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 研討會

會議宗旨

        目前翻譯研究在國際學術界，受到高度重視，學者咸認為是文化研究中，繼後殖民主義研究及後現代研究之後，最具有發展潛力的學科。由於翻譯是跨文化、跨語際、跨領域的實踐，牽涉到至少兩國文化、兩種語文、兩種文化符碼的交流溝通，翻譯研究本身因此是跨領域研究之集大成者。

        有鑑於翻譯研究在文化研究中越來越受到重視，本計畫自2003年12月起至2004年2月間，在文哲所數度討論後，擬定組織一個長期研究計畫：「文本翻譯與文化脈絡：晚明以降的中國、日本與西方」，並得到中央研究主題研究先導計畫的補助。

        翻譯與中國、日本現代主義的發展，息息相關，至今尚未有系統性的研究。「現代主義與翻譯」為此計畫的第三次會議，本會議擬探討下列議題：

1. 中、日現代主義時期，本國的價值、信仰、和呈現方式，如何影響到翻譯的策略？無論譯文傳遞何種異質性，是否都無法避免地銘記了本國文化的立場、經典和禁忌、符碼和意識形態？

2. 中、日現代主義時期，翻譯如何把外國文化挪用到本國的文化或政治目標（agendas）中？

3. 中、日現代主義時期，翻譯在重建國族認同、種族歧視、政治衝突、殖民主義甚至戰爭中，如何扮演關鍵角色？

4. 中、日現代主義時期，翻譯如何挪用外國作品來奧援或修訂本國的文學經典？翻譯對某些學科的知識典範、研究方法等，如何產生重大影響？

5. 外來語彙、句型、表現方式等，如何透過翻譯，影響到本國語言的蛻變和發展？

6. 其他相關議題。

會議宗旨

歷史重建是現當代兩岸及香港、馬華文學與影像文化的重要主題之一，而近十餘年來有關傷痛或浩劫的記憶與歷史研究更蔚為顯學。在歷史重建中，記憶扮演關鍵性的角色。記憶進行於當下，為了對抗遺忘而重新檢討、修改、重塑過去的歷史，繼而型塑未來。而文化記憶的敘事，介入並篡改過去被視為禁忌或真相難明的歷史事件，對當下甚至未來往往具有重大影響力。所謂文化記憶，有別於個人未經思索的自發性或慣性記憶，是透過文字或影像的敘事整理、重塑後，相互激盪、強化所形成的集體記憶。而這種集體記憶的建構和再現，面對近百年來殖民主義、國際企業、全球化、後殖民論述、女性主義、通俗文化等的潮流衝擊，如何因應轉化？我們將以此為出發點，研究現當代台灣、香港、馬華與中國文學及影像文化（包括電影、電視、博物館或紀念館等），目的是比較華人社群的文學和影像敘事中，對記憶和歷史重建的處理和表現，探討現當代華人社群如何建構民族創傷的記憶、操弄認同政治，進而想像國族歷史。

本會議擬探討下列議題（及其他相關議題）：

• 在個人重建記憶的過程中，集體意識的暗示或明示如何介入、甚至操控個人記憶的重建，進而達成集體記憶的建構？

• 歷史創傷的影響和政治氛圍、社會期許如何相互強化，進而透過文字與影像的敘事形成文化記憶？

• 在文化記憶的深化過程中，是否某些事實會被蓄意「遺忘」，某些事實會被誇大、扭曲？

• 現當代文化及學術論述在文化建構的過程中，扮演什麼角色？

會議宗旨

本會議由法國國家東方語言學院中國研究中心（何碧玉教授Isabelle Rabut）、交通大學英文系（馮品佳教授）及中國文哲研究所（彭小妍研究員）主辦，並獲得蔣經國基金會國際會議補助。有關華人社群與東、西方文化交流的研究，目前已逐漸進入國際中國研究學界的核心議題。這方面的專著陸續出版，如The Clash of Empires: The Invention of China in Modern World Making (Lydia Liu, 2004)、Under an Imperial Sun: Japanese Colonial Literature of Taiwan and the South (Faye Kleeman, 2003)、Becoming Japanese: Colonial Taiwan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Formation (Leo Ching)等。此時召開本會議，集結台灣與中國、日本、歐美研究者，就相關議題提出論文交流，將能有所貢獻。

