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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宗南大传：蒋介石心腹爱将

第一章 从小学教员到黄埔学生

浙江省地处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境内山水秀丽，物产丰饶。一条清澈明净的钱塘江自省区西南流入，穿省而过，向东北经杭州湾入海。钱塘江将全省划分为两个地区：浙东与浙西。在钱塘江东岸，浙东宁绍平原的尽头，有一个镇海县，在清代属宁波府。在镇海县的陈华埔朱家塘楼，自明弘治以来，就世代定居着一胡姓人家。在清光绪二十二年丙申农历四月初四日，即公历1896年5月12日，从这胡姓老宅里传出了新生儿的呱呱哭声。胡家又新添了一个男孩，他就是本书的传主胡宗南。

胡宗南原名胡琴斋，字寿山（亦说无字）。后来他踏上社会后，才改名为胡公明、胡宗南。参见：（1）《胡上将宗南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1页；（2）卢沛江：《对〈“西北王”胡宗南〉的订正》，（北京）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第245页。

胡宗南祖上几代，都是社会下层的中小知识分子。胡宗南的父亲胡敷政，字际清，是国学生；母亲王氏是镇海县小巷人。胡宗南是他们的长子，也是第一个孩子。

胡宗南出生后的第二年，胡敷政为谋生计，受族兄胡汉政之邀，到浙西湖州府属的孝丰县（今此县境并入浙江安吉县）鹤落溪村经营药业，并学习从事清丈田亩的技术与知识。

胡宗南4岁那年本书关于胡宗南的纪年，采中国传统的以虚岁纪年法，实足岁数当减去一年。下同。，即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旧历六月二十九日，胡宗南的生母王氏夫人病逝。幼年失母，父亲又远在异乡，胡宗南孤苦伶仃，其处境与心境是颇为凄凉的。但也磨炼了他较为坚韧果敢与吃苦耐劳的个性。

清光绪二十八年，公历1902年，胡宗南虚龄7岁，他的父亲胡敷政续娶了一位吴氏夫人，并在孝丰县鹤落溪村定居下来。这年年底，胡宗南被其父带到孝丰一道生活。从此，胡宗南就从浙东来到了浙西。

胡宗南孝丰故居

孝丰县位于浙江省西北部，为湖州府辖，西与皖南相接，北与苏南相近，境内多低山丘陵，属莫干山与天目山，盛产林木，尤以竹多，满山苍翠，如竹海然。

胡宗南到孝丰的第二年，已虚龄8岁，被其父送进本村的私塾，读《四书》《五经》等。中国封建社会中“君贤臣忠，文治武功”等传统政治思想，给胡宗南留下了深刻影响。

在这一年，胡宗南继母吴太夫人生其弟胡仲。

胡宗南在私塾中读了六年书以后，到了1909年，清宣统元年，新的时代潮流也冲击到偏远落后的浙西农村。这年胡宗南14虚岁。他的父亲于2月间将他送入孝丰县高等小学堂学习。这是一所新式学堂，课程内容、教学方法与作息制度多受西方影响，有许多新时代的特点与内容。

胡宗南进入孝丰县高等小学堂之前一年，他的继母吴太夫人去世。隔年，其父再娶章太夫人。1910年章太夫人生其二弟胡琴宾。章太夫人将胡宗南弟兄三人抚养长大。张朋园、林泉、张俊宏访问，张俊宏记录，郭廷以、张朋园校阅：《王微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丛书（60），（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版，第15页。

胡宗南进入孝丰县高等小学堂后，学习勤奋刻苦，努力吸取各种新知识。即使在寒暑假他回到鹤落溪家中时，也不放松学习。当时他全家赁居村人储亿千家，房屋狭窄，两家人口与小孩又多。胡宗南为避喧闹，就将侧屋一间无人居住的房间打扫干净，携书读其中。夏天蚊多，胡读书为避蚊咬，乃仿古人，将双足放入两只空酒瓮中。胡宗南少年时代养成的读书习惯，不仅使他后来戎马一生中始终爱读史论文，而且也是他后来在国民党军人中能见识超群、独树一帜的原因之一。

胡宗南由于学习勤奋，成绩优异，在他进入孝丰县高等小学堂读书的第二年，在学校以才能与成绩甄别学生时，被列入甲班。

正当胡宗南在孝丰县高等小学堂读书近三年、即将毕业之时，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偏僻的浙西小县城孝丰也激荡起来了。1911年11月12日，在同盟会会员王立三等人的策动下，孝丰宣告光复。年方16岁的胡宗南与同学们一片欢腾。他们采取的第一个响应革命的行动就是剪辫子，剪去这满清专制王朝强加给中国人民的耻辱。在全校学生中，胡宗南的同班同学章云第一个剪掉辫子，胡宗南则是第二个。

辛亥革命是一场不彻底的民主革命。孝丰县光复后，像全国许多地方一样，未能建立起强有力的革命政权与革命秩序。四乡土匪蜂起，驻军横行无忌。胡宗南所在的高等小学堂校舍也被驻军占驻。胡被迫回到鹤落溪家中。当时有号称“爬平王”的土匪林金魁啸聚孝丰北乡郭孝山，四处抢掠。鹤落溪村人谋以护村自卫，乃先发制人，集合丁壮“追剿”。年方16岁的胡宗南不以自己年幼文弱而退缩，愤然参加前列行动，随村人携枪深入郭孝山，与土匪激战数小时，终将土匪赶走。费云文：《模范军人胡宗南》，刊（台北）《中外杂志》第31卷第2期，第36页。这可算是胡宗南第一次参加军事作战行动。

在这兵荒马乱中，胡宗南所在小学堂提前为他们举行毕业考试。

胡宗南在孝丰县立小学堂毕业后的第二年，即民国元年，公历1912年的春天，他又考入了设在湖州的公立吴兴中学校。他在经济上得到了在孝丰高等小学堂的同学章云的资助才得入学，入学后所用名仍是胡琴斋。

湖州，又称吴兴，位于太湖南岸，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江南水乡名城，境内河道纵横，商业兴盛，丝绸业尤称发达。湖州的文风更是千年相传不衰，城内有许多著名的学校与藏书楼。

胡宗南所就读的公立吴兴中学校位于湖州城中心爱山书院原址。关于这所中学校的建立还有一段可记载的历史。

清末，西方基督教会势力在上海及其毗邻的江浙地区迅猛发展。教会学校在各地纷纷建立。湖州为三吴名城，外国教会自不会放过。他们通过湖州一些人，将湖州文庙前的一大块废地购去，然后就在这里建造教会学校——东吴第三中学。这所教会学校不仅规模宏大，而且校址直逼湖州文庙，简直是在向孔夫子与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示威。这使得湖州地方士绅大哗，认为有辱邦国，有辱斯文。他们推举湖州地方著名人士沈毓麟等人为代表，与教会方面交涉，要求收回这片土地，未成。双方乃对簿公堂。腐败胆怯的清政府地方官以事关外国教会，乃将此案件推给上海租界的会审公堂去审理。

沈毓麟是湖州城内一位著名的进步士绅，曾中过清政府的举人，后来又加入了同盟会，思想开明，富有爱国爱乡热情。他代表湖州地方，到上海租界会审公堂与外国教会打官司。几经周折，最后，在社会舆论的支持下，会审公堂判决湖州地方可将所售于外国教会的土地赎回半数。外国教会的“东吴第三中学”仍然在湖州文庙前创办起来了，只不过规模略小了些。

湖州地方士绅不甘心外国教会学校在湖州城内向国人示威，乃由沈毓麟出面，与湖州府所辖的七个县士绅会商，决定提取全府丝、绸捐中的两成，创办“公立吴兴中学校”，招收七个县籍的学生读书，以与教会学校“东吴第三中学”相抗衡。

陈其采，胡宗南就读于吴兴中学校期间，陈其采任该校兵式体操教员，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一期

吴兴中学校就这样创办起来了。校长就由沈毓麟担任。教员则延聘了当地一些硕德饱学之士与国内外各大学的一些毕业生。如国文历史教员朱毂荪，为德清县士绅，是清末名儒戴望的入室弟子，曾中过举，工诗，长于考证词章之学，且富于民主思想，是柳亚子、陈去病等人创办的著名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成员；兵式体操教员陈其采，湖州人，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一期，其兄陈其美是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革命党领导人之一，民国初年曾任上海军政府都督与北京中央政府农商总长。其他教员也多是当地一时之望。

陈其美为陈其采之兄，是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革命党领导人之一，民初年曾任上海军政府都督与北京中央政府农商总长

吴兴中学校是湖州地区的最高学府，师资素质较高，学校设备齐全，中西学问兼设，学习风气浓厚，为胡宗南的深造准备了良好的条件。胡宗南从1912年春入学，到1915年夏毕业，在这所学校里学习了三年多时间，受到这所学校反帝爱国思想的熏陶与近代文化知识的系统教育。他的“功课以国文、史地较优，其中尤其以地理最好。”张朋园、林泉、张俊宏访问，张俊宏记录，郭廷以、张朋园校阅：《王微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丛书（60），(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版，第143页。他除勤奋学习外，还特别喜爱体育。胡宗南长得不高，但身体结实壮健，尤擅长器械体操。他入校不久，就被推举为这所学校的学生组织——“爱山同学会”的体育股长。

“爱山同学会”是由校长沈毓麟一手组织的学生组织。沈毓麟在辛亥革命期间曾组织各校学生成立了一支学生军，准备参加对清廷的北伐。后来革命风潮平息，沈乃将这支学生军改组为经武学校。不久，经武学校也被解散。于是，沈乃在其所长之吴兴中学校成立了一个学生组织——爱山同学会，在课余习武练艺，以使学生强健身体，陶冶性情，增强技艺。爱山同学会内设文艺、游艺、体育三股。其中体育股负责每天课余操练学生兵式体操一小时，由一名日本籍教练与一名中国教师唐贯经担任教练。参加体育股的学生以孝丰、安吉、长兴三县籍的学生为多。胡宗南则以擅长器械体操为全校500多学生之冠，担任体育股股长达两年半之久，直到他毕业离校才结束。这项社会工作不仅加强了胡宗南对体育运动的浓厚兴趣，而且加强了他的组织指挥才能及对军旅生活的向往。

胡宗南在湖州吴兴中学求学期间，系统接受了近代新式中学的课程教育，奠定了自己的近代文化科学基础，为未来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条件。

1915年7月，胡宗南从吴兴中学校毕业，成绩名列全校毕业生前茅。这一年，他虚龄刚好20岁。

从孝丰县城小学教员到投笔从戎

胡宗南于1915年7月从吴兴中学校毕业后不久，就被孝丰县立高等小学校（原孝丰县高等小学堂）聘为国文与史地教员，回到母校开始了他小学教师的生涯。

胡宗南在孝丰县立高等小学校任教半年以后，在1916年2月，农历春节以后，他又受聘到新建立的孝丰私立王氏小学校兼任教师。《胡上将宗南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9页。

在孝丰县，王氏为大族，人丁兴旺，财大气粗，家族发达，宗祠祀产尤多。清末，王氏族中有王立三者，是孝丰著名士绅。此人原名燧莹，字绘青，曾做过廪生，后到日本学警政，改名王立三，并秘密加入了同盟会。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在孝丰、安吉策动驻军反正，为辛亥革命作出贡献。民元后，他先后担任安吉县民事长、江山县知事等。不久他弃官回到孝丰家乡，看到王氏族中子女多，为兴学育才，光大本族，遂倡议族人集资创办了私立王氏小学校。全校分幼稚园、初小四班、高小四班、补习生一班，共有学生三百多人，为孝丰县最完善的一所学校。该校所聘教师的待遇也较之他校为优。

胡宗南在王氏小学校担任高小与补习班的主任教员；同时他仍受孝丰县立高等小学校聘，兼任该校高年级史地教员。

胡宗南的“个性内向，并不善于交际”张朋园、林泉、张俊宏访问，张俊宏记录，郭廷以、张朋园校阅：《王微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丛书（60），(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版，第145页。。他在孝丰城的两所小学校共任教八年半，与方秉性、王微、陈嘉谟并称该校教师中的“四大金刚”同上书，第18～19页。。在这几年中间，胡宗南有几件事可以记载：

1919年，民国八年，5月。在中国的首都北京爆发了五四爱国民主运动，并迅速影响到全国。民主与科学的时代潮流在东南地区激荡，孝丰也受到影响。5月间，孝丰县教育界组织了一个“小学教育参观团”，由王氏小学校校长王立三率领，有胡宗南、王微等教员参加，一行六个人，赴外地考察教育。这是胡宗南第一次走出湖州家乡地区，走向外省。这年他虚龄24岁。

胡宗南随参观团先到上海，先后参观了著名的万国小学与宝山小学，以及商务印书馆印刷厂等。十里洋场的花花世界与种种新奇使胡宗南大开眼界。正处在五四运动高潮中的这个中国最大工商业都市呈现出种种欣欣向荣的新气象，使胡宗南这个生长在浙西偏僻农村的知识青年振奋与思索。

张謇是清末状元，后来创办了闻名海内外的近代工商企业与一系列文教事业。

胡宗南在游历南通时，受到张謇的热情接待。离开上海后，胡宗南随参观团乘船渡过浩瀚的长江，来到了苏北名城南通。这里有清末曾中过状元、后来成为大实业家的张謇所创办的闻名海内外的近代工商企业与一系列文教事业。胡宗南随参观团到达这里后，受到张謇的热情接待，参观了南通师范附属小学、南通博物馆等，出席了新落成的更俗剧场的开幕典礼，还游览了南通著名的风景地——矗立在长江边的狼山。

从南通出发，胡宗南一行又回到了江南，先后游览了南京、镇江、无锡等地，参观了江苏省立师范附属小学、无锡小学，游览了南京的雨花台、明孝陵、莫愁湖、鸡鸣寺与镇江的焦山、金山以及无锡的太湖等风景名胜与历史文化遗迹。胡宗南增长了不少地理与历史知识，还亲眼看到与亲身感受到正在各地火热地开展着的五四爱国民主运动的强大声势与感人力量。

1920年，民国九年，暑假期间，胡宗南再次来到南京。这次他是来参加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开办的暑期学校，来读书学习提高自己的。与胡宗南一道来的，有他在王氏小学校的同事王微与方秉性。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位于南京城中玄武湖畔的成贤街。这里原是明、清时代的国子监，清末改为三江师范学堂，民元后改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是当时全国最为著名、条件最好的大学之一，与北京大学齐名，有“北大南高”之称。胡宗南在这里学习了两个月，学业大有长进。在这期间，他还结识了正在南京读书的两位年轻浙江同学：一位是张其昀，字晓峰，浙东鄞县人，比胡宗南小五岁，后来成为卓有建树的历史地理学家；另一位为缪凤林，宇赞虞，工古文诗词。胡还与另一位河南舞阳籍的学生郭廷以订交。郭廷以后来成为著名的中国近代史专家。

张其昀后来回忆这期间胡宗南与他们在南京的交游时，写道：

胡先生爱大自然。我们几个朋友，喜欢于课余上钦天山，登北极阁，遥望扬子江头的落照，有雄毅的意境。时或于月夜上鸡鸣寺，便在台城散步，钟山是恬静的，玄武湖泛起银色的波光，偶闻桨声，悠然而动古国之思，遇星期休沐，从鼓楼岗骑驴，过随园故址，游清凉山、乌龙潭，出水西门，游石头城故址。又往莫愁湖，至上胜河（明代称上关），看扬子江。诵李白之诗：“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鹭洲”。兴尽而归。少年时的同窗，永远是愉快而甜蜜的回忆。张其昀：《追念胡宗南先生》，刊《宗南先生纪念集》，台北出版。

1921年，民国十年，胡宗南虚龄26岁。暑假期间，他再次出外游览考察。这次他是一个人独自北上幽燕之地，到达天津、塘沽、山海关一带，游览考察山川形势与国事民情。

津、沽、榆一带是我国北方边关所在，东临渤海，北接塞外，形势险峻，自古就是兵家必争的战场，中国历史上多次重大的战争都在这里展开，近代外国列强也多次从这里打进北京。胡宗南亲临其地，考察地理，印证史实，尤其关心与思考这些历史事件在军事上的成败得失。

胡宗南在津、榆一带见到许多日本浪人成批地来往于长城内外，络绎不绝，为所欲为，十分忧虑。他本想进一步出山海关到东北与内蒙古一带考察，因路费被窃而作罢。胡宗南回到孝丰小学校后，对同事们谈他这次去北方的旅游观感，说：“十年以后，日本将是中国之大患。我国的东三省将首先遭到日本的侵略与祸害。”同事们问他何出此言，他谈了在津、沽、榆的所见所闻，说：“往来津榆路者多日本浪人。这些日本浪人其实都是日本的军人与间谍。这些人是侵略中国的急先锋。”《胡上将宗南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12页。言罢叹息不已。年轻的胡宗南表现出深深的忧国情怀与敏锐的军事眼光。

胡宗南连续数年利用学校假期到各地游览，考察山川地理与国事民情，思索着中国的历史与现状。他有着越来越大的志向，小小的孝丰已拴不住他了。

胡宗南在孝丰任教期间，还迫于父命娶妻。但胡宗南不喜此人，夫妻关系不洽。胡宗南的这位元配妻子不久就病故了。自此，胡宗南长期独身达二十年之久。

1923年12月底，胡宗南在孝丰听到一位从上海回来的同乡带来的消息：中国国民党与孙中山在广州的政府将创办一所陆军军官学校，已派人到上海秘密招生。胡宗南听了大喜，立即前往投考。

胡宗南离乡投军、投笔从戎这一事，有几种说法：

一是胡宗南的友人裘珍所说：胡宗南“当时任小学教师，生活并不宽裕，因而兼营毛竹生意，……生意蚀了本，债主催索，使宗南无法在乡安居，乃投笔从戎，考入黄埔第一期习军事。”裘珍：《忆说胡宗南》，(台北)《中外杂志》第18卷第6期，第78页。

二是胡宗南的部将张新所说：胡宗南“年轻时，当过小学教员，因为赌博，负债累累。后得在上海开毛竹行的孝丰同乡章云的资助，到广东投考黄埔军校”。张新：《胡宗南其人》，刊《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1页。

三是孟丙南所说：胡宗南“和王微争夺小学校长位置，结果因王是孝丰本地人，他系过江人（即钱塘江以东的客籍人），竞争失败，王微当了小学校长。胡不甘心屈居王下，负气出走……这时正值黄埔军校第一期招生。胡在失意中忽萌投笔从戎之念，乃由章云赠他路费，到广东投考”。孟丙南：《“西北王”胡宗南》，(北京)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第115～116页。

四是张其昀所说：胡宗南“壮岁游学金陵，仰高山而怀先烈，过城垣而思故国，先忧后乐之志遏能自已？乃间关入粤献身革命洪炉……”张其昀：《〈宗南文存〉序》，台北出版。

不管怎么说，在1923年年底，28岁的胡宗南决心走出故乡的土地，投身到中国军事舞台上。他来到上海，找到设在法租界环龙路国民党办事处的黄埔军校招生点。负责招考浙江省区学员的是陈果夫与阚怀珍。陈果夫是湖州人，是胡宗南在吴兴中学校读书时兵式体操教师陈其采的侄儿；阚怀珍则是胡宗南的孝丰小同乡。胡宗南认真地阅读了黄埔军校的《招生简章》，只见上面写着：

一、本校为养成革命军干部军官，完成国民革命起见，特招第一期入伍生，施以军事预备教育。

二、入伍生期限六个月。

……

四、投考者之资格如下：

A年龄十八岁以上，二十五岁以内。

B学历旧制中学毕业及与中学相当之学校毕业。

C身体……

思想……

以下是入学考试科目、录取后之手续与待遇等项。广东革命博物馆编：《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25页。

胡宗南感到自己年龄虽比规定大了三岁，但想来是可以通融的；至于考试各科目与其他要求，当不致有困难。他满怀信心地报了名。几天后就在环龙路1号参加入学初试。初试分为笔试与口试。笔试考作文、政治、数学等，要求不高；口试则询问各种常识，多属空文，也比较容易。胡宗南在众多考生中算是文化水准较高者，考试从容，轻易获得通过。

1924年1月底，胡宗南接到了军校复试通知书及按规定发给的去广州的路费。2月5日是农历春节。春节一过，胡宗南就离别家乡，来到上海。2月底的一天，他与一同报考军校的友人凌光亚一道，登上日本客轮嵩山丸号，从上海前往广州。轮船刚刚离开码头不久，一艘小舢板追上来，两位青年从舢板上爬上嵩山丸舷梯，胡宗南在甲板上伸手将他们拉上海轮。此两人也是去广州参加黄埔军校复试的，一位名叫贺衷寒（1901—1972），一位名叫蒋伏生。戈士德：《胡宗南与戴笠》，刊(台北)《中外杂志》第31卷第3期，第19页。他们后来都成为胡宗南的黄埔一期同学与好友，并与胡宗南一样成为国民政府军的著名将领。

嵩山丸号海轮从黄浦江驶向大海，汽笛长鸣，劈波斩浪。当时正是早春时节，春风还没有染绿长江南岸。可胡宗南内心里却是春风得意马蹄疾，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1924年3月初，胡宗南踏上了广州的土地。这座南国都市是中国国民党中央与大元帅府的所在地，是正在蓬勃兴起的大革命运动的中心，到处是一片热气腾腾的革命景象。

29岁的黄埔军校一期生

当时从山西来报考黄埔一期的学生、后来成为著名的共产党军事领导人的徐向前回忆说：“这里，革命气氛甚浓，同太原、上海迥若两个世界。大街小巷里的革命标语，琳琅满目。《广州国民报》天天刊登革命活动的消息，积极宣传三民主义。孙中山大元帅的名声很大，人们都对他十分尊敬，仰慕不止。”徐向前：《历史的回顾》，(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25页。

1924年3月27日，胡宗南到广州文明路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参加军校入学考试的复试。参加复试的考生很多，有1200多人。先是体格检查。胡宗南因“身材矮小，体格检查时即被淘汰；幸遇当时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先生，听他说话激昂，有一定文化程度，就手谕准其参加考试。”孟丙南：《“西北王”胡宗南》，(北京)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第116页接着进行了连续三天的笔试，考国文，数习等。4月28日军校发榜，录取正取生350名，备取生120名。胡宗南与友人贺衷寒、蒋伏生都被录取为正取生。其他录取的考生中，有许多人与胡宗南一样，后来成为国民政府军中蒋介石嫡系黄埔系的将领，如黄杰、关麟征、宋希濂、桂永清、曾扩情、李延年等；还有一些人后来成为中共方面的高级将领，如徐向前、陈赓、周士第及宣侠父等。其中徐向前、陈赓等还多次成为胡宗南军事上的对手。

1924年5月5日，军校正取生先行入学。上午9时左右，胡宗南与同学们来到广州南堤码头集合，由几位领队的官长清点人数后，即分登数艘民船，由小火轮拖着，驶向珠江下游入海处的黄埔岛。陆军军官学校就建在那座岛上，因而被称为黄埔军校。

黄埔陆军军官学校，胡宗南成为该校的第一期学员。

黄埔军校的校舍是利用原广东陆军小学的旧址。房屋大部分是一楼一底。胡宗南见到学校大门口写着一副对联：“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横批：“革命者来。”校内到处都张贴着革命的标语。学生集体住宿，寝室大的住二三十人，小的住七八人，睡的都是木制双层床。

胡宗南与同学们被军校分编为三个队，即第一、二、三队。5月10日备取生120名入校，被编为第四队。每一队下又分为几个区队。总计学生约460多名，总称为学生总队，总队长为邓演达，副总队长为严重。胡宗南被分在第二队第四区队，第二队长为茅延桢，第四区队长为曹石泉。广东革命博物馆编：《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3～95页。军校的各级干部由国共两党人士分别担任。军校总理由孙中山兼任，校长为蒋介石，校党代表为廖仲恺。

胡宗南与同学们穿上新发的军装，开始了军校的紧张生活。在第一个月，是接受入伍生教育，基本上都是操练，学会作为一名军人的基本动作。5月25日，他们领到了学校发给的步枪。在这期间，胡宗南与同学们由党代表廖仲恺等人介绍，集体加入了中国国民党。

1924年6月16日，孙中山在黄埔军校的开学典礼上发表重要讲话。

经过一个多月的入伍生训练后，1924年6月16日，军校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孙中山等党政军领导人参加典礼。孙中山向全校师生发表了重要讲话。孙中山讲了革命的历史，讲了全国的形势，尤其重点强调了建立黄埔军校与革命军的重要意义。他说：“……要用这五百人做基础，造成我理想上的革命军。有了这种理想上的革命军，我们的革命便可以大告成功，中国便可以挽救，四万万人便不致灭亡。所以革命事业，就是救国救民。我一生革命，便是担负这种责任。诸君都到这个学校内来求学，我要求诸君，便从今天起，共同担负这种责任。……”孙中山：《在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的演说》，载《孙中山全集》第10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98页。孙中山的讲话给胡宗南留下深刻的印象。

孙中山在这天还为黄埔军校题写了训词：

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

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

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后来，这训词被谱为中国国民党党歌。

开学典礼以后，胡宗南与一期同学一道，开始了正式的军官学生教育。本应是三年为一期的教学培训计划，缩短在六个月以内完成，因而军校的教与学都是分外的紧张而又严格。

军校的军事教育，采用了当时苏联最新的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受苏联军事顾问指导，课程分为学科与术科两大类：学科教以步兵操典、射击教范、战术学、兵器学、交通学、筑城学、军制学等；术科教以制式教练、战斗教练、实弹射击以及行军、宿营和战斗联络等。胡宗南的黄埔一期同学徐向前回忆说：“黄埔的军事课主要是讲典范论和四大教程。如《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野外勤务》以及《战术学》《兵器学》《筑城学》《地形学》，另外，还设有《军制学》《交通学》《实地测图》。总之，从单兵动作到排、连、营在行军、宿营、战斗中的联络和协同，都依次循序实施。教官主要是两部分，一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出来的，这是少数；二是保定军官学校出来的，这是多数。有时，苏联顾问也给学生讲课和示范。”徐向前：《历史的回顾》，(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29页。

军校的政治教育，则以上政治课为主，课程包括三民主义、社会进化史、各国革命史、社会主义、工农运动、苏联研究等，多达26门，并辅之以政治训练与讨论、刊物宣传与文艺宣传等。徐向前回忆说：“这类书籍，在书亭上摆着，可以随便买。校刊《黄埔潮》《黄埔月刊》上的文章，也反映各种不同的政治见解。”同上书，第28～29页。

为了贯彻孙中山“知行合一”的教学原则，军校在教育中还举行频繁的实战演习，并带领学生投入实际的革命活动中。

蒋介石成为黄埔军校的校长

在黄埔军校中影响最大的无疑是校长蒋介石。他在军校提出了一个“严”字的教育方针。他说：“军事学校的训练一定要严格，而本校是党团与军队二重的训练加在一起，是更不能不严肃果决了。我们一定要明白军事学校，不是那旁的学校优柔的、放纵的、文弱的、自由的教育，可以训练得出钢筋铁骨、恶战苦斗、严守纪律的军人的。”蒋介石认为“严”的具体表现就是军纪。他将军纪解释为，一是纪律，二是纪纲，“就是前人所说的三纲五常，一定要长幼有别，上下有序，阶级次第分得明明白白，这就叫纪纲。至于纪律呢？就是用法律来维持他的秩序，保持他的系统。”《黄埔训练集》，1927年版，第127、101页。蒋介石的这些思想十分符合胡宗南的想法，给他的影响极深。胡宗南后来一生对蒋介石始终保持封建纲常所要求的忠顺与服从，当与他所受蒋介石的这些思想影响有关。

蒋介石还给黄埔军校具体规定了维持与整肃军纪的方法：

一要清洁；二要有秩序；三要有条理；四要精密（不论事之巨细，均需精密审慎）；五要慎言（戒谎言欺人）；六要诚实（戒虚浮）；七要亲爱（和衷共济）；八要肃静。同上书，第111页。

这八条方法对胡宗南以后的一生军旅生涯有很大的影响。

在严格的军政训练的同时，黄埔军校要求全体学员平日的生活也实行军事化，要求动作迅速、紧张而严格，连吃饭与上厕所都要受时间的限制。据黄埔一期同学徐向前回忆说：

训练和一日生活很严格、紧张。天不亮就起床，穿衣服，打绑腿，紧急集合三分钟；出操回来赶紧跑厕所；吃饭限定十分钟，得狼吞虎咽；接着是上课，课后又出操；晚上是自习。操场紧靠珠江口，涨潮时操场里的水都漫过了脚，照样要出操。学生不准抽烟，我们吸烟的人只得偷着吸。一名学生发十个毫子，因为不准出黄埔岛，这点钱都花不完。徐向前：《历史的回顾》，(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29页。

黄埔军校的军事教官刘峙后来回忆第一期学员的学习与生活时，这样写道：

学生入校后生活，非常严肃、活泼、紧张，从早上5点钟起床，到晚间9点半熄灯，没有片刻时间是虚度的。在当时军阀横行的中国环境中，别处哪里可找到这样有力量的军事学校。校中的一切都充满了革命的朝气，什么人也不敢偷懒，更不敢自私。刘峙：《我的回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870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26页。

29岁的胡宗南由一名普通小学教师转变为一名现代军人。

经过约六个月这样严格而紧张的军政训练，29岁的胡宗南由一名普通小学教师转变为一名现代军人。

1924年10月14日，胡宗南与军校一期同学一道，由蒋介石指挥，进入广州城，参加了镇压商团叛乱的战斗。这是他第一次走上战场。经过几个日夜的战斗，黄埔学生军首战告捷，平息叛乱，树立起声威。胡宗南也得到了第一次实战锻炼。

平定商团叛乱后，胡宗南与第一期同学学习临近结束，于10月19日被分发到部队中任见习官。11月8日，见习期满，胡宗南与同学们回到军校参加战术演习试验。这是军校对一期学员的军事知识与军事指挥技能进行毕业考试。由校长蒋介石与党代表廖仲恺发布命令，由军事总教官何应钦任指挥，所有军事教官一律参加。考试进行二十多天，到11月29日完毕，宣布考试成绩，及格者456人，胡宗南名列其中。

1924年11月19日，胡宗南与军校一期同学迎来了一批新学友——在广州的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的学生合并到黄埔军校来，计有学生146人。因这些学生所受教育与训练大体与黄埔一期学生相等，故黄埔军校将他们编为一期第六队。这批学生90％为湖南人，有许多人后来成为民国史上的著名将领，如陈明仁、李默庵、刘嘉树、萧赞育及左权等，其中有些人后来成为胡宗南的部将与胡宗南军事集团的重要成员，如李铁军、丁德隆、刘戡、李文、袁朴等。

东征中崭露头角的机枪连排长 1

1924年11月30日，胡宗南与第一期第一、二、三、四队学员正式从黄埔军校毕业。只有第六队直到1925年1月底东征前才毕业。胡宗南被分发到刚建立的军校教导一团第三营第八连任少尉见习。

这时，中国政局发生重大变化。从1924年9月开始，中国北方爆发第二次直奉战争。10月24日，直系部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曹锟政府，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孙中山决定停止北伐，于11月中旬离广州北上，并在11月13日途经黄埔时再次视察军校。

胡宗南被分发任职的黄埔军校教导一团，是国民党遵照孙中山指示建立的第一支“党军”。

过去，孙中山搞了几十年革命，却没有一支自己党的武装力量，依靠的是各种军阀的军队，常常被各种军阀背信弃义与抛弃。因此，孙中山决定建立国民党自己的武装力量，在创办黄埔军校的同时，就指示要以军校学生为骨干，组建由中国国民党直接掌握与指挥的革命军——“党军”。根据孙中山的指示，黄埔军校于1924年9、10月间，在广东、上海、江苏、浙江、湖南等地招考军校教导团的学兵，选拔18岁至24岁的身体强壮、通晓文理的有志青年，组成教导团，授以军士及准尉所必需的军事知识，培养军队基层干部。

就在黄埔军校一期生毕业之时，1924年11月20日，军校教导团正式成立，以何应钦为团长，王登云为团党代表，下辖三个营，第一营营长沈应时，后为蒋鼎文，第二营营长刘峙，党代表茅延桢，第三营营长王俊，党代表蔡光举。

1924年12月3日，军校教导第二团又成立，原教导团改称教导第一团。教导第二团以王柏龄为团长，张静愚为团党代表，下辖三个营，一营营长顾祝同，党代表胡公冕，二营营长林鼎祺，党代表季方，三营营长金佛庄，党代表郑洞国。

军校教导团编制为三三制，每团辖三个营，每营辖三个连，每连辖三个排。每排有26名至30名战斗兵。另团部直辖有特务队、侦察队、机关枪连、辎重队、通信队、卫生队等。

军校教导团的团、营级主官由黄埔军校的教官担任；连、排级军官则都由军校第一期毕业生担任。

何应钦是胡宗南所在军校教导一团团长

胡宗南所在的军校教导一团团长是何应钦，第三营营长是王俊。不久，胡宗南被调到团部直辖的机关枪连任中尉排长兼代班职，即以排长职务直接指挥机枪作战。机关枪连共有机关枪六挺，每排两挺。当时，机关枪在广东各部队中是新式武器，威力强大。据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与团党代表的包惠僧说：“当时在广东作战主要的是步兵，兵器主要的是步枪。当时敌人没有炮，我们的炮也很少……作战中威力最大的武器是机关枪，其次是驳壳枪。敌人方面连机关枪、驳壳枪都很少，每逢一次战斗，只要我们的机关枪一开火，敌兵就望风奔逃。”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6页。

胡宗南到教导第一团任职不久，就奉命随军东征，讨伐陈炯明叛军，收复粤东。

自1923年春陈炯明叛军被赶出广州后，就一直盘踞粤东东江流域的惠州、潮汕与梅县一带，多次向广州反扑，成为广东革命政府最大的威胁。1925年1月，根据孙中山的指示，广东革命政府决定东征，将所辖的许崇智的建国粤军、杨希闵的建国滇军、刘震寰的建国桂军、谭延闿的建国湘军以及黄埔军校的两个教导团与学生军（由黄埔军校第二期学生组成），合组成“东征联军”，任命杨希闵为“东征联军”的总司令。

1925年1月30日，“东征联军”总司令部召开会议，决定先发制敌，分三路进攻东江地区：以杨希闵率领建国滇军约3万人为左路，从北面东进，进攻增城、博罗、河源、老隆（今龙川）、兴宁与梅县一线；刘震寰率领建国桂军约6千人为中路，进攻惠州城，并策应左右两翼；而以许崇智的建国粤军，约1万人，与黄埔军校的两个教导团及学生军，约3千人，为右路，从南面沿着海边东进，经广九路，向东莞、石龙、平湖、深圳、淡水（今惠阳）、平山（今惠东）、海丰、陆丰与潮汕攻击前进。

胡宗南所在之教导第一团隶属东征右路军。

1925年2月1日，东征右路军的许崇智建国粤军从广州燕塘出发，沿广九铁路向石龙前进。在同一日，黄埔军校的两个教导团及学生军从黄埔岛出发，水陆并进，向虎门、东莞集结。

胡宗南所在之教导一团，在团长何应钦率领下，从黄埔岛乘船到达沙角。

2月4日，东征右路军首战告捷，攻占东莞、石龙。接着，以凌厉攻势，迅速占领常平、平湖、深圳，完全控制了广九铁路。

年轻的胡宗南与同学战友们第一次投入较大规模的实战，在革命思想的鼓舞下，士气旺盛，斗志昂扬，使用苏式武器——步枪上有刺刀与苏制机枪、野炮等，战斗力强，而且军纪严明，对百姓秋毫无犯，得到群众的拥护与支持。刚进入而立之龄的胡宗南在东征途中曾写信给同学好友贺衷寒，抒发他决心献身革命杀敌立功的壮志豪情。其中有这样的话：

国危民困，至今而极，既不能救，深以为耻，献身革命，所为何事？此次出发，但愿战死。《胡上将宗南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15页。

1925年2月15日，胡宗南随军校教导一团担任进攻淡水（今惠阳）的主力。淡水城虽小，但城墙高厚，城壕深宽，叛军熊略部约4000人据城固守。教导一团官兵不顾生死，最先攻入城东南门，配合友军占领该城。接着又打退叛军洪兆麟部的猛烈反扑。东征右路军乘胜前进，于2月21日占领平山（今惠东），2月27日占领陈炯明的家乡海丰城，3月上旬占领普宁、揭阳、潮安与汕头，平定潮汕地区

。

但在这时，由于担任东征军北面左路与中路的滇、桂军观望不前，使得进入潮、汕的南面右路军成了孤军深入。盘踞兴宁、梅县一带的叛军林虎部趁机大举南下，以优势兵力赶来增援，从紫金、五华包抄过来，抄袭右路军的后路，企图与洪兆麟、叶举残部配合，前后夹击，一举歼灭右路军于揭阳、潮汕地区。林虎于清末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久经战阵，是陈炯明手下第一大将，所部军队实力雄厚，是叛军中最精锐的部队。他听说黄埔学生军英勇善战，不以为然地笑说：“何物学生军，不过小孩子胡闹把戏而已。你们看我把他们杀得片甲不留。”《商报》1925年3月28日。

1925年3月上旬，蒋介石指挥东征军右路军，以一部防守潮汕，而以黄埔军校的两个教导团与学生军，以及粤军许济旅，从揭阳、普宁回师，迎击林虎军。

1925年3月10日，林虎军进至河婆（今揭西）。3月11日，蒋介石令军校教导一团担任正面防守，以军校教导二团担任左翼，粤军许济旅担任右翼，从两侧迂回到敌后袭击，前后夹攻敌军。蒋介石期以正面突破与迂回袭击的战术打败强悍的林虎军。

在3月13日晨，胡宗南所在之教导第一团在普宁以西的棉湖首先与林虎军接触。著名的棉湖之战打响。

教导一团担任正面防守。由于左、右两翼的教导二团与粤军许济未能如期赶到投入战斗，使教导一团孤军奋战，以十二个连约1000多人抗击林虎部约1万多人的猛烈进攻。众寡悬殊，形势危急，战斗极其激烈。战场从南到北，变换十几处，连贯七八里。林虎部一度利用战线裂隙，冲到教导一团团部附近。团长何应钦亲自率领卫队反击。蒋介石与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指挥炮兵发炮支援。教导一团官兵奋不顾身，端着上有刺刀的步枪冲锋肉搏，终将敌军打退。在激战中，教导一团官兵伤亡达二分之一以上，全团九个步兵连长，六人阵亡，三人负伤，副连长、排长伤亡更多。

担任机枪连排长的胡宗南冒着枪林弹雨，指挥两挺机枪，向敌军猛烈扫射，有力地掩护了第一团官兵作战。何应钦后来说：“棉湖之役余率第一团与敌苦战，宗南弟以机枪连排长，掩护本团作战有功，自是即崭露头角，深为领袖（指蒋介石）所器重。”何应钦：《胡宗南上将年谱序》，刊《胡上将宗南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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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湖大战激战竟日。至该日下午，东征军左、右两翼的援军赶到，与教导一团配合，将林虎军全线击溃，击毙敌旅长张化如，俘敌团长黄济中，歼敌2000余人，缴枪1600多支。敌军残部仓皇向五华、兴宁败退。

棉湖之战是第一次东征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也是胡宗南一生军事生涯的一个重要起点。战后，他因战功被提升为机枪连上尉副连长，而且开始受到蒋介石的注意与赏识。

就在此时，从北京传来噩耗：孙中山在1925年3月12日去世。这给东征军官兵更大的激励，决心为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想而奋斗，而献身。

胡宗南随教导一团，不顾连续作战的极度疲劳，于3月17日下午取捷径，强行军120余里，于3月18日晨赶到五华城下，用计赚开城门，突袭占领了五华。然后配合教导二团等部，攻取了林虎巢穴兴宁城。到4月初，潮、梅地区遂全部为东征军占领。第一次东征胜利结束。

1925年4月13日，胡宗南所在之教导第一团与教导第二团，由国民党中央决定，合组为党军第一旅，由何应钦任旅长。5月底，党军第一旅从潮汕回师广州，在6月初，参与镇压杨希闵滇军、刘震寰桂军的叛乱。

1925年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并对所辖军队整编，将各军统一整编为“国民革命军”。8月底，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议决，先成立“国民革命军”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共五个军。其中，以党军第一旅与粤军一部合编为第一军，以蒋介石兼任军长，何应钦任副军长。9月8日，蒋介石宣誓就任第一军军长职。第一军下辖三师九团，分别由何应钦、王懋功、谭署卿担任第一、二、三师的师长。

在这次军队整编中，胡宗南调升为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第二营少校副营长。当时第二团团长为沈应时，党代表金佛庄。

当第一次东征的革命军各部从潮汕、梅县地区与东江流域回师广州平叛与重新编组时，陈炯明叛军卷土重来，在1925年9月间重新占领了潮、梅各地与东江流域，逼使革命军退至平山（今惠东）、淡水（惠阳）一线。9月16日，陈炯明由上海到达香港，筹划进犯广州。他指定刘志陆为总指挥，李易标为前敌总指挥，谢文柄、王定华、林烈为左、中、右路指挥，约同广州南路的邓本殷部一致行动，分头并进，企图一举攻占广州。

广州国民政府再度遭到严重威胁，决定举行第二次东征，任命蒋介石为东征军总司令，汪精卫为党代表，周恩来为政治部主任，下辖三个纵队：第一纵队以第一军为主力，何应钦为纵队长，兵力约15万人，任中路；第二纵队以第四军为主力，李济深为纵队长，兵力约12万人，任右路；第三纵队以援鄂军为主力，程潜为纵队长，兵力约6000人，任左路。1925年10月1日，东征军各路相继出发。第二次东征开始。

1925年10月11日，胡宗南所在的第一纵队，在何应钦纵队长的指挥下，向素称“南方第一坚城”的军事要地惠州发起进攻。经过两天的激烈战斗，于1925年10月13日攻克，为第二次东征打开了胜利的大门。

1925年10月17日，胡宗南所在的第一师由纵队长兼第一师师长何应钦亲自率领，从惠州出发，经永明、白云市，20日到达赤石。这时叛军洪兆麟部约2000人在梅陇西的东部岭、宋公岭、羊蹄岭一带布防。10月22日，胡宗南率第二营攻占羊蹄岭。友军攻占其他山岭高地。各部乘胜前进，占领梅陇、海丰。

东征军奖励作战有功人员。胡宗南以战功升任第一师第一团第二营营长。此时的第一团团长是刘峙。

第一师占领海丰后，何应钦令第三团留守海丰，亲率第一、第二两个团向公平攻击前进，于10月23日占领公平；在10月26日打退叛军的偷袭后，占领陆丰、河田、河婆（今揭西）。就在这时，得知蒋介石总指挥亲率的第三师在华阳与叛军林虎部作战中受挫，形势危急，第一师急欲策应，未及行动，叛军林虎部在华阳得手后，已乘胜南下，协同退守棉湖一带的叛军洪兆麟部，分三路围攻第一师。10月29日，第一师经激战，击退林虎叛军。10月30日，何应钦令胡宗南所在的第一团留守河婆（今揭西），他与东征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一道，率领第二、第三两团，向罗径坝追击，配合友军，在罗径坝、双头一带，全歼逃敌。

就在何应钦与周恩来率领第一师主力追击敌军后，1925年11月1日，留守河婆（今揭西）的第一团刘峙部遭到叛军洪兆麟部约四五千人的突然袭击。叛军企图截断东征军的后路，来势凶猛。胡宗南奉命率所部第二营固守主阵地，阻挡洪军进攻，战况十分激烈。

胡宗南在指挥作战中，观察战场形势，认识到要压倒敌军，必须要控制住河婆最高山峰——横峰。但这制高点在洪兆麟部对河婆偷袭一开始即被其占领，并在山上配备了强有力的火力点，对东征军威胁极大。胡宗南当机立断，令所部第六连连长李铁军率该连冲上山顶，夺取阵地。当李铁军率第六连向横峰山顶冲锋时，胡宗南以身作则，身先士卒，冒着枪林弹雨，带头冲锋。士兵们受到鼓舞，争先恐后，前赴后继，在呐喊声中迅速冲上山顶，一举将敌军击溃。胡宗南的第二营占领制高点后，控制了战场，再发起反冲锋，将再度进攻的叛军击退。战场的形势迅速扭转。《胡上将宗南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16页。

在这同时，第一团其他部队在团长刘峙指挥下，用机枪猛烈扫射，并用炮轰击敌预备队。洪兆麟被打伤大腿，部属死伤惨重，分途溃退。至此，叛军主力洪兆麟部一蹶不振，丧失了战斗能力。《何应钦、周恩来电告战情》，刊《广州共和报》1925年11月12日。史称“河婆大捷”。

在第一团取得河婆大捷的同时，何应钦与周恩来率第一师的第二、第三两个团，在华阳也取得大胜。经此两战，“逆敌势潜，潮梅一带，肃清可期”。《国民政府令》，1925年11月4日。这次战役的胜利，对第二次东征的最后胜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1925年11月1日，东征军各部开始向叛军发动猛烈进攻，进展顺利。11月1日晚，胡宗南所在的第一师在取得关键性的“河婆大捷”后，即向鲤湖进发，2日进占普宁，3日进占揭阳，4日即占领潮、汕。与此同时，东征军其他各部分别占领五华、兴宁、梅县、紫金、铙平等地。到11月中旬，东路军三路入闽，追歼残敌。第二次东征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当时与胡宗南一道参加东征的黄埔一期生徐向前回忆这段东征史事时，说：

黄埔的学生可以说是人人奋战，个个争先，又大显军威。当时，同学中有一个口号：“不要钱，不要命，爱国家，爱百姓。”每天高唱着校歌：“以血洒花，以校为家，卧薪尝胆，努力建设中华。”战场上，不少学生英勇献身。……所以说，黄埔军校学生是在学习中斗争，在斗争中学习，“知行合一”，而不是关起门来死读书，读死书。正如当时一些人说的，第一期黄埔生五百人，多是热血青年，是从艰难和困苦中奋斗出来的。这些学生和学校中的教导团，是东征作战和国民革命军的建军基干。没有黄埔的力量，就没有东征的胜利，没有国民革命军。徐向前：《历史的回顾》，(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31～32页。

接着，广州国民政府向广东南路邓本殷的叛军发起南征，也迅速取得胜利，于1926年2月中旬肃清海南岛。广州国民政府控制了全广东。在这同时，在广州国民政府的领导下，广东与广西实现了统一。两广根据地的确立，为即将到来的北伐与大革命的高潮奠定了基础。

胡宗南在东征中的卓越表现，使他在黄埔生中崭露头角，赢得很大声誉。当时在黄埔军校，对一期毕业生的评价，流传这样一句话：“文有贺衷寒，武有胡宗南，能文能武李默庵”。可见对胡宗南军事指挥才干的评价与期许之高。

在左右派的斗争中向右转

在黄埔军校不断发展与东征胜利过程中，在广州革命阵营内部，国共两党、左派与右派的矛盾与斗争也愈来愈激烈与公开。这种情况在孙中山于1925年3月12日逝世后更为明显。胡宗南由于他的个人因素及其所接触环境的影响，逐步向右转，最终站到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一方。

黄埔军校是在国共合作与苏联援助的大革命形势下建立的。但胡宗南作为一期生初进黄埔军校时，军校的组织编制都是学习与模仿苏联红军的建军建校榜样：以孙中山亲任军校的总理，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校党代表。廖仲恺是当时公认的国民党左派，主张联俄容共最力；蒋介石则被人们视为中派。在军校校本部之下，分设六个部与学生总队，其主官都由国共两党派员参加担任。其中，教授部以王柏龄为主任，叶剑英为副主任；训练部以李济深为主任，邓演达为副主任；戴季陶政治部先后以戴季陶、邵元冲、周恩来、邵力子等为主任，张菘年、邹冲辉、鲁易等人为副主任；管理部以林震雄为主任；军需部以周俊彦为主任；军医部以宋荣昌为主任。以后，军校又增设教育长，先后由胡谦、王柏龄担任；参谋处，处长由钱大钧担任；军法处，处长由周恩来兼。军校的军事总教官为何应钦，军事教官有顾祝同、钱大钧、陈继承、沈应时、严重、王俊、刘峙、陈诚等人；政治教官有胡汉民、恽代英、萧楚女、张秋人、安体诚等人。

胡宗南进入黄埔军校后，接触到军校中国共两党的许多重要人士。他对他们都很尊重。但无疑，给胡宗南影响最大的，是担任军校校长与党军最高指挥官的蒋介石。

胡宗南了解到，蒋介石是浙江奉化人，是胡宗南的小同乡。蒋介石生于1887年，只比胡宗南年长九岁，却有着胡宗南无法比拟、令胡宗南十分仰慕的革命经历：蒋介石青年时考入著名的保定军校，后又入日本士官学校受预备教育三年，还曾到日本北海道日军的联队中进行军事见习近一年，发表过多篇军事著作。更为难得的是，蒋介石在日本求学期间，秘密加入同盟会，成为革命党人，追随孙中山，是浙江著名的革命党首领陈其美的忠实助手。当辛亥革命爆发时，他毅然放弃即将到手的日本士官学校学位，回国参加革命，先后在上海、杭州担任敢死队队长，为革命出生入死。以后他又历经二次革命、护国、护法诸大战役，成为国民党内少有的军事人才。1922年6月26日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叛乱，蒋介石冒险赶到广州永丰舰上，陪伴孙中山抗击叛军。1923年他奉孙中山之命，率团赴苏联考察，回国后就领导筹建了黄埔军校。

胡宗南进入黄埔军校前，就听人说过蒋介石这位浙江同乡中的革命军前辈。他入黄埔军校后，就与蒋介石有了经常的接触。胡宗南看到，蒋介石身材偏高，表情严肃，颇有军人风度，平时生活俭朴简单，不喝酒，不抽烟，甚至也不喝茶，只喝白开水，没有当时高级将领军官的许多普遍的恶习，给人焕然一新的感觉。

蒋介石在黄埔军校中工作积极认真，大有励精图治之概。每天天未亮，军校起床号吹响之前，他就到军校大操场上巡视，对不按时起身的师生大加训斥，毫不留情。每天午餐、晚餐，他都亲临食堂，与师生共同就餐。他时常阅览一本日文版的《拿破仑传》与曾国藩等人的著作。他对苏联顾问们制订的军事训练与政治教育计划都积极推行。胡宗南看到，在蒋介石校长办公室门口，挂着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写的一副对联：“登高望远海，立马定中原”，既是国民党众多要人对蒋介石的期望，也是蒋介石本人的远大眼光与政治抱负。在指挥东征作战与平定商团叛乱、平定刘、杨叛乱中，蒋介石计划周密，指挥果断，作战勇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革命成果。所有这一切，都给胡宗南等年轻学生们很大的激励，使他们对蒋介石产生了高度的钦佩与敬仰之情感。在胡宗南的心目中，蒋介石不仅是他的浙江同乡，是他的直接领导，而且有着追随孙中山革命多年的光荣历史，有创建黄埔军校与国民党党军的巨大功劳，有坚毅果敢的领袖性格与军政指挥才能。胡为他得到蒋介石的赏识、器重与迅速提拔而兴奋与感激。胡早年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接受的封建忠君思想，这时在他脑子里活跃起来了。他感到自己找到了一位“明主”，找到了一位值得他尽忠的领袖，越来越紧地将自己的命运与蒋介石联系在一起。

而蒋介石在这时为了建立革命武装与发展个人势力，着力笼络与努力培养忠于他的军事人才，对黄埔军校的学生尤加重视。胡宗南与黄埔一期生在1924年5月入学后，“在预备教育期间，校长对学员训话达十次之多，其内容关于教育方针及一般精神训话。”刘峙：《黄埔军校与国民革命军》，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817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11页。蒋介石还定期抽出时间，单独召见学生谈话，询问学生的籍贯、家庭、年龄与经历，考察学生的身体、思想与才干，给予鼓励与抚慰。蒋介石几乎召见过所有的学生，与他们谈过话。胡宗南自然也在其中。蒋介石以校长之尊进行的召见与谈话，给每个学生以很大的影响。这些被召见与谈话过的学生都十分激动，都对蒋介石更加感激与崇敬。

当时在第一期第一队学习的徐向前说：

蒋介石这个人，有他的鬼名堂。黄埔军校开课以后，他每个星期到学校来，除训话外，要找十几个学生见面，谈上几句话。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和蒋介石单独见过面，谈过话，当然见面谈话的时间有多有少。他坐在办公室，要学生站在他的门外，一个个叫进去问话。……他边问边观察你，时而很注意听回答，时而又漫不经心，总是摆出有学问的派头。……因为学生多是刚刚走向社会的青年人，当然不可能懂蒋介石那一套笼络人心的手段。许多人对蒋介石亲自找去谈话，虽是一般的问几句，都觉得高兴和新奇。一些有见识的同学，说蒋介石有点装腔作势，但多数人对他还是满意的。蒋介石通过个别见面和谈话，认识了不少学生，拉拢了不少人。后来，蒋介石嫡系部队里的许多将领，都是黄埔生。徐向前：《历史的回顾》，(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32～33页。

而胡宗南以其浙江籍同乡身份，以其在同期学员中比较高的文化知识水准与比较成熟沉稳的性格，以及他在东征战役中的表现，也给蒋介石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除了蒋介石，胡宗南对黄埔军校中其他一些军政教官，如何应钦、王柏龄、王俊、刘峙、蒋鼎文等人，也十分尊重。他与贺衷寒、曾扩情等右派学生关系更是十分亲近。这其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胡宗南一生军旅生涯中的长官与同僚。

在这期间，胡宗南与其他许多国民党军政领导人，尤其是浙江籍的党国要人，也联系颇多。如张静江系湖州南浔人，是胡宗南的小同乡。“胡宗南以乡谊不时晋谒致敬。张与胡交谈中，以其吐属不似赳赳武夫之流，询悉身世，知为曾受师范教育的青年军人，甚加青睐”。张认为胡这位同乡为“浙省后起之秀，常于蒋总司令面前对胡游扬备至。胡个性沉潜持重，不激不随，而智识较高，生活谨严，亦为蒋校长所赏识。渐受特达之知，洎是不次拔擢。”雷啸岑：《“马五先生”笔下的胡宗南》，刊香港《大成》杂志创刊号（1973年12月1日出版）。

对陈果夫、陈立夫等，胡宗南也与他们建立了日益密切的关系。二陈兄弟也是浙江湖州人，不仅与胡宗南是小同乡，而且他们的叔叔陈其美是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革命党领导人与革命先烈，他们的另一位叔叔陈其采是胡宗南在湖州吴兴中学求学时的体操老师，关系十分密切。因此，胡宗南与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关系更深一层。

当然，胡宗南与黄埔军校中的一些共产党人也有接触，有的还与他们建立了十分密切的私交。

周恩来比胡宗南小两岁，胡宗南对于这位比自己年轻的教官与领导十分敬佩。

如著名的共产党人周恩来，在1924年秋到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在1924年11月又担任军校政治部主任，1925年10月第二次东征时任第一军少将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师党代表，后又升任第一军副党代表。周恩来生于1898年，比胡宗南还小两岁，曾留学日本与欧洲，学识丰富，胆识过人，态度平和，辩才无二。胡宗南对这位比自己年轻的教官与领导十分敬佩，二人的关系很好。胡宗南常去看望他。直到1926年3月20日发生中山舰事件，周恩来被迫离开第一军时，胡宗南还特地赶去为周恩来送行，深感可惜。

与胡宗南关系更为密切的另一位黄埔军校中的共产党人是胡公冕。此人是浙江永嘉人，1887年生，比胡宗南年长9岁，清末在孝丰当过哨官，早年曾参加过辛亥革命，思想激进，在1921年10月就参加了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不久奉派去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回国后正逢国共合作，被派去参加黄埔军校的筹建工作。

黄埔军校建立以后，他担任军校的卫兵司令，同时他又以跨党分子的身份活跃于军校的各项工作中。在东征中，他曾经先后担任过东征军的营、团党代表以及团长等职务。胡宗南与他既是浙江同乡，又是胡姓本家，在军校自是一见如故，从而建立了很好的私交，“传说他们是结拜兄弟，胡宗南叫他大哥。……他们关系特殊，彼此往来也十分的频繁。”张朋园、林泉、张俊宏访问，张俊宏记录，郭廷以、张朋园校阅：《王微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丛书（60），(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版，第144页。胡公冕对胡宗南在军队中的升迁出了很大的力。

但总的说来，除了周恩来、胡公冕等少数人，胡宗南与共产党人及左派人士的接触是比较少的，受他们的影响则更是微弱，根本不能与前述一些国民党要人对胡宗南的影响相比。

胡宗南的孝丰同乡与孝丰小学同事、后来一生成为胡的部属的王微在1967年接受台湾学者访谈时，评价了胡宗南一生的思想变化及其缺陷，说：“胡先生在中学时期还不可能吸收到革命思想，他的革命思想可能要到进黄埔以后才形成。尤其此后他颇能牢记并且恪遵三民主义及领袖训词，主义及领袖支配了他此后一生的思想。他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缺点，是连年军旅的生活使他不仅读书少而朋友少，思想和见识没有得到更多的增益。”张朋园、林泉、张俊宏访问，张俊宏记录，郭廷以、张朋园校阅：《王微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丛书（60），(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版，第143页。

胡宗南的思想、思维始终都停留在黄埔军校时期所接受的与形成的三民主义革命阶段，停留在蒋介石的“领袖训词”上，对时代的迅速变动，对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等重大原则问题上，几乎是毫无认识，而且还多数是抵触与抗拒的。这就决定了胡宗南在这个时期的政治倾向呈现日益右转的趋势。

在1924年底到1925年，黄埔学生与黄埔军人中先后成立了左倾的“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右倾的“孙文主义学会”，斗争越来越激烈。胡宗南最终选择了右派，在1925年12月底第二次东征胜利后，他在驻军潮、梅时，正式加入了孙文主义学会。

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爆发，国、共矛盾加剧，周恩来等共产党人被蒋介石迫令退出第一军与黄埔军校。黄埔生中的共产党员，由李默庵带头，宋希濂、郑洞国等36人宣布退出中共。从未加入中共的胡宗南更是远离了中共。

胡宗南从这时开始，将他一生的命运捆到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集团身上。

北伐军中的上校团长

1926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下令，国民革命军正式从广东出师北伐。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走向了高潮。北伐军总司令由蒋介石担任。

孙传芳当时，全国的政治形势十分复杂。奉系张作霖控制了北京中央政府与东北与华北广大地区；直系吴佩孚盘踞在湖北、湖南与河南地区；另一个直系军阀孙传芳则控制着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安徽、江西东南五省，自称“五省联军总司令”。除这三个实力最强的军阀集团外，还有一些小军阀盘踞各地，割据称王

。

北伐军最初的战略是对北方各军阀采取各个击破的方针，首先集中力量打击两湖的吴佩孚，而对孙传芳采守势。故当时北伐军中有“打倒吴佩孚，联络孙传芳，不理张作霖”的口号。因此，北伐开始后，先行派出第四军（由副军长陈可钰等指挥）与第七军（由军长李宗仁指挥），在1926年5、6月间进入湖南，协助第八军唐生智部，打败了依附吴佩孚的叶开鑫，于7月中旬占领长沙、与宁乡、湘阴、益阳、常德、浏阳等地，直逼湖北；与此同时，以第二军、第三军监视江西的孙传芳部；以第一军军长何应钦率该军第三师、第十四师等驻防潮、梅地区，监视福建的孙传芳部周荫人军。以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率部留守广州。

胡宗南所在的第一师与刘峙的第二师，由第一军副军长兼第一师师长王柏龄率领，与程潜的第六军及总部直辖炮兵团等，担任总预备队。

胡宗南在第一师第二团任二营营长。

1926年8月中旬，第一、二师进抵湖南株洲，由于军纪日堕，“一路经过的地方，随便占住民房……还有在路上赌钱的，及买东西不给钱的”，《蒋介石1926年8月15日在株洲检阅一、二师的训话》，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台北)中央图书馆复印中央文物供应社1987年版，第17册。蒋介石闻知大怒，连电严斥第一、二师王柏龄、王俊、刘峙等主官，并于8月10日“免除第一军团长三人职”同上。。第一师第二团团长倪弼被调离，团长职由该团二营营长胡宗南升充。第一师的第一团团长是孙元良，是胡宗南的黄埔一期同学；第三团团长是薛岳，是广东籍的著名战将。

胡宗南在北伐开始不久，就成为主力第一军中的上校团长。

1926年8月18日开始，北伐军发动第二期作战，以第四、七、八三个军担任正面主攻，经连日血战，攻入湖北，直逼武昌城下。

1926年8月底，胡宗南随第一师，担任预备队，开赴岳州待命。由于这时孙传芳军大举进入江西，威逼北伐军侧后，援助吴佩孚，第一师奉蒋介石电令，在9月初由岳州经长沙，星夜驰赴浏阳。于9月12日进入江西西北部，迎击孙传芳军，向铜鼓守敌进攻。

这是北伐军兵分三路攻入江西的北路军。另有南路军进攻赣南的赣州、吉安；中路军进攻由醴陵、萍乡、安源向宜春、高安进攻。

铜鼓守敌是孙传芳军的精锐第七混成旅杨震东部，兵力3000多人。9月13日，两军在甘田坳一带接触，展开激战。胡宗南率第二团担任正面主攻，因不熟悉地形，在丰田被敌主力包围，损失甚重，十分危急。胡宗南指挥所部顽强坚持。幸薛岳第三团迂回到敌后，攻入铜鼓城，同时分兵来援胡宗南团。胡宗南也重新部署部队，发动反攻，与薛岳团配合，击破敌军主力，占领铜鼓城。但是，“铜鼓一战，战虽胜，而一师精华失三之二”。《十月二十五日军事报告》，刊《中央政治通讯》第10期（1926年11月3日出版）。

1926年9月19日，第一师协同第六军，在北路军总指挥程潜指挥下，趁敌主力南下樟树、丰城，南昌空虚，兼程暗袭南昌成功。但孙传芳军迅速向南昌反扑。第一师奉命去攻击南昌西面的牛行车站。代师长王俊指挥无能，率孙元良的第一团与胡宗南的第二团糊里糊涂走错了方向，去攻击南昌北面的乐化车站，贻误战机。敌援军迅速从南、北两面向南昌包围上来。程潜孤军深入，大败而逃。程潜令孙元良团开赴乐化堵截敌军。孙元良不听命令，在乐化与敌稍一接触，就擅自率部后撤。胡宗南率第二团也随着孙元良的第一团退到南昌以西的奉新地区。北伐军第一次进攻南昌失败。

事后，蒋介石赶来奉新召集第一师官兵训话，痛斥王俊指挥无方，下令枪毙孙元良，同时表彰第三团薛岳部。胡宗南深为震惊与惶骇。但后来胡听说蒋介石不仅没有枪毙孙元良，却将他秘密资送到日本深造，深感蒋介石恩威并施，手段莫测，其驭将带兵的权术值得自己效法；同时，他也感到，作为蒋介石的黄埔嫡系，享有种种特权，只要忠于蒋介石，今后定可逢凶化吉，飞黄腾达。

1926年10月上旬，胡宗南随部参加了对南昌城的第二次进攻，又遭失败。

北伐军总司令部总结教训，调整部署，重新制订作战计划，于11月初向南昌发起第三次进攻。胡宗南所在之第一师为总预备队之一部，于11月4日攻占南浔线南端的芦坑；5日夺取乐化车站；6日占领涂家埠，完全切断了南浔铁路线，在吴城全歼逃敌；接着南下增援进攻南昌城的友军，攻占牛行车站，与友军衔尾追击溃逃的敌军，在11月8日追至滁槎附近之麻口，因内河水涨，15000多敌军被全部包围缴械，孙传芳军的第一、三、四军的军长李彦青、王良田、杨赓和以下军官100余人被俘。南昌在这同时被北伐军攻克。江西全境迅速肃清。孙传芳率残部逃回南京。

在江西激战的同时，何应钦指挥的北伐军东路军——第一军的第三师、第十四师等部，于10月上旬从广东潮梅地区进入福建，击败孙传芳部的周荫人军，于12月上旬底定福建。

而在湖北战场，北伐军于1927年10月10日，攻占武汉，向河南进军。

江西克复后，胡宗南所在之第一师与第二师等部进行了约一个月的休整，于1926年12月中旬开入浙江西南部的衢州地区，会合从福建北上的何应钦指挥的东路军，向杭州地区进攻。

张宗昌这时，全国形势发生很大的变化：战败的孙传芳于1927年11月19日赶赴天津，与张作霖、张宗昌举行会议，结成同盟，组织“安国军”，12月1日，张作霖就任“安国军”总司令，张宗昌就任“安国军”副总司令兼直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就任“安国军”副总司令兼五省联军总司令。会后，张宗昌指派一部分直鲁联军南下，援助孙传芳。

这时，浙江地区形势也发生变化。浙江地方部队周凤岐的浙军第三师在12月11日通电投向北伐军，周凤岐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军长职，率部向铜庐、富阳、杭州推进，于1927年12月底进抵杭州西部的重镇富阳一线。孙传芳指派所部精锐的第八师孟昭月部迅速入浙，于1926年12月22日进占杭州，扣押了浙军第一师师长陈仪，并在1926年12月底，向进抵富阳一线的周凤岐部发动猛烈反攻。北伐史上著名的富阳之战发生。

由于孟昭月部兵力占优势，周凤岐的第二十六军战斗力不强，又缺乏战斗准备，很快由富阳败退至汤家埠、新登一线，被孟昭月军包围，死伤惨重，形势危急。

胡宗南所在的第一师奉命援救周凤岐的第二十六军。胡宗南率第二团由严州（今建德）轻装前进，日夜兼行，赶至新登，抗击孟昭月部，经多时激战，将第二十六军救出。1927年1月6日，第一师掩护第二十六军沿富春江两岸向严州撤退时，师长王俊未及通知胡宗南团，致陷胡团于单独苦战之地。胡宗南指挥第二团顽强阻击，掩护其他部队脱离险境后也安然撤走。胡宗南指挥第二团在富阳战斗中沉着、顽强的表现得到好评。“胡宗南以后谈起自己的经历时，经常以上述战绩作为话题，并自认为他当团长时指挥最得手，部队再大了指挥就不如意了。”裴昌会、姚国俊、王应尊：《胡宗南集团的形成、发展到覆灭》，刊《重庆文史资料》第33辑，第3页。

富阳之役后，进入浙江的北伐军后撤集结于龙游、衢州一线。

1927年1月初，北伐军总司令部召开会议，决定将北伐军划分为三路：西路军以唐生智为总指挥，率第四、第八军，向河南进军；中路军以蒋介石兼总指挥，以第七军为江左军，第二、六军为江右军，沿长江两岸，攻取安庆与南京；东路军以何应钦为总指挥，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以第一军各师为主力，配合新收编的第十九军、第二十六军等部，以衢州、兰溪为根据地，沿钱塘江向杭州进攻。另以第三军朱培德部留江西，作总预备队。

薛岳胡宗南所在之第一师划归东路军序列，由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指挥。第一师师长王俊去职，由薛岳升任。胡宗南仍任第二团团长。第一团团长为方日英，第三团团长为甘丽初。

薛岳，字伯陵，广东韶关乐昌人，1896年生，与胡宗南同龄，资历却比胡宗南深得多。他1906年入黄埔陆军小学，1909年加入同盟会，之后入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回粤后曾任孙中山警卫团第一营营长，能征善战。1922年陈炯明叛乱期间，薛岳曾保护宋庆龄脱险。现在他升任第一师师长，成为胡宗南的顶头上司。

1927年1月底，白崇禧指挥所部各军由衢州东进，分三路向龙游、汤溪、游埠、洋埠守敌进攻。胡宗南奉命率第二团进攻洋埠。邻近进攻游埠的第一军第二十二师六十六团多为江西战俘改编，作战不力，并有部分临阵哗变，致使北伐军战线一度动摇。当此之时，胡宗南沉着镇定，率第二团力战六小时，终将洋埠攻克。其他各部也先后攻占汤溪、游埠。敌军损失惨重，当夜全线溃退。北伐军乘胜占领兰溪、金华。

汤、兰之战改变了浙江战场敌我双方实力的对比。此后，北伐军在浙江转入全面进攻，于2月上旬占领严州（今建德）、浦江、淳安。1927年2月16日第一师进抵富阳，胡宗南率第二团力战，首先攻入富阳城中。富阳既下，进攻铜庐的敌军后路被切断，在北伐军前后夹击下，全部被缴械俘虏。杭州、宁波守敌仓皇撤逃。1927年2月18日，北伐军占领杭州，全浙底定。北伐军前锋进抵太湖东岸浙苏边界之嘉兴一线。

1927年2月底到3月初，北伐军的东路军按照“先南京，后上海”的计划与部署，兵分两路向沪宁线进击。

先由何应钦率东路军一部分军队，计有第一军之第三师、第十四师，第二军，第十四军，第十七军，从浙西经太湖西岸之宜兴、溧阳，横出常州、丹阳，截断沪宁线，然后兵分两路，以主力左旋，进攻南京，另一路右旋，回向无锡、苏州。其中，左旋的第一军第三师、第十四师、第二军等部西向，与程潜指挥的中路军之江右军第六军协同，于3月24日攻占南京。

白崇禧指挥东路军另一部分军队于3月上旬迫近松江、吴江后，停止前进；在等到3月15日何应钦部主力进抵太湖西部地区，围攻溧阳，准备横出常州之时，才于3月16日下令各部沿太湖东岸向淞沪推进，与何应钦的右旋部队配合，向上海、苏州一线进攻。

白崇禧的攻击部署是：以第二十一师严重部由平望向吴江、苏州之敌佯攻；以第二师刘峙部与先遣队李明扬部扼守松江铁路正面；以第二十六军周凤岐部绕攻松江侧后；而以第一师薛岳部乘主力会攻松江时，由张堰向闸港下流渡过黄浦江，袭击上海龙华敌军后方。

胡宗南的第二团是以薛岳师为的先头部队。当北伐军主力与敌军在松江一线展开激战时，胡宗南率第二团隐蔽急速地沿黄浦江东岸向下游进军，在当地民众的引导下，于3月20日迂回到达闵行一带，潜渡黄浦江，向据守殷行的鲁军毕庶澄部队发动了突然袭击，很快就占领了军事要地--莘庄。第二天，即3月21日，胡部攻占上海南郊重镇龙华，直逼上海市区。

就在这同时，白崇禧指挥主力也于3月21日分别占领松江与苏州。白崇禧率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进驻龙华。

就在同一日，中国共产党组织上海工人发动了第三次武装起义。到3月22日，起义工人占领了上海租界外的广大地区。北洋军残部在鲁军驻上海司令毕庶澄率领下，退守北火车站顽抗。起义工人因没有重武器，多次攻击未能奏效。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人汪寿华派总工会交际处处长赵子敬率代表团前往龙华慰问北伐军，请求白崇禧发兵援助。但白崇禧早已接到蒋介石密令：“我军如攻上海，至龙华、南翔、吴淞之线为止；军队不越此线为要。闻某党有上海革命政府之组织，凡此类机关，应即勒令取消可也。”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续编二，(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37页。白崇禧就以国民党驻上海特派员钮永建正与鲁军驻上海的司令毕庶澄谈判，北伐军没有接到钮永建的指示，不能贸然进军上海市区为由，拒绝出兵援助起义工人进攻北站。总工会代表声泪俱下，再三陈述与请求。第一师师长薛岳被感动，说：“我们是革命军，现在革命任务这样急，这是非去不可的。现在我去好了，将来有处分，我愿来承受。”《朱英如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访问稿），转引自《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9页。在这样的情况下，白崇禧只得同意薛岳的第一师进军上海市区，消灭北洋军残余。

胡宗南率第二团，在薛岳的指挥下，与第一、第三两团配合，从龙华出发，于3月22日下午6时赶到麦根路（现上海淮安路），遇到一部溃逃的鲁军，当即缴了他们的械。约在当日晚7时，他们“赶到北站，一个冲锋，毕军便崩溃投降，毕庶澄一人逃往租界”。《武汉文史资料选辑》总第27辑，第4页。北伐军第一师配合上海起义工人，终于占领了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

胡宗南作为第一师第二团的团长，自北伐以来，在江西、浙江战场上连建战功；在进攻上海战役中，率部潜渡黄浦江，奇袭莘庄，首占龙华，增援起义工人攻克北站，更为人称道。这是他一生军事生涯中最为值得肯定的一章。

在四一二事变前后的上海与南京 1

在1927年3月22日北伐军东路军占领上海后，胡宗南所在之第一师进驻上海闸北地区。

当时上海形势非常复杂。北洋军阀的势力虽被赶走，但外国列强控制着上海市中心英、法租界与虹口地区的许多地方。北伐军一部虽进驻上海市区，但上海的总工会与工人纠察队等组织都由中国共产党控制着。中共方面正积极筹组“上海市民代表大会”与“上海市临时市政府”。第一师进驻的闸北区更是中共力量比较强大的地区，中共领导的“上海总工会”与“上海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就设在这里，中共力量最为集中的商务印书馆也坐落在该区。

第一师部队进驻闸北区后，由于该师最早进军上海地区，支援工人纠察队肃清北洋军，占领北站，因而受到上海工人与市民的欢迎。中共方面与上海总工会更积极地对第一师官兵进行工作，不断派团以各种名目对部队进行慰问，组织工人与第一师官兵开联欢会，进行各种形式的宣传。一时，第一师官兵中有许多人受到中共与上海总工会的影响，思想左倾，对总工会同情与友好。第一师师长薛岳公开派兵保护上海总工会与各级工会，于3月27日发布布告，声称“沪上为工商集中之区，工厂林立，尤赖工会提纲挈领，诚挚指导，以期群策群力，共济时艰，……倘有不法之徒，任意骚扰，本师长唯有执法以绳……”。(上海)《申报》1927年3月27日。

