南率兵南下，但为时已晚，后面贺龙的十八兵团则紧跟胡宗南，也由陕入川。蒋介石在四川处于被南北夹击的危险境地。11月底，共军兵临重庆城下，此时，蒋介石只好给他最信任的胡宗南打电话，叫胡速调第一军第一师来重庆机场保驾。11月30日，蒋介石由重庆飞往成都。这一次，胡宗南虽然奉命忠心保驾，但对蒋的决策持有看法。据胡宗南的参谋长罗列回忆，胡当时说，我军的失败，就在于老是被动。重庆都守不住了，成都谁能保得牢？话虽如此，胡宗南对蒋介石的命令还是忠心执行。
蒋介石抵达成都的当天，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３０日，立即召集军政要员讨论川西决战的问题。此时蒋介石对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四川军阀已根本不放心。而事实上这三人早已和中共地下党有所联络，和云南的卢汉也有约定，一旦时机成熟，即共同宣布起义。这时蒋介石唯一可以相信和依靠的就只有胡宗南了。如要说胡宗南是共产党间谍，此乃活捉蒋介石的一个大好机会。而此时，中共的地下党确有一个捉蒋行动。中共地下党员，时任国民党反情报队队长徐震球策反了95军副军长杨晒轩，在成都组织了近二百人的捉蒋敢死队。准备从北校场的黄埔楼下手。后来又传出蒋介石是住在商业街的励志社。敢死队又在励志社附近重新部署。但12月7日胡宗南任命亲信盛文为成都卫戍区总司令，接管成都的城防大权，刘文辉。邓锡侯等连夜逃离成都到彭县，并于12月9日通电宣布起义。12月9日成都各大报刊都报道，“蒋总裁昨已离蓉飞台”。中共地下党的捉蒋敢死队只好停止计划。其实，时隔一天之后，12月10日下午两点多钟，蒋介石才在胡宗南的护送下从成都凤凰山机场乘“美龄号”专机飞往台湾。（蒋介石离开大陆的最后时刻，蒋经国在日记中有记录）如果说胡宗南是共产党间谍，对11月30日到12月10日这段历史是无法解释的。这时的胡宗南要扣留蒋介石去北京邀功是易如反掌。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的反蒋之心，已是路人皆知。胡要擒蒋，岂非囊中取物？
对于胡宗南来说，死守西川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此时他对共产党的抵抗已经丧失决心。12月19日，宋希濂在峨眉附近被俘。蒋介石从台湾下令，叫胡宗南撤退到西昌死守。胡宗南对蒋的这一布署非常抵触。成，渝两地皆失，西昌焉能守住？12月23 日胡宗南从成都起飞，并没有听从蒋介石的命令去西昌，而是飞到了海南。准备由海南飞台湾。蒋介石知道后对胡宗南严加痛斥，并派顾祝同专程飞到海南督促胡宗南再赴西昌。对于飞海南一事，胡宗南后来在台湾遭到弹劾时辨解说，从成都起飞后，因西昌天气太差，所以改飞海南。如果说胡宗南真是共产党间谍，一定不会飞海南而是就近飞往成都或在到达海南前在广州降落。这是说胡宗南是共党间谍难以解释的第二个问题。
西昌是胡宗南的伤心之地。胡宗南返回西昌后，把所有残部加以整编，总共只有一万多人，但这时面临着共军13个团的三面包围。双方对峙了28天。这段时间，胡宗南的心情极为沮丧。他知道凭他这一万多人要和气势如虹的共产党军队抗衡根本不可能。他把自己关在邛海新村的房间里，点上红烛，在氤氲昏红的光线中，时而绕室徘徊，时而抱头痛哭。胡宗南实在想不通的是，他四十万人马，在几个月间，没打一场像样的仗，就只剩下这万把人的部队。但出于对国民党的信念和对蒋介石的忠心，胡宗南准备战至最后，以杀身成仁。
胡宗南最后离开西昌去台湾的情况，胡宗南的秘书长，军统高级特务赵龙文后来在台湾有所回忆：
［三十九年（即1950年）三月二十五日晚上一时，参谋长罗列打电话给我。“睡了没有？”
“睡了，有事吗？”
“有事，请过来谈一谈。”……..