有關東西方文化交流的研究，已逐漸成為學界矚目的重要課題。研究者漸漸意識到，各個國家文學事實上並非封閉的。如果只限定在研究國家文學，對於各國個別作家作品、文學趨勢、文類等的創新和流變，可能無法提出有效的詮釋。一國本土文學的發展，經常是因外來刺激而產生質變。本會議重點是研究現代中國與東西方交流的過程，擬探討之議題包括：中國現代文學話語形成的過程中，如何接受現代性的概念；東、西方文本的翻譯如何形塑中國的文化記憶；日本如何在中國與西方接觸的過程中，扮演中介的角色；東亞現代化與翻譯的關係；自由主義和心理學、社會學等學科概念，如何透過翻譯進入中國等。

一、十七世紀日本江戶幕府成立近代東亞第一個專業翻譯組織：唐通事會所。大規模的進行貿易、政治的實際工作。唐通事又以明清白話小說作為語言教材（林陸朗《長崎唐通事》、李獻璋《長崎唐人の研究》、石崎又造《支那俗語白話文學史》）其中包括一些目前在中國已經不甚通行的作品，例如《人中畫》，此部小說一度成為最流行的白話教材。唐通事等人在學習漢語之後，進而又從事文學作品的改寫與翻譯等實際工作，造成日本讀本小說的流行（德田武《近現代文小說と中國白話文學》）。充分體現了德希達（Derrida）所謂：「超越死亡的新生」（sur-vival）的旅程。明清以來的白話文運動與當時的貿易、文化、宗教交流息息相關。東亞各國學習漢語的歷史中，是否體現了「語言/殖民政策」的理論內容，進而從歷史面向的探索中，是否提供了修正的可能資源。

二、漢詩一直是東亞知識份子共同分享的文學形式，漢詩在東亞各地有不同的發展。事實上，晚清以來的俞樾受到岸田吟香等人的影響，也開始注意到日本漢詩（《東瀛漢詩選》）。清代以後，琉球漢詩也有獨特的發展與情韻（上里賢一編《中山詩文集》、《琉球漢詩選》、同氏著：《閩江のほとりでー琉球漢詩の原郷を行く》）。而且不論在日本、琉球、韓國、越南，漢詩都是知識份子交流的重要文化活動。而且十九世紀的東京是當時各地民族主義運動份子集中活動的場所。越南民族運動之父就曾在東京與梁啟超有過唱和，十九世紀到廿世紀中、日、韓、越南的知識份子曾經以筆談作為共同交談重要形式（《留東外史》、內海三八郎《ベトナム獨立運動家潘佩珠傳》）。安德森曾經舉出民族主義運動曾經以小說與傳媒作為重要的形式媒介（Imagined Communities），詩成為東亞民族主義運動中超越國族的共同文化形式，或許是值得注意的文化現象。小說如果是一種宣傳，那麼詩，是否可能是一種抵抗，或至少是，一種抗議的姿態。

三、日本古學派荻生徂徠著有《譯文筌蹄》一文，廣受現代學者的重視，它說明了漢語漢學在東亞知識圈中既是他者，又是東亞各地內在語境的一個特殊處境（孫歌、加藤周一、SAKAI, Naoki（酒井直樹））。時至今日，我們審視漢學漢語的意義不在於追緬那一逝不回的榮光。而是希望透過彼此文化形象相互模寫的過程，重新認識自己熟悉的文化氛圍脈絡的不足之處，一方面深入，一方面嘗試求索超越西方「語言/國族政治」論式的可能性，在漢語與東亞文化傳統中勾勒一種新的翻譯文化論式。例如，班雅明曾說翻譯過程中，讀者的地位並不重要，但從歷史經驗來看：嚴復之所以必須擇用桐城古文翻譯《天演論》，肇因於他的讀者主要是晚清主張維新的士大夫；而中國大陸、台灣、香港的讀者對於日本作家村上春樹，都有各自堅持喜愛的譯者，可以說明讀者的因素絕對不容忽略。這些層面的探索也是豐富翻譯研究論述過程不可或缺的重要層面。

在短短一天半的議程中，我們嘗試邀請語言學、白話文學、詩學、文化交流史、思想史的學者就東亞漢語漢文學在各個不同場域的文化展演嘗試進行深入的探索，相關的問題意識在台灣學界尚屬先驅，但在日本學界已有許多討論，所以邀請的學者以日本學者居多，我們也邀請了著名的韓國古典漢文小說專家，高麗大學的崔溶徹教授，提供朝鮮半島上的經驗與觀察，作為一個重要的參考依據。本所咨議委員，美國麻州大學、台灣東華大學名譽教授鄭清茂是國內關於日本漢文學的權威，享譽士林久矣，廣受東瀛學界推重，也將與會，就東亞文化交流與文學關係發表專題演說。這是一個重要的嘗試，也是與國際學界對話接軌的重要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