但是这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集团与中国共产党以及武汉政府之间的矛盾，日趋激烈。在北伐军于3月22日占领上海、3月24日占领南京后，这些矛盾终于发展到白热化与公开决裂的阶段：武汉国民政府在苏联顾问鲍罗廷的提议下，一方面积极设法削弱与限制蒋介石的权力，另一方面秘密指示江右军总指挥、第六军军长程潜率第二、六军牢牢控制南京，防止蒋介石在南京建都，如蒋介石违抗则将其扣押送往武汉发落；而蒋介石则决心发动反共清党的事变，赶走苏联顾问，与中国共产党决裂，清理武汉政府，在南京建都，重建国民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

南京与上海成为双方斗争与争夺的焦点，形势特别复杂、敏感而危险。

无疑，在这复杂的形势下，驻防两地的军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当时，驻防南京的第二军鲁涤平部与第六军程潜部因与武汉国民政府关系密切，以及军中的中共力量较强，在政治上倾向武汉政府；而蒋介石所依靠的，主要是驻防上海与沪宁线的嫡系第一军与驻防安徽的李宗仁第七军以及一些杂牌军队。但是，作为第一军主力的第一师薛岳部这时驻防上海闸北，军心不稳。胡宗南正在该师。

在这如此紧急而微妙的形势下，蒋介石决定迅速下手，先控制上海、南京、杭州与东南地区。

1927年3月23日，蒋介石乘楚谦舰，由安徽经南京顺长江而下，于3月26日下午到达上海，就立即进行反共清党的各项准备：在政治上，他策动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古应芬、李石曾、陈果夫、李宗仁、黄绍竑等八名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于3月底4月初在上海召开秘密会议，提出《检举共产党呈文》，咨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其反共清党事变制造合法根据，制造舆论准备；在军事上他则委托白崇禧以东路军前敌总指挥与上海戒严司令的身份，全权部署上海的清党工作，派遣张静江等人主持浙江的清党工作，他自己则准备亲自到南京指挥那里的清党工作，并进而建立新的国民政府。

白崇禧后来回忆这次清党的计划与部署时，这样写道：“将驻沪之亲共部队分别调动或解决，密令第七军3日内赶回芜湖、江宁镇，以阻止武汉容共军队之东下，将有亲共色彩之第二军渡浦口抵御直鲁军，将第六军附共之十九师全部缴械，同时令共党较多之薛岳、严重两师移往苏州及南京附近整理，将各共党分子撤差或看管，又调刘峙、周凤岐两部接防上海。”白崇禧：《1933年4月12日在广西各界举行清党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薛岳师，即第一军第一师，就是胡宗南所在师。因该师由黄埔军校演变而来，受大革命影响较深，进驻上海闸北区后又与中共领导之上海总工会关系融洽，思想左倾，因而对蒋介石、白崇禧发动的清党运动进行抵制。据白崇禧回忆说：“蒋总司令自九江乘舰抵达上海召见我，面示清党之决心，并招集薛岳之第一师，及刘峙之第二师各级干部训话，第一师中之中下级干部有参加青年军人联合会者为数不小，当场就有人责问蒋总司令太右倾。蒋总司令见黄埔学生中竟有少数军官表现如此左倾，更坚定清党之决心。”白崇禧：《白崇禧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44页。第一师被蒋、白视之为“共党较多”之部队，靠该师在上海发动清党是不可靠的。因而蒋介石于3月26日下午一到上海，白崇禧向他提出清党运动的第一件事就是调出第一师。白崇禧说：“蒋总司令应了解上海之情形，问我实行清党需要多少军队，我说：‘只要调出薛岳之第一师，留下刘峙之第二师及周凤岐之二十六军便够了。”同上。

蒋介石接受了白崇禧的意见，在他到达上海的第二天，即3月27日，下令将第一师从闸北区调往南市区，而以刘峙的第二师进驻闸北区，以便就近监视设在闸北的上海总工会与上海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胡宗南随第一师开驻南市。

在第一师被调离闸北区时，中共上海组织与上海总工会“发动各界代表至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挽留第一师，拒绝第二师。”被白崇禧拒绝。同上。

第二师进驻闸北区已后，刘峙遵令强行解散了闸北区党部，严密监视上海总工会与工人纠察队总部。但是第二师部队也受到上海中共组织宣传工作的影响，军心呈不稳迹象。加之这时蒋介石在部署好上海的清党工作后，要赶往南京控制那里的局势，于是下令将第一、二两师一齐调往南京，将严重的第二十一师调往苏州。沪上防务全部由周凤岐的第二十六军承担。

1927年4月6日上午9时30分，第一军副军长王柏龄奉蒋介石令，先行乘专车赴南京。20分钟后，第一师从上海开拔赴宁。(上海)（《申报》）1927年4月7日。胡宗南率第二团部队，在这风紧云急的时刻，从上海来到了古都南京。

这时第一师师长薛岳“因第一师中共党分子太多，被总司令免职回到广东。”白崇禧：《白崇禧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44页。第一师师长由邓振铨接任。胡宗南则升任第一师副师长，仍兼第二团团长，军衔为少将。胡宗南从此步入国民革命军高级将领的行列。

随后，刘峙的第二师也由上海调往南京。

在这期间，第二十一师被调驻苏州、常熟一线，师长严重被解职，由陈诚接任师长。胡宗南随第一师从上海开拔的前一天，即4月5日，蒋介石宣布上海戒严，并下令查封了倾向武汉政府的北伐军总政治部，逮捕办事人员19人。上海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第一师于4月6日晚抵达南京后，驻南京城内小营鱼雷学校内。这时，南京的形势也十分复杂而紧张：倾向武汉国民政府的程潜担任南京戒严司令；程潜指挥的江右军第二军、第六军与何应钦指挥的第一军第三师、第十四师等同在南京布防；南京地方党政内左、右派斗争极其激烈。4月7日，武汉国民政府决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迁至南京，并下令武汉军事委员会准备“以南京为中心之作战计划”，《武汉中政会临时紧急会议记录》（1927年4月7日），藏(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企图抢先控制南京。蒋介石为争夺南京这块军政要地，乃一面令第一、二两师于4月6日进驻南京，与原驻南京之第三师、第十四师会合；一面通过第六军代军长杨杰，令第二、六军于4月7、8两天撤离南京，开赴长江以北，与直鲁军作战。——从而造成第一军各师控制南京的局面。

胡宗南随第一师进驻南京后，4月8日，由中共人士与国民党左派控制的江苏省党部与南京市党部邀请驻宁部队召开军民联欢大会。这时第二、六军已从南京开拔，只有第六军政治部少数留守人员赴会。胡宗南与第一军人员奉令无一人参加。

4月9日上午蒋介石到南京后，南京形势急转直下：当日下午，中共人士控制的江苏省党部与南京市党部被捣毁与封闭；第二天，蒋介石任命第十四师师长冯轶斐为南京戒严司令，宣布自本日下午6时起，南京一带实行戒严；当日晚，抓捕了正在南京大纱帽巷召开秘密会议的中共在南京的领导人士侯绍裘、谢文锦、刘重民等人，并迅速杀害。这就是南京四十事件。

由于第一军各师的军事力量具有绝对优势，因而南京局势很快平静下来。

南京地区完全被蒋介石控制。胡宗南所在第一师与第一军其他各师部队，成为蒋介石控制南京，监视与镇压异己军队，建立新政权的最重要的军事力量。

蒋介石借助第一军绝对控制了南京以后，于4月11日发出“已克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的指令。随之，在上海、广州、浙江、福建、广西及四川等地相继进行了大规模的反共清党，腥风血雨笼罩各地。接着，蒋介石与胡汉民等人在南京建立新的中央政权，与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分裂与对抗。

1927年4月18日上午，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南京国民政府在南京丁家桥前省议会举行成立大典。当日下午，南京驻军与各团体在公共体育场举行“庆祝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并国民党恢复党权大会”，通过了一系列反共清党的决议。会毕，举行阅兵式，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身份向受阅官兵发表长篇训话。他指责共产党是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孙悟空，压迫国民党，破坏国民革命。向官兵们宣称：“非我们去消灭他，他就要消灭我们；非我们去杀他，他就来杀我们。”如不将中共消灭，国民党就必将自取灭亡，受制于苏联。蒋最后要求“纯粹的国民党员团结起来”！“纯粹的国民革命军团结起来”！要求各部队成为南京新建政府的“后盾”。蒋介石：《在国民政府建都南京阅兵典礼训话》（1927年4月18日），载《蒋胡最近言论集》，1927年版。

胡宗南随第一师部队参加了阅兵大典，聆听了蒋介石富于煽动性的训话。后来，他又读到了蒋介石的《告民众书》与一系列反共清党讲话、文件、布告等。胡宗南与第一军的许多年轻军官一样，一直奉蒋介石为校长与领袖，视蒋介石为神明，他们逐渐相信了蒋介石的讲话，相信了蒋介石列举的反共清党的种种理由，他们也逐渐接受了蒋介石的理论。4月20日，以第一军与第七军为核心的蒋系陆海军将领召开军事会议，发表《拥护国民政府清除共产党完成北伐通电》。《国民政府公报宁字第1号（1927年5月1日）》，藏(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胡宗南作为第一师的少将副师长，表明了他支持蒋介石反共清党的政治态度。

从1927年3月下旬北伐军攻占沪宁，到4月中旬蒋介石发动反共清党事变，这近一个月的时间，是中国现代史与中华民国史上斗争最为激烈、复杂与剧烈动荡的时期。在这一个月中，胡宗南随第一师与北洋军阀作战，配合上海起义工人攻占上海，到移军南京，耳闻目睹南京与上海的反共清党事变。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发生的如此激烈而残酷的斗争、动荡与分化，不可能不对刚过而立之年的他产生强烈的影响。他当时虽只是刚从中级军官跨入高级将领的行列，不可能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他的言行也不可能有引人注目的重大表现，但可以说明问题的，在血雨腥风般的南京与上海事变后，他继续留在第一师，继续跟着他的校长与领袖蒋介石，而且他的地位不断上升，进一步得到蒋介石的信任与赏识，直至成为蒋介石最重要的军事将领与黄埔系支柱。

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十字路口，胡宗南就这样作出了他的人生抉择。

胡宗南之所以在这时作出这样的人生抉择，正如周恩来在分析胡等国民党将领性格形成时所说：“人的性格是历史进程中，‘人’在其社会实践中逐渐积累形成的。作为实践中主体的‘人’，也不能不受环境和社会条件的制约和影响。”转引自余方德：《周恩来总理1965年7月16日在上海谈歌颂与暴露问题》，(杭州)《浙江作家报》第47期，1990年版。胡宗南从小接受与形成的浓重的封建思想，以及他从蒋介石那里接受的新军阀思想，压倒了他脆弱的民主革命思想。他对蒋介石对他的赏识与提拔的感激与忠诚，他的雄心与野心，他对三民主义的迷恋、对社会主义与共产党的毫无认识与深刻偏见……使他走上了他以后将要走的人生道路。

但是，胡宗南虽决定跟着蒋介石的“事业”走了，但他毕竟受过黄埔军校的教育与大革命的洗礼，因而他对蒋介石发动的反共清党怀有种种不安与忧虑。他在南京小营驻军时，私下对投奔到他手下的亲信同乡王微、戴涛等人说：“清党在军队容易。问题在青年与农民。今后农民问题如不解决，中国的命运前途，是堪忧的。”《胡上将宗南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46页。胡宗南作为一名军人，却具有政治眼光。这是他不同于也高于一般国民党的将领的地方。他在蒋介石政权刚刚建立并取得一系列军政胜利的时候，就敏感地看到这个政权的致命弱点与中国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并为此而忧虑。但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却始终无法解决这些问题，胡宗南也一生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历史的最终发展被胡宗南在1927年就言中了，是幸还是不幸？第二章征战南北军阀混战。

第二章 征战南北军阀混战

龙潭战役的生力军 1

1927年4月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政权后，于5月初令所部各军分途渡长江继续进行北伐。胡宗南所在之第一师由第二路军总指挥白崇禧指挥，于5月13日自慈湖镇渡过长江北进，先后攻占江浦、全椒、界首、滁县、乌衣、沙河集、张八岭，经蚌埠进抵陇海线。

从1927年6月23日开始，北伐军分三路攻入鲁南。

白崇禧

就在这时，国民政府北伐军方面，宁汉矛盾加剧，7月上旬，武汉方面军队向下游进逼。蒋介石急调第七军等部西上防堵，使北伐军在鲁南的攻势顿挫。北洋军孙传芳、张宗昌各部队乘势反攻，于1927年7月24日夺回徐州，8月初打退北伐军的反攻，8月8日开始由徐州一线分两路南下。北伐军连战失利，被迫后撤。1927年8月13日蒋介石在内部矛盾逼迫下宣布下野。8月17日，以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为首的南京军委会发布命令，是日将长江以北所有部队撤至长江南岸，凭江扼守。孙传芳军旋即跟踪追至长江北岸，8月17日，前锋一个旅抵达南京江北的浦口，与南京守军隔江对峙，并互相炮击。

胡宗南所在的第一师在8月中旬经由瓜洲渡过长江，奉令调往杭州驻扎，担任护卫沪杭铁路线的任务。这时胡宗南奉命不再兼任第二团团长，到第一师师部专任副师长。因师长邓振铨久假未归，胡宗南遂代师长职。

1927年8月25日，胡宗南率第一师进驻杭州约十天，忽然接到军委会的急电，命令他立即率第一师从杭州出发，紧急驰援镇江龙潭一线，参与堵截“围歼”南渡偷袭的孙传芳军队。

原来孙传芳军在8月中旬反扑至长江北岸后，进行了不到十天的准备，于8月25日夜至26日拂晓，乘长江江面大雾弥漫，指挥所部八个师六个混成旅约七万多人，在南京下游到镇江之间数百里的长江上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偷渡，获得成功，迅速攻占了龙潭与栖霞山一带的阵地，截断了沪宁铁路，接着向两翼扩展，向西威逼南京，向东迫近镇江。孙传芳亲自过江指挥，在龙潭水泥厂设指挥所。孙传芳为示破釜沉舟一举夺回江南之决心，下令“凡运兵完毕之船只一律调回长江北岸由大刀队看管，颇有济河楚舟背水一战之壮志。”白崇禧：《白崇禧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58页。

孙传芳军倾全力偷渡长江截断沪宁线威逼京、镇，震动了南京政府。当时，南京政府所辖各军，以李宗仁的第七军与何应钦的第一军为核心，沿长江布防。其中第七军防守南京东西沿江各阵地；第一军则驻防从镇江到上海、杭州的铁路沿线各地。南京政府军委会的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除令驻防南京与镇江的部队从东、西两面围堵外，又电令驻防苏州、上海、杭州的各部队火速增援。

军委会调兵的电令到达杭州第一师师部时，第一师师长邓振铨久假未归，胡宗南乃以副师长的身份率领全师从杭州紧急出发。8月29日午后一时，胡宗南率该师第二、第三两个团先行赶到龙潭前线。

这时，孙传芳军已渡江南犯三天多时间，与南京政府军在龙潭、栖霞山一线展开了激烈残酷的血战，反复冲杀争夺，栖霞山与龙潭主阵地两度易手。双方都伤亡惨重，枪炮声日夜不停。孙传芳军是北洋军阀部队中战斗力最强的劲旅。此次孙传芳又是孤注一掷，志在必得，倾巢出动，破釜沉舟，孙传芳本人亲临前线指挥，因而孙军作战十分勇猛与顽强。在8月29日凌晨，龙潭主阵地第二次被孙军攻占。国民政府军在镇江一翼的东线部队前敌总指挥、第二师师长刘峙负伤，“第二、第十四两师因众寡不敌，纷纷后撤，几至溃不成军。栖霞山也为敌三渡攻占。我方溃散部队麇集南京城外麒麟门一带，混乱不堪。……南京城内一片混乱景象，人心惶惶，不可终日。”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58页。

就在这战场形势十分危急的时刻，胡宗南率第一师两个团适时赶到龙潭前线。给国民政府军带来了很大的支持与鼓舞。负伤后仍留在前线指挥的刘峙当即命令胡宗南率这两个团由下蜀出发，往汤山、铜山、羊山以南地区，向虎头山、青龙山敌军阵地攻击前进，威胁敌之右侧翼，并设法与西线南京方面国民政府军取得联络，协同作战。胡宗南指挥第二、三两团经短暂休整准备，于当晚向虎头山孙传芳军发动猛攻，占领范家塘及其东北高地，与敌军相峙，稳住了国民政府军的阵地与战场形势。

在胡宗南率两团部队赶到龙潭前线的同时，陈诚部第二十一师的第六十三团及顾祝同第三师一部等也从苏州、上海一线赶到龙潭投入战斗。东线南京政府军力量大增。与此同时，在西线的第七军等部也发动反攻，于29日重新夺回栖霞山阵地。孙传芳的军队被压迫到龙潭一隅。

1927年8月29日晚，赶赴前线的何应钦与留守南京的李宗仁、在镇江指挥的白崇禧电商约定：在8月30日凌晨，分东、中、西三路同时发动攻击，“围歼”龙潭孙传芳军：西线第七军等自栖霞山向东进攻，沿铁路及江边前进；中线与东线的第一军各部由何应钦、白崇禧指挥，自东阳镇一线出发，会攻龙潭。

胡宗南于8月29日夜接到军委会电令：“第一师（缺第一团）击破虎头山、青龙山之敌，占领龙潭车站后，派一部兵力对东阳镇、西沟渡方面警戒，以主力转向头、二、三、四块扁担州之线攻击占领之。”陈训正：《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三）第206页，《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台北)文海出版社出版，第786辑。8月30日凌晨，胡宗南指挥所部按时向龙潭东南的制高点石幔山、虎头山、青龙山一线的孙军发动猛烈进攻。同时，其他各部的攻击也开始发动。龙潭战役中最激烈最重要的一场战斗展开了。

此时，孙传芳军已渡江作战五天多时间，虽死伤惨重，仍顽强战斗。孙军渡江各部，包括从栖霞山等地溃败之部队，最后都“聚集在龙潭一隅。计其兵力，有孙传芳联军的第二、四、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等师，及第十五、二十七、二十九、补充第一各混成旅，约达6万余人。依据龙潭以西的黄龙山、以南的青龙山、虎头山，和东西的大石山、雷台山等险隘，编成坚固不拔的根据地，严阵以待，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孙传芳驻节水泥厂，亲自督战。其悍将李宝章、上官云相、梁鸿恩、崔锦桂、段承泽、郑俊彦等都在龙潭前线指挥。”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61页。因此，当南京国民政府军发动三路进攻时，仍遭到了孙传芳军强大而顽强的抗击。孙传芳军还反攻为守，进行全线逆袭。“龙潭周围数十里地，炮火蔽天，血肉模糊。战斗的惨烈，实为笔墨所难形容。”同上。

胡宗南指挥第一师的第二、三两团向石幔山、虎头山之敌进攻，遭到孙传芳军顽强抵抗，拼杀多时没有进展。双方相持不下。直至8月30日午后，由于孙传芳军的渡江航线被南京政府军的海军截断，后援不继，渐渐不支，乃退山隘。胡宗南部与友军逐渐形成对敌三面合围之势。孙传芳军顽抗，居高临下，以百余挺机枪扼守山险。胡宗南师等部往上仰攻，死伤众多，但士气旺盛，至下午3时占领各重要山隘。孙传芳军仓皇向江岸撤退。下午5时，龙潭遂为南京政府军收复。

天黑以后，战场逐渐沉寂下来，双方都在休整，因连日奋战，均已疲累不堪。胡宗南接到上级命令，彻夜警戒，俾翌日拂晓再歼残敌。但残余的孙传芳军困兽犹斗，经一夜休整，于8月31日凌晨，当南京政府军正在部署进攻时，却抢先发动了最后一次的疯狂反扑，“来势极为猛烈。情势险恶，较前尤甚。”同上。胡宗南部与各友军在何应钦、白崇禧的亲临指挥与督战下，奋勇抗击，并发动反攻。恰在这时，胡宗南第一师的第一团从杭州赶到，立即投入战斗。其他援军也先后抵达。南京政府军声势大振。全线反攻，终将孙传芳军全部赶出龙潭一线的阵地，压向长江岸边。上午10时多，胡宗南的第一团攻克了孙传芳的指挥所——龙潭水泥厂。孙传芳丢下部队，登上小汽艇逃向江北，仅以身免。孙军全线崩溃。到此日午后2时，不及渡江北逃之残敌约有四五万人，全部被俘。国民政府军缴枪三万余支，炮数十门，俘孙军高级军官师、旅长数十人。

南京国民政府军取得了震动一时的龙潭大捷，扭转了自8月初反攻徐州失败以来的战场颓势。1927年9月1日孙传芳率残部从长江北岸向北全线后撤，“望风披靡，已绝无卷土重来之力，江南遂安如磐石。”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63页。9月2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乘胜渡过长江北进，占领浦口、扬州等要隘。

黄埔系军事集团的支柱 1

龙潭战役结束后，胡宗南于1927年9月初奉令率第一师仍回驻杭州。

这时，南方的政局也发生重大变化。自蒋介石在8月中旬辞职下野以后，国民党分裂成南京、武汉与上海（西山会议派）三方，经多次协商谈判，终于在9月初实现合流，并于9月16日成立了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同时改组国民政府。尽管蒋介石也被列名在特委会委员、国府委员与中央军委会委员名单之中，但他已失去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最重要的头衔与实际的最高职权。中央特委会与中央军政实权多被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所控制。蒋介石以下野之身住在他的家乡浙江奉化。代蒋介石统率第一军嫡系部队的何应钦虽在南京，与李宗仁、白崇禧共同负责主持中央军委会，但他在中央特委会的压制与李宗仁、白崇禧咄咄逼人的攻势下，不仅难有作为，甚至难以招架。

大权在握的李宗仁与白崇禧为了扩张桂系的军政势力，加强控制南京中央政权，排挤与打击蒋介石，首先设法限制与削弱蒋介石的嫡系武装力量，打击与压制黄埔军校出身的将领与军官。

蒋介石的嫡系武装力量，就是在这几年迅速形成与不断发展的黄埔系军事集团。

自黄埔军校建立以来，蒋介石以校长的职权，不仅控制了军校的人事、教学、培训与军政指挥等各项重要权力，而且培植、拉拢、吸引与团结了一大批绝对忠于他的军校教官，特别是军校的各届学生。蒋介石在政治上控制他们，在思想上感化他们，在军事上培训他们，在组织上提拔重用他们，在实践中不断考察他们，迅速地形成了一个以蒋介石为最高领导、以黄埔军校各届学生为骨干的黄埔系军事集团，形成了国民党内最强有力的军事派系。蒋介石以这些黄埔系将领与军官为骨干，组建了军校教导团，以后扩充为党军第一旅，再以后扩充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并继续不断地发展壮大，成为以后的所谓“中央军”，成为蒋介石所依靠的最重要最信赖的嫡系军事势力。

蒋介石为了进一步控制与指挥黄埔各届毕业学生与未毕业学生，在1926年4月下令解散了黄埔军校中的“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以后，又下令成立一个统一的黄埔学生组织——“黄埔同学会”，规定凡属黄埔学生，均为该会当然会员。蒋自任该会会长，指定黄埔军校一期生曾扩情担任该会秘书，负实际主持责任，其他右派学生胡靖安、杨引之、宋希濂等分任该会的干事。蒋通过该会联络、控制、指挥与监督各届黄埔毕业生。

在黄埔军校各届毕业生中，由于各种原因，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受到蒋介石的思想影响，受到蒋介石在政治、军事、组织上的庇护、提携与重用，在从军校毕业后的短短几年间，不断“建功立业”与飞黄腾达，在部队中担任各种要职，军阶从排长、连长迅速升至团长、师长，军衔从少尉、中尉迅速升至中校、上校乃至将军。

他们越来越感到有蒋介石这样的靠山与领袖而有恃无恐，前途无限。他们感激蒋介石，拥戴蒋介石，无条件服从蒋介石。他们成为蒋介石控制军队的工具与基础。

黄埔系军事集团就这样迅速形成了。

无疑，胡宗南凭着他黄埔一期生的“老大哥”资格，凭着他在东征、北伐诸战役中的战功与表现出来的才干，凭着他与蒋介石的亲密关系与蒋介石对他的赏识重用，凭着他较高的军阶军职与手握重兵的将领身份，在黄埔系军事集团中，占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胡宗南虽因是带兵将领，因而未在“黄埔同学会”中担任领导之责，但他在该会中起着举足轻重的骨干作用。

1927年8月中旬，蒋介石宣布下野退居奉化后，他一方面以何应钦负责统率自己的嫡系部队第一军；另一方面则通过朱绍良，利用“黄埔同学会”的组织，联络与指挥黄埔系的各将领军官。据“黄埔同学会”秘书曾扩情回忆说：“蒋介石于1927年8月被迫下野时，把他所有的军队和有关的军事机构等，统交何应钦接领；独黄埔同学会则交由住在上海的朱绍良指导，并令迁往杭州进行会务，派我重任秘书。主要的任务是：团结在职的同学，保持和发展力量，以便蒋介石复职时的驱使；其次，收容当时的失业同学集中在杭州，施以军事和政治的训练……”曾扩情：《黄埔同学会始末》，刊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第178页。

朱绍良是江苏武进人，1891年生，早年与何应钦、谷正伦一道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后又一道成为蒋介石的心腹将领。1927年4月他任北伐军总司令部参谋长；8月中旬蒋介石下野，朱亦随之离宁赴沪闲居。

胡宗南当时正以第一军第一师副师长的身份，率部驻防杭州。他积极参与“黄埔同学会”的活动，并通过这些活动更接近了蒋介石，更得到了蒋介石的信任与赏识。

就在1927年9月16日特委会成立前后，李宗仁、白崇禧首先以中央军委会的名义，要何应钦解散在浙江的七个补充团。这七个补充团是蒋介石在台上时下令成立的，准备补充他的第一军各师，七个补充团的所有团长都由黄埔生充任，并从国外购买了大批新式武器。但何应钦遵李、白令，很快下令撤销了这七个补充团。蒋介石闻之大为愤懑，指责何应钦愚蠢，误大事；同时指责“黄埔同学会”为何不号召七个补充团的在职黄埔同学加以抗拒。蒋甚至说：“万不得已时上山当土匪都可以，也应把力量保持下来。”曾扩情：《黄埔同学会始末》，刊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第178页。

接着，李宗仁与白崇禧又以中央军委会名义，要何应钦下令，将驻在京、沪、杭一带由黄埔学生带领的军队，主要是第一军，一律开往长江以北，防堵孙传芳军再次南下反攻；所遗京、沪、杭一带的防地，统交由李、白的桂系军队接防。胡宗南等黄埔系将领与军官得悉此事后，立即密报在奉化的蒋介石。

蒋介石闻之大惊，认为桂系李、白此举是要借刀杀人，欲置其嫡系黄埔系军队于死地，如不抗拒，将有被全歼的危险。于是，蒋介石立即密电在杭州的“黄埔同学会”负责人曾扩情，迅速通知团长以上的在职黄埔系带兵官员到上海朱绍良家里开会，密商对策，并指示此事避免让何应钦知之。

“黄埔同学会”派遣该会交通股长、也是黄埔一期生的宋希濂，秘密前往沪杭与京沪两铁路沿线的各驻军点，通知黄埔系带兵将领与军官前往上海朱绍良住宅开会。

胡宗南与二十多名黄埔同学来到了上海朱绍良家的会客室。由于会客室不太宽敞，被挤得满满的。会议由朱绍良主持。但胡宗南却成了这次会议的中心人物。这一方面是因为胡宗南当时在黄埔同学中，军阶军职最高最重要，其他人多是团长、营长，而胡宗南却是主力第一师的少将副师长并代师长职；另一方面胡宗南在会上又发言最多，态度慷慨激昂，对问题较能分析，因而获得了与会者绝大多数人的同情与支持。据与会的宋希濂回忆，胡宗南发言的主要内容，大略如下：

1校长蒋介石的英明，在国内无出其右者，现虽暂时下野，不久的将来，必然会出来收拾时局。我们军校同学带领的队伍，绝不能脱离他的领导。

2李宗仁、白崇禧阴险，何敬公忠厚，不易对付他们，容易上他们的当。补充团的撤销，使我们的力量受了很大损失。

3李宗仁、白崇禧要我们开过江去，而把京、沪、杭一带交广西部队接防，这是什么意思呢？那不是很明显吗？就是要我们去和孙传芳、张宗昌等北洋军阀拼打，而他们却截住我们的后路，想借以消灭我们，至少也可扼住我们。这是很危险的。

4江浙地区富庶，我们要向北进，必须有江浙地区物资的支援，必须要有巩固的后方，而现在却要由他们来控制，等于使我们没有后方了。这是多么危险啊。宋希濂：《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60页。

胡宗南的讲话成为这次会议的决议。会议决定，拒绝李宗仁、白崇禧与何应钦的移军江北的命令，如再强迫，当采取必要的行动。

这次会议的结果，不仅使李宗仁、白崇禧的目的与何应钦的命令未能实现，而且沉重地打击了何应钦在黄埔系中的威信。作为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的正在崛起的最重要的军事集团——黄埔系，将只服从蒋介石一人的绝对领导，成为蒋介石最嫡系的御林军。其他任何国民党军政领导人，甚至何应钦，都不能完全指挥这支部队。蒋介石更加看重与依赖黄埔系了。而胡宗南作为黄埔系的最重要的带兵将领，他的坚决拥蒋的政治态度与重要的军事地位，他的军政才能与在黄埔同学中的较高威望，都使蒋介石对他更加宠爱、信任与赏识。如同宋希濂所说：“这是胡宗南以后一直被蒋介石信任和倚以重任的一个重要原因。”同上。

李宗仁与白崇禧

由于蒋介石下野，胡宗南与黄埔系军人不仅受到李宗仁、白崇禧桂系集团的打击与排挤，而且还受到国民党内其他派系的攻击与嘲骂。这就使胡宗南等人更加感觉到蒋介石这个后台与靠山的极端重要，更加感觉到维护、拥戴与全力支持蒋介石的极端重要。胡宗南与许多蒋介石最亲信的黄埔学生一样，在蒋介石下野期间，不断给蒋写信，或者亲自跑到奉化溪口找蒋介石报告情况，请示机宜。蒋介石也不断给胡宗南等人以各种指示与教诲。

1927年9月20日，即在蒋介石准备出国赴日本前数天，蒋专门发表了一篇《告黄埔同学书》，向胡宗南等全体黄埔系军人讲述了北伐以来的军政形势，总结黄埔建军以来的经验教训，指出当前所面临的危难局势与黄埔学生的严重缺点。蒋颇带感情地说：

酆悌等同志来信，说自我下野以后，反对者谤毁讥笑，无所不用其极。不单要抹杀我们革命历史，而且要污蔑我们革命人格，使我们没有立足之余地。你们听着极为愤激，这是你们没有受过挫折和失败，不知革命有多么艰险困难，所以要如此动气。我们反省这几个月的政治状况，实在是太不行了，我们的缺点是太多了，不能不由人来反对……

蒋介石要求黄埔系将领与军官们精诚团结，艰苦奋斗，不要只想当官，还要甘心作下层工作，不要一切依赖校长蒋介石，要自己努力去闯……《宁汉国民政府与党部合并重要文件》，刊《国闻周报》第4卷第39期（1927年10月9日出版）。

胡宗南认真阅读了蒋介石的这篇《告黄埔同学书》，感到这是蒋介石给他与黄埔同学下的精神动员令。胡宗南深深理解并领会蒋介石讲话字里行间的用心与含义，决心要更加忠实地跟着蒋介石的事业走到底。

黄埔系正进一步发展壮大。而胡宗南已隐然成为这个军事集团最重要的支柱。

1927年9月26日，胡宗南所在之第一军，因所部不断扩编，乃于该日依军委会令，正式改编为三个军。原第一军军长何应钦通电，即日起解除第一军军长兼职，专任国民革命军第一路军总指挥；并称第一军所辖部队有十师以上，故奉准扩编为三个军：以刘峙任第一军军长，以顾祝同任第九军军长，以钱大钧任第32军军长。胡宗南所率领的第一师仍编属第一军序列。1927年10月26日，军委会任命蒋鼎文为第一师师长，胡宗南仍为第一师副师长。蒋鼎文字铭三，浙江诸暨人，浙江讲武堂出身，后入黄埔军校任教官。胡宗南既是他的学生，又是他的同乡与部属，与他相处颇好。

当时刘峙的第一军辖三师部队，除蒋鼎文、胡宗南的第一师外；还有第二师，师长徐庭瑶；第二十二师，师长涂思宗。

“二期北伐” 1

1927年10月，南京“特委会”与盘踞两湖的唐生智矛盾激化，于10月20日，以李宗仁、程潜为第三、四路军总指挥，率部沿长江西进，向武汉进攻。另密令朱培德为第五路军总指挥，准备在江西响应。为防备在徐、蚌一线的孙传芳、张宗昌部北洋军趁机南犯，就令何应钦率第一路军、白崇禧率第二路军，沿津浦路北上，对直鲁军取攻势，掩护西征。

蒋鼎文、胡宗南所在之第一师划编入第一路军何应钦部。

1927年11月3日，蒋鼎文、胡宗南奉第一路军总指挥何应钦令，率领第一师由杭州出发，经南京渡长江，至安徽滁州小住后，再次向盘踞江淮间的孙传芳、张宗昌部发起进攻。

1927年11月8日起，第一路军先后占领明光、凤阳、临淮关等地；11月13日进攻皖北重镇蚌埠。第一师奉令进攻蚌埠以北的制高点雪花山。孙传芳、张宗昌部“全力抵抗，并借其铁甲车优势火力之掩护。第一军第一师官兵数次冲锋，终无进展，又以龙子河障碍，不便用兵。”陈训正：《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三），第330页。攻击遇到很大困难。胡宗南视察战场，见“白俄驾驶之铁甲车掩护作战，往来轰击，日夜不休，我军无法占领阵地。”《胡上将宗南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25页。胡乃令所部第二团挑选百余人为突击队，携土木工具潜入铁轨旁，在铁甲车驶来时卧伏隐蔽，等铁甲车刚一开过，立即跃起掘断铁轨，断其退路，终使敌铁甲车不能再自由行驶。第一师遂与友军攻占雪花山、沈家山等敌军阵地，接着攻入蚌埠市区，“与敌发生激烈之街市战，彼此肉搏”。陈训正：《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三），第330页。敌军退向淮河北岸。北伐军于11月16日下午4时占领蚌埠。

攻占蚌埠后，胡宗南以指挥雪花山战功由第一军第一师副师长调升第一军第二十二师师长。第二十二师是南方部队，成军于北伐途中的长沙，编制不全，战斗力较差。开始胡宗南不愿去就职。第一路军总指挥何应钦对胡宗南说：“破烂的部队由你整顿，极易有所建树，何以不去？”张朋园、林泉、张俊宏访问，张俊宏记录，郭廷以、张朋园校阅：《王微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丛书（60），(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版，第21页。胡宗南乃欣然就职。

到这时，在黄埔军校毕业学生中，升任师长的，胡宗南是第二人，但在中央军嫡系部队里升任师长的，他是第一人。在1927年初就升任浙江警备师师长的范汉杰，也是黄埔一期生，但他是在地方杂牌部队当师长，与胡宗南的中央军师长不可相提并论。这年胡宗南虚龄32岁，成为当时最引人注目的黄埔青年将星。第二十二师下辖三个团：第六十四、六十五团与补充团。以第六十五团最有战斗力，为全师主力，团长程式，四川江津人，黄埔一期生，胡宗南的同期同学。

1927年12月初，胡宗南第二十二师随第一路军挺进到徐州南郊，配合西线冯玉祥军会攻徐州。激烈的徐州争夺战开始了。

徐州为直鲁军张宗昌部与孙传芳部联合防守，有守军六七万人，张宗昌亲自坐镇徐州指挥，设司令部于城内花园饭店，顽强抗击北伐军。12月12日，胡宗南指挥第二十二师进至芝兰附近，奉命驱逐徐州右侧之敌。这天，第六十四团与补充团先与敌军发生战斗，突然敌军骑兵冲来，两团不能支持，向后溃退，只有补充团第二营李文部在芝兰村外死守。胡宗南急调第六十五团程式部跑步赶来增援，终将敌打退。胡宗南指挥各团连克六铺、土城，占领徐州城东飞机场。12月14日北伐军各部向徐州发动总攻，16日占领该城。在攻击六铺战斗中，第六十五团团长程式阵亡。

徐州战役后，胡宗南的第二十二师与第一路军各部向北推进到韩庄一线，与敌军隔运河对峙三个月之久。

1928年1月初，蒋介石到南京复职，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并整编各部队。蒋介石将第一路军改编为第一集团军，蒋自兼总司令，下辖四个军团，分别以刘峙、陈调元、贺耀祖、方振武为第一、二、三、四军团的总指挥。第一军团下辖第一军，军长由军团长刘峙兼任，副军长蒋鼎文；第九军，军长顾祝同；第四军，军长缪培南。

胡宗南的第二十二师编属第一军团第一军序列。第一军下辖三个师：第一师师长由副军长蒋鼎文兼，第二师师长徐庭瑶，第二十二师师长胡宗南。胡宗南的第二十二师由三个团扩编为四个团，团长分别是冯士英、梁华盛、李默庵、李铁军，都为黄埔一期生。

1928年4月9日，蒋介石下达总攻击令，“第二期北伐”开始。4月10日，第一集团军各部向鲁南直鲁军发动总攻击。

胡宗南奉命指挥第二十二师担任对韩庄、台儿庄一线的鲁军张宗昌部防地右翼进攻。4月11日胡师与鲁军王栋部在运河上的侯孟渡口发生激战。王栋部在这里构筑了三道防线，在运河上架设浮桥沟通两岸阵地。胡师第二团梁华盛部向守敌发动突然袭击，猛扑桥头，抢夺浮桥。敌桥头机枪阵地猛烈扫射。第二团第二营营长刘炳身先士卒，直扑上桥，中弹身亡。第二营官兵受此激励，冒死冲击，夺获桥头敌机枪阵地，与敌军发生激烈肉搏。

这时，敌军一部由上游六十子渡口渡过运河，迂回到胡师左侧，企图前后夹击“围歼”胡师。胡师第四团李铁军部奉胡宗南命前往堵截，副团长李正华骑白马指挥冲锋，打退援敌，并乘胜渡过运河，与侯孟渡口的胡师第二团会合，击溃敌军。

接着，第二十二师协同第一师、第二师，于4月13日夺取了鲁南军事要地韩庄、沙沟等地，打开了进入山东的大门。

1928年4月16日开始，胡宗南第二十二师与友军一道，向北进击，经激战，先后占领滕县、界河、邹县、兖州、曲阜等地。4月30日，当第一师等部猛攻泰安时，胡宗南率第二十二师突进到济南城下。胡师第一团冯士英部向济南城的西门发动进攻，发现这里仅有少数敌军抵抗。胡宗南得知济南西门为日本租界区。他早得到保护日侨权益的通知，乃下令第一团避开济南城的西门日租界，改攻济南的北门；又令第四团李铁军部攻济南的南门。第九军等部队也赶到投入攻城战斗。攻城战斗持续一天一夜。当日夜，张宗昌与孙传芳先后弃城逃走。5月1日晨，胡宗南第二十二师与第九军顾祝同部的第三师首先攻入济南城。张宗昌残部大多被俘。第一军团总指挥刘峙入城，令胡宗南的第二十二师维持济南市内秩序。

北伐军攻占济南不久，日本侵略军就蓄意向北伐军武装挑衅，血腥屠杀中国军民，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五三惨案。贺耀祖的第四十军等部激于义愤，奋起反击日军，双方展开激战。日军竟出动战机轰炸济南。蒋介石也深为日军的暴行震惊，但他认为“不屈何以能伸，不予何以能取，犯而不校，圣贤所尚；小不忍则乱大谋，圣贤所戒。慎之！勉之！”蒋介石：《1928年5月2日日记》，转引自(日)古屋奎二：《蒋介石秘录》第三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51页。为了北伐大局不被中断，下令北伐军委曲忍让，停止与日军的交战，除留下两团卫戍部队，全部退出济南城，绕道北上进击天津、北京。但第四十军不听蒋介石的号令，继续与日军作战。蒋介石乃下令制作八面停战令旗，交胡宗南派人持旗前往四十军阵地，强令停战撤军。

胡宗南严格执行了蒋介石的命令，在强令第四十军停战撤军后，于5月5日率领第二十二师撤出济南，南撤到曲阜整训。

1928年6月初，南京国民政府属下的四个集团军北伐，进抵天津、北京一线。奉军退往关外。6月4日，奉系首领张作霖在退回东北途中，在沈阳皇姑屯车站被日本间谍炸死。其子张学良继为奉系首领。南京国民政府在占领天津、北京后，决定以政治方式解决东北问题，派代表与张学良进行改旗易帜的谈判，终于在1928年12月获得成功。于是，南京国民政府宣布，“二期北伐”结束，全国统一。

在1928年6月战事基本结束后，中国的政局出现了一个短暂的较为平和稳定的时期。这也是胡宗南从军以来一个难得的较为轻松的时期。

1928年6月初，胡宗南的第二十二师驻军曲阜整训。胡宗南请假回浙江孝丰家乡省亲，看望年迈的父亲、继母与弟妹。胡宗南自此以后每年都有此例。这年6月中旬，胡宗南省亲后在归途中，经杭州，寓西湖大佛寺小憩，结识了两位浙江同乡：一位是戴笠，一位是赵龙文。

戴笠比胡宗南小一岁，黄埔六期骑兵科毕业。戴笠，字雨农，浙江江山人，1897年生，比胡宗南小一岁，黄埔六期骑兵科毕业。当他与胡宗南结识时，正在蒋介石的总司令部担任情报工作，尚未显达，常单人单骑颠沛于丰、沛、萧、砀之间，做军事调查与搜集情报的工作，生活艰辛而又狼狈。而这时胡宗南已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二师的少将师长，却不因与戴笠地位悬殊而看轻他。胡宗南在结识戴笠后，在交谈中就看出戴笠超群的“特工天才”与情报工作能力，敬佩他的旺盛的精力。胡宗南还看到戴笠有许多与他相似或相近的地方，如他们都是浙江西部山地人，一居天目山，一居仙霞岭；都系黄埔军校出身，是黄埔系的重要骨干成员；都极其忠于校长与领袖蒋介石；都希望在蒋介石的领导与提携下，干出一番大事业，以飞黄腾达，扬名于世，青史留名。二人又年岁相近，个人性格与爱好也有许多相同之处。胡宗南这时正为了发展与扩大自己的事业而积极地物色志同道合、富有才干的同志与密友，因而对戴笠分外看重。戴笠既感激胡宗南的侠义相助，更看重胡宗南手握重兵的权势与军事指挥才能。二人相见恨晚，自此订交。

赵龙文则比胡宗南与戴笠都要年轻一些。他是浙江义乌人，曾在北京大学读书，后投入国民革命军，富于政治工作才能。胡宗南也十分看重他的才干与学识。

胡宗南与戴笠、赵龙文三人在这次短短的相聚中，常常在大佛寺开怀畅谈，讨论时局，讨论当时中国社会上的种种实际问题，也常常讨论一些诸如“国家社会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分别，又怎样呢？”这样的理论问题。赵龙文：《怀胡宗南先生》，刊(台北)《中外杂志》第1卷第1期。

此后，胡宗南与戴笠、赵龙文结为深交，尤其是戴笠成为胡宗南终生的非同寻常的密友。

胡宗南从杭州回部队后，一方面让戴笠在其第一师师部挂职，借以支持与掩护他的情报工作；一方面不断向蒋介石推荐与谕扬戴笠的特务工作才干与业绩，使戴笠迅速得到蒋介石的信任与赏识，职权不断上升。几年后，戴笠就担任了复兴社特务处的处长与军委会特务处的处长，执掌蒋介石的军事特工大权，后来更担任了名闻全国、令人胆寒的军统局局长。胡宗南与戴笠的关系也更加密切，在工作上互相支持，在生活上互相照应。胡宗南为戴笠的特工工作支持武器，支持士兵，支持军事干部，如马志超、吉章简等。戴笠也为胡宗南的军队提供情报，还常常为胡宗南的家事提供帮助。如1937年胡宗南的父亲死于孝丰家乡，胡宗南正忙于指挥战事，不克奔丧，戴笠亲往孝丰为其营葬。胡宗南年过四十而未婚，戴笠于1937年将自己手下一位年轻、漂亮而又能干的女秘书叶霞翟介绍给胡宗南，后来成为胡宗南的夫人。戴笠的亲信部属沈醉对戴笠与胡宗南的亲密关系，这样写道：“戴笠在工作上和私生活上能打成一片的知心朋友应当首推胡宗南了。他每次见到胡，真是三天三夜都谈不完一样。有时两人在一起像发神经病一样，谈到半夜过了，他送胡回去又谈一阵，胡又送他回来，往往弄得通宵不眠。”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刊(北京)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第152页。人称“戴胡不分家”。

此后，胡宗南与赵龙文也建立了十分密切的关系。当胡宗南从杭州回部队时，就约赵龙文往曲阜一游。赵来到曲阜胡宗南的师部作客，后又随胡宗南部迁移到大王庄，到柳泉，到徐州的九里山军营，与胡宗南朝夕相处。“每日清晨，双骑并出，林花碧柳，晓露如珠，则下骑徐步，娓娓而谈。自个人修养，以至治平大道，历史掌故，无所不谈。”赵龙文：《怀胡宗南先生》，刊(台北)《中外杂志》第1卷第1期。在此期间，赵龙文帮助胡宗南对官兵进行政治宣传，在每天官兵们饭后三分钟，赵龙文对官兵们演讲通俗的故事与道理，灌输主义与思想，据说，“收效极大”。后来赵龙文长期在戴笠手下工作，在杭州警校任职。抗战军兴，赵先任浙江金华行政督察专员；在1940年到甘肃，在谷正伦部下工作。但他始终与胡宗南来往密切。1947年年底，他任胡宗南的西安绥靖公署秘书长，跟随胡宗南从西安撤退到汉中，到成都，到海南，到西昌，直到1950年年初逃回台湾，成为胡宗南的最重要智囊人物。

征桂、战冯、讨唐 1

1928年6月“第二次北伐”结束后，南京国民政府提出“统一军政”、“实施训政”的口号，对全国军队缩编。1928年7月25日，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先行缩编，取消了军团与军的番号，将全部军队整编为十三个师、两个独立旅、三个炮兵团，共255万人。

胡宗南的第二十二师于1928年8月下旬在曲阜缩编为第一师第二旅，胡任第二旅少将旅长，副旅长先后由李默庵、许非由、唐云山担任。旅下辖两个团：第三团团长李铁军，第四团团长梁华盛。

第一师师长为刘峙，副师长张克瑶。下辖三个旅，除胡宗南的第二旅外，第一旅旅长为徐庭瑶，第三旅旅长为张永治。

1928年9月，胡宗南旅随第一师从曲阜南撤徐州，驻九里山营房。胡宗南抓紧这段时间对部队进行军事训练。1928年11月10日，蒋介石以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来徐州校阅第一师部队。第一师由北伐时的第一军缩编而成，是蒋介石的起家部队，因而蒋介石对它特别重视与爱护。胡宗南的第二旅在校阅中表现卓越，被蒋介石誉为“模范旅”，第三团李铁军部被列为全国陆军第一。为了奖励第二旅，蒋介石特地让胡宗南率该旅团长以上军官到南京，由蒋介石夫妇传见嘉勉，与他们一一握手。这在当时的国民政府军队中，被视为莫大的荣耀。胡宗南作为黄埔一期生中的佼佼者，再次给蒋介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这段时间，胡宗南多次或因公或因私来到南京。胡宗南当年旧游之地的南京，如今是国民政府的首都，冠盖云集，商业繁荣，达官贵人如过江之鲫。胡宗南在公事之余，却常去找当年的同学旧友，如张其昀与缪凤林等人，与他们一道寻师访友，游山赏景，谈古论今。张其昀这时是新建的中央大学一位已颇有名气的年轻史学教授。他后来回忆这期间胡宗南在南京的交游时，写道：

自（1920年）南京离别以后，直至北伐胜利，才重新聚首。……他来找我，常约缪赞虞（凤林）君，同往龙蟠里国学图书馆，拜访柳（诒徵）老师。我们是鱼相忘于江湖，他仍以出身师范的寒士自居，所谈的多半是史学、教育和南京的史迹，真可以说是儒将风流。……他爱中（央）大（学）的校景，又爱钟山的名胜。王荆公晚年隐居钟山，有诗云：“终日看山不厌山，买山终待老山间。山花落尽山长在，山水空流山自闲。”最可以形容胡先生在千军万马中涵养出闲云野鹤的风格。他每到南京，常邀作者和赞虞，往灵谷寺一带作半日的徘徊，在中央体育场和音乐厅一带，欣赏钟山的美景。……他不多讲话，但常作会心的微笑，真可谓“吉人之辞寡”了。张其昀：《追念胡宗南先生》，刊《宗南先生纪念集》，台北出版。

从这些记述中，可以窥测到当时胡宗南的生活与心态之一斑。

然而，像这样比较和平稳定的日子只维持了很短时间。南京国民政府宣布全国统一未及数月，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国民党内各军政派系之间围绕裁兵问题的矛盾日趋激化，首先在1929年春爆发了蒋桂战争。

北伐结束后，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及其第四集团军控制了从广西、两湖直到河北的广大地区。第四集团军司令部设在武汉。为了对抗南京国民政府的编遣命令，李宗仁、白崇禧经过密谋，于1929年2月22日突然以“武汉政治分会”的名义，免去亲南京国民政府的湖南省政府主席鲁涤平的职务，以何健代之，同时发兵赶走鲁涤平部，控制了湖南省。这就是震动一时的“湘案”。

“湘案”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一方面明令监察院“切实查明，以凭核办”《中国国民党年鉴》民国十八年集，重要大事，1930年南京出版。，一方面军政双管齐下，在对桂系将领秘密策反的同时，调兵遣将，部署讨桂军事。

1929年2月26日，驻扎在徐州的第一师以及其他各中央军部队，都同时收到了蒋介石以“极机密”电文发出的命令，称因“长江上游形势严重”，各部队务必“于三月三日以前完毕出师准备”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关于西征武汉及鄂西诸战役阵中日记（1929年2～4月）》，南京国民政府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藏(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3月2日，又收到了蒋介石加以“机、急”的电报，通令中央军各部对桂系第四集团军作战的战斗序列。胡宗南的第二旅编属于刘峙的第二路军。

胡宗南接到命令后，立即令第二旅做好作战准备，于3月初作为第二路军第一师的先头部队，由徐州南下，经浦口，乘江轮西上，于3月8日抵达安庆，舍舟登岸，随第一师集结于长江北岸的安徽潜山、太湖一线。3月下旬，胡宗南旅从安庆出发，沿长江北岸的望江、黄梅、广济、蕲水急进，每日行程百里。因这时蒋介石对桂系军队的策反瓦解取得很大成功，桂系在湖北的主要将领李明瑞与杨腾辉接受了蒋方的收买，不予抵抗，节节后退，因而胡宗南旅在沿途很少发生战斗。

1929年3月26日，蒋介石正式发布对桂系的《讨伐令》。

冯玉祥

3月27日，屯兵河南观望的冯玉祥见桂系败局已定，乃进行军事投机，电告蒋介石，已出兵五师参战，从河南南下，企图抢占湖北地盘。蒋介石立即调整军事部署。3月底，正率部向湖北进军的胡宗南接到蒋介石的秘密命令，要抢在从河南南下的冯玉祥部队以前占领武汉，乃作为第二路军与第一师的先头部队，更急速行军，于4月4日未经战斗进占武汉，并负责维持全市治安。第二旅旅部设在汉口桥口营房。

讨桂战役结束以后，南京国民政府与冯玉祥系的矛盾迅速激化起来。1929年5月中旬，蒋、冯战争爆发。1929年5月15日，以冯部将领刘郁芬等人的名义，通电全国，推冯玉祥为“护党救国军西北路总司令”，“统五十万武装同志，……与蒋周旋”，公开向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挑战。

蒋介石早就对冯玉祥存有戒心，对冯的军事计划与部署也早有防备。早在1929年4月对桂系作战期间，蒋介石就已秘密制订了《国军对冯军警备计划》。战幕既开，南京国民政府一方面于5月23、24日，明令开除冯玉祥的国民党党籍，严缉拿办；一方面按预定计划发兵讨冯。

胡宗南的第二旅仍编属于刘峙的第二路军，于5月中旬奉令离开武汉，随第一师开往豫南抗击冯军。因武胜关隧道被冯军破坏，胡旅遂绕道，由应山经平靖关进入豫南，又经唐河抵达平汉线上重镇信阳。但这时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冯玉祥部重要将领韩复榘、石友三、刘镇华、杨虎城等相继叛冯投蒋，冯军被迫退回潼关以西，冯玉祥本人在5月27日通电下野。于是，对冯军战事暂告结束。

胡宗南率第二旅驻信阳整休待命。到1929年9月初，因局势较平静，胡宗南奉令率第二旅回驻汉口桥口营房。

胡旅回驻汉口不久，所属第一师奉令扩编：每个旅由原辖两个团改辖三个团。胡宗南的第二旅改番号为第一师第一旅。胡宗南担任这个号称“天下第一旅”的旅长。下辖三个团：第一团团长袁朴，第二团团长廖昂，第三团团长李铁军。胡宗南的黄埔一期同学黄杰任第二旅旅长。

1929年10月10日，冯玉祥部的将领以宋哲元为首，以庆祝双十节的机会，再次发动讨蒋，通电全国，列举蒋介石毁党、误国等八大罪状，宣称“蒋氏不去，中国必亡”，推戴阎锡山、冯玉祥为正副总司令，宋哲元为西北军总司令，编组八路军队，从陕西分三个方向向河南进击。

南京国民政府立即下令调动各路部队讨伐冯军。蒋介石亲任“讨逆军”总指挥，以朱培德为参谋长，以方鼎英、刘峙、韩复榘、何健、唐生智分任“讨逆军”的五路指挥，陈调元为总预备队指挥。

双方军队在10月18日开始接触，到10月底，在陇海线、豫南各战场进行多次激烈的战斗。由于双方军力、财力的悬殊，由于冯军内部的矛盾，特别是由于阎锡山中途变卦，致使冯军于11月中旬迅速失败，向陕西撤退。在北面陇海线作战的“讨逆军”第五路军唐生智部在11月16日占领登丰，20日占领洛阳。在南线豫南作战的“讨逆军”第二路军刘峙部在11月20日占领老河口、谷城。

胡宗南的第一旅作为第二路军刘峙部的主力，先在南线鄂西北一带作战，后北进至河南密县观音堂、东西马跑、东西月台一线与冯军孙良诚部作战。当冯军在11月中旬向西败退，胡宗南指挥所部乘胜追击至嵩山脚下。

1929年11月下旬，胡宗南旅进至少林寺附近。胡宗南突然接到“讨逆军”第二路军指挥刘峙的命令，要其率部迅速南撤。胡宗南率第一旅一日夜急行军一百三十里，到达平汉线上的新郑车站，转乘火车回驻武汉。胡宗南的黄埔一期同学黄杰所率第二旅也随之南行。

原来正当冯玉祥军败退回陕西之际，担任蒋军第五路军指挥的唐生智，在汪精卫改组派的策动下，与石友三勾结，于12月1日在郑州通电反蒋，将所部改称“护党救国军第四路军”，自任总司令，率刘兴、龚浩两师与门炳岳骑兵旅，从郑州沿平汉铁路南下，企图攻占两湖。

南京国民政府对唐生智与石友三采取不同的策略，先集中力量对付唐生智。蒋介石一面派人收买与策动晋军阎锡山等部从北面进攻郑州，断唐的后路；一面令刘峙指挥中央军各部，迅速从豫西、鄂西收缩于武汉地区，防堵唐生智军南下。南北夹击，“围歼”唐军。

“讨唐”的军事迅速发展。到12月下旬，北线阎锡山指挥各军占领郑州，将唐生智军压迫至驻马店及其以南地区。在这同时，南线刘峙指挥各部沿平汉铁路北进，于12月20日向唐军发起总攻，相继占领遂平、汝南。

1929年12月下旬，豫南、鄂北连日大风雪，雪深没膝。

胡宗南奉令率第一旅由武汉乘火车北上，在新安店下车，迂回平汉路东，冒风顶雪，艰苦行军，于1930年元旦到达河南省确山县之杨庄，准备赶往戴家岗、刘庄一线，援救被唐生智军围困多日的第九师与第十一师。因天寒路滑，部队携带武器行李，行军迟缓。胡宗南下令全旅在当日晚连夜急行军，务必赶至目的地。1930年1月2日晨，胡旅第三团丁德隆部率先赶至刘庄附近，奋勇冲击；胡宗南率全旅也迅速赶来投入战斗，击溃了唐生智军门炳岳骑兵旅，援救出苦战多日的第十一师陈诚部。

1930年1月上旬，唐生智部在晋军与中央军等的南北夹击下，迅速失败。唐军于1月13日缴械。唐生智化装逃往天津租界。

讨唐战事结束以后，1930年2月，胡宗南率第一旅再次回驻武汉。

1929年是国民党内各派新军阀内战频发的一年。从这年3月直到1930年1月初，内战的枪炮声几乎没有一天停止过，内战的战场从河南、湖北直到两广，几乎遍及半个中国。胡宗南正是三十四五年纪，精力充沛，随着蒋介石的指挥棒东征西战。在这些内战中，蒋介石的中央军几乎是连战皆捷，胡宗南在战场上也都是一马当先，不断“建功立业”。但他们的胜利与“功勋”于国于民都无多少好处，而且被他们打败的敌人，如李宗仁、冯玉祥、石友三等，不仅实力犹存，而且时时图谋报复，加紧厉兵秣马，准备重新杀来。特别是晋系阎锡山，在1929年这一年的新军阀混战中，左右逢源，首鼠两端，投机取巧，像游蛇一样回旋于各派势力之间，不仅使晋系得到扩展，而且使阎锡山在国内的政治地位迅速上升，各派反蒋势力都麇集到他的旗帜下，形成了新的反蒋统一战线。因此，到了1930年，国民党内各派新军阀之间的战争风云，不仅没有消散，反而更加浓密。一场巨大的战争暴风雨就要降临在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中国大地上。

中原大战中的“天下第一师”师长 1

1930年3月间，胡宗南奉命率第一旅，随第一师从武汉开往徐州。

阎锡山

当时，南京国民政府与以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为首的国民党各派新军阀之间的矛盾再度尖锐起来。中原地区形势尤其紧张。南京国民政府加紧调兵遣将，部署军事。当胡宗南率第一旅过浦口时，蒋介石特令胡宗南带领全旅连长以上军官到南京中山陵谒陵。中山陵是在1929年才落成的壮丽建筑，坐落在南京东郊风景区，成为南京政府最神圣的纪念地。蒋介石让胡宗南旅军官来集体谒陵，蒋介石又特地赶来给他们训话，对胡旅奖励备至，无疑这是给他们最大的荣耀。胡宗南清楚，这是蒋介石要他们为捍卫孙中山的在天之灵与南京国民政府，在即将到来的中原大战中出力卖命。

1930年5月11日，南京国民政府与以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为首的国民党各派新军阀之间的内战，以空前的巨大规模与激烈残酷爆发了。

大战首先在陇海线战场点燃。蒋介石军第二军团刘峙部各师向战略要地归德猛攻。胡宗南旅所在的第一师，因师长刘峙兼任第二军团总指挥，由副师长徐庭瑶任代师长。开始中央军攻势凶猛，又有空军助战，说降了刘茂恩，于5月21日诱捕了万选才，顺利占领归德。阎锡山与冯玉祥急调精锐孙良诚、吉鸿昌等部前来增援。双方于5月下旬在豫东展开激战。胡宗南指挥第一旅三个团担任蒋军正面，沿陇海铁路线迎击孙良诚军：初战于车厢集，解中央独立第二旅彭进之部之围；继向龙门寨攻击前进。第一团袁朴部攻克汤坟、水口、仪封寨；第三团李铁军部攻占大小麻姑寨。连日战况空前惨烈，双方反复猛扑，寸土必争，一日夜进出五次，死伤惨重。第一师兼代师长徐庭瑶在李庄战役中被迫击炮弹炸伤右臂，无法指挥作战。胡宗南在6月初被任命为第一师代师长。胡宗南令第三团团长李铁军升代第一旅旅长。

1930年5月底到6月间，豫东战场双方展开了拉锯战，打得难解难分，处于胶着状态，虽然各有胜负，但中央军显得被动，伤亡重大。7月初，中央军在其他战场形势好转。蒋介石决定在陇海线对冯玉祥部采守势，下令调动主力胡宗南的第一师、陈诚的第十一师、冯轶斐的教导一师等部转津浦路作战，打击阎锡山的晋军，协助韩复榘部反攻济南。

1930年7月下旬，胡宗南指挥第一师从豫东乘火车开往津浦线，胡宗南亲自率第五团殿后。当胡师大部分部队开走后，突然，冯玉祥军孙良诚部向中央军之油菜坊阵地发动猛攻。张治中的教导第二师等部抵挡不住，先后溃退。孙良诚军前锋攻至蒋介石的总司令指挥列车不及十华里处。在这十分危急的关头，胡宗南表现得冷静顽强，指挥殿后的第五团立即下车投入狙击，力战数小时，终将孙良诚军击退。在激战中，第五团团长陈焰中弹阵亡。这就是中原大战中著名的油菜坊之战。

1930年8月初，胡宗南率第一师加入津浦线战斗序列以后，在刘峙的指挥下，与陈诚的第十一师等部组成中路军，沿铁路线北攻，吸引住晋军；右翼军蒋光鼐、蔡廷锴等部趁机由间道疾进，绕至晋军侧后猛攻，前后夹击。晋军仓皇败逃。当时正赶上连续大雨多日，引起山洪暴发，晋军后方的大汶河突然暴涨，后退晋军根本无法渡河，竞趋铁路桥，又遭蒋军飞机轰炸，秩序大乱，溃不成军，丢弃大量武器辎重，尽为胡宗南部缴获。胡宗南指挥第一师协同友军乘胜追击，在泰安与晋军援军激战五昼夜，歼灭晋军主力大半。8月15日蒋军重新占领济南。

当胡宗南等部在津浦线战场胜利进军时，在河南的冯玉祥部为援救晋军，沿陇海路向蒋介石的中央军发动全线进攻，是为“八月攻势”。蒋介石急调津浦线中央军回援。胡宗南的第一师先行后撤，星夜驰援。当时豫东洪水泛滥，一片汪洋。胡宗南率第一师历尽艰辛，在洪水中行军，回到豫东。8月21日，蒋介石下令集中兵力到平汉、陇海线作战，进击冯玉祥指挥所所在地郑州与陇海路西段。蒋介石指示此次郑州战役中，各部队采用“锥形战术”，远路迂回，大胆穿插、进入冯军后方独立作战，逐段切断冯军，各个击破与歼灭。9月6日，蒋军总攻开始。胡宗南率第一师从豫东归德向西南迂回穿插，经柘城、鹿邑、淮阳、商水，到达平汉铁路线上的郾城、许昌一线，后又沿平汉铁路线北上，到达新郑、密县一带，会同友军，截断了冯军西撤之路，掩护陈诚的第十一师攻入郑州、杨虎城部攻占洛阳与潼关。冯玉祥军全线动摇，叛降者连连发生。

在蒋军发动反攻的同时，东北张学良在1930年9月18日宣布“拥护中央”，发兵入关，抄袭晋军后路。阎锡山、冯玉祥准备死守河北、山西的打算破灭，全军迅速土崩瓦解。1930年11月初，中原大战以南京国民政府与蒋介石的胜利宣告结束。

“一将功成万骨枯”。惨烈的中原大战以死伤数十万人的沉重代价，成就了一些将军的辉煌功业。胡宗南经此战也声名大振，成为中央军蒋介石麾下著名的青年将领。何应钦说：“中原事起，宗南弟率第一师转战津浦、陇海两线。油菜坊一役，尤著声威。”何应钦：《胡上将宗南年谱·序》，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1页。当指此。

中原大战结束后，胡宗南奉命率第一师进驻河南的省会--开封。刘峙任河南省政府主席。未久，胡宗南就奉令继刘峙后，被实授为第一师中将师长。第一师，在中央军嫡系部队里，有很高的地位，其实力与声誉都超过其他师。

它是蒋介石黄埔建军的起家部队，前身是大革命时期的第一军，蒋介石、何应钦先后任军长，编遣会议后缩编为第一师，师长刘峙在出兵时常兼任方面军总指挥，军阶高于其他师长。第一师的兵力、官兵素质与武器装备也远优于其他部队。因而第一师在当时国民党军政界与社会上被誉称为“天下第一师”。

当刘峙在中原大战后调升为河南省政府主席时，他想保荐与他同为保定系的徐庭瑶副师长接任第一师师长。这本也是顺理成章之事。但胡宗南雄心勃勃，早就想取得这一军职；而且他对保定军校出身的刘峙、陈诚、徐庭瑶等人早就不满与不服，一直想树立黄埔系的军事实力。因而他扬言说，如果不让他当第一师师长，他就辞职不干。裴昌会、姚国俊、王应尊：《胡宗南集团的形成、发展到覆灭》，刊《重庆文史资料》第23辑，第4页。胡宗南的要求得到了黄埔同学的支持；更为重要的，他得到了蒋介石的支持。蒋介石正式任命胡宗南为第一师师长，而将徐庭瑶调任第四师师长。

胡宗南就这样在蒋介石的特殊宠爱与破格提拔下，担任了“天下第一师”的中将师长。这年他才35虚岁。

胡宗南的便装照。胡宗南虚岁35岁时，就受到蒋介石的特殊宠爱与破格提拔，担任了“天下第一师”的中将师长。

胡宗南率第一师驻军开封，抓紧整训与扩充部队。蒋介石下令将中央独立第二旅彭进之部并入胡宗南师，为独立旅。中央独立第二旅原为桂系胡宗铎部，1929年桂系在蒋桂战争中失败，该部被蒋介石收编。胡宗南任命亲信、黄埔一期生丁德隆为独立旅旅长，而让原旅长彭进之任第一师副师长。这样，胡宗南的第一师就辖第一旅，旅长李铁军，第二旅，旅长黄杰，独立旅，旅长丁德隆，有三旅之众，进入甲种师的行列，实力大增。胡宗南并大力调整各级部队主官，全面贯彻黄埔人才路线，将全师三旅九团的主官全部换成清一色的黄埔军校一、二、三期的毕业生。营、连长也多由黄埔生充任。原保定系、日本士官系或各讲武堂系及其他系的军官，或被排挤出第一师，或明生暗降担任副职。这不仅得到蒋介石的好感，而且扩大了胡宗南在黄埔系军人中的影响。历届黄埔军校毕业生为寻找自己的出路，争相投奔胡宗南，以能在胡宗南的“天下第一师”任职为荣，一切唯胡宗南马首是瞻。胡宗南隐然成为黄埔学生的首领。第一师各级主官如下：

师长：胡宗南

副师长：初为彭启龙，后为彭进之

参谋长：刘德芳

第一旅：旅长李铁军

第二旅：旅长黄杰

独立旅：旅长丁德隆

各团团长分别为袁朴、廖昂、李文、梁华盛、罗历戎、冯疑、李庞、黄祖壎等，后有李正先、李友梅、杨德亮、李用章、甘竟生等人。

胡宗南为了提高部队战斗力，培植自己的军事实力，从蒋介石创办黄埔军校的成功经验得到启迪与经验，热衷于创办军事学校以培训人才。他呈报蒋介石得到批准，在开封成立了“第一师军官训练班”，选拔副排长以上军官入班受训。又令所属各旅成立军士连，训练班长。胡宗南与师、旅、团长官常常到这些训练班讲课。胡宗南曾对部属讲述举办军官训练班的意义与违规设立副排长一职的必要性，说：“战斗残酷之际，一连中如有六七人坚持不退，战局即可稳定。行伍官兵有唯在战斗中求出路心理，每能作坚强表现。故副排长虽非编制，仍宜设置，战时排长伤亡，即可择优生代，以鼓励之。”《胡上将宗南年谱·序》，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38页。

胡宗南还规定各级军官的一项升迁制度：排长没打过两次仗的不能升连长，没打过一次胜仗的不能升团长；团长没当满两年的不能升旅长。张朋园、林泉、张俊宏访问，张俊宏记录，郭廷以、张朋园校阅：《王微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丛书（60），(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版，第149页。这项制度对调动各级军官的积极性、培养指挥人才、鼓舞部队士气有很大的作用。

胡宗南还大力加强与改善第一师的武器装备。胡宗南在几年来指挥部队作战中，发觉部队的通讯联络多沿用传统的步骑联系，效果不好，常常贻误军机，乃于1931年5月听从秘书王微的建议，在第一师筹设无线电通讯，在师部与各旅部先后设立了无线电台，后不断发展。胡宗南又在郑州平民村设立了第一师无线电训练班，自行训练电台专业人员。而精通无线电技术的王微则被胡宗南指派为第一师电台机要工作负责人。

随着自己地位的上升与实力的扩大，胡宗南十分注意树立自己的形象与扩大自己的影响。他极注意笼络军心亲近士卒。平时他生活俭朴，严于律己，衣着与士兵相同，常常与士兵一同吃饭，一同娱乐，还常常找官兵谈心。他能叫出许多下级军官与士兵的姓名。他独居多年，年过35岁，尚不议娶妻。他尤注意关心伤残士兵，命师部秘书王微为每个伤残官兵摄影装册，形成档案，年年抚恤。胡宗南还专门成立了“第一师半伤残官兵年会”，简称“伤兵年会”，每年5月开会一次，由师部招待与会的第一师伤残官兵食宿娱乐，发给全年薪饷之半及来回路费，其子弟优秀者由第一师资助入学。形成了优待伤残官兵的制度。胡宗南的这些言行措施使得他在第一师官兵中赢得很高的威信，在社会上也博得很多赞誉。国民党人士称赞他治兵，“讲道义，以仁厚处人，而且缺少江湖经验”戈士德：《胡宗南与戴笠》，刊(台北)《中外杂志》第31卷第4期。，当是指此。

胡宗南对高级军事人才与社会知名的专家学者，更是优礼有加，或着意招徕，或亲往拜谒。

胡宗南驻军开封期间，常与河南大学的一些名教授往还：正在这里任教的郭廷以教授是胡宗南早在1920年夏在南京高师暑期补习班结识的老友，十年后二人重逢，往来更密；胡宗南又与河南大学的名教授吴造峨及河南地方的一些军事学者订交。胡宗南在这些交往中向他们请教历史知识与军事知识。

这期间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1932年初第一师参谋长刘德芳他调，胡宗南请担任军政部次长的林蔚给他物色推荐一位新参谋长。林蔚推荐了正在军政部任职的于达。于达，字凭远，文武兼备，性情恬淡，好读书，能诗，在国民党军界中有“儒将”之称。胡宗南一听十分高兴。当时他正驻军龙潭。他亲自带一名卫士到南京于达家中“接驾”，从南京火车站乘坐一架铁路上的摇车前往龙潭师部。胡请于达坐在车当中，他与卫士坐在两旁。于达因原是军政部的将军，身着黄呢军制服与黄呢披风，胡宗南与卫士却身着同样的灰布棉军装。当时正逢严冬，朔风凛冽，胡与卫士轮流摇车。若前方有火车开来，胡又忙与卫士抬摇车下铁轨。于达想参加摇和抬，胡都不答应。赵龙文：《怀胡宗南先生》，刊(台北)《中外杂志》第1卷第1期。胡是想学习与模仿中国古代周文王渭水访贤、刘玄德三顾茅庐的故事吧。正因为这样，胡宗南不仅在社会上博得一些美誉，而且吸引了不少人才为其所用。

1930年年底，胡宗南率第一师驻军开封期间，奉刘峙命，派遣独立旅与第一旅先后赴豫南与豫东南清剿惯匪，历时数月。1931年5月，国民党内发生反蒋派的第二次联合，在南方广州召开“非常会议”，并策动石友三部于7月18日在河北顺德举兵反叛。胡宗南奉命率第一师北上，经彰德入冀南，沿磁县、邯郸、沙河、邢台、元氏、赵县等地，与东北军会师。石友三部瓦解，胡宗南师退还河南。1931年9月初，胡宗南又奉命南下，进驻江西萍乡，防堵广州反蒋军北上。不久，胡宗南师又奉调赣南吉安“围剿”红军，正行进间，日本侵略军在沈阳发动九一八事变，胡宗南接到蒋介石电令，立即回师开驻郑州，维护这个交通枢纽，震慑中州。

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2月中旬，胡宗南接到蒋介石电令，立即率第一师从郑州开赴沪宁沿线，担任护路任务，并作为淞沪前线的后备力量。胡宗南师先驻邻近南京的栖霞、龙潭一线，后东移常州、无锡、江阴一线，胡的师部驻常州清凉寺。在备战期间，胡宗南师官兵奉命赶筑苏南之国防公路与防御工事，计有无锡江阴间公路、常州溧水间公路、常州溧阳间公路及江阴要塞等。胡宗南集中全师力量，分部施工，日夜赶筑，大刀阔斧，一月而成。这对支持上海抗战、加强苏南国防设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因此，胡宗南部在一·二八抗战中虽未上前线与日军拼杀，但在后方防守与国防建设中作出了一些贡献。

在这期间，胡师第二旅旅长黄杰调升第二师师长，胡宗南以袁朴升任第二旅旅长。袁朴也是黄埔一期生，已随胡宗南征战多年。

复兴社“十三太保”中的第一号“太保” 1

1932年1月间，胡宗南的第一师驻防郑州时，他回家乡浙江探亲，路过南京。

当时，蒋介石因九一八事变后国内外形势的逼迫与国民党内各反蒋派的联合进攻，已于1931年12月15日宣告辞职下野，回浙江奉化老家。胡宗南在南京去拜会黄埔同学时，得知蒋介石在下野前一个多月，连续三次秘密召见十多个黄埔同学的核心人物，有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桂永清、萧赞育、周复、滕杰、郑介民、邱开基、戴笠等人，都是在南京中央军事机关工作的蒋介石的亲信。蒋向他们讲了当前国民党与蒋介石本人面临的困境：国外有日本侵略不断加剧，国内有共产党在“捣乱”，国民党内又有各派军政势力不断反蒋与对抗南京中央政府。蒋介石痛心地说：“我们的党一点力量没有，我们的革命一定要失败……”康泽：《复兴社的缘起》，(北京)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第134页。蒋介石要求黄埔学生赶快团结起来，开会协商筹建一个黄埔学生的秘密核心组织，然后去控制全国的军队，开展各种政治、军事、宣传、组织与特务的活动，从而强有力地维护蒋介石的领袖地位，维护南京中央政府。