我到参谋长室，冷梅（罗列字冷梅）正在写遗书，看到我，把一张电报递给我，说：“刚到的。”
“ 总裁的电报。要我们转进到海口，把部队交给兵团一级的将领＂。我把电报念了出来，问罗列：“把部队交给谁呢？”
＂问题就在这儿。率６９军的兵团司令胡长青要在三天以后才可以到。别的人不能交。但部队不能交，胡先生（胡宗南）就不能脱离这个险境。为了解这个结，只有我来但任这个任务。＂
“冷梅兄！” 我站起来紧紧握住他的手，“这是忠义凛然之举，我深深地感佩！。。。。。。
我们坐吉普车到邛海，已是清晨2时。胡先生寓所灯光明亮。我们进了会客室，只见胡先生左手夹了一包文件，右手拿了两个玻璃杯，先冲着对我笑了笑，让传令兵倒了两杯酒，对我说：“龙文兄，你是不应该留在此地的，早上就要走，这是我十年来的日记，请你带到台湾，有空整理一下。＂
．．．．．
大家坐下，茶几上摆着五只杯子。我作了几句开场白：“服从命令是今天大义所在，此其一，共匪分路进兵，要活捉胡宗南，我们不能上当，此其二；反共不是一天可以完成，真正的斗争，要从今天开始，此其三。＂
接着大家发言，这一场谈话，一直发展到清晨４时，罗列参谋长最后发言，他用低沉的语气，一句一句扣人心弦地说道：
“当年汉高祖荣阳被困，假若没有纪信代死，以后的历史可能全变了。我们牺牲了多少人，对于历史，没有丝毫影响，胡先生牺牲了，将来７万多的学生，３万多的干部，谁能号召起来，领导起来，再跟共匪作殊死的战斗？所以，我思量再三，决定我来作一个纪信。＂
这几句话，感动了我们大家，一致站起来，请求胡先生采纳罗参谋长的意见。这可歌可泣的历史，完成了“终于道义＂的信条。］
赵龙文的这篇回忆有着那个时代的烙印，但毕竟反映出胡宗南最后离开大陆前的真实情形。说胡宗南是中共间牒，最后身不由己去了台湾是站不住脚的。在胡宗南被困西昌时期，胡是国民党在大陆党，政，军的最高长官，他的选择和行动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止。在参谋长罗列提出要做纪信的第二天，１９５０年３月２６日，共产党军队逼近西昌机场，胡宗南乘飞机飞往台湾。
胡宗南到台湾后，面临着国民党内一片追究战争失败的责难。台湾监察院李梦彪等４６人联名提出弹劾章，指责胡宗南保卫西南不力，又临阵脱逃。为此，国民党政府组成军事法庭，要求依法审判胡宗南。最后还是蒋介石念其愚忠，插手其案，此案才不了了之。但从此后，胡宗南在台湾再也没有风光过，成天节衣简食，郁郁寡欢地呆在家中。１９６２年，胡宗南在病痛和忧郁中去世。其妻叶霞翟博士在胡去世后写了一本《天地悠悠》的回忆录，详细描写了胡宗南晚年清苦寂寞的生活，文章颇为感人。其中有一段回忆令人印象深刻。胡爱喝一点小酒。每次小酌两杯后，他总是两眼泪汪汪，拍着椅子扶手说：“如果海上可以骑马，我宁愿带一支骑兵，冲上大陆，去与共产党决一死战，不成功，则成仁。＂当然，海上不能骑马，这始终只是胡宗南将军的一个梦。
张戎的书指胡宗南为中共间谍的根据，主要是胡在进兵延安后一系列不可思议的军事失败。但由军事上的失败来指称一位驰骋沙场几十年的军人为敌方间谍是令人难以信服的。如果说胡的失败不可思议，蒋介石的失败就更不可思议。从１９４８年秋到１９４９年底，短短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国民党的几百万装备精良的大军竟然灰飞烟灭，如此推理，蒋介石才是共产党埋藏在国民党中最大的间谍。
一个人著书立说一定要有根有据，踏实严谨。胡宗南间谍一说，涉及到胡宗南死后的盖棺定论，涉及到要推翻从蒋介石到罗列，赵龙文，从戴笠到毛人凤，再到胡的妻子叶霞翟等一系列重要当事人对胡宗南的判断和评价，结论一定要谨慎。否则，无论是对死去的胡宗南及其同僚，还是对活着的胡的后人，都是不道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