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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索瓦丝讨厌阿尔贝蒂娜，还因为阿尔贝蒂娜穷，无法具有我在弗朗索瓦丝眼里的那种优越地位。每当我受到德·维尔帕里齐夫人的邀请，弗朗索瓦丝总是露出善意的微笑。相反，她因阿尔贝蒂娜从不回请而感到气愤。我最终只好杜撰阿尔贝蒂娜给我送的礼物，但弗朗索瓦丝压根儿也不相信这些礼物的存在。请客吃饭方面这种有来无往的交往，使弗朗索瓦丝尤其感到恼火。阿尔贝蒂娜接受我妈妈的邀请来吃晚饭，而我们却没有受到邦唐夫人的邀请（邦唐夫人一年中有半年不在巴黎，因为她丈夫对部里感到厌烦，就像以前那样接受了一些“兼职”），她就感到我女友粗俗，并背诵贡布雷流行的一段顺口溜，间接加以抨击： ‘我们吃我的面包。’ ‘我想吃。’ ‘我们吃你的面包。’ ‘我不饿。’” 叙述者的妈妈却因为阿尔贝蒂娜对自己的妈妈（那个叙述者第二次来巴尔贝克旅馆“心灵的间歇”才真正意识到已经在心中去世的外婆）说过几句好话而有所青睐： “我妈妈遇到了阿尔贝蒂娜，非要我去看她，因为她对我妈妈说的有关我外婆和我的话十分动听。我跟她约定见面的时间。我事先告诉经理，让她来后在大厅等候。经理对我说，他早已认识她，认识她和她那些女友，那时她们远未到达‘贞洁的年龄’，但他还因她们当时对旅馆的议论而耿耿于怀。她们应该不是‘心明眼亮’才会这样说。除非她们被人恶意中伤。我不难理解，他说的‘贞洁’是指‘青春期’”。 我刚才举这些例子，就是让大家知道在巴尔贝克海滩有一些女生是同龄人，但就像克洛伊·德洛姆（Chloé Delaume）所说，不同年龄层的女性之间也是有可能建立姐妹情谊的。这本书里有很多这样的关于同性之间的友谊或者打破刻板印象的性别认知，社会性别是具有流动性的。我觉得今天的社会对这个话题的宽容度也越来越高了。 02 | 移置理论 人们很早以前就倾向于认为普鲁斯特笔下的阿尔贝蒂娜其实是女装化的阿尔伯特，尤其当叙述者看见阿尔贝蒂娜和安德蕾跳起贴身双人舞时，由此衍生出所谓的“移置理论”（我们有一期讲到普鲁斯特的恋爱生平时提起过），该理论固执地将《追忆似水年华》中呈现的蛾摩拉与姐妹情谊现象，仅仅视为蛾摩拉对所多玛的镜像反转，其实是不尽然的。 移置理论实际上包含两种相互关联却各自独立的诠释路径。其一由奥布莱恩（O’Brien）在其1949年的论文中提出，后为众多评论家援引，认为主人公的挚爱对象阿尔贝蒂娜的形象，主要基于普鲁斯特的司机兼秘书阿尔弗雷德·阿戈斯蒂内利——这位青年最终离开巴黎并在法国南部遭遇空难，与小说中阿尔贝蒂娜的离去与死亡形成明显呼应。 另一种移置解读早于奥布莱恩的论文，最早出现于普鲁斯特生前。这种理解更为模糊，仅笼统察觉到小说中的性别叙事存在异常。正如雅克-埃米尔·布朗什(Jacques-émile Blanche，1861年1月31日生于巴黎—1942年9月30日卒于下塞纳省奥夫朗维尔，法国画家、版画家兼作家）1921年在其《画家絮语》第二卷序言中所言，“普鲁斯特的文本读来仿佛存在部分性别置换，以致可将‘她’替换为‘他'，并将描述人物姿态举止的形容词全部由阳性转为阴性”[注]。 注：雅克-埃米尔·布朗什《画家絮语》，转引自安托万·孔帕尼翁《所多玛与蛾摩拉》“题解”，3:1255页。与其他评论者类似，布朗什似乎暗示着从男性原型到女性角色的移置存在双向可能；除非这种表面上的对称性是为淡化普鲁斯特同性恋倾向的暗示，否则其确切意图仍不明确。 这是普鲁斯特21岁时由布朗什所作的肖像（1892），目前收藏于奥赛博物馆。Jacques-émile Blanche绘制的普鲁斯特肖像（1892） （图片来源：musee-orsay.fr） 布朗什经常出入热纳维耶芙·比才（歌剧《卡门》作曲家乔治·比才的遗孀，后成为斯特劳斯夫人）的沙龙，这个沙龙在巴黎文艺界（如埃德加·德加、马塞尔·普鲁斯特、乔治·德·波托-里什、保罗·布尔热等）享有盛名。