胡宗南听了关于蒋介石讲话的介绍，非常高兴。因为蒋介石的讲话十分符合胡宗南这几年的一贯想法。胡宗南这几年在率兵南征北战之间，在国内外形势的影响下，一直在思考着如何将黄埔军校毕业同学组织起来，建立一个坚强有力的组织，形成一个强大的军事派系，从而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并求得自身更快的发展。

胡宗南是个爱读史书与研究时事政治的人，又是个怀有很大政治抱负的人，他越来越认识到结成政治团体与军事派系的极端重要性。

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来，“黄埔系”军事集团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胡宗南与他的黄埔同学在校长与“领袖”蒋介石的特意维护与大力提拔下，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官位不断上升，实力急剧膨胀，军政权力越来越大，才都是三十岁左右的年纪，便都手握重兵或大权，官拜师长、旅长，军阶达中将少将，成为国民党军中迅速崛起的一个日益强大的军事实体，在国民党军中的地位与作用日益增强，越来越不容人们忽视或小看。

“黄埔系”的特点是：

他们都是黄埔军校开办以来的各届毕业生，是校长与领袖蒋介石的“天子门生”，为蒋介石特别信任与宠爱；

他们都在国民党中央军嫡系部队里跟随蒋介石征战多年，被蒋介石不断提拔为将校的高中级军官，手握大小不等的军政权力与兵力，成为蒋介石政权最重要的军事支柱；

他们都奉蒋介石为唯一领袖，绝对忠于蒋介石，绝对服从蒋介石的任何命令，并以此为荣，成为蒋介石东征西讨打击压制党内外一切敌对势力的工具；

他们之间以同学关系，互相支持，互相依靠，互相标榜，互相提携，共存共荣，形成了一股咄咄逼人的势力。

胡宗南在黄埔系同学中，以他所得蒋介石的宠爱程度，以他黄埔一期的资格，以他超过其他任何同学的升迁速度与军阶官阶，当然，也以他的战功与在黄埔同学中的良好关系，赢得了威信，隐然成为黄埔同学中首屈一指的人物，成为黄埔系的首领。

但尽管如此，几年来黄埔系虽势力大增，但却一直未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具体组织。过去，黄埔同学中的“孙文主义学会”与“青年军人联合会”被蒋介石勒令解散后，曾根据蒋介石的指示，成立了一个名叫“黄埔同学会”的组织，由黄埔一期的曾扩情负责。但那组织太松散，太一般了，未发挥很大作用；后改组为“中央各军校毕业生调查处”，同样如此，而且由于黄埔毕业学生分化严重，致使该组织形同虚设。

胡宗南与他的几个黄埔密友在这几年国内纷繁复杂、翻云覆雨的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中，越来越感到将黄埔同学组织起来，建立一个坚强有力的军事核心组织的必要。这样，可以更有力地维护蒋介石的领袖地位，可以形成黄埔学生的军事派系与集团力量，还可以保障与促进黄埔学生的个人前途发展，特别是有利于实现胡宗南等黄埔学生领袖的光辉灿烂的未来。

胡宗南与他的几个志同道合的黄埔同学早就商量，要在黄埔同学中选择一些最忠于蒋介石、最忠于主义与团体、又最有军政才干与活动能力的人，建立一个秘密核心组织，然后再以此核心组织去联络、团结广大黄埔同学，掌握与控制国民党的军队，从而支持与维护蒋介石牢牢控制全国的党政军最高权力。

早在1930年年底，中原大战结束，胡宗南率第一师进驻开封时，就与正在这里进行军事情报活动的戴笠协商策划，秘密成立了一个军事核心组织——“三民主义大侠团”，又名“除奸团”，参加者是清一色的黄埔出身的国民党军官，有冷欣、萧洒、陈质平、王天木、马志超等多人，胡宗南与戴笠为首领，王天木为书记，马志超管总务等。其任务是维护蒋介石的领袖地位，制裁与铲除反蒋人士。这个组织因各种原因存在时间不长，活动也未展开，但却是后来成立的“三民主义力行社之先驱”。参见戈士德：《胡宗南与戴笠》，(台北)《中外杂志》第31卷第2期，第15页；又见萧作霖：《复兴社述略》，(北京)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第68页。

现在，蒋介石也要黄埔学生亲信成立自己的组织了。胡宗南听了十分高兴。他听说这天晚上，曾扩情、贺衷寒、康泽等十多位黄埔同学正在南京“浣花菜馆”聚餐并讨论成立组织的问题，急忙赶去入席。大家热烈欢迎胡宗南并请他发言。胡宗南当仁不让，提出他的意见说：“同学们要团结，这问题很急切，老是这样谈，时间已经过去很多了，要推举几个人负责筹备。”胡显得比别人更急迫与更实际。大家同意了他的意见。胡宗南也就不客气地立即一下子推举了贺衷寒、鄷悌、滕杰、周复与康泽五个人负责筹备，大家也无异议。康泽：《复兴社的缘起》，(北京)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第135页。胡宗南说完就退席了。他要赶去奉化见蒋介石。但筹备建立黄埔学生组织的活动就此正式开始了。

因此，后来外界传说，胡宗南是所谓复兴社的“十三太保”之一，即是最初酝酿和筹组这个组织而后又始终是中心骨干的一批人。萧作霖：《复兴社述略》，(北京)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第68～69页。当然“十三人”只是个概数，并不一定仅是十三人，也不能具体指出是哪十三个人，但胡宗南与贺衷寒、康泽、邓文仪、戴笠、桂永清等是其中的核心与骨干人物，却是事实。

1932年1月底，蒋介石回南京复职，不久担任军委会委员长。到2月中旬，胡宗南率第一师进驻苏南。就在这期间，贺衷寒、康泽等人在南京紧张活动，终于在2月底3月初，在南京中山东路励志社里召开成立大会，蒋介石亲自到会，宣告成立“三民主义力行社”。“复兴社”是力行社的外围组织。两个组织，一套班子。由会议选举、经蒋介石批准，产生了领导机构。有常务干事5人，干事12人，还有候补干事若干人。在干事会下，设处理日常事务的书记处，有书记与助理书记，下面分设总务处、组织处、宣传处与特务处等。

胡宗南被选任为12个干事之一。本来蒋介石不许复兴社吸收带兵官参加。黄埔学生出身的带兵官，尤其是师长以上的，非经特许也不能参加。只有胡宗南与黄杰、桂永清等极少数人是例外，胡宗南还实际上成为力行社与复兴社的领导骨干。从这也可见蒋介石对胡宗南的破格优待与特殊宠爱。

当然，由于胡宗南经常统兵在外，南征北讨，不可能常在南京，更不可能常参加力行社或复兴社的日常领导工作与各种组织活动。胡宗南本人平时也不愿对外人多谈力行社或复兴社的事，甚至连其名称也不愿提。但这并不能否认胡宗南对这个组织的高度重视及其对这个组织的重大作用与影响。复兴社的骨干分子萧作霖后来回忆与评价胡宗南时，说：

胡宗南在复兴社组织中没有负实际责任，并且从不轻易与人谈到或提及复兴社这个名称，好像他是并不热衷于任何政治活动似的。其实他正是一个有极大政治野心、极热衷于政治活动的人。……在屡次深谈中，我才发觉他有意图取中原作为基地，并有意于谋取统制复兴社整个组织，他的野心是正不下于蒋介石的。萧作霖：《复兴社述略》，(北京)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第68～69页。

这是讲胡宗南对复兴社的重视与野心。关于胡宗南对复兴社的作用与影响，萧作霖写道：

他的实力日增，声望日隆，成为黄埔军人中无人可与比肩的第一位红人，他也隐然以黄埔系的天字第一号人物自居。同时，因为蒋介石特别把他提名为复兴社领导骨干之一，大家以为蒋必有其特殊用意所在，所以都对他特别表示尊重，凡有大事，无不征求他的意见，他的然否往往是具有决定作用的。因此，他便也隐然以复兴社组织的幕后人自居。黄埔学生一般都自命为蒋介石的嫡子，而胡宗南则更以“太子”自许……

他在复兴社这个组织中，是一个核心中的核心，是一个发纵指使的幕后人物，实际上成为所有那些“太保”中的第一号“太保”。同上。第三章“追剿”红军进军西北

第三章 “追剿”红军进军西北

入皖“围剿”红四方面军 1

1932年5月5日，中国国民政府与日本政府在上海签订《淞沪停战协定》。上海一二八抗战战火停熄。

上海战事一结束，胡宗南部第一师就被蒋介石从苏南抗战前线撤下，与其他许多部队一道，迅速调往鄂豫皖地区，参加蒋介石策划已久的对以大别山为中心的中共鄂豫皖根据地与红四方面军的第四次“围剿”。

自从1927年7月国共分裂后，中国共产党就在全国许多地方发动武装暴动，建立红军，建立苏区根据地与苏维埃政权，武装反抗南京国民政府。控制地区与影响较大的有位于江西南部、福建西部的中央苏区，位于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大别山的鄂豫皖苏区，湖南、湖北西部的湘鄂西苏区等。其中鄂豫皖苏区的红四方面军地处湖北、安徽、河南三省交界处，正当中国心脏腹地，北可横扫中原，南可截断长江，西面威逼平汉铁路与武汉三镇，东面可直下津浦线威胁南京。蒋介石视之为心腹大患，近几年间连续发兵三次对之“围剿”，均告失败。红四方面军不断发展壮大，主力有两个军六个师，总兵力达四万五千余人，此外还有大批地方武装，控制面积达四万余平方公里，建立了二十六个县级政权。这时，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是胡宗南的黄埔一期同学、山西五台人徐向前（1901—1990），红四方面军的参谋长是胡宗南的另一个黄埔一期同学、湖南湘乡人陈赓（1903—1961）。因此，1932年5月上海对日停战后，蒋介石就亲自出马担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李济深为副司令，调动三十余万兵力对红四方面军发动第四次“围剿”。

1932年5月中旬，胡宗南率第一师三个旅的官兵乘长江轮船抵达安庆。这座长江北岸的城市当时是安徽省的省会。胡师在这里驻扎约一个月，进行战前准备。胡宗南知道，将部队从抗日前线调转到内战前线，是违反一般官兵心愿的行动，因此，稳定部队情绪，控制官兵思想，是战前的最重要准备。为此，他在安庆召开了一次全师军士大会，并亲自宣讲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思想，宣讲红军的“暴行”与“危害”，煽动部队的反共情绪。

1932年6月中，胡宗南奉命率第一师开往皖西，经桐城到舒城集结，接替陈调元部的防务，并向红军作试探性的进攻，占领六安、霍山，与红军形成对峙状态。

胡宗南在向红军进行军事进攻的同时，根据他一贯的思想，十分重视对红军根据地人民进行经济安抚与思想笼络。他对亲信戴涛说：“以军队剿‘匪’，军队去则‘匪’又来。若组织民众使抗‘匪’，则可省军队之力，使民众安居，知有生之乐，自不愿从‘匪’，‘匪’乃无所施其技，而‘匪’患潜消矣。此为根本要图，汝宜尽心为之。”《胡上将宗南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45页。胡宗南派戴涛率领师部的十多名人员，专门负责在皖西“收复区”内对民众发放救济米、办民众诊所、办民众夜校、协助农民恢复生产、修筑道路与村寨等工作。

胡宗南想以这些方法赢得中共根据地的民心，从根本上消灭红军。这显示出胡宗南这位职业军人的“政治眼光”，较之一些只知打仗与镇压的国民政府将领，要高明得多。自1927年4月国民党发动反共清党以来，胡宗南就一直忧虑中国的农民问题，认为农民问题不解决好，就势必要给共产党造成可乘之机。为此，他认真地思考着并试图实施解决农民问题的一些方法。但他思考与实施的一些办法都在现实中最终失败。历史证明，不解决最根本的问题——土地问题，则对农民问题的其他一切解决办法都将无济于事。而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没有重视也无法解决中国广大农村极其严重的土地问题。

这年夏天，胡宗南因事到汉口，在中央饭店住了几日。他每天认真阅读各种新出版的报章杂志，思索着国内政情与“剿共”军事，更感到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重要与迫切。他在这里结识了雷啸岑。此人即将到湖北某专区任行政督察专员。雷啸岑告诉胡宗南说，他到任后将注意打击土豪劣绅，对农村土地重新分配，实行民生主义中的平均地权主张。胡宗南听了很表同意，劝雷啸岑努力为之，不要怕得罪巨室，排除干扰，说：“你干你的，管那些土劣和官僚则甚呢。我连年在共区工作，目睹民众疾苦甚深，非彻底革新地方庶政不可。”雷啸岑：《“马五先生”笔下的胡宗南》，刊(香港)《大成杂志》1973年12月1日创刊号。胡宗南看到了南京国民政府政局的问题症结所在，但他却无法解决这些问题。

1932年6月12日，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确定了第四次“围剿”红军各根据地的整个战略步骤：先集中主要力量“围剿”消灭鄂豫皖、湘鄂西两苏区的红军，然后再全力进攻闽赣中央苏区的红军，重点进攻、分区“围剿”，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

为着先行对鄂豫皖、湘鄂西两苏区的红军“围剿”，蒋介石在武汉设立“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下辖左、中、右三路军：

左路军司令官为何成浚，指挥进攻湘鄂西苏区。

中路军司令部设在河南南部的信阳，后移湖北北部的广水，司令官由蒋介石兼，刘峙副之，共辖六个纵队，一个总预备队。

右路军司令部设在安徽西部的六安，司令官由李济深兼，第三军军长王均副之，共辖三个纵队，一个总预备队。

中、右两路军从东、西两面夹击进攻鄂豫皖苏区。

总计国民政府军兵力达二十四个师另六个旅，约三十余万人，其中三分之一为中央军嫡系精锐。另外还配备了四个航空队。蒋介石令中路军为“围剿”鄂豫皖苏区的主力，集中在平汉铁路东侧；在皖西的右路军担任助攻。进攻的战术也有了重要改变，采用“纵深配备，并列推进，步步为营，边进边剿”，遇红军主力，则据地固守，待援合围，击破红军主力后，则并进长追，四面堵截，特别讲究稳扎稳打，力求克服以往此进彼退、易被红军各个击破的弱点。

胡宗南的第一师是中央军嫡系精锐部队，被编入右路军，进驻皖西。

1932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军对鄂豫皖苏区红四方面军的全面进攻开始。中、右两路军从东、西两面，向鄂豫皖苏区发动进攻。中路军于1932年8月中旬攻占黄安，9月9日占领鄂豫皖苏区政治中心新集，14日攻占商城。红军主力被迫东移皖西，因见国民政府军在这里已有戒备，遂转头南下，接着西进，于10月上旬重返黄安地区，10月8日进抵黄安西、黄陂北的河口镇以东地区，前锋威逼武汉。当时在河口镇仅驻湖北地方保安部队一个团，战斗力很弱，情况十分危急。蒋介石急调胡宗南的第一师以及总预备队的钱大钧第八十八师一个旅和第十三师等部前往河口镇增援，堵截红军西进。

胡宗南的第一师于7月间随右路军，从皖西进入鄂豫皖苏区。因右路军是这次“围剿”的助攻部队，又因红军转移，未发生大的战斗。9月底，胡师奉命被调往武汉，准备增援南昌。10月上旬，胡宗南突然接到蒋介石“增援河口镇”的急令，立即率第一师前往河口堵截红军。当时胡师各部驻防分散，胡宗南令各部分别出发，紧急赶往前方。最先抢在红军前面到达河口镇的是第二旅袁朴部的罗历戎团，立即占领阵地，阻击正从黄安、麻城方向西进的红军主力部队。从10月8日开始，双方展开激战，打了一天多。胡师第一旅李铁军部的廖昂团赶了上来，立即投入战斗。作为师长的胡宗南在这时并不后人，匆匆赶到前线，亲自指挥这两个团作战。王应尊：《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胡宗南部“追剿”红军的概况》，刊《陕西文史资料》第20辑，第133页。在这同时，国民政府军其他部队第八十八师、第十三师也先后赶到，协同胡师阻击红军。

这就是著名的河口之役。它是南京国民政府军对鄂豫皖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中的最后一仗。战斗的双方都是精锐主力部队。战况十分激烈。红军勇猛冲击。胡师的一个团与第八十八师一个旅被全部击溃。胡宗南指挥所部退据河口镇凭险固守，坚不后退，并给进攻的红军造成很大伤亡。红十一师政委甘济时与红二十五军军长蔡申熙先后阵亡。红军被迫向黄柴畈转移。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上），(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209页。

胡宗南师阻击两天以后，10月10日下午，从东而西紧追红军的陈继承纵队先头第二师黄杰部赶来，从后面夹击红军。不久陈继承主力也赶来，协同第十三师密布于河口镇以东至华家河一线，从南面与东面向红军进攻；马鸿逵纵队由平汉路东侧南下，向四姑墩方向逼进；胡宗南则指挥第一师与第八十八师一部从河口镇向北推进。——这样，就将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包围压缩在一块方圆仅几十里的“弹丸”之地。红四方面军“四面临敌，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同上。然而，正当胡宗南即将大功告成之时，被围处于危境中的红军主力于10月11日夜突然突围西去，越过平汉铁路向鄂西北地区转移。

国民政府军虽控制了鄂豫皖苏区，却未能消灭红四方面军主力。蒋介石立即下令：以刘茂恩等部在襄阳、枣城、宜城地区依托沙河堵截西去的红军，以卫立煌部跟踪红军追击，以肖之楚部在南面沿京山至宜城公路平行追击，以胡宗南部在北面沿花园至襄阳公路平行追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190页

。

胡宗南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后，立即令第一师在孝感集结后，沿花襄公路向西疾进。10月19日至20日，胡师协同友军在新集对红军形成合围之势。红军虽迅速突围，却无法再实现打回鄂豫皖根据地的计划，被迫向西面的豫陕地区转移。

国民政府军各部队继续尾追不舍。胡宗南率第一师一马当先，经老河口、郧县、郧西，在崇山峻岭中长途跋涉，于1932年11月初到达鄂豫陕交界地区，协同其他追击部队，再次对红四方面军形成三面进逼之势，迫使红军从南化塘撤向漫川关地区。

漫川关位于湖北陕西交界处，高山峡谷，形势极为险峻。陕军杨虎城部三个团在这里防守，堵住了红军前进道路。胡宗南率第一师两个旅在红军后面追击，于 11月11日首先由郧西进至漫川关东南任岭、雷音寺一线，与红军先头部队红十二师意外遭遇。当时胡师在大山以南行进，红军在大山北麓西进，彼此由于大山相隔，互相都未发觉。胡师先头部队袁朴旅李用章团在通过交叉路口时，未发现红军，顺利通过，继续前进。但当袁朴带着第二旅旅部与罗历戎第四团爬上山来到交叉路口时，就遭遇上红军。袁朴麻痹，认为前卫团刚过去，不会遇上红军，可能是陕西友军，令吹号联络，想不到红军突然发动猛烈攻击，袁朴部猝不及防，哗然大乱，向山下溃逃。这时适罗历戎赶上山来，指挥所部拼命抗击。胡宗南急调其他部队增援。双方展开激烈的近战，拼刺刀，拼手榴弹，死伤惨重，罗历戎也负了重伤。王应尊：《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胡宗南部“追剿”红军的概况》，刊《陕西文史资料》第20辑，第133页。胡宗南知道这场争夺路口的战斗极其重要，指挥部队顽强攻击。而红军方面因红十二师师长旷继勋指挥不力，贻误战机，致使胡宗南师夺取了有利阵地，站住了脚。红军被迫后撤。这时，其他国民政府军追击部队陆续赶到，协同胡宗南师，将红军包围压迫于康家坪至任岭十余里悬崖峭壁的峡谷中，眼看即可将红军全歼。参见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上），(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211页。

然而，出乎胡宗南意料的是，红军在这极端危急之时，于11月13日集中了强有力的部队，选择北面国民政府军的薄弱环节——第四十四师之两个旅的结合部作为突破口，发动猛攻，反复冲杀，夺占北山垭口，打开了一条通路。当晚，红军终于突围西去。

胡宗南于是率第一师继续带头追击红军，进入秦岭山地。胡宗南为防红军进入汉中盆地，率第一师抢先占领山阳城、牛王寨，使红军不得进入镇安、柞水地区。

1932年11月23日，红军分左、右两纵队，分别经库峪、汤峪进入关中平原，威逼西安。胡宗南师出汤峪跟踪追击，与其他追击部队先后进入关中，企图与西安绥靖公署杨虎城部配合，合击红军于关中平原。1932年11月底，胡宗南师追至炉丹村一带，将红军后梯队两个师截断，并协同友军再次对红军形成包围之势。红军组织反突击。双方展开激战。胡宗南师独立旅前卫团第二团团长李庞阵亡。独立旅第一团第三营营长张灵甫率部迅速占领了一个寨子，顽强抗击红军的反冲锋。在激战中，胡宗南师伤亡团长以下官兵数百人，陕军一个警备旅被全歼。红军伤亡也很大，红十师代师长曹光南阵亡。

1932年11月29日，红四方面军由盩厔县（今陕西周至县）南之新口子南下，再次翻越秦岭，经汉中盆地，于12月10日夜渡汉水，挺进川北大巴山区。胡宗南师经短期休整后，跟踪追击至汉中。因四川军阀刘湘等阻中央军入川，胡师只得就地驻扎，在川陕边部署防务，防堵红四方面军北返。

胡宗南的第一师在汉中驻扎未久，即与当地驻军陕军杨虎城部的赵寿山旅发生矛盾。胡宗南一向讨厌与轻视地方军阀部队，认为他们是妨碍国民政府统一中国的障碍。他密令部下不得与赵寿山部往来。后来双方因逃兵问题不断发生摩擦。更为严重的一次事件是：南京政府派专机为胡宗南师空投给养款项，结果一部分钞票被赵旅所得。胡宗南为此派人多次向赵旅交涉，只索还了部分钞票，还有约八千元没有下落。后赵寿山从汉中监狱提出一个死囚，冒称是那天率士兵抢空投钞票的营长，枪毙了事。彭竹林：《国民党第一师追击堵截长征红军的经过》，刊《陕西文史资料》第20辑，第148页。胡宗南闻知更为不满。双方矛盾进一步加剧。

胡宗南师在汉中驻军约两个月。1933年2月，胡突然接到蒋介石的电令，要他立即率领第一师开往甘肃，与原驻甘肃的陕军孙蔚如部第十七师换防。原因是杨虎城为实现其“大西北主义”，控制甘肃，指示孙蔚如部在兰州鼓动学潮，驱赶走南京国民政府派到兰州任甘肃省政府主席的邵力子。邵力子于1933年1月逃回南京。南京国民政府为将杨虎城部势力赶出甘肃，一方面以朱绍良接任甘肃省政府主席，一面令胡宗南师进驻甘肃，与孙蔚如师换防。

胡宗南率第一师于1933年2月17日由汉中出发。当时南京中央政府与杨虎城部陕军关系紧张。胡宗南为防陕军袭击，一路上令部队加强戒备。一天晚上胡师在两当宿营，忽然得报赵寿山旅从后面追上来，胡宗南立即令各旅、团长深夜起来察看地形，部署兵力。结果是一场虚惊。王应尊：《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胡宗南部“追剿”红军的概况》，刊《陕西文史资料》第20辑，第136页。中央军与西北地方部队关系紧张可见一斑。

胡宗南师经过约半个多月的行军，于3月3日下午，进驻甘肃南部的天水。

第一支进驻西北的中央军 1

胡宗南的第一师是南京国民政府第一支派驻西北的中央军。胡宗南将第一师师部设在天水城里，将所辖各部兵力布防如下：以丁德隆的独立旅开驻甘肃最南端与川西交界的碧口一线，以防红四方面军从大巴山西进；以李铁军的第一旅驻徽县，袁朴的第二旅驻天水，另以一个团驻成县，在陕西略阳、两当各置一个营，以防红四方面军北上；以第二旅第五团杨德亮部进驻兰州，维护省城治安，并派出一个营进驻宁夏定远营。胡宗南的第一师驻军达四个省区，纵横达数千里。胡宗南师部所在地的天水，古称泰州，地当甘、陕、川三省交通要道，为大西北的心脏地区。

胡宗南早就对中国的大西北地区心向神往。他自小喜欢读书，尤好史学，早就熟知西北的地理与历史。辽阔的西北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直至新疆，占全中国面积的1/4左右，物产丰饶，民性质朴强悍。陕甘地区的岐山渭水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发源地。汉唐故地与名胜古迹灿若群星，在历史上曾有过无比的辉煌与光荣。这里西邻中亚，北接蒙古，东临华北与中原，南连西南与华中，战略地位极其重要。中国古称“西北为用兵之地”，一直为雄才大略的军事家与政治家们所注目与重视，演出过无数威武雄壮的活剧，成就了多少民族英雄与历史伟人。胡宗南自从军带兵以来，一直有经营西北之志，希望自己能像清末名将左宗棠那样，在西北建功立业，像汉代张良、三国时诸葛亮那样成为历史名人。胡宗南在率部从汉中开往甘肃的途中，路过汉代故地紫柏山，曾特地召集部下训话，说：“张子房，诸葛孔明皆第一流政治家，而能尽其心力辅助刘邦、刘备第二流政治家，戡平祸乱，中兴民族，人民蒙其福利，此无他，张子房、诸葛孔明一心为国为民故也。……吾人必须以全力拥护领袖，完成国民革命，或可免于未来之祸患。今过紫柏山下，缅怀张子房、诸葛孔明之功业，彪炳史册，而其高风亮节，一片真诚，为国为民之心尤为吾人所当效法，愿各同志深识其意。”《胡上将宗南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50～51页。胡的这番话，既是他对部下的训勉，也是他个人在当时的抱负与追求。

在胡宗南率部由陕入甘之际，正当日本侵略军侵吞热河、进犯长城各口之际。胡宗南激愤难平，几次打电报给蒋介石请缨抗战，均为蒋所拒。蒋回电说：“驻防陇南防‘匪’北窜，其重要不下于长城抗日，宜加紧训练部队，暂勿东开。”同上书，第52页。胡宗南的爱国热情被一盆冷水浇熄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对蒋介石一贯忠顺的胡宗南不敢违抗蒋介石的命令。抗日爱国壮志难酬，这在胡宗南来说，也是很大的痛苦吧。

胡宗南驻军天水两年之久，着意经营陇南，经营西北，雄心勃勃地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

第一．研究西北情况，训练部队适应西北高原山地作战。

胡宗南是浙江人，胡部官兵也多非西北籍，过去又多在东南与中原地区作战。这次他率部入驻陕甘，深感西北有着不同于中国其他地区的种种独特之点。为此，胡宗南有针对性地加强部队在西北高原山地的作战训练，改进部队的装备；他自己则与师、旅、团指挥人员认真研究西北各省的人事、军事、地理以至各地风土人情、各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等，作为长期驻军西北与在甘、陕、川一带作战的准备。

第二扩充部队，提高部队素质与战斗力。

胡宗南的第一师号称“天下第一师”，有三旅九团，为当时南京政府的甲种师，编制大，兵员充足，装备先进。但胡宗南仍感不满足，积极寻找机会扩充所部编制。1933年胡师进驻天水不久，胡宗南就借口陕甘之人体弱恋家，多吸鸦片，不宜征兵，呈准军委会同意，在郑州成立第一师补充团；后来胡宗南又在天水招募两团新兵。1934年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要求胡宗南增派部队驻防兰州，胡宗南乃趁机将郑州的补充团与在天水招募的两团新兵，合编成一个新旅——西北补充旅，任命廖昂为旅长。这样，胡师就直辖四旅十二团，另指挥一个骑兵团，连同师直辖部队，共有三万多人，相当于当时国民政府军两个普通军的人数。

为大量地培养军官与提高军官素质，胡宗南又像在开封举办军官训练班一样，呈准在天水设立“中央军校西北军官训练班”，考选部队中有功之士官及西北各省地方青年学生，实施为期半年之军官养成教育。胡宗南亲兼班主任，以第二旅副旅长周士冕兼任教育长。训练班分步、骑、工兵、经理四科，后又设俄文、藏文班。胡宗南将此训练班视作黄埔军校的继续，在校园内命名黄埔房、黄埔路、黄埔亭、黄埔公园等，用“黄埔精神”教育学员。该训练班共办四期，每期三个大队，共培养出初级军官一千多名，这些人后来多成为胡宗南部的中下级军官。

第三，军事行动。

胡师驻防陇南两年，主要担负防堵红四方面军西进北上与震慑西北地方军阀部队。军事行动不多，较大的只有两次：

一次是在1933年4、5月间，回军马仲英部乘新疆内乱入新，与盛世才部发生战争。胡宗南奉蒋介石命组建一个混成团，作为国民政府中央军进入新疆的第一支部队，入新震慑。胡宗南即令以驻兰州的第二旅第五团杨德亮部为基础扩充改编，准备进驻新疆。正在筹建中，新疆事已平息，盛世才拒中央军进入新疆。胡宗南师进驻新疆事遂作罢。

孙殿英

另一次是在1934年初，军阀孙殿英以“青海西区屯垦督办”的名义，率部八万余人从山西经绥远西进，围攻宁夏。胡宗南奉命亲率第四、五两团进驻宁夏中卫，协同马鸿逵部“讨孙”。经月余，战事平息。胡宗南率部回驻天水。

第四，插手甘肃地方民政，实施其建设西北的理想。

胡宗南是一个军人，但他的雄心或野心决不限于军事，同时十分注重政治。他是想以他的军事实施他的政治理想——建立一个青天白日旗下的三民主义的中国社会。他驻军天水两年，积极插手地方民政，将他的建设西北理想付诸实施：

整顿军纪，笼络民心。胡宗南带兵多年，转战各地，深知要在西北长期驻军，定要赢得当地民心。而西北自民初以来，屡经军阀蹂躏，兵匪横行，西北民众谈兵色变，因此要得民心，首先要约束军纪。第一师开驻天水之初，胡宗南即令所部在大街小巷遍贴标语：“第一师为解放西北民众痛苦而来！”“第一师不拉夫！不征粮，不派饷！现钱买卖，公平交易！”等等。苏槛：《胡宗南在天水》，刊(台北)《中外杂志》第33卷第5期。摆出一副“救星”的架势来。胡宗南为立信于民，严令官兵在驻地未整理就绪前，一律在外露营，不许踏入民房一步。胡宗南还令官兵出动打扫街道、修桥铺路、防疫治病等。全师所需粮秣杂物，均以现金购买。果然，胡宗南的这一手使陇南民众耳目一新，对第一师与胡宗南留下良好的印象。问题是：胡宗南部的大量军费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他暂不向甘肃民众索取，但他的政府不向中国其他地区民众索取吗？

劝禁鸦片。甘肃与西北地区鸦片泛滥多年，烟毒遍地，为害极深。胡宗南对此深恶痛绝，下令在第一师各部驻军之地广事劝禁吸食鸦片，对鸦片烟田令改种五谷，有贩运鸦片入境者悉令驱逐。

发展西北交通。西北山高谷深，交通不畅。既影响西北经济发展，也妨碍军队后勤供应。胡宗南为军、民两计，先令第一师官兵配合当地民工，修筑自天水通往陕西陇县再通往西安的公路，沟通了陇南到全国各地的陆上交通。胡宗南令各部在驻地四周修筑道路村落。胡宗南又在天水一连修筑了两个飞机场，一在东乡花牛寨，规模较大，另一在县城东门外。当官兵建筑机场时，胡宗南常常亲临荷锸畚土。自此甘肃除兰州外，又多一天水航空基地。未久，国民政府航空第四队进驻天水基地。

修建水利，修复古迹。天水城南藉河，原有堤防护城，年久失修，水涨堤圮，危及城垣。胡宗南督部抢修，筑堤三华里以护城，植柳其上。天水城南有水月庵，胡见其地风景清幽，乃斥资大加修葺，命名为中山公园，供人游憩。天水城西数十里有甘谷城，亦为陇南名城，城外有侯公堤百余年未修，历年秋潦侵害，千余亩良田无收。当地请胡师修堤。胡宗南令当地驻军一营于1933年8月兴工修筑，如期完成。天水历史上有名将李广，其墓在天水城南山野荒烟蔓草间。胡宗南读史，对李广十分敬仰，亲往李广墓凭吊，后又派部队开筑墓道，种植花草树木，使李广墓焕然一新，成为天水一处名胜。

改良社会风气，开展文体活动。西北闭塞，风俗落后。胡宗南驻军天水不久，正逢南京政府倡导“新生活运动”，于是在陇南大力提倡文化体育运动，以移风易俗。胡宗南系体育爱好者，第一师官兵精于体育者颇多。胡宗南首先令在天水城内开辟一个颇大的体育场，经常举办各类球赛，胡宗南本人带头参加。胡宗南令擅长体育的第二旅旅长袁朴与师参谋主任胡长青先后组织了两次体育运动大会，一次全省性的，一次为陇南十四县代表参加，均盛况空前。胡宗南还让人创作了运动会会歌，词曰：

渭水岐山，秋高气爽，党国旗飘扬。陇南健儿集秦州，酣战运动场，志气雄昂精神壮，热血满胸腔，夺标争前进，喝彩声声齐鼓掌……苏槛：《胡宗南在天水》，刊(台北)《中外杂志》第33卷第5期。

胡宗南又在节日庆典，举办盛大的文娱与游艺活动，举办阅兵、演剧、舞龙、舞狮、旱船、武术、高跷、抬阁及提灯晚会，请航空四队进行飞行表演，让骑兵部队举行马术表演等，既促进了市面繁荣，又装点了升平气象。胡宗南还有意识地推行公历节日，在1934年1月1日在天水举行元旦庆祝活动等，借以推动陇南的近代化。

协助地方行政改革。西北落后，地方行政更是窳败。陇南各地县政犹袭逊清时六科房旧制，县政府内仍有捕皂衙役，陈腐野蛮。胡宗南取得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的支持，着手改革陇南地方行政。胡指定第一师特别党部成立“地方行政设计委员会”，指派亲信周士冕、王微等人为委员，负责规划与指导陇南的地方行政改革。又指派王微筹办陇南印刷所，改进《民声日报》。惩治贪官。改进中小学教育。设立“陇南地方自治人员训练班”，招考陇南各地青年，培训半年，实习一个月，派充各县行政官员。举办“中小学教师暑期讲习班”，提高教师素质。收容流浪儿童，成立军中童子军。

胡宗南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还积极地与西北及四川各地的军政大员、地方军阀进行联络交往，多方邀请张其昀、林文英等著名专家学者来天水讲学与游览。“四方宾客来天水者日众。”《胡上将宗南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56页。胡宗南在天水城内设三个招待所接待。胡宗南借着这些名流学者的口与笔，宣传自己的政绩与功业。

胡宗南驻军天水两年，取得了一些政绩，更取得了比实际政绩大得多的名气与影响。其时，担任甘肃省政府主席与兰州绥靖公署主任的朱绍良无实际兵权，唯一依靠的中央军就是胡宗南的第一师。因此，天水的地位与作用实际超过了省会兰州，隐然成为甘肃乃至西北的一个军政重心。而胡宗南的影响也日益超过朱绍良。平心而论，胡宗南的军政影响不断扩大也有他个人的原因。胡宗南作为一名军事将领，确有超过其他国民政府军将领的地方：他关心军事，但也热衷于政治；他入官场宦海多年，但仍保留一些理想与追求；他渴盼在西北建功立业，但又能较冷静地把握住全国的形势，并未雨绸缪，早作准备，积极实践，身体力行。这有他的雄心，也有他的野心

在这期间，胡部第二旅旅长袁朴去职，胡宗南任命李文继任第二旅旅长。

遣部入川激战广昭 1

在1933年年初胡宗南率第一师进驻陇南后，到1934年年底，这两年时间中，在川陕边大巴山区活动的红四方面军得到了重大的发展，四川政局随之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中共红四方面军，自1932年冬进入绵延千里、地势险峻的大巴山区后，连续击退四川各路军阀与陕军杨虎城部的多次“进剿”，建立起川陕根据地，主力军队发展到五个军、十五个师，达八万余人，另有赤卫队等地方部队数十万人。特别是在1933年12月到1934年9月，四川军阀倾其全力对红四方面军进行的历时十个月的六路围攻，遭到惨败，震动了全川。蒋介石利用四川军阀的困境，在1934年年底，一方面部署“川陕会剿”，一方面调派中央军分路入川。其中，令胡宗南的第一师从陇南进入川北，接替川军邓锡侯部在广元、昭化的防务，防堵红军北上。

胡宗南在天水接到蒋介石命令援川的电报后，想起两年前川军阻挠胡师入川的事，仍气愤难平，对亲信部属说：“第一师如果早入四川，共军就不会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了。”沈仲文：《松潘先姬山战斗》，载《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围剿”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册，(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418页。。他对自己的军队很自信。确实，胡宗南师是中央军中战斗力最强的精锐部队之一，现又经在陇南近两年的高原山地作战训练，军力充实，战斗力提高，远非川军等地方杂牌部队可比。

不久，担任第九十五军军长的川军将领邓锡侯亲自来到天水胡宗南师部请援。胡宗南排列师部仪仗队欢迎，胡宗南本人亲自站在仪仗队前列，以接待长官之礼接待邓锡侯。胡宗南的谦抑儒雅使邓很为高兴。胡、邓商定了胡师接替邓部在广元、昭化地区防务的日期与具体事宜。

1935年1月初，胡宗南调派部队开往广元、昭化。他当时轻视红军，将第一师主力仍留在天水，先派遣驻防川、甘边界碧口的独立旅丁德隆部开往广元、昭化。

1935年1月18日，独立旅到达广元、昭化后，接替了川军防务。丁德隆率独立旅旅部与一、三两团驻守广元城内，以第二团甘竟生部驻守昭化。

不久，胡宗南听说红军大部队正向广元、昭化逼进，情况日益紧张，又抽调第一旅李铁军部的第一团（团长李正先）与补充旅廖昂部的第一团（团长罗克传）和两个游击支队（相当于营）前往增援。以上部队统归丁德隆指挥。丁德隆令李正先团防守广元西门外的乌龙堡，这里与广元城隔着一条嘉陵江，有浮桥可通，控制着制高点，俯瞰广元城西。李正先团又抽一个营防守三磊坝据点。补充旅第一团罗克传部则防守羊模坝。两个游击支队活动于川陕边界的得胜关、转斗铺等地，以固广元、昭化的侧背。

此外，胡宗南又以其第二旅第六团李用章部进驻广元以北陕西属的阳平关，遥为呼应。显然，由于胡宗南的骄傲轻敌，所派进驻广元、昭化地区的部队不多，驻地又分散，且因中央军与川陕地方军阀部队互相隔阂，多有矛盾，胡部入川部队显得单薄与孤立。

丁德隆率各部进驻广元、昭化地区后，立即指挥官兵加强工事，筹集粮草。

1935年1月22日，即独立旅等部进驻广元、昭化地区刚两三日，部署刚定，工事还未完备之时，丁德隆就得到各处告警，红四方面军主力对广元、昭化的攻击开始了。

原来，在川陕根据地活动的红四方面军在1934年9月粉碎川军的六路围攻以后，休整了三个多月，于1934年11月中旬在巴中县的清江渡召开作战会议。红四方面军总指挥、也是胡宗南的黄埔一期同学徐向前，在会上提出新制订的“川陕甘作战计划”，规定红四方面军今后的作战计划是，依托老区，收缩战线，发展新区，主要打击胡宗南部，重点夺取甘南的碧口和文（县）、武（都）、成（县）、康（县）地区，并伺机向岷州、天水一带发展，在甘南建立新的根据地。1935年1月中旬，红四方面军总部为贯彻清江渡会议精神，并策应正在贵州作战的中央红军向西北前进，决定组织广元、昭化战役。战役目的是歼灭胡宗南部的丁德隆旅等部，夺取广元、昭化两战略要点与川北通道，以利日后向甘肃南部文县、武都、成县、康县地区发展，寻歼胡宗南部主力，从而粉碎蒋介石的“川陕会剿”计划，使川陕边根据地扩大为川陕甘边根据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296～297页。

1935年1月22日开始，徐向前亲自指挥红四方面军主力第三十一军、第九军及第三十军、第四军各一部共约十八个团的兵力，向广元、昭化地区发动进攻。

1935年1月22日，丁德隆亲自驻守的广元城被红四军第十师等部团团包围后，广元、昭化外围各据点首先遭到红军猛烈攻击：

1月22日，驻守转斗铺的胡部两个游击支队遭红三十一军攻击，第一游击支队全部及第二游击支队大部被歼；

1月23日到24日，驻羊模坝的补充旅第一团罗克传部被围攻，激战一夜又半天。该团成立不久，除各级军官及军士外，多是新兵，战斗力不强。到24日中午，除一部逃往乌龙堡外，大部被歼。但羊模坝地势险峻，该团在顽强激战时，给进攻的红军很大杀伤，红二十五师副师长潘幼卿、红八十八师副师长丁纪才战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303页。

驻三磊坝的第一旅第一团的一个营惧怕被歼，竟弃防逃往碧口。

广元、昭化的外围各据点被红军扫清后，从1月25日开始，广元、昭化两城遭到红军的猛烈攻击：昭化的独立旅第二团甘竟生部遭到红九十三师围攻；广元城则遭到红军主力第四军、第三十一军的围攻。战斗异常激烈。丁德隆为防红军夜袭，下令每到夜间，即以火把紧紧围绕各个据点以照明，在城墙四周也密布灯笼，通宵点燃，给红军攻击造成很大困难。

红军将攻击重点指向广元城西的乌龙堡。这里是广元城的制高点，与广元城隔嘉陵江相望，地形险峻，为李正先团防守。李团是胡宗南部第一师的第一旅第一团，号称“天下第一团”，为胡师最精锐的部队，顽强抗击红军的猛攻。1月27日广元飞机场被红军攻占。1月29日乌龙堡部分阵地被红军突入。李正先指挥所部拼死顽抗并进行反击。丁德隆也从广元城派兵增援。双方短兵相接，肉搏争夺，战况惨烈。最危急时，丁德隆恐乌龙堡不保，危及广元城，竟下令拆除广元城通乌龙堡的浮桥。李正先团孤军奋斗，终将失去的阵地夺回。王应尊：《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胡宗南部“追剿”红军的概况》，刊《陕西文史资料》第20辑。

在这同时，广元与昭化两城守军凭借险要地形与优势火力，也多次成功地抗击了红军的进攻。

胡宗南在天水听到广元、昭化战况的报告，先很为广元、昭化外围各据点全部失守感到震惊，后见红军进攻广元、昭化两城数日无进展，断定在目前情况下，红军无重武器，断难攻进广元、昭化两坚城，且红军利在速战速决，不会持久攻城，不久必会撤退，因而决定不派兵增援，以免援军在行军路上中伏。他还下令驻守平阳关的第二旅第六团撤回碧口。胡宗南打算凭借广元、昭化坚城以疲红军，然后配合川军聚歼之。参见《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303～304页。

果然，红四方面军鉴于广元、昭化多日攻击未下，无法大举西进，长期屯兵坚城之下，亦非所宜，乃放弃原定战役意图，于1935年1月30日主动撤广元、昭化之围。同时为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入川，因而决定暂停对胡宗南部的角逐，集中主力准备西渡嘉陵江。

广元、昭化战役历时八天。胡宗南部据守两城顽强抗击，终使红军未能攻克。红军北进陇南的“川陕甘计划”受挫。这是胡宗南部与红军作战取得的一大胜利。战后胡宗南报蒋介石对守卫部队论功行赏，丁德隆与李正先等人都受到表彰。

但是广元、昭化战役也暴露出胡师内部的严重弊病与深刻矛盾。战役中补充旅罗克传团与两个游击支队的大部被歼，使胡宗南认识到轻视红军战斗力的错误。丁德隆独立旅在战役中的自私与自保，弃别部于不顾，更引起胡师内部各部队间的重重矛盾：首先是补充旅罗克传团多系新兵，初上战阵，战斗力弱，丁德隆不将其置于广元城内驻防，却令其单独驻防羊模坝，落得几乎被红军全歼的下场，此事引起补充旅廖昂部的很大气愤；其次是第一旅第一团李正先部被丁德隆部署在广元城外最危险的乌龙堡担任防守，战况危急时，丁德隆为保住广元城，竟下令撤掉乌龙堡通往广元城的浮桥，陷李正先部于孤军苦战、进退无路的险境。第一旅是胡宗南的起家部队，独立旅是由杂牌部队改编而来，双方本来就有矛盾，经此战役，第一旅对丁德隆部更为恼火，连日争吵不休。王应尊：《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胡宗南部“追剿”红军的概况》，刊《陕西文史资料》第20辑。胡宗南为解决这些矛盾，多次训话，事态难以平息。

与长征红军血战草地 1

广元、昭化战役以后，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2月先行向陕南出击，虚晃一枪，后迅速回师西向，扑向嘉陵江边，准备渡江西进；与此同时，长征到达黔滇地区的中央红军也向川西挺进。

刚在重庆建立委员长行营的蒋介石接到上述报告，就判断两路红军有在川西会师后北上，进出甘、青、新，打通通往苏联国际交通线的企图。蒋将此判断电告胡宗南。

胡宗南十分同意蒋介石的判断。胡驻军陇南两年，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防堵红军北上或西进。他一直在研究川陕甘与西北地区的地理人事，特别认真搜集与研究红军的情况与动向。他早在接到蒋介石电报前，就得出了与蒋介石大致相同的判断。他对幕僚与部属们说：“共产党为什么放弃在江西多年的根据地到处流窜呢？就是因为共产党没有苏联的援助，根据地也保不住。共产党只有移到新疆或外蒙附近，才能取得苏联的物质援助。马步芳

如果让共产党达到这个目的，那就不好对付了。”沈仲文：《松潘先姬山战斗》，载《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围剿”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册，(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420页。胡怒斥盛世才在1933年夏阻胡师派兵入驻新疆，“误国不浅”。

1935年2月间，蒋介石为了防堵红军北上，“围歼”红军于川西地区，重新作了军事部署：在以前任命何健为“剿共”军第一路军总司令、刘湘为四川“剿共”军总司令的基础上，2月1日又任命龙云为“剿共”军第二路军总司令，薛岳为“剿共”军第二路军前敌总指挥，督率大军从黔、滇尾追红军北上；在2月24日任命朱绍良为“剿共”军第三路军总司令，杨虎城副之，督率指挥陕甘地区的国民政府军杨虎城、邓宝珊、胡宗南、王均、毛炳文部以及马鸿逵、马步芳等回族部队，从北面堵截红军。

胡宗南被任命为朱绍良第三路军的第二纵队司令，除指挥所部第一师外，还指挥从各地调来参战的一些其他部队，计有原驻芜湖的第四十九师伍诚仁部、驻开封的第六十师陈沛部、驻保定的第六十一师杨步飞部、驻赣东的中央第一补充旅王耀武部、驻北平的第二师独立旅钟松部等，共计二十七个团，约七八万人。在各部将领中，伍诚仁是胡宗南的黄埔一期同学，钟松是黄埔二期同学，王耀武则是黄埔三期同学。蒋介石严令胡宗南督率各部迅速开赴川西北阻击红军。

1935年4月初开始，国民政府军政部正式给军事长官授军衔。1935年4月9日，胡宗南被授予陆军中将的军衔。

1935年4月初，胡宗南督率第二纵队各部陆续开抵甘肃最南部的碧口、文县一线集结。这时，红四方面军已全部放弃川陕边根据地，于3月28日开始强渡嘉陵江西进，迅速控制了嘉陵江西岸的广大地区。

并于4月10日攻占青川城，在青川城北川甘交界的摩天岭布防，企图凭险阻挡胡宗南部从甘南南下。所谓摩天岭，即古称阴平道，纵横数百里，形势极为险要。

1935年4月中旬，胡宗南令补充旅第一团留碧口担任警戒，接应尚未赶到的第六十师与中央补充第一旅，胡亲率各部从碧口南下：以第一旅李铁军部为右纵队，越摩天岭，穿原始森林，向平武方向进击，担任全军掩护；以第二旅李文部、独立旅丁德隆部、补充旅廖昂部（缺一个团）为左纵队，经大刀岭、蒿溪、三锅石之线，向青川攻击前进，此为全军主力，胡宗南率第一师师部随该路跟进。其他各部队第四十九师、第六十一师、第二师补充旅等随后按序跟进南下。

李文第二旅为左纵队的先头部队，翻越过摩天岭后，经激战，突破红军防线，占领青川；接着李铁军旅攻占平武城。胡军后续各部源源开入川西北地区，在青川、平武一线集结，构筑工事，与红军隔涪江对峙，历时约一个多月，企图配合薛岳的“剿共”军第二路军追击部队，实施对红军的南北夹击。

1935年5月底6月初，胡宗南在青川得报，红四方面军在历时约一个月的土门战役击败川军后，已放弃对青川、平武的进逼，西渡岷江向西急进，其中一部逼近平武西北的松潘、镇江关一线。胡宗南知道松潘也是川西通往甘南的要道，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判断红军有从这里夺路北上的企图，立即将青川、平武一线的防务交给独立三十二旅等部，令以钟松的第二师独立旅在平武担任掩护，其他各部以第二旅李文部为先头部队，迅速抢占松潘。胡向部下指出：“能先抢占松潘，就能协同第二路军（薛岳部）消灭共军。”胡要李文部不惜一切代价，赶在红军之前占领松潘。沈仲文：《松潘先姬山战斗》，载《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围剿”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册，(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422页。

为封锁苏区而建的碉堡

李文率领第二旅星夜向松潘急进，艰难跋涉，爬过4500多米高、终年积雪的雪宝顶（亦名小雪山），于1935年6月上旬到达松潘城，并迅速抢占了松潘城内外各制高点与重要阵地。

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比李文旅迟一步到达松潘城下。他们到达后即与李文旅在松潘南面山地展开了激烈的争夺。由于李文旅先行占领有利地形，火力猛烈，红军初战不利。不久，胡宗南率后续部队陆续开到，红军向南退往镇江关一线。

胡宗南深为所部抢在红军前面占领松潘这战略通道而高兴。他料定红军必定还要倾全力来攻这里以夺路北上甘南，因而立即指挥所辖各部队，以松潘城为中心，建立从平武到松潘一线的防御阵地，坚决阻挡住红军北进。

胡宗南与第一师师部（兼第二纵队指挥部）驻松潘城里，以西北补充旅廖昂部主力协同第二师独立旅钟松部守松潘城内外要地；令李文第二旅推进至松潘以南的镇江关、松平沟、先姬山地区，把守岷江大道；令丁德隆的独立旅防守岷江以西各阵地；令李铁军的第一旅防守岷江以东各阵地；在松潘城北的漳腊营赶修了一个简易飞机场，由第四十九师伍诚仁部防守该地区兼作全军预备队。胡又派人持厚重礼物与当地藏人头领联络协防。

松潘系川西北的一座藏汉民族杂居的边城。城内居民多为汉人，城外散居均系藏族。此地地处高原山地，气候寒冷，只产青稞与少量小麦。青稞性寒，外地人吃了多患腹泻。胡宗南率数万大军云集于此，立感军粮给养不足，伤病医疗困难。部队所需米面医药与武器弹药等，必须由四川江油或甘南碧口征用民夫挑运而来，沿途山高林密，道路崎岖，极为不便。胡宗南一面令各部队千方百计就地筹粮，一面连电重庆行营催促供应。

松潘北、东、南面均多山，地形险要，西面就是著名的川西若尔盖大草原，一望无际，遍布沼泽，荒无人烟，极难通行。胡宗南判断红军不会冒险走草地，但他为防万一，令廖昂补充旅的第一团约2400多人，由团长康庄率领，到草地北面的上、下包座设防，那里在松潘西北约200里，是胡军的粮食供给地之一，也是川西通往甘南的一个孔道；胡又令补充旅第二团第二营，由营长李日基率领，去驻守松潘以西约250里的毛尔盖，那里位于沼泽草地的南部边沿。

胡宗南指挥各部沿松潘至平武一线布防后不久，在1935年7月上旬，毛儿盖与松潘城就先后遭到了红军的猛烈攻击，历时近一个月，持续到7月底8月初。

原来，在1935年6月的中旬，当胡宗南指挥旗下所部抢占松潘紧急布防之时，红四方面军与从黔滇北上的中央红军（又称红一方面军）在川西懋功地区会师，总兵力达到10余万人，并制订了今后行动的战略方针——集中力量向北发展，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为此，首先要击破胡宗南部，进入甘南。由于平武地形险要，三面临涪江，一面靠山，不利于攻击，故红军决定集中力量攻击松潘。6月29日，红军拟定了《松潘战役计划》，决定“迅速、机动、坚决地消灭松潘地区的胡（宗南）敌并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道路，以利北向作战和发展。”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328页。红军的进攻路线是，先占领毛儿盖，再迂回攻击松潘城。

1935年7月8日，驻防毛儿盖的胡部西北补充旅李日基营首先遭到红军的进攻。

毛儿盖位于大草原的南部边沿，离松潘城约250华里，是块平坝子，居住着一些藏族农牧民，西山坡上有座坚固的喇嘛庙。李日基营就据守在喇嘛庙里顽强抵抗。红四方面军三十军二八六团协同红一方面军一军团侦察连连续攻击了八日夜，未能攻入。

到7月16日，李日基眼看快弹尽粮绝，无法固守下去，乃打电报请示胡宗南。胡回电令李砸掉电台，埋掉枪支，率部突围。7月16日夜，李日基率部从毛儿盖突围。因官兵多日作战，惊疲不堪，在途中被红军追击歼灭大半。只李日基率少数人逃回松潘城。参阅李日基：《胡宗南部在毛儿盖被歼记》，刊(北京)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62辑。因李日基营坚守毛儿盖八日夜有功，胡宗南连连嘉奖，还将李送到成都接受蒋介石召见嘉勉。

在毛儿盖受到红军攻击的同时，松潘及其周围的各阵地也遭到红军主力部队的猛烈进攻。胡宗南得到蒋介石的严令，在松潘地区筑碉堡固守阵地，绝不让红军突破通过。胡宗南深知防守松潘关系能否在川西围堵全歼红军。责任重大，指挥各部死力防守。

1935年7月中旬，据守岷江两岸的第一师正面，自校场坝、毛牛沟、镇江关及镇平一线，均与红军发生激战。其中尤以第二旅李文部在镇江关的阵地争夺最为激烈，第四团团长李友梅负重伤，两位营长阵亡；第五团伤亡也很大；第六团李用章部防守镇江关北的先姬山阵地，与红军激战竟日，伤亡近百人。

战斗延续至7月下旬，胡部在校场坝、毛牛沟等地的阵地均被红军突破攻占，各处防守部队向松潘城溃退，到达松潘城南的白塔山一线。松潘四面皆山，以白塔山最高最为险峻，关系松潘城安危。此山一失，松潘城即不能守。因此胡宗南决心死守此山。在危急中，胡宗南下令组织了约一个营的敢死队，以第四团副团长、号称胡部四大金刚之一的战将徐保为敢死队队长，坚守白塔山，与红军拼战两昼夜。胡宗南又急调第一旅、补充旅的部分部队赶来增援，终于打退了红军的进攻，稳住了白塔山阵地。沈仲文：《松潘先姬山战斗》，载《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围剿”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册，(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423页。

胡宗南为增强白塔山防守，下令将他的指挥所移驻此山。松潘城内只留下第一师师部与医院、兵站等后勤机构。

胡宗南指挥各部扼守松潘一线阵地，抗击红军进攻，激战约二十天。由于松潘多山，地形险要，胡部兵力众多，工事坚固，作战顽强，红军不论正面进攻还是迂回袭击，均未成功。到8月初，红军被迫放弃《松潘战役计划》，从松潘城下撤兵。参阅《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330页。

胡宗南在松潘阻击战胜利后不久，于8月25日得到报告，红军自从松潘撤退后，改变作战计划，从8月15日开始，兵分为左右两路军，分别从卓克基与毛儿盖出发，穿越茫茫的大草地，历尽艰险，先后于8月20日至8月25日走出草地，到达松潘西北的阿坝、班佑地区，其前峰正进逼包座，准备夺路北上，而弃松潘于不顾。胡宗南大为吃惊，立即调第四十九师伍诚仁部于8月27日从漳腊向包座疾进，增援防守包座的康庄团，拦阻红军北上。

上、下包座位于松潘西北部，离松潘约二百华里，是红军走出草地北上甘南的必经通道。这里地处群山之间，周围尽是原始森林，山高路险，人烟稀少。上、下包座相距数十里，有包座河纵贯其间，河水深流急，两岸石崖陡峭，地形十分险要。在北边的下包座有座求吉寺，在南边的上包座有座大戒寺，为当地最大最牢固的建筑。

1935年7月，胡宗南派补充旅第二团康庄部约2400人去包座防守，另以张孝莱支队约三百多人协同前往。胡宗南对康庄指示说：“如果红军只有一万人来进攻，由你部阻击；如果来攻红军超过二万，我自会派兵来增援你。”《胡上将宗南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69页。

康庄令第三营驻守上包座大戒寺及其附近山头阵地，他自己率团部与一、二营驻守下包座求吉寺，以张孝莱支队进驻下包座附近的阿西葺。康庄令各部以两座喇嘛庙为核心利用附近险峻山地建筑碉堡工事，并筹集大批粮草，建成可以坚守的防御阵地。

胡宗南于8月27日派出第四十九师增援包座后，又接到蒋介石于当日写给他的手令。蒋要他务要全力阻红军北上，逼迫红军退回草地，以在川西聚而歼之。蒋在手令中说：“我军应积极分别进击，俾与各处番兵前后夹击。匪当饥疲之余，如我军能犯难急进，必可以一当十，收效无比，并明令悬赏，以鼓励之。希勿瞻顾，过惜兵力，失此千载难逢之机。”《剿匪第三路军第二纵队上包座附近战斗详报》，南京国民政府军委会档，藏(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胡宗南为贯彻蒋介石的指示，就积极准备以纵队主力出包座、阿西葺，于8月30日令最精锐的第一旅李铁军部“循第四十九师径行之道”先行向包座进发。同上。胡宗南于8月30日向蒋介石电告他的军事部署情况，特地说明赴援的第四十九师“约明可到包座”。同上。

然而，蒋介石与胡宗南的苦心策划，却因包座之战的迅速失败而破灭了。

8月29日开始，康庄团在上、下包座同时遭到红军的猛烈进攻。在上包座南面大戒寺的康团第三营经一夜激战，被红军歼灭两个连，余部退据大戒寺山后的碉堡里继续顽抗。

在下包座北面的求吉寺，寺庙院墙又高又厚，康庄率团部指挥两个营的部队，一面在寺庙内顽强抵抗，一面在庙后山上凭借修筑的坚固工事与险要地形，控制着制高点，组成密集的火力网，打退了红军一次次进攻。在激烈的战斗中，康团两个营死伤过半。进攻的红军伤亡也很大。红十师师长王友钧打红了眼，竟端起机枪架在警卫员肩膀上猛烈扫射，被康团枪手击中阵亡。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445页。

康庄连连向胡宗南求救。但胡宗南派出的援军第四十九师伍诚仁部于8月27日从漳腊出发后，因到包座的200多里路崎岖难行，出黄胜关杳无人烟，再加上此师战斗力不强，延至8月30日夜，该师先头部队第二九一团才进抵大戒寺南。红军为诱使该师全部进入伏击圈内，对第二九一团略作抵抗即退走。当夜，第二九一团进至大戒寺。

第二天，即8月31日，第四十九师师长伍诚仁率师部进抵大戒寺以南。他见红军退去，就令所部三个团的兵力沿包座河东西两岸向北进击，企图压迫红军于上下包座附近而歼灭之。没想到这正好中了红军埋伏“围歼”之计。这天下午3时许，埋伏在山林间的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程世才、李先念部突然发动反击，一举楔入第四十九师三个团中间，猛烈冲杀。第四十九师被分割成三块，阵脚大乱，东奔西突，激战至晚，大部被歼。师长伍诚仁负伤，率少数人逃走。困守在大戒寺后山高地的康庄团第三营残部约200人，被迫全部缴械。是役，胡部被红军歼灭一个整师，伤亡4000多人，被俘800多人，丢失长短枪1500余支、轻重机枪50余挺及大批粮食与牛羊。参见《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335页。

上包座遂被红军占领。

虽然，下包座的求吉寺在康庄指挥下，连续击退红军多次攻击，与红军呈相持状态。但由于上包座的丢失，红军北上入甘的通道终于被打开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西地区的企图因而破灭。正行至半途的胡宗南第一师第一旅李铁军部闻包座战败消息，害怕被歼，急忙退回松潘。胡宗南不敢再孤军北出。蒋介石来电要求胡部绕道文县开赴西固堵截，但胡宗南却要求等待薛岳部到达松潘、漳腊、南坪接防后才能开动，动作迟疑，从而造成了甘肃南部之文县、武都、西固、岷州等广大地区的兵力空虚，使中央红军得以从包座长驱北上。

包座战役后，胡宗南在向重庆行营与蒋介石的报告中，将失败的责任全部推给伍诚仁的第四十九师。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民国二十四年十、十一月份赏罚统计表》中，就称：“第一师康庄团及游击队张孝莱部，全体官兵下包座求吉寺阿西茸一带之役，以少胜众。”“四十九师，代师长伍诚仁，包座之役，指挥无方。”(南京)《军政旬刊》1935年20、21期合刊。对胡宗南在指挥全局与调派部队中的严重错误只字未提。不久，伍诚仁被蒋介石下令撤职查办。

当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 1

1935年8月底包座战斗后，红军一部在毛泽东等率领下，北上入甘；另一部红军则在张国焘率领下，脱离中共中央与毛泽东的领导，从阿坝挥师南下，重过草地，向川康边境的天全、卢山一带退去。

毛泽东与张国焘

这样，胡宗南率重兵扼守的松潘城就失去了防堵红军的战略意义。

1935年9月底，胡宗南得到军委会允许，率第一师离松潘回甘。但这时甘南碧口一带胡师原驻防地已为第三军王均部进驻。胡遂率第二师经弓木贡岭、南坪、邓桥、岩昌、西固、礼县，于10月上旬，开抵天水甘谷一带驻扎。当时正是农历中秋前后。

胡部第一师在这里驻到1936年3月。胡宗南将他的师部设在甘谷城西的一个小村庄三十里铺。他与参谋长于达住在三十里铺南山上的一座小庙中。庙北向，阴晦，久无人住，门窗破损，是座废弃的破庙。胡宗南住正殿，生活颇为艰苦。年底，天津《大公报》青年记者范长江在西行途中，曾去访问了他。后来，范长江在1936年1月4日的《大公报》，发表总题为《中国的西北角》的通讯中，记述了他采访胡宗南的情况：

这时在松潘回师的胡宗南氏，正驻在甘谷西面的三十里铺。他的生活情形，据天水一带的民众和朋友谈起，颇有点特别。记者去年过松潘时曾见过胡氏一次，只觉得他喜欢住山上古庙，和有些人不大相同。所以这次特别去拜访他。他不住甘谷城，住的是居民不满三十家的三十里铺，而且不是三十里铺的民房，是三十里铺半山上的一座小庙。我们到庙里去看看，他住的正殿，门窗不全，正当着西北风，屋子里没有火炉，他又不睡热炕，身上还穿着单衣单裤，非到晚上不穿大衣，我看他的手脸额耳，都已冻成无数的疮伤，而谈话却津津有味。他会他的部下，就在寺前山下的松林里，把地上的雪扫开，另外放上几块砖头，就是座位。记者有点奇怪，因问他：“人生究竟为的什么？”他笑着避开了这个问题没有答复，却滔滔不绝地谈起他的部下，某个排长如何，某个中士如何，某个下士又如何，这样的态度倒使人有点茫然了。(天津)《大公报》1936年1月4日。

胡宗南这种有意苛待自己的生活作风，确使外人茫然。他是在锻炼自己的军人毅力与“革命”风骨么？他是在与士卒共甘苦激励部下么？他是在培养自己的德望，树立自己的良将形象，以赢得舆论的赞誉与上司，特别是蒋介石的注目，重视么？似乎是又似乎不全是，也许皆而有之吧。

胡宗南是书生出身，投笔从戎。在黄埔军校，曾受到革命理想的鼓舞；带兵以后，一直以古代良将自期。他有抱负，有追求，喜欢思索问题，不仅在作战时能不避矢石，常临险境，就是在平时军旅生活中，也相当的勤奋、刻苦、谨慎。他的师参谋长于达后来回忆这一时期的胡宗南时，说：

行军时，师部往往只与一个团同行。到了宿营地，各自进入指定地方、无线电报机、有线电话机首先架设，接受各部队报告。胡先生则携一二幕僚，侦察附近地形，巡视部队情况，决定夜间抵抗线及进出路……夜间与胡先生讨论明日如何行动，必至深夜方睡。亦往往有意见不同之处，最后则照胡先生决定行事。第二天继续行军……胡先生与特别党部则留在宿营地巡视，厕所有否填平？废弃物件有否烧埋妥当？门扉桌凳有否归还原处？借用物品有否归还？如有破损，有否照价赔偿？巡视完了，胡先生则跃马而前，必于第一次小休息时赶到师长位置。此后行进则与官兵步行，绝不骑马。“胡先生喜欢深思，常常闭户蹀躞……也常常骑马到僻静处去沉思熟虑……”于达：《陆军第一师师长任内之胡宗南将军》，刊(台北)《革命人物志》第11期。

黄埔出身的胡宗南未受过系统的高等军事教育。他的军事学识与军事指挥能力，主要是在多年的军旅生涯中逐渐形成的。再加上他的勤奋、认真、刻苦、谨慎等指挥作风与生活作风，使胡宗南在任团长、旅长乃至师长时，能指挥游刃有余。不像他后来飞速升迁至统率几十万兵马的军事方面大员，他的指挥能力就显得捉襟见肘，以至于一败再败了。

胡宗南在甘谷驻军未久，就生病了，“寝患腹痛，历旬未愈。”“为委员长所闻”《胡上将宗南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71页。，蒋介石特地派胡宗南的黄埔一期同学，时在军事参议院任参议的冷欣，带着医生从南京飞到陕西，再转天水，为胡治病。胡病小愈，蒋介石又特准其病假一个月，随冷欣一道飞赴南京治疗，后又到杭州休养。

胡宗南在数年“追剿”红军中的“业绩”与驻军西北的艰苦奋斗表现，进一步得到蒋介石的赏识。而到1935年，由于红军的长征西去与国民党内各派系军阀的削弱，蒋介石南京政府的统治相对变得强固起来。蒋介石乘势进一步扩张自己的势力，提拔自己的军事嫡系——黄埔系军人集团进入国民党的中央领导核心机构。胡宗南又成为蒋介石提拔的最佳人选。

1935年11月12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与会议代表合影

1935年11月12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到11月23日结束。在这次大会上，蒋介石集团的势力大大增强。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又兼任行政院院长。原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在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式集体照相时遇刺，汪精卫系统的人员多退出中央党政机构，势力削弱。黄埔毕业生中有三人进入新的党中央领导机构：曾扩情与贺衷寒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胡宗南则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这三人都是黄埔一期生。他们的当选，标志着黄埔系的势力进入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

对于胡宗南个人来说，他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标志着他由一个职业军人与一介武夫，转变成一位党政要人，中央大员，由军界又进入政界，由地方走进中央，由底层走向上层。这是胡宗南人生道路与一生事业的一个重要阶段。

蒋介石还准备扩充胡宗南的军事实力，提拔胡的官阶。当时胡部第一师下辖四个旅十二个团，这种编制的师在当时国民政府军中是绝无仅有的，而且与国民政府军编制不合。胡师编制之多，超出常规，早引起一些人的忌恨与攻击。蒋介石令第一师改编扩充。胡宗南想将第一师四个旅扩编成三个师，成立一个军。而一些忌恨胡宗南的人向军委会建议应将胡部编成两个师八个团。蒋介石决定，第一师改编之事由胡宗南自行决定，这是蒋介石对胡宗南的又一次特殊恩宠与破格提携。

张学良，1935年10月2日在西安成立“西北剿总司令部”，蒋介石兼西北“剿总”总司令，张学良为副总司令

这时西北地区的军政形势也发生了变化。南京国民政府与蒋介石鉴于红军毛泽东部进入陕甘，乃于1935年10月2日宣布在西安成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以蒋介石兼西北“剿总”总司令，任张学良为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在这前后，张学良所部东北军各部陆续调入陕甘地区。胡宗南感到，西北地区的军政形势更加复杂了。

这期间，胡宗南第一师的人事有些变动：胡宗南的黄埔一期同学范汉杰来第一师，任副师长，在李文继袁朴任第二旅旅长后，胡又任李正先继李铁军为第一旅旅长，任杨德亮继廖昂为补充旅旅长。胡宗南在为所部的扩编、调整储备锻炼干部。第四章在西安事变前后

第四章 在西安事变前后

北上南下，升任第一军军长 1

1936年是中国多事的一年。这年年初，胡宗南奉蒋介石令，正准备着手改编扩充所部第一师时，时局发生变化，他的扩编计划不得不暂时停顿下来。

1936年2月20日，陕北红军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以东征抗日为号召，突然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境内，进行东征作战。阎锡山部晋军战斗力薄弱，抵抗不住红军进攻，只得急电蒋介石请援。蒋介石派陈诚指挥商震的第三十二军、汤恩伯的第十三军、关麟征的第二十五师、黄杰第二师的第六旅罗奇部等，在1936年3月底分别从风陵渡、正太路、道清路三个方向进入山西，援助晋军对红军作战。同时，蒋介石又电令在陕西的东北军张学良部向黄河西岸推进，断红军退路。

胡宗南在天水甘谷也接到蒋介石电令，要其率第一师东开入陕，在潼关一带集结，策应山西作战。1936年3月底，胡宗南留补充旅驻甘，自己率领第一师主力三个旅从甘谷出发，经秦安、清水，越关山而东，过陇县到达西安，再乘火车到达潼关驻扎待命。

未久，陈诚在指挥入晋各部队配合晋军打通同蒲线后，在山西推行在江西“围剿”红军时实施过的碉堡战术，令各部队投入筑碉工程。陈诚向蒋介石建议，从陕西增调中央军入晋，得到蒋介石的批准。于是，陈诚亲自到潼关找胡宗南洽谈，随之给胡师下达命令：“除派一个旅的兵力，进驻同蒲路南段各要点，担任维护铁路运输畅通、保持风陵渡的联络安全外，其余主力控制在潼关待命。”彭竹林：《国民党第一师追击堵击长征红军的经过》，刊《陕西文史资料》第20辑。

胡宗南当即派遣第一旅李正先部的第一、二、三团由风陵渡渡过黄河，在赵村搭乘同蒲路火车北上，分别到达运城、闻喜、侯马等地驻扎，第一旅旅部驻闻喜。后第三团从闻喜一度推进至洪洞与灵石。该旅根据陈诚的命令，担负维护铁路安全，保证军用物资运输畅通的任务，在铁路沿线赶筑工事、挖掘交通壕，防止红军侵袭，历时约两个月。彭竹林：《国民党第一师追击堵击长征红军的经过》，刊《陕西文史资料》第20辑。

1936年5月初，入晋红军回师陕北。

山西的战事刚刚平息，南方的战火又起。

1936年6月1日，国民党广东军阀、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陈济棠联合广西军阀、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打起“抗日救国”的旗号，发起了反对南京国民政府、反对蒋介石的两广六一事变。陈、李指挥粤、桂军队向湘南衡阳进发，同时暗中派人策动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响应，企图经湖南迅速攻占武汉，问鼎中原，威胁南京。

“两广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一方面提出并部署提前召开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寻求政治的解决办法；一方面紧急调兵遣将开往湖南，抢占衡阳，防堵粤、桂军队，震慑何键湘军。

1936年6月中旬，胡宗南接到蒋介石的电令，要其将第一师部队主力三个旅集中在潼关、灵宝间整装待命，胡本人则赶赴南京接受南下命令。胡宗南由南京返部后，立即召集全师团长以上主官传达命令，进行南下动员。同时为保守行动机密，防止北方生变，胡令对团以下官兵保密，在出发前三天，还让各团若无其事地召开夏季教育会议，拟订训练大纲等。直到运兵列车三十余列调集齐全后，胡才正式下达命令南下。全师部队及临时配属的炮兵团，有山、野炮三十多门，在两天一夜的时间里，全部经陇海路转平汉路，在武汉渡过长江后，再经粤汉路进抵湖南岳阳至长沙一线。胡将他的第一师师部设在长沙。

胡宗南师迅速开进湖南，不仅大大增强了中央军抗击粤、桂部队的实力，而且有力地震慑了动摇模棱的何键。胡宗南故意向何键炫耀第一师的人马充实、装备精良，还对长沙城采取包围的态势。然后他去见何键，声称所部第一师奉蒋介石令开长沙听何键指挥。何键心虚胆怯，惊慌失措，连声答应说：我没有接到命令。胡外柔内刚地威胁了一通何键后，即昂扬而去。王应尊：《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胡宗南部“追剿”红军的概况》，刊《陕西文史资料》第20辑。而何键则被吓得不敢再住长沙城中，假巡视湘西，避往常德。长沙城成了中央军的天下。

胡宗南将第一师师部先驻长沙城东朱家花园，后移四十九标营房。

但中央军与粤、桂军之间并无大的战事。在6、7、8约三个月的时间内，胡宗南的第一师一直驻长沙、岳阳一线。胡宗南抓住全师部队相对集中的有利时机，在长沙开办“第一师军官暑期训练班”，胡自兼主任，副师长范汉杰为副主任，任詹忠言为教育长，抽调全师连长以上军官分期入班，编为两个大队，另无线电专业人员编为一个独立区队，共办三期，轮流受训，进行所谓“南征”作战的教育，即宣传陈济棠、李宗仁等谋叛中央的罪行与胡宗南师南征作战的意义，同时进行一些军事训练，借以稳定军心鼓舞斗志。在这同时，胡宗南又令师参谋处与各团团长组织教练组，轮流到各团抽调一营或一连，演习南方水田和丛林作战的战术技能，以及部队在南方露营活动，取得经验向全师推广。

1936年7月初，胡宗南师一部向南推进至株洲一线。但未及至前线作战，7月18日，广东陈济棠就因部下反戈，通电下野，到9月中旬，广西李宗仁也与南京国民政府达成妥协。两广事变宣告结束。

1936年8月11日，蒋介石以胜利者的姿态飞抵广州，处理善后。他在广州期间，特地召集各参战部队团长以上军官举行军事会议，研讨两广事变平息后的全国形势与对日、对红军作战等问题。这是当时南京政府面临的两项最重大的问题。

胡宗南率第一师的团以上军官出席了这次会议。在会议讨论到全国各地红军都经过长征北上，企图在陕甘重建根据地时，胡作为久驻陕甘的带兵长官，作了重点发言。胡不同意一些国民党军政大员与将领盲目乐观所宣称的“红军北上纯属战败流窜”，而将他对红军多日调查研究所得融进发言中，指出中共之所以放弃在南方多年的各根据地，就是因为得不到苏俄的援助，连根据地也保不住，因而他们举行万里长征、就是企图转移到甘、青、宁、新一带，打通国际路线，取得苏联援助，伺机反扑。胡的发言虽仍有失之偏颇之处，未看到红军北上抗日的意愿，但恰也有其独到与深刻之处：红军北上确有打通与苏联国际交通线之目的。特别是胡的见解较之一般国民党军政人员的浮泛而盲目的看法，要准确与高明得多了。因而胡的发言使与会各将领无不为之惊服，也使蒋介石点头称许。

胡宗南较之一般黄埔系将领与军官，其过人之处，就是能较深入地思考一些问题，关心国际与国内形势，看问题不仅有军事眼光，而且有政治眼光，再加上他带兵打仗多年，有实战经验，又自律较严，因而成为黄埔系将领中最引人注目的佼佼者。胡宗南进一步得到蒋介石的宠爱、赏识与提拔，就是必然之事了。

广州会议后，蒋介石宣布，胡宗南部第一师正式扩编为第一军，胡宗南升任第一军中将军长。——胡宗南又成为黄埔军校毕业生中第一个升任军长之人，而且是蒋介石赖以起家的“天下第一军”的军长。

1936年9月初，胡宗南从广州回到长沙，即进行扩编部队事宜，将原第一师的三个旅（第一旅、第二旅、独立旅）九个团，分编为两个师四个旅八个团及军部直辖部队。编制如下：

军长胡宗南，副军长范汉杰，参谋长于达。

第一师：师长胡宗南兼，副师长李文，参谋长于达兼。下辖：

第一旅：旅长李正先，第一团团长熊志一，第二团团长杨定南。

第二旅：旅长詹忠言，副旅长严明，第三团团长刘超寰，第四团团长李友梅。

第七十八师：师长丁德隆，副师长罗历戎，参谋长吴允周。下辖：

第二三二旅：旅长廖昂，第四六四团团长晏俭，第四六五团团长徐保。

第二三四旅：旅长李用章，第四六七团团长许良玉，第四六八团团长谢义峰。

另有军直辖骑兵、炮兵、辎重、通讯部队等。

经过这次扩编，胡部各级军官多有升调，士兵也有许多被提为下级军官。全军士气为之一振。

在驻军长沙期间，胡宗南通过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有意结识了长沙各学校中一批有才干与活动能力的青年学生骨干人物，如汪国栋、陈大勋、彭书隐、李兰芳等人。胡宗南表示理解这些青年学生的抗日爱国与要求从军的热情，答应他们：“有一天抗日战争发生，我一定邀请你们参加第一军，并希望青年们投笔报国。”后来在抗战发生后，胡宗南果然邀请湖南省许多青年学生组织“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加入胡部。

胡宗南部扩编为第一军后，本打算在湖南训练。在这时胡突然接到蒋介石电令，因为红军第二、四方面军于1936年8月从川西北上入甘，陕北中央红军南下接应，有在甘肃三军会师的态势，陕甘军事形势吃紧，调胡部速回陕甘“进剿”。

1936年9月11日，胡宗南向全军下达回师动员命令。“遂于14日向西北出动，用铁道运输”，分别由长沙、汨罗、岳州“乘车北上，经粤汉、平汉、陇海各路，于19日全部到达陕西咸阳附近，复于25日沿西秦公路继续向甘肃清水、秦安一带徒步前进。”《第一军第七十八师丁德隆部战斗详报》（1936年10月至11月），南京国民政府军委会档，藏(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重回西北，收到周恩来密信 1

1936年9月19日，胡宗南率第一军从湖南回到陕西关中，驻军咸阳、凤翔一带。胡宗南的第一军军部驻咸阳打包厂。

胡宗南率第一军奉命归“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指挥。“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的总司令由蒋介石兼，副总司令为张学良。胡宗南的第一军为“西北剿总”下辖第一路军（朱绍良司令，王均副之）的第二纵队，胡兼任第二纵队司令官，除指挥所部第一军外，还指挥周祥初的第四十三师与孔令恂的第九十七师。

胡宗南到西安拜见了张学良。这位比胡宗南还年轻5岁的“西北剿总”副总司令在这时已秘密与中共方面取得联系，但在表面上仍在指挥西北“剿共”军事。他向胡宗南介绍了西北的军事形势与“西北剿总”的作战计划。因为红二、四方面军北上进入陇南，陕北中央红军进入陇东策应，红军三个方面军企图在甘肃会师，因此，张学良根据蒋介石的指示，令胡宗南率第二纵队各部，迅速抢占西（安）兰（州）公路的静宁、会宁、定西段，协同友军，隔断红军三个方面军的会师道路，然后配合其他部队，各个分割“围歼”之，实施蒋介石的“通渭会战”计划。胡宗南了解到，南京国民政府与“西北剿总”调集了毛炳文的第三十七军、王均的第三军、关麟征的第二十五师、川军孙震部、青海马步芳部、宁夏马鸿逵部、东北军张学良与西北军杨虎城的部队，以及胡宗南各部，协力“围剿”会师甘肃的红军三个方面军。

1936年9月19日当日，胡宗南又从咸阳飞至兰州，“即晤朱主任绍良，于主席学忠，协商剿匪机宜。”(南京)《中央日报》1936年9月20日第3版。9月21日，胡接到蒋介石发给他的电报，要胡对“新入西北之各师，行军序列及其行军日程，希即详报。”并令胡“须随主力前进，并朝夕勿离军中。剿匪战术，应令各师、旅、团长切实研究，尤应注意遭遇战术，务须多留预备队，并到处日夜构筑工事，务派远探为要。”《蒋委员长致胡宗南军长令报行军序列及其行军日程并指示剿匪战术电》，转引自(台北)《革命文献》第94辑，第58页（台湾出版）。

1936年9月25日，胡宗南率部从咸阳出发，沿西兰公路，向甘肃静宁、会宁、定西一线进发。胡宗南又一次开始了他在西北的军旅征战生活。

这时，全国与西北的形势都在迅速发展，正处在大变动的前夜。

随着日本侵华活动的加剧、中华民族危机更加加深。全国抗日救亡热潮进一步高涨。1935年年底平、津地区爆发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迅速扩展到华北、西北与全国。1935年秋进驻西北的东北军张学良部与原驻陕甘的西北军杨虎城部在形势的推动下，都有了反对内战、共同抗日的倾向。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改变战略，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先后提出了“逼蒋抗日”与“联蒋抗日”的政策与口号，一方面派代表与南京国民政府的蒋介石进行秘密谈判，另一方面又派出许多人员与国民党内各地方军事实力派，如张学良、杨虎城、李宗仁、阎锡山等进行联络；同时，中共方面还利用各种关系，对南京国民政府中有影响的军政大员，进行联系、疏通、说服与团结的工作，积极争取与广泛团结一切有抗日爱国思想的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

在酝酿第二次国共合作中，中共方面将胡宗南作为重点争取与统战的对象。

中共领导人中，特别是周恩来，曾与胡宗南在黄埔军校中有过较多的交往，在东征陈炯明中曾共同战斗过，对胡宗南有相当的了解。中共方面认为，胡宗南有一定的民族民主革命积极性，曾接近中共人士周恩来、胡公冕等人。在东征、北伐中立有战功，表现出一定的军事才干。后来国共分裂了，他出于多种原因，跟着蒋介石走了。在十年国共内战中，他的部队也参与了对红军的“围剿”。但当日寇侵华加剧，中华民族的危机深重时，他表现了很大的爱国热情，多次请缨抗日。胡是国民党军人中一个具有典型的两面性的将领。

中共方面还了解到，胡宗南近几年手握重兵，得到蒋介石越来越深的信任与宠爱，在国民党军队中地位急剧上升，成为新兴的黄埔系青年将领的首领，影响日益增大。争取了胡宗南，就可影响一大批国民党将领，特别是黄埔系军事集团。而黄埔系是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最重要的军事支柱，通过胡宗南可以影响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

1936年7月9日，周恩来在陕北白家坛接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时，谈到胡宗南，认为胡是蒋介石手下最有才干的指挥官，比陈诚出色，内心爱国，倾向抗日。熊向晖：《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1页。周说：“蒋介石手下最能干的指挥官恐怕要算胡宗南了。反共战争的大部分战果是他取得的。”(美)埃德加·斯诺：《红色中华散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0页。

基于以上原因，中共方面从1936年年中开始，对胡宗南进行积极的争取、团结、说服与统战工作。1936年春，中共中央以红军中出身黄埔军校的将领名义，联名写信给胡宗南，呼吁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成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毛泽东，在这时推动国共第二次合作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对胡宗南也给予了特别的注意。他在1936年8月14日写给中共派往上海的地下特派员冯雪峰的秘密信函中，指出：

……宋孔欧美派、冯玉祥派、覃振派，特别是黄埔系中之陈诚、胡宗南，须多方设法直接间接找人接洽，一有端绪，即行告我。你的通信方法要改得十分机密。董牧师要他专管接洽欧美派并与我处直接联系，不经过你，以免生事。各种上层接治之事，望写一报告来……《毛泽东致冯雪峰信函》，刊(北京)《新文学史料》1992年第3期，第2页。

中共方面首先向胡宗南伸出统战工作之手的，是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之一，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就在胡宗南率军重回西北之际，周恩来于1936年9月1日亲笔写了一封密信给胡，对胡叙旧情，谈国事，娓娓动人，情长谊深，有批评，有规劝，有希望。周恩来的信全文如下：

宗南同学：

黄埔分手后，不想竟以敌对。十年来，兄以“剿共”成名，私心则以兄尚未成民族英雄为憾。今春红军东向，曾联红军中黄埔同学多人，致书左右，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请，惟未蒙即予赞同。然私表总以兄绝非勇于内战怯于对外之人，时机未熟，在兄或亦有难言之隐也。

日寇侵绥，已向西北迈进，其航空总站设于定远营，航空线竟遍布陕、甘、青、宁四省。兄素有志西北，试想今日之西北，岂能再容退让，亦岂能再操同室之戈？敝方为保卫西北、保卫华北起见，已集合全国主力红军于陕、甘、宁、青、并向贵党呼吁，立停内战，共谋抗敌。顷更致公函送于贵党中央，表示我们抗日救国方针及愿与贵党重谋合作之诚意。久闻贵方当局及黄埔同学中有不少趋向于联俄联共以救国难者，今国难日亟，敝方提议或不致再遭拒绝。惟合作必以停战为先。兄在黄埔为先进，亦为蒋先生所最信赖之人，果能立排浮议，立停内战，则颂之者将遍于国人。此着克成，全国抗日战争方能切实进行，西北御侮行动，亦必能统一步骤，不致为日寇各个击破，陷民族、国家于万劫不复也。

叨在旧知，略陈鄙见，如不以为无当，还望惠我好音。纸短心长，怅望无既。专此。顺致

戎祺！

恩来

九月一日《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20页。

胡宗南接到此信，当是在1936年10月前后。胡宗南没有给周恩来回信，因而也未与中共方面建立任何形式的关系。但胡宗南对周恩来个人是尊重敬佩的。据胡宗南后来的机要秘书熊向晖回忆，胡宗南将周的这封信一直珍藏在身边。他对周恩来所说“兄以‘剿共’成名，私心则以兄尚未成民族英雄为憾”这句话尤为感慨。熊向晖：《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页。

红军将领徐向前

1936年10月18日，毛泽东又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的名义，专门给胡宗南写去一封信，并指示中共中央有关部门“专函缮送胡宗南，并即印刷多份向各军发送”。毛泽东：《致朱德、张国焘、徐向前等电》（1936年10月18日），藏(北京)中央档案馆。毛泽东在信中以徐向前与胡宗南为黄埔一期同学的关系，回顾黄埔情谊，陈述当前形势，规劝胡宗南弃嫌修好，再次发出两军停战、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的呼吁，有理有节，有打有拉，有感情，有文采，写道：

宗南学兄军长勋鉴：

黄埔一别，今已十年，回念旧情，宛然如昨。目前日寇大举进迫，西北垂危，山河震动，兄我双方亟宜弃嫌修好，走上抗日战线，为挽救国家民族于危亡而努力。敝部已奉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军事委员长命令，对于贵军及其他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仅在贵军攻击时取自卫手段，一切问题均可商洽，总以和平方法达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之目的。非畏贵军也，国难当前，实不欲自相残杀，伤国力长寇焰也；如不见谅，必欲战而后快，则敝方部队已有相当之准备，迫不得已当立于自卫地位给予必要之还击。敝方各军仅为抗日之目的而斗争，深愿与贵军缔结同盟，携手前进。蒋校长现已大有觉悟，甚为佩服。吾辈师生同学之间倘能尽弃前嫌，恢复国共两党之统一战线，共向我全民族最大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决一死战，卫国卫民，复仇雪耻，当在今日。吾兄高瞻远瞩，素为弟所钦敬，虽多年敌对，不难一旦言欢。兹特遣使携函征求吾兄高见，倘蒙惠予采纳，即乞停止贵方军事行动，静候敝党中央与蒋校长及贵党中央之谈判。如承派员驾临，敝部自当竭诚欢迎。时危祸急，率尔进言，叨在同门，知不认诶唐突也……

学弟徐向前手上毛泽东：《为徐向前起草的致胡宗南信》，《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51～452页。

胡宗南是个有爱国热情的国民党军青年将领。在当时全国抗日爱国热潮高涨形势的推动下，周恩来、毛泽东数次文笔纵横、亲切热情的规劝与引导，自然不可能不对他产生一定影响。只是内心所动，不为外人所知。但在很快到来的西安事变与抗日战争中，胡宗南即有各种非同一般的表现。

山城堡之败 1

1936年9月25日，胡宗南率军从咸阳出发，沿西兰公路，向甘肃静宁、会宁、定西一线进发。胡宗南又一次开始了他在西北的军旅征战生活。

1936年10月初，胡宗南率部到达甘肃秦安地区，与关麟征的第二十五师取得联系，约定二部协同作战。

关麟征原名志道，字雨东，1905年生，陕西省户县人，是胡宗南的黄埔一期同学，比胡宗南小九岁。

当时，张学良给他们来电，告诉他们，从川西北上的红二、四方面军有从天水以西地区北上的企图，要他们万勿停止，速向通渭城前进。关麟征向胡宗南建议：关、胡二部联合起来，在静宁、通渭、会宁间截击与“围歼”北上之红二、四方面军。关麟征认为红军连年转战，损失严重，疲惫不堪，只能算三等战斗力。胡宗南不同意关麟征的判断，认为红军虽经艰苦转战，仍是一等战斗力，不可轻估。而且胡宗南在这时缴获到一份红军在9月份制订的《通（渭）、庄（浪）、静（宁）、会（宁）作战计划》，其主要内容就是南、北两路红军配合，在通、庄、静、会地区夹击消灭行军到这里的胡宗南部，将主要攻击矛头指向胡宗南。因此胡宗南拒绝了关麟征的建议，率部谨慎地向静宁、通渭地区前进。胡宗南此举遭到关麟征的嘲笑。覃异之：《伪二十五师在甘肃阻击红军和“双十二”事变后的关麟征与胡宗南》，刊《甘肃文史资料》第5辑，第20页。

胡宗南缴获的红军《通、庄、静、会作战计划》是真实的。这份计划是陕北的中共中央与在甘南的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于1936年9月中、下旬通过电报反复协商而制定的。后因张国焘多次延拓，致使战机丧失。1936年9月底10月初，红二、四方面军从天水以西地区北上；与此同时，陕北的中央红军为策应红二、四方面军北上，派出一支突击部队飞速南下，于10月2日抢在国民政府军王均第三军前，袭占了甘肃会宁城。1936年10月7日，南北两路的红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实现了会师。接着，在1936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十月份作战计划》，指示红军三个方面军在短期休整后，从10月中旬起，开始实施宁夏战役计划，集中力量向北攻取宁夏，企图打通通往苏联的道路，扩大陕甘宁根据地，而以一部兵力向南组织扇形防御，迟滞胡宗南等追击部队北进。徐向前：《历史的回顾》，(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501～509页。依据此计划，1936年10月24日至30日，红四方面军的红三十军、红九军与红五军组成西路军，由陈昌浩、徐向前率领，在甘肃靖远的虎豹口陆续渡过黄河，企图与黄河东的红军主力配合，协同北攻宁夏。

红军三个方面军的会师使蒋介石感到震惊。10月16日，蒋介石下达“进剿”令。10月18日，兰州绥靖公署主任兼“西北剿总”第一路军司令朱绍良向第一路军各部发布《剿匪计划纲要》，内称：“本路军以歼灭会宁、静宁、通渭附近朱（德）徐（向前）等股匪之主力之目的，以第一军及三十七军由东、西方向夹击，而以第三军由南向北进击，求匪于该地而歼灭之。”南京国民政府军委会档，藏(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朱绍良指挥入甘的中央军嫡系部队分为东、中、西三路，向会宁、静宁、通渭地区的红军大举进攻，其中以胡宗南指挥的第一路军第二纵队为东路军，从秦安一线进攻静宁，然后经海源、打拉池向宁夏、陕北追击；以王均指挥的第一路军第一纵队为中路军，以关麟征的第二十五师为先头部队，进攻通渭，然后向靖远地区追击，控制黄河渡口，阻红军西渡；以毛炳文指挥的第一路军第三纵队为西路军，向会宁县城及其以西地区追击。

10月22日，蒋介石飞到西安督战。

10月21日开始，三路部队同时向红军发动猛烈进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说：他们“仰仗优势兵力和步步为营的战术，向我并进猛扑。攻势十分凌厉。”徐向前：《历史的回顾》，(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508～509页。其中西路军毛炳文的第三十七军在飞机配合下，经过两天激战，于10月22日攻占毕家岭，23日进占会宁城。红四方面军阻击部队损失1000多人，副军长罗南辉阵亡。中路军王均的第三军，以及关麟征的第二十五师，在占领通渭城后，关麟征的第二十五师向靖远突击，于10月30日攻至黄河边，控制了黄河渡口，并一度占领了靖远以东约六十华里的打拉池，切断了红军渡到黄河以西的部队（红军西路军）与黄河以东红军主力的联系；接着，该师迅速穿插到宁夏中卫与定远营，协同马鸿逵部，控制了红军北进宁夏的通道。

与中、西两路军的攻势凌厉相比，只有胡宗南的东路军进军迟缓谨慎，在占领静宁后，比中路军先头部队关麟征师落后了近两天路程。本来应属于胡部攻占目标的打拉池也被关麟征部抢先占领。为此，关麟征得到蒋介石的来电嘉奖与奖金五万银元。姚国俊:《关麟征部在陕甘阻击红军回忆》，刊《甘肃文史资料》第5辑，第14页。胡宗南对此不能不受到刺激。

西北战场的形势迅速发生了严重的变化。由于国民政府军迅速控制了黄河渡口，切断了红军渡到黄河以西的部队（红军西路军）与黄河以东红军主力的联系，同时加强了中卫与定远营的防守，控制了红军北进宁夏的通道，迫使黄河以东的红军主力在1936年11月中旬决定暂缓宁夏战役计划，准备先集中力量击破南面的追击之敌。但他们在打拉池、麻春堡、关桥堡等地多次设伏，企图诱歼胡宗南等部，均因故未能达到目的。11月8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作战新计划》，放弃宁夏战役计划，令红军三个方面军经陇东退入陕北，机动作战。11月12日，红军逐步从同心城、李旺堡一线东移，于11月15日撤至萌城、甜心堡、石堂岭、豫旺堡一线休整待机。

而在后面追击红军的国民政府军各部队去向不一：关麟征的第二十五师已穿插到宁夏中卫与定远营；毛炳文的第三十七军准备西渡黄河，协同青海马步芳军“追剿”红军西路军；王均的第三军，因王均在11月8日飞机失事死去，由曾万钟升任军长，在进占同心城后暂停前进；在平凉、固原一带的东北军第六十七军王以哲部，因已与红军达成秘密协议，行动消极。

只有胡宗南指挥的以第一军为核心的第二纵队，因以前进军谨慎迟缓，战功平平，现见红军一路向东退却，以为红军已被击败、企图逃回陕北根据地，遂一改以前的谨慎态度，在占领同心城后，即分路向豫旺堡一线红军追击。胡宗南根据蒋介石的指示，企图沿甘、宁交界地区向东疾进，直插定边、盐池，威逼陕北红军根据地中心、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的保安，并与在陕北的李仙州、高双成等部配合，夹击歼灭红军。

在追击途中，胡部第一军第一师第一旅李正先部的第二团团长、黄埔三期生杨定南被红军的冷枪打死。

胡宗南当时召集连长以上军官训话，将他对红军的错误估计告诉部属，说：“共军由南到北，已是筋疲力竭，弹尽粮缺，而且人员损失大半，已成惊弓之鸟，没大力量了。乘此他们跑得不远的机会，只要我们一刻不放松地穷追，一定把当面这股共军消灭在黄河东南地区。”彭竹林：《国民党第一师追击堵截长征红军的经过》，刊《陕西文史资料》第20辑，第167页。

胡宗南的轻敌冒进、孤军突出，正好给擅长伏击“围歼战”的红军创造了战机。红军虽艰苦转战，但战斗力仍很强。1936年11月15日，在陕北保安的中共中央军委致电前线红军将领朱德、彭德怀等，指示红军从豫旺堡东撤后，应“以洪德城为中心，豫旺县、盐池、环县之三角地区”设伏歼敌，红军主力“应即在豫旺县以东，向山城堡靠近，集结全力，准备打第一仗，消灭敌之北路纵队。”《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团致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电》（1936年11月15日），藏(北京)中央档案馆；转引自《三军大会师》下册，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2月版，第649页。北路纵队就是胡宗南的第二纵队。从11月16日起，红军前线各部队即向山城堡南北地区运动、隐蔽集结，待机歼敌。

山城堡位于甘肃省东北部环县以北洪德城和甜水堡的中间地带。这里川原相交，六水汇流，沟壑纵横，地形复杂，很便于大部队设伏。

1936年11月17日，胡宗南在占领豫旺堡后，将所部四个师分为三路，从豫旺堡向定边、盐池一线追击前进：左路为第一师第一旅李正先部，向宁夏南部的灵武县惠安堡、大水坑前进；中路为第一师第二旅詹忠言部，向萌城、甜水堡前进；右路为第七十八师两个旅，由西田家塬向山城堡前进。另以第九十七师孔令恂部与第四十三师周祥初部为第二梯队，在后跟进。

在11月17日当日，中路第二旅詹忠言部进至萌城以西地区，就遭到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三十一军的伏击。这次伏击红军是利用平地之间的深沟作掩护。当詹旅前卫第三团刘超寰部进抵两道深沟之间时，隐伏的红军突然发动袭击，封锁前后两道沟口，以一部兵力牵制后面的旅部与第四团李友梅部，而以主力“围歼”刘超寰团。团长刘超寰一开始就被击伤腿部，官兵伤亡数百人。但该团是胡宗南部的精锐，战斗力强，在一度慌乱后，终于稳定下来。中校团副陈鞠旅代替团长指挥，命令各营将重机关枪集中由营长掌握，轻机关枪集中由连长掌握，统一使用，集中火力；步枪兵则准备好刺刀、手榴弹，等待白刃肉搏；并令各连、排长带领士兵呼喊口号：“第一师不打败仗！第一师不当俘虏！共军抓住第一师官兵要活埋！”借以鼓舞士气。彭竹林：《国民党第一师追击堵截长征红军的经过》，刊《陕西文史资料》第20辑，第167～168页。经过激烈的肉搏拼杀，到黄昏时红军退去。该团与第四团共伤亡600多人，却未被红军全歼。

但胡宗南并不以第二旅中伏为失败，相反他认为自己部队战斗力强，红军已是不堪一击。恰在这时，胡宗南接到蒋介石在11月18日的来电，催促他率部速向定边、靖边“进剿”。蒋介石在电文中说：“弟部到达定边后，应即派队至安边（与八十六师高双成部）联络，即可向靖边‘进剿’。”蒋介石并告诉胡：第二十一师李仙州部在陕北东部建筑封锁线，“自横山经石湾、安定，瓦窑堡、清涧至延川一带，已筑成封锁线，匪不能东窜，横山阵地亦甚坚固。”《蒋委员长致胡军长宗南电》（19361118），转引自《革命文献》第94辑，台北出版，第64页。要胡部迅速向前进逼，与李仙州、高双成等部前后夹击，摧毁陕北中共根据地。因此，胡宗南下令，调第二旅到后方休整，以第四十三师周祥初部接替中路，各路追击部队继续向东追击前进，气焰颇盛。

1936年11月20日，胡宗南部左路第一旅李正先部进占红井子，第九十七师孔令恂部跟进至大水坑；中路第四十三师向保牛堡前进；右路第七十八师丁德隆部进至山城堡、小台子、凤台堡一线。

山城堡一线，正是红军以主力设伏的所在地。11月20日第七十八师先头部队第二三二旅廖昂部先行进入山城堡，发现这一带“居民逃避，十室九空，给养柴草，无处购买，而地区辽阔，人烟稀少，道路困难，后方兵站又不能追送，前方部队时虞断炊，实以严重问题也。”《第一军第七十八师丁德隆部1936年10月至11月诸战役战斗详报》，南京国民政府军委会档，藏(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而且这一带饮水奇缺，只有山城堡虽住户很少，却有一股笔孔大的、在这干旱地区难得的泉水。廖旅当晚住山城堡休整。

1936年11月21日，第七十八师的后续部队第二三四旅李用章部也有部分军队开入山城堡。

这天中午时分，正当廖昂旅准备开拔继续向前追击时，突然发现红军大部队正从东、南、北三面向山城堡运动接近，有包围山城堡的态势。廖昂立即下令各部准备作战。他发觉山城堡地形不利，想让全旅后撤至曹家阳台山地固守。

但廖旅第四六四团团长晏俭反对。晏俭，江西修水人，黄埔四期毕业，跟随胡宗南征战多年，争强好胜。廖昂虽为旅长，却缺乏主见与果断，对是否转移阵地因晏俭的反对而迟疑不决。约下午2时，红军向山城堡发动了猛攻，并迅速完成了对山城堡至哨马营地区的压缩包围。廖旅队伍大乱，伤亡严重。廖昂与两个团长晏俭、徐保指挥所部拼命抵抗，方将阵地稳定下来。激战至黄昏时分，廖昂方下令部队从山城堡向曹家阳台山地撤退，凭借山上工事顽抗。山城堡遂为红军占领。

第七十八师师长丁德隆听到廖昂旅在山城堡被红军主力围攻的消息，急忙派遣李用章旅第四六八团谢义峰部赶来增援。丁令廖旅与谢团配合，在阵地上坚守一夜，候明天天明胡宗南所派援军赶到，再行反攻。

然而，未等第二天天明，廖昂旅当夜就遭到红军歼灭性的攻击。这夜夜色漆黑一团。擅长夜战与近战的红军乘黑暗掩护，冲入廖旅阵地，勇猛穿插分割与肉搏拼杀。廖旅官兵在开始还抵抗一阵，很快就全部瓦解，向山腰溃退逃跑。当时参加这场夜战的红军一师十三团政委魏洪亮回忆说：“胡宗南的所谓‘精锐’，白天打阵地战还有一套，可是，夜战碰上红军这些夜老虎，他们就绵羊也不如了。特别是被冲垮以后，兵离了官，官没了兵，完全变成了散沙一把，乱石一堆。有的士兵知道红军的俘虏政策，跑一阵，跑不动了，干脆找个坑坑蹲起来；有的夹在人群中，呼吁奔跑，不知天南地北。天亮，一看全是红军，把枪一丢，一屁股坐下去，不动了。……所有的俘虏兵，个个脸发白，嘴唇出血，他们除了惊吓以外，据说是两天多没喝一滴水了。”魏洪亮：《夜战山城堡》，刊(北京)《解放军报》1975年12月4日。

经过一夜战斗，到11月22日上午9时左右，战斗结束。廖昂旅几乎全部被歼，团长晏俭阵亡，只有廖昂、徐保带少数人突围逃脱；李用章旅也损失严重。第七十八师的大量武器弹药为红军缴获。

与此同时，胡宗南部左路第一旅李正先部在行至大水坑地区也遭到红二十八军的有力阻击，被迫向后撤退。

胡宗南听到山城堡的败讯后，被迫令各路追击部队暂停前进，向后收缩撤退。

山城堡之败是胡宗南从军以来，特别是从1930年年底担任第一师师长以后，第一次遭受的沉重打击。过去他参加东征、北伐、新军阀内战与“围剿”红军，多是扮演战胜者的角色，好像“天下无敌”，助长了他骄傲自负的情绪；即使在松潘草地拦截红军，包座失利是他指挥的杂牌部队所造成的。而这次山城堡之败，则无可置疑地是胡宗南多年培训与指挥的第一军嫡系部队整个旅的完全覆没。而且，这又是胡宗南在数月前升任第一军军长后遭到的当头一棒。胡宗南感到这是他与第一军的奇耻大辱，为此痛心疾首，闷闷不乐多日。

胡宗南令全军收缩集结于惠安堡、同心城一线，进行整训。胡给第七十八师师长丁德隆与第二三二旅旅长廖昂以撤职处分，升任原第一师副师长李文为第七十八师师长，任命周士冕接任第二三二旅旅长。

在西安事变中的“主和派” 1

胡宗南在山城堡丧师失利以后，将属下各部西撤到惠安堡、豫旺堡、韦州、同心城一线，进行休整补充。南京军政部派容克飞机专门为胡部投送子弹和食物等给养物资。

这时，全国形势急剧发展。在胡宗南部于11月22日在山城堡失利后的两天，11月24日，国民党晋绥军傅作义部在绥远百灵庙战役中取得抗日重大胜利。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一方面派遣陈诚到太原与阎锡山筹划乘胜出兵进袭察北日伪军；另一方面他本人于12月3日再次飞到西安，住郊区临潼华清池，督促“西北剿总”副总司令张学良加紧“进剿”陕北红军，准备于12月12日颁发第二次进攻红军的命令。12月上旬，陈诚、蒋鼎文、卫立煌、朱绍良、钱大钧、蒋作宾等军政大员云集西安。当时西安城里风传，蒋介石为贯彻“剿共”决策，准备发表蒋鼎文为“西北剿总”的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陕甘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队。《蒋介石致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密函》（1936年12月9日），《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11页。显然，这是蒋介石不满意“西北剿总”副总司令张学良“剿共”不力而准备采取的一些措施。

张学良与杨虎城

而在这同时，张学良与杨虎城经过多日的酝酿与准备，正加紧策划与实施在西安发动兵变，扣押蒋介石与其他国民党军政大员，胁迫他们答应张学良与杨虎城的要求。

远在甘、宁边界同心城与惠安堡的胡宗南，全然不知道西安城紧张而微妙的局势，更没有感觉到一场震惊海内外的事变即将发生。他只是全力执行蒋介石与“西北剿总”下达的军事“剿共”计划。山城堡丧师失利后经休整补充约十天时间，在1936年12月初，胡宗南又奉令率军向红军发起进攻追击。

当时，胡率所部第一军四个旅为左路，向盐池、定边前进；毛炳文的第三十七军与曾万钟的第三军为中路，向吴起、保安前进；东北军王以哲的第六十七军等部为右路，向华池方向前进，《彭德怀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7页。企图三路合击，与陕北东部的汤恩伯第十三军之第二十一师李仙州部及陕西地方部队高桂滋部等配合，“围歼”陕北红军总部。

正当胡宗南率军向陕北进击时，12月12日，他突然接到西安张学良电示：所有“剿共”部队停止待命。胡宗南感到十分疑惑。接着，他又接到部下报告：第一师第三团遭到西安空军的袭击。到12月13日，他才从宁夏马鸿逵与驻甘其他中央军部队来电中得知：12月12日张学良与杨虎城在西安联合发动兵变，扣押了在西安的蒋介石与中央军政大员陈诚、陈调元、卫立煌、蒋鼎文、钱大钧、蒋作宾等人及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并发表八项声明，要求改组南京国民政府，停止一切内战，释放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等等。不久，胡宗南又得到报告，胡部第一军留在兰州的西北补充旅两个团，亦为东北军于学忠部第五十一军武力包围缴械，蔡、徐两位团长及部分官兵因抗拒缴械进行抵抗而被打死。

胡宗南得到西安事变的消息，大为震惊。他既为蒋介石的生命安全百般担心，抱头大哭不止，又对张、杨劫持“领袖”的“叛逆”行为颇为愤恨。

他尤其对自己部队的行动感到为难：若立即回师进攻西安，则不仅要受到东北军的阻击与红军的夹击，而且可能危及蒋介石的生命；若原地待命，则东有红军威胁，南有东北军敌对，北有宁夏马鸿逵部队，在这动乱危急之际，难以信任。胡宗南痛苦不安，“不吃饭，不会客，终日在屋内转。”王应尊：《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胡宗南部“追剿”红军的概况》，刊《陕西文史资料》第20辑。

后来形势逐渐明朗。胡宗南也与南京军政部、黄埔系将领的核心组织力行社与复兴社以及在陕甘宁地区中央军各部队将领取得了无线电讯联系。胡宗南了解到，南京国民政府的军政大员们在如何处理张、杨事变上发生了重大分歧：以戴季陶、何应钦为代表的大多数人力主武力讨伐，并明令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与宋子文、孔祥熙、李烈钧、冯玉祥、孙科等人则为蒋介石的安全担心，主张与西安方面和平谈判解决事变。宋美龄派澳大利亚籍顾问端纳飞赴洛阳转西安，先期看望蒋介石。

胡宗南还了解到，在南京的黄埔系青年将领们意见也不一致：以邓文仪、贺衷寒、桂永清为首的一些人主战，拥护与支持何应钦出兵“讨逆”，向西安进攻；戴笠与郑介民等人则遵从宋美龄、宋子文的意图，以保全蒋介石的生命为第一要义，因此，不能轻易出兵动武，而应先派代表与张、杨和平谈判。

蒋介石致何应钦的关于停止轰炸的信函

胡宗南是黄埔系青年将领的首领、复兴社的首要骨干，又在西北握有重兵，离西安与兰州较近，因此特别受到南京各方面的注意与重视。何应钦给他发来电令，要胡的第一军今后行动直接与何取联络，目前应先由现地出发，向驻固原之东北军进迫并严密监视。而主和派首领宋美龄、宋子文等对胡更是抓紧不放，通过胡的密友戴笠与胡密切联系，传达指示。据戴笠的副手、当时担任复兴社书记的郑介民说：

复兴社开不成会，主战主和争吵不休。贺衷寒、邓文仪等主战。特别是握有实力的桂永清迷信他的德械装备，率领一个教导总队，已经擅自向洛阳出动，一切以何老总（按：指何应钦）之命是听。老戴和我以宋部长、蒋夫人意图，逐日与胡宗南在电台上保持联系，决不允许轻举妄动，救校长要救活的，用兵则有死无生，谁也不能胡干，出此下策。文强等：《复兴社在西安事变中分成和战两派》，刊《西安事变亲历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82页。

胡宗南的看法与宋美龄等主和派不谋而合。胡宗南是一位较有政治头脑的国民党军将领，与蒋介石的关系又特别深，深知凭武力讨伐，不仅不能使西安方面屈服与释放蒋介石，而且可能逼使张、杨顽抗到底、走上联合红军对抗南京政府的道路，这样，蒋介石的生命必不能保，全国内战也将扩大。胡宗南想到不久前刚收到的周恩来密信，认识到内战扩大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只能有利于日本侵略者。现在，胡宗南又得到宋美龄等的指示，因而更倾向主和了。

1936年12月14日，以胡宗南领衔，黄杰、李默庵、孙元良、李延年、贺衷寒、邓文仪等275名黄埔系青年将领并“代表全体七万余同学”，发出了《忠告张学良电》与《告袍泽书》，一方面声称蒋介石“为我全国唯一之领袖，亦我国家生存所托命，委座之革命意志及其精神，久已普及于全国爱国同胞之脑筋，尤深刻灌注于吾军校同学每一个及全体将士之血液，此绝非任何恶劣势力所得而劫持。”另一方面又对张、杨发出武力威胁：“执事试自审地位力量，究有几何？”要求张、杨绝对保证蒋介石安全，“万一委座稍有差池，则吾全体同学誓必不顾一切，悉力以赴，决不与执事及与执事有关任何个人共戴天日于此世。”《胡宗南等等275名黄埔系青年将领忠告张学良电》、《胡宗南等等275名黄埔系青年将领告袍泽书》，(台北)《革命文献》第94辑，《西安事变史料》（上），1983年版，第372～373页。在忠于蒋介石与急于营救蒋介石出险这一点上，胡宗南与整个黄埔系是保持一致的。由于黄埔系是当时国民政府军中最强有力的军事力量，因而胡宗南领衔发出的这两份电文在全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的一位著名学者傅斯年说：“最有力量安慰的人是青年将领的表示，他们的积极的迅速的有步伐的行动是保持蒋公安全、维护中国全局的主要因素。”(台北)《革命文献》第95辑，《西安事变史料》（下），1983年版，第79页。

但在12月14日同一天，胡宗南又参与列名以刘峙领衔的三十八位国民党军领兵将领的《箴劝张学良、杨虎城电》，在要求张、杨释放蒋介石回京时，提出：“任何问题，无不可从长讨论，尽量采纳，见诸实施。”《刘峙等三十八位将领箴劝张杨电》（1936年12月14日），(台北)《革命文献》第94辑《西安事变史料》（上），1983年版，第375页。这种明显倾向和平谈判的态度，是与主战派有很大区别的。

胡宗南在行动上，也对军事讨伐张、杨持消极态度，驻军惠安堡、同心城一线，一直按兵不动。胡宗南还给驻军宁夏中卫与定远营的第二十五师师长、黄埔一期同学关麟征去电，希望胡、关两部协同行动。他在电文中向关提出两部应付西安事变的上、中、下三策：上策是两部就近占领一块根据地，如宁夏，站稳脚跟，静观形势，等待南京与西安的谈判结果，再图大举；中策是两部从宁、甘边界向甘肃境内友军第三军曾万钟部与第三十七军毛炳文部靠拢，配合全国黄埔系将领出兵讨伐张、杨；下策是以胡、关两部为主力，配合宁夏马鸿逵军，立即向西安进攻。覃异之（时任关麟征部团长）：《伪二十五师在甘肃阻击红军和“双十二”事变后的关麟征与胡宗南》，刊《甘肃文史资料》第5辑，第23页。很明显，胡宗南是主张“上策”，而不主张下策的。

但关麟征却是个强烈的主战派，力主立即出兵进攻西安讨伐张、杨。他回电答复胡宗南说：“兄之下策，即弟之上策也。尊意以为如何？”胡宗南自然不同意关的意见，再次去电向关详细说明不能立即出兵进攻西安的理由，指出这将危及他们的校长蒋介石的生命。胡宗南在电文中颇动感情地对关呼吁：“校长处于危险之中，雨东，雨东（关的别号）！何去何从……”。没想到关麟征看了这封电文大为恼火，立刻复了胡宗南一封很长的电报，坚持立即出兵讨伐张、杨，还对胡宗南反唇相讥，说：“校长乃全体同学之校长，非兄一人之校长。弟爱校长，急于拯救校长脱险，并不亚于吾兄”。姚国俊（时任关麟征师参谋长）：《关麟征部在陕甘阻击红军的回忆》，刊《甘肃文史资料》第5辑，第17页。关麟征丢开胡宗南，准备引所部从宁夏南下，同时发电报令归他指挥的驻甘肃东部秦安的第四十九师师长李及兰、副师长余程万，与驻陕南汉中的第五十一师师长王耀武，先行向宝鸡一线集结，他本人拟乘飞机到宝鸡指挥这两个师向西安进攻，迫使张、杨释放蒋介石。

胡宗南继续按兵不动。他认为关麟征等主战派的行动莽撞，不仅不能救蒋介石，反而会害蒋介石。胡宗南与第一军副军长范汉杰、参谋长于达及原第一师副师长，后调任第七十八师师长李文等协商，认为张学良东北军主力王以哲的第六十七军驻扎在甘肃平凉、固原一带，“如使其不得东归，张必有所顾虑，”乃令第七十八师李文部绕驻瓦亭、平凉、洷川一线，堵其东南去路；胡宗南本人亲率第一师（胡兼师长）进驻黑城镇，对王以哲部取钳形包围态势，监视其行动。《胡上将宗南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76页。同时静待南京消息。

1936年12月16日晚，胡宗南接到南京“讨逆军总司令”何应钦的来电，告知已派刘峙为讨逆军东路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为讨逆军西路集团军总司令，从东、西两面发兵夹击西安。胡宗南部隶属顾祝同的西路集团军。接着，顾祝同也来电，要胡宗南统一指挥第一军与关麟征的第二十五师、曾万钟的第三军、毛炳文的第三十七军等部，向西安进击。在这种情况下，胡宗南才率所部出发，但行军迟缓而谨慎。胡宗南为与关麟征解释前嫌，特派副官处长王应尊持其亲笔函，到海原关麟征处联络。关麟征送胡宗南良马两匹，表示友好。

宋子文

南京国民政府在12月16日明令对张学良、杨虎城讨伐，“讨逆军”东、西两路军向西安进逼的同时，根据“正面处置严正，营救则多方运用”《西安事变档案资料选辑》，刊(北京)《历史档案》1981年第1期。的原则，于12月22日又派遣宋子文、宋美龄等人偕同澳籍顾问端纳飞到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及中共代表周恩来进行正式谈判。

在12月23日的谈判中，周恩来代表中共提出六项主张，要求停止内战；中央军撤至潼关以东；改组南京国民政府，肃清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给共产党合法地位等。张学良、杨虎城支持周恩来的主张。他们在要求改组南京国民政府时，对力倡武力讨伐西安、担任“讨逆军总司令”的军政部长何应钦都非常厌恶，称之为“亲日派”头目，心欲去之。

宋子文同意改组南京国民政府。因为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实现全国团结抗日，释放蒋介石回南京，则改组南京中央政府，去掉西安方面憎恶的一些“亲日派”，换上一些各方都满意的人物进入政府，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何应钦是西安方面要求去职的第一人，那么由谁来代替何应钦出任军政部部长、掌握全国军事指挥大权呢？这必须是一个既有军事资历与军事实力、又为南京、西安与中共等几个方面都能接受、都能看重的人物。

宋子文在谈判中提出由严重或胡宗南接任军政部部长。

据周恩来在12月23日当夜从西安发给陕北保安中共中央的电报记载：

宋提议先组织过渡政府，三个月后再改造成抗日政府。目前先将何应钦、张群、张嘉璈、蒋鼎文、吴鼎昌、陈绍宽赶走。推荐孔祥熙为院长，宋子文为副院长兼长财政，徐新六或颜惠庆长外交，赵戴文或邵力子（张、杨推荐）长内政，严重或胡宗南长军政，陈季良或沈鸿烈长海军，孙科或曾养甫长铁路，朱家骅或俞飞鹏长交通，卢作孚长实业，张伯苓或王世杰长教育。《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1页。

宋子文之所以提严重长军政部，是因为他是国民党内资深望重的老一辈军事将领，曾是黄埔军校的教官，陈诚的长官，在大革命与北伐时期任第二十二师师长，与中共方面有良好的关系，在大革命失败后受蒋介石排挤，脱离军界多年。

宋子文之所以提胡宗南长军政部，则因为胡是黄埔系的首领，国民党年轻一代将领的代表，既是蒋介石特别信任与宠爱的学生与部下，又为共产党方面所看重，尤其是他在西安事变发生后，一直通过戴笠与宋子文、宋美龄保持密切的联系，支持两宋与张、杨和平谈判解决西安事变、营救蒋介石脱险的方针，因而深受宋子文与宋美龄的赏识。

宋子文的建议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能实现。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次重大政治事件中，胡宗南在全国政局中日益重要的地位：他成了被国内几种政治力量都看重的人物，成了中央政府军政部长的人选。他已从军事进入政治，成为一颗政治地位不断上升、政治影响不断扩大的新星。

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1936年12月25日蒋介石由张学良亲自护送回南京。

蒋介石与西安事变中的随行人员合影

但蒋介石回到南京后，形势变化。蒋介石一方面扣留了张学良，于12月31日将其送交高等军事法庭会审；另一方面不仅不从陕甘地区撤出胡宗南等中央军，反而在1937年1月初，集中了近四十个师的中央军部队向西安进逼，企图以“政治为主，军事为从”的策略解决西北问题。蒋介石任命顾祝同为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代表他指挥五个集团军围攻西安：第一集团军以顾祝同兼任总司令，集中于西安以东华阴、华县一线；第四集团军以陈诚任总司令，部署在渭河以北；第五集团军以卫立煌任总司令，部署在陕南商、洛方面；第二、三集团军分别以蒋鼎文、朱绍良为总司令，部署在西安以西，威胁在甘肃的东北军，并从西面向西安进逼。——形成了从东、北、南、西四面包围进逼西安的军事态势。

胡宗南的第一军隶属于朱绍良的第三集团军，奉令从甘肃东部向陕西关中推进。不久，因1937年2月2日西安东北军发生内讧，形成二二事件，顾祝同直接指挥的东路中央军于1937年2月8日得以进驻西安。杨虎城部被迫移往三原。东北军各部则陆续被调往豫、皖两省缩编。胡宗南率第一军从宝鸡入驻凤翔。这时，从潼关到宝鸡的陇海铁路沿线关中地区全部被中央军控制。

移驻徐海，对日备战 1

1937年2月西安事变解决后，胡宗南率所部第一军从关中回驻陇东，分驻平凉、泾川、静宁各县，一方面筹集粮草，一方面对军队作短期训练。

1937年4月，因日本侵华加剧，中日关系日趋紧张，胡部奉命东移徐州、海州（今连云港）一带，守备苏北海防与徐州战略要点，接替原驻徐州的第二师郑洞国部与驻海州的税警总团黄杰部；同时武装监视从陕甘东移进驻豫、皖、苏一带的东北军进行整军缩编。

1937年4月27日，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决定：在开封设立“豫、皖、苏军事整理委员会”，以刘峙、于学忠、王树常、商震、陈诚、胡宗南等人为委员，刘峙为主任委员。(南京)《中央日报》1937年4月28日。对开抵河南、安徽与苏北的东北军按南京军委会的规定进行整军缩编，东北军被整编为五个军，分属不同绥靖区。从此东北军再也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武装集团。

1937年5月初，胡宗南率第一军主力抵达徐州。军部及第一师驻徐州近郊九里山营房，一部开往海州；第七十八师驻豫东归德（今商丘），担负海防与津浦、陇海两铁路干线的警备任务。只留西北补充旅，仍留驻兰州，归兰州绥署主任朱绍良节制指挥。

胡宗南利用驻军徐州之机会，对第一军编制机构进一步调整充实，加强控制。因为上一年9月第一师刚扩编为第一军，编配未竟，就奉命匆匆入甘，以致军部未能成立，仅以第一师师部兼军部指挥机构，胡宗南以第一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这次调整充实，胡宗南乃辞去第一师师长兼职，专任军长，并新成立了第一军军部，同时对各师、旅长官也作了一些调整。

新的第一军军部主官编制如下：

军长胡宗南，副军长范汉杰；参谋长于达。

军部参谋处处长胡长青，副官处处长袁杰三，军需处处长蔡翎祺，特别党部书记长沈上达。

军下辖两师，每师辖两团。

第一师。胡宗南辞去第一师师长后，其职由李铁军继任，原第一旅旅长李正先升副师长，旅长由刘超寰升任，下辖第一团团长王应尊，第二团团长杨杰。原第二旅旅长詹忠言调任为师参谋长，由曹日晖升任第二旅旅长，不久改为严明，下辖第三团团长陈鞠旅，第四团团长李友梅。

第七十八师。原师长丁德隆因山城堡失利去职，由原第一师副师长李文接任，副师长仍为罗历戎，参谋长仍为吴允周。下辖第二三二旅，原旅长廖昂亦去职，由周士冕继任；第二三四旅，旅长仍为李用章。下辖的四个团长，只有晏俭在山城堡战役中阵亡，以文于一继任，其余许良玉、谢义峰、徐保仍旧。

胡宗南率部驻防徐州时，国内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与国共第二次合作的逐步形成，国内各派力量团结合作共同抵御外侮的局面即将出现。

在这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进一步加剧。在这时期，日本军阀与政府将侵略重点继续指向华北。一方面，他们迫使中央军撤出冀察平津地区，策动驻扎在这里的第二十九军宋哲元部实行所谓“华北中立化”；另一方面，他们不断加强驻华北的军事力量。1937年6月4日，近卫文麿以贵族的身份与军阀、财阀的支持，出任日本首相，受命组阁。日本朝野上下更发出了一派疯狂的侵华叫嚣。中日关系日益紧张。当时美国驻北平记者拉铁摩尔说：“这太像1931年了……我们怕又要见到一个九一八呢！”曹聚仁、舒宗侨编著：《中国抗战画史》，联合画报社1947年版，第65页。

宋哲元胡宗南是个有政治头脑的军人。关注政治形势，从政治着眼进行军事准备，是胡宗南治军带兵的一个重要特点。他过去率军入甘驻军天水，为准备与红军作战，就加紧部队的山地作战训练。现在他看到日本向中国步步紧逼，十分愤慨，“尝以不得参与淞沪、长城作战为憾，至徐州后，官兵习闻日本侵我种种暴行，极为愤慨，对宋哲元冀察中立化，尤为憎恶，敌忾心特强。”《胡上将宗南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80页。胡宗南认识到“中日必出于一战”同上。，

而他的第一军这四年来一直驻在西北对红军作战，从未与日军交过锋，缺乏对日军作战经验与知识，就积极进行与日军作战的训练与准备。

胡宗南接受了第七十八师参谋长吴允周的建议，举办全军军官短期训练班，将全军营、连长以上军官集中训练班学习训练，并特派吴允周到南京聘请陆军大学教官冯龙、曾继远、伍培英等四人与中央军校教官四人，到训练班讲解对日作战的战术知识与日军的情况。在学习中，以日军为作战对象，根据中国军队实际情况，研究对日作战战术，特别是对付日军海陆空联合作战的战术。不但学习战术原理与图上作业，而且还频繁地举行大规模的陆空联合作战的实兵演习，提高将校的指挥能力与士兵的作战能力。参见王应尊：《血溅杨行、刘行记》，刊《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八一三淞沪抗战》，(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70页。第一军中自旅、团长到班长、军士，分别编队实施战术战斗等研练。这种训练班从5月开办，一直到9月奉令准备开赴上海抗日前线才结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胡宗南为了提高第一军的军事素质与指挥水平，还设法招揽军事人才来第一军工作，为其所用。例如来第一军讲学的冯龙等教官后来都被胡宗南邀请留下工作。胡听说他的黄埔一期同学与浙江同乡宣侠父这几年南北奔走，对与日军作战颇有研究，便多次设法邀请宣侠父来徐州第一军考察与讲学。胡宗南知道宣侠父过去思想左倾，在政海中几度浮沉；但他又深知宣侠父是文武全才，亟欲得之。1937年8月下旬，在华北与上海中日军队正在进行激烈战争之际，宣侠父来到了徐州胡宗南的军部。当时胡宗南正发动全军积极准备开赴前线，见宣侠父来到，极为高兴，待宣如上宾，朝夕陪伴，与宣一道视察第一军的部队与防地，畅叙自黄埔军校分别后的各自情况与乡情私谊，讨论对日作战军事。应胡宗南要求，宣侠父阐述了怎样提高部队军事政治素质的见解，提出对付日军必须采用游击战争的建议。胡宗南听了十分高兴，并请宣侠父将所讲内容写成一篇抗日游击战争专论，以作为对第一军部队官兵教育的教材。宣侠父欣然同意。他因对这些问题思虑已久，胸有成竹，故只用了一个通宵，就向胡宗南交上一份《游击战争概述》文稿。胡宗南阅后，当即批示印发第一军官兵学习参考。胡对此文称赞不已，更急切热诚地要求宣侠父留下辅佐他治军，许以军中要职。宣侠父婉言谢绝。他对胡宗南说：在这中日开战、民族危亡的时刻，自己因为久未领兵，无意当官。他劝胡宗南说：“当官就应该像林则徐那样，领兵就应该像关天培那样，为的是民族，对得起百姓。”宣在胡军出师赴沪前离开徐州。直到1938年8月初，当胡宗南率部回驻西安时，宣侠父的《游击战争概述》一文在西安《救亡》周刊第五期上发表，引起国内军事界的称道与文化界的注目。胡宗南这时正着手筹建中央军校第七分校，他试图再次邀请宣侠父来他部工作。

胡宗南不知道，宣侠父早就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秘密为中共做地下工作，尤其是利用他黄埔一期生的身份，对国民政府军中的黄埔师生展开工作，其中胡宗南是他策反的重点对象。参见：（1）宣侠父夫人金铃整理《宣侠父传》；（2）《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5卷《宣侠父》，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这引起蒋介石的极大警惕，密电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秘裁宣侠父！1938年7月31日，正当胡率部在河南、湖北前线与日军作战时，在西安中共八路军办事处任“高级参议”的宣侠父，被蒋鼎文令军统西北区负责人张毅夫派人暗杀。张严佛：《宣侠父被暗杀案真相》，《军统活动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蒋介石、蒋鼎文都将此事瞒着胡宗南。蒋介石之所以在这时对宣侠父痛下杀手，主要是怕他策反胡宗南。

胡宗南驻军徐州时，还有意结识与联络一些战略要地的军政实权人物。如对河南中原之地，胡宗南分外重视，因为这里既是徐、海地区的后方，南北的交通要道，又是西安与大西北通往全国的前进基地，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胡宗南熟读中国史书，深知历来用陕西者，一要争向洛阳以东、取得中原，方能发展，二要取巴蜀为后方求生存，如此方能进退自如，大事可图。胡宗南已经预计到，抗战一旦发生，沿海地区势将不保，中国军队将退往西北、西南，河南地区发挥出比历史上更为重要的作用，因此胡宗南有意识地联络河南一些人，培植自己势力。胡宗南见黄埔系将领肖作霖领导的河南复兴社分社势力很大，威望颇著，就屈尊就交，曲意相接。一次他因事过开封，特地去访问肖作霖，谈得很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慨。不久，肖作霖因事从开封去南京，事先并未通知胡，但胡宗南早得到消息，在肖作霖车过徐州时，胡宗南亲自到车站接肖作霖下车，强留肖作霖在其军部住了一天，接待甚隆。从此胡宗南与肖作霖就交谊日深，过从特密，相约永远合作。参阅：肖作霖：《复兴社述略》，刊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第68页；肖作霖：《西北青年劳动营成立前后》，刊《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第67页。胡宗南就这样将其势力与影响伸向了河南。

1937年7月7日，由于日本侵略军的蓄意挑衅，中国人民神圣的抗日战争终于爆发了。胡宗南的抗日爱国热情很高，他在赠给友人何浩若《文文山集》上，以钢笔在卷首题张苍水诗一首戈士德：《胡宗南与戴笠》，刊(台北)《中外杂志》第31卷第4期，第35页。：

国破家亡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

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

惭将赤手分三席，敢为丹心借一枝。

他日素车东浙路，怒涛岂必尽鸱夷。

这是张苍水在明末领导抗清失败、被俘不屈英勇就义前写的一首诗，在历史上很有名，历来为有爱国思想的中国知识分子所传诵。胡宗南在日本侵华加剧、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时，向友人赠送文天祥的文集，书写张苍水的诗篇，表明了他多年读书所形成的文学史学修养，更表明了他此时决心杀敌报国的悲壮心情。第五章在八年抗战中(上)

第五章 在八年抗战中(上)

血战淞沪 1

1937年7月7日，北平卢沟桥抗战爆发。消息传到徐、海地区，第一军官兵抗日热情高涨。胡宗南应召前往庐山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军事会议，在8月上旬赶回部队，在全军团、营长以上军官短期学习班的毕业典礼上，传达了国民政府对日本侵略军进行抵抗的决定，令各军官迅速回到所在部队，进行战斗动员，完成作战准备，随时准备开赴抗日前线。这实际是胡宗南向全军下的动员令，全军官兵受到极大的鼓舞。王应尊：《血溅杨行、刘行记》，载《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八·一三淞沪抗战》，(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71页。

正当胡宗南军枕戈待旦之际，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开始，中国中央军精锐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第三十六师等部，在京沪警备总司令张治中指挥下，主动进攻，企图一举扫荡驻上海之日本海军陆战队，但因指挥不当，竟未能奏功。8月22日深夜至8月23日晨，日本援军第三师团、第十一师团等，在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官、陆军大将松井石根的指挥下，在长江口南岸川沙口、狮子林直至吴淞口、张华浜等地强行登陆成功。日本援军在日海、空军的强大支持下，向宝山城、月浦、罗店、浏河镇一线发动猛烈进攻，企图包抄中国上海守军的后路，重施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故技。中国方面也鉴于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的教训，早就在这一线部署有力部队：以陈诚任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左翼作战军总司令，指挥第十八军等精锐部队，向登陆日军发动反击，双方展开激烈残酷的攻防争夺战。这使得主战场从黄浦江畔的上海市区逐步移向长江口南岸的吴淞、宝山、江湾、杨行一线地区。陈诚率部在这里奋勇抗击多日，到8月底9月初，由于日军援军源源投入，加强攻势，中国军队装备低劣，虽以血肉之躯与日军拼杀，终不能支持，守军杨步飞的第六十一师溃退，夏楚中的第九十八师阵地难保，战场形势十分危急。就在这时，胡宗南等援军赶到。“幸我六师、六十一师及一军等部适时赶到，即对在吴淞登陆之敌施行猛攻。”《陈诚私人回忆资料》，藏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胡宗南的第一军是在1937年8月底在徐州接到蒋介石的电令，全军立即开赴无锡待命。胡宗南立即下令全军紧急出发。8月30日，胡宗南率第一军军部及第一师李铁军部由徐州上火车；第七十八师李文部由河南归德上火车南下。沿途老百姓自发组织慰劳队到车站给第一军官兵送茶水与慰劳品。

胡军路过南京时，因军参谋长于达他调，胡宗南特邀请陆军大学的上校兵学教官罗列来部继任军参谋长。罗列，号冷梅，1905年出生于福建长汀，1926年1月入黄埔军校四期，10月毕业即参加北伐。1935年到南京陆军大学第一期深造，毕业后留校任兵学教官，精通参谋业务。罗列入胡宗南部后，为胡宗南重用，成为胡宗南最忠实、最得力的干部。

胡宗南原接到蒋介石的命令是集结无锡待命。但当胡部到达无锡尚未下车，就接到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陈诚的命令，因为宝山一线防线危急，要胡宗南部立即东开宝山增援。

1937年9月初，胡宗南率部乘火车抵达南翔，准备增援宝山城。因白天日机不断空袭，部队只能利用夜间行动。当胡部进抵刘行、杨行一线时，宝山城已于9月6日失陷，守军姚子青营全部壮烈殉国。日军占领宝山后，向前疯狂猛扑。胡宗南立即令第一军各部就地占领阵地，在杨行、蕴藻浜和纪家桥之线组织防御，奋勇阻击由宝山、吴淞扑来的日军。

杨行血战开始了。

日军每次都是先以空军轮番侦察与轰炸，又以黄浦江的军舰猛烈炮击，接着以步兵猛烈冲锋，实行陆海空联合作战。胡宗南第一军官兵面对装备先进、进攻凶猛的日军毫无畏惧，同仇敌忾，以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打退了敌人一次次的攻击，几乎每一块阵地都经过反复的争夺，使日军付出巨大的代价。胡宗南军由于防地狭窄，又无既设工事，日军利用海空优势，施放军事气球，狂轰滥炸，经过几昼夜血战，胡军两个师伤亡惨重：

第一师李铁军部，第一旅旅长刘超寰与第一团团长王应尊负伤，第二团团长杨杰与第四团团长李友梅牺牲，营长以下军官和士兵伤亡达80％。

第七十八师李文部伤亡基本上与第一师差不多。营长中除留下一个严映皋，其余全部阵亡。王应尊：《血战杨行、刘行记》，载《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八·一三淞沪抗战》，(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71页。

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参谋处作战科中校科长刘劲持回忆胡宗南军在这期间作战情况时，说：“胡宗南部接防后，士气旺盛，作战顽强，对敌人寸土必争，每屋苦战，打了一个星期，始终守住阵地，因此伤亡惨重。胡宗南一声不叫。顾祝同知道了，在电话中说今晚派某部来换防，胡才说再不换防，明天我也要拿枪上火线顶缺了。”刘劲持：《淞沪警备司令部见闻》，载《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八·一三淞沪抗战》，(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49页。

为了减轻日本海军炮火的威胁，胡宗南根据蒋介石转移阵地、逐次抵抗的作战方针，于9月中旬初从杨行一线向南撤至刘行、顾家宅和罗店一线，继续防御作战。日军于9月11日占领杨行后，立即沿金（山）刘（行）公路向胡军阵地猛扑过来。战斗更趋激烈。这一带因多系棉田旱地，少水田，道路网又良好，桥梁坚固，有利于日军炮兵与坦克行动，加上靠近江海，日军补给容易，附近的江湾跑马场被日军改作临时飞机场，因而日军以这里为主攻方向。胡宗南指挥第一军及新增援上来的湖南部队第八师陶峙岳部，协同左翼的第十八军罗卓英部，奋勇抗击日军。胡宗南在多日指挥作战中，总结出日军的活动规律与我军的防守经验，对部下指示说：“现在对日作战，敌人火力占优势，我们不能单凭勇气，必须在白天少活动，利用夜间修补，加强工事，才能减少损伤，持久与敌周旋。”沈治：《寸土不让，尺地必争》，载《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八·一三淞沪抗战》，(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98页。

胡宗南军在刘行一线激战二十余日，于1937年9月底奉命撤到昆山附近进行整补，将后方开来的新参战部队成团成营地编入第一军两个师的序列之中；对伤亡的旅、团长与营连军官进行调补。在这期间，胡宗南接到蒋介石电令，第一军扩编为第十七军团，胡宗南升任第十七军团长，所辖部队除第一军两个师外，增加湖南部队陶峙岳的第八师，共三个师。

1937年10月1日，刘行一线的中国军队奉命撤至蕴藻浜、陈行、大场一线。日军立即集中主力“向蕴藻浜进犯，企图占领大场，以威胁我九集团军之侧背，而达其占领上海之目的。”《陈诚私人回忆资料》，藏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因战斗酷烈，中国守军第八师官兵几乎伤亡殆尽，10月6日防线被日军突破。正在昆山附近整补的第一军奉命紧急开往前线支援。这次战斗较前更加激烈。几天下来，全军官兵伤亡达80％以上。胡宗南在这次战斗中汲取以前教训，要各部注意保护重要指挥官安全，因而伤亡较少，但仍阵亡团长二人。营、连长以下干部则所剩无几，士兵伤亡更为惨重。胡部第八师师长陶峙岳回忆这次蕴藻浜之战说：

我们必须与阵地共存亡。无论官兵，思想上只有国家民族，个人安危均已置之度外。因此，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们在蕴藻浜与敌人周旋了21个日日夜夜，阵地安如磐石。部队每天处在战火硝烟之中，休息和进餐只有在战斗的间隙里进行。战斗之频繁激烈为前所未见。我们由于缺乏空军和重武器，除偶然夜袭外，主要是防御，以免消耗实力。后来有人问我，在当时那种艰苦的条件下，怎么能坚守21个日夜的？我说，就是两个字“死守”。陶峙岳：《第八师在蕴藻浜的日日夜夜》，载《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八·一三淞沪抗战》，(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86页。

第一军因伤亡惨重，又被调至后方黄渡进行第二次整补。1937年10月25日因大场失守，中国军队被迫后撤到苏州河南岸防御。胡宗南部被令守御北新泾一带河防阵地。官兵们沿河岸挖掘战壕，构筑工事，阻止日军渡河。胡部第一师第四团一营少校营长贾亦斌两次负伤不下火线。他回忆说：“当日军乘汽艇、木船开始渡河，起初我们也不射击，当他们渡到河中间，我们的机枪、步枪一齐开火，把日军打得人仰马翻。由于双方短兵相接，日军的飞机无法轰炸，大炮不能射击，其优势无法发挥，几次渡河都是这样被我们打退的。”贾亦斌：《自告奋勇参加淞沪抗战》，载《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八·一三淞沪抗战》，(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75页。这次作战已没有前几次激烈，伤亡也不太严重，一直坚持到11月初，日军一度从第一军两翼友军阵地突破，越过苏州河，胡宗南分兵前去堵截，打退敌军。日军在这时并不急于向前推进，原因是他们正等待援军从杭州湾北岸登陆后，前后夹击中国军队。

在数十天的淞沪血战中，胡宗南作为军长与军团长，始终在前线指挥，“日夜在战场指挥抚巡，从未离去，官兵见之，无不感奋。”《胡上将宗南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82页。第一军撤退到沪西苏州河南岸作战时，淞沪警备司令部作战科长刘劲持到第一军军部了解情况，第一军参谋处长傅维藩对他说：“该军已补充兵员四次，接防换防五次，总算能顶住。以第一师为例，旅长两个，先后伤了三个，团长四个，先后死伤五个，全师连长除通信连长外，余均伤亡换人。他们住在竹林村庄内，白天隐蔽不动，敌机投弹扫射，不予理会。这样沉着应付，1937年，日军由上海攻向南京途中，将中国百姓绑在柱子上。守多攻少，反可持久。”刘劲持：《淞沪警备司令部见闻》，载《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八·一三淞沪抗战》，(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49页。

正当胡宗南指挥所部与友军在苏州河岸苦战之际，1937年11月5日晨，日军援军第十军在杭州湾北岸全公亭、金山卫等处登陆成功，并迅速推进，相继攻占金山、松江，切断了沪杭线，从南面向上海包抄。在淞沪的中国军队即将陷入被敌人全面包围、前后夹击的险境。在这种情况下，胡宗南与各友军接到南京大本营命令，放弃苏州河阵地，全线撤退。

胡宗南部与各友军历时三个月的淞沪抗战结束了。胡部与各友军伤亡惨重，为保卫国土抗击侵略作出了重要贡献。《大公报》总编辑、著名报人张季鸾说，第一军为国之精锐，如此牺牲，闻之泫然。

胡宗南在率部即将离开上海这片洒满中国将士热血的土地，眼看大好河山将沦入异族之手，内心十分悲愤。他打电话给正率部抗敌掩护中国军队撤退的第八军军长黄杰，呜咽欲泣，一开头就说：“失败了，我们将撤退，向南京转进。我不能来看你……”黄杰在电话中与胡宗南以长期抗战互相勉励。黄杰：《我与胡宗南将军》，刊(台北)《革命人物志》第11集，第55页。

上海中国军队在后撤过程中，由于南京大本营举棋不定，贻误战机，指挥不当，再加上日机的轰炸与日军的追赶袭击，致使各撤退部队拥挤在上海到青浦的公路上，混乱不堪，一度失去了控制。胡宗南随军撤退到青浦西北，身边只剩下几个人，几乎成了光杆司令。李日基：《第七十八师血战蕴藻浜》，载《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八·一三淞沪抗战》，(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84页。这一带是苏南水网地区，河渠多而深，桥又多被破坏，部队撤退过河全靠泅渡。第一军特别党部书记长、胡宗南的孝丰小同乡沈上达与许多不会游水的官兵，因过河时不识水性，又遭到日军水上挺进队袭击而牺牲。

第一军部队一直撤退到苏州才陆续收容集结。各师、旅都残缺不全。因日军迅速向前推进，而中国军队未做好纵深防守的准备，致使既设的吴福线弃而未用。胡宗南率第一军于11月16日退至无锡，暂归上官云相指挥，在无锡、常州之间组织防御，与进攻日军苦战三昼夜。

胡宗南对近三个月的淞沪血战感慨良多，对各部撤退混乱、损失严重更是忧愤不已。他在11月20日致信密友戴笠说：“弟刻又在无锡进入阵地矣。此次前方撤退各军，秩序纪律毫无。官无斗志，士多伤亡，吴福线尚不能守，澄锡线更无论矣。黄埔部队多已打完，无人撑持，其余当然望风而溃矣。第二期革命已失败，吾人必须努力，培养第三期革命干部，来完成未来之使命也。”《胡上将宗南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9辑，(北京)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83页。

1937年11月20日胡宗南奉命率第一军由镇江渡过长江，至扬州整理一周，补充新兵三个团，各师、旅稍见充实，然后开往浦口，参加南京保卫战。

豫东迎战土肥原师团 1

1937年11月底，胡宗南率第十七军团（实际只有第一军）经过整补的部队，进驻南京长江北岸的浦口至滁州一线地区。

这时，日本侵略军正从上海沿太湖两岸，从苏南与浙皖边分头并进，从东、南、西三面，向中国的首都南京迅速包抄围攻过来，只留下北面浦口一条通道，尚未形成合围之势。南京形势危急。蒋介石于1937年11月23日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后又任命罗卓英、刘兴为副司令长官，指挥第七十一军王敬久部、第七十二军孙元良部、第七十四军俞济时部、第七十八军宋希濂部、教导总队桂永清部、第二军团徐源泉部、第六十六军叶肈部、第八十三军邓龙光部、江防军刘兴部等，在南京布置外围与内廓两道防线，阻击日军，保卫南京。中国军队多是刚刚从上海战场后撤，残缺不全，仓促整补一些新兵，战斗力不强，但都以保家卫国的热情投入战斗。

1937年12月2日，蒋介石在南京召见胡宗南，打算让胡任南京卫戍副司令长官，协助唐生智指挥南京保卫战，后因故未成，只是让胡率所部归第九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指挥，担任浦口至滁州一线的防务，保卫南京的后路北大门。

胡宗南知道大战在即，南京不保，特地去拜别中山陵，心中生出无限悲凉与感慨。据一位当时在南京鼓楼附近第一军办事处里见到胡宗南的人回忆说，他见到胡宗南：

一个人静悄悄地两手插在裤袋内，在来回踱方步，西式的头发梳得很整齐，草绿色华达呢的军常服，也是笔挺的。……胡先生所给我的直接印象，依然是那么丰神俊朗，意态轩昂。……（胡对我说）：“你总看到报纸了，这次日本人在上海是集中了最炽热的火力，会出乎他们想象的，是我军在上海的英勇抵抗，壮烈牺牲！”突然语气一转，说：“我刚从中山陵来，忽然想起李后主的词：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我们真是愧对总理，愧对领袖。”刘醒吾：《别时容易见时难》，刊(台北)《中外杂志》第3卷第6期。

1937年12月5日，日军向南京外围阵地发动猛烈进攻，惨烈的南京保卫战开始。7日晨，蒋介石飞离南京。8日，日军凭借先进的武器装备，攻抵南京城墙边内廓阵地，战况空前激烈。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为了表示破釜沉舟、背城借一的死守南京的决心，下令撤走长江中所有的船只，并“指示第一军军长胡宗南，不准南京的人员擅自过江。”谭道平：《南京卫戍战》，刊南京国民政府军委会军令部核准刊行：《南京卫戍战史话》，东南文化事业出版社1946年刊行。南京保卫战进行了约八天，打得激烈而又悲壮。胡宗南率部驻防浦口，未能参战，只是在12月12日南京保卫战失败后，掩护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与部分部队渡过长江北撤。据唐生智回忆，在12月11日中午，顾祝同从扬州打电话给他，说：“委员长已下令要南京守军撤退，你赶快到浦口来，我现在要胡宗南在浦口等你。”唐生智：《卫戍南京之经过》，刊《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南京保卫战》，(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4页。

1937年12月中旬南京失守后，胡宗南率部在浦口、滁州一线坚持约十日，直到12月下旬才奉命西撤，年底至安徽寿州，以后经阜阳、固始、潢川，于1938年1月初至河南信阳待命。

胡宗南部在西撤至安徽时，蒋介石曾打算将该部拨归第五战区李宗仁指挥。但胡宗南拒不向李宗仁报到，继续西进，引起李宗仁的愤恨。据李宗仁说：“胡宗南部在上海作战后，自江北撤往蚌埠。蒋先生曾亲自告我说，将来拨胡宗南部归五战区指挥。但是这批‘嫡系’中央军至蚌埠后，也不向我报告。同时他们彼此之间为争取溃退的士兵，竟至互相动武，闹得乌烟瘴气。”《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33页。胡宗南向来以天子门生自居，只听从蒋介石一人的指挥。他不愿隶属李宗仁部下，是国民党内多年形成的派系观念所至，也是国民党军队后来四分五裂导致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胡宗南率部到达信阳后，蒋介石打算令胡部移师武汉外围担任卫戍。但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向蒋介石提出，关陇居川蜀上游，以西安为中心的陕西关中地区，东隔黄河与山西日军相峙，北防中共陕甘宁边区军队南下，屏障西北与西南，卫护四川大后方，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而目前关中兵力空虚，急需增调有力部队驻守。胡宗南部为中央军嫡系精锐，久驻西北，人地相宜。蒋介石听从了蒋鼎文的建议。1938年1月中旬，胡宗南奉命率部进驻关中。第十七军团部先驻凤翔，后移西安永宁门外荐福寺，即俗称小雁塔者。胡宗南本人开始住西安建国公园内，后移住东仓门之下马陵董子祠，乃汉董仲舒墓前祠屋，屋仅三间，陈设简陋。