同时，他也时常造访波托卡伯爵夫人的沙龙。 学者维奥莱·卡特琳娜（Viollet Catherine）指出，从诸多方面来看，普鲁斯特同一时期题为《一位少女的忏悔》的短篇小说初读便显得不同寻常。这个看似平凡的标题实则暗含玄机：“忏悔”作为一种“真实”话语的生成模式，令人联想到奥古斯丁的《忏悔录》 、卢梭《忏悔录》或缪塞《一个世纪儿的忏悔》。但正如写出《自传契约》的学者菲利普·勒热纳所言，作者青春年岁与“忏悔”一词的单数用法，将阅读导向“某种过失或特殊行为的揭示，而非生命总结”。 然而这是“一位少女”的忏悔：叙述者的“我”显然不能与作者马塞尔·普鲁斯特等同。标题与作者身份的关联直接排除了自传性预设。一方面，“忏悔”确乎向读者承诺了自传话语的形式，强调所述主题的真实性；另一方面，“少女”又在作者与叙述者/角色间筑起明显距离，使文本运作天然倾向小说虚构性。 在同期短篇中，《一位少女的忏悔》地位尤为特殊。这篇可能创作于1894年夏末的作品——当时初涉文坛的普鲁斯特仅二十出头——却在1896年出版的《欢乐与时日》文集中占据关键位置。更值得注意的是，该作采用第一人称叙事，而文集其他小说均使用第三人称。 根据学者安娜·亨利的假设，此篇可能替代了先前创作却被撤稿的《夜幕之前》，成为其精修版。尽管两篇小说确有诸多共性，普鲁斯特从未解释这种替换的缘由。某些评论家如乔治·品特（George Painter）认为《一位少女的忏悔》 （La Confession d’une jeune fille ）是普鲁斯特早期文本中唯一确凿的移置，很明显女主角就是普鲁斯特自己。 其同时代读者友人如费尔南·格雷格（Fernand Gregh）在作品中窥见自传痕迹，但小说特质同样显著：“离奇情节、混合悲情与媚俗的煽情氛围、令人莞尔的失真描写。正是这种双重性给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带来难以名状的不适应感。” 03 | 夏吕斯向下的欲望 那些普鲁斯特早期的练习落实在《追忆似水年华》中，就体现在某些性别身份非常模糊的形象上，比如夏吕斯的贵妇人气，还有沃古贝尔夫人的男子汉气： “至于德·夏吕斯先生，在这关键时刻，他以前生活的社交界向他提供了各种不同的例子和其他别有风味的献殷勤的样式，并最后提供普通小资产者在某些情况下应当知道的行为准则，他把这种行动准则通常深藏不露而又极其罕见的魅力发掘出来并加以利用，就矫揉造作地扭着腰朝维尔迪兰夫人走去，扭动幅度极大，如同穿着衬裙，却左右摇晃得困难重重，他走路时显出受宠若惊、三生有幸的神色，仿佛被举荐给她是对他最大的宠信。他的脸微微下倾，神色既满意又端庄，因和蔼可亲而显出一条条细小皱纹。大家会以为往前走的是德·马桑特夫人，是大自然错把女子置入德·夏吕斯先生的身体，这时又从他身体里显露出来。当然啰，这种错误，男爵花了很大力气才得以隐瞒，并装出男人的模样。但是，他刚装出这种模样，却因仍保留同样的嗜好，感觉自己是女人的习惯又使他显出女人的模样，这种模样并非遗传所得，而是源于个人的生活。他逐渐形成女性的思维，甚至对社会问题也是如此，而且自己并未觉察，因为不仅要经常对别人撒谎，而且还要对自己撒谎，你才不会发现自己在撒谎，他虽说要求自己的身体（在进入维尔迪兰夫妇家门时）明显地显出大贵族的彬彬有礼，但他的身体早已清楚德·夏吕斯先生不会明白的事情，就在男爵可称得上lady-like（像贵妇人）之时，他展现出贵妇人的全部魅力。” 我们上次已经讲到了男爵夏吕斯和裁缝絮比安在精神生活上看起来并不那么势均力敌的爱情。势均力敌是爱情一定需要的吗？这里我再引述理论家基拉尔在《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第九章《普鲁斯特的世界》的一段话： “圣日耳曼区对他的诱惑力，远不及对那些资产阶级攀附者。形而上欲望的性质决定了，人们绝对不以可接近的目标为对象。所以夏吕斯男爵的欲望不是朝向贵族区，而是朝着‘肮脏的’的下层。” 也因此，贵妇人气的男爵会喜欢絮比安和下一讲会提到的提琴手莫雷尔这样下层的男士。