在这期间，胡宗南正式组建第十七军团部，并解除自己的第一军军长兼职，由第一师师长李铁军兼任。军团部主官编制如下：

军团长胡宗南，参谋长罗列。

军团部参谋处处长傅维藩，副官处处长袁杰三，军需处处长蔡翎祺，机要组长王微。

胡宗南作长期驻军关中的打算，一方面整补军队，同时着手筹建中央军官学校第七分校与西北干部训练团等机构，以培训军队基层军官与干部。

但到1938年5月下旬，胡宗南突然接到蒋介石从郑州发来的紧急军令，要胡率所部立即开往豫东，参与阻击与“围歼”渡黄河南犯的日军精锐的土肥原的第十四师团。

原来，在1938年4月初台儿庄战役后，日军集中主力向徐州进围。李宗仁率第五战区部队，于5月18日突围退向皖北。日军于5月19日占领徐州，然后以中岛今朝吾的第十六师团从丰县沿陇海铁路西进。与此同时，日军在豫北的土肥原第十四师团于5月9日至13日间，在濮阳一线强渡黄河，击破中国防军，迅速占领郓城、菏泽等鲁西要地，然后分兵两路南下，向考城、兰封挺进，企图截断陇海线，与东路日军第十六师团配合，“围歼”中国军队主力于豫东地区，接着占领开封、郑州，与沿平汉线南下之日军会师，直下武汉。日本大本营与政府认为：“只要控制中原，实质上即能支配中国。”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一分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16页。

中国方面也知道中原地区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蒋介石于1938年5月中旬亲临郑州指挥，决定发动兰封战役：以薛岳为第一战区前敌总司令，以李汉魂的第六十四军、俞济时的第七十四军组成东路军，以桂永清的第二十七军、宋希濂的第七十一军组成西路军，共同“围歼”进抵仪封、内黄、民权、考城间的土肥原师团；另以黄杰率第八军据守归德，阻挡从徐州西进的日军第十六师团增援。

土肥原

中国军队自5月21日向土肥原师团发起攻击，但进展不利。土肥原师团为日军精锐，虽被四面围攻，仍勇猛顽强，向黄河岸边且战且退，并突然发起反击，突破中国军队阵地，于5月22日、23日先后占领罗王车站、罗王寨、曲兴集，向兰封城逼近。5月23日夜，第二十七军桂永清部第八十八师龙慕韩竟擅自放弃兰封城。土肥原师团当即占领兰封，截断陇海线，威胁开封，郑州震动。

在这危急之时，蒋介石派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赴开封指挥督战，急调在关中的胡宗南第十七军团（实际上只有第一军），在汉口的邱清泉装甲部队以及两个新兵师等，开赴豫东增援，务求全歼土肥原师团。

这时，土肥原师团有步、炮兵四个联队，骑兵一个联队，共约两万多人。土肥原将其主力集结于兰封北面的三义寨、曲兴集、罗王寨这三个据点，因这里临近黄河，以期能从黄河北岸，经南岸陈留口、柳园口，获得日军后方物资的支持；同时，土肥原又在兰封城与罗王车站留置一部分兵力，互成犄角之势，滞迟与防御中国军队的进攻，等待从徐州方面西进的援军日军第十六师团到达，再行反攻。日军第二十师团则在黄河北岸策应。

中国方面重新制订了“围歼”土肥原师团的计划：以胡宗南的第十七军团由开封以东兴隆集一线向曲兴集、罗王寨、陈留口日军主阵地进攻；以李汉魂的第六十四军向罗王车站一线日军进攻；以桂永清的第二十七军向三义寨、丁寨日军进攻；以宋希濂的第七十一军进攻兰封城；以俞济时的第七十四军从兰封北向三义寨一线进攻。规定各部于5月25日晨同时发起全线进攻。

胡宗南率部于1938年5月24日到达郑州，除留下一个团任郑州卫戍，主力迅速开赴开封以东兴隆集一线。胡宗南除指挥第一军外，还有配属的第三十六师蒋伏生部。蒋伏生曾与胡宗南在1924年2月一道从上海乘日本海轮“嵩山丸”号去广州，又一道被录取成为黄埔军校一期生。

1938年5月25日晨，胡宗南根据薛岳的命令，率部向曲兴集、罗王寨进攻。这里是日军的核心阵地，防守坚固，火力猛烈。胡部血战数日，占领外围何集、段寨、谭寨、郭李庄各据点，在28日凌晨终于攻占罗王寨。在这前一天，5月27日，宋希濂部攻占收复了兰封城。日军向曲兴集、三义寨退去，顽强防守。胡宗南指挥所部，冒着敌机轰炸与猛烈炮火，在5月28日分三路向曲兴集进攻：以第七十八师为右翼，进至青龙集；以第三十六师为中路，正面进攻曲兴集；以第一师为左翼，迂回欧潭。三路激战终日。日军竟施放毒气。胡部官兵不顾伤亡，终于突入曲兴集。但进攻三义寨之友军俞济时部虽经激战却始终不得进展。正在两军胶着激战之时，5月29日黄杰部失守归德。从徐州西进之日军第十六师团迅速向兰封推进，使在豫东作战的中国军队陷入腹背受敌的危境。胡宗南部与各友军被迫转为守势。

豫东兰封会战失败。当时，被压迫围困于黄河岸边的土肥原师团，经多日激战，伤亡严重，后方补给线又被截断，物资补给全赖空投，除飞机助战外，始终并无增援部队。中国方面参战部队多为国民政府军精锐主力，有十三个师近15万人，从5月21日开始，到5月29日，围攻敌人达九日，结果竟未能“围歼”土肥原师团2万余人，“在战史上亦为一千古笑柄。”《蒋介石致程潜函》（1938年5月28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藏(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究其原因，除日军有强大空军支援，土肥原师团战斗力特强外，最重要的还是如蒋介石所训斥的，中国参战各部队的指挥官多“指挥无方，行动复懦，以致士气不振，畏缩不前”，“各军师旅团长等此次作战奋勇争先者极居少数，大都缺乏勇气，鲜自振作，遂自战局迁延。”《蒋介石手令》（1938年5月27日，5月30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藏(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蒋介石所斥责的“指挥无方，行动复懦”的指挥官，自然包括失守兰封的桂永清、失守归德的黄杰，此两人在这次战役后都被蒋介石撤职查办；更包括擅自退出兰封城的第八十八师师长龙慕韩，此人在战役后被蒋介石下令枪毙；以上三人都是胡宗南的黄埔同学，是黄埔系的骨干分子。

那么，胡宗南是属于哪一种指挥官呢？看来蒋介石是把他放在少数“作战奋勇争先者”之列的，因为在这次战役后，胡宗南与第六十一师师长钟松获得蒋介石颁发的干城甲种奖章。《胡上将宗南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93页。

商震

兰封会战后，日军第十六师团、第十师团与第十四师团等部队分路向河南中部迅速推进，企图攻占兰封、开封与郑州，截断平汉线。形势对中国军队越来越不利。1938年6月2日，第一战区前敌总司令薛岳下达命令：“避免与西犯之敌决战，并保持尔后机动力之目的”，决定以商震、孙桐萱等部担任掩护，“主力宋希濂军、胡宗南军团、李汉魂军、桂永清军、黄杰军、俞济时军分向禹县、郏县、氾水、巩县、密县、洛阳、襄城、叶县、沁阳转移”《薛岳命令》（1938年6月2日），国民政府军委会军令部战史会档案，藏(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撤向平汉线以西地区。

胡宗南奉命率领所部第十七军团及归其指挥的桂永清第二十七军、蒋伏生第三十六师等部，于6月7日退至孙阁、荥阳南北一线，占领既设阵地。

在胡宗南等部向平汉线以西地区撤退后，日军迅速西进，于6月4日重新占领兰封，6月6日占领开封，6月7日占领中牟、尉氏，进逼郑州；其中有一支日军快速部队迂回穿插到郑州以南的新郑一线，截断了平汉铁路。郑州即将陷入日军的四面包围之中，形势万分危急。国民政府军委会为阻止日军西进，确保平汉线郑州南段安全，赢得时间部署武汉保卫战，乃秘密指示第一战区蒋在珍的新八师在6月4日至9日间，于郑州之东，两次决开黄河南岸大堤。当时，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派胡宗南担任决堤的监督指挥工作。后胡部调归陕西，改由商震负责。”晏勋甫（时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长）：《记豫东战役及黄河决堤》，刊(北京)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54辑，第175页。

黄河掘堤后，“横决的河流，淹及豫省东南大平原的中牟、尉氏、扶沟各县以及皖、苏两省的一部分地区，使日军的车辆、战车、重武器等类陷入泥淖，进退维谷。”(日)古屋奎二主笔：《蒋介石秘录》第4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0～91页。日军被迫“放弃了自中原南侵武汉的意图，而改取东侧陆路及溯江西上的进攻途径。不过，如由安徽陆路进军则非得穿越鄂、豫、皖边界的大别山区不可。”同上。

于是，胡宗南部不久就奉命南下，至信阳、罗山一线部署防御，狙击由安徽越大别山西进的日军，参加武汉保卫战。

防守信阳的功与过 1

1938年6月初，胡宗南率部从豫东前线撤至平汉路西休整。未及两月，由于武汉保卫战战事扩大，胡宗南奉命率部至平汉线南段豫、鄂交界处的信阳、罗山一线担任防御。胡部从第一战区划归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

自1938年6月9日黄河决堤阻止了日军西进夺取郑州再南下武汉的战略意图后，日军大本营迅速改变进攻武汉的路线，从6月中旬开始，以主力沿长江两岸，一部沿大别山北麓，分三路西进，会攻武汉。日本大本营与日本政府认为：“攻占汉口作战是早日结束战争的最大机会”，因为“从历史上看，只要攻占汉口、广东，就能支配中国。”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一分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16页。日本大本营在1938年夏、秋间，调动几十万大军，重点进攻武汉与广州。日军进攻武汉的最高指挥官是日“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其中沿大别山北麓进攻的是日军第二军，“司令官为稔彦王中将，辖第十、第十三、第十六师团和骑兵第四旅团。”同上书，第112页。

中国政府军事当局很早就判明了日军进攻武汉的战略意图与三条进攻路线，其中第二条路线就是：“由合肥经六安、潢川趋信阳，以图截断平汉线，再转而南下进逼武汉……”《对武汉附近作战之意见》，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藏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因此，军委会在部署保卫武汉作战时，决定：蒋介石亲自坐镇武汉指挥；以陈诚的第九战区，指挥约二十七个军的兵力，担负长江以南防务；以李宗仁的第五战区，指挥约二十三个军的兵力，担任长江以北防务。

李宗仁的第五战区根据长江以北安徽、湖北与河南一带的地形特点，判断日军在长江北岸西向进攻武汉的通道必是两条：一是沿大别山南麓到长江北岸间的长条地段，溯长江西上。二是沿大别山北麓，溯淮河西上，占领潢川、商城一线，然后分兵，一路西进攻占信阳，遮断平汉线；另一路南下经麻城，穿过大别山的腹地，走捷径，出武汉东北方。以上三路协同夹攻汉口与汉阳，与江南西进日军会师。因此，第五战区令李品仙率十三个师在沿大别山南麓到长江北岸间的长条地段布防；令孙连仲指挥八个师担任大别山北麓正面防御；而以胡宗南部担任大别山北麓的后路纵深防御，在罗山到信阳间布防，作为前方孙连仲部的后卫力量。

胡宗南部在1938年8月间开抵信阳、罗山一线。

信阳城位于河南省南部，紧邻湖北北境，是平汉铁路线上的重镇。在其北面为河南大平原，南方则是蜿蜒起伏的鄂北山地。在信阳南方约四十公里处有著名的三关险要：武胜关居中，东侧的九里关和西侧的平靖关与它互为犄角。

桐柏山绵延于三关之西，大别山横亘于三关之东，中间是著名的鸡公山，山中有一条狭长的平坦通道，平汉铁路就建筑在这条通道上。

在信阳以东数十里就是罗山城。

胡宗南率第十七军团，实际只是第一军的第一师与第七十八师，进驻信阳后，蒋介石又下令调来一些部队，统归胡宗南指挥，以增强信阳一线的防守力量。计有董钊的第二十八师，川军陈鼎勋（字书农）的第四十五军两个师，以及邱清泉的第二○○师，这是当时中国唯一的机械化部队，还有炮兵第十五团等。其中董钊的第二十八师，后来成为胡宗南的基本部队，而董钊则成为胡宗南部最重要的将领之一。

董钊，字介生。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生于陕西省长安县西郊的东桃园村（今属西安市莲湖区）。自幼读书，毕业于西安省立第三中学。1924年经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函荐，与关麟征、杜聿明、张坤生、何文鼎等一起，赴广州入黄埔军校学习，被编入第一期学员一队，同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24年年底毕业后，北上河南，投奔国民军第二军胡景翼部，任连长。1926年北伐军占领南京，董钊前往南京谋职，经黄埔军校同学会介绍去北京，以《军事杂志》编辑名义，搜集北京方面的军政情报。1930年，他被派往驻汉口之国民党第四十八师徐源泉部，任党务特派员。1932年，董钊参加复兴社，曾任复兴社陕西小组组长。是年，驻江西万安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八师师长王懋德（陕西武功人），请求蒋介石派董钊到该师任职，蒋准其到江西任第二十八师参谋长。1934年，因王懋德辞职回陕，经陈诚推荐，董钊被提升为第二十八师师长，奉命从湖南邵阳出发，追击长征途中的红军。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董钊奉命率部向陕西潼关开进，作为“讨逆军”进攻西安之前卫师，曾在华县附近与东北军对峙。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该师开赴陕西蒲城待命。1937年年初，国民政府军委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调第二十八师进驻西安城，担负城防守备任务，董钊兼任西安警备司令。抗战发生后，董钊率所部第二十八师，在1938年年初，担任潼关要隘的守备，阻日军渡黄河。1938年3、4月间台儿庄战役时，董钊率部开赴台儿庄增援，奉命在山东郯城地区，阻击由青岛登陆西进之敌，打退日军坂垣师团山田联队，缴获大量战利品。该师官兵伤亡三千余人。1938年5月19日徐州失陷后，董钊率第二十八师向苏北且战且退，在日军占领区沿津浦、淮南各线迂回穿插，于8月撤回汉口，驻扎横店地区。10月，董钊奉命率第二十八师，参加罗山、信阳战役，归胡宗南指挥。

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

胡宗南的防御部署是：

以董钊的第二十八师为第一线，担任罗山以东约三十华里的竹竿铺防御；以川军第四十五军的第一二五师增援竹竿铺一线，第一二四师固守罗山城，第四十五军军部设罗山与信阳之间的栏杆铺；胡宗南第一军的两个师及炮兵第十五团防守信阳城与城东高地；以机械化师第二○○师担任第二线防守。

日军第二军所辖三个师团于1938年8月20日开始，从合肥等地大举西犯，于8月底攻占六安、霍山，9月上旬突破富金山防线，于9月16日占领商城，然后沿商城、麻城间公路南下，企图突破大别山正面，出黄陂，攻武汉，但遭到孙连仲与宋希濂等部的顽强阻击，激战多日，始终未能突破，“迫使敌军改变了进攻路线——即敌军增加部队，攻占潢川、罗山后，向信阳进攻的作战方针。”《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51页。

张自忠

于是，防守潢川的张自忠第五十九军与防守罗山、信阳的胡宗南部就成为北路日军的主攻目标。

早在1938年9月初，当日军第十三、第十六师团向大别山正面富金山阵地进攻时，其第十师团的濑谷支队就由叶家集北趋固始，另一股日军约3000多人由正阳关溯淮河西上，与濑谷支队配合，于9月6日攻占了固始。1938年9月中旬，日军第十师团集中力量向大别山北麓进攻，一部于9月18日突破张自忠第五十九军的防线，占领潢川，9月20日陷光山；另一部则向罗山、信阳一线的胡宗南部进犯。

9月17日，日军一部迂回绕过潢川城，先向潢川与罗山之间的竹竿铺进攻。这里是胡宗南部防区的前哨阵地，由董钊的第二十八师防守。后来川军第一二五师王仕俊部赶来增防，沿竹竿镇东之竹竿河布防。中国军队顽强抵抗数日，到9月22日，日军才冲过竹竿铺。在日军猛烈的攻势下，防守罗山城的川军第一二四师师长曾甦元怕被敌“围歼”，竟自行弃城撤逃，使日军顺利占领罗山城，并乘胜深入到罗山与信阳间的五里店，直逼信阳，威胁平汉铁路。

情况危急。胡宗南立即指挥第一军两个师与董钊的第二十八师等部，在炮兵与装甲兵部队的支持下，在罗山与信阳之间正面设防，阻击与反攻日军。川军两个师在第一军的左、右两翼展开。战斗异常激烈，双方伤亡都很大。董钊的第二十八师一位团长屁股被弹片炸伤，一直侧卧在担架上指挥作战，坚持三天后打电话给董钊，请求到后方休息。董钊回答很干脆，说：“死也要给我死在阵地上！”那位团长只得继续留在阵地上指挥。湛先治：《罗山参战记》，刊《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武汉会战》，(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

胡宗南又指示部队在一个夜间，乘敌人不备，袭击罗山城南之小罗山日军阵地。夜袭部队先将敌哨兵杀死，然后钻进敌人阵地，一阵冲杀，打死、打伤日军数十人，生擒三人，虏获轻机枪一挺，步枪十五支，掷弹筒一枚和其他一些军用品。熊顺义：《信罗战役简记》，刊《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武汉会战》，(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

日军由于进攻屡遭挫折，竟不顾国际公法，每当风向有利时，在阵地前向胡部官兵施放催泪性与喷嚏性毒气，有时一天多达五六次之多。胡部阵地上第一线官兵有多人中毒，部分人中毒死亡。胡宗南指示官兵做好防护措施，同时在防御中实施短促反击。在一次反击中收复浏苔村时，缴获日军大批毒罐，装了几卡车运回后方，作为向国际上揭露日本法西斯暴行的罪证。湛先治：《罗山参战记》，刊《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武汉会战》，(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在胡部有力的抗击下，日军进攻信阳十余天未得逞，只得退回罗山待援。从9月17日开始到10月初，胡部在罗山、信阳防御战中，杀伤日军数千人。

1938年10月初，日军援军第三师团的主力进抵罗山，协助第十师团攻打信阳，并企图在这地区“围歼”胡宗南部。日军以第三师团主力对信阳正面进攻，而以第十师团的骑兵部队为基干，配属步兵与一部分炮乒，从隆光寺出发，经青山店山间小道迂回，直趋平汉线上信阳以南、武胜关以北之柳林车站。胡宗南忽视了这一线山间小道的防守，使日军骑兵钻隙迂回获得成功，顺利占领柳林车站，截断了信阳至武汉间的铁路线。占领柳林车站的日军派出一部继续西进，迅速攻占平靖关、郝家店至淅河一线，切断了花园至襄樊的公路，对信阳形成包抄之势。

为了收复柳林车站，打通平汉线，歼灭西进日军，胡宗南奉蒋介石、李宗仁令，率部从信阳向南攻击，与罗卓英部的方靖第十三师、第三集团军孙桐萱部的第二十二师等配合，夹击柳林一线日军。经数日激战，歼灭日军2000余人，并一度收复柳林车站。但日军主力仍占据柳林车站以北的铁路东西两侧高地，固守待援。日军援兵也源源向这里推进。向信阳正面进攻的日军第三师团则从东、北两面进逼信阳。信阳即将陷入日军合围的险境。

在这种情况下，胡宗南为保存所部实力，未经请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自行决定其所指挥的各部队撤离信阳至罗山一线，只留下马戴文不足一个团的兵力留守信阳城。胡部撤至信阳西北的铜柏山区布防，掩护西（安）荆（州）公路。马戴文团在日军再次向信阳发起进攻时，迅即撤逃。1938年10月12日，信阳失守。

信阳的失守，使中国军队在平汉线上的防线出现了一个大缺口。日军从这缺口突入，切断平汉线，以一部确保信阳附近，而以第十师团配合南面攻击武汉的日军，迅速向平汉路西的应山、安陆、花园等地突进，于1938年10月24日占领应山，25日占领武汉，26日占领安陆，从而在平汉路西形成一个包围圈。中国第五战区尚留在平汉路东的近10万部队，立即陷入日军包围圈中的危险境地。

日军迅速收拢包围圈，企图全歼被围的第五战区部队。胡宗南率部擅自撤离信阳的行动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幸而，在信阳南部三关一带防守的罗卓英、刘汝明等部，凭险固守，与日军反复争夺，依据有利地形迟滞日军南下，掩护路东第五战区部队撤往平汉路西。直到10月28日，日军才完全控制了平靖关与武胜关一线，完成了包围圈。但这时尚留在路东的中国军队已不多，而且日军兵力不足，网眼过大，路东的中国军队仍能分散退往路西的铜柏山与大洪山区。日军合围歼灭路东第五战区部队的目的未能实现。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对胡宗南擅自撤离信阳十分愤恨。他说：“10月12日信阳失守。我原先已电令胡宗南自信阳南撤，据守铜柏山平静关（本书著者按：应为平靖关），以掩护鄂东大军向西撤退。然胡氏不听命令，竟将其全军七个师向西移动，退保南阳，以致平汉路正面门户洞开。胡宗南部为蒋先生的‘嫡系’部队，在此战局紧要关头，竟敢不遵命令，实在不成体统。”《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33页。应该说，胡宗南在10月上旬末曾经遵令率部向南进攻柳林车站，并歼敌2000多人，但未能驱走日军与恢复平汉线交通。于是胡就令所部不再南进平靖关，而西去南阳，以致造成严重后果。

1937年，抗日战争中的李宗仁。李宗仁由此联想起去年年底，胡宗南率部从南京西撤途经安徽，不向李宗仁报到，不愿归第五战区指挥，自行西去；今夏保卫武汉，胡宗南部调往信阳，军令部明令胡部隶属第五战区，但胡从不向李宗仁报告敌我两方情况。李宗仁对胡宗南更加愤恨，在他率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退居樊城后，就将胡宗南不听从命令、擅自撤离信阳、造成鄂东10万大军陷入日军重围之事，电告重庆军委会，要求严办胡宗南。

但是，李宗仁控告的结果，“军委会竟不了了之。”李宗仁对此感慨系之，说：“此事如系其他任何非‘嫡系’将官所为，必被重惩无疑。”《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33页。但是，“于此均可见中央政府的治军、治政，全依人为依归。凡中央‘嫡系’部队，或与中央可以发生‘通天’关系的，因不听将令，不受指挥而失城失地的，都可不了了之，实在不成个章法。如此上行下效起来，对敌抗战的效能也就大大地减低了。”同上书，第538页。

坐镇关中的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1

1938年10月中旬，胡宗南奉蒋介石之命，率领所部第十七军团，从豫南回驻陕西关中。胡宗南与军团部先驻凤翔，10月底移驻西安。

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地处陕西中部，四周山川险峻，中间沃野千里，西接甘新，南邻巴蜀，北控塞北，东瞰中原，具有得天独厚的优越自然条件与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西汉著名的谋士张良称：“关中左潼涵，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1，汉纪三。

西安城位于八百里关中平原的中心，北临渭河，南靠秦岭。东汉大史学家班固在其著名的《两都赋》中，称它“左据函谷二崤之阻，表以太华终南之身；右界褒斜陇首之险，带以洪河泾渭之川。华实之毛，则九州之上腴焉；防御之阻，则天下之奥区焉。”(东汉)班固：《两都赋》。自古以来，西安曾是周、秦、汉、唐等11个封建王朝的建都之地，为中国六大古都之一。

西安与关中地区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在抗战时期更显突出：其东隔黄河与山西日军对峙，其北紧邻中共中央所在地的陕甘宁边区，其西越甘肃、新疆就是苏联与外蒙，而在宁夏、青海与甘肃一带，多年盘踞着根深蒂固、桀骜不驯的马鸿逵、马步芳等回族军阀武装。西安与关中地区可谓是“三面临敌，内部不稳”的形势，屏障着四川，卫护着以重庆为陪都的国民政府。诚如胡宗南的密友、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张其昀所说：“保陕西即所以保四川。”张其昀：《追念胡宗南先生》，刊《革命人物志》第11集，台北出版，第52页。

因此，蒋介石决定，一定要以最亲信最重要的将领，率中央军嫡系精锐部队，进驻与控制关中这一极端重要的战略地区。蒋介石选中了胡宗南。

当时西安地区的最高军事指挥机构，是西安事变后成立的军委会委员长西安行营。行营主任先是顾祝同，抗战爆发后，1937年9月以蒋鼎文继任。1938年6月，蒋鼎文兼任陕西省政府主席。胡宗南的第十七军团是西安行营下辖的最重要军事力量。

蒋介石决心迅速大力扩充胡部军队，更快地提拔重用胡宗南，使其从一个普通的军事将领成为一员坐镇关中、独当一面的方面军统帅，成为国民政府在西北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成为自己在西北的代表与代理人。

蒋介石首先全力支持胡宗南迅速扩充军事实力。

胡宗南的第十七军团原来只有第一军这一支基本部队。胡部回师关中后，胡宗南一方面大力扩充第一军，一方面利用蒋介石赋予他的让其监督进入关中地区整补部队的机会，迅速控制了多支部队，使其直接指挥的部队增加到五个军之众。

首先是胡宗南的起家部队第一军，军长李铁军为胡的亲信将领，原只辖第一师与第七十八师，胡宗南将川军第一六七师赵锡光部编入该军，使第一军辖三个师，兵员充实，装备精良，一直成为胡部的王牌部队，后成为胡部三大主力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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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二十七军军长桂永清在豫东兰封战役后被撤职查办，其所辖的第四十六师师长李良荣亦去职。胡宗南立即向蒋介石推荐第一军副军长范汉杰继任该军军长，黄祖壎为第四十六师师长，并调整充实该军官兵，编入第四十五师刘进部、预备第八师诚书农所部，合为三师六旅之众。该军遂为胡控制。

第九十军在信阳战役后被调到关中整补，胡宗南调升此军军长彭进之任第十七军团副军团长，而以第一军第七十八师师长、胡的亲信将领李文任该军军长，胡的另一亲信将领刘超寰任该军第一九六师师长。这样该军也成为胡的基本部队，并在后来与第一军、第三十六军成为胡部的三大主力部队。

信、罗战役后，董钊的第二十八师与钟松的第六十一师随胡宗南移驻关中。胡宗南乃以此两师与预备第七师等部合编为第十六军，以董钊任军长，后又调派自己的亲信陈鞠旅、冯龙到该军任师长，逐步控制了该军。

第八师陶峙岳部原是湖南部队。该师进入关中整补时，胡宗南以该师与第二十四师等部合编为第七十六军，以陶峙岳升任军长。不久以后，胡宗南以自己亲信、第一军军长李铁军与陶峙岳对调军职。李铁军任第七十六军军长后，对该军进行“改造”，使该军第一军化、胡宗南化。

以上五个军成为胡宗南部的最基本部队。

以后，胡宗南用类似的方法，抓住一切机会，不断地吞并、改造与消化其他派系的部队，包括中央军其他部队，使其军事实力不断扩大。

在胡宗南急剧扩充军事实力的同时，蒋介石就不断抓住时机，一次次破格提拔胡宗南的军职与官阶，使胡能够名正言顺地统率与指挥更多的部队。第一次时机就是1938年12月召开的武功军事会议。

在武汉失守后，蒋介石于1938年年底分别召开了长江南、北各战区的军事会议，总结抗战一年来的军事得失与经验教训，研究第二阶段抗战的方针与计划，同时重新划分战区，调整部队的编制与主官。长江以南各战区的会议于1938年11月在湖南南部的衡山召开，蒋介石亲往主持。长江以北各战区的会议初在洛阳召开，后由于蒋介石到了西安，会议就于1938年12月中旬移陕西武功农学院内继续举行。出席会议的有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何应钦，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副长官卫立煌，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的代表赵戴文，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品仙，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朱绍良，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苏鲁战区总司令于学忠等。

胡宗南以第十七军团军团长的身份参加了武功会议，胡的部属或归他督训、指挥的第二十七军军长范汉杰、第七十一军军长宋希濂、第二十八师师长董钊等也参加了会议。

胡宗南是与宋希濂一道乘火车从西安前往武功的。他们两人是黄埔一期的同学，同为黄埔系的骨干分子。那天天下着雪，天气寒冷，一向有说有笑的胡宗南坐在包厢里，却显得精神抑郁，闷闷不乐。因为这时正是武汉会战失败后不久，胡宗南已得知李宗仁向军委会控告他擅自撤离信阳引起严重军事后果，要求军委会严办他。胡宗南对宋希濂说：“老宋，我不干了！这次到武功，我要向校长请求辞职。”宋问为什么，胡宗南答：“桂系捣乱，他们控告我，我不能使校长为难。”宋希濂：《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88页。

在武功军事会议上，先由蒋介石发表关于抗战第二阶段的长篇讲话，重点强调政治重于军事，民族至上，国家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全国军令、政令必须统一。接着由各战区，依部队番号次序先后，报告一年来长江以北各次战役情况与得失，再按军政、军令、军训、政训几项通过小组审查报告，最后由蒋介石作总结性训话。唐奇：《蒋帮武功军事会议一瞥》，刊《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

会议进行中，蒋介石在住所分别召见与会的各将领进行个别谈话。胡宗南在被召见时，报告了所部历次作战情况与最近的督训整补情况，陈述了对时局的看法与建议，并趁机以桂系与他为难为借口，请求辞职。蒋介石自然不允，对胡宗南说，一切事由军委会替你负责，你不必顾虑。宋希濂：《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88页。

会议结束的那天晚上，蒋介石又召集胡宗南等嫡系亲信将领举行了一次小型秘密会议，专门研究防范与对付中共力量的迅速发展。蒋介石对胡宗南等说：“我们和日本人打了一年多的仗，中央的部队牺牲是这样大，但是共产党却利用了这个机会，大大扩充势力。它们的军事力量，不仅控制了山西的大部分地区，而且发展到了河北、山东、河南、安徽、苏北等地；他们政治的渗入更是厉害，在我们控制的地区里，也是大力发展组织，大量吸收青年到陕北去。这样下去，我们不是亡于日本帝国主义，而是会亡于共产党。”同上。蒋介石要求胡宗南驻防关中，不仅防范日军西犯，还要防堵中共力量在西北的发展。

在武功会议上，决定重新划分战区，减少部队指挥级数。蒋介石下令，撤销委员长西安行营，改设委员长天水行营（先暂驻西安），以原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为行营主任。天水行营名义上下辖河南的第一战区（卫立煌继任司令长官）、山西的第二战区（阎锡山司令长官）、兰州的第八战区（朱绍良继任司令长官）和在西安新设的第十战区（由原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为第十战区司令长官），以及冀察战区、苏鲁战区共六个战区，但实际上有名无实，各战区都由军委会直接指挥。

胡宗南部隶属蒋鼎文的第十战区。

武功会议决定，在军队编制中撤销军团与旅两级指挥机构。胡宗南的第十七军团扩编为第三十四集团军。蒋介石原意提拔胡宗南为该集团军总司令，因胡宗南资历尚浅，战功不高，新近又因信阳事件遭受李宗仁控告，恐遭非议，就接受何应钦的建议，以第十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名义上兼任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而以胡宗南任副总司令兼代行总司令职权宋希濂：《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89页。。此项任命在1939年1月14日公开发布。

果然，在武功会议上，胡宗南不仅未因擅自撤离信阳事件受到处分，反而得到提拔重用。

过了仅半年，到1939年8月4日，胡宗南就被蒋介石正式任命为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蒋鼎文不再兼职。

这年胡宗南虚龄44岁。

刘文辉

胡宗南又成为黄埔毕业生中担任集团军总司令的第一人，成为关中乃至西北地区拥有最高军职的带兵将领。其直接控制与归其督训、节制的部队，除有第三十四集团军建制下的第一军（军长陶峙岳）、第十六军（军长董钊）、第九十军（军长李文），另还有第七十六军（军长李铁军）、第四十二军（军长杨德亮）、第七十一军（军长宋希濂）、第二十七军（军长范汉杰）、第十二军（军长刘元瑭，为川军刘文辉旧部）、新七军（军长曹大中）、骑兵师（师长马禄）与第十九补训处。驻军遍及关中、甘肃与晋豫。

胡宗南向蒋介石保荐宋希濂为第三十四集团军的副总司令，集团军参谋长由罗泽闿担任。

胡宗南的军事实力迅速扩大。以胡宗南为首领的军事集团在迅速形成与发展壮大。胡部大军成为蒋介石最重要与最依赖的军事力量之一，尤其成为蒋介石控制与经营西北这一重要战略地区的军事支柱。蒋介石根据西北的地理形势与战略位置，秘密交给胡宗南十六字的战略任务与方针，这就是“东御日寇，北制‘共匪’，西防苏俄，内慑回马”。其轻重次序是东、北、西、内。熊向晖：《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2页；又见罗泽闿：《胡宗南先生盖棺论定》，刊(台北)《革命人物志》第11集，第62页；但第四句为“内服四马”，意同。

根据蒋介石的上述指示精神，胡宗南将所辖各军作如下布防：

以主力第三十四集团军守卫黄河河防，其中第一军，以第一师守备潼关，第七十八师与第一六七师控制于华阴、华县之间；第十六军担任朝邑至宜川以东河防；第九十军控制于韩城、郃阳一线；另以第二十七军、第三十六军、第七十六军等为机动部队。不久第二十七军开往晋南中条山；第四十二军驻防甘肃。

以陕西与甘肃的地方保安旅协同部分主力部队封锁中共的陕甘宁边区。

第七军分校与战干四团 1

胡宗南自带兵以来，在扩充自己军事实力的同时，一贯十分注意培养自己的军政干部与培训、提高干部的军政素质。被人称为“训练万能”。以前胡宗南曾举办过都办过各种形式的军官训练班，如在1931年驻军开封期间，创办了“第一师军官训练班”，在1934年到1935年驻军天水期间，创办了“中央军校西北军官训练班”，在1936年驻军长沙期间，创办了“第一军军官暑期训练班”，在1937年驻军徐州期间，举办了“第一军军官短期训练班”等。现在，他驻节西安，手握重兵，成为方面大员，更加重视此道。

首先，胡宗南在蒋介石的允许与支持下，利用抗战军事急需大批军政干部人才，主持创办了“中央军校第七分校”，以培养部队的军事政治干部。胡宗南曾对亲信部下说：“委座统一中国，靠办黄埔；我们要继承大业，就一定要办好七分校。”胡宗南的主任秘书、第七军分校政治部副主任余纪忠称胡宗南办第七军分校是“煞费苦心”、“席不暇暖”、“一饭三吐哺”。杨健：《胡宗南与第七分校》，刊《陕西文史资料》第八辑，第95～96页。情况也的确如此。

抗战前，国民政府在首都南京设立“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简称中央军校，并在洛阳、武汉、成都等地设立分校。抗战开始后，南京中央军校本部迁到成都，与成都分校合并。另以洛阳分校为一分校；武汉分校迁到湖南武岗，称二分校；在江西广丰成立三分校；广州分校迁到贵州独山，称四分校，在云南昆明成立五分校，在广西桂林成立六分校。胡宗南在西安成立的，就依次称七分校。以后在湖北草店还成立了八分校，在新疆迪化成立了九分校等。

第七军分校筹建于1938年初，由胡宗南呈请蒋介石批准，以胡宗南、罗历戎、吴允周、袁杰三、张研田、洪轨共六人组成建校筹备委员，借凤翔师范学校为军校校址，初步建校。1938年5月，由吴允周等人负责，将校部迁移至在西安以南约二十公里的王曲，正式建校，第一期学生入学。该校照例以蒋介石兼校长，由成都中央军校校务委员会委任胡宗南担任负责校务的主任，并先后委派顾希平、邱清泉、周嘉彬、张卓等人为副主任，实际主持学校工作。在校部下面设六大处，吴允周任教务处处长，袁杰三为总务处处长，曾扩情、王超凡先后任政治部主任，余纪忠任政治部副主任，主持编纂出版校刊《王曲杂志》。

1938年4、5月，第七军分校招收第一期学员，其生源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胡宗南在1937年年底率部从上海西撤过程中，下令收留沿途青年，如在滁州收容了当地青年组织“随军服务团”的人员，在安徽北部收容了徐州中学教员赵观涛率领的四百多青年，在寿州收容了安徽童子军教练官徐康民率领的流亡学生五百余人，以及从上海、南京流亡出来的大批青年学生。胡宗南将这些青年学生都随军带往西安。

在1937年年底，胡宗南派刘钊铭到长沙招考了六百多名青年学生。

在1938年2月，胡宗南派人到淮海沦陷区招考了八百多名青年学生。

还有，如前所述，在1936年7、8月胡宗南驻军长沙期间，曾通过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有意结识了长沙各学校中一批有才干与活动能力的青年学生骨干人物，如汪国栋、陈大勋、彭书隐、李兰芳等人，答应他们：“有一天抗日战争发生，我一定邀请你们参加第一军，并希望青年们投笔报国。”抗战发生，在1937年9、10月胡宗南率部在上海与日军作战时，就打电报到长沙，邀请陈大勋等人到上海，嘱托他们组织青年支持抗战。陈大勋等先在上海、苏州等地动员一批青年与学校童子军，成立抗日宣传队，支持上海前线抗战。后来，陈大勋等人回到长沙，就发起组织成立了“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有五十多人，由李兰芳任团长，在1937年12月底从长沙前往武汉，经胡宗南亲自面试，到河南信阳正式加入胡宗南的第一军。后来，胡宗南将其中一些人送入七分校，其他人送到胡军各部队中作政治工作。1938年8月，“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解散。

胡宗南从以上这些青年学生中，考选了千余人，作为创办第七军分校第一期学员。

后来七分校又奉命接受了康泽在王曲所办的“特种训练班”的学生与顾希平带往西安受训的一批江苏省籍青年；又从冀、鲁、豫等地沦陷区招录了一些青年学生。胡宗南指示将这些青年学生经考核后，选送合格者入七分校，编为几个学生总队，以李正先等人为总队长。

第七军分校对入校学生与受训人员分科施教。其中设几个步兵学生总队，专门进行军事教育训练，培养初级军事指挥人才与参谋人才；两个政治训练队，专门施以政治教育训练，培养政工干部；一个边语训练班，是专门施行外语与少数民族语言教育，培养外文人才与外交人才；一个特科总队，培养军事情报、保卫等特工人才；两个军官大队，专门调训部队中下级军官；两个军士教导团，则是培养训练部队基层政工人员，即所谓“政治军士”等。学校另有一个练习团与一个输送营。每期学生的学习培训时间约一年。全校官兵师生最多时达到两万余人，不仅超过其他各军分校，也超过成都中央军校本部。

胡宗南将在1938年5月进入第七军分校、1939年3月毕业的第一期学生，按照黄埔军校创办后所毕业学生的序列，编为黄埔第十五期。从这期开始，胡宗南在七分校共召了五期学生，到第十九期结束，共培养毕业学生三万八千余人。胡宗南统称之为黄埔大家庭成员，源源不断地充实到胡部各军中，成为胡部中、下级军官增补的最主要来源。胡宗南对这些七分校毕业学生与受训人员十分重视，视之为自己的门生与亲信，往往优先安排工作与提拔职务。

过去，胡宗南在其部队中用人的标准是“黄陆浙一”，即是黄埔出身、陆大深造、浙江籍贯与有在第一师从军的经历；自七分校创办后，改为“黄陆浙一七”，即加上了在七分校毕业或受训。胡宗南利用七分校不仅培养了大批青年军官，通过他们进一步控制了部队，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提高了自己在部队中的威信，而且还培训了不少杂牌部队的行伍军官，使他们黄埔化，消弭了部队中的一些矛盾，并在无形中逐步改造与吞食了各非嫡系部队，有力地推动了胡宗南军事集团的建立与发展。

直到1947年，因国民政府下令停办各地军分校，西安第七军分校就将第二十期学生合并到成都总校。七分校遂告结束。

胡宗南在创办第七军分校的同时，又创办了专门培养文职政工干部的“战时工作干部训练第四团”，简称“战干四团”。该校校址设在西安城西南隅原张学良创办的东北大学遗址。胡宗南以该校招收那些因体力不合格不能入第七军分校的男知识青年与女学生，加以教育训练，培养成军队与地方的政工干部。后来该校还招收陕、甘、豫的地方干部加以培训。胡宗南援例请蒋介石兼任“战干四团”的团长，以第十战区司令长官兼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任副团长，胡自己任教育长，先后任命周士冕、葛武棨等任副教育长，实际主持校务。在团部下设教务处、政治部等机构。该校经常受训的学生与干部达两三千人。

汤恩伯

后来，胡宗南又在西安南七十里之翠华山太乙宫，与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部联合举办了“西北游击干部训练班”，培养训练游击干部。因为汤恩伯曾在1938年冬担任过“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的教育长，有这方面的经验。胡宗南与汤恩伯约定，该训练班的教育训练由汤恩伯主持，事务由胡宗南派员主持，学员亦由胡宗南的第三十四集团军与汤恩伯的第三十一集团军两部队军官中，逐次抽调参加学习。后来扩大到绥远、察哈尔、甘肃、宁夏等地的部队。训练班的主任援例由蒋介石兼任，以军委会军训部部长白崇禧、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任副主任，蒋鼎文为教育长，胡宗南为副教育长，汤恩伯为总教官，办公厅主任由第三十四集团军参谋长罗列兼任。1940年蒋鼎文他调，先后由胡宗南、陈大庆、陶峙岳、缪徵流等人担任。训练班规定，每期学员学习受训六个月。第一期成立了四个学员队，以后有所扩大。该训练班共办了十二期，培训出来的学员被派遣到沦陷区开展活动，组织敌后部队，配合中国正规部队作战。

此外，胡宗南还在兰州设立“西北干部训练团”，轮训甘肃、青海、宁夏三省的地方军政人员，其性质同于西安的战干四团；在西安、天水、宝鸡、兰州等地相继开办了军医学校、骑兵学校、工兵学校、财会学校等，都成为日益壮大的胡宗南军事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

应该说，胡宗南所办的这些学校，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培养与培训了为数可观的各种军政人才，不断补充到胡宗南的各部队与其他各部队中以及地方党政机关中，充实了中国抗战力量，也扩大了胡宗南个人的势力与影响。但由于这些学校的机构过大，发展过快，更由于当时国民政府党、政、军机构普遍的腐败，因而也不可避免地沾染上种种官场恶习。如第七军分校在各地招生中，为了追求数字，以及拉关系、开后门等原因，竟每期都招收进许多身体过弱、文化过低、年龄过大的人进校作入伍生，根本不适合培训。仅在第十五期第二总队学员中，三四十岁以上的学员约占学员总数的四分之一，年龄最大的学员竟至50岁，而年龄最小的学员却只有15岁。杨健：《胡宗南与第七分校》，刊《陕西文史资料》第八辑，第106页。这就必然要影响第七军分校的学习与训练。这些情况传到重庆的军训部。这是在1940年，正是白崇禧任军训部部长，他有权管中央军校及其各分校，就突然带了一批考核官亲临西安，对七分校学员进行严格的考核甄别。胡宗南是个好大喜功又极爱面子的人，为了应付军训部检查，竟指示部属，利用七分校学员人数多、驻地分散的特点，要求军训部主持考核的人员采用轮流考核甄别的方法，然后就在七分校中组织一批体格强健、文化程度较高的学员，冒名顶替，巡回代考。后来还将西安市内的一些中学生也拉来代考。白崇禧发现了这些情况，就规定在考核甄别时，要对照学员的照片，而且不仅考学科，还要考术科。这就使得那些冒名顶替者破绽百出，一不懂口令，二不懂步法，三不懂枪法。结果淘汰了一二千名不合格的学生，白崇禧下令遣散。但那些被遣散的学员不愿离校，游行示威，在打砸了七分校校本部后，又向西安市区进发。西安为之戒严。胡宗南急派亲信部将张新等人去劝阻学生。胡对张新等人说：“你们赶快去收容这些学生，第一头皮要硬，第二说话要软。”张新等人就对那些被淘汰的学员们说：“应该打的是白崇禧！你们是胡先生的学生，不是白崇禧的学生。白崇禧不要你们，胡先生是要你们的！白崇禧不发毕业证书，胡先生发给你们！保证大家都有工作。”许久，这场风波才得以平息。胡宗南后来对这批被淘汰的学生用“补考”、“试读”、“旁听”等名义，仍将他们留在七分校，后来都发给毕业文凭，分发到各部队中去。张新：《胡宗南其人》，《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5～176页。

胡宗南的弄虚作假不止这一次。1943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华访问，到潼关检阅第一师部队，胡宗南竟令将七分校的一部分体格强健的学生用全副崭新的装备，编成一个团，冒充第一师的官兵演习，接受华莱士检阅。还有一次，军政部巡回检阅团到天水点验第四十二军部队，胡宗南又令以第四十八师最满员的第一四三团轮回受点好几次。

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本是中国数千年官场的恶习与顽症。到民国时期，这种“官场病”依然盛行。好大喜功而又虚荣心极强的胡宗南更是热衷于此道。我们将在以后可以看到他在1947年率部攻占延安时更为恶劣的弄虚作假的表演。

他精心选择的机要秘书竟是中共秘密情报人员 1

就在胡宗南迅速扩充军事实力，在仕途上飞黄腾达之时，他没有想到，中国共产党方面也对他这位手握重兵的国民政府军事大员，在密切地观察，认真地研究，并开始切实地对他进行着多方面的工作。

中共方面对胡宗南进行秘密工作的最重要的一项，就是由周恩来亲自策划指挥，派遣中共的一位年轻的情报人员，掩盖身份，取得胡宗南的信任与赏识，打入胡的身边，担任至关重要的胡的贴身侍从副官与机要秘书，借以长期获取胡的各方面机密情报。

如前所述，在1936年7、8月胡宗南驻军长沙期间，曾通过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有意结识了长沙各学校中一批有才干与活动能力的青年学生骨干人物，如汪国栋、陈大勋、彭书隐、李兰芳等人。抗战发生后，在1937年9、10月胡宗南率部在上海与日军作战期间，曾打电报到长沙，邀请陈大勋等人到上海，嘱托他们组织青年支持抗战。陈大勋等人回到长沙后，就发起组织成立了“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准备到第一军服务。此消息传到了正在武汉国统区工作的中共代表团那儿，引起了周恩来的重视。周恩来是中共情报工作的开创人，曾长期领导中共的情报工作。他根据以往的经验，认为抗战开始后，国共合作的形势很好；但以后历史发展是曲折的，国共两党争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权的斗争、抗战胜利后争夺国家政权的斗争，势必要发生，因此他主张中共在对国民党的关系上，要未雨绸缪，后发制人，先走一步，在抗战初期就要着手下闲棋、布冷子——在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的各军政要害部门与党政军各要人身边，安插进中共的各种秘密情报人员。在周恩来等人的秘密策划布置下，中共秘密情报人员谢和赓担任了白崇禧的机要秘书，余湛邦担任了张治中的机要秘书，赵荣生担任了卫立煌的机要秘书，等等。

胡宗南是蒋介石军事嫡系黄埔系的首领，手握重兵，抗战开始后军政地位急剧上升。周恩来对他更加重视。因此当周恩来听到胡宗南部将接受“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的消息后，立即指示中共代表团中负责青年工作的蒋南翔，迅速选拔一名年轻中共党员到长沙报名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周恩来还根据他所掌握的胡宗南的个性特点，提出选拔这个青年党员的一些条件，即要出身名门望族或官宦之家，年纪较轻，仪表不俗，公开的政治面目不左不右，言谈举止有爱国青年的气质，知识面较广，记忆力较强，看过一些介绍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书籍和孙中山的著作，肯动脑子，比较细心，能随机应变，以能适应在胡宗南部工作。

蒋南翔经考查，最后选定了他在清华大学的同学、并由他秘密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熊向晖。

熊向晖，17岁就考入清华大学，193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根据周恩来的安排，担任胡宗南的机要秘书，长达12年。

熊向晖，祖籍安徽凤阳，家住湖北武昌，其父在湖北高等法院任刑庭庭长，在社会上有一定地位与名望。熊向晖本人于1919年生，在1935年才17岁就考入北平清华大学读书。在1935年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中，他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并任“民先”清华大学的负责人，后又由清华大学中共地下党负责人蒋南翔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此人出身官宦，仪表不俗，年纪较轻，又聪敏精细，受过高等教育与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锻炼，知识面广，记忆力强，能随机应变，完全符合周恩来的要求，能适应在胡宗南部队中长期潜伏进行情报工作。抗战发生后，熊向晖正在迁移到长沙的临时大学就读，通过中共地下党员郭见恩，与蒋南翔重新接上了关系。蒋南翔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要熊向晖留在长沙，不要暴露中共党员身份，报名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争取进入胡宗南部工作。

“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的团长是湖南一位从北平协和医学院毕业的女大学生李芳兰。此人很有社会活动能力，与国民党上层一些人物有些往来，在湖南略有些名气。当时自愿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的约有五十多人，其中有从南京中央医院西撤的医生、护士，有从上海西撤的爱国青年，还有一位画家赖少其，另外还有二十多名长沙临时大学的学生，大多数是北平、天津一二·九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包括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洪同，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陈忠经等人。熊向晖按照蒋南翔转述的周恩来的指示，以长沙临时大学的学生身份，报名参加了“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

“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成立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胡宗南更是重视，自江苏前线来电表示欢迎，还特地派来一位姓陈的政工人员到“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当指导员。

1937年12月底，熊向晖随“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从长沙乘火车到达武昌。

1938年1月初，胡宗南来到武昌，亲自分三批接见与考察“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的成员。每次接见时，胡宗南手执名册，依次点名，不论男女都称“先生”。按事先规定的军礼，被点名的人都得站起来，说声“有”。胡宗南举目审视，说“请坐”，然后提出三或四个问题；回答时，胡宗南不仅注意听，还注意看。问完，胡宗南在名册上记下他的印象与观感的符号。——胡宗南用的仍是中国传统官场的面试目测法，此法虽简便，也有一点效用，但对一般被试者尚可，对胸有城府、善于做作者则不灵，对那些怀有特殊使命的大智大勇者，则尤不可用了。如他这次面试熊向晖时，就完全被熊向晖所迷惑了。关于熊向晖到胡宗南部进行情报工作情形，引自熊向晖：《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熊向晖为着完成中共方面交给他的使命，达到顺利进入胡宗南部，并取得胡宗南的关注与赏识的目的，认真思索了胡宗南的个性特点与提问方式。他发现，胡宗南对前几个人提出的问题不尽相同，但都问一个共同的问题：“为什么要到本军来？”熊向晖当即萌生出一个念头，要使自己的回答与言谈举止迎合胡宗南的个性与爱好，要使胡宗南这个令常人“有点奇怪”的人感到奇怪，给胡宗南留下崭新而深刻的印象。因此，当胡宗南点到熊向晖的名字时，熊向晖故意违例，坐而不立只举起右手，说声“我就是！”这一手果然使胡宗南很惊讶，瞪着眼瞧着熊向晖。

胡宗南问：“贵庚？”

熊向晖答：“再过三个月零四天满19岁。”

胡宗南又问：“熊先生为何到本军来？”

熊向晖作惊人之语：“参加革命！”

胡宗南听了一怔，问：“熊先生到本军来是为了参加革命？”

熊向晖说：“孙中山先生遗嘱第一句话就是‘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贵军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到贵军来当然是参加革命。”

胡宗南似笑非笑，问：“怎样才是革命？”

熊向晖答：“中山先生最初提出的革命任务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现在‘驱除鞑虏’就要抗日，抗日就是革命。”

胡宗南问：“不愿抗日、反对抗日的算什么？”

熊向晖说：“积极抗日的是真革命，消极抗日的是假革命，不愿抗日的是不革命，反对抗日的是反革命！”

熊向晖话音刚落，胡宗南突然加快语气，紧接着问：“对反革命怎么办？”

熊向晖脱口而出说：“杀！”

熊向晖的回答十分符合胡宗南喜欢倡言革命、鼓吹抗日又热衷于识拔青年才俊的特点。胡宗南对熊向晖的这番精心“表演”十分满意，在名册上熊的名字旁画了四个圈。这是绝无仅有。胡宗南对其他人名字旁多画一个圈，少数人名字旁画两个圈，最多画三个圈。

在对熊向晖面试的当晚，胡宗南就迫不及待地派遣其侍从副官唐西园约熊向晖来其住地进行个别谈话。胡的表情不再矜持，先与熊漫谈，问熊的学历，称赞熊向晖“十七岁进大学了不起！”然后，胡就用轻描淡写的方法，对熊向晖进行政治盘查。

胡宗南问：“北平学生为何闹学潮，反政府？”

熊向晖早做好思想准备，回答说：“不是学潮，是学生爱国运动。我参加的学生爱国运动不是反政府，而是拥护政府反对日本侵略，反对华北自治。学生的要求远不及蒋委员长在去年7月提出的‘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胡宗南问：“北平学生建立了什么组织？”

熊向晖答：“有‘民先’，即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熊并说明他曾是清华大学“民先”的负责人之一。熊认为“民先”是当时北平学生的一个公开抗日爱国组织，而他曾担任清华大学“民先”的负责人，清华大学的许多学生都知道。胡要调查，很容易就能了解。因而，不如对胡明言为好。

胡宗南听了又问熊向晖：“为何取名‘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熊向晖答：“不是我起的名。但我记得中山先生讲过，民族主义就是‘中华民族自求解放，中国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

熊向晖在谈话中故意多提孙中山的言论著作，使胡宗南对熊向晖有了进一步的好感，面露喜色，称赞熊向晖“对总理遗教有研究！”

胡宗南接着又问熊向晖：“共产党对北平学生的影响大不大？”

熊向晖说：“我不清楚。我知道清华学生都来自中上之家，被认为是‘天之骄子’，埋头读书，还可出国深造。就我自己而言，看到日寇侵略，汉奸横行，感到愤慨，不愿做冷血动物。课余参加爱国运动，出于自觉自愿。现在投笔从戎，到贵军参加革命，决心上前线，洒热血，抛头颅，更是自觉自愿。”

熊向晖说得既有分寸，恰到好处，又慷慨激昂，不露痕迹，使得一心要为第一军识拔青年人才的胡宗南信以为真，满心欢喜，特地站起来与熊握手。

胡宗南转而问起熊向晖的家庭情况。胡宗南得知熊向晖家就住在武昌，熊向晖的父亲在武昌高等法院任庭长时，就要熊向晖写出家庭住址。第二天胡宗南特地派副官唐西园将熊向晖的父亲请来，设宴招待。胡宗南向熊父表示对熊向晖很器重，夸熊向晖是少年英俊，才识超群，要熊父放心地把儿子交给他。胡宗南向熊父保证，他一定要将熊向晖培养成党国栋梁之才。

胡宗南自信他慧眼识才，发现与选拔了一位青年才俊到自己部队中。他万万没有想到，他竟亲手将中共的一名秘密情报人员召到身边。

就在这期间，熊向晖在一天晚上，秘密地从武昌到汉口，找到八路军办事处。当时周恩来不在，由董必武听取熊向晖的汇报，并将周恩来对熊向晖潜入胡部的指示详细传达给熊。周恩来要熊向晖到胡部后应特别注意三点：第一，不要急于找中共组织联系。当时中共方面只有周恩来、董必武、蒋南翔三个人知道熊向晖潜入胡宗南部的特殊使命，以后将由周、董等查明胡宗南部的新驻地，再设法与熊向晖联系。这需要一段时间，不论多长，熊向晖都要耐心等待。在取得联系前，熊向晖绝不要离开胡宗南部队，而应环绕这一特殊任务，独立决定问题。要甘于做冷棋子。第二，隐蔽中共党员身份，不发展中共组织，保持不左不右、爱国进步的政治面目，准备参加国民党，相机推动胡宗南抗日进步，但要做得自然，不要急于求成，若胡反共，则在表面上同他一致，不要怕人误会，不要认为丢脸，急于表白，要忍耐，有韧性。第三，在国民党里，对人可以略骄，宁亢勿卑，但也不宜过亢。国民党情况复杂，要适应环境，同流而不合污，出污泥而不染。要谨慎，谨慎不是畏缩。既要有勇气，又不可鲁莽。要发扬肯用脑子、比较细心的长处，敢于和善于随机应变，等等。

董必武最后对熊向晖说，你已初步取得胡宗南的信任，有了较好的开端，但不要设想一帆风顺。你去的地方可能变成龙潭虎穴。周恩来与董必武送熊向晖八个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熊向晖随“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加入胡宗南部后，在1938年2月到达陕西凤翔，随服务团向附近居民进行抗日宣传与医疗工作。

胡宗南经再次考察后，对熊向晖更加信任，决定进一步培养他。1938年5月，胡宗南从西安到凤翔，约熊向晖单独谈话，对熊向晖说：“你是一棵幼松，我要把你培养成材。首先要你做革命军人，成为黄埔大家庭中的一员。”胡宗南让熊向晖在次晨离开服务团，随他同车去西安。胡宗南亲自将熊向晖送进刚刚开办的中央军校西安第七军分校，接受国民党军校的正规培训，成为正规的“革命军人”与“黄埔大家庭的一员”，还集体参加了国民党。

1938年8月，“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被解散。这年10月底，胡宗南从前线回师西安。他一直关注着正在第七军分校学习的熊向晖，很快传见熊，表示关心，说熊向晖“已经像个革命军人”，还询问熊向晖的家庭情况。胡宗南得知熊向晖的父母这时已从武汉逃难到四川，不久就安排他们移居西安，给予生活费用。胡宗南还专门去探望熊向晖的父母。

熊向晖也在巧巧地对胡宗南进行观察与思考。他一度认为胡宗南是夏伯阳式的军人，可以做工作，将其争取到中共方面来。夏伯阳原是旧俄时的军官，勇猛善战，后参加苏联红军，成为杰出的红军将领。但熊向晖很快发现胡宗南对蒋介石忠心耿耿，遂放弃了争取之心。不久他听说中共情报人员宣侠夫在西安被国民政府当局秘密杀害，就企图暗杀胡宗南。当他将此想法向来与他联络的中共情报部门负责人吴德峰汇报时，遭到吴德峰的批评。吴德峰对他说：“你不仅不能暗杀胡宗南，还要设法保护胡宗南的生命安全。因为你在他身边的地位与工作，对我们太重要了。”

1939年3月，第七军分校首届学生毕业，胡宗南指定熊向晖在有西安党政军各界领导人参加的毕业典礼上，代表全体毕业生致辞。礼毕，胡宗南找熊向晖谈话，说，他现在的局面比过去大得多，他需要一个既懂军事又懂政治的助手。他在“黄埔大家庭”里选，最终选定了熊向晖，决定委派熊向晖担任他的侍从副官与机要秘书，原侍从副官唐西园另有任用。熊向晖为坚胡宗南意，欲进先退，故意表示他以前在清华曾加入“民先”，有“左”倾嫌疑，现在到胡先生身边担任这样的重要工作，恐不能胜任，也不好办事，别人可能说闲话，对胡先生不利。胡宗南自信地说：“你的情况，我完全了解。我一向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我做出的决定，谁敢说不。”胡宗南赠送给熊向晖一支精致的手枪与一只瑞士手表。

就这样，熊向晖成了胡宗南最亲信最重要的助手——侍从副官兼机要秘书。他身处胡宗南的总司令部中，每天都紧随胡宗南的身前马后，协助胡宗南处理军中各种机密文电与胡宗南的日常事务，以及为胡宗南起草讲话稿等。熊向晖在工作与生活中，也表现得异常勤恳忠心。“胡睡后他才睡，胡未起他先起，如影随形，十分亲信。胡对熊的父母兄弟姐妹都加以很好的照顾，为对其他部属之所未有。”张佛千：《〈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读后》,刊(台北)《传记文学》第58卷第3期，第54页。

有一次，胡宗南去西峡口会汤恩伯，轻车简从，只带熊向晖与一个卫士。中途夜宿村塾，熊向晖竟通宵警戒，被胡宗南无意中发现，留下极深的印象。胡宗南经多年考察，对熊向晖深信不疑。

熊向晖在胡宗南身边工作，长达约十年之久，直到1947年5月胡宗南将熊向晖送往美国留学才为止。在这十年中，胡宗南总部的几乎一切军政机密、胡宗南个人的心态情绪与人事交往，以及国民政府中央下达给胡宗南部的各项核心机密文件，都被熊向晖周密掌握并及时通过中共地下情报网报给中共中央。胡宗南总部及其全军，对中共方面来说，几乎无密可保。而胡宗南本人及其总部却始终对此毫无觉察。

在熊向晖打入胡宗南总部的同时，中共情报部门又先后安排陈忠经、申振民等情报人员打入胡部或西安其他国民政府军政机关。

陈忠经原是1935年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期间北京大学的学生会主席。他是江苏仪征人，1916年生，比熊向晖大三岁。1934年他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学习。抗战爆发后，他与熊向晖一道南下长沙，加入了“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后他去昆明西南联大继续求学，毕业后到西安，进入胡宗南部工作，长期担任三青团陕西支团部的组训组组长等职。在此期间，他于1940年秘密加入中共，并被中共情报组织吸收，参加中共西安情报组织的工作。

申振民又名申健，也是1935年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期间的学生活跃分子。他是河北大城人，1915年生，比熊向晖大四岁。1937年10月他在北京师范大学（抗战开始后撤往陕西，与别的高校合并为西北联大）参加中共地下党控制的“民先”，1938年秘密加入中共。抗战期间，他在西安长期担任三青团西安分团书记、西北“工合”宝鸡事务所主任等；同时，他又是中共西安情报组织的秘密成员。

熊向晖、陈忠经、申振民利用他们所担任的重要职务，经常获取到国民政府的各种情报。延安中共中央情报部门先后派遣许立群、吴德峰、曾三、王中等重要人员来西安与他们取得联系。到1941年夏，中共情报部门专门派遣高级情报人员王石坚到西安长住，负责联络与领导熊向晖、陈忠经、申振民等人的情报工作，建立西安情报组织。王石坚原名赵耀斌，原籍山东文登，1911年生，1928年入东北大学，1931年转入北京大学化学系，1932年秘密加入中共，曾任“反帝大同盟”河北省委党团书记，1933年5月被国民政府逮捕，判刑十年，关押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1937年8月经周恩来交涉获释，到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后进入中共情报部门工作。不久，王石坚通过陈忠经在西安找到合法职业，开办书店与商行等，赁屋长居，建立秘密电台，迅速而及时地将熊向晖等人提供的情报报告延安中共中央。对熊向晖在胡宗南部的情报工作，毛泽东曾赞扬说熊向晖的作用“顶几个师”；

熊向晖：《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9页。周恩来则将熊向晖、陈忠经、申振民誉之为中共情报工作的“后三杰”，可与中共情报工作的“前三杰”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相媲美。熊向晖：《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9页。所谓“前三杰”的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是在1928年到1931年，由周恩来指挥的中共中央特科部署，潜入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中统”前身）及其他国民党要害部门，活动近四年之久，取得了惊人的成果。

钱壮飞

熊向晖在胡宗南司令部潜伏、活动长达十年之久，并不是没有引起胡宗南部任何人的怀疑。如在1937年12月熊向晖在长沙刚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时，团长李芳兰就曾当面质问他是不是共产党？以后熊向晖担任胡宗南的机要秘书后，李芳兰又旧事重提，但都被熊向晖巧妙地顶回去了。胡宗南部的特工部门也曾收到匿名信，检举熊向晖是“匪谍”，但都没有引起胡宗南的重视与追查，使熊向晖有惊无险，安然无恙。

胡宗南之所以将中共的情报人员挑选为自己的机要秘书与随从副官，时间长达十年之久，而毫无觉察，从而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其原因除了中共情报人员部署周密、精明机警外，还有以下两点：

第一， 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党政军各机关一直没有建立起严格的组织人事制度与政治审查制度。各级人员的任免多凭长官的好恶与亲友的介绍请托，事前既无严格的审查，事后又无认真的考核。长官决定一切。长官决定的人事任免往往要受个人认识与情感的局限，却又不允许别人提出任何不同意见。这就为中共情报人员千方百计的打入创造了条件。熊向晖能打入到胡宗南身边，就像谢和赓打入到白崇禧身边，赵荣声打入到卫立煌身边，余湛邦打入到张治中身边一样，其共同原因即在此。

第二， 胡宗南个人性格与作风的严重缺点。胡宗南性格与为人粗豪而不精细，轻率而不谨慎，志大才疏，过分自信，特别是在他事业顺利、官运亨通、手中的军政权力急剧膨胀以后，更是自傲轻狂，自以为天纵英明，形成好大喜功、粗率浮躁、独断专行、言莫予违的作风，对部下无知人之明，更无警惕之心与审察之道，也不容别人提出异议。这就为中共情报人员的长期潜伏提供了可能。1939年年初，中共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路过西安，接触过胡宗南，虽然当时胡宗南位高权重，颇负盛名，但彭德怀对他的评价是：“此人志大才疏！”王焰等：《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298页。

第三， 《孙子兵法》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又说：“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孙子兵法·计篇》。保守机密为军队的第一生命。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党政军机关在组织人事制度上的严重缺陷，以及胡宗南个人性格与作风上粗疏自傲等致命弱点，导致熊向晖等中共情报人员长期在胡宗南身边卓有成效地进行情报活动。这正是胡宗南部在未来与中共斗争中屡遭挫折并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这在本书后面章节我们将要看到。

筑起“防共长城” 1

不出周恩来所料，在1938年10月武汉沦陷、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国、共两党的关系开始转向紧张。国民党与国民政府中的一些当权派对中共力量的迅速发展日益忧虑与恐慌，纷起要求进行限制、防范与打击。

胡宗南，作为国民政府在陕西前线的最高军事指挥官，对中共力量的迅猛发展与影响扩大感受尤深，越来越不安，思虑着防范与应对之法。

1938年10月胡宗南率部回师关中坐镇西安后，听到陕甘各专区与中共的陕甘宁边区摩擦事件不断发生，就日益对中共力量的增长担心与不满。他在与部下的谈话中，经常流露出反共的情绪。他常说：“抗日战争即使失败而亡于日本，还有复国的可能；若因抗战而使中共的力量扩大到动摇国本，则将永无翻身之日。”他表示要向蒋介石建议：“为长治久安计，必须加强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削弱并压缩共产党势力，俾在有利时机一举而歼灭之。”范汉杰：《抗战时期胡宗南部封锁陕甘宁边区的罪恶》，刊《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页。

如前所述，在1938年12月，在武功军事会议期间，蒋介石专门召集胡宗南等少数亲信将领举行秘密会议，对防范与打击共产党作了许多指示。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秘密通过了《防止异党活动办法》，正式制订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这些都使胡宗南的防共决心更加坚定。他向宋希濂等高级将领说：“我们必须准备和积蓄我们的力量，我们必须限制中共的发展。”宋希濂：《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88页。

作为国民政府在陕西前线最高军事指挥官的胡宗南站在防共战线的最前沿。

在1939年8月胡宗南就任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不久，就专门去重庆向蒋介石汇报中共在陕、甘一带的活动，提出多项防共、限共与反共的建议。蒋介石一改常态，正襟危坐，聚精会神地倾听胡宗南陈述意见。胡足足谈了两个钟头。他说：“今日本党的真正敌人不是日本帝国主义，共产党才是心腹大患。国际形势一天一天在变化，日本人要对付俄国，又要对付英、美，它不能再有很大的力量向我们进攻，所以日本人绝对消灭不了我们。但共产党却利用这个机会一天一天地壮大起来了，这是一个最可怕的敌人。过去在江西、湖北一带，我们和他们打了七八年，消灭不了他们。现在共产党的力量已经发展到了整个华北地区，而且还伸入到了江苏、安徽的大部分地区。在我们控制的地区里，他们也到处发展组织，进行种种宣传，破坏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这样下去，恐怕不到三年，我们想维持这个局面都不可能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这是多么可怕！”因此，胡宗南提出：“我们必须和他们斗争。”“我们必须在我们的区域里限制他们的活动。但这是不够的，我们应该以组织对组织，以宣传对宣传。我们还要和共产党争沦陷区。”同上书，第91页。

胡宗南对中共的看法与态度，与蒋介石完全一致。蒋介石让胡宗南坐镇关中，给他的战略任务，除了“东御日寇”，第二项就是“北制共匪”。因此，自1939年开始，胡宗南指挥所部，对中共中央所在地的陕甘宁边区，进行了多年严密的包围、封锁、摩擦、挑衅，直至挑起内战。胡宗南及其统率的大军力图在西北筑起一道“防共长城”。

第一， 建立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封锁线。

陕甘宁边区，原是在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指定陕西洛川以北、绥德以南以及甘肃、宁夏东部的部分地区，以延安为中心，划归中共方面管辖，称陕甘宁特区。该地区地广人稀，地瘠民贫。但在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成立了以林伯渠为主席的陕甘宁边区政府，竟将此地建成中共领导的第一重要的根据地，成为中共各解放区的总后方。

国民政府方面对陕甘宁边区日益增大的影响越来越不安。在抗战开始阶段，国民政府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是很稀松的，“所谓陕北封锁线，在抗战初期，原不过少数陕西省保安部队在有限之交通隘口，清查行人，照料衣食。‘匪’方亦复如是。”《胡上将宗南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148页。但在1939年以后情况不一样了。

1939年6月10日，蒋介石密电朱绍良与胡宗南，令他们“利用涵潼及黄河天险”，在各战略要点布置重兵，加紧封锁陕甘宁边区，严防“陕北奸伪”，还令胡宗南在双石铺设预备指挥所。《蒋介石致朱绍良、胡宗南等电》（1939年6月10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藏(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根据蒋介石的指示，以天水行营的“党政军特联汇报”为最高领导决策机构，指导陕、甘、宁、绥四省各部门，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全面封锁。首先是建立军事封锁线，这主要由胡宗南部承担。

当时天水行营规定，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封锁，在陕北榆林一线，由高双成、邓宝珊部负责；在宁夏一线，由马鸿逵、马鸿宾部负责；胡宗南部则担负封锁陕甘宁边区的正面：东起黄河西岸，经陕西省的秋林镇、宜川、洛川、宜君、铜官（今铜川）、耀县、口头镇、淳化、旬邑，接甘肃东部的宁县、西峰镇、镇原，入宁夏境，经固原、黑城镇，至同心城，北与马鸿逵部的封锁线衔接，总长达700余华里。无疑，这是对中共陕甘宁边区最重要的一段封锁线。

在建立军事封锁线的过程中，胡宗南根据当年“围剿”苏区时的办法，先根据地形绘制了军队布置图，以胡部正规军为骨干，各地方保安团队为辅，规定各部设防位置，修筑纵深五道的封锁沟墙与堡垒群。

封锁沟墙与碉堡群均须依照第十战区司令长官部石印的《碉堡构筑位置要图》修筑。碉堡群位置多选择在便于发扬火力的高地上与交通要道附近；每群以一个母碉与几个子碉组成；碉堡形状，分四方形与五角形；母碉多系两层，设有重机枪与步枪射击孔，约容一排兵力防守；子碉有轻机枪与步枪射击孔，约容一班兵力防守；一个碉堡群一般可容一连兵力；碉堡与碉堡之间用交通壕联系，壕上加掩盖；碉堡外围面向边区一方，设有外壕、鹿砦、地雷，外壕上设置吊桥。这样，通往陕甘宁边区的一切交通要道都被封锁线控扼。胡宗南在陕西三原与甘肃庆阳分设两个军事封锁指挥部。褚静亚（时任胡部第十六军参谋长）：《蒋军第十六军对陕甘宁边区设置障碍封锁的经过》，刊《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

第二， 配合陕、甘地方行政系统，对陕甘宁边区实行政治、经济封锁与文化渗透。

胡宗南利用军事封锁线割裂开国统区与陕甘宁边区的联系，检查与阻挠双方人员的往来，扣留与逮捕投奔边区的全国各地青年与边区进出人员，限制与扣阻各种军用与民用物资进入陕甘宁边区；在这同时，他又力促与配合陕、甘地方行政系统，在各地建立严密的保甲组织，编组地方武装，建立军民统一、全面动员的指挥体制等；在与陕甘宁边区接壤的关键地区，如关中北面的黄龙山区，则设立一种特殊的党政军一元化的行政机构，称“黄龙山设置局”，以加强对国统区人民的控制，配合胡部军队的军事封锁线，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全面封锁。

胡宗南为加强他个人对陕、甘地方行政的控制与影响，在抗战期间，先后调派与推荐自己的亲信干部到陕、甘地方行政上担任要职，如以梁干桥任耀县地区专员，蒋坚忍任大荔地区专员，赵寓心任郴州地区专员，傅云任榆林地区专员，胡受谦任天水地区专员，胡公冕任岷县地区专员，赵龙文任甘肃省民政厅长等。同时，胡宗南对陕、甘两省地方上的国民党党政骨干分子，如彭昭贤、李犹龙等，加意拉拢，终为胡所用。

1940年10月间，胡宗南报经重庆军委会同意，在西安正式成立了“陕西省军队组训民众动员总指挥部”，作为陕省组训民众的最高领导机构，以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兼总指挥，但蒋从不过问，胡宗南以驻军首长身份兼任副总指挥，实际主持之，胡宗南之下，陶峙岳任参谋长，彭昭贤任副参谋长，梁干桥任参谋处长，蒋坚忍任组训组长，唐奇任总务处长。后来在其下设两个区指挥部：一个是商、同区指挥部，以第一军军长李铁军任总指挥；另一个是彬、洛区指挥部，以第十六军军长董钊任总指挥。“战干四团”的大批学生被派遣到各地任乡、保长与指导员。胡宗南通过这个组织庞大的机构，更公开地与更大量地插手、干预地方行政工作，任免地方行政人员，从乡、保长直至县长，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对陕、甘地方行政的控制。参见沈云龙等：《征战西北——陕西省主席熊斌访问记录》，刊(台北)《口述历史》总第2期。

为了与中共的宣传活动相对抗，胡宗南与陕西省当局以西安为中心，创办各种报纸刊物，重要的有《西北文化日报》《抗战与文化》《文化导报》等，编印多种反共书籍，如《延安归来》《延安剪影》《延安实况》等，进行反共宣传。对一些叛变中共的理论家，如叶青（任卓宣）、柳宁、刘一宇（刘仁静）、丁逢白、张涤非等，胡宗南将他们迎养在西安，让他们写文章，办刊物，专门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进行批判。

第三， 在1939年年底，侵犯“囊形地带”，参与发动了第一次国共军事摩擦高潮。

在胡宗南部对陕甘宁边区的千里封锁线上，在陕、甘交界处的淳化、旬邑、正宁、宁县、镇原五县地区，形成了一块向南突出的地带——陕甘宁边区的关中分区。胡宗南及其部属习惯地称这块地带为“囊形地带”。这块地带一直使胡宗南坐卧不安。因为在胡看来，这块地带的五县不属行政院划定的陕甘宁特区政府管辖范围，为中共非法霸占；更为重要的是，这块囊形地带位于洛川侧后。插入国统区，向南可进逼西安，向东可切断咸（阳）榆（林）公路，向西可威逼甘肃，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胡宗南一直想夺取这块战略要地，并可将从宜川到固原的封锁线拉成一条直线，节省许多兵力。

1939年1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全会，将约一年前五中全会制订的“以政治限共为主、军事限共为辅”的方针，发展为“以军事限共为主”。接着，在1939年年底到1940年年初，形成了抗战期间的第一次国共摩擦高潮，在山西、河北、河南、湖南等地都发生了国共武装冲突与流血事件。在这次摩擦高潮之前，在1939年5月，胡宗南已出兵占领旬邑县城。在摩擦高潮中，1939年12月10日，胡宗南部第九十七师一个团，联合宁县保安队，夜袭宁县县城，原驻该城的八路军罗营在伤亡400余人后突围撤走；12月14日，驻平凉的第一九一师配合保安队，又袭击了镇原城的八路军某营，占领镇原，并向西峰镇、马渠、屯子镇一线的八路军发动攻击；在12月底到1940年年初，胡宗南又调派第七十六军李铁军部的两个师、第八十军孔令恂部的两个师及预三师等部，攻占了正宁，淳化两城。胡宗南部在占领囊形地带五座县城后，乃集结兵力，准备向北推进，威逼延安。这时国共两党的关系，正如当时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一处主任的张治中所说：“从这一年开始，两党的摩擦纠纷，在各地发生，乃至有些地区发生武装冲突。”“十二月，胡宗南部又进驻陕甘宁边区的五个县，更加剧了两党关系的恶化形势。”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下），(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675页。

在延安的中共中央从晋绥地区调回主力第三五九旅，协同留守部队，对胡宗南部的北犯，采取了不夺回胡部占领的五座县城，而是控制以马栏为中心的五县广大乡村地区，并防止胡宗南部进攻延安的方针；同时，把主要打击矛头指向延安以北的绥德地区专员何绍南，军政齐下，迫使何绍南于1940年2月5日逃离绥德，中共军队控制了绥德、米脂、葭县（今佳县）、吴堡、清涧五县及其50万人民。陕甘宁边区向北推进与扩大了一大片土地，并与黄河对岸的晋绥解放区连成了一片。

胡宗南所指挥的对陕甘宁边区的第一次武装进犯到1940年3、4月间停止。1940年3月5日，毛泽东致电蒋介石、程潜与胡宗南，重申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主张。国共两党的紧张关系一度和缓下来。在这次国共军事摩擦中，胡宗南得到了旬邑、淳化等五座县城，但囊形地带的广大乡村地区仍在中共手里，同时却失去了整个绥德地区。胡宗南进攻的结果得不偿失。

陈立夫

1940年秋，担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的陈立夫从重庆来到西安视察教育。陈立夫是胡宗南的浙江湖州同乡。陈立夫的三叔陈其采曾任胡宗南中学时的兵式体操教师。陈立夫生于1900年，比胡宗南小4岁，但在国民党内的资历、地位与政治经验都在胡宗南之上，而且与蒋介石关系特深，胡宗南一直以师礼待他。陈立夫到西安后，胡宗南邀他晚餐，还让陈检阅部队。陈立夫称赞胡的部队“军容肃穆而壮大”，并向胡提出了一项大胆的建议，说：“蒋公以北伐第一军之基本部队授兄，并以最佳美援武器补充兄，兄宜做一件轰轰烈烈之事以报之，则今后之天下，兄乃能承其绪。兄如有此魄力，我愿共负其责。我告以计划。”陈立夫的“计划”，陈立夫建议胡宗南去做的这件所谓“轰轰烈烈之事”，乃是要胡率部袭击陕甘宁边区与中共中央。

但是，陈立夫的“计划”非同小可！在当时全国抗日的形势下，胡宗南没有蒋介石的命令，绝不敢去做这件将遭国人痛骂的所谓“轰轰烈烈之事”。当时国民政府的其他一些军政大员也不会同意陈立夫的这种书生之见与冒险主张。胡宗南的顶头上司、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在1941年12月2日就秘密地指示胡宗南：“现时收复囊形地带，亦殊不当。”胡宗南：《胡宗南日记·1941年12月2日》，台北出版。

陈立夫为此感叹不已，说：“宗南兄不敢冒此险，我知其虽有大志而无大胆，不可以有为矣。”陈立夫：《我的创造、倡建与服务——九十忆往》，(台北)东大图书公司印行1989年版，第65页。

胡宗南及其统率的大军在西北筑起的所谓“防共长城”，给中共方面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却不能阻塞中共的迅猛发展之路。

再次跃升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 1

胡宗南在1939年8月升任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不久，在蒋介石的特意安排与大力提拔下，再次飞速升迁。

1940年5月，蒋介石下令，结束天水行营，撤销第十战区，在西安改设军令部西安办公厅，调军令部次长熊斌为主任；原第十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则专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到1941年夏，蒋介石又令熊斌与蒋鼎文对调职务。

军令部西安办公厅名义上是胡宗南第三十四集团军的上级机构，但它却无军事指挥实权。而且无论是熊斌还是蒋鼎文任办公厅主任，他们都明了蒋介石的用心，对第三十四集团军放任不管，让胡宗南独立行使与扩张权力。

胡宗南知道自己权位的上升，首先取决于自己军事实力的不断扩充与军事集团的壮大。因此，他继续利用一切机会抓部队。当时胡宗南坐镇的关中地区是河南第一战区与山西第二战区的后方，第一战区与第二战区的部队在每次作战后常常要开进关中整补；而从四川等地开往前方的部队也常常要通过关中。蒋介石命令这些部队都由胡宗南负责督训与补充。胡宗南趁机重新整编这些部队，调整这些部队的指挥官，安插自己的亲信，在这些部队中扩充自己的势力与影响，从而使这些部队逐步纳入其军事集团中。

胡宗南在大力扩充自己军力的同时，也不时根据第一、二战区的需要与请求，派出所部到山西、河南战场，参加对日军作战。

在1939年冬，日军向晋西第二战区阎锡山部进攻。胡宗南派遣第九十军渡黄河入晋参战。在1940年夏，该军第六十一师钟松部收复侯马，第一○九师胡松林部收复河津、稷山，第五十三师曹日晖部收复汾城。

在1940年6月，日军进犯晋东南太行山区。胡宗南应第一战区卫立煌请援，派遣第二十七军范汉杰部与第八十军孔令恂部渡黄河入晋作战。

1941年5月，日军向晋南中条山地区的中国第一战区与第二战区的部队发动大规模进攻，激战二十余天，该地的中国军队战败，先后突围，其中，第二十七军范汉杰部、第八十军孔令恂部、第九军裴昌会部等，都陆续开入关中，由胡宗南督训整补。只有第九十三军刘戡部与第三军曾万钟部的残部坚持留在中条山地区流动作战。胡宗南部第十六军预一师第二团夏尧村部扼守黄河东岸河津县的禹门口，这是中国军队唯一控制的黄河东岸渡口。中国军队依靠这个渡口保持黄河东、西两岸的联络，向坚持在中条山地区流动作战的第九十三军刘戡部与第三军曾万钟部提供补给。

在中条山战役紧张时，胡宗南派遣第七十六军李铁军部、第一军第一六七师等，出潼关进入豫西灵宝一线，增援第一战区作战，直到1941年11月回师关中。

在1940年到1941年间，由胡宗南指挥、节制与督训的部队常常有十多个军之众，超过其本部第三十四集团军建制的数倍。

于是，胡宗南从1941年6月开始，先后数次向重庆军委会呈文，要求将他节制与指挥的十多个军整编为三个集团军，胡并提出了三个集团军的具体指挥人员名单。但一直未得到军委会批准。《胡上将宗南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107页。

1941年10月底，山西日军以优势兵力猛攻黄河东岸的禹门口与龙门山，威逼黄河河防。防守黄河东岸禹门口的胡部第十六军预一师第二团夏尧村部激战数昼夜，不支，团长夏尧村负伤，率部退过黄河。11月上旬，禹门口失守，日军进抵黄河边。胡宗南闻报大惊，急令预一师师长谢辅三率第三团强渡黄河夺回禹门口阵地。在该团半渡之际，日军枪炮弹如雨，该团伤亡惨重，被迫退回。禹门口未能夺回。

由于禹门口的陷落，日军进抵黄河东岸渡口，不仅使黄河东、西两岸中国军队的联络被切断，留守中条山地区的中国军队残部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而且日军有可以随时渡黄河西犯关中的可能。关中黄河河防一下子变得十分紧张。胡宗南为防日军由韩城一线渡过黄河，急调第十六军预三师周开勋部增援韩城河防，又将第九十军李文部集结于集义镇为二线部队。1941年11月12日，胡宗南任命第一军军长陶峙岳为黄河河防总指挥，限一个月内完成河防工事与作战准备。同时，胡宗南下令将失守禹门口的预一师二团团长夏尧村押送西安枪决，将第十六军军长董钊记大过一次，预一师师长谢辅三撤职留任，借此整顿军纪，激励军心。裴昌会、姚国俊、王应尊：《胡宗南集团的形成、发展到覆灭》，刊《重庆文史资料》第23辑，第14～15页。

1941年12月7日日本与美国在太平洋开战后，胡宗南曾要求派部队过黄河反攻山西，未获蒋介石批准。熊向晖：《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页。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在1941年12月2日向胡宗南指出：“山西情况如何，不宜派兵过河，一过河而败，敌人随之过河，关中坐败矣，且过河不能消灭敌人，亦不能拔一据点也。”朱绍良并指出，如河防失败，陕北共军必将趁机南下：“异党南下之时机，在河防失败以后，不失败不至南下。”胡宗南：《胡宗南日记·1941年12月2日》，台北出版。

但胡宗南为了减少河防威胁，一直想夺回禹门口。1942年2月农历除夕夜，胡宗南派遣第一○九师陈金城部趁黄河冰冻之机，强渡黄河登上对岸，猛攻禹门口制高点龙门山阵地。在这之前，胡宗南令预一师谢辅三部派一个加强连，配备工兵与电台，由朝邑县徒涉过河，破坏河津至运城的公路和桥梁，牵制日军增援部队北上，协助第一○九师陈金城部的正面进攻。战斗从除夕晚打到春节初一凌晨，由于日军防守坚固，胡部受挫退回黄河西岸。

由于禹门口无法夺回，中条山地区的中国军队第九十三军刘戡部与第三军曾万钟部的残部无法坚持，只得撤回关中。日军直抵风陵渡黄河边，与潼关一水之隔，日夜以大口径臼炮向潼关胡部阵地猛轰。这时，在黄河东岸的晋西南地区，只剩下胡部一个游击纵队，以河津靠近黄河岸边的许家岩为根据地，筑有坚固防御工事，坚持与日军战斗。胡宗南任命令孤士达为该游击纵队的指挥官。裴昌会、姚国俊、王应尊：《胡宗南集团的形成、发展到覆灭》，刊《重庆文史资料》第23辑，第14～15页。此后，胡宗南遵照蒋介石、朱绍良的指示，再未派部队过黄河反攻，一直与日军隔黄河相对峙。

1942年1月，重庆军委会令军令部西安办公厅主任蒋鼎文调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冀察战区总司令，汤恩伯任副职；而原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因在指挥中条山战役失败，被调任西安办公厅主任。卫立煌来西安两个月，不安于此职，在1942年3月就被调离。重庆军委会乃任命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兼任西安办公厅主任，胡宗南任代主任，负实际责任。

1942年3月23日，胡宗南被西安办公厅副主任谷正鼎等人迎至位于西安五岳庙门街的军令部西安办公厅任职，代行厅事。

这样，胡宗南就成为西安地区国民政府军事上的最高负责人。在这同时，军委会批准，胡宗南指挥与督训、节制的部队整编为三个集团军，其编制如下：

第三十四集团军，辖第一、第十六、第九十等三个军。驻关中。总司令由胡宗南兼，李延年副之。

第三十七集团军，辖第三十六、第七十六、第八十等三个军。驻三原。总司令为陶峙岳。

第三十八集团军，辖第三、第五十七、第四十二等三个军。驻平凉。总司令为范汉杰。《胡上将宗南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115～116页。

以上三个集团军都由胡宗南节制指挥。

于是，胡宗南直接指挥的正规部队有三个集团军之众，其军政权力几乎等于甚至超过战区司令长官。这时，胡宗南虽无战区司令长官之名，但已有战区司令长官之实了。

到1942年7月23日，重庆军委会根据蒋介石的指示，下令撤销军令部西安办公厅，正式任命胡宗南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并特许胡在西安设立副司令长官部。胡的副长官部名义上属兰州第八战区司令长官部领导，但司令长官朱绍良秉承蒋介石的意旨，对胡宗南副长官部的军事、人事、财务等，都从不过问，放任胡宗南独断专行。胡宗南的副长官部独行其是，直接向蒋介石负责，其军政权力之大，实际超过当时国民政府的各战区司令长官。

有这么一件事：有一次军委会致电第八战区，赋予该战区一个军的番号，命在甘肃成立一个新军。朱绍良长官部的人闻之大喜，以为有调升的机会了，一些幕僚提出编组计划，建议保某人当军长，保某人当师长、团长等。朱绍良看了以后笑着说：“这是要由胡副长官来办理的事情。”朱的左右大失所望。宋希濂：《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94页。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朱绍良、蒋鼎文这些胡宗南的“长官”对胡宗南的放任与支持。

朱绍良等人还秉承蒋介石的意旨，悉心指导与培养胡宗南的军政领导工作与指挥能力。据胡宗南在1941年12月2日的日记记载，这天朱绍良就胡宗南的军政领导工作秘密地向他传授了许多很重要的指示与经验，主要内容如下：

一、党国前途，决于本集团军能否成公为准，在建军未成以前，应避免一切之摩擦，现事功未成而各方皆已畏惧，甚为不当。

二、在军事上，应有共肺腑肝胆之人，而在政治上尤为需要，应尽力物色。现在所有之人，大都招摇，招摇之人决不能共患难。

三、经济人才，一无所有。办大事而无经济之人，如何能成？

四、本地人极力存贮而宝贵之。

五、应有师友，方能有成。

……胡宗南：《胡宗南日记·1941年12月2日》，台北出版。

这些都不是官场的客套话，而是肝胆相照、赤诚相见的知心话。由此可见蒋介石、朱绍良对胡宗南的器重之大与期望之殷。

在蒋介石的精心扶持与大力提拔下，胡宗南成为国民政府在西安与陕西地区的最高军事长官，坐镇一方，统兵数十万，除直辖的第三十四、第三十七、第三十八共三个集团军外，还有配属的各特种部队，如骑兵、工兵、装甲兵、炮兵等等，还有归胡领导的各军政院校与社会团体等。这就是当时舆论界所称的胡宗南“开府西安”。这在黄埔军校毕业生中是第一人，在黄埔系将领中是绝无仅有的“殊荣”。

这一年，胡宗南才虚龄47岁。

不久，在1942年年底1943年年初，根据重庆军委会一人专任一职的指示，胡宗南专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辞去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职。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由原副总司令李延年升任；第九十军军长李文升任集团军副总司令。但胡宗南在第七军分校、战干四团的领导职务仍兼如故。

在1943年年初，胡宗南又保荐自己的亲信将领、第七十六军军长李铁军，到甘肃西部担任重新组建的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警备河西走廊，并准备率军入驻新疆，填补因盛世才内调后在新疆留下的军事空隙。胡宗南的军事势力向甘肃西部与新疆深入。胡宗南的影响遍及大西北。胡令廖昂继任第七十六军军长。

胡宗南将其所部作了这样的部署：

以第三十四集团军李延年部担任黄河河防，防止日军西侵；

以第三十七集团军陶峙岳部驻关中，第三十八集团军范汉杰部驻陇东，以第三集团军李铁军部驻河西走廊，共同担负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防止察绥日军西进入甘、震慑西北地方武装以及防阻苏俄向中国渗透等。

胡宗南在认真贯彻蒋介石交给他的“东御日寇，北制共‘匪’，西防苏俄，内慑回马”的战略方针。

未及实施的“闪击延安” 1

1942年7月胡宗南就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后不久，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变化，影响到国共两党的关系。

自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重庆国民政府的力量与在国际上的地位都得到增强。1942年，国民政府顺利地解决了新疆问题。在这同时，苏联为集中力量抗击希特勒德国，于1943年5月15日宣布解散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在这种形势下，国民政府对中共的态度日渐强硬，要求中共“取消军阀割据，交出军队，实现军队国家化”，甚至要求解散中国共产党，等等。两党的关系日趋紧张。1942年中共方面以王世英出面，邀胡宗南访问延安，胡曾准备去协调一下双方的关系，但为蒋介石所阻而未成行。1942年8月，蒋介石邀约毛泽东到西安面谈，又未能成功。

林彪

中共方面派林彪代表毛泽东，于1942年9月经西安，10月7日到重庆，与周恩来一道，从1942年10月开始，同国民政府的代表何应钦、白崇禧、张治中进行谈判，历时数月，但一直没有效果。到1943年年初，出现了周恩来所称的抗战期间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周恩来说，“第三次反共高潮打西北”，“那个时候正遇上共产国际解散，蒋介石以为我们党内会有争论，于是就投这个机，来了一个取消中国共产党，而且还来了一个包围边区，打我们的心脏。”周恩来：《论统一战线》（1945年4月30日），载《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3页。

周恩来所称的这次“第三次反共高潮”的主角，就是胡宗南。

在1943年2月，胡宗南接到了朱绍良以绝密件发来的、已经蒋介石亲自审定的《对陕北奸区作战计划》。该计划指示胡宗南等部“于现地掩蔽，作攻势防御”；俟机“转取攻势”时，“先迅速收复囊形地带”，进而“收复陕北地区”。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藏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胡宗南立即按此计划，命令有关部队进行作战准备。

1943年5月初，重庆军委会再次电令胡宗南，对陕甘宁边区“如有军事行动，即按既定计划歼灭之”。同上。于是，胡宗南一方面指令参谋处加紧制订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具体计划与作战命令，一方面开始调动部队到沿陕甘宁边区的封锁线隐蔽集结，赶运粮弹到前线，并派人调查陕甘宁边区之地形、工事、粮食、交通与兵力部署。5月23日，胡宗南将制订的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具体作战计划电呈蒋介石，打算分三期：第一期，划分关中、陇东两区，分别由第三十七集团军总司令陶峙岳与第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范汉杰任两区的总司令，完成攻防准备，加强封锁；第二期，加强关中地区的军事实力，收复囊形地带；第三期，在前两期任务完成以后，保持重点于咸榆公路，并请派空军与第二战区协助，收复关中与陇东全部地区。

蒋介石同意胡宗南的作战计划。

在1943年5月底，蒋介石又密电胡宗南，电称：确悉，奸党连年整风，内争激烈，共产国际解散对奸党是沉重打击；命胡乘此良机，闪击延安，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限6月底完成部署，行动绝对保密，为此，对共产国际解散不公开置评。熊向晖：《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2页。

胡宗南遂扩大军事进攻的规模，以闪击延安与攻占陕甘宁边区为战役目标，积极进行各项准备。1943年6月初，胡部各军频繁调动，辎重相继向洛川方向集结。6月1日，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到达西安，胡宗南与他们连日密谋策划，又于6月9、10日陪同他们到耀县、三原一线视察阵地；于6月15日点验新二十七师与第一六五师，动员与检查部队的战备。

1943年6月18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第三十七集团军总司令陶峙岳与第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李文，以及师长级以上的将领多人与会。会上，胡宗南正式向各部队下达作战计划，决定由第三十八集团军范汉杰部迅速攻占囊形地带后，协同第三十七集团军陶峙岳部攻占整个陕甘宁边区。

然而，当胡宗南于6月下旬从前线返回西安时，情况有些变化，第三十八集团军范汉杰部已不能按原计划执行任务。原因是：1942年以来，甘肃南部出现了“西北各民族抗日救国联军”、“西北农民义勇抗日救国集团军”等自发组织，互相联络配合，提出“甘人治甘”、“反对征兵征粮”的口号，得到当地回、汉、藏民众的拥护与支持，影响逐步扩大，到1943年5月，武装力量达5万余，活动区域达二十余县，震动兰州。朱绍良、胡宗南乃令第三十八集团军范汉杰部于6月5日起进行镇压，原期速战速决，在十日内弥平，但到6月底仍未奏功，延至7月中旬才告平息。因而第三十八集团军范汉杰部无法在6月底前东调。

于是，蒋介石令胡宗南抽调驻守河防的第三十四集团军李延年部下辖的第一军和第九十军攻占囊形地带。

胡宗南立即下达命令，调动第一军的第七十八师、第一六七师、第九十军的第二十八师、第五十三师，以及第五十七军的第八师、第十六军的重炮营、驻西安的炮兵旅等部，赶赴邠县（今彬县）、旬邑、淳化、三原、耀县、洛川、宜川及平凉、固原、长武一线。为避免过早暴露军事进攻企图，胡宗南密令各参战部队先派出少量先遣人员，大部队在发起进攻前两日再开到指定的前进位置。胡宗南将发起进攻的日期预定在1943年7月9日。

第三十七集团军总司令陶峙岳于7月2日限令各部于8日准备完毕。

1943年7月初，胡部调往接近陕甘宁边区的前方部队，再加上原驻守在这里的部队，共有二十多个师，约50万人。而留守黄河河防的部队，仅剩下第一军的第一师、第十六军的预一师、预三师、第一零九师及暂二十五师，共五个师。

胡宗南准备在战争打响后，兵分九路向陕甘宁边区进击。这期间，围绕陕甘宁边区四周，国共双方的部队不断发生冲突。内战危机已是一触即发。

正当胡宗南紧张地部署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军事行动时，他没有想到，他的这些机密军事计划，都由他的机要秘书熊向晖，通过西安中共秘密情报组织王石坚的地下电台，迅速报告给延安中共中央。中共中央经研究与权衡利弊，采纳叶剑英“空城计”的建议，立即采取了巧妙而有效的对策，这就是公开揭露蒋介石、胡宗南进攻延安的计划与措施，让其暴露在公众面前，广泛动员中共各解放区与国统区的舆论，谴责与阻止胡宗南部的军事行动，使国民政府与胡宗南陷入被动；同时紧急动员陕甘宁边区军民做好准备，严阵以待，随时准备打击来犯之敌。

八路军总司令朱德

1943年7月4日，正紧急备战的胡宗南突然收到了中共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从延安发来的一份明电，电文称：

自驾抵洛川，边境忽呈战争景象。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我兄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弹粮运输络绎于途，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当此抗战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必致兵连祸结，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而使日寇坐收渔利，陷国家民族于危亡之境，并极大妨碍英美苏各盟邦之作战任务。转引自熊向晖：《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3～24页。

胡宗南从机要秘书熊向晖手里接过这份电报，大吃一惊，连看了两遍，又让秘书念了一遍。他皱起眉头，说：“这一手，厉害！”同上。

中共方面的这一手确实厉害。这封电报不仅无疑地告诉胡宗南：胡部进攻囊形地带与闪击延安的一切阴谋计划与军事调动，中共方面已经全部知晓与掌握。胡宗南的秘密已不成为秘密。中共根据地已做好全部准备，胡宗南部的突袭与闪击断然不会成功；而且这份电报还向胡宗南晓以大义，说明利害，义正词严地指出胡宗南若发动攻击，挑起内战，必将兵连祸结，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使日本侵略者坐收渔利，并将引起国际上英、美、苏等盟国的不良反应。而这些严重后果，正是胡宗南与蒋介石所不愿看到的。胡宗南挑起内战的热情一下子受到了猛烈的一击。他疑虑重重地问身边的机要秘书熊向晖，这次军事行动是谁泄的密？这一仗还打不打？他做梦也不会想到正是这位他无限信任的机要秘书将他的情报送往了延安。

熊向晖故意向胡宗南献策道：从朱德的电报看，“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可能是“粮弹运输”有所暴露；但“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这是委座亲自掌握的绝密行动，胡先生只让西安有关人员与参战部队师以上将领知道，绝不会“道路纷传”。一定有人泄密，透露给共产党；也许有共产党间谍混进来。请胡先生指定专人，将西安和参战部队知道这一机密的人，包括我在内，秘密审查。表面上若无其事，免得打草惊蛇，但从现在起，就不要让涉嫌的人参与机密。

胡宗南立即召见所部情报负责人刘大军，与他密谈，指示他秘密审查是谁泄密。当晚，胡宗南召集有关人员开会，讨论“这一仗打不打”。他对熊向晖毫不怀疑，照常让他参加会议。

会上，对“这一仗打不打”，出现了不同的意见。有人主张打，理由是：委座对共产党的研判完全正确，不应坐失良机，加之陕北兵力空虚，正规部队只有三五九旅一个旅，连年开荒，已失战力；胡部出动五个军，可迅速歼敌，完成任务。有人则主张暂缓，理由是：陇东“暴民”是乌合之众，第三十八集团军“进剿”近月，尚未报捷，对陕北之敌更不可轻视，朱德的电报使事机败露，如日军闻讯，趁机渡河，难以收拾。现可按兵不动，听候委座指示。最后，由胡宗南作结论。他说：不能坐待指示，应为委座分忧劳，我们要主动提建议。委座原定闪击、偷袭。不料共产党采取非正规手段，利用朱德电报大肆张扬。如仍按原计划进行，不但日军可能乘隙渡河，而且定会受到盟邦责难。委座出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盟邦对国军期望很高，可惜国军长期未打胜仗。共产党早就宣传国军不抗日，只有他们抗日。此时进军陕北，将给共党口实，损害委座声誉，美国可能转而支持共产党。我们只能停止行动，恢复原态势。

胡宗南让参谋长罗泽闿据此起草给蒋介石的电报，送他核发。他核发时，还参照熊向晖的意见，作些修改。熊向晖：《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5页。

1943年7月7日，胡宗南收到了蒋介石的复电：同意罢兵，但要查明胡部有无“泄密”、“通匪”情事。

7月8日，胡宗南下令收兵，各参战部队派往前线的先遣人员返回原建制。从7月12日开始，已调往前线的部队先后撤回原驻地。

不久，刘大军向胡宗南报告，“通匪”事正在查，“泄密”事有两件：一是在6月12日，西安劳动营训导处长张涤非召集九人开会，通过文件，要中共随共产国际解散而解散；二是在7月6日，中央社自西安发出电讯说，西安文化团体开会，致电毛泽东，叫他乘共产国际解散之机，“解散中共”，“取消边区割据”。——可能是这两件事让中共方面产生了警觉。胡宗南大骂张涤非、中央社是混蛋。事后，刘大军经胡宗南批准，将两个“匪谍”嫌疑犯送西安劳动营关押。

胡宗南虽已于7月8日下令收兵，但他在此后几天继续收到延安中共方面关于此事的文电，包括7月9日朱德的来电；7月9日延安召集3万民众的大会，通电全国；7月10日朱德的来电；7月12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质问国民党》的社论等。胡宗南看到这些文电时哈哈大笑，认为共产党情报不灵，不知他已于7月8日下令收兵，对他莫测高深。——将失败当成胜利，这是胡宗南愚昧而又傲慢的结果。因为事实正相反：在这个时期，正如毛泽东所说，凡胡宗南的一举一动，都在中共掌握之中。熊向晖：《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1943年7月11日，蒋介石与胡宗南分别电复延安的朱德，表示国民政府军无意进攻陕甘宁边区，是中共方面发生了误会。

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闪击延安的计划，未及实施，便迅速破产了。

接待周恩来——在酒会上的失败 1

然而事情还没有完。就在1943年7月8日胡宗南下令收兵、停止进攻陕甘宁边区之时，他得到报告：周恩来

中共方面派往重庆与国民政府进行谈判的代表周恩来、林彪、邓颖超、孔原等及随行人员共一百多人，乘卡车从重庆回延安，将于7月8日到宝鸡，7月9日到西安。

周恩来一行是在1943年6月28日离开重庆的。这时陕甘宁边区的形势十分紧张，胡宗南正积极备战，准备进攻边区，闪击延安。在延安的毛泽东于7月3日与4日连电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令转给即将到达西安的周恩来，要周“就近向胡（宗南）提出交涉，退出侵占地区”，“并向胡商谈军事冲突对抗战团结之利害。”转引自《中共党史资料》第42辑，(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181页。因此，周恩来于7月9日到达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后，就看到了毛泽东的来电，并立即遵照毛泽东的电示，在西安展开活动。周恩来首先要会见与进行工作的，当然是胡宗南。

胡宗南对周恩来的关系与感情是复杂的，对周恩来在这国共关系紧张、敏感时刻到达西安更为重视。他对接待周恩来一行，事先采取了两项措施：

一、通知陕西省政府主席熊斌等，如周恩来约谈，应矢口否认他有进攻边区意图。

二、指定政治部主任王超凡，在小雁塔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安排酒会，招待周恩来与邓颖超夫妇。从在西安的黄埔六期以上将级军官中选三十人左右，各偕夫人出席作陪，对周以师礼相待，制造友好气氛，多敬酒，最好把周灌醉。胡宗南还规定，在酒会上，对周称周先生，对邓颖超称周夫人，对蒋介石不称委座、总裁，而称蒋委员长，对他本人称胡宗南同志。胡宗南还决定，不请林彪。林彪是黄埔四期生，1942年从苏联疗养回延安路过西安时，曾见过胡宗南，态度甚卑。胡宗南瞧不起比他低三期的黄埔同学林彪。熊向晖：《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8页。

胡宗南将招待周恩来的酒会安排在周到西安后的第二天，即7月10日下午举行。经事先联系，邓颖超称身体不适不参加，周恩来答应赴会。胡宗南就派其机要秘书兼侍从副官熊向晖代表他去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迎接周恩来。

胡宗南又没有想到，他竟安排中共的情报人员去与他们的领导秘密会面了。

熊向晖乘坐胡宗南的专用汽车来到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见到周恩来。周恩来虽是部署指派熊到胡宗南身边的指挥者，却一直未能与熊向晖见过面。这次熊向晖奉胡宗南命，堂而皇之的来到周恩来的面前，周恩来照例问：贵姓？熊向晖讲了姓名，周恩来立即会意，紧紧握了一下熊向晖的手，就领着熊向晖向门口走。熊向晖抓住一个适当的机会，用英语轻声告诉周恩来：请小心，提防被灌醉——胡宗南刚刚对招待酒会的策划部署，就迅速被周恩来所掌握了。

周恩来胸有成竹地来到小雁塔。胡宗南在会场外等候，向周行军礼，陪周进会场。王超凡任宴会主持人，下令作陪者起立向周恩来敬礼。

胡宗南陪周恩来在东侧中间的双人沙发上就座。双方交谈。周恩来提出他想了解的问题。双方交谈的重点自然是当时围绕陕甘宁边区西线、南线十分紧张的军事形势。胡宗南再次表明，他无意进攻陕甘宁边区，双方军事摩擦出于误会。他即将电复朱德告知其意。

酒会开始，由王超凡致欢迎词。王在临尾时说：“在座的黄埔同志先敬周先生三杯酒，欢迎周先生光临西安。请周先生同我们一起，祝领导全国抗战的蒋委员长身体健康，请干第一杯！”

没想到周恩来举杯起立说：“王主任提到全国抗战，我很欣赏。全国抗战的基础是国共两党的合作。蒋委员长是国民党的总裁，为了表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诚意，我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愿意为蒋委员长的健康干杯。各位都是国民党的党员，也请各位为毛泽东主席的健康干杯！”

周恩来的这一番话使胡宗南愣了，王超凡和其他作陪者也不知所措。周恩来趁势说：“看来各位有为难之处，我不强人所难，这杯敬酒免了吧。”

后来，出席酒会的胡部将领及其夫人轮番给周恩来敬酒。由于周恩来早有思想准备，又机警过人，言辞随和而又锐利，随机应变，竟一一都巧妙地应付过去。胡对酒会的安排策划完全失败。在政治上与外交上，胡是斗不过周恩来的。

告辞时，周恩来举杯讲了一通话，向胡宗南及其部属宣传中共方面的立场与看法，说：“感谢胡副长官盛情款待。我昨天到西安，看到朱德总司令7月4日给胡副长官的电报，里头说，胡副长官已经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今天我问胡副长官，这是怎么回事？胡副长官告诉我，那都是谣传。胡副长官说，他没有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意图，他指挥的部队不会采取这样的行动。我听了很高兴，我相信，大家听了都会很高兴。我借这个机会，向胡副长官，向各位将军和夫人，敬一杯酒。希望我们一起努力，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打败日本侵略者，收复南京、上海，收复北平、天津，收复东三省，收复所有被日寇侵占的中国的山河土地，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独立、自由、幸福的强大国家！同意的，请干杯。不同意的，不勉强，”说完，周恩来一饮而尽。胡宗南也一饮而尽。所有作陪的人都跟着干了杯。

胡宗南送周恩来走出宴会厅，仍让熊向晖秘书陪周恩来，乘胡宗南的专车回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这就再一次给熊向晖与周恩来密谈提供了一个机会。

途中，周恩来佯装不认识熊向晖。快到七贤庄时，周恩来说：“熊秘书，到七贤庄后请你稍等。我有一些延安出版的书报杂志送给胡副长官。”熊向晖领悟，这是周恩来暗示，要同他密谈。

熊向晖陪周恩来到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后，周恩来领熊向晖到里院的一间小屋。刚一关上门，周恩来伸出双手，紧紧握住熊向晖的手，说：“这几年，你辛苦了”周恩来利用让其部属搜寻延安出版的书报杂志的短短一刻钟时间，与熊向晖进行了紧张的密谈。

周恩来先问熊向晖：蒋介石、胡宗南会不会进攻边区？

熊向晖向周恩来汇报了胡宗南目前的思想动态与胡宗南部军队的各方面情况，说：自1938年年底、1939年年初胡宗南奉蒋介石命，率所部移驻西安、镇守大西北以后，就执行蒋介石给予他的十六字方针：“东御日寇，北制共匪，西防苏俄，内慑回马”，重轻次序是东、北、西、内。到目前，由于苏德战争爆发，去年盛世才投蒋，胡宗南部第三集团军将从甘肃河西进疆，暂无后顾之忧，其他三方未变。胡想扩军，但国统区缩小，法币贬值，兵源、粮源、财源都缺，扩军办不到。胡宗南现有三个集团军，对付三方面，左支右绌。

在“内慑回马”方面：宁夏马鸿逵、青海马步芳都是地头蛇，挟回民自重，蒋介石不得不给予兵权、政权，但又怕他们坐大，反蒋、降日、联共，因而需胡宗南“慑”服。

蒋纬国

在“东御日寇”方面：自山西大部沦陷后，潼关至宜川黄河防务关系重大，蒋介石要胡宗南用主力第三十四集团军固守。如日军侵入黄河西岸，进入八百里秦川，大西北国统区就保不住，蒋介石即使想与日本谈和，也无本钱。前年，蒋介石派他的次子蒋纬国到胡宗南部第一师当排长，现升连长，一直驻潼关附近，表明蒋对胡宗南的信任，也表明蒋对陕西河防的重视。在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后，美国要借助中国牵制日军。但蒋军常败，使美国失望。蒋怕美支持八路军、新四军。去年，美国总统罗斯福派特使威尔基来华考察，蒋专门安排他们巡视潼关守军和工事，检阅胡宗南部精锐第一军的一个师，借以显示蒋有力量、有决心抗日。蒋标榜抗日，可提高地位，取得美援，因而就更需要胡宗南固守住黄河河防。

在“北制共匪”方面：胡宗南早就想侵占陕甘宁边区，但因既要“东御日寇”，又要“内慑回马”，因而无力北进，又怕中共方面“政治南下”或“军事南下”，对“北”即对中共陕甘宁边区的方针在于“制”，力图在西北将中共限制在国民政府划定的边区范围之内。这次蒋介石利用共产国际解散，想改“制”为“剿”，但不敢明目张胆，命胡宗南偷袭闪击延安，计划已定，大部队尚未就位，朱德总司令发电揭露，“日寇渔利”、“妨碍盟邦”两句击中要害，蒋介石、胡宗南只好收兵，否认。这次搞不成，以后更困难，不是不想，是力所不及，势所不能，方针仍会回到“制”。但蒋介石、胡宗南扬言囊形地带是越界，是威胁，还会继续侵扰，但不致引起风险。

周恩来又问熊向晖：胡宗南反共坚决不坚决？

熊向晖认为胡宗南有明显的两面性，说：胡宗南受蒋介石重用，有知遇之恩，基于本身利害，对蒋介石效忠、服从。蒋介石抗日，他拥护；蒋介石反共，他追随。熊向晖列举了胡宗南当时两面性的种种事实，说，胡宗南一方面对陕甘宁边区，构筑了自宜川沿黄龙山北麓，经洛川至甘肃环县，长达一千三百多里的封锁线，盘查甚紧，多方同中共争夺青年；胡宗南与戴笠关系极密，可指挥军统，并自建特务机构，侦察、破坏中共；胡宗南在西安设劳动营，关押中共方面的人士与异己分子；还利用中共的叛徒、托派办反共刊物。但胡宗南也有另一面，他珍藏着周恩来1936年9月1日给他的信，对周所说“兄以‘剿共’成名，私心则以兄尚未成民族英雄为憾”很感慨；胡宗南反对降日，痛恨汪精卫之流，仍常函候张学良。日美开战后，他请求过黄河反攻山西，蒋介石未批准。黄埔一期同学杜聿明等率远征军出国作战，胡宗南很羡慕。胡宗南平时要熊向晖起草“精神讲话”时，着重要求官兵做“革命军人”，鼓舞抗日斗志，强调民族气节，反对贪污腐化，反共调子不突出。去年中共中央邀他访问延安，胡宗南很想去协调一些关系，蒋介石不准。这次蒋介石命他闪击边区，虽事机败露，胡宗南也可蛮干；但他权衡利害，主动请蒋介石准予罢兵。胡宗南的两面性很明显。根据目前形势与所负任务，胡在军事上将仍把“东御日寇”放在第一位，把“北制共匪”放在第二位。

　 熊向晖的这些讲话很重要。对于中国共产党方面来说，这些讲话都是极端重要的敌方机密材料。同时，它也代表了当时中国共产党方面对胡宗南的基本看法。

密谈后，周恩来再次紧握熊向晖的手，说：“胜利后再见！”熊向晖以军礼向周恩来告别。这些，胡宗南当时一定做梦都想不到吧。

当熊向晖走出小屋时，又恢复了胡宗南机要秘书兼随从副官的身份，他还要继续在胡宗南身边伪装下去，并干出更重要的成绩，让胡宗南进一步走向深渊。这更是胡宗南当时一定做梦都想不到的。熊向晖看到，七贤庄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几个人正将几捆包装好的延安出版的书报杂志送上他坐的汽车，另将几本没有包装的杂志交到熊汇泉的手里，以便让他回去好向胡宗南交差。熊向晖：《历史的注脚》，(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84～87页。——周恩来想得实在周到。

周恩来一行在西安五天，除胡宗南外，还分别会见了陕西省政府主席熊斌与邓宝珊、孙蔚如、彭昭贤、胡公冕等军政界名人，反复申明与宣传中共的立场与态度，然后于7月13日离开西安去延安。

周恩来一行离开西安后，军统西安站给胡宗南送来一份关于周恩来一行在西安活动情况的综合报告，其中提到有一人坐胡宗南的专车到七贤庄，接送周恩来。去接时，几点几分进，几点几分出。去送时，几点几分进，几点几分出，带走几大捆东西，看不出是什么，等等。胡宗南看后大笑，高兴地说，周恩来在西安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然而，历史证明，在国共情报工作的斗争中，失败者不是中共，而是胡宗南。将失败当成胜利，胡宗南已不是第一次了，以后还会有多次，而且将失败得更惨。

赶走熊斌控制陕政 1

在1943年，胡宗南在与中共的较量中，输了一招，然而，他却在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中，取得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胜利：他成功地赶走了与他有矛盾的陕西省政府主席熊斌，从而完全控制了陕西地方行政，成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陕西王”。

胡宗南在1938年驻军西安后，陕西省政府主席一直是蒋鼎文。蒋鼎文与胡宗南是浙江同乡，又同属黄埔系，自黄埔建军，蒋鼎文是胡宗南的教官，后来是他的上级长官，两人交往多年，私交颇深。蒋鼎文秉承蒋介石的意旨，对胡宗南各事放纵优容，让胡大权独揽，蒋鼎文不闻不问，因而双方相安无事。

但自1941年6月熊斌继蒋鼎文后任陕西省政府主席，胡以驻军首脑的身份，与陕西省政府的关系迅速恶化了。

熊斌，字哲民，又字哲明，湖北礼山县人，1894年生于北京，比胡宗南年长两岁，陆军大学四期毕业，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入西北军冯玉祥戎幕，任中将参谋长、总参议等职；北伐胜利后，随冯玉祥到南京国民政府中，任军政部航空署署长；1930年中原大战时，他任冯军前敌总司令部参谋长；中原大战冯玉祥失败后，他改投蒋介石，历任参谋总部厅长、次长等职，很为蒋介石重视。他到陕西任省府主席后，以军界前辈的身份，对胡宗南并不买账，尤对胡宗南插手干预陕西地方行政十分反感，多次抗拒。其中重要者有如下几点：

第一， 对各县县长的任免撤换，熊斌自订县长检定办法，组“检定委员会”审查议定，拒绝胡宗南的任意指派。

对各县县长的任免撤换，本应是省政府职权所在，驻军军方不应干预。但如前所述，过去几年，胡宗南常以“陕西省民众动员总指挥部”的名义，任意要求撤换与任免一些县长的人选，特别是靠近中共陕甘宁边区的一些县。熊斌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后，认为“县长为亲民之官，乃地方行政之最重要之干部，人选特须慎重。首订县长检定办法，组检定委员会，以全体省政府委员兼检定委员……无论何人介绍，愿为县长者均须经过检定，故对中央院部会长及当地军事当局介绍之人，悉据此办法应付，明知不合时宜，但为国负责，为事求人，不得不尔。”熊斌：《六十年回忆》，刊(台北)《传记文学》第64卷第1期，第5页。这就使胡宗南在陕西省的县长人选上不能任意指派、随意撤换、如愿以偿了。据说有一次，胡宗南以“陕西省民众动员总指挥部”的名义，派其参谋长见熊斌，出示一张名单，告诉熊斌说：

“接近匪区某某、某某等四县的县长，胡先生请予撤换，并建议按此名单上的诸人接充。”但熊斌断然拒绝。后来熊斌将还将此事与胡宗南长期任意撤换与指派各县县长的情况，告到蒋介石那里。因为此事明显是胡宗南违规行事，是胡宗南理亏，蒋介石只得致电胡宗南，要他不要再在县长人选上干预地方行政。

第二， 对厅、县以下各级干部的培训，熊斌自设“省行政干部训练团”负责，而不再让胡宗南的战干四团代为承担。

过去，胡宗南为着扩大自己的势力，插手地方行政，曾规定，陕西省地方厅、县以下各级干部的培训事宜，一律由胡宗南的战干四团承担。熊斌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后，就将这项培训事宜从胡宗南的战干四团划出来，由陕西省政府自己掌握，不再让胡宗南过问。熊说：“厅、县以下各级干部，则依中央规定，设省行政干部训练团，分期轮流调训（原属战干第四团代训），因此开罪军事当局。”同上。

第三， 熊斌裁撤胡宗南一手操纵的“陕西省民众动员总指挥部”。

胡宗南自1940年10月在西安成立“陕西省民众动员总指挥部”后，就通过这个机构与组织，既抓军权，又抓民权，以军事长官直接指挥民众，真是上马管军，下马管民，严重干预陕西省政府与地方各级政府的地方行政。熊斌认为这是明目张胆侵犯陕西省政府与地方各级政府的行政权利。他说：“当时又有陕西省民众动员总指挥部之设，省主席兼任总指挥官，军事长官兼副总指挥官，实际指挥部组织及业务皆由军方主持，总指挥仅负一名义耳。其下设两动员指挥部，一驻大荔，一驻同官，以第干部训练团毕业学生派充副乡镇保长，直属区动员指挥部，往往不透过县政府，径行处理地方事务，病民之事层出不穷，民怨沸腾。”于是熊斌又告到蒋介石那里，要求裁撤“陕西省民众动员总指挥部”，得到蒋介石的同意。熊斌说：“乘觐见之便，陈明有割裂行政系统之嫌。元首英明，谕令取消。明知军方不满，不敢敷衍误事。”熊斌：《六十年回忆》，刊(台北)《传记文学》第64卷第1期，第5页。

第四， 在1942年夏调运陕粮济豫事，再次与胡宗南为首的军方发生冲突。

1942年夏天，河南省发生严重的旱灾，农田几乎颗粒无收，灾民遍地。在国民政府第一战区的管辖地区内，到处都有大量饿死的人，到处皆是嗷嗷待救者。熊斌作为陕西省政府主席，下令从陕西调出百余万石杂粮到河南救济灾民。熊斌此举遭到陕西士绅的反对，也遭到以胡宗南为首的驻陕军方的反对。熊斌说：“1942年夏，河南大旱，饿殍载途。虽陕无余粮，本救灾恤邻之意，不顾军方及地方士绅反对，准杂粮百余万石出关救济。”同上。

以上诸端，尤其是第一、第三项，是熊斌与胡宗南争夺陕西省地方行政权力的集中表现，也是双方矛盾激化之所在。开始，由于胡宗南在地方上并无职务，因而他大肆插手干预地方行政就显得名不正言不顺，于理有亏。蒋介石也只得谕令劝阻。但正大力扩张自己军政权力的胡宗南决不会善罢甘休。熊斌成为胡宗南在西安扩张军政权力的重要障碍。当务之急就是赶走熊斌，换上一位胡宗南所满意的、能听命于胡宗南或至少不与胡宗南为敌、不给胡宗南制造麻烦的人担任陕西省政府主席。

在这时，陕西省地方上一些有势力的士绅和头面人物，由于利害相同或相近，成为胡宗南反对与赶走熊斌的同盟者与支持者。胡宗南自1933年驻军西北，至今已有十载；在抗战发生后他于1938年秋驻节西安，也已有数年。在这期间，胡宗南一直着意笼络本地士绅与头面人物。他的势力与影响早就从军队渗透到地方，渗透到陕西各界人士中。因此，当胡宗南与熊斌争夺陕西省地方行政权力的矛盾激化，胡宗南力图赶走熊斌时，就由颇有势力的陕西省参议会出面，在1943年夏间，掀起了一场针对以熊斌为首的陕西省政府的不大不小的政潮，攻击省政府及其下属的省银行、省粮政局、省企业公司等机关贪污，开始虽未直接涉及熊斌个人，但明眼人都会看出，其矛头所向，是指向熊斌的。陕西省参议会未经大会表决，就致电重庆国民政府中央，要求彻查陕西省政府及其下属的省银行、省粮政局、省企业公司等机关贪污之事。熊斌也只得一方面致电重庆国民政府中央，请求中央派员秉公检查，另一方面给蒋介石写了一封私函，报告陕西省实情，并提出辞职要求。

据熊斌说：

1943年夏间，省参议会开会，初甚和谐，闭幕前忽有人利用掀起政潮，攻讦省府贪污，但未及余个人……既未付审查，又未经大会表决，仅三数人叫喊通过，使电中央，主要对象为省银行、粮政局、企业公司等机关。余因知乃好事者兴风作浪，捏词诬控，亦电请中央派员秉公检查，并以私函将内容报告蒋公，请于查明后遴员接替。熊斌：《六十年回忆》，刊(台北)《传记文学》第64卷第1期，第5页。

熊斌在陕西自然是待不下去了。蒋介石当然更重视胡宗南，要为胡宗南在陕西、在西北进一步扩大军政权力扫清障碍。1944年1月29日，重庆国民政府宣布改组陕西省政府：熊斌去职，调赴重庆军令部；陕西省政府主席由祝绍周继任，省政府内两个最重要的官职，秘书长与省民政厅长，分别由林树恩、蒋坚忍担任。这些都是胡宗南所欢迎的。林树恩、蒋坚忍均系胡的亲信干部，而祝绍周是国民党内老资格的职业军人，不仅与胡宗南是浙江同乡，而且多年跟随蒋介石，与胡宗南关系密切。

祝绍周，字芾南，浙江杭州人，1893年生，比胡宗南大三岁。清末考入陆军中学，秘密加入同盟会。民国建立后，他考入保定军校第二期，毕业后一直在浙军周凤岐部任职。1926年10月北伐军攻抵浙江，周凤岐率军反正，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祝绍周任该军参谋长。自此，祝绍周就归附在蒋介石麾下，并与胡宗南在北伐、中原大战、上海一·二八抗战等诸多战役中协同作战。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祝绍周任洛阳军分校校长，与担任第一军军长的胡宗南分别率本部，从东、西两面夹击西安，营救蒋介石。抗战开始后，祝绍周任鄂陕甘边区警备总司令和军政部第四补给区训练总处长，驻节汉中，担负对胡宗南日益增多的军队的后勤供应与兵员补充。在多年共时事与交往中，祝绍周与胡宗南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而祝绍周对蒋介石培植胡宗南的军政势力更是心知肚明。因而祝绍周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定将为胡宗南提供种种方便与支持。

1944年2月29日，祝绍周到达西安；3月3日，祝绍周到省政府正式就任视事。

在这同时，陕西省的国民党省党部成员也有所变动，原军令部西安办公厅副主任谷正鼎调任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新增高文源、张光祖、王德崇、杨大乾为省党部委员，高文源兼组训委员，张光祖兼宣传委员。

党同伐异与门户之争，历来是中国传统政治中的顽症，也是它的死穴。同样，它也是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在中国大陆走向腐败与失败的重要表现与重要原因之一。

1944年春，国民党中央与蒋介石指示各地党、政、军主官，联合组织“党政军联席会议”，以协同配合，联成一体，互通信息，加强统一领导。西安地区参加党政军联席会议的主官，有陕西省政府主席祝绍周、陕西省政府秘书长林树恩、国民党陕西省省党部主任委员谷正鼎、副主任委员章兆直、杨尔瑛以及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参谋长罗泽闿与胡宗南，共七人。胡宗南自然被推为联席会议的主席。1944年3月15日下午7时，西安“党政军联席会议”的七位主官在西安东仓门举行首次会议，胡宗南以会议主席身份宣读了蒋介石的“委员长训词”，然后致勖词，对陕西省党、政、军各界提出了各项工作任务与目标。

胡宗南俨然成为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在陕西地区党政军的最高负责人，成为“陕西王”。显然，胡宗南成为“西北王”也为时不远了。

灵宝抗击日军稳定关中 1

当1944年到来的时候，与胡宗南的关中基地紧相毗邻的河南第一战区的形势，骤然紧张了起来。

自抗战以来，日军占领了京汉铁路线黄河以北路段与信阳以南至武汉的路段，但是在河南省黄河以南直到信阳以北的京汉铁路线及沿线广大中原地区，一直为国民政府第一战区部队控制。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设洛阳。在1944年年初，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为蒋鼎文，副长官为汤恩伯，下辖八个集团军共约40万的部队。

1944年春，日军为打通中国大陆铁路交通线，发动了规模巨大的豫湘桂战役。4月17日，日军第十二军四个师团，首先在河南向中国第一战区部队发动猛烈进攻。第一战区由于军队腐败，派系庞杂，准备仓促，特别是由于指挥失当，判断错误，仍按以往大兵团抗击日军进攻的经验制订作战计划，没想到日军这次却是以规模巨大、来去迅速的迂回穿插战法实施攻击，致使第一战区数十万大军无法阻挡，迅速溃败：1944年4月22日丢失郑州，5月1日丢失许昌，平汉线尽为日军控制；与此同时，沿陇海线西进的日军，与从山西渡黄河入豫的日军第一军配合，扫荡豫西，于5月14日占宜阳，16日占韩城，17、18日占洛宁、陕州，20日袭占卢氏，21日打死中国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25日攻占豫西重镇洛阳。第一战区损失兵力约二十万。蒋鼎文与汤恩伯带着残余军队逃往豫西南山区。

还在1944年5月初，当日军向豫西进击、与第一战区部队激战之时，在西安的胡宗南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接到重庆军委会的电令，要胡部迅速派出有力部队出潼关增援豫西作战。胡宗南当即赶抵华阴，设前进指挥所。他一面令第一军第七十八师许良玉部严密守备潼关，并在潼关设难民收容所，不让河南的溃兵与难民进入关中地区；另一面他令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延年率部出潼关，进入豫西抵御日军。

李延年的第三十四集团军下辖第一军张卓部、第五十七军刘安琪部与第十六军董钊部。

陕州、灵宝为豫西陇海线上的两大重镇。陕州在东，西距灵宝120里；灵宝西距潼关180里。从战略上来说，陕州为灵宝的屏障，灵宝则为潼关的门户。陕州、灵宝丢失，潼关就暴露在日军的枪炮之下，关中则危矣。在1944年5月初第三十四集团军出潼关进入豫西时，陕州还未丢失。胡宗南令李延年部在灵宝、虢略镇一线，利用当地复杂险峻的山地地形布防，以陕州为前进据点，并以第五十七军刘安琪部的第八师（师长吴俊）的一个团推进至陕州以东之张茅镇，作为全军前哨阵地，掩护主力部队在灵宝一线集结与构筑防御工事。

到1944年5月中旬，日军向张茅镇、陕州及长水镇一带猛烈进攻，于5月18日占领陕州与长水镇后，第一战区部队经激战后向西溃退，胡宗南第八战区的前哨部队也向后收缩至灵宝一线。胡宗南在这时亲至灵宝、虢略镇前线，视察其部队阵地，对防线多所改正与指示。5月24日，胡宗南令李延年赴第一线部署指挥，并从后方增调部队至前线增援。

1944年5月25日洛阳失守后，豫西战场形势更加紧张。蒋介石与军委会指示胡宗南部从灵宝一线向陕州反攻，夺回陕州、大营等重要据点，挽回颓势。5月30日军委会办公厅主任林蔚向胡宗南转达蒋介石的指示：“陕州攻取，颇有可能。令第八师长攻大营，大营下后，看情况决进止。”《胡上将宗南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130页。胡宗南当即向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延年传达蒋的指示。6月1日，李延年指挥第五十七军刘安琪部的第八师等部，向陕州及其附近各要点发动反攻。6月2日，第八师攻占五原窑，但遭敌压迫，仍退回董家庄。第一0六师进攻阴山庙，第三十六集团军进攻安家洼，连战两日，皆未能奏功。第8师因孤军深入，于3日放弃阵地，退至韩家洼、灵井之线。攻取陕州之战，遂告失败，胡部军队退回灵宝一线。

胡宗南第八战区的增援部队集结灵宝一线。原在陕州以东作战的第一战区第四十军马法五部的三个师，会同来自洛宁的第三十六集团军刘戡部（刘戡继阵亡的李家钰，任该集团军总司令），也一起撤至灵宝。一时间灵宝一带中国军队云集。

灵宝地区中国军队的集结，特别是胡宗南增援部队进驻豫西，引起了日军指挥官的注意。自山西入豫的日军第一军决定于6月初以现有兵力对灵宝一线发动攻势，企图继击溃中国第一战区军队主力后，再打击第八战区军队主力，进一步削弱中国军队，特别是中央军的战斗力。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支持第一军的作战计划，并令日军主力第十二军除防守洛阳、郑州等重镇与确保平汉铁路外，在5月下旬派出一部分军队增援第一军的灵宝会战；令日军坦克第三师团全部配属日军第一军。

日军向灵宝的攻势自1944年6月5日开始。数万日军在数十辆轻型坦克组成的集群坦克的导引下，由洛阳沿陇海铁路线南侧，向函谷关扑来，矛头所向威逼潼关，西安震动，关中震动，西北与重庆震动。蒋介石亲自决定以李延年为前敌总指挥，统一指挥在灵宝一线的第八战区胡宗南的部队以及第一战区马法五的第四十军、刘戡的第三十六集团军等，坚决抗击日军的西进。

蒋介石指出，此次豫西抗战，直接关系重庆安危，要李延年立下军令状，若失守潼关，将以军法严惩。蒋并赋予李延年对师长以下作战不力、不战而退、丢失阵地者便宜行事、就地惩处的权利。蒋介石将上述决定通告了胡宗南。

在胡宗南、李延年的指挥下，中国军队利用灵宝一带复杂的自然地形，分别部署了潼关至卢氏、灵宝至故县、阌乡至杜关三道防御线，以李延年的第三十四集团军各部担任第一线中间主阵地的防守，以马法五的第四十军担任左翼阵地的防守，刘戡的第三十六集团军担任右翼阵地的防守。

中国军队在豫西灵宝一线的阻击战开始了。

1944年6月7日到8日，日军集中兵力向中国军队第一线阵地中部的第三十四集团军各部猛攻。中国守军各部以低劣的武器与血肉之躯拼命抵挡日军的坦克集群，激战夜以继日，惨烈无比。胡宗南令第十六军预三师陈鞠旅部绕道攻击敌后，策应前线防守各部作战。

6月9日，防守牛庄的第五十七军刘安琪部之第九十七师傅维藩部阵地被日军突破，傅师竟擅自放弃阵地，后撤至常家山，使得牛庄、培里、案里各阵地尽失。傅师擅自后撤的部队被美国驻华空军的战机拍摄下照片，由史迪威报告重庆军委会。蒋介石闻之异常震怒。

接着，防守夫妇峪的第十六军董钊部之第一○九师第三二五团刘明部，也被一股翻越小秦岭偷袭的日军攻入峪中，刘团弃阵地后撤；第一○九师师长戴慕真随之率部边打边退；幸得第十六军预三师陈鞠旅部赶来，苦战死撑，才坚守住阵地。然预三师无法调至前方，影响战局。

第五十七军军长刘安祺见所部阵地丢失，自带一团兵力，光着膀子，提着匣子枪，亲赴前线带头反攻，经过激烈争夺，该团伤亡过半，刘安祺也几乎送命，但终没有挽回战局。

由于中部阵地被日军突破，直接影响了左、右两翼作战部队，使南北阵地形成了凹字形。

1944年6月10日，日军向灵宝防线中间主阵地发动全面进攻，双方交战达到白热化。第八师上校副师长王剑岳阵亡。防守中部阵地的第三十四集团军各部支撑不住，争相西撤，秩序混乱。

蒋介石得知灵宝战线危急，于9日夜和10日下午，两次打电话给胡宗南，严令死守虢、灵一线阵地，无论何人不准向西撤退，否则按军法连坐法枪决。蒋介石并要胡宗南彻查、严惩9日擅自后撤的第九十七师师长。10日夜，胡宗南向李延年与在灵宝战场各部转达蒋介石的命令：“无论何人，不得向西撤退；如有西撤者，军长、师长一律枪毙”。

蒋介石的严厉命令下达后，李延年也看到形势的严重：日军若从中间主阵地突破后继续向纵深发展，势必将撕裂中国军队的灵宝防线，挺进到潼关之下，关中则将万分危急，势必将危及四川大后方。

李延年立即严令防守中部阵地的第三十四集团军各部停止西撤，死守阵地；命令左翼马法五的第四十军与右翼刘戡的第三十六集团军，用钳形战术同时腰击日军西进的突击部队；同时命令炮兵部队集中一百多门大炮连续轰击日军后方，令战防炮部队对敌坦克群猛烈轰击；又电请中国空军出动三十余架战斗机与轰炸机，一面迎战敌机，一面轰炸扫射敌进攻部队。李延年本人则在第三十四集团军的中间阵地上，彻夜不眠，亲自督阵，死守防线。

在这时，胡宗南从后方适时增调精锐主力部队第一六七师王隆玑部、第五十三师袁杰三部、第三十九师司元恺部、第一○六师李振清部等，投入前线增援。其中第一○六师李振清部为保卫中国攻防炮阵地，与进攻的日军血战多时，终将日军击退。

由于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日军伤亡惨重，进攻连连受挫。后来，李延年指挥中国军队主动撤退到第二线阵地，日军一度占领了灵宝城与虢略镇，但得到的只是两座布满尸首与鲜血的废墟，其他一无所获，而且不断遭到中国军队的袭击。日军已成强弩之末，无力再发起新的更大的进攻。日军的艰难与狼狈情形在他们当时的电报中也得到反映：“……遭到有力敌军阻截，前进更加缓慢，甚至秦岭山脉的山路也被敌军占领。要突破该地，无论付出多大牺牲和时间也难奏效……”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一号作战之一·河南会战》（下），第150页。

到1944年6月13日，日军由于西进受挫难以奏效，更由于日本大本营要迅速集中兵力南下投入湘桂战役，乃令西进日军主动从灵宝战场向洛阳一线后撤。胡宗南、李延年指挥各部乘势反攻，激战三日。第三十九师司元恺部向灵宝追击，预三师陈鞠旅部向虢略镇追击，于6月15日分别将两据点收复。日军退守洛阳。

灵宝战役历时约十天乃告结束。这次战役阻遏了日军西进潼关威逼关中的企图，稳定了西安与西北地区。这次战役是攻防战。胡宗南与李延年在指挥上的决心、果敢与灵活，胡部官兵勇敢顽强的作战与奋斗牺牲精神，保证了这次战役的胜利。虽然这次战役的结果未能全部围歼西进日军，但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战力与气焰，挽回了中国军队在河南战场的颓势，特别是与刚刚进行的中国第一战区部队一败涂地的豫中会战比较，却不能不说是一次振奋人心的胜利。

由于灵宝战役的胜利，胡宗南、李延年与参战有功部队得到军委会奖励。其中李延年获得抗日一等勋章，不久被调升为山东挺进军总司令；第一○六师李振清部因保护攻防炮有功，预三旅陈鞠旅部因苦战夫妇峪有功，第三十九师司元恺部因收复灵宝有功，均记大功。而在作战中违反军纪、弃地而逃的部队长官，均受到军纪惩处。

1944年6月25日，胡宗南在华阴县的华山玉泉院召开灵宝战役检讨会议，从上午8时直开至下午3时。胡宗南以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的身份主持会议，参加灵宝战役的各部队指挥官以及有关人员李延年、马法五、李昆岗、张卓、陈金城、李正先、刘安祺、梁栋新、李汝和、李辰熙、杲春涌、陈鞠旅、吴俊、夏季屏、司元恺、史松泉、许良玉、沈策、李振清、朱先墀、李朝弼、黄正成、李达、陈坚、吴永烈、黄剑平、郑士瑞、王冠洲、许开章、徐健、程维翰、周雨寰、王化兴、萧伯廉、匡泉美、谭文纬、周环、王亚武、刘玉树、刘心屏、袁书田、万又麟、曾瑞文、郭吉谦、田生瑞、游联伟、罗延瑞、龚金象、王金瑞、周士瀛、阎公雅、马鹤峰、张清滨、宋邦纬、王爱华、王国干、望庆一、黄国煦、胡长青、金宝霖、黄剑夫、段绍式、萧健、陈泽霖等出席会议。会议对灵宝战役中国军队的阵地编成及工事构筑、兵力配备及指挥运用、炮兵及戦防炮、交通通信补给卫生及谍报、军纪及士气以及敌军战法等，作了分析与总结。马法五、李延年先后作了发言。最后，胡宗南作了总结讲话，他说：

今天检讨会上，大家发言不够坦白诚实，多半是敷衍浮夸，如此检讨，实无价值，以后各军师以下的检讨会议，要力矫此弊，切实承认自己的缺点，而求改进之方法。

这次战役我们可以歼灭敌人的条件很多，如工事有两旬的构筑时间，各种阻绝及障碍物器材也很充分，左翼依托黄河，有四十军担任河防，我是十分放心，所顾虑者为右翼，在五月中旬，我就命令第一○九师派一团，以一营守备朱阳镇，构筑据点工事，主力自周家山延娘娘山萧公庙莲花庵构筑阵地，再向西延至秦岭南北山口以班排为独立战闘群，封锁阻绝，果能如此配备，我相信右翼迂回之敌，是窜不过来，预三师可以全部或至少有两团用于虢略灵宝方面，则正面决不致突破，此外空军优势，炮兵优势，这许多优越条件，竟不能歼灭敌人，我们实在惭愧，实在愧为军人。

我是绝对信任部下的，当李总司令转报九七师伤亡惨重，不能支持时，我即相信。但当日下午空军于灵宝上空发现行列很整齐穿短裤的队伍七百余人，由灵宝撤退，委座据报，甚为震怒，当战况紧急时，何以不抽调灵宝方向兵力于正面，而竟使此七百余人未战而退，故该师正面被突破，是自己没有尽到最大的努力，当然不可原谅。

一○九师守备朱阳镇之三二五团，事前既未遵令部署，以封锁各山口，当时又不积极搜索警戒，适时报告，事后复不猛力堵击，致使敌窜夫妇峪，威胁我侧背，牵制了预三师，使我既定计划，不克实施，陷我全局于不利，令人痛心的，莫过于此。

此此次战役，敌人得到中央突破，九七师要负责任，而敌人右翼迂回得到成功，一○九师之三二五团要负责任。

我们今后已无退路，亦决不能再退，更无面目退到关中，只有负起责任，击灭当面之敌，收复陜州洛阳，这样才不愧为黄帝子孙，总理的信徒，领袖的干部，父母的好儿子。

接着，胡宗南宣布了关于参加灵宝战役的各部队指挥官以及有关人员的功过和奖惩事项的命令：

命令

查灵宝战役，忠勇虽不乏人，而败纪失律，仍所在多有，允宜详加检讨，评定功过，所有团以上人员之赏罚，以及连长营长之有特殊功绩者，由本部直接办理，其它团长以下人员之赏罚，着即责成各该军部，切实办理，此将本部呈奉委座核准之奖惩名单，随令颁发，仰各一体通知，自兹以后，务望我军全体将士，凛“必死不死幸生不生”之宝训，以杀敌牺牲为至上光荣，以畏葸苟生为无比之奇耻，蔚成风气，振我军威，有厚望焉。

灵宝战役团长以上军官功绩奖励名单：

四十军,少将参谋长,李辰熙,反攻陕州时计划指挥咸得其宜及追击败退之敌确能把握时机奏战斗于胜利,记大功一次。

四十军,上校军需处长,张汶华,陕灵战役负责通信补给计划周密实施圆滑,同上。

炮兵第二旅,少将旅长,黄正成,对炮兵之指挥措置得宜,同上。

一○六师,少将副师长,赵大兴,亲率三一六团一部驰援新庄侧击敌人解除师主力之危机,记功一次。

一○六师三一七团,上校团长,张心德,协力第八师在毕家砦侧击强敌达成任务,同上。

一○六师三一八团,上校团长,王金琮,不失时机自派一部协力驰驱攻击毕家砦之敌解除三一七团之敌围,同上。

一六七师,少将参谋长,李朝弼,于开坊口及时家山两次督战坚撑危机予敌重大打击,调任第八师副师长。

一六七师五百团,上校团长,匡泉美,守备虢略镇阵地指挥有方应战沉着始固守未动终,升副师长。

第八师,上校参谋长,钟叶坤,协赞得力指挥有方,调任二四团团长。

预三师第八团,上校团长,周士瀛,南山之役指挥裕如掌握战机克敌制胜,记功一次。

灵宝战役团长以上军官惩罚名单：

九七师,少将师长,傅维藩,作战不力擅自后退,奉委座令按照连坐法处死刑。

一六七师四九九团,上校团长,贺一持,丧失阵地擅自后退,同上。

一○九师三二五团,上校团长,刘明,纵敌窜入夫妇峪致陷战局于不利,同上。

一○九师,少将师长,戴慕真,指挥无方畏缩避战,奉委座令撤职查办。

一六七师五○一团,上校团长,胡学炳,北瀹渡危急时赴援不力失去联络,撤职查办。

第八师二三团,上校团长,何国祥,处置不当统驭无方,同上。

第八师二四团,上校团长,黄孝萱,屡战不力自行后退,同上。

九七师二九○团,上校团长,曾庆春,指挥无方不知掌握部队以谋全局,同上。

九七师,上校参谋长,王敏,经验缺欠在作战期间职责不明计划常欠周密,撤职。

一六七师,少将师长,王隆玑,相继失陷大小岑南岳渡北岳渡时家山杨封各要点影响全局,降级上校。

胡宗南为灵宝战役受领奖状军官颁发奖状：

一○六师,少将兼师长,李振清,攻击险山庙时，亲自率部将包围之敌击溃，敌遗尸百余具，卤获战利器甚多，并将战防炮全部护返，对炮兵掩护亦极确实,按照武功状给予办法呈请发给武功状。

第三九师,师长,司元恺,收复灵宝城,同上。

预三师,少将师长,陈鞠旅,击退夫妇峪之敌，确实达成掩护主力军侧背之任务,同上。

第九七师二九一团二营,少校营长,刘舜元,在蓝家凹阵地与兵力三倍于我及战车四五十辆之敌搏斗两昼夜确实达成掩护主阵地之任务,同上。

会上，第九十七师少将师长傅维藩因丢失牛庄阵地，“作战不力擅自后退,奉委座令按照连坐法处死刑”，第一○九师三二五团上校团长刘明因丢失夫妇峪阵地，“纵敌窜入夫妇峪致陷战局于不利”，第一六七师四九九团上校团长贺一持在作战中“丧失阵地擅自后退”，当即宣布就地处决；第一○九师少将师长戴慕真“指挥无方畏缩避战,奉委座令撤职查办”，后被宣判无期徒刑。

胡宗南下令，第九十七师的番号改为第四十五师，以胡长青为少将师长；第一○九师，以原预三师副师长朱先墀接任少将师长。

此次会议以前，胡宗南曾经想尽力保住傅维藩的性命，先以己酉亥电呈蒋介石，说明傅维藩的“作战不力自行后退罪有应得，然初任师长，到差不久，情有可原，请押解钧会讯办”；同日，胡宗南再次电呈蒋介石，说：“查97师初期战斗颇为精彩，其后失陷阵地，在牛庄、老虎头等亦有多次反击；且函谷关自始至终，兀然存在，则其战斗精神并不低劣，其责任问题，应自上负之”。胡宗南对部下一向优容，此次更愿以自己承担责任来减轻傅维藩的罪过。但蒋介石不容所请，严令其立即执行。胡只得遵令将傅枪决。

傅维藩曾经做过胡宗南的侍从参谋，在淞沪战役中指挥作战有功，1944年4月才担任第97师师长，到参加灵宝战役时仅两个月的时间。他在带兵与此次灵宝战役指挥作战中存有严重失误，但罪不至死。国民政府在对高级长官的管理与处置上有许多失误，或失之过宽，或失之过严。因此，在此次判决后，傅维藩、戴慕真的部分部属内心不服，只是不敢形之于色。

灵宝战役后，中、日两国军队在豫西灵宝与陕州之间呈对峙状态。胡宗南部第三十四集团军各军陆续撤回关内，而以第四十军马法五部守备灵宝一线，以孙蔚如第四集团军防守洛宁、卢氏一线，以王仲廉第三十一集团军防守西峡口一线，分别监视驻陕州、宜阳之日军。双方部队的正面不时发生小规模战斗。

簡述

1944年春，日军第十二军发动了规模巨大的豫湘桂战役。25日攻占豫西重镇洛阳。在西安的胡宗南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接到重庆电令，要胡部迅速派出部队出潼关增援豫西作战.胡宗南当即赶抵华阴。令第一军第七十八师许良玉部严密守备潼关. 另令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延年率部出潼关，抵御日军。在灵宝、虢略镇一线，利用当地复杂险峻的山地布防，以陕州为前进据点. 5月18日日军占领陕州与长水镇. 第八战区的前哨部队向后收缩至灵宝一线, 5月25日洛阳失守后，蒋介石指示胡宗南部从灵宝一线向陕州反攻，6月1日，李延年指挥其部，向陕州发动反攻.未能奏功,退回灵宝一线。6月5日,数万日军在数十辆轻型坦克的导引下，向函谷关扑来. 蒋介石亲自决定以李延年为前敌总指挥，统一指挥灵宝一线，坚决抗击日军的西进.