与之对应的就是沃古贝尔夫人的男子气概： “在部里，大家都毫无恶意地说，这对夫妻，是丈夫穿裙子，妻子穿裤子。然而，这话里蕴涵的真实情况，并非常人所能全部看出。德·沃古贝尔夫人是个男人。她生来如此，或是后来变成我看到的那样，都毫不重要，因为无论是哪种情况，都是大自然最为激动人心的奇迹，而且使人类跟花卉相像，这第二种情况尤其如此。在第一种情况中——假设德·沃古贝尔夫人将来一直像男子汉那样粗壮——大自然使用既恶毒又仁慈的花招，使姑娘具有虚假的男人外表。那少年不喜欢女人，又想改掉自己的嗜好，很高兴找到一个好办法，那就是看中一个像菜市场搬运工那样粗壮的未婚妻。如果情况相反，这女人起先没有男子的特征，而是逐渐形成，以取悦丈夫，甚至是在无意中用一种模拟的方法形成，就像有些花卉，使自己具有昆虫的外形来引诱昆虫。她恨自己不被爱恋，恨自己不是男人，却因此具有男子的特征。” 04 | 女性之间 最后有一个理论阐述或者反驳的部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伊丽莎白·拉登森（Elisabeth Ladenson）教授对“移置理论”提出批判，揭露其逻辑漏洞与偏见本质。她指出，叙述者的立场完全受困于“女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个无解谜题，甚至将这种不可企及的认知转化为文学永无止境的探索课题。当代的性别身份认同，能否挣脱最初由男性基于自身情欲（快感与恐惧交织）所建构的刻板形象呢？伊丽莎白·拉登森的PROUST LESBIEN 我给大家举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中国也挺有名的法国电影《阿黛尔的生活》。它讲的是巴黎的两个女孩之间的感情故事。但导演是一个突尼斯裔的法国男导演，他经常会大段地拍摄女性之间性爱关系的近景和特写。有批评家认为这源自于男导演对于女性之间友谊的不了解，所以有女观众看后觉得电影是一个喜欢女性的男性对于女性之间关系的想象。 阿布戴·柯西胥的《阿黛尔的生活》电影海报 拉登森教授认为蛾摩拉其实是具备自主性的。她论证小说中的女同关系（“蛾摩拉”）并非男同关系（“所多玛”）的简单镜像，而是具有独特的美学与心理学维度。例如：凡特伊小姐与女友的虐恋、阿尔贝蒂娜的流动性向、母亲与外祖母通过塞维尼夫人（法国17世纪的代表作家，她给远方的女儿写信）书信构建的亲密空间。她们之间与其说是母女关系，不如说是我们刚才讲的姐妹情谊当中一种水平式的抹除等级秩序的关系。这种关系可能是通过书信或其他文学作品的纽带建立起来的。 拉登森教授分析了男性凝视的文学谱系，追溯19世纪法国男性作家（如波德莱尔、皮埃尔·路易）对女性之间的色情化书写传统，指出普鲁斯特既延续又超越了这一传统。她又以007小说为例延伸分析，提出邦女郎“普西·加洛尔综合症”：男性对“姐妹情谊”既渴望又恐惧的矛盾心理。 我们先来看波德莱尔《莱斯波斯》这首诗，这是这首诗的头两段，下面是中文译本和法语原文： “拉丁游戏之母，希腊风流之源， Mère des jeux latins et des voluptés grecques, 莱斯波斯呵，亲吻的愉悦幽怨 Lesbos, où les baisers, languissants ou joyeux, 如阳光般火热，似蜜瓜般清甜， Chauds comme les soleils, frais comme les pastèques, 妆点着日夜交替的辉煌与斑斓； Font l'ornement des nuits et des jours glorieux, 拉丁游戏之母，希腊风流之源， Mère des jeux latins et des voluptés grecques, 莱斯波斯呵，热吻似瀑布飞湍， Lesbos, où les baisers sont comme les cascades 无畏地迸溅，倾泻进无底深渊， Qui se jettent sans peur dans les gouffres sans fonds 激流滚滚，时而呜咽时而嘶喊， Et courent , sanglotant et gloussant par saccades, 忽而云雨神秘，忽而密布悠远； Orageux et secrets, fourmillants et profonds ; 莱斯波斯呵，热吻似瀑布飞湍！ Lesbos, où les baisers sont comme les cascades !” 这些诗行充斥着男性诗人对希腊莱斯波斯岛上女性之间关系的凝视和想象。而我们刚才讲的《比利提斯之歌》是法国“巴纳斯派”男性诗人皮埃尔·路易，仿照岛上女诗人萨福风格创作的146篇优美的散文诗；全书架构是据传萨福同时代的女诗人比利提斯的生命由童年到暮年，从纯情少女弹唱浅浅的牧歌与淡淡的恋情，到成熟美艳佳丽的同性恋与知名神女，转入哀伤的迟暮，彷佛皮埃尔·路易雕塑的比利提斯，就是阿芙洛狄特的人间版；这位美、爱与生命之神，被誉为女同性恋崇拜偶像。大家从美国插画家威利·波加尼的封面和插图中也能管中窥豹。美国最早的这一性少数群体就被称为“比利提斯的女儿们”而非“萨福的女儿们”，而比利提斯背后其实是皮埃尔·路易的目光。皮埃尔·路易的《比利提斯之歌》 伊丽莎白·拉登森指出，数十年来评论界始终误读或忽视了马塞尔·普鲁斯特小说中的关键要素——他对女同性恋的书写。在其颇具挑战性的新著中，她确证了女同性恋现象作为性执念与美学范式在《追忆似水年华》这部巨著中的机要地位。 传统解读将普鲁斯特笔下的“蛾摩拉”（他对爱慕同性的女性的称谓）简单视为作家自身同性恋倾向的隐晦投射；晚近的“酷儿正向”重读则把小说中的女性情欲叙事，降格为对“所多玛”的陪衬或对时间与记忆沉思的附庸。拉登森却揭示了女同性恋书写在小说中的首要性：唯有普鲁斯特塑造的 lesbian 角色能实现欲望的双向圆满，而“所多玛”的案例则始终困囿于求而不得的苦闷与自我厌弃。她将作品中女性间秘而不宣的关系范式，锚定在叙述者母亲与外祖母自足的情感纽带中。通过梳理普鲁斯特从早期创作开始的同性恋描摹轨迹，拉登森将其 lesbian 叙事置于19世纪末性科学与20世纪初思潮的语境中重新定位。 书里的一段原文很重要，从中可以看出普鲁斯特在这点上继承和超越了波德莱尔和皮埃尔·路易之处： “我刚才着陆的土地，是一片可怕的terra incognita（陌生之地），意想不到的痛苦的新阶段由此展现。然而，这种如洪水般把我们淹没的真相，如果说跟我们微不足道的胆怯假设相比显得十分巨大，却已被我们的假设预感到。这也许就像我刚才获悉的事情，就像阿尔贝蒂娜的友谊，而凡特伊小姐，则是我无法想象的那种事，但我看到阿尔贝蒂娜在安德蕾身边而感到十分不安时，却隐约猜到那种事情。” 斯万在感受“姐妹情谊”时很痛苦，最后没成为作家，那么小马塞尔怎么去写恋爱故事？他陷入了不可知论。嫉妒和猜疑体现出男性对“姐妹情谊”认知的局限性。叙述者对阿尔贝蒂娜的嫉妒如何转化为对“女性之间秘密”的病理化想象，这种想象本身成为文学创作的驱动力。 但实际上，最后阿尔贝蒂娜骑马逃了出去，留下一封书信。她坠马去世后，叙述者一边陷入深深的哀悼，又一边不可自拔地想进一步弄清她生前的情况。所以他还会继续问安德蕾当初阿尔贝蒂娜和凡特伊小姐匿名的女性友人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是让他即使后来到了威尼斯，到了别处，都始终萦绕不去的一个关切。 这一期也为大家设置了两个备选思考题。 第一个是：“姐妹情谊”真的是男性的未知大陆吗？普鲁斯特是懂女性的吗？是否女性对此更具有言说的可能性？ 还有一个问题是：当今性别研究对“男性之爱”“姐妹情谊”的身份政治解读，是否缩小了它们的内涵，男人之间或女人之间还存在一般理解的深度友谊吗？ 谢谢大家！ END 作者丨田嘉伟 编辑、排版丨黄依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