6月7日，日军集中兵力向中国军队第一线阵地猛攻, 胡宗南令第十六军预三师陈鞠旅部绕道攻击敌后，策应前线防守各部作战。防守夫妇峪的第十六军第三二五团刘明部，被日军攻入峪中，刘团弃阵地后撤；第一○九师师长戴慕真随之率部边打边退；幸得第十六军预三师陈鞠旅部赶来，苦战死撑，才坚守住阵地。然预三师无法调至前方，影响战局。蒋介石得知灵宝战线危急，严令死守虢、灵一线阵地. 适时胡宗南从后方增调精锐主力部队第一六七师、第五十三师、第三十九师、第一○六师，投入前线增援。其中第一○六师李振清部为保卫中国攻防炮阵地，与进攻的日军血战多时，终将日军击退。

由于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1944年6月13日，日军乃令西进日军主动从灵宝战场向洛阳一线后撤。胡宗南、李延年指挥各部乘势反攻，激战三日。第三十九师司元恺部向灵宝追击，预三师陈鞠旅部向虢略镇追击，于6月15日分别将两据点收复。预三师陈鞠旅部因苦战夫妇峪有功，记大功。

簡述（2）

1944年5月25日洛阳失守后，蒋介石与军委会指示胡宗南部从灵宝一线向陕州反攻，夺回陕州、大营等重要据点，胡宗南当即令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延年6月1日，向陕州及其附近各要点发动反攻。连战两日，皆未能奏功。攻取陕州之战，遂告失败，胡部军队退回灵宝一线。

日军第一军决對胡宗南第八战区在灵宝地区集结的军队采取攻势。1944年6月5日开始。数万日军及数十辆轻型坦克由洛阳沿陇海铁路线向函谷关扑来，矛头所向威逼潼关。蒋介石亲决定以李延年为前敌总指挥，统一指挥第八战区胡宗南以及第一战区马法五、刘戡集团军等，坚决抗击日军的西进。蒋介石要李延年立下军令状，若失守潼关，将以军法严惩。蒋并赋予李延年就地惩处的权利。

1944年6月7日到8日，日军集中兵力向中国军队第一线阵地军各部猛攻。激战夜以继日，惨烈无比。胡宗南令第十六军预三师陈鞠旅部绕道攻击敌后，策应前线防守各部作战。6月9日，第九十七师傅维藩部阵地被日军突破，傅师竟擅自放弃阵地。接着，防守夫妇峪第三二五团刘明部，也被一股翻越小秦岭偷袭的日军攻入峪中，刘团弃阵地后撤；第一○九师师长戴慕真随之率部边打边退；幸得第十六军预三师陈鞠旅部赶来，苦战死撑，才坚守住阵地。然预三师无法调至前方，影响战局。

蒋介石于9日夜和10日下午，两次打电话给胡宗南，严令死守虢、灵一线阵地，李延年立即命令腰击日军西进的突击部队；同时命令炮兵部队集中一百多门大炮连续轰击日军后方，李延年本人则在第三十四集团军的中间阵地上，亲自督阵，死守防线。在这时，胡宗南从后方适时增调精锐主力部队，投入前线增援。

由于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日军伤亡惨重，到1944年6月13日，日军由于西进受挫难以奏效，乃令西进日军主动从灵宝战场向洛阳一线后撤。胡宗南、李延年指挥各部乘势反攻，激战三日。第三十九师司元恺部向灵宝追击，预三师陈鞠旅部向虢略镇追击，于6月15日分别将两据点收复。日军退守洛阳。

由于灵宝战役的胜利，胡宗南、李延年与参战有功部队得到军委会奖励。其中李延年获得抗日一等勋章，不久被调升为山东挺进军总司令；第一○六师李振清部因保护攻防炮有功，预三旅陈鞠旅部因苦战夫妇峪有功，第三十九师司元恺部因收复灵宝有功，均记大功。

就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闹剧与喜剧 1

1944年6月豫中、豫西战役后，原第一战区所辖的郑州、洛阳等河南大片土地沦于日军之手。重庆国民政府军委会不得不调整战区与人事：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移设陕南汉中，撤销了原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与副司令长官汤恩伯的职务，调原远征军司令长官陈诚来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冀察战区总司令。另决定，将关中地区从第八战区划出，并入第一战区，改任胡宗南为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与胡宗南同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的还有郭寄峤等人。

1944年7月4日，胡宗南被蒋介石召到重庆，一是向蒋报告豫西战役情况；二是就调整战区任命新职进行事前协商。

胡宗南先向蒋介石报告了豫西灵宝战役的战况，分析检讨了胡部在指挥与攻防中的得失。蒋介石对胡宗南在指挥上的错误以致未能全歼豫西日军以及较多撤换部队军官、用人不当等，作了严厉指责。胡宗南感到委屈，为自己作了辩护。他说：“此次灵宝作战，检讨错误，仅预备队使用不当，如能加上两个师必获大胜。第七十九师傅维藩部擅自退却，乃出意外。至于用人，实为最公平而又考核最正确者。全国优秀分子多在西北，故军队自团长以上皆甚优秀，此在人事考绩上可证明。第九军五十四师并未换动一人，战绩尚不如第二十四师。第二十四师团长年龄有至五十岁以上者，出发令下，自己不愿带队而请长假。此等团长如不撤换，将何以战？此两点实不敢自承错误。”《胡上将宗南年谱》，(台北)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133页。

胡宗南当时心中是有气的。他认为自己指挥所部援助豫西，在灵宝一役反败为胜，取得大捷，稳定了豫西战场，卫护了潼关，保卫了大西北，是有功，反受指责。胡宗南估计很可能是陈诚到蒋介石面前讲了他的坏话。因为当胡宗南在1944年5、6月间出潼关指挥灵宝战役时，陈诚以远征军司令长官的身份，奉蒋介石之命，偕同刚被胡宗南赶离陕西省政府主席职的熊斌一道，到豫西指挥第五战区与第一战区的部队作战，同时对胡宗南部的作战进行监督检查。

因此，当蒋介石向胡宗南说明要调整战区，将任命陈诚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与郭寄峤为陈诚的副职时，胡宗南大为不满。胡宗南是不愿并入第一战区作陈诚的副职的。

陈诚

陈诚，字辞修。浙江青田人，1898年生，比胡宗南还小两岁，但资历却比胡宗南深得多。他1922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后在浙军、粤军中任排、连长；1924年入黄埔军校，历任特别官佐、炮兵营连长、营长等职，是胡宗南的老师辈。在此后多年，陈诚随蒋介石南征北战，战功卓著，为蒋介石特别看重，经常被蒋介石任命为最重要也是最艰难的方面军统帅。在抗战后期，蒋介石将国民政府军渐渐集中到陈诚、胡宗南与汤恩伯三人的手下，被称为“三鼎甲”，而陈诚的地位当在胡宗南与汤恩伯之上。

以前，胡宗南长期与陈诚同为蒋介石手下最重要的军事实力派，各自自成派别体系，分庭抗礼，夺权争宠，不相上下。胡宗南在西安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有副长官部，独自为王，独立行使职权，远在兰州的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从不过问他的军政人事。胡宗南的职权早就同于一个战区司令长官。现在关中并入第一战区，胡宗南成为陈诚的副手，今后就要受制于陈诚了。这是胡宗南最不愿意看到的，因而他不满。但胡宗南不便明言，只是向蒋介石谈了将关中地区并入第一战区的许多困难。他说：“关中本来仅河防、陕北两正面，并入第一战区后，加上卢氏、西坪、汉中三正面，以现有兵力欲参加五个不同正面之作战，殊非易事。”《胡上将宗南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134页。

1944年7月5日，胡宗南离开重庆，向蒋介石辞行。蒋介石知道他的心意，自有打算，嘱咐他去见见军政部长何应钦与陈诚，再作协商。

1944年7月6日，国民政府发出明令，任陈诚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冀察战区总司令；同时裁撤胡宗南在西安的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任胡宗南为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要胡宗南到汉中就任新职。

但是，在7月14日，胡宗南陪同陈诚到汉中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于15日宣誓就任长官、副长官职。礼毕，胡宗南就只身回西安去了。

8月25日，胡宗南致电蒋介石，以生病须休养为借口，要求辞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之职。显然是在闹意气。蒋介石回电拒绝，说：“未有机电悉，当此整军雪耻之时，正应积极负责，力图自强，报效党国，岂可有此消极养病之表示乎？所请不准。”同上。

8月31日，胡宗南经营两年的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终于正式裁撤，改为第一战区西安指挥所，由胡宗南原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的参谋长罗泽闿任指挥所主任。

9月4日，胡宗南第二次致电蒋介石，继续要求去休养，辞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职，仍遭蒋介石拒绝。

但是，胡宗南虽在闹意气要辞职，对军政权力却紧紧抓住不放，对各项工作更是事必躬亲，积极领导。在8月10日，他亲自筹划送少工总队去新疆；8月24日，他亲赴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谷正鼎家，请其主持西安劳动营；9月18日他到王曲第七军分校，为师生讲解灵宝之战；9月27日，他到潼关检阅第一师；10月4日，他到赤心检阅第一六七师，并对官长训话。

1944年9月上旬，日军发动湘桂战役，柳州、桂林战争激烈。重庆军委会电调关中部队南下增援。胡宗南在9月12日派遣其三大主力之一的第三十六军，由军长钟松率领，赶赴重庆；接着又派刘安祺的第五十七军全部空运桂林。

胡宗南尤其注意不让陈诚插手自己的嫡系部队。陈诚自接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后，重新调整了第一战区的部署，拟订了新的作战方针，并对原蒋鼎文、汤恩伯指挥的部队及胡宗南的部队进行检查与整顿。这使胡宗南十分不满。一次，陈诚到陕东朝邑县黄河河防上视察，并召集胡宗南部第三十四集团军所属第一军、第十六军、第九十军团长以上军官训话。胡宗南知道后，训斥该部军师长不应让陈诚到他们部队训话，并与他们秘密商定了应付陈诚的策略，主要内容有三点：（一）凡陈诚之一切命令、指示，未经胡宗南副署，概不生效；（二）如接到陈诚调动指挥部队的一切电令，都须经请示胡宗南同意后方得执行；（三）部队之人事任免必须由胡宗南亲自决定。孟丙南：《“西北王”胡宗南》；同时参见裴昌会、姚国俊、王应尊：《胡宗南集团的形成、发展到覆灭》。

如前所述，朋党与宗派之争，是中国封建政治的一个顽疾。胡宗南虽标榜自己是个革命军人，但他与国民政府的许多军政大员一样，未能免俗。派别与内耗，是国民政府后来军政涣散以至惨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胡宗南对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职表示消极不满约有四个多月。到1944年11月，国民党中央与蒋介石重新作出人事安排：将陈诚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调到重庆任军政部部长，接替何应钦；而将陈诚所遗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让胡宗南接任。

1944年11月21日，国民党中常会正式作出决定，任陈诚为军政部部长。第二天，即11月22日，蒋介石特派陈诚到西安，约胡宗南一同来到重庆。

1944年11月27日，蒋介石在重庆召见胡宗南，先向胡宗南询问了一些敌情及征兵等方面的情况，接着问：“一战区司令长官陈诚调长军政部，由你代理一战区司令长官，还是另派人，你看如何？”

胡宗南回答说：“学生资历学识皆浅薄，不能负此重任，请委座另派人为妥。”

蒋介石又问：“如由你代理是否比较容易行使职权？”

胡宗南故意回答说：“以现时环境如由职代理，不仅不能达成任务，且必累及钧座，仍请另行派人。”

蒋介石说：“有人提及刘经扶，你看如何？”

刘经扶是刘峙的字，他原是胡宗南的老师与上司，胡宗南当然不能表示反对，但胡宗南在这时也不会欢迎他来，因而胡只是泛泛地表态说：“钧座无论派定何人，职等极端服从。”

1944年11月28日，胡宗南从重庆前往成都治牙，到12月初回重庆。12月12日他再次去见蒋介石。

蒋介石又问他：“一战区事由你代理如何？”

胡宗南仍故作推辞，说：“如此适足为钧座之累，以另行派人为妥。”

蒋介石仍要他承担此职，并对胡宗南指出，让他任战区司令长官，就是要他成为独当一面的方面军统帅，责任重大。蒋对胡宗南在就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后的工作，对他训练军队、指挥作战、培养选拔干部、防止中共夺取政权等诸方面作了一番训示。蒋说：“你担任一战区司令长官，借此可以造就自己的声望，并可大力培养新起人才。将来政治、党务皆各有中心，各负责任，需要有大量的有为人才团结在一起，才能使国家政权将来不致被异党篡窃。你现在做了独当一面的将帅，气度胆量必须与之相称。听说你的军师长安分守己有余，开创有为不足。并非安分守己不是，而是在此局面下，必须有敢作敢为之人，才能打开局面，而况你将来所负责任，恐不仅如今日之二三倍，如无此种干部培养，将何以打开局面乎？”《胡上将宗南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136页。蒋介石向胡宗南透露了将进一步重用他的信息，要胡有独当一面的将帅的器局胆量，改进他过去的庸才干部政策，多培养与选拔使用敢作敢为，能打开局面的人才。

1944年12月19日，胡宗南再次去见蒋介石。蒋介石再次对胡就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作指示说：“现时国军精华都集中在第一战区，如第一战区失败，就将动摇国本，真不可为人矣。现时政府中心工作为补充兵员问题，大家应集中全力为之。在陕西征兵5万人，速令陕省主席祝绍周办理。能在明年3月前运送10万新兵到重庆，方能应急济难。”同上书，第137页。

1944年12月21日，胡宗南以新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身份，偕同范汉杰、罗列等人，乘飞机从重庆飞回西安。他的心情愉快是不言而喻的。他终于得到了企盼已久的战区司令长官的高职。在黄埔军校毕业生中得到此军职的，仅胡一人。

1945年1月12日，胡宗南携随员，从西安飞到汉中，在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正式宣誓就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职。这年胡宗南虚龄刚50岁。

胡宗南在汉中停留了三四天。1月16日，他从汉中飞回西安。随之，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也从汉中迁回西安，与西安的第一战区指挥所合并。其编制主官如下：

司令长官：胡宗南

副司令长官：曾万钟

总参议：龚浩

参谋长：范汉杰

副参谋长：李昆岗

第一战区指挥的部队，除胡宗南原辖的第三十四集团军（原总司令李延年奉调到山东挺进军任总司令，胡宗南令副总司令李文升任总司令，原第三军军长周体仁升为副总司令）、第三十七集团军（原总司令陶峙岳调任河西警备总司令，胡宗南令第三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丁德隆接任总司令；1945年3月丁德隆调任中央训练团将官班主任、副教育长，胡宗南令由刘戡继任总司令）、第三十八集团军（原总司令范汉杰调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长，胡宗南令第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董钊接任总司令）外，还有原蒋鼎文、汤恩伯指挥的部队：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原是孙蔚如，后为李兴中）、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李仙洲，后改为战区直辖部队）、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玉堂。不久该集团军编制被撤）等。另外，当时属兰州第八战区的第二十九集团军李铁军部、第三集团军赵寿山部及河西警备总司令陶峙岳部等，也都属于胡宗南的军事势力范围。所部共约六七十万人。

胡宗南第一战区指挥作战的区域主要包括陕西关中、汉中、豫西、豫北、晋南等战略地区。胡宗南成为这一极其广阔又极其重要地区国民政府军的最高统帅，成为名副其实的“西北王”。

胡宗南新官上任，东奔西走。他为自己的再次飞升出任方面大员而鼓起极大的工作热情。1945年1月20日，他出席了西安士绅欢迎会；1月27日，他赶到老河口，与汉中行营主任李宗仁、豫省警备总司令刘茂恩、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郭寄峤等人会面；1月28日他飞到南阳，与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刘汝明会见；1月29日他赶到镇平县冀察战区总司令部；1月30日又赶到丹水视察部队；1月31日经西峡口到达西坪；2月1日到达第九十八军军部，又前往青油镇第三十一集团军总部，会见王仲廉；2月2日他回到西安，9日又飞到陕北榆林，10日参加祭奠刚去世的陕西地方部队将领高双成，然后因天气缘故，转经宁夏，飞回西安。

胡宗南就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后这段时间里，南北奔走，马不停蹄，始终兴高采烈，劲头十足。这与他几个月前多次称病须休养、辞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职的情形，适成鲜明的对比。这像是一出戏，一出令人发笑的喜剧。

几个月后，在1945年5月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宗南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豫西、陕北两面作战 1

1945年1月，胡宗南就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时，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伟大胜利。欧洲德国希特勒政权行将覆灭；亚洲的日本军国主义政权也在进行着垂死前的挣扎。

1945年3月的下旬，平汉铁路河南段的日军出动五个师团，约合7万余人，兵分几路向平汉路西的南阳、老河口、襄樊一线的中国第五战区部队与浙川、西峡口一线的中国第一战区部队发动攻击，来势异常凶猛。3月24日，刘峙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从老河口转移到均县；3月25日，在老河口的美军亦撤退。此时豫西南形势急剧骤变，形势变得十分紧张。

当时胡宗南第一战区在豫西的部队有：防守淅川、西峡口一线的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防守洛宁、卢氏一线的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先是孙蔚如，后由李兴中替代；另以第四十军马法五部与第一军罗列部防守灵宝、潼关一线。当日军向豫西南发动进攻时，胡宗南奉军委会命令，要他派出第一战区部队到前线抗击日军，并支援力量薄弱的第五战区。胡宗南立即以王仲廉的第三十一集团军各部，并配属谢辅三的第二十七军等部，统由王仲廉指挥，向西峡口至内乡一线推进，阻击进攻的日军。

1945年3月底，王仲廉集团军的前锋部队第八十五军吴绍周部在西峡口一线，与日军激战。日军兵力占优势，攻势甚猛，且因西峡口地区接近南阳盆地，地形宽平，利于日军战车之运动，第八十五军吴绍周部乃于4月2日退出西峡口，后撤到魁门关之线布防，继续抗击。日军数次猛攻，飞机、战车轮番轰击。吴军于4月4日由丁河店撤至重阳店以西之马鞍桥，诱敌深入。王仲廉则集中优势兵力，设伏以待。日军2000余、战车15辆，在重阳店地区陷入包围。双方激战竟日，日军被击毁战车三辆，死伤近千人。中国军队乘胜恢复了重阳店以东全部阵地。

在重阳店一带激战时，胡宗南为防日军突破中国军队防线西犯，又调动所部精锐第一军之第一六七师推进至西坪、荆紫关间，暂编第四师推进至武关附近，第九十军之第六十一师于4月7日前进至雒南。胡宗南以这些部队作为后续部队，部署第二道防线。胡宗南并调拨轻战车五辆交王仲廉指挥，增强第一线部队战力。

1945年4月5日至7日，敌我双方继续在重阳店、范家沟、丁河店、槐树营各地激战。4月10日，中国军队攻克凤凰嘴及其附近高地，重创日军。胡宗南遂下令前线各军全力“围歼”西峡口地区日军。

这个时候，驻扎在洛阳的日军，派出有力部队向西峡口前线增援，南下攻击洛宁一线的中国军队。4月19日，西峡口的日军也向中国军队猖狂反扑。各地战况都极其激烈。

胡宗南得报，深知这一战役意义重大，若前线中国军队不能阻止日军反扑与攻击，一旦溃败，日军将深入陕南汉中，威逼关中与四川，形势将十分危急，故严令前线各部严守阵地。他致电新四师师长谭毓麟，如该部退至中蒲塘以西，必遭枪决；如失霸王寨，亦必严究。在胡的严令下，中国部队始终坚守住西峡口寨外阵地。

1945年5月7日，胡宗南部署各军反攻：以谢辅三指挥所部及新一旅，从北翼包围土地岭之敌军；以王仲廉指挥所部及第六十五师，从南翼豆腐店及一一八○高地，夺取庞家店、霸王寨；胡宗南同时电请南阳的第二集团军刘汝明部配合，牵制敌军。5月8日各部同时向日军发动猛攻，迅速收复豆腐店及一一八○、一一四○高地，歼灭日军1000多名，缴获枪炮驴马甚多。

接着，胡宗南又指挥所部向洛宁一线的日军援军发动进攻。胡宗南算定该路日军从洛阳出发，增援进攻官道口、卢氏，以策应西峡口之敌，历时已十余日，所携粮弹必少，势将撤退，必易歼之，乃令谢辅三军攻取二六五一高地完成包围圈；南翼的王仲廉部则继续猛攻庞家店、霸王寨；同时令在卢氏附近的第四集团军李兴中部围攻龙头寨之敌，阻敌西进，并向宜阳之日军进击；胡又调来空军助战。这时日军的制空权早就丧失。胡部各军与日军展开艰苦的攻防拉锯战，利用豫西复杂的地形，扼守高地山寨，抓住机会进行突击，终于阻止了日军的攻势，但却未能全歼日军。双方在豫西形成对峙胶着状态，直到1945年8月抗战结束。

胡宗南部在豫西抗击日军进攻的同时，又与刚挺进到河南的中共部队发生了激烈的摩擦与冲突。

自1944年5、6月间中原战役后，豫中、豫西郑州、洛阳间广大地区为日军占领，成为沦陷区。胡宗南的第一战区部队退至灵宝、卢氏一线与日军相峙。中共中央根据这一新的形势，于1944年6、7月开始，从晋南、豫北、冀鲁豫、豫鄂边及陕北等根据地，分别调派皮定均、徐子荣、戴季英、王树声等部，挺进河南，进入豫西，建立以嵩山、伏牛山为依托的根据地，组建“河南人民解放军”，准备控制中原这块战略要地。这引起胡宗南的震恐。1945年6月，当豫西日军攻势挫败后，胡宗南乃令第九十军之第五十三师袁杰三所部配合地方团队，组成一个“胜利兵团”，向嵩山与伏牛山地区之中共部队发动攻击。因当地山峦重叠，交通困难，中共军队又擅长化整为零的游击战，“胜利兵团”乃改变战法，以地方团队担任警戒、搜索、侧击、破坏等任务，而以主力隐蔽集结，在抓住共军大部队时，再行猛力“围歼”。

1945年8月5日，胡宗南偕同总参议龚浩、副参谋长李昆岗等人到豫西前线视察，并召集王仲廉、谢甫三等部的军、师长讲评检讨豫西各战役。8月8日回到华阴。

胡宗南在豫西作战的同时，在1945年7、8月间，在陕北爷台山地区又与中共军队发生武装冲突。

自1939年年底胡宗南部侵占了中共陕甘宁边区南端关中分区的旬邑、淳化、正宁、宁县与镇原五座县城后，这五县乡村的大部分地区仍为中共方面控制，成为使胡宗南一直惴惴不安的“囊形地带”。胡宗南多次欲拔之而未成。1945年7月1日至4日，蒋介石到西安视察。胡宗南再次向蒋介石报告中共陕甘宁边区的发展及其对西安的巨大威胁，“以共‘匪’居心叵测，封锁线必须加强，否则关中一有动摇，势必影响整个战局。”《胡上将宗南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149页。胡宗南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将第三十六军扩编为特种军，军辖盛文的暂编第五十九师、王应尊的第二十八师、何奇的第四十八师、李日基的第一六五师、康庄的暂编第十五师，每师各辖四个团，专门担任对陕甘宁边区封锁线的戍守，其守备线西起甘肃之固原，经庆阳、平凉、榆林、洛川，至宜川一线，长1300余里。同上。

1945年7月中旬，在关中囊形地带胡宗南部占领的淳化城突然发生了所谓“淳化事件”：胡部驻防这里的地方部队陕西保安第二、第三两团发生兵变，投奔中共陕甘宁边区，撕破了自通润镇至万里镇的封锁线。胡宗南得报，认为是中共方面策动了淳化事件，于7月19日致电朱德提出严词责问，接着于7月21日派遣第三十六军所辖之暂编五十九师盛文部与骑二师马禄部，向淳化一线发动进攻，进入囊形地带，于7月27日占领了中共关中分区首府马兰镇以南的战略要地爷台山，及其周围的四十一个村庄。后来，胡又调派陈鞠旅的预三师前往增援。

在7月底8月初，八路军正、副总司令朱德、彭德怀与中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先后数次致电蒋介石与胡宗南等，要求停止胡军对爷台山地区的进攻，并建议组织调查团考查真相，及对居民损失予以赔偿。胡宗南置之不理，于8月5日离西安赴豫西前线视察。然而就在胡宗南离西安后三日，8月8日夜，中共方面调动主力部队——新四旅第十六团与第三五八旅第八团等部队，以夜袭手段，夺回了爷台山地区，并歼灭胡部五个连。接着，由美国人士组成的调查组到爷台山地区调查。重庆军委会也来电要求胡宗南部放弃爷台山，撤回到事变前的封锁线一侧。

胡宗南于8月8日从豫西前线回到西安。他只得下令爷台山前线部队向南撤退到原防地。爷台山战事才得以结束。

就在胡宗南奔忙于豫西与陕北间指挥对日军与中共两面作战时，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中国军民的八年抗战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第七章 又一次走向国共内战战场

郑州受降，晋加上将军衔 1

1945年8月8日，胡宗南从豫西前线回到西安不久，就传来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

胡宗南先接到蒋介石的电令，第一战区负责接受洛阳地区日军的投降，胡为该地受降主官。胡宗南立即发出“宗字第一号备忘录”，于8月29日由前线部队转送洛阳地区日军第十二军一一○师团师团长木村经宏中将。不久，国民政府变更受降地点，胡宗南第一战区的受降范围扩大为洛阳、郑州、开封、新乡四地区，日军投降部队为驻上述地区的日军第十二军所辖各部队，投降代表为日军第十二军军长鹰森孝中将。

胡宗南立即进行进军河南受降的各项准备。以第三十八军张耀明部向开封挺进，接管豫东地区防务；以第二十七军王应尊部向郑州挺进，接管郑州与武陡地区防务；以第九十军严明部向洛阳挺进，接管豫西洛阳至巩县地区的防务；以第三十一集团军王仲廉部向黄河北岸之新乡、汲县挺进，接管豫北地区之防务。各部于9月上旬先后抵达指定位置。辽阔的河南大部分地区均为胡宗南部各军占领。胡宗南早就看中的中原战略要地今日终于攫为己有。

在这同时，胡宗南令第一战区拟定了对河南日军的受降办法，指令成立“第一战区日军投降接受委员会”，以范汉杰与李昆岗为正、副主任委员，还指定了各地的受降主持人。胡宗南决定自己赴郑州亲自主持日军第十二军的受降仪式。

1945年9月6日，胡宗南派遣李昆岗等人先赴郑州，将经胡审发的“宗郑字第1号备忘录”送交日军第十二军。胡宗南本人则于9月18日，偕同范汉杰等人，从西安乘飞机抵达郑州。因要等其他将领到达郑州，胡宗南将受降仪式推迟到9月22日举行。

9月22日上午，郑州天气晴朗。在郑州中华圣公会礼堂现改为胡军郑州前进指挥所的大礼堂里，胡宗南主持了简单而隆重的颁发日军投降命令受领仪式，即受降礼。

受降礼堂布置得庄严肃穆。礼堂正面高悬深蓝色布幔，布幔前竖立中、美、英、苏四国国旗，悬挂中、美、英、苏四国领导人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与斯大林的画像。在礼堂的正面悬挂着孙中山的遗像。礼堂中间横置一张铺盖白色台布的长方形桌，这是受降席。受降席的对面为投降席。两旁设有第一战区将领席、官佐席、来宾席、记者席以及仪仗队席等。

上午8时55分，胡宗南身着中将军服，带领各受降人员进入礼堂。礼堂内全体人员起立鼓掌欢迎。胡宗南在受降席中间就座。左为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参谋长范汉杰中将、副司令长官刘茂恩中将、马法五中将，右为第一战区副参谋长李昆岗少将、副司令长官裴昌会中将。翻译李季谷立于胡宗南身后。

参加受领仪式的第一战区将领还有李兴中、王仲廉、李竹亭、谢甫三、张耀明等，以及美军代表包瑞德上校、魏德上校、威尔逊中校等，另有其他官员及新闻记者，共七十多人。

约8时58分，日军第十二军军长鹰森孝等五人，在胡部第一军第一师师长黄正诚少将引导下进入礼堂，在受降席前排成一排，向胡宗南等鞠躬敬礼。胡宗南令他们坐下。范汉杰宣布摄影三分钟，新闻记者拥上前来，日方代表面容沮丧，前额低垂，坐在那里呆若木鸡。

当记者摄影完毕，鹰森孝起立，面向胡宗南说：“本人今日前来拜受命令。”

胡宗南问：“贵官有无证件？”

鹰森孝将身份证呈送胡。

胡宗南阅后，连同“宗字第一号命令”交范汉杰转递鹰森孝。鹰森孝恭立接受，并在“命令授领证”上签字盖章，然后呈送胡宗南。原件藏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民政府国防部史政局档案。

胡宗南说：“希望贵官切实执行我的命令。”

鹰森孝答：“是。”

礼毕，胡宗南命日军代表退席。鹰森孝等五人站立集体向胡宗南等人敬礼，然后退出礼堂。

受降仪式结束后，胡宗南向在场人员发表简短的演说，声称：“郑州、洛阳、开封、新乡日军到今天才正式接受命令，开始缴械。本战区当面任务，得以顺利完成，甚为愉快。回想八年以来……”他既赞扬了中国军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与奋斗牺牲，又为蒋介石歌功颂德。

随后，在上午10时40分，胡宗南率官兵与来宾赴郑州市广场，举行了升国旗典礼。郑州，这座被日军侵占约两年的名城，又高高地飘扬起中国的国旗。

1945年9月25日下午，胡宗南在大雨中飞抵开封，驱车入城，受到正沉浸在光复喜悦中的开封人民的热烈欢迎。他在这里会见了正被收编的伪军将领庞炳勋及张岚峰、孙良诚的代表。9月27日胡宗南又赶到新乡，会晤了正准备开往华北的第十一战区的马法五、高树勋等人。直到10月7日他会见孙殿英后，才于当日下午3时从郑州飞回西安。

胡宗南在河南活动期间，从重庆传来了喜讯：1945年10月3日，国民政府给他陆军中将晋加上将军衔。这在黄埔毕业生中，胡宗南是第一人，而且是国民政府在大陆时期黄埔生中晋升到此军衔的唯一一人。

胡宗南回到西安后三天，正逢双十国庆节，胡宗南又获得了国民政府颁给他的胜利勋章。

胡宗南春风得意，兴高采烈。确实，这时是胡宗南一生“事业”的顶峰。

胡宗南在亲自率部赴郑州受降、控制河南中原地区的同时，又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利用抗战胜利的机会，派遣所部进入河北、北平、山西，抢占战略要地，将其触角伸向华北各地。

1945年8月底，胡宗南令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李文率集团军总部暨第一梯队第十六军李正先部，由陕东朝邑之大庆关渡过黄河，在山西永济登岸，到运城集结，然后沿同蒲线北上，经娘子关转入河北。接着，胡令原属第三十八集团军的第三军罗历戎部，从甘肃定西出发，经陕西郃阳，由潼关渡黄河入山西，转归第三十四集团军编制，随第十六军后，一道开往河北。

第三十四集团军进入山西后，虽受到阎锡山晋军的疑忌与冷遇，但他们在晋南同蒲路沿线各城接受了驻防日军的大量武器、马匹与其他军用物资。10月底该集团军两个军的四个师部队先后到达河北石家庄集结，改归第十一战区孙连仲指挥。这时正逢孙连仲的基本部队马法五等部在邯郸被中共军队“围歼”，孙连仲从北平电令李文派第十六军李正先部从石家庄南下增援。该军先头部队到达高邑时，马法五等部已被全歼，第十六军乃折回石家庄。孙连仲只得令第三十四集团军在石家庄接受日军一个旅团的投降，然后以该部第三军担任石家庄守备，李文率第三十四集团军总部及第十六军开赴北平。

在第三十四集团军离开山西不久，由于晋军在抗战期间被严重削弱，阎锡山已没有力量完全控制山西。特别是晋南地区，处在中共太行、太岳部队的威胁之下。阎锡山不得不求助于蒋介石的中央军。胡宗南趁机派遣其精锐部队第一军的第一六七师李昆岗部进驻运城地区，控制了晋南这一盛产粮棉的富庶之区，并为后来胡军大举入晋作了准备。胡宗南的军事势力逐步向山西渗透。

1946年2月15日胡宗南到重庆参加陆军总司令部召开的第二次军事复员与整军会议。会后，他回到西安，在3月16日，又接到蒋介石来电，要他将第一战区所辖的十个军列为全国军队第一期整编。当时，胡宗南第一战区所辖的正规部队，因第三十四集团军李文部开赴华北，第二十九集团军李铁军部划归第八战区，故只剩下第四、第三十一、第三十七、第三十八共四个集团军、十个军、二十五个步兵师、一个骑兵师、七个特种兵团。

1946年4月1日，胡宗南主持召开第一战区军队整编会议。在近一个月时间内，将所部军队按国防部规定，进行整编完成，计有四个整编军（相当于原兵团）、十个整编师（相当于原军）、二十个整编旅（相当于原师）、五十五个步兵团，连同各直辖部队与特种部队，总兵力为256万人。同时裁并第七军分校等机构。不久，蒋介石在河南地区新成立郑州指挥所，以刘峙为指挥所主任。胡宗南的河南防区与王仲廉、李兴中两个整编军划归刘峙指挥。胡宗南的第一战区就直辖两个整编军：一是整编第一军，胡任命董钊为军长；一是整编第二十九军，胡任命刘戡为军长。

在此期间，因范汉杰被调升为全国陆军副总司令，李昆岗被调任整一师所辖的整一六七旅旅长，胡宗南任命盛文接任第一战区参谋长，薛敏泉任副参谋长。盛文，字国辉，湖南长沙人，1906年生，黄埔六期生，在胡部历任暂编第五十九师师长、第三十四集团军参谋长等职。

国民党的军史评论家王禹廷后来谈到胡宗南当时的军事实力时说：胡宗南部“兵力最盛时拥有四个集团军五六十万人之众，堪称是抗战‘剿匪’的总预备队，可见当局对他倚畀之殷和寄望之重。抗战胜利前后，虽然以一部远戍新疆，一部调赴华北，但留在他掌握中的仍然是当时国军最完整强大的兵团。”王禹廷：《戡乱军事的形势大略》，刊(台北)《传记文学》月刊第32卷，第3期。

胡宗南在第一战区部队整编缩减后，就决定在今后将主要力量投入到严格训练部队、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与战斗力上，企图借此弥补部队数额的减少。胡计划在其部队中，“训练成极坚强之五个常胜师二十六个铁团，从提携培养锻炼中造成方面大将十七人，优秀幕僚十七人。”《胡上将宗南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182页。

胡宗南的雄心是很大的。他对自己事业的未来发展规划，不仅表现在军事上，还向政治与经济上挺进。为了将来进一步发展自己的势力，他在1945年年底到1946年年初，乘着抗战胜利的时机，在所部挑选了一些青年学生，保荐资送去欧美留学深造，以作人才储备。他对机要秘书熊向晖说：他在考虑多选几个人去欧美，多几个留学欧美的博士、硕士，对他今后的事业有助益。熊向晖：《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1页。在胡挑选出的这些二十名大学毕业的青年中，有近半数是陕西名绅的子弟，胡借此与陕西地方著名人士加深了关系；还有半数是帮胡工作多年、受胡重视的青年军官与干部。胡宗南将他的机要秘书熊向晖以及熊的妹妹熊汇芝、三青团陕西支团部组训组组长陈忠经、三青团西安分团书记申振民也都选上了。当然到这时，胡宗南仍不知熊、陈、申三人是中共的秘密情报人员。

“马前一卒”与“黄陆浙一” 1

胡宗南如此顺利地登上他“事业”的顶峰，登上“西北王”的宝座，首先是因为他对蒋介石绝对的忠顺与竭尽全力，从而得到蒋介石的赏识、宠爱、维护与大力提拔。

有人在谈及胡宗南与他的密友戴笠对蒋介石的无限忠顺时，这样写道：“简直可以说是孝顺。‘先意承志’，不仅承奉其志而行之，而且预先逆知其意而为之。都是以领袖之喜怒为喜怒，以领袖之忧乐为忧乐。”戈士德：《胡宗南与戴笠》，刊(台北)《中外杂志》第31卷，第2期，第13页。在这点上，在蒋介石的所有学生与部下中，无人能及。

据说，胡宗南对蒋介石曾居住过的房间，启扉瞻仰，不昂然步入；对蒋介石使用过的车辆桌椅，亦勿敢亵渎自用；对蒋介石游憩过的庭园，就下令禁止驱车入内践蹍。

据说，胡宗南军于1947年占领延安后，蒋介石要到延安视察，胡宗南为蒋介石准备了一处讲究的住处。后来国防部部长白崇禧先来到延安，招待人员准备以这座准备给蒋介石住的房子供白居住。胡宗南闻知，立即阻止，说：“领袖住的房子，怎么可先给人家？”戈士德：《胡宗南与戴笠》，刊(台北)《中外杂志》第31卷，第2期。

又据说，第七军分校的政治教官向学生介绍胡宗南的“革命历史”，胡宗南闻之立予面斥，并召集全校师生员工训话，说：“我胡宗南不过是领袖的马前一卒。只有领袖，没有胡宗南。”戈士德：《胡宗南与戴笠》，刊(台北)《中外杂志》第31卷，第2期。

在1927年8月与1931年12月蒋介石两次下野期间，胡宗南都表现出对蒋介石毫不动摇的忠诚，始终全力维护蒋介石的领袖地位。在1936年12月西安事变蒋介石“蒙难”时，胡宗南如丧考妣，一方面发兵讨伐张学良、杨虎城，一方面秉承宋美龄的旨意，以营救蒋介石脱险与生命安全为第一要义。他的言行深得蒋介石的欢心与赏识。

1938年年底，胡宗南刚率军回师关中，驻节西安，升任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就下令在西安翠华山麓创办了一所以蒋介石名命名的“中正中学”，吸收胡部军官子弟与沦陷区的青年入学。胡宗南对这所中学分外重视与关心。他以自己的亲信将领、黄埔六期生盛文为该校董事长，聘请西安教育界名人高化臣为校长。学校所需经费与物资皆由胡宗南的总部供给。在校学生，皆由胡宗南的总部供给衣食。中正中学成为西安乃至西北条件最好的一所贵族中学。这无疑是令蒋介石满意与高兴的一件事。

胡宗南任“中正中学”校长时的毕业证书

1946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的六十寿辰。胡宗南在西安城发起对蒋介石的庆寿献忠活动。在这期间，胡宗南特地在蒋介石于西安事变时被张学良士兵抓住的临潼华清池，建起一座纪念亭，胡宗南为之起名“正气亭”。胡宗南令在亭上摩崖书写当年蒋介石从西安回到南京后对张学良、杨虎城的训话全文，特请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书丹。在“正气亭”奠基之日，胡宗南又特地组设了“六十诞辰奖学金委员会”，宣布要以此奖学金支持奖励陕西省籍的青年求学。

“马前一卒”与“黄陆浙一” 2

蒋介石与胡宗南在蒋介石每次到西安或陕西其他地方视察，胡宗南更是竭忠尽智。事前，他亲自准备与指挥部署蒋介石的住处“行宫”，抽调工作人员多达四五百人。他特派专人携带设计图样与尺寸，乘飞机去迪化（今乌鲁木齐）采购特制的地毯；委托戴笠从美国购置装有防弹设备的小汽车；在西安木器店定制一套特设的家具，又让其驻重庆办事处购置一批供宋美龄使用的化妆品。他知道蒋介石喜欢吃宁波竹笋罐头，就让人准备了几百斤。蒋介石将到之前一日，胡宗南必亲自到“行宫”仔细检查，亲自躺躺床铺，坐坐沙发，蹲蹲马桶，看看是否安全舒适。蒋介石在陕期间，胡宗南必每天晨昏待问：“委座胃口如何？”“委座睡得怎样？”在蒋介石到民间视察时，胡宗南为了既保证蒋介石的安全，又能让蒋介石接近民众，亲自召开会议布置，别出心裁地提出了“安全第一，亲切第一”的口号。胡宗南对部下说：“领袖不高兴我们用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做法来保障他的安全，认为这是把他外于民众的做法。因此，迎接领袖时，既要注意保安，又要注意亲切热烈。”杨健：《胡宗南与第七分校》，刊《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第98～102页。

胡宗南在自己部队中大力倡导对蒋介石的无限忠顺，大树特树蒋介石的最高领袖与绝对权威的地位，还有一套理论。胡宗南常喜欢向部下谈隋唐之际李靖辅佐李世民得天下的故事，说：“李卫公（本书著者按：李靖字卫公）手提三尺龙泉，纵横天下，大有不可一世之慨。当他会见李世民后，觉得李世民有高瞻远瞩之见解，英明果断之魄力，并兼有可与天下争衡之军事实力。认为取隋而能主天下者，非李世民莫属，于是他扶助李世民，鞠躬尽瘁，直至老死而不辞。此即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值得吾人效法。”刘钊铭：《胡宗南控制下的中央军校第七分校》，刊《西安文史资料》第5辑。胡宗南借此既表明了自己绝对效忠蒋介石的心迹，又号召部下为维护蒋介石的最高领袖地位而出力卖命。

胡宗南数十年对蒋介石的忠实与效命疆场，赢得了蒋介石的特别信任与宠爱。蒋介石让胡宗南接掌他的起家部队，从第一师师长，到第一军军长，并连连破格提拔，直至成为战区司令长官，成为统兵数十万、总揽西北军政大权的“西北王”。这在黄埔军校各届毕业生中绝无仅有。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事人物三鼎甲中，汤恩伯不能与之比肩，恐只有陈诚可以与之平分秋色。抗战期间，1941年，蒋介石甚至将他宠爱的幼子蒋纬国送到胡宗南部第一军中服役任职数年，让胡宗南做蒋纬国的监护人，乃至蒋纬国的婚姻大事都交给胡宗南去操办。当胡宗南在国民政府与国民党部队里遭到一些人的责难时，蒋介石总是公开维护。在1945年初的一次会议上，蒋介石说：“近来有些人对胡长官宗南有许多指责，除了胡部确有部分军队纪律不好，应责成整饬外，我认为我们应从全局来看问题。大家要知道，八年来如果没有胡宗南这支力量在西北顶住，则我们的抗日根据地——四川这个地方，就会受到严重威胁，这样，我们就不能争取抗日的胜利。”前引宋希濂：《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第195页。

胡宗南除对蒋介石保持特殊的忠顺与亲密关系外，还竭力对国民党内的一些党国元老、派系头目与军政实权人物进行拉拢联络，建立亲密与良好的关系。

例如，他因与戴笠的特殊亲密关系，而与军统亲如一家。戴笠在1946年3月因飞机失事死亡，胡宗南痛哭失声，亲为祭奠。1946年冬，胡宗南到南京，夜深大风雪，亲自驱车到郊外灵谷寺寻访戴笠墓，行礼致哀数十分钟。军统局改组为保密局后，郑介民、毛人凤先后主其事，胡宗南与他们关系亲密如故。

对中统，胡宗南因与陈果夫、陈立夫既是浙江湖州同乡，又与二陈之叔陈其采有师生关系，因而私谊也非同寻常。

对于右任、张继、居正、张钫、何应钦、顾祝同、蒋鼎文、张治中等元老、政要以及学者、名流，胡宗南也通过种种手法，或多次往访，或邀其来部讲演检阅，或重用其子婿亲友，而赢得他们的好感。例如，胡宗南每次邀请于右任、张继、居正、张钫、何应钦、顾祝同等元老、政要以及一些名流、学者到其军中给官兵讲演时，他总是亲自接待，亲自主持大会，而且在整个大会过程中，他总是以立正姿态站在讲台前沿，数小时纹丝不动，呆若木鸡，毕恭毕敬。在胡宗南的指挥与影响下，台下成千上万官兵也都立正听讲，鸦雀无声。这就使得那些来胡宗南部讲演的元老、政要、名流、学者，莫不感动、敬佩，纷纷称赞胡宗南治军有方。胡宗南后来权力日增，“声誉日隆”，当与这些要人的提携与宣扬有很大关系。

胡宗南如此顺利地登上他“事业”的顶峰，登上“西北王”的宝座，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多年来在自己的部下中，处心积虑地识拔、拉拢、培养、重用了一批既绝对忠于自己、又能带兵打仗、施政安民、具有军政才干的干部，然后，通过这些干部，控制与指挥几十万军队，形成了一个以自己为核心与首领的庞大的军事集团。

胡宗南识拔选用干部有一套政策与做法，这就是“黄陆浙一”：则必须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包括中央军校与西安第七军分校的毕业生；陆军大学将官班或参谋班的毕业生；浙江籍贯；有在第一师从军带兵的经历。只有具备了这四项条件的人，或具备其中的三项、两项，最少具备其中的某一项，才能在胡部立得住脚并得到升迁。所具备的条件越多，那么就升迁得越快。如果这四项条件都沾不上边，那么就很难在胡部立得住脚，更难得到升迁了。

首先，胡部几十万大军的军官优先选用黄埔与陆大毕业生。排、连长多系西安七分校毕业生；营、团长多系中央军校毕业生；师长、军长则多是黄埔军校前六期的资格；至于集团军总司令，则一律都是黄埔一期生，是胡宗南的同期同学与友好。而师长以上将领与幕僚人员多经陆军大学学习与培训。这样，胡部大军成了清一色的“黄埔系”的天下，胡就是这个“黄埔系”的总头目。对于那些非黄埔与陆大毕业的军官，胡宗南多让他们在军中任些闲职或副职，有的只拿份“干薪”度日而已。

在胡宗南部任各级军官的黄埔生与陆大生中，如果是早就追随胡宗南，曾在胡任师长的第一师中任过职的，则更被胡宗南视为患难战友，更得到胡宗南的信任与重用。

现将胡宗南部一些主要将领简况列表如下：史料来源：A《民国人物小传》(台北出版)；B《革命人物志》(台北出版)；C《传记文学》(台北出版)；D《民国高级将领列传》(北京出版)。姓名籍贯生年出身在胡宗南部担任主要军职李铁军广东梅县

1904年生黄埔一期在胡部历任第一旅第三团团长、第一师第一旅旅长，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第一军军长、第七十六军军长、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续表

姓名籍贯生年出身在胡宗南部担任主要军职

丁德隆湖南攸县

1904年生黄埔一期，陆军大学特别班第四期在胡部历任第一师独立旅旅长、第一军第七十八师师长、第三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第三十七集团军总司令、西安绥署干训团副主任。

袁朴湖南新化

1904年生黄埔一期，陆军大学特别班二期在胡部历任第一旅第一团团长、第一师第二旅旅长、第七军分校办公厅主任、第八师师长、西安警备司令、第十六军军长、西安绥署干训团教育长。

李文湖南新化

1905年生黄埔一期在胡部历任第一师第二旅旅长、第一军第一师副师长、第七十八师师长、第九十军军长、第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第五兵团司令。

范汉杰广东大埔

1897年生黄埔一期在胡部历任第一师副师长，第一军副军长、第二十七军军长、第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第一战区参谋长、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

宋希濂湖南湘乡

1907年生黄埔一期在胡部历任第七十一军军长、第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

董钊陕西长安

1902年生黄埔一期在胡部历任第二十八师师长、第十六军军长、第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第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整一军军长、陕西省政府主席。

刘戡湖南桃源

1906年生黄埔一期，陆军大学六期在胡部历任第九十三军军长、第七军分校第十总队长、第三十七集团军总司令、整二十九军军长。在国民党六大上当选中央候补委员。

续表姓名籍贯生年出身在胡宗南部担任主要军职

钟松，浙江松阳1，900年生，黄埔二期，陆大将官班在胡部历任第六十一师师长、整三十六师师长、第三十六军军长、西安警备司令、第五兵团副司令。

李延年，山东广饶，1904年生，黄埔一期，在胡部历任第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廖昂，四川资中，1902年生，黄埔二期，陆大特别班四期在胡部历任第一旅第二团团长、第一师西北补充旅旅长、第一军第七十八师第二三二旅旅长、整七十六师师长。

罗列，福建长汀，1905年生，黄埔四期，1932年～1935年入陆大学习在胡部历任第一军参谋长、第三十四集团军参谋长、第四十八师师长、整一师师长、第一军军长、西安绥署参谋长、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参谋长。

盛文，湖南长沙，1906年生，黄埔六期，在胡部历任暂编第五十九师师长、第三十四集团军参谋长、第一战区参谋长、西安绥署参谋长、第三军军长、成都防卫总司令。

徐保察，哈尔怀安，黄埔四期，在胡部历任第一师营长、第一军第七十八师第四六五团团长、整三十六师之整二十八旅旅长、整七十六师师长。

张新，浙江浦江，黄埔三期，在胡部历任第一师营长、团长、整七十六师之整二十四旅旅长。

陶峙岳，湖南宁乡，1892年生，保定军校毕业原湘军将领。在胡部历任第八师师长、第七十六军军长、第一军军长、第三十七集团军总司令。

裴昌会，山东潍坊，1896年生，保定军校八期，陆大特别班六期原孙传芳部属。在胡部历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西安绥署副主任、西安绥署前进指挥所主任、第五兵团司令、第七兵团司令。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胡宗南部掌握军政实权的高级将领中，除裴昌会、陶峙岳等少数人外，几乎是清一色的“黄陆浙一”的资格与出身。至于裴昌会，原是孙传芳的部将，陶峙岳则是湖南部队出身，胡宗南用他们，是因其会带兵打仗，但胡一直未将他们视作自己的心腹。

胡宗南还注意安插、重用自己的浙江同乡。在胡宗南军的各级司令部中，特别是在他的长官部中，很多处长、科长都是浙江人，有许多还是胡宗南在孝丰私立王氏小学的同事与学生。如王微，是胡宗南在王氏小学的同事，长期担任胡宗南部机要处长的重任，并为胡宗南起着“军师”的作用；刘大军，是胡宗南在王氏小学的学生，在胡宗南部先后任胡的副官处处长、侍勤队队长等职，担任侍卫胡宗南与搜集情报等重要工作；唐西园，浙江嵊县人，原是戴笠所办特务训练班的学生，被戴介绍给胡，被胡宗南任命为随从副官与侍勤队长，权倾一时，虽是中校军衔，其职权超过许多将军，致使西安军界官场有“上将中将不如芝麻将”之说；程开椿，亦是胡宗南在孝丰王氏小学的学生，胡宗南任命他为第七补给区司令，掌管胡宗南部几十万军队的后勤供应；徐康良，是胡宗南在王氏小学的学生，先在胡宗南部任职，后由胡宗南保荐任空军华北司令。另外还有蒋坚忍（浙江奉化人）、赵龙文（浙江义乌人）、沈开樾（浙江宁波人）、戴涛（浙江孝丰人）等，都长期在胡宗南部担任各项重要工作。

但胡宗南对浙江籍的人，多用之为幕僚或文职的党务、文秘、机要等工作，很少任命他们为带兵打仗的主官。胡宗南认为，浙江省的地理环境得天独厚，舒适安逸，人民养成好逸恶劳的习惯，缺乏毅力与吃苦耐劳的精神。

今天大敌当前，作为带兵将领，固然需要丰富硕满的军事知识与高瞻远瞩的战略见解，但还需要有冲劲，有干劲，有吃苦耐劳的精神，所以不能光需要文质彬彬、云淡风清的文人学士，也需要像黑旋风李逵、花和尚鲁智深那样的一些闯将。胡宗南认为，在艰险的军事斗争中，浙江人是不适宜担任带兵将领的。当他听说俞济时要出任第三战区建国军司令时，曾说：“俞济时也可以去带兵吗？俞济时是宁波人，宁波人只能做生意，带不了兵。”刘钊铭：《胡宗南控制下的中央军校第七分校》，刊《西安文史资料》第5辑，第121页。

此外，胡宗南还常常用种种奇特的方法网罗、笼络与控制各种军事人才，为其所用。

例如，胡宗南部下将领有徐保其人，察哈尔怀安人，黄埔四期生，以勇猛善战著称。此人当团长时，是有名的赌棍，有一次他亲自去师部领了全团的军饷，竟在一夜之间输得精光。第二天天亮，他回到团部，团的军需主任来请他发饷。徐保分文没有，便说：“叫值星官集合全团，今天团长亲自发饷。”全团集合完毕，徐保说道：“这个月的饷，团长领来了。他妈的，我们全团运气不好，昨天晚上团长将钱统统输光了。弟兄们，不要急，团长今晚再去把钱翻回来，明天全团发双饷，好不好？”全团官兵一时被他搞得糊涂了，竟齐声答道：

“好！”胡宗南闻之将徐保召去，拍桌厉声责问：“古来名将，谁是赌棍出身？”徐答不上来。胡宗南哼了两声，就一脸怒气走出去了，直到天黑才回来，见徐保还是站立原地，丝毫未动，不觉暗喜，呵责道：“答不出吗？没有用的东西。去，向经理处再领全团一个月的饷，下次不得胡来！”胡宗南恩威并加，徐保先惧后喜，对胡感激敬佩，能不为他拼死效命。徐保后来成为胡宗南部的“四大金刚”之一。张新：《胡宗南其人》，《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5页。

再例如，胡宗南手下著名战将、曾任整二十四旅旅长的张新，是浙江浦江人，面麻，黄埔三期生，1928年在浙江省防军工作，与胡宗南并不熟识。一次黄埔同学在杭州聚会，胡宗南得知张新情况，就主动上前厉声责问他：“你是黄埔三期同学，为什么贪生怕死，不到前方去？”张新被问得莫名其妙，随口答道：“到前方什么地方去？”胡宗南说：“到浦口第一师第一旅去。”张灵甫原来胡宗南这时正任该旅旅长，千方百计搜罗黄埔学生到其部队中。这样张新就投到了胡宗南部，追随胡二十年之久。在1932年，张新在部队中当营长，与团长周士冕顶牛，挥拳打了团长。团长到胡宗南那里告状。胡宗南先是令将张新押解到师部关押，宣布要“着即枪决！”进行威胁；但不久却将张释放，官复原职，还以罕见的温和态度对张说：“有勇无谋，不成大器啊！”一打一拉，使张新对他感激涕零，以死相报。同上书，第173～174页。

胡宗南一向标榜以“仁义”治军。他对部下的亲信军官宠爱有加，对他们的错误，甚至是罪行也百般呵护。1935年胡宗南部驻军甘肃，胡部有一团长张钟麟（字灵甫），陕西长安人，1903年生，黄埔四期生，随胡多年，能打善战，战功累累，但脾气严厉暴躁，因怀疑其住西安的妻子吴海兰不贞，竟跑回家中，开枪将其妻子打死，此事引起西安舆论大哗。西安公安局派人到胡部抓人，胡宗南闻知此事后，虽然对张钟麟（字灵甫）作了一番指责，然而却阻止公安局对张灵甫执法。西安妇女界集会游行以示抗议，并联名上书国民党妇女部与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宋美龄去找蒋介石，蒋介石电令胡宗南将张送南京法办。至此，胡宗南才对张说：“你的事闹大了，蒋委员长亲自过问，我是爱莫能助了。”胡宗南此时并不派人押送去南京，而只是给张灵甫充足路费，让他一个人去南京，其意是让张逃往他处避风。张居然没有逃走，去南京求见蒋介石，被判十年徒刑，关在南京江东门陆军监狱。张一直到抗战爆发后才出狱重新带兵，后来成为国民政府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七十四师师长。参见吴戾天：《我所知道的张灵甫》，刊《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胡宗南的这一手在部下官兵中传为“美谈”。

后来，胡宗南手下的军官与干部越来越多，胡宗南就在其军队中成立一个秘密核心组织——“铁血救国团”。其成员都是胡部高级军政骨干分子。每个人的入团形式是需两人以上介绍，并经考核后，举行秘密仪式，歃血为誓。铁血团的任务是确保胡宗南在全军的最高权威与绝对领导，维护军令的执行，加强高级军官团结，肃清内部异己分子，监督全军官兵。在平时，它负责考察军官思想言行，起核心领导作用；在战时执行督战任务，执行战时军令与战场纪律。铁血团成员还享有可以直接向胡宗南密告他人、保荐各级部队长直至和自己同级部队长的特权。参阅（1）孟丙南：《“西北王”胡宗南》，刊(北京)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第126页；（2）张新：《胡宗南其人》，《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第172页。胡宗南是这个铁血团的首领。他利用这个铁血团，大大加强与巩固了他对全军的绝对指挥权。

当然，胡宗南对一些杂牌部队的关键人物，或是国民党政要、元老的亲友，虽不是“黄陆浙一”的身份与资格，则从政治上考虑，破例、破格地给以宽容与重用，以达到他更重要的目的。

例如，胡宗南特地任命冯玉祥的亲戚李宗毅为长官部的副官处处长，以通过他联络和拉拢归胡指挥的原西北军的一部分军队。

又如，抗战胜利后，胡宗南奉命派遣其第三十四集团军去华北收降，划归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指挥，胡宗南即聘孙连仲的女婿夏新华充作自己的私人秘书，以取信于孙连仲，得到孙连仲的支持。

再如张治中的女婿周嘉彬，胡宗南先后任命他为第七军分校副主任、西安警备司令、第一一一军军长等职；顾祝同的堂弟顾希平，胡宗南先后任命他为第七军分校副主任、天水行营政治部副主任、西北训练团教育长、西安绥署政治部主任等职；白崇禧的友人张卓，胡宗南任命他为第七军分校副主任；居正的儿子居伯强，胡宗南任用他为第七军分校教官；张钫的儿子张广勋，胡宗南任用他为第七军分校边语训练班主任。胡宗南通过对这些人的任用，以结好于他们的父兄师友。

宗南这套识拔选用干部的政策与手法，基本上还是沿袭中国封建社会官场中的一套做法：凭资历，靠关系，任人唯亲，拉帮结派，很少有近代民主政治色彩，却反而加入了近代秘密黑社会组织的一些结盟手法。这些政策与手法虽可一时发挥些作用，却不可能经常选拔与使用到奋发有为的干部人才，也不可能经常维系部队的团结与纯洁向上的风气，相反，却会产生与滋长腐败与特权之风，产生日益加剧的内部矛盾，培养与重用许多庸才。这些庸才在承平之日尚不显山露水，无碍大局，但是到真刀真枪的战场上，就会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对胡宗南的庸才干部政策，蒋介石在1944年12月任命胡宗南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时，就曾给予批评指责。参看本书第六章第六节。

至于“黄陆浙一”政策引起胡宗南军内部的矛盾，就更为明显。许多没有“黄陆浙一”资格的官兵，特别是那些行伍出身、虽无文化却有军功的军官们，常常表现出极其不满与不平的情绪。他们怒骂黄埔出身的军官是：“黄埔黄埔，烟酒嫖赌”。他们讥讽陆大出身的将领是：“陆大陆大，陆个大，牌子大，架子大，脾气大，胃口大，牛皮大，洋相大。”胡的亲信部将、所谓胡部“四大金刚”之一的许良玉在第七十八师师长任内，曾就胡的干部政策引起部队内部人事不公与矛盾事，上书胡宗南，引用曾国藩的两句话：忠贞之士“屈居卑下，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贪饕退缩者，果骧首而上腾，而叹富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此其可为浩叹者也。”曾国藩：《复彭申南》（咸丰三年正月）。可见胡部干部人事问题的严重性。胡宗南阅后，似乎深有所感，立即批示传见许良玉，与许长谈，寻求解决之法。杨健：《胡宗南与第七分校》，刊《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第102页。但在当时的军政体制下，胡宗南始终没有也不可能找到正确完满的解决之法。

胡宗南登上他“事业”的顶峰时，就已隐伏着他走向最终失败的契机。

“直捣延安”的计划被蒋介石“暂缓” 1

抗日战争胜利不久，国共内战的阴云再次笼罩中国上空。在1945年10月12日，即国共双方代表在重庆签订《会谈纪要》（《双十协定》）的第三天，胡宗南即接到了蒋介石从重庆发给他的密令。蒋要胡印发在1933年制定的《剿匪手本》，其意十分清楚，即决心要重新发动一场“剿共”战争，要胡宗南及其所部做好精神准备与物质、人力的准备。胡宗南对蒋介石的密令自然是心领神会，积极贯彻。

到1946年春，国共关系日趋紧张，双方的战争愈演愈烈，关内关外战火不断。比较起来，胡宗南坐镇的陕西关中、豫西地区，由于某种特殊的原因，却相对平静。

1946年4月11日，胡宗南接到蒋介石的密令，要其部从5月4日起参与发起对中原解放军李先念部的进攻，用五天的时间完成“围歼”任务，5月9日结束战斗。因为当时国民政府决定，在5月5日从重庆“还都”南京。中原解放区临近长江北岸。西逼武汉，东近南京，北接河南，为心腹大患，必先除之。胡宗南部有几个整编师驻扎河南，他接蒋介石密电后，就紧张筹划部署，准备将这几个师投入进攻中原解放军的战斗。

胡宗南又是没有想到，蒋介石给他的这份密令，又被其机要秘书熊向晖迅速报告给西安中共秘密情报组织的王石坚，通过密电转报延安中共中央。中共谈判代表周恩来是情报工作的老手，一向重视情报，最善于运用情报。他得到熊向晖提供的情报后，立即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向国共谈判三人小组的美方代表马歇尔、国民政府代表徐永昌揭露了这一阴谋，要求予以制止。在这样的情况下，蒋介石只得令胡宗南暂停执行他的密令。熊向晖：《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5页。

对胡宗南的又一打击接着而来。1946年5月，胡部驻防河南巩县、堰师、孝义一带的整编第三十八师张耀明部的一部分军队，在副师长孔从州的率领下，在巩县宣布起义，并迅速进入伏牛山区与中共河南部队会合。整三十八师由原第三十八军改编，该部系杨虎城的陕军旧部，孔从州等人早就秘密加入中共。

胡宗南寻求着给中共以根本打击的办法，尽管当时国共大规模的内战还没有正式爆发。胡宗南长期以大军包围中共陕甘宁边区，袭占延安、进攻陕甘宁边区，是胡宗南多次筹划、未能实施的战略目标。现在，国共内战的战火愈烧愈旺，坐在西安的胡宗南日益按捺不住，跃跃欲试。他在抗战期间没有多少战功，其地位与其战功不相称。他想以攻占陕北、占领延安，来提高自己的声望。为此，他在多日筹划后，于5月18日给蒋介石呈报了一份《攻略陕北作战计划》，其主要内容是，胡宗南向陕甘宁边区突发奇兵，采取“犁庭扫穴”、直捣延安的闪击行动，摧毁中共首脑机关。

胡宗南对他的计划与军队行动充满自信。

但是，蒋介石没有同意胡宗南的直捣延安的闪击行动计划，复电胡“暂缓”。熊向晖：《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5页。蒋介石认为目前攻占陕北，军事上意义不大，政治上不到火候，而且会引起国内外舆论的指责，处于被动挨骂地位——因为当时国共内战还没有正式的爆发。

1946年6月底，国共大规模的内战终于正式爆发了。但在开始，胡宗南部驻防的关中、汉中与豫西地区并未发生大的战事。因为南京国民政府在内战初期的作战方针是：先出兵攻占威胁南京与武汉的中原解放区与苏皖解放区，控制津浦与平汉两条南北交通大动脉；然后再进攻延安、扫荡沂蒙、清剿山东、平定华北；再尔后转向山海关外，消灭东北的中共军队。在3个月到6个月的时间内统一全中国。台北“国防部史政局”编印：《戡乱简史》，第3页（台北出版）。这样，战争一开始，首先由郑州绥署主任刘峙指挥十二个整编师的部队，向以宣化店为中心的中原解放区发动围攻。

当刘峙指挥所部向中原解放区进逼时，很想动用胡宗南一战区驻河南的部队参战。当时属于第一战区的第三十一集团军王仲廉部驻防豫北，整编十五师驻防豫西。其中整编十五师并无重要任务，刘峙想调这支部队到豫鄂边境“进剿”。但刘峙很了解胡宗南——他的这位过去的学生与部属的脾性：胡只能使用和吃掉别人的部队，绝不会同意抽出自己的部队让别人指挥，因此刘峙最终也未向胡提出抽调整编十五师参战的事，只是请在豫北的王仲廉部防止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邓小平大军南进支援。

1946年6月底，中原解放军在刘峙等大军压境下，抢先分路秘密突围。其中中原解放军主力约1万多人，在李先念、王震率领下，越过平汉线，向陕豫鄂边界地区疾进，企图经淅川、荆紫关一线进入陕南秦岭山区。刘峙急令其部跟踪追击，同时几次电请胡宗南派兵进入豫西阻击，参加淅川一线的作战。胡宗南均不予置理。当时刘峙气愤地对他的参谋长赵子立说：“蒋铭三（蒋鼎文的字）说过，不要说让胡宗南服从我们，就是我们想服从胡宗南，他鬼头鬼脑，我们也摸不清他的意图。真伤脑筋。”吴明：《蒋军利用和谈进犯豫鄂解放区的回忆》，刊(北京)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第54页。由此可见胡宗南军事集团的宗派私利是如何浓重，也可见国民政府军内部的重重矛盾。这正是国民政府军迅速腐败与失败的原因之一。

1946年7月中旬，李先念、王震率中原解放军主力，突围到达豫南内乡县师岗地区后，分为两个纵队向西疾进，扑向豫陕交界处，准备夺路入陕。在这时，蒋介石一方面严令刘峙督兵追击，另一方面急令胡宗南派重兵星夜赶赴鄂豫陕三省交界处的险要山隘荆紫关一线，防堵中原解放军进入陕南山区。

在这种情况下，胡宗南才急调其驻扎在潼关至豫西一线的主力部队整编第一师的整一旅、整编第七十六师的整二十四旅、整一四四旅与整编第九十师的整六十一旅等部，用汽车运至荆紫关、南化塘、漫川关一线，据险设防。胡部比解放军抢先一步占领阵地。中原解放军到此见胡部在荆紫关一线防守严密，无法正面突破，乃挥军南渡丹江，绕道攻击赵川至南化塘一线。7月20日经过一场激战，胡宗南部在这里的防线终被突破。7月21日，解放军进入层峦叠嶂的秦岭山区，兵分两路：由李先念率中原解放军第二纵队等留在这里建立“鄂豫陕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由王震率第三五九旅沿秦岭西进，越川陕公路，经甘肃东南部，向陕甘宁边区的陇东庆阳疾进。

眼看中原解放军突围部队在自己的防区里纵横驰骋，冲向陕甘宁边区，胡宗南又慌又急。1946年7月底，他从甘肃平凉与兰州紧急调来整十七师何文鼎部的两个整编旅，用车运入秦岭山区，跟踪追击王震部，又派重兵在渭河与西兰公路沿线构筑封锁线进行防堵。但这一切都未能奏效。王震部在胡军前堵后追下虽损失不少部队，但其主力在1947年年初冬终于返回了陕甘宁边区。参阅何文鼎：《整编十七师在秦岭山区围堵中原解放军始末》，刊《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

在这同时，胡宗南又调集整十五师武廷麟部、整二十四旅张新部及整一三五旅、整一四四旅等，配合地方保安团，在第一战区商县指挥所主任文朝籍的统一指挥下，对秦岭山区的李先念部反复“围剿”。但因秦岭山区山高林密，地形复杂，李先念部又化整为零，开展游击战争，因而胡军的“围剿”成果很小。李先念、郑位三、陈少敏等中原解放军领导人在1946年9、10月间，化装通过胡宗南严密统治的关中地区，潜回陕北延安。而李先念留下的部队在秦岭山区活动几个月后，于1947年2、3月间在豫西狂澜渡一带渡过黄河，到达晋南的中共太岳解放区。

蒋介石指挥刘峙、胡宗南等部“围歼”中原解放军的军事行动，虽然杀伤与削弱了中原解放军的一部分兵力，却未能根本上消灭这支部队。国民政府不得不承认“围歼”计划的失败，并在作战检讨中认为：中原解放军打得主动灵活，“自由选择时间地点突围”，“一遇抵抗即折换方向”，“行动轻捷”；而刘峙、胡宗南等部的围追部队，则“欠机动，常不能适时集中绝对优势兵力，致匪常得乘隙流窜。”南京国民政府国防部颁布：《绥靖第一年重要战役提要》第56页（1948年2月），藏(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民政府军对中原解放军“围歼”的失败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中原解放军突围部队“窜回陕北”，及“窜入苏北、豫、鄂、陕、川边区之匪，利用山地蔓延滋长，实皆本次战斗之失。”台湾“国防部史政局”编印：《戡乱简史》，台北出版，第75页。

国民政府军对中原解放军“围歼”战的失败，无疑包含着胡宗南的很大失败。然而，在这同一时期，胡宗南还有着另一场更大的“剿共”军事失败，那是在晋南战场整编第一旅——胡宗南的王牌与起家部队的全军覆没。

晋南痛失“天下第一旅” 1

1946年6月底中原解放军突围之时，晋南的形势也紧张起来。中共太岳军区陈赓部为策应中原解放军突围，向同蒲线发起攻势。阎锡山晋军连连向蒋介石呼救。蒋介石令胡宗南一方面派部队追堵中原解放军，一方面派有力部队进入晋南，配合晋军打通同蒲线。这样既可保证关中与豫西的侧翼安全，又可迫使陈赓部退往晋东南，割裂中共陕甘宁边区与晋冀鲁豫解放区的联系，为下一步进攻延安做好准备。

1946年6月底到7月初，胡宗南派整一军军长董钊为总指挥，率领整一师的整七十八旅、整二十七师的整三十一旅、整四十七旅等部，先后渡黄河进入晋南，与原驻运城的整一师整一六七旅会合。从7月3日起，董钊指挥这四个整编旅附重炮团、特务团等部，由运城一线沿同蒲路向北进攻，企图与从北面洪洞、灵石一线南下的晋军配合，南北夹击，打通同蒲线。

开始几天，胡军各部进展顺利。到7月11、12日，担任正面进攻的整三十一旅与整一六七旅占领闻喜城与堰掌镇、胡张镇地区；整七十八旅进抵水头镇；担任右侧后警戒的整四十七旅进抵夏县；其余部队尚在夏县以南地区。胡军先头部队深入解放区140华里，尚未与解放军主力接触，以为解放军慑于其声威，望风而逃，因而骄纵麻痹，戒备疏忽，造成给解放军袭击歼灭的有利条件。

解放军陈赓部采取了诱敌深入之计：以小部分兵力监视与牵制北面的晋军，而以主力于7月13日夜间开始袭击“围歼”胡军的整三十一旅。“闻夏战役”打响。

轻敌麻痹的胡军在遭到解放军的突然而猛烈的袭击后，“因为事前没有准备，临时被迫应战，仓皇失措，一开始就陷于混乱。”王应尊：《胡宗南集团1946年发动晋南战役纪要》，刊《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第126页。首先是整三十一旅在13日夜到14日夜于胡张镇、朱村、如意、下晁地区被解放军全歼，旅长刘钊铭仅以身免。14日从闻喜城南援的整一六七旅四九九团也被歼两个营。在这种情况下，整二十七师师长王应尊除令整一六七旅固守闻喜县城外，急调驻夏县的整四十七旅一三九团前往增援。该团在峨眉岭遭到解放军顽强阻击，伤亡很重。19日，驻水头镇的整七十八旅北上增援，该旅二三二团一营又在东西韩村被解放军全歼。

经过前后约10天的激战，胡军整三十一旅被全歼，整四十七旅、整七十八旅与整一六七旅也遭到重创。到7月22日解放军停止攻击，闻夏战役结束。胡军余部龟缩在闻喜等地待援。这是胡宗南在又一次走上国共内战战场以后，第一次与解放军正式交锋，也是他遭到的第一次失败。

与胡宗南军交锋的解放军太岳部队司令员陈赓，是胡宗南的黄埔一期同学，在年龄上还比胡宗南小七八岁，但他却在战场上屡次击败胡宗南。在1936年11月山城堡战役中，陈赓就是“围歼”胡军第七十八师的红一师师长。在闻夏战役后三天的1946年7月25日，陈赓在总结此战役双方军队的特点时说：

我军战士士气旺盛，勇敢顽强，能够各自为战，机动灵活，但是装备差，弹药缺乏，兵力少；敌人装备优良，兵力多，有时还有空军配合，但不勇敢，不善于夜战，恐惧我军的手榴弹、刺刀，缺乏肉搏勇气，又不能各自为战。如果采取夜战、近战，我军的长处可以得到充分发挥，敌人的弱点也将充分暴露。每次战斗一打响，就和敌人扭在一起，他们的飞机、大炮都用不上，火力再强也没有用。敌人的长处不能发挥，斗志也会严重挫伤。夜战也是敌人最害怕的。夜间观察困难，敌人援兵不敢运动，害怕在野战中被我歼灭……转引自穆欣：《陈赓大将》，(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370页。

胡宗南的对手陈赓

陈赓指出的胡宗南部队的弱点与在战场上失败的原因，是正确而又深刻的。但胡宗南却不能正视自己部队的这一致命弱点，更无法根本克服这一弱点。

胡宗南对在闻夏初败十分恼火。他将逃回去的整三十一旅旅长刘钊铭撤职惩办，将该旅第九十一团团长李国培与第九十二团团长柳际春判处徒刑，对董钊等人也严加申斥。同时，他急令驻潼关的整一师罗列的师部及其所辖整一旅黄正诚部、整九十师严明部与在豫西的整三十师鲁崇义部一起开进晋南增援。

1946年8月17日，胡宗南飞到运城，召集军事会议，部署新的攻势，决定：以整一师沿同蒲铁路北进，整三十师沿铁路东侧经绛县、翼城向北进击，企图压迫解放军主力于洪洞、赵城地区，尔后与晋军南北夹击，进行决战。以上两个师为第一线攻击部队。整二十七师集结于其主力侧后为预备队；以整九十师的整五十三旅守备后方。各部仍由董钊任总指挥。

1946年9月中旬，整一师各旅顺利进抵临汾、史村、蒙城一线；整三十师则进抵绛县、翼城、曲沃一线。9月20日董钊在临汾城得到报告，陈赓部主力集结于临汾东部的浮山一带。董立即令整一师与整三十师派部队向浮山进攻。

胡宗南与董钊没有想到，这是陈赓又一次布下的诱敌之计。陈赓这次瞄准的对象是胡宗南的王牌与起家部队——整一师的整一旅。陈赓精心设计了“诱敌攻浮，围点打援”的作战计划：先引诱胡军进攻浮山，然后包围浮山胡军，临汾之整一师必来救援，再集中解放军主力“围歼”之。

董钊果然很快钻进了陈赓的圈套。著名的临浮战役打响了。

1946年9月20日，依据董钊的命令，进驻翼城的整三十师的整二十七旅沿翼浮公路北进，向浮山进攻；驻史村的整一师整一六七旅，则沿临浮公路东进，向浮山进攻。该两旅于9月22日占领浮山空城后，很快就遭到解放军的强大围攻。董钊接到求援报告，果然如陈赓所料，急令整一师的预备队整一旅立即从临汾向浮山增援。

整一旅在整编前是第一师，前身是大革命时期的第一军，蒋介石、何应钦先后任过军长。1929年编遣会议后缩编为第一师。如前所述，它是蒋介石的起家部队，从黄埔建军起，该部历经北伐、内战、“剿共”、抗日，一直是国民革命军中的王牌主力。胡宗南自1930年起被任命为师的师长，苦心经营多年。后来胡官职晋升，但他始终以该师为自己的起家部队与嫡系中的嫡系，特别宠爱与重视，不仅派遣最亲信的将领担任该师各级主官，而且配备最精良的装备。1945年抗战胜利后，胡宗南更让该师全部美式武器装备，士兵都是久经战阵的老兵，战斗力强，军官的军衔也较一般部队高一级：旅长黄正诚是中将，曾到德国军事学院留学，第一团团长刘玉树、第二团团长王亚武都是少将。该旅可谓是胡宗南军事集团中嫡系之嫡系，有“天下第一旅”之称。但该旅也有致命的弱点，骄纵麻痹，缺乏实战经验。这次该旅奉命增援浮山，旅长黄正诚仅派出该旅第二团王亚武部约2000人，于9月22日先行东进，在临浮公路线上的官雀村宿营，准备在这里驻防，承担护路与支援浮山部队的任务。

就在第二团进驻官雀村几个小时以后，解放军就乘其立足未稳之机，集中了绝对优势兵力，于当日深夜向其发动猛攻。其中以陈赓部主力第四纵队第十一旅李成芳部攻打官雀村，以第十旅周希汉部防阻临汾之敌东援，以第十三旅陈康部阻浮山之敌西援。陈赓根据中共中央军委“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消灭第一旅”的命令，指挥李成芳部对官雀村之敌勇猛穿插，分割包围，猛打猛冲，逐个消灭。

整一旅第二团团长王亚武是胡宗南军中有名的闯将，打仗凶猛，是个张飞式的人物。他指挥所部顽强抗击优势解放军的猛攻，逐屋争夺，用刺刀、手榴弹拼杀肉搏。战斗从22日夜打到23日白天。王亚武同时不断向临汾呼救。

胡宗南在西安闻知整一旅第二团被解放军“围歼”、处境危急，十分焦念，指示第一战区长官部用电话向董钊查询该团情况。在临汾的董钊立即令黄正诚率该旅第一团刘玉树部及整七十八旅一部自临汾东援，同时令在浮山的整一六七旅、整二十七旅放弃浮山，沿临浮公路西援。

董钊这次又以约一个团的兵力从临汾向官雀村增援。整一旅旅部与第一团又重蹈第二团的覆辙：在23日上午进至陈堰村附近时，就被解放军周希汉旅迎头拦住。黄正诚以美式装备部队，在炮火的支持下，从上午到下午5时半，连续发动十多次的进攻，全被击退。这时官雀村更加危急。坐镇临汾的董钊急了，亲自坐汽车到前线视察，大骂黄正诚是草包，连一个小山头也拿不下。天渐黑，董钊回转临汾。黄正诚在陈堰进退两难。到天黑，黄的整一旅旅部与第一团也被解放军迅速包围起来，陷于危境。

当日夜，先是在官雀村的王亚武团经一夜一天激战后，陷于瓦解。团长王亚武到最后关头，亲自赤膊上阵，挥舞手枪，带领残部反攻，被解放军击毙，余部被俘。接着，在陈堰村的整一旅旅部与第一团也在多次反扑失败后，被解放军全歼。旅长黄正诚、副旅长戴涛、第一团团长刘玉树等全部被俘。“天下第一旅”全军覆没。

第二天天亮后，当罗列率领援军从临汾赶到陈堰、官雀村增援时，解放军已带着整一旅被俘官兵及全部美式装备安全撤走。

从1946年7月到9月这三个月中，胡宗南部进军晋南，接连被解放军全歼两个整编旅。在这同一时期，国民政府军在全国各战场共被歼二十五个旅。毛泽东：《三个月总结》（1946年10月1日），载《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149页。

胡宗南部被歼的部队占国民政府军全部被歼数部队的8％；而且其中一个是胡宗南引为骄傲的“天下第一旅”。这对胡宗南的打击是极其沉重的。他在西安难过得痛哭了一场。后来他接到蒋介石的命令，要他继续与晋军南北夹击，打通同蒲线，乃于1946年10月3日再次飞到临汾，对晋南作战进行检查与指示。在听取董钊与罗列报告第一旅被歼经过时，胡又一次情不自禁地流了泪。王应尊：《胡宗南集团1946年发动晋南战役纪要》，刊《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他向军官训话，说整一旅的失败决不是装备不好，而是指挥错误。他强调要为整一旅复仇。

为了掩盖败绩，胡宗南指示尽快恢复整一旅，将整编时因限于编制而被编入其他部队的原第一师的第一、四两团原班人马调回，再加上一些其他部队，重新组建了一个新的整一旅。胡派他最宠爱的将领吴俊继任该旅旅长。

为了再次向晋南解放区进攻，胡宗南又急调整二十四旅、整六十一旅增援晋南，共集中十一个整编旅，从1946年10月5日开始，从临汾一线沿同蒲路向北进攻。各部“齐头并进”，猬集一团，畏首畏尾，行动迟缓。由于解放军作战略转移，胡军得以在1946年10月21日与南攻的晋军于南关镇会师。至此同蒲路终于被打通，晋南富饶之区也为胡军控制。

这时，胡宗南得到报告，陕北解放军有北攻榆林的企图，乃于1946年10月中旬再次向蒋介石提出了突袭延安、占领陕甘宁边区的要求。在得到蒋介石同意后，胡宗南于10月底、11月初从晋南调回整一师与整九十师，会同原在陕、甘的部队，共集结约十个整编旅，准备从南面进攻延安；另以宁夏马鸿逵部从西面进攻延安，晋军杨澄源部在晋西策应。在这同时，胡宗南令整三十六师的整二十八旅徐保部约6000人从西安空运榆林，增强北方战力。

但胡宗南的这次军事行动计划，又一次被其机要秘书熊向晖迅速报告中共情报组织。熊向晖：《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56页。

中共中央对此十分重视，一方面让在南京与国民政府谈判的周恩来在1946年11月17日的南京《新华日报》上发表《答记者问》，公开揭示“胡宗南在南线集中10个旅，……国民党政府（对延安）将作试探性进攻”(南京)《新华日报》1946年11月17日。

另一方面，抽调晋南陈赓部队与晋绥贺龙部队赴陕北增援。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再次电令胡宗南“暂缓”对延安的进攻，继续打通同蒲路，攻取晋东南的长治，与晋军夹击刘伯承部，消灭其主力。

1946年11月下旬，胡宗南令整一师、整九十师由禹门口东渡黄河，重回晋南。12月中旬，由董钊指挥胡军六个整编旅，扫荡吕梁山区解放军陈赓部，历时近一个月，不仅一无所获，反而在前方损失了整三十师的整六十七旅旅部与所辖第二○○团，副旅长阎德治、参谋长王树民被俘，二○○团团长姜长泰阵亡，在晋南后方守备垣曲和皋落镇之整五十五旅一个团亦被歼大半。此后，胡军各部就一直龟缩在晋南各城镇中，取守势。

到1947年2月底，胡宗南终于得到了蒋介石下达的进攻延安的命令。胡宗南匆匆下令：整一军的整一师、整二十七师、整九十师于3月初立即渡过黄河，开往陕北宜川集结；所遗晋南广大地区的防务，北起霍县，南至侯马，东起浮山，西至黄河，纵横数百里，大小县城市镇与重要据点数十个，悉数归整三十师担任。在晋南防务空虚之后，解放军陈赓部在1947年4月发起反攻，在很短时间内就重新占领晋南广大地区。胡宗南被迫在4月中旬从陕西抽调罗广文的整编第十师到晋南增援整三十师。整十师到晋南立脚未稳，就丢失了精锐主力第二十八团。整三十师与整十师被压迫在临汾与运城两个孤立据点内苦守待援。

晋南地区物产丰饶，号称粮仓。胡宗南从1946年7月出兵晋南，历经几个月的作战，损失几个整编旅的兵力，才控制了这一地区。但到1947年3、4月间移兵陕北后，却在很短时间内就将这一地区几乎全部轻易丢失。而胡集中大军进攻陕北贫瘠地区，又经年不见成效（这在下一章我们将要看到）——胡宗南的这个蠢举当时被山西人民与国内舆论讥笑为“以一条肥牛换来了几条鸡肋。”《现阶段的战局总检讨》，刊(上海)《观察》周刊（1948年3月27日）。结果，因晋南的重新丧失，中共的解放区“陕北与晋西、晋东南连成一气”，而国民政府方面，胡宗南的第一战区与阎锡山的第二战区反而“陷于分离”。(台湾)“国防部史政局”编印：《戡乱简史》，台北出版，第85页。

进攻“囊形地带”与西华池之战 1

1947年2月，国共内战已进行了八个月。蒋介石在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失败以后，决定转为对陕北与山东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在西安的胡宗南积极进行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准备。胡宗南决定：首先出兵攻取陕甘宁边区最南部突出的“囊形地带”——关中分区。过去胡几次企图拔掉它，但都因故未成。现在他决定先攻取此地区作为进攻延安行动的第一步，不仅可以除掉积患，而且便于从陇东、关中和晋南向宜川、洛川前线集结军队，消除进攻延安大军左侧背的威胁，保障后方补给线的安全。

胡宗南命令驻在三原的整编二十九军刘戡部担任进攻“囊形地带”的任务，并令整二十九军参谋长文于一拟订作战计划。

1947年2月9日清晨，胡宗南率第一战区长官部人员，乘专车从西安来到三原整二十九军军部，举行作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裴昌会、整二十九军军长刘戡及该军旅长以上将领，共二十余人。

胡宗南主持了这次作战会议，首先讲话，主要谈他对战局的看法与这次进攻囊形地带的重要意义。他说：“我们要消灭共产党，必须首先消灭它的武装力量。要达到这一目的，最重要的是拿下延安，消灭它在陕甘宁边区的主力军，摧毁它的首脑机构。我相信可以在两个月内解决陕甘宁边区的军事问题，6个月内消灭整个共军，解决全国对共军作战的军事问题。现在决定先夺取囊形地带。这一战关系尔后我军向延安进军能否顺利进展。希望大家努力达成任务。”文于一：《三原会议和进犯“囊形地带”》，刊《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28页。

接着由整二十九军参谋长文于一代表军部报告作战计划，要点是拟采取四面合围的战术，以达消灭“囊形地带”内共军之目的。但是随胡宗南赴会的第一战区副参谋长薛敏泉根据胡的授意，在文于一报告后，对整二十九军的军事计划提出不同意见。薛说，此次作战的目的主要在于迅速夺取囊形地带，不同意封闭袋口，主张仅从东、南、西三面进攻。文于一和整二十九军的师、旅长钟松等人相继发言，坚持原作战计划，主张以消灭共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的，以夺取地方控制空间为次要目的。只有实现了前一个目的，才是真正的胜利；否则，即使夺取了地方，也只是虚假的胜利，甚至可能招致严重的后果。而且夺取囊形地带的下一个战役就是进攻延安，既然如此，此战更应以歼灭对方有生力量为主要目的，而不应放开口袋，任其撤退。

但胡宗南早有自己的打算与计划：他只想在自己的部队不受重大损失的条件下，占领囊形地带，进而再占领延安。他并不想以自己的部队与陕北共军拼杀，而只想将陕北共军赶过黄河，迅速结束陕北战事，以显示他部队的力量与功绩，向蒋介石邀功取宠，提高他个人的威信和地位。至于陕北共军到黄河以东，自然由河东的晋军负责清剿，让他们去互相拼杀吧，等到两败俱伤或晋军支持不住时，胡宗南正好可以自己的胜利之师名正言顺地跨河东征，挺进山西。那时胡宗南就不仅是“西北王”，而且要做“山西王”乃至“华北王”了。

投机取巧，以邻为壑，损人利己，集团私利第一，而绝无全局观念，这是国民政府军许多将领的通病，胡宗南似乎此病更加严重。

因此，当薛敏泉与整二十九军将领发生争执相持不下的时候，胡宗南站起来阻止了双方的争执，也不征求整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的意见，正颜厉色地宣布了他最后的决定意见，说：“不必再争论了，决定按薛副参谋长提出的意见执行，一切责任由我负。参战部队从东、南、西三面进攻，预备队控置于三原附近。定于2月14日拂晓开始攻击。所有参加作战的部队，统归刘军长指挥。”说完即宣布散会。到会将领皆相视无语，旋即各返防地准备行动去了。

1947年2月14日拂晓，刘戡指挥各部，按照胡宗南决定的作战方案，从东、南、西三面向囊形地带发动了进攻。进攻部队有整三十六师钟松部（欠整二十八旅）、整七十六师廖昂部（欠整一四四旅）及整十七师的整十二旅、整四十八旅。以廖昂师的整二十四旅张新部为先头部队。另以整四十七旅李奇亨部为预备队，控制于三原地区。

进攻部队越过封锁线进入囊形地带后，预计此番要大战一场。谁知当地驻守的解放军新四旅在坚壁清野、疏散群众后，主动向北撤走。进攻部队所到之处，一片寂静，除了整十二旅在爷台山一度与解放军掩护撤退的部队发生短暂战斗外，各部队几乎都没有打什么仗。先头部队整二十四旅张新部推进到囊形地带核心、中共关中分区首府马栏镇时，只见人去屋空，一无所获。

胡宗南用无线电话询问张新，进攻囊形地带有何战果？张新无可奈何地回答：“占 了马栏”。张新：《胡宗南其人》，刊《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

确实，胡部军队除占领了这块囊形地带外，什么战果也没有，可谓扑了个空。

胡宗南在2月中旬占领囊形地带后，就谋划下一步的军事行动。他冥思苦想，得出一计，决定先派一部有力部队进攻陕甘宁边区的西部地区——陇东的庆阳与合水，吸引陕北共军主力到陇东歼灭之，控制边区的侧翼，然后以胡部主力从洛川、宜川一线乘虚攻入延安，进而拿下全部陕甘宁边区。

正在这时，进占囊形地带的整四十八旅旅长何奇从那里驱车赶回西安，向胡宗南献策进攻陇东吸引解放军主力西去决战。这与胡宗南不谋而合。何奇又自告奋勇地要求率部在进攻陇东中打头阵。

胡宗南大喜，当即令整七十六师师长廖昂为总指挥，率整四十八旅何奇部、整二十四旅张新部等共五个整编旅，向陇东中共占领区庆阳、合水进攻。其中何奇旅下辖两个团，张新旅辖三个团，两个旅共约15万人，均系胡部精锐，担任这次陇东战役的主力。

2月下旬，各部开抵陇东宁县一带集结。2月27日下午，廖昂召集各整编旅的团以上军官开会，部署陇东作战，以整二十四旅进攻庆阳，整四十八旅进攻合水，其他部队协同配合。廖昂还按照胡宗南的指示，规定了各部进攻与撤退时的行军路线。

2月28日拂晓前，何奇率整四十八旅从宁县出发，越过封锁线，进入陇东解放区。在该日上午10时许，攻占赤城镇，仅遇解放军微弱抵抗。3月1日黄昏前，未经任何战斗即占领板桥镇。接着连夜进军，夜渡马莲河，沿山沟小道跋涉，于3月2日下午4时许顺利占领合水城。这里又是一座空城，搜索全城仅发现一位老汉和一只山羊。

与此同时，张新率整二十四旅由西锋镇出发，经益门镇，顺利占领庆阳城。这里也是一座空城。

原来陕甘宁边区的解放军主力第三五八旅、新四旅与地方部队警一旅等部，在张宗逊与习仲勋的指挥下，对胡军进攻的目标合水、庆阳等地预先作了彻底的空室清野后，主动撤离，从2月21日起就在合水之南的西华池附近隐蔽集结，准备抓住机会伏击歼灭来敌。

一向骄纵的何奇因几天来顺利占领赤城镇、板桥镇与合水城，益发狂妄起来。他误认为解放军惧其声威，望风而逃，更加麻痹轻敌。

何奇此人，是胡宗南宠信的又一将领。他系黄埔六期毕业，后东渡日本进士官学校炮科毕业，回国后又考入国民政府的陆军大学，是胡宗南手下有数的高级军事人才，备受胡宗南重视，因此倔傲自负，常自比孙吴，爱自我吹嘘，在胡部素有“何大炮”之称。

就在何奇、张新分别占领合水、庆阳不久，3月3日晚，他们同时接到廖昂转来的胡宗南命令，要他们迅速从该地经原路退回彬县集结，然后开往洛川一线。原来此时胡宗南刚刚从南京接受蒋介石的命令，回到西安，正紧急部署进攻延安的军事行动。何奇、张新两个整编旅是胡宗南这次进攻延安的主力部队之一。

在合水的何奇立即令其部队于3月4日晨出发。但在研究退路时，众说纷纭。狂妄轻敌的何奇认为解放军已不堪一击，再循规蹈矩地走原路，不仅要徒涉冰冷彻骨的马莲河，而且要绕道费时，不如经西华池回宁县这条捷径，昼夜兼程一日可达，还可以经过村落密集之地，好向百姓打粮。

何奇违背了胡宗南规定的经原路回宁县的指示，带领全整编旅两团人马于3月4日下午3时许到达西华池。

西华池镇位于合水之南的黄土塬上，距胡宗南封锁陕甘宁边区的碉堡线大约40公里，是甘、陕交通要道与物资集散地，商业繁盛。该镇四周被洪水切割得峡谷纵横，沟壑陡直，特别是镇东、镇西两条南北走向的大沟，把镇子高悬起来，像座山顶寨子。

何奇丝毫没有觉察，解放军已集中了三倍于他的优势兵力，埋伏于西华池附近，并有一部分军队化装成百姓埋伏于西华池镇内。

何奇预先派人到西华池侦察，发现镇上张灯结彩，贴满标语，百姓不仅没有逃跑，而且在他们赶到时还到镇外欢迎。对这种反常现象，何奇没有引起警惕。第一四二团团长陈定行提请他注意，部队不宜在此地久留，应迅速赶回宁县。但何奇满不在乎，令部队当晚就地宿营，筹集粮钱。他派第一四二团驻西华池以西约七八里的七里店，他率旅部与第一四三团杨荫寰部驻西华池镇，对防卫仅草草部署。

就在何奇部在西华池住下约数小时，官兵们忙于拉伕筹粮时，当晚解放军就以优势兵力对何奇部发动猛攻。解放军主力新四旅围攻西华池镇何奇的旅部与第一四三团；解放军第三五八旅围攻七里店的第一四二团。战斗极其激烈。解放军在火力掩护下，发起冲锋。解放军使用的马克沁重机枪，尖锐刺耳，流弹飞舞，其声凄怆，闻之黯然，给何旅官兵很大杀伤。何奇指挥旅直辖部队与第一四三团仓促应战，占领镇中房屋制高点，集中数十挺重机枪与重迫击炮扫射轰击，拼命阻挡解放军的攻击。同时，何奇电令在七里店的第一四二团向西华池旅部靠拢。

战斗延续到3月5日中午，解放军发起第二次猛烈冲锋，双方发生白刃肉搏。解放军的攻击部队与镇内伏兵配合，逼近了何奇的旅部。何奇手中已没有控制部队，又慌又急，登上旅部住宅门楼眺望时，被解放军机枪射中大腿。到这时，他才令将所部在西华池遭伏击“围歼”电告胡宗南请援。

胡宗南在西安正紧张部署进攻延安事，接到何奇的电文，又气又急，立即回电指责何奇不听指挥，擅自行动，贻误大局，要何奇率部死守待援，他已电令张新整二十四旅就近紧急前往增援。

何奇腿负重伤，血流不止，接到胡宗南来电严斥后，自知罪责难逃，愧惧交加，迅速死去。副旅长万又麟封锁何奇丧命消息，继续指挥所部顽抗。3月5日下午1时，从七里店撤出的第一四二团陈定行部从南面冲进西华池增援。双方激战到3月6日上午。这时，援兵张新旅逼近西华池。由于解放军攻击部队在指挥上没有集中兵力突击，又过早地撤出部队，没有猛追猛打，当闻知整二十四旅渡马莲河赶来增援时，又没有派部队前往截击，因而未能达到全歼整四十八旅的目的。3月6日上午，解放军停止攻击，在一部掩护下，撤离西华池。

在解放军停止攻击后，整四十八旅副旅长万又麟下令，对西华池全镇进行搜索，枪杀抓捕到的可疑人员。到3月6日上午11时，该旅离西华池南撤。这时张新的整二十四旅方才赶到，冲进西华池与解放军掩护部队战斗约一小时。以后，双方撤出战斗。

这场近两天两夜的激战，双方都有很大伤亡，但胡宗南部受到的打击更大。胡宗南袭击陇东吸引歼灭解放军主力的计划未能实现，他攻击延安的部署也受到影响，而且还损失了一位少将旅长。在整二十四旅赶到西华池增援后，胡宗南电询旅长张新：“救出何奇没有？”张新是胡宗南的宠将，这位麻子旅长爱开玩笑，回答胡宗南说：“已救出来了。”后来胡宗南知道何奇已死，责问张新，张在报话机上说：“胡先生没有指示对何奇救生不救死。我救出了何奇的尸体，总算完成任务了。”张新：《胡宗南其人》，刊《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胡宗南闻之哭笑不得。

对西华池之败，胡宗南与廖昂都将罪责推到已死的何奇身上，而不反省与检讨自己在识人、用将与指挥上的错误。当时胡宗南正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在紧张地进行大规模攻击延安的准备。在整四十八旅残部与整二十四旅回到宁县后，胡宗南给廖昂来电指示：“整编第七十六师随大军进攻延安；第四十八旅着开赴耀县休整后归还整编十七师建制。”陈定行：《西华池战役》，刊《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解放战争中的西北战场》，(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97页。

不接受失败教训的人将要有更大的失败。胡宗南即将发动的大规模进攻延安的战役，其结果就是如此。

第八章 从进攻延安到撤离延安

蒋介石急令胡宗南攻取延安 1

1947年2月28日晨，在西安的胡宗南正在关注着所部进攻陇东的战事发展时，突然接到蒋介石从南京打来的急电，要他当天就乘飞机赶到南京

。

胡宗南立即遵令动身。他携带第一战区参谋长盛文，于当日中午飞抵南京。

当日下午4时蒋介石就在官邸传见胡宗南。

原来，蒋介石突然紧急召见胡宗南，是要胡宗南立即向陕北延安采取军事行动，限定在3月10日发起进攻。蒋介石对胡宗南说，已获确实情报，美、苏、英、法四国外长内定3月10日在莫斯科开会，在会上必然要讨论中国内战问题，美国国务卿马歇尔、苏联外长莫洛托夫都要重新提出这一问题。为了给四大国外长会议一个强烈印象，表明中共已被国民政府彻底击败，不再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力量，他当机立断，命胡立即进攻陕甘宁边区，直捣中共老巢延安。发起进攻的日期就选定在3月10日四国外长开会的这一天。至于由此引起的外交交涉，由外交部去办。

蒋介石还告诉胡宗南，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定在3月于南京召开。会上必然要对国共内战发生近一年来的形势进行总结与检讨。蒋介石、胡宗南都清楚，这近一年来，国民政府军在各个战场都打得越来越不好。自1946年6月国共内战爆发以来，国民政府军开始仗着军事力量强大，向中共军队发动全面进攻，然而到1947年2月，八个月中，虽占领解放区大小城镇105座，却损失兵力70多万人。而且，随着国民政府军占领区的扩大，战线拉长，其能够投入的机动军力大为减少。加上国统区经济恶化，人心浮动。因此，蒋介石决定，从1947年3月起，停止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转为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与陕北解放区。照蒋介石看来，山东解放区是中共的军事中心，陕北解放区是中共的政治中心。蒋介石希望胡宗南部在3月中旬攻占延安，打击中共的政治中枢，削弱其在中国与世界上的影响，扭转全国战局，提高国民政府军的士气，提高蒋介石与国民政府的威信，使蒋介石可以理直气壮地参加六届三中全会。因此陕北战役意义重大。

蒋介石给胡宗南规定的战略任务是，迅速夺取延安，并于延安附近“包围歼灭”陕北共军主力。蒋介石问胡宗南：“陕北作战有把握否？”

胡宗南虽对攻略延安早有准备与计划，但现在突然要立即组织实施，还有不少困难。

首先，当时胡宗南部两个机动兵团的大部分兵力均调派在外省作战：董钊的整一军在陕只留有一个整编旅，其余均在山西；刘戡的整二十九军主力部队正在陇东作战。蒋介石规定在3月10日发起进攻，那么从现在开始只有九天时间，让各参战部队开到指定地点集结并做好进攻的各项准备，其紧张与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但上述困难经过努力尚可克服；以两个整编军用优势兵力钳形夹击陕北、迅速夺取延安的任务也不难完成；最难的是，共军惯于运动战、游击战，如陕北共军不以主力守延安，要完成“围歼”的任务就不是短期的事了，三个月能否办到，还很难说。

但胡宗南是个好大喜功的人，又是个善于体察蒋介石心意、绝对服从蒋介石命令的部属。他立即向蒋表示：陕北作战完全有把握。

蒋介石要胡宗南立即与国防部商订出一份具体的《攻略延安方案》，交给他审核。蒋介石并对胡宗南训示，现在“剿共”，仍要“三分军事，七分政治”。

当日晚8时，蒋介石特地设宴招待胡宗南与盛文。席间，蒋介石不放心地再次问胡宗南：“陕北作战有把握么？”胡仍答：“有把握。”胡只是要求蒋介石多派空军支援。

胡宗南接受了蒋介石亲自下达给他的紧急任务，哪敢半点怠慢。他与盛文协商研究，拿出在1946年5月就已制订的那份《攻略陕北作战计划》，于3月1日上午，一起来到国防部，同作战部门商讨修改，重新制订出一份《攻略延安方案》。胡宗南于当日就将这份方案送呈蒋介石审核。蒋也以极快的速度审阅，于当日晚核准。

《攻略延安方案》的主要内容是：胡宗南部军队分左、右两兵团向延安进攻。右兵团指挥官整一军军长董钊，率整一师三个整编旅，整二十七师两个整编旅，整九十师两个整编旅，工兵两个营，于宜川北面平路堡至龙泉镇之间就攻击准备位置；左兵团指挥官整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整三十六师三个整编旅，整十七师两个整编旅，工兵一营，于洛川北面段仙子至旧县之间就攻击准备位置。总预备队整七十六师三个整编旅，配属战车一营，驻洛川待命。以上共十五个整编旅，总兵力14万余。另由整三十六师副师长指挥一个整编旅及陕、甘保安团约一个旅，组成陇东兵团。发起进攻时间为3月10日拂晓。发起进攻前一日起，调集上海、徐州飞机九十四架，分批轰炸延安地区，一部监视黄河各渡口。发起进攻时，陇东兵团向保安方向佯攻，眩惑敌人；右兵团占领临真、金盆湾等地后，沿金延大道两侧，向延安攻击前进；左兵团占领鄜县（今富县）、茶坊、甘泉等地后，向延安攻击前进；右兵团依左兵团协力，以闪击行动迅速夺取延安，并会同左兵团于延安附近“包围歼灭”共军主力。转引自熊向晖：《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5～66页。

1947年3月1日晚，胡宗南在蒋介石核准《攻略延安方案》后，立即电令西安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副参谋长薛敏泉，让其先按方案从晋南与陇东等地，急调各部队到宜川、洛川一线指定位置集结，限在3月9日前集结完毕。至于作战命令，要等各部队集结完毕后再下达，以防失密。

胡宗南在2月28日晚与盛文协商研究进攻延安的军事计划时，就在思考着如何在对延安军事进攻的同时，配合进行一场政治宣传战。胡宗南认为第一战区政治部的王超凡等人，只会骂娘，不懂革命，干这种事只能适得其反。要起草对陕北共区军民的宣传材料等事，必须要有既懂军事，又懂政治、还要有文化修养的人来干才行。胡宗南想到了他的机要秘书熊向晖，认为只有此人能承担此事。当然直到此时，胡仍丝毫没有觉察此人是中共秘密情报人员。

当时，熊向晖在哪里呢？

原来，自1945年年底胡宗南选送保荐一些陕西青年去美国留学，熊向晖也在其中。熊因准备大学毕业文凭、办理留美手续，直至1946年11月才正式离开西安胡宗南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行前，胡宗南还特地为他饯行。熊向晖到南京后，在1947年1月举行盛大婚礼，以胡宗南的关系，居然请到蒋经国作他的证婚人。婚后，熊向晖本准备在1月底离华，但因1、2月份船票早已售完，只订到3月上旬的舱位。于是，熊向晖与他的新婚妻子谌筱华于2月22日去杭州，计划游览两星期，再到上海乘船赴美。熊向晖离南京前，特地去向胡宗南长官部驻南京办事处处长、熊向晖的代表徐先麟辞行，请徐代向胡宗南问候。

胡宗南从徐先麟那里得知熊向晖正在杭州，就通过保密局毛人凤的关系，在3月1日晨密电保密局杭州站负责人，让他们设法迅速找到了熊向晖，于当日晚将熊向晖送上火车。3月2日晨，熊向晖就来到胡宗南身边。

胡宗南当即在南京住地的临时办公室召见熊向晖，要熊推迟三个月出国。胡宗南对熊向晖说：“要打延安了，打完这一仗，你再走。明天就回西安。”胡宗南要参谋长盛文将进攻延安的敌我形势与军事计划告诉熊向晖。然后，胡宗南对熊向晖说：对陕北军事进攻和政治进攻同时进行，先要准备好传单、布告、宣传品，着重准备一份《告陕北民众书》，提出国民党在陕北的施政纲领，要比共产党还要革命。胡还将两份绝密文件，一是蒋介石刚刚核准的《攻略延安方案》，一是《陕北共军兵力配置情况》，交给熊向晖，要熊向晖根据这两份文件，画一份草图，中午交给他，让他在下午蒋介石传见时，供蒋参阅。

这天上午，胡宗南与盛文去国防部开会。熊向晖则留在房间里画那张陕北军事草图。同时，熊向晖将《攻略延安方案》等两份绝密文件悄悄抄存下来。当晚熊向晖在自己房间内将这两份文件细阅后记在脑中，再将抄件焚毁，余烬投入抽水马桶冲掉。

胡宗南进攻延安的绝密计划，未及实施，就落到了中共情报人员手中。

胡宗南对熊向晖画的陕北军事草图表示满意。接着，他就要熊向晖着手抓“七分政治”，首先起草陕北施政纲领。胡宗南指示施政纲领的名称为《国军解放延安及陕北地区后施政纲领》，其主旨是“彻底实行三民主义”，“要比共产党还革命”。熊向晖根据胡宗南的指示，写成施政纲领草稿，其要点包括：“实行政治民主，穷人当家做主”；“豁免田赋三年，实行耕者有其田”；“普及教育，村办小学，乡办中学，县办大学”等。熊向晖又写成各种传单等宣传品，其内容除有“拥护中国国民党”、“拥护蒋主席”等口号外，还有“不吃民粮、不住民房、不拉民伕，不征民车”等收买人心的口号。熊向晖将草稿送胡审查。胡简单看了看，就要熊向晖据此定稿，不需再送他审阅，直接交刘大军秘密印就，待进攻延安开始时广为散发。

胡宗南又指示熊向晖随他回西安后再办三件事：第一，为他配备一架最好的收音机，他每天要亲自收听延安中共电台的广播；第二，指定几个人随同行动，专事全文抄收中共新华社播发的关于陕北战况的消息和评论，全部送他阅；第三，由熊向晖随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精忠说岳传》等小说，随侍在他身边。胡宗南得意地对熊向晖说，他下达作战命令后，由军、师、旅长执行，由幕僚人员监核，他只需等着看捷报。在此期间，翻翻小说，闲情逸致，才显出大将风度。

1947年3月3日上午，胡宗南带着盛文与熊向晖，乘专机从南京飞回西安。

胡宗南的“攻延方案”被秘密送往延安 1

胡宗南回到西安，立即投入紧张的进攻延安的准备工作中。他令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裴昌会、副参谋长薛敏泉、政治部主任王超凡等人先行前往洛川，筹组“前进指挥所”，作为他这次进攻延安的前线指挥机关。

胡宗南根本没有想到，就在他3月3日回到西安的当晚，他的机要秘书熊向晖就秘密前往中共西安情报组织负责人王石坚家里，将胡宗南部的《攻略延安方案》等绝密军事文件以及胡宗南部近期各方面情况，包括胡宗南将密切注意新华社与延安广播电台播发的有关陕北战事的消息和评论，等等，统统作了详细报告。王石坚立即将这些极端重要的机密情报，通过秘密电台，火速报给延安中共中央。

胡宗南进攻延安的军事计划还未下达到部队，他的军、师、旅长都尚毫不知情，进攻延安的军事行动更远没有开始实施，他的一切军事机密就都被延安中共中央掌握了。——胡宗南部未来在陕北的命运也已是可想而知了。

胡宗南回到西安的第二天，即1947年3月4日，他得到报告：参加陇东战役的整四十八旅何奇部在奉命开往洛川集结的途中，在西华池被共军包围。胡急令整二十四旅张新部就近增援。整四十八旅虽被救出，但损失惨重，少将旅长何奇在3月5日阵亡；接着，胡宗南又得到整一军的报告，该军在从山西开往宜川集结的途中，整九十师中将师长严明在山西河津翻车折断右腿。尚未出师先损两员将领。胡宗南的内心蒙上一层阴影。胡宗南令康庄接任整四十八旅旅长，令陈武代理整九十师师长。

1947年3月7日，胡宗南接到蒋介石打来的密电，要他将原定发起进攻延安的日期3月10日，往后推迟三天。原因是美军驻延安军事观察组尚待撤离。但蒋仍要胡在莫斯科四国外长会议期间迅速夺取延安与歼灭陕北共军主力。

熊向晖以胡宗南机要秘书的身份，及时得悉蒋介石指示推迟三天发起进攻的密电，当日晚立即报告王石坚转报延安中共中央。王石坚告诉熊向晖，延安来电说，已将熊呈报的胡宗南进攻延安的作战方案呈送毛泽东、周恩来，他们认为情报很及时、很有用。熊向晖报告王石坚，他明日将随胡宗南到洛川，无法继续提供情报了。王石坚说，主要的战略情况已搞清，细节会由别人去查。因为中共在西安的情报组织，除熊向晖外，还有许多别的情报人员，分布在各条战线上。胡宗南部的动静多能及时为中共方面掌握。

1947年3月8日晚，胡宗南指定参谋长盛文留在西安主持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的日常工作，他自己携带随行人员，秘密离开西安，乘火车到达铜官（今铜川）。在那里胡宗南与熊向晖及一名卫士都换上普通士兵的灰布棉军服，于3月9日晨光熹微时，转乘吉普车去洛川，在近午时到达。

胡宗南到达洛川前线后，就急于了解延安中共方面的消息。他让熊向晖按时打开收音机收听延安电台的新闻广播。这次胡宗南听到的广播内容是，3月8日下午延安中共召开的“各界保卫边区、保卫延安动员大会”的报道。工作人员又给胡宗南送来关于这次大会的五则“新华社延安9日电”电讯稿的抄录油印件，其中有朱德、彭德怀、周恩来在大会上的讲话全文。胡宗南认真地研读了这些讲话，开始兴致很高，对秘书发议论说：从周恩来、朱德的讲话看，共产党毫无准备，和平观念很深，事到临头，开个动员大会也扭转不过来，只剩下几天，来不及坚壁清野，更谈不上长期作战。这次他出敌不意，攻敌无备，正好乘虚闪击突袭，迅速拿下延安。

胡宗南想了想，突然发现了问题：这次延安动员大会，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怎么没有讲话？他又想到，中共方面称周恩来为将军，称朱德为总司令，是将军大还是总司令大？周恩来在共产党里资历比朱德深，周恩来是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南昌暴动是周恩来领的头……现在中共方面称周恩来为将军，其中大有文章，一定是让周恩来指挥作战。胡宗南熟悉周恩来的经历，了解周恩来的文才武略，不由对此有点担心。他说：“周恩来这个人很难对付。”胡宗南兴头突减。参阅熊向晖：《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8～72页。

任弼时

胡宗南不了解，中共方面在陕北的作战，是由毛泽东亲自谋划与部署。毛泽东决定与周恩来、任弼时坚持留在陕北，一方面指挥全国中共军队的作战，一方面吸引与拖住胡宗南军事集团，直接指导彭德怀率领的西北中共军队与胡宗南部作战。胡宗南面对的对手将是中共的几位最高领导人。

到1947年3月10日，胡部进攻延安的军队如期到达宜川、洛川一线集结完毕。

集结在宜川一线的，为整一军董钊指挥的三个整编师七个整编旅，附重迫击炮营等。下辖：

整一师，师长罗列。辖整一旅，旅长吴俊；整七十八旅，旅长沈策；整一六七旅，旅长李昆岗。

整二十七师，师长王应尊。辖整三十一旅，旅长李纪云；整四十七旅，旅长李达。

整九十师，代师长陈武。辖整五十三旅，旅长邓宏仪；整六十一旅，旅长邓钟梅。

集结在洛川一线的，为整二十九军刘戡指挥的三个整编师七个整编旅，附战车、重炮部队。下辖：

整三十六师，师长钟松。辖整一二三旅，旅长刘子奇；整一六五旅，旅长李日基。（缺整二十八旅徐保部，该整编旅被胡宗南派往榆林任防守）

整七十六师，师长廖昂。辖整二十四旅，旅长张新；整一三五旅，代旅长麦宗禹。

整十七师，师长何文鼎。辖整十二旅，旅长陈子干；整四十八旅，旅长康庄；整八十四旅，旅长张淇。

另以整七十六师的整一四四旅，旅长赖汝雄，在后方铜官集结待命，兼负保卫西安至洛川通道。

以上共六个整编师十五个整编旅，以每旅9000人计算，十五个整编旅共约135万人。另每个军、师的直辖部队及临时配属的特种部队，共约2万人。这样，胡宗南用于进攻延安的正规部队共约15万人。胡部主力几乎全部集中投入此战役。

1947年3月10日晚10时，胡宗南在洛川中心小学礼堂召开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参战部队旅长以上的高级军官。

会议一开始，先举行“布达式”，由胡宗南宣布任命这次进攻延安的指挥机构——“前进指挥所”组成人员：裴昌会为前进指挥所主任；薛敏泉为参谋长，王超凡为政治部主任，汪承钊为参谋处长，熊向晖为机要秘书……

布达毕，胡宗南正式传达与指授《攻略延安方案》，下达作战命令。其要点是：

（一）攻击目标：以整一军组成右兵团，整二十九军组成左兵团，采取钳形攻势，“包围歼灭”陕北共军主力，占领延安。攻击重点置于右兵团。

（二）兵力部署与攻击路线：

1右兵团——整一军军长董钊指挥整一师、整二十七师、整九十师共七个整编旅，由宜川出发，占领临真镇、南泥湾、金盆湾等地，沿金延大道两侧，向延安攻击前进，最后占领延安及其东北地区，在拐峁停止待命。

2左兵团——整二十九军军长刘戡指挥整三十六师之整一二三旅、整一六五旅、整七十六师之整一三五旅、整十七师之整十二旅，共四个整编旅，由洛川一线出发，攻占鄜县、茶坊、牛武、甘泉，沿咸榆公路，向延安攻击前进，占领延安西南地区，在枣园停止待命。

3作战地境分界线：两个整编军作战地境分界线为洛川东四十里铺、南泥湾通延安之道路线。线上属左兵团。

4总预备队——整七十六师之整二十四旅、整一四四旅，共两个旅，集结于洛川至同官（今铜川）一线，于进攻开始后，随右兵团后尾前进，策应两兵团作战；整十七师之整四十八旅、整八十四旅共两个旅，担负保卫同官（今铜川）到洛川及洛川以北的公路交通线，并修筑洛川到甘泉间的公路，保证前方粮弹补给。

（三）进攻开始时间及完成期限：各部于3月13日晚6时前就攻击准备位置，布置妥当，14日拂晓发起攻击。要求在3月17日占领延安。战役完成时间约四天。

胡宗南告诉大家，在胡军各部发起进攻时。空军将先行对延安地区轰炸，宁夏的马鸿逵部与榆林的邓宝珊部将从西面与北面向边区发起攻击，与南面的胡部大军响应配合。

接着，前进指挥所的参谋长薛敏泉、参谋处长汪承钊就部队行军、作战注意事项作了具体布置，其中有些是国防部指导的新战术，有些是胡宗南的第一战区长官部新研究出来的战术，主要是“方阵式”与“蛇脱皮”的进军方式及“钻隙战术”等。其主要内容是：因陕北地形复杂，多高山大川，为防共军伏击与夜袭，规定各部队这次向延安进军，全部轻装，携带七天干粮。每天拂晓出发，薄暮露营。每次进军时，先派前卫占领阵地，依次掩护本队前进，首尾相顾，左右相联，布成横直三四十里的方阵，走山不走川，只走山顶，不走大路。若遇小股敌人即行消灭，遇大股敌人可先绕道而行，以求迅速快捷，最后吸引敌军于延安附近“围歼”之。薛、汪还对通讯联络、后勤保障及便于空军识别的标志等，作了规定。

会议最后，胡宗南对众将领说：领袖授命我们进攻延安，彻底摧毁共产党的根据地，大家要不负领袖重托，奋勇作战，建立奇功。胡宗南信心十足地说：三日之内占延安。只要占了延安，共军就得过黄河。

会后，胡宗南对军队的粮饷供应仍不放心。当时联勤总部只拨给胡部17万人份半个月的口粮。胡命薛敏泉分别向南京联勤总部与陕西省政府催索，务求解决攻击部队供粮难、运粮难的问题。

胡宗南对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的去向也分外注意。当时，保密局研究室主任魏大铭从南京专程来到洛川。他带来美国最新侦测无线电台方向位置的设备及操作人员，编为一个分队，配属给胡宗南。连日侦测共区，发现山西兴县无线电台最多，由此判定中共首脑部转移到兴县。但对电波弱的电台不易侦测。胡宗南多次约见魏大铭，要求该分队积极工作，力求侦知判明陕北共军各级指挥部的位置。

下达作战命令后，胡宗南果真如他所说，“闲情逸致”起来。

可是胡宗南又一次没有想到，他召开洛川会议的最新军事机密又一次在他的眼皮底下，由他的机要秘书熊向晖迅速而及时地报给了中共中央。

熊向晖参加了洛川军事会议，听到了薛敏泉、汪承钊就行军、作战提出的新战术，这是他事先所不知的。后来，熊又了解到魏大铭带来了无线电侦测分队。这些都是极其重要的、关系到中共中央安危与中共军队作战的最新机密情报。他必须迅速报告中共西安情报组织。可是他身在洛川，无法去西安。于是他冒险违反中共的秘密工作常例，将这些情报白纸黑字写在纸上，封入信封，信封上写王石坚代名。他又写另一信给西安西大街“研究书店”的经理潘裕然，将给王石坚的信附在给潘的信中，并请潘对附信勿拆，迅交。然后一并装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长官专用信封，封好后，上写“西安西大街研究书店潘裕然经理亲收”。熊向晖将这封信交给胡宗南总部来往于西安洛川间的机要交通员送交，并要机要交通员索取回条。

熊向晖的装有情报材料的信件，顺利交到了潘裕然手里。潘裕然是北京大学名教授潘家洵的儿子，又与陕西省政府主席祝绍周有亲戚关系，是熊向晖在“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的旧友，在抗战期间曾受过胡宗南的政治培训，在西安三青团等政治机关工作过，以文职人员获上校军衔。现在他应聘在王石坚开办的研究书店任经理，与王石坚有自然联系，因此很快将熊向晖的信转交给王石坚。

胡宗南在洛川军事会议上的一切最新机密，包括胡部进攻延安的日期、路线、军事计划、兵力部署以及最新战术等，又迅速被中共中央所掌握。中共中央迅速采取了一系列相应措施，其中包括为防备胡部的无线电侦测电台，对中共各级各单位使用无线电台作出了新的严格规定。中共中央在撤离延安时，曾下令中央各电台停止工作三天，并通知各野战军在作战前部署期间以及在作战中，不用无线电联络，改用小电台拍至大电台代转，以避免暴露各级指挥所位置与作战机密。这些措施以后给胡军的无线电侦测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攻占延安——“华而不实的胜利” 1

1947年3月13日，胡宗南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名义，向参战各军正式下达了对延安的攻击令。

3月14日清晨，按照胡宗南的攻略方案，从西安与太原起飞的国民政府空军的轰炸机群轮番对延安进行了空袭。与此同时，胡部大军开始发起全线攻击。

右兵团整一军是攻击延安的重点。所辖三个整编师：整二十七师在宜川以北地区向临真镇进攻；整九十师在英旺以北地区向金盆湾进攻；整一师从瓦子街以北地区向南泥湾东侧攻击前进。

左兵团整二十九军则从洛川一线出发，向甘泉一线攻击前进，牵制解放军，掩护右兵团顺利攻占延安。

当时陕北的中共部队，主要有来自晋察冀的教导旅罗元发部、从太行调来的新四旅张贤约部以及晋绥的第一纵队张宗逊部（辖三五八旅与独一旅）、第二纵队王震部（辖三五九旅、独四旅），共六个旅，约26万多人，为胡宗南进攻延安军队的约1／6。如果再加上中共陕甘宁边区地方部队警备第一旅与第三旅，也只有3万多人，与胡部军队之比约为1∶5。若再将北面的邓宝珊部与西面的马鸿逵部计算在内，则陕北解放军与国民政府军之比为1∶8。而且陕北解放军武器装备差，弹药奇缺。

面对胡宗南部绝对优势兵力的大规模进攻，在延安的中共中央确定基本作战方针是：诱敌深入，必要时放弃延安，与敌在延安以北的山区周旋，陷胡军于十分疲惫、十分缺粮之困境，然后抓住有利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逐批加以消灭，牵制胡宗南集团的主力于陕北战场，以利中共军在其他战场打击与消灭国民政府军。当胡宗南军向陕北发起进攻时，中共中央为掩护延安撤退，令教导旅罗元发部在延安以南临真镇、金盆湾、南泥湾一线，依托工事进行防御；令刚参加陇东西华池战役的第一纵队张宗逊部与新四旅张贤约部隐蔽东进，在道佐镇、甘泉、大小崂山一线组织防御；同时令第二纵队王震部从山西火速渡过黄河西进增援。参阅王焰等：《彭德怀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299～300页。

3月14日晨战斗打响后，胡宗南部右兵团整二十七师王应尊部在空军掩护下，轻装穿过梢林，涌向临真镇，首先与解放军教导旅侦察分队接火，接着与教导旅二团和警卫营展开激战。在这同时，整一师罗列部与整九十师陈武部采取集团进攻与迂回包抄的方式，向南泥湾东侧与金盆湾的教导旅一团扑去。

战斗最激烈的是金盆湾，就是陈武指挥的整九十师这一路。陈武以该师的整五十三旅与整六十一旅分为左右两个纵队齐头并进，师部随整六十一旅跟进。开始仅遭到解放军轻微抵抗。但当进抵金盆湾阵地时，就遭到解放军的猛烈阻击，前进较缓。夜晚，陈武令所部停止进攻，在山头上露营。后来，陈武观察战场形势，改变战术，调集重兵向教导旅第一团与第二团结合部这个薄弱环节进攻，突破解放军防线。解放军依预定计划，节节阻击，机动后撤到金盆湾北部山地上防守。整九十师占领了金盆湾一线阵地，又被解放军预埋的各种地雷炸死炸伤不少。

在这同时，整一师推进占领了金盆湾以西高地；整二十七师占领临真镇。

这已经是3月16日。

胡宗南见三天以内未能占领延安，十分恼火与发急。他从洛川的前进指挥所里连连用电话催促前方的董钊与刘戡加强攻击，尽快前进。

左兵团整二十九军沿咸榆公路攻击前进，目标是占领甘泉以北的崂山制高点，牵制解放军。老谋深算的刘戡不敢孤军深入，派出搜索部队侦察又处处受阻击。他不了解敌情，又不熟悉地形，就采用“蛇脱皮”的办法，缓慢而又谨慎地前进。该部进至崂山地区遇到解放军有力抵抗。刘戡一面指挥作战，一面等候右兵团的消息。

右兵团整一军董钊在所部于16日占领金盆湾一线阵地后，于17日断然调整部署：以整九十师改为右纵队，沿金盆湾至延安的公路以北地区攻击前进；以整一师改为左纵队，在公路以南攻击前进；以整二十七师为预备队，同军部一起沿公路前进，随时策应左右两纵队作战。当日右兵团各部与解放军逐山争夺，战斗甚为激烈。到3月18日，整九十师更竭尽全力攻击。整六十一旅旅长邓钟梅亲自上前线督战。这天该师进展较快，占狗梢岭，当晚在杨家畔宿营。这里离延安已近在咫尺了。在整九十师左翼的整一师这时才进到杨家畔左后方的某村，比整九十师落后了约十五华里。

这时，整六十一旅参谋长向陈武报告：该旅窃听到延安解放军总部给南线守备部队下达的命令，要他们迅速撤离战场，到延安待命。——这就是说，解放军将主动后撤，不再作什么抵抗了。陈武听了兴高采烈，说：“这下子我师可得占领延安首功！”因整九十师在进攻中一直冲杀在最前面。这时又传来胡宗南的命令：“首先攻入延安的部队可得赏金法币1000万元。”陈武与整九十师官兵以为定可名利双收。

但是在当日夜半，陈武又接到董钊传来的一道命令，要求整九十师在3月19日午前9时由现在的位置开始攻击，攻击目标为宝塔山至清凉山之线及其以东地区。这道命令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是不让整九十师首先攻入延安，而让落在后边的整一师赶到整九十师前面；第二，是不让整九十师进入延安城内，而去占领延安郊区的宝塔山至清凉山一线，延安城区由整一师占领。

陈武听到这道命令，十分恼怒，气愤地说：“为将帅者要取信于人，最宝贵的是待下公平，其次是赏罚严明。如果存私心，图私利，必然招致上下不和、士不用命的结果。我们整九十师从17日起连续两天担任强攻，牺牲很大，而第一师未遇激烈战斗，并且行动迟缓，落后15里。现在眼看延安唾手可得，却来限制九十师的行动，偏袒第一师，要他去立功。真他妈岂有此理。”任子勋（时任整九十师少将副师长）：《国民党军进犯陕甘宁边区初期的失败》，刊《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

但陈武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令整九十师让开进入延安的大路。3月19日上午8时许，从后面赶上来的整一师一下子插到整九十师的前面，向延安城区前进。陈武则指挥整九十师于午后2时占领宝塔山。陈武登上宝塔山，用望远镜观察延安四周形势，看到在延安老城的西山顶上、城西南高地上及延水以北的清凉山上，只有解放军少数掩护部队，在宝塔山的西南角下，有断断续续的机枪声。陈武叹道：“过去有人出胡宗南的洋相，说他只是个作连长的材料，今天我看董钊的才能只配当一个排长，不配作军长，更不配作兵团司令。今天如果敌方有一支强大部队进行反击，我看在延安城下非闹出大笑话不可。”任子勋：《国民党军进犯陕甘宁边区初期的失败》，刊《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陈武看出了胡宗南与董钊在指挥上的严重缺陷与攻击部队部署的混乱，幸解放军兵力少，才未酿成严重后果。陈武令所部徒涉过延水，占领清凉山。

在整九十师被阻不得进延安城的同时，整二十九军刘戡各部也被阻于延安南二十里铺东西之线，限制其先进延安。

所有这一切，都是胡宗南在洛川前进指挥所精心安排与下达命令的。胡宗南的目的只有一个：要让整一师首先进入延安城，获得攻延第一功。而在整一师的三个整编旅中，胡宗南又要让整一旅先于整七十八旅、整一六七旅进入延安。当时按照整一师的部署，沈策担任旅长的整七十八旅是主攻旅，担任正面进攻，应首先进入延安城。但在胡宗南的严令下，整七十八旅又让开道路，让整一旅赶到前面。

3月19日下午3时许，整一旅吴俊部才在飞机掩护下，突进延安城。但进延安一看，发现竟是一座空城，几乎空无一人。解放军在撤离延安前已对居民作了彻底的疏散。入城部队发现城西凤凰山顶有解放军活动，遂派两营部队追击。到傍晚，山上解放军扫了一阵轻机枪后，就沿着山头向延安西北方向的安塞撤退。这是解放军向胡军故示撤退方向。

胡宗南军终于占领了延安。

在3月19日这天，胡宗南在洛川一直密切地关注着前线的消息。这天中午前后，胡先后接到裴昌会的电话报告：整一师的一六七旅李昆岗部进至延安城郊，整九十师陈武部攻占宝塔山等。裴昌会请示胡宗南，是否即向南京报捷。胡宗南却回答：“不！”胡的参谋、副官们都感到奇怪。直到午后3时，前线报告：整一旅吴俊部进入延安城。胡宗南闻讯大乐，亲自拟电发给南京蒋介石报捷，其电文如下：“我军经七昼夜的激战，第一旅终于19日占领延安。是役俘虏敌五万余，缴获武器弹药无数，正在清查中。”裴昌会：《蒋军胡宗南部进犯延安纪略》，刊(北京)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6辑，第3页。

这里面有许多明显的捏造与不实之词。首先在进攻延安的七天中，只打了一两场硬仗，其余都因解放军有计划后撤，胡军进展顺利。胡军七天中送回后方的伤兵都很少。其次，当时解放军在陕北的全部兵力只有约3万人，岂能被胡军俘虏5万余呢？解放军武器弹药奇缺，又岂能被缴获无数呢？

胡宗南的电报发出后，机要秘书熊向晖问他，为何要等到整一旅占领延安的消息才向南京报捷？胡宗南哈哈大笑，说这是为整一旅恢复名誉。原来胡宗南自去年9月整一旅在晋南被歼后，认为是奇耻大辱，一直耿耿于怀，现在他精心设计让重建的整一旅夺得攻占延安头一功，算是为他的起家部队洗刷耻辱，重树声威。但胡宗南如此矫揉造作，偏袒嫡系，有失大将风范，且引起军内矛盾与不满。

接着，胡宗南召集前进指挥所主管成员连续开会，研讨怎样向新闻界发布胡军攻占延安的消息。进攻延安战果平平，如照实讲，无法交代；但如谎报吹嘘，一旦陕北共军主力再度出现，胡也无法交代。胡宗南反复推敲，延至下午，才通知西安的盛文，告中央社发布下列两则电讯：

1（中央社西安19日下午4时急电）陕北共军自企图南犯以来，国军即予猛烈反击，昨（18日）下午进抵距延安10公里处，经一度激烈战事后，今（19日）上午10时，已收复延安，同时占领该县东南郊之宝塔山，战果正调查中。

2（中央社西安19日下午5时急电）共军为配合莫斯科会议向西安所发动之大规模攻势，今已为国军完全摧毁。共军之老巢延安，于本日上午10时为国家收复。……据初步统计，共军伤亡约一万余，投诚二千余。国军乃于本日上午10时，完全占领延安，刻正抚辑流亡中。

中央社将这两则电讯迅速发往海内外。在国民政府统治区的各报刊纷纷抢出号外，以报道这特大新闻。南京国民政府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在3月20日头版头条刊载上述电讯时，却冠以“国军收复延安，生俘共军一万余人”的标题，还配发了《国军解放延安》的社论，内中充满了浮夸不实之词。

胡宗南一时成了中外瞩目的风云人物。

更使胡宗南哈哈大笑的是，他在3月20日接到了蒋介石“手启寅马府机电”，内称：

延安如期收复，为党为国雪二十一年之耻辱，得以略慰矣。吾弟苦心努力，赤忱忠勇，天自有以报之也。时阅捷报，无任欣慰。各官兵之有功及死伤者应速详报。至对延安秩序，应速图恢复，特别注意其原有残余及来归民众与俘虏之组训慰藉，能使之对共匪压迫欺骗之禽兽行为，尽情暴露与彻底觉悟。十日后，中外记者必来延安参观，届时使之有所表现，总使共匪之虚伪宣传完全暴露也。最好对其所有制度、地方组织，暂维其旧，而使就地民众能自动革除，故于民众之救护与领导，必须尽其全力，俾其领略中央实为其解放之救星也。转引自熊向晖：《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76页。

稍后，胡又接到了正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发来的祝贺长电。胡宗南拿着蒋介石的电报兴冲冲地送给裴昌会、薛敏泉等人看，说：“你们看，我军攻占延安，蒋先生是多么高兴啊！”裴昌会：《蒋军胡宗南部进犯延安纪略》，刊(北京)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6辑，第4页。

在胡宗南的指示下，西安城更因“收复延安”而热闹起来。陕西省政府主席祝绍周令全城商店与居民一律悬挂国民政府的国旗，燃放鞭炮，庆祝“陕北大捷”。陕西广播电台还特地请来一些名演员来电台播音献唱。

但就在轰轰烈烈欢庆“胜利”的热闹时刻，南京国民政府中一些有识之士就对胡宗南的“捷报”中一些浮夸捏造不实之词产生了疑问。甚至在西安专任蒋介石与胡宗南之间联络的陆军副总司令范汉杰也多次电询在洛川的胡宗南与裴昌会，要求核实战果实情，但都被胡、裴含糊敷衍过去。范汉杰：《蒋介石改变战略，胡宗南部重点进攻延安》，刊《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解放战争中的西北战场》，(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84页。

对历史不诚实的人必将得到历史的惩罚与嘲弄，这在战争中尤其是如此。历史很快证明，胡宗南以数十万大军侵入陕北贫瘠之地，占领一座主要以窑洞构成的延安空城，在政治上与军事上都是得不偿失。后来国民政府宣传部门负责人董显光在《蒋总统传》中指出：胡宗南部占领延安，“在声威上一大胜利，使南京在这个逆运的时期顿感兴奋，可是所付的代价也特高。共党配合刘伯诚（承）所部在河南的行动，突然占据陇海路的西段。此举使蒋总统调往参加延安战役的最精锐部队四十万人……无异被冻结，于是政府不得不另准备一支军队以对抗刘伯诚（承）。”董显光：《蒋总统传》，台北出版，第484页。美国政府在1949年发表的《白皮书》中则说得更为直白：胡宗南部占领延安，“曾经宣扬为一伟大的胜利，实则这是一个既浪费又空虚的华而不实的胜利。”《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358页。

就在胡宗南部占领延安的第二天，中共新华社发出电讯《我主动撤出延安空城，中共中央仍留陕北指挥全国爱国自卫战争》，主要内容如下：［新华社延安二十日电］……十九日我人民解放军以任务已达，撤出延安。此次作战，……蒋介石胡宗南的竭尽全力的窜犯，除得到一个空城外毫无所获。……在地面上，蒋介石使用于第一线的部队达九个整编师，十三个整编旅，把胡宗南所有的主力都集中起来，企图以突然袭击占领延安，歼灭我人民解放军，打击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首脑机关。……我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向来不死守一城一地，而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目的。此次延安保卫战则着重于破坏其突然袭击，保证首脑机关的安全转移，现在可以宣告于世人者，就是此项目的已经圆满完成，……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完好无损，并且仍留陕北指导全国的爱国自卫战争。新华社延安1947年3月20日电：《我主动撤出延安空城》，刊(华北)《人民日报》1947年3月22日。

踏上延安土地遭到的当头一击 1

1947年3月20日，即胡军占领延安的第二天，胡宗南在洛川的前进指挥所里，接到延安董钊等来电，报告部队经连日行军作战，十分疲劳，而解放军退出延安后，去向不明，请示今后行动机宜。胡宗南当即向前进指挥所裴昌会等人下令，对前线部队的部署与行动作指示。他说：“去电告诉他们：由整编第一军之整二十七师担任延安城防，并以一部进驻拐峁镇构筑工事，同时远出进行威力搜索后，相机推进至青化砭固守，使主力尔后向北进出容易；整编第一军主力即在延安以北与西北地区集结待命；整编第二十九军在延安、鄜县（今富县）沿公路线构筑据点工事，确保补给线的安全。”裴昌会：《蒋军胡宗南部进犯延安纪略》，刊(北京)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6辑，第4页。

胡宗南在洛川等了五天，到3月23日，前方仍侦察不到解放军主力的动向，而进驻陕北的两个整编军10多万军队的粮食、弹药补给却越来越困难。胡宗南急于寻求解放军主力决战，“肃清延水以北共军”《西安绥署瓦窑堡会战经过概要》，南京国民政府国防部史政局史料（战）22：藏(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又错误判断解放军主力向安塞方向撤退，乃下达作战命令：

1947年，占领延安的胡宗南在杨家岭升旗。

一、令董钊率整一军之整一师、整九十师共五个旅，于24日晨向安塞方向搜索前进，如无敌情，就由安塞以北地区向东回旋，协同刘戡的整二十九军捕捉解放军主力于蟠龙以西，延安以北地区而歼灭之；

二、令刘戡率整二十九军之整三十六师和整七十六师共四个旅，向延安东北、蟠龙以西地区扫荡，协同董钊整一军在蟠龙以西地区歼灭解放军主力；

三、令整二十七师继续戍守延安地区，建立秩序，并以一部在拐峁镇远出进行威力侦察，掩护董、刘两部主力的侧后安全。任子勋：《国民党军进犯陕甘宁边区初期的失败》，刊《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

这时延安地区的军事形势已趋稳定，胡宗南判断拐峁镇以北地区无敌情，遂决定亲率前进指挥所从洛川进驻延安。

1947年3月24日。这是胡军占领延安的第六天。这天凌晨，胡宗南乘坐吉普车，离开洛川，前往延安。

这是胡宗南生平第一次到延安。他自驻军西北后，还从未到陕北去过。抗战期间，延安成为中共中央驻地后，在1942年，中共方面曾邀胡宗南到延安访问，胡宗南很想去看看，但为蒋介石所阻未能成行。这次，胡宗南以一个战胜者与征服者的姿态与心情，威风凛凛、得意洋洋地于近午时踏上了延安的土地。

先期到达的前进指挥所为胡宗南安排的住处是延安最好的房子——原中共的边区交际处。胡宗南去看了看，认为此处虽住房条件好，但目标大，不隐蔽。胡宗南自己选定原中共的边区银行窑洞居住与办公。胡宗南在这里直住到1947年12月中旬，历时近八个月。

胡宗南到达延安的当天，前进指挥所参谋长薛敏泉向他报告，自3月19日国军占领延安以来，最大的问题是敌情不明和补给困难。胡宗南命他转令各部队加强搜索，节约粮食，抓紧向陕西省政府催粮。

为了查明中共首脑机关与军队主力撤离延安后所去的方向与地点，胡宗南又向随军行动负责侦测无线电台的保密局小分队了解侦测情况。那位分队长报告他，自攻占延安后，未再发现陕北有固定大型电台信号，有时捕捉到小电台的征象，但迅即消失，飘忽不定，难以判定共军指挥部所在。胡宗南命他继续努力，尽快找到目标，找到后重赏。

接着，政治部主任王超凡向胡宗南报告接待中外记者的准备工作情况。胡宗南听了王超凡报告后，指示说：不要忘了国民革命和北伐经验，一定要唤起民众，化敌对为亲善，不只是为了接待记者，丢掉民众就打不了胜仗，连向导也找不到。要千方百计争取中共的几个“劳动英雄”、“参议员”、“妇女代表”合作。由他们作榜样，一般民众会跟着来。

胡宗南得知已以他的名义向延安等地发表《告陕北民众书》，颁布“施政纲领”，就命王超凡转令各部队政工人员维护革命军队声誉，严格检查军风纪，对违纪的要处罚，严重的要枪毙。

胡宗南这时主观上还要保持与恢复其部队的革命精神与北伐光荣传统，希望得到陕北民众的拥护。但世易时移，天时地利都不一样了，国民党的军队及其与民众的关系也大大变化了。尤其是在陕北这块经中共多年统治与宣传教育的地方，胡宗南的愿望只能落空。

胡宗南就接待中外记者一事向王超凡指示说，接待记者工作要做好。他不赞成弄虚作假，但为了革命，不得已而为之，凡事要有重点，作假也要有重点。他要王超凡选两个人装成被俘的共军团长，选一个人装成旅长，要装得像，这是重点，先做好准备。他将亲自查问。

1947年3月25日晨，胡宗南要机要秘书熊向晖带一名先遣人员引导，陪他去看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在延安的原住处。先后看了王家坪、杨家岭、枣园。胡宗南看得很仔细。在枣园毛泽东住过的窑洞桌屉里，发现一张纸条，写着：“胡宗南到延安，势成骑虎，进又不能进，退又退不得。奈何！奈何！”胡宗南看后哈哈大笑。这是胡宗南的习惯：合乎他心意的，他哈哈大笑；道出他心病的，他也哈哈大笑。这张纸条显然点到了胡的要害，道出了他当时的心病。

胡宗南占领杨家岭原中共中央住地全景图

果然，就在胡宗南笑声刚断，他接到了紧急报告：整二十七军的整三十一旅旅长李纪云率旅部及所辖第九十二团在延安东北的青化砭被解放军重兵包围，处境危急。

原来，当胡宗南命令董钊、刘戡两主力兵团从延安地区分路出发，北向安塞、蟠龙等地追击扫荡时，胡宗南为保障这两兵团的侧翼安全，于3月21日直接电令驻守在临真镇的整二十七师所辖整三十一旅旅长李纪云，令李率该旅旅部及所辖第九十二团谢养民部共约3000人（欠第九十一团），由临真镇经川口，渡延水，进至延安东北约五十里的交通要道青化砭地区，筑工事据守，建立据点，并限整三十一旅于24日到达目的地。王焰等：《彭德怀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306页。胡宗南既不明敌情，又十分轻敌，仅派一个旅部率一个团，孤军突出，防守这样一个要地。这正好给西北解放军提供了“围歼”之机。

中共中央在撤离延安时，预计胡宗南部占领延安后必然非常骄横，指示彭德怀率领的西北解放军野战兵团要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以一部兵力同胡军保持接触，诱敌深入，主力隐蔽延安东北方向待机。

3月21日晚，彭德怀部电台截获并破译了胡宗南当日发给整三十一旅的电报，得知该旅将在3月24日孤军进至青化砭地区。彭德怀在报请中共中央后，立即调派所部全部主力共五个旅，在3月22日晚与23日拂晓前隐蔽集结于青化砭附近蟠龙川东西两侧及以北地区，看好地形，并封锁消息，静候整三十一旅进入伏击圈。同上书，第306～307页。

青化砭位于一条四十多里长南北走向的蟠龙川中，咸榆公路沿大川而上，穿过青化砭，公路两侧为连绵起伏的山地，其地形似口袋，极便于设伏。

果然，整三十一旅在旅长李纪云率领下，根据胡宗南命令，由临真镇沿咸榆公路北上，于3月23日进至延安以东的李家渠地区。3月24日，该旅所辖的第九十一团进驻拐峁镇以东的安塞，而旅部率第九十二团则进驻拐峁、川口一带，因需补给粮食，暂住一宿，未能于当日按规定进至青化砭。

李纪云在率部进驻拐峁、川口的当日，得到侦察报告，说在青化砭地区发现有不少解放军。李纪云当即将侦察报告与自己的敌情顾虑直接报告给胡宗南。胡宗南这时刚刚到达延安，几天来一直被占领延安的兴奋与解放军佯作向安塞以北撤退所迷惑。他判断拐峁以北无敌情，因此整三十一旅必须迅速进占青化砭以掩护北进主力侧背。胡宗南当即回电李纪云，斥责李“贪生怕死，畏缩不前，非军人气魄，绝对要按规定北进，迅速占领青化砭，否则以畏缩不前论罪”。周贵昌（时任整三十一旅少将副旅长）：《青化砭整编三十一旅被歼经过》，刊《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55页。

骄傲轻敌而又不明敌情的胡宗南轻率地做出了决定，也轻率地将整三十一旅送进了解放军的伏击圈。

1947年3月25日晨6时左右，李纪云率部约三千人，胆怯而又谨慎地从拐峁镇向青化砭前进。这时，从西安飞来的两架野马式侦察机先行对青化砭地区侦察扫射一阵。接着，李纪云又派出一个连和另一个排分别沿延榆公路左右两侧山地搜索前进。设伏的解放军已在这里等了两天两夜，由于隐蔽得好，未曾暴露。国民党军的空中与地上侦察，都未发现目标。

李纪云放心了，他亲自带着所部大队人马，沿着延榆公路前进，在这天中午11时左右，进入青化砭地区，并有一部占领东南高地上的大寨子，本队进入石绵羊沟，后卫亦通过房家桥与惠家砭，完全进入解放军的伏击圈。只听一声枪响，解放军以超过李部多倍的兵力，从前后左右四面八方紧紧包围了李部，并立即向李部发动猛烈的攻击，冲杀切割。整三十一旅自踏上陕北土地后，还没有遇到过如此突如其来又异常猛烈的打击，指挥官全懵了，士兵也一下子乱了阵脚，全部被压迫在沟内，由于队形无法展开，因而不能形成有力的抵抗。解放军占领惠家砭，堵住整三十一旅退路；接着石绵羊沟东西山梁全部被解放军占领。李纪云在这进退不得的危急时刻，指挥部队抢占石绵羊沟西侧山梁，但仅上得半山就被解放军打了下来。解放军沿石绵羊沟和石家圪崂一线山梁，向整三十一旅猛烈冲杀，双方短兵相接，激烈肉搏。很快，解放军就夺占了整三十一旅的最后抵抗阵地。整三十一旅迅速崩溃，全线瓦解。

只经过约一个半小时，青化砭战斗结束。整三十一旅旅部及所辖第九十二团全部共约三千人被全歼。旅长李纪云、副旅长周贵昌、参谋长熊宗继及第九十二团团长谢养民等被俘。该部的全部枪支、弹药、装备、给养物资等，都为解放军缴获。这对当时枪弹奇缺的解放军极为宝贵。而中共参战各部队，据中共方面的资料称，共伤亡仅256人。

当整三十一旅在青化砭被“围歼”时，在延安的胡宗南得报焦急异常。他急令刚回到延安的整一军军长董钊迅速从安塞调回整一师、整九十师前往增援解围。但当董钊亲率援军赶去时，解放军早就带着缴获、押着俘虏离开了青化砭。董钊的援军在战场上只收容了几十名伤兵。董钊报告，解放军在战后迅速撤退，现在又不知去向。董向胡请示军队以后如何行动，盼复。

这是胡宗南进犯陕北后遭到的第一次沉重打击，是他踏上延安土地后遭到的当头一棒。胡宗南闻报后恼乱而又懊丧，一度不知所措，显示出他指挥大兵团作战时的无能与慌乱。当时在他身边的前进指挥所主任裴昌会后来回忆道：“狂妄而又愚蠢的胡宗南一向的做法是，顺利的时候就随兴之所至，无所谓计划，轻举妄动，部队东调西调，乱指挥一气；遭遇到大的失败，就一筹莫展，把军队畏缩在一起不敢动了。”裴昌会：《蒋军胡宗南部进犯延安纪略》，刊(北京)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6辑，第5页。

这确实指出了胡宗南在军事指挥上的根本要害。

好大喜功的胡宗南下令所部知情者对整三十一旅的被歼要严格保密，不外传，不上报。

但中共的陕北广播电台（由原“延安广播电台”改名）很快在新闻广播中报道了青化砭战斗的消息。其文如下：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公布陕甘宁兵团首次捷报。我陕甘宁兵团一部于本月25日在延安东北七十里之青化砭附近歼灭胡宗南军整二十七师三十一旅旅部及其一个整团，共四千余人。总部发言人指出，这一歼灭战有三个特点：第一是快，从战斗开始到结束，只用了两个钟头；第二是干净彻底，该部敌人自旅长到士兵，没有一个逃脱；第三，敌我伤亡是二十比一。综合以上三点，堪称模范战例。此次歼灭战距我军撤出延安仅六天。《晋察冀日报》1947年3月28日。胡宗南听到中共陕北广播电台播发的青化砭全歼整三十一旅的新闻广播，地点、番号、人数基本正确。事已至此，胡宗南知无法再将这次失败隐瞒了，就授权延安前进指挥所主任裴昌会与参谋长薛敏泉，对青化砭之败报不报，怎么报，报给谁，由他们酌定，他不过问。

好大喜功而又文过饰非、推过于人，这是胡宗南性格的两个方面。

导演接待中外记者的闹剧 1

胡宗南到延安后，虽为整三十一旅的被歼伤神难过了一阵，但他很快就镇定下来。他认为青化砭之战胡军实际只损失了一个团与一个旅部，总共不及三千人，只能算是因疏忽而招致的小挫。他强大的两个整编军仍在，他攻占延安的“光辉战绩”更是可以掩盖一切。因此他一面令迅速整补恢复整三十一旅建制与部队，一面依所得情报，令董钊、刘戡率两个整编军主力，向延安东北的延川、青涧一线扫荡，寻找解放军主力决战。

在这时，胡宗南接到南京来电，中外记者团五十五人，代表国内外报馆通讯社三十九家，由沈昌焕带队，定于4月初到延安参观访问，报导胡宗南部攻占延安的“陕北大捷”。

接到南京来电后，胡宗南对接待中外记者工作更加注重。他专门召集了前进指挥所有关处长以上人员举行会议研究，并指定由王超凡与情报处长刘庆曾具体负责。

根据胡宗南的指示精神，王超凡与刘庆曾紧张、忙碌地布置起“战绩陈列室”。他们二人与部下们绞尽脑汁，想出如下一些办法：参阅裴昌会：《蒋军胡宗南部进犯延安纪略》，刊(北京)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6辑；熊向晖：《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为了展示攻延激战与共军被歼之众，他们抽调一部分人星夜在延安东北延水两岸建造起许多假坟，并用木牌分别标明蒋军的阵亡烈士或共军人员的坟墓。

为了展示共军被俘人员之众，他们在延安20华里内设立了十处“战俘管理处”，把主要在陕北各地乡村抓来的青壮年所编成的青训队500多人，和在延安城防部队整二十七师中挑选来的比较伶俐的士兵1500人，混合编成几个“俘虏队”，一律穿杂色服装，作为“共军俘虏”，加以训练，教给他们一套事先编造好的“对答”，准备将来应付中外记者。还规定这些装扮假俘虏的人每天每人津贴一元，以示奖励。但到底由于假俘虏人数与战报所公布数目相差悬殊，就决定在中外记者参观时，由各“战俘管理处”互抽人员充数。

1947年4月，延安街市上的小吃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