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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句校训和这首校歌，几十年来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学、实验中学以及附属小学；在上海的江湾到庐山的航程中，在湘黔公路入川的旅途中，在贵阳，在……凡是复旦男女，没有一个不熟读这一句校训，没有一个不会唱这首校歌。在世界各地的复旦同学会（校友会），每逢校庆那一天，礼堂上一定高悬我们的校训，老老少少的复旦男女，一定齐声高唱：“复旦复旦旦复旦……”仿佛自己又回到徐家汇， 回到江湾，回到北碚，回到常德路；它把我们带回那年轻的日子里，重去寻找当年的罗曼史：徐家汇李鸿章铜像下的黄昏踯躅，江湾燕园 的晨曦踏雪，北碚嘉陵江畔的月下低语。它对我们是何等的亲切！ 脱离震旦创立复旦公学我第一次认识李校长，大约是在民国廿四年（ 1935 年），那时我在读复旦高级中学，它本是大学的预科，因为教育部废除预科，始改回高中；但课程仍循预科旧制，所有老师仍由大学里的教授兼任。 那时候学校里有一个基督教学生团契，是大学和高中学生随意参加的。这个团契每星期五在燕园聚会一次，每次开会李校长一定参加，他对团契内每一个同学—大约有四五十人—都能喊出名字。 我们知道复旦的创立，是由于前清光绪年间，上海震旦学院的学生不满于耶稣教会强迫接受宗教课程，因而发生学潮。校长马相伯先生乃率领脱离震旦的同学，走出震旦，创立复旦公学，时在光绪卅一年，即校徽上的乙巳年，公元是1905年。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复旦学生，在先天上便有一种反抗的意志，反抗压迫；同时复旦的学生，在先天上也最有服从精神，服从真理。所以校歌上的“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罗教网无羁绊”，便是指它先天上的反抗性和服从性。 纪念国耻全校师生默哀有两件事情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的。 第一，大约是民国廿四年九月十八日，刚开学不久。那天上午我们正在上伍蠡甫先生（翻译家伍光建氏之子）的英文，操场正中，号手正吹起哀乐，来纪念这个“国耻”的日子，全校师生在原地原位，闻声肃立，默默志哀。哀毕，伍先生摆一摆手，好似《最后的一课》中那位法文教师，意思是说不上课了。当伍先生还未走出课室时，有一位海南籍的张 ××（名字已忘）同学忽然放声大哭起来，接着前排的几位女同学也一齐哭起来了。当时便有一位粤籍 名叫谢永祥的同学，立刻跳上讲台，大声道：“同学们，不要哭！ 我们要以行动来收复失地，以血泪来洗掉国耻……”当谢永祥同学 还未说完正拟继续讲下去的时候，忽见教务长章益先生陪同李校长巡堂走来我们课室。李校长走进来了，我们于是全体起立致敬。李校长乃用他生硬的国语向我们发言道：“方才那位同学所讲的话很有道理，大家不要哭，应牢牢记住，用功念书，我相信失去的东北，可以在你们手中收回。你们看！哀号吹过，没有一个同学走出教室，大家虽然此时静不下心来念书，但是每个复旦同学，都是爱国的……”此后诨名“小火车头”（因暨南大学足球健将陈镇和， 诨名“小黑炭”，他善于冲锋陷阵，又名“火车头”）的谢永祥兄，便去了笕桥，投身空军，竟至殉国。 向委员长请求出兵抗日第二，我记不清楚，是民国廿二年还是廿三年，复旦同学愤于日军侵我东北，继占我热河，又逼我签订塘沽协定，民气激昂，达于极顶。上海市各大专同学，乘车北上，晋京向蒋委员长请求出兵抗日。每次国家有危急，南方的复旦，始终是站在第一线。复旦大学学生自治会首先发动，晋京请愿，接着响应的有交大、大夏、沪 江等校。我们全在上海北站集合，交大是负责交通，所以司机、烧 煤、调动车皮等事全由交大同学负责向路局交涉。 但见复旦实验中学的田鸣恩同学（今日鸣恩兄已成为有名之声乐家、名教授，桃李遍南洋），分发歌词教唱。我现在还记得歌词是： 枪在我们的肩膀，血在我们的胸膛 … … 前进，前进，中华的国民……快快走上战场 … … 只有铁，只有血，只有铁血可以救中国，还我河山誓把倭奴灭 … … 正在引吭高歌、热血沸腾的当儿，扬声器中忽然传出文学院院长余楠秋先生的声音，余先生道：“复旦同学们听着，现在李校长要同你们讲话了。” 先前已有章益先生、金问洙（通尹）先生来劝我们回去，但没有一个肯走，这时但听李校长在话筒中大声道： 复旦的同学们：你们此次请愿，在意义上虽是爱国，但在行动上是冲动的，幼稚的（编者按：南京政府来电，要李校长劝同学回校，李登辉是奉命行事）；要知道，国家的和与战，自有中央决定，中央决不会因为你们去京请愿，就会听从你们，你们现在这种行动……不辨利害，一味盲从，等到你们后悔，已经来不及了……希望你们赶快回校。 我是基督徒团契的契友，校长叫得出我的名字，我怕他发现我，拖我回去，因此在他讲话的时候，一直躲在一位高佬同学的背后，总算没被他看见。结果依旧是原班人马，直奔南京。我这大半生中坐过的火车，以这一次速率最快，快得简直叫人心惊胆战。车抵武进，但见站前站后，军警如林，我们被“挡驾”了，中央限我们当夜转车回上海。后来这二十多年中，我始终未敢在李校长面 前，提起北火车站赴京请愿的事，因为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 次，违背师命。 人才济济的一大群老师中学毕业的那一年（民国廿六年），正碰上北方的“七七”事变，8 月 13 日日军又侵占上海，全面抗战于焉开始。学校流亡到内地，江湾校舍在火线之内，我在苏州与杭州的两个家园，毁于兵燹。因为逃难，我休学了将近一年。 廿七年的秋天，大学部决定在上海租界上复课，因为校舍问题，几经流徙，先在霞飞路底的一幢大洋楼内（据说是何应钦先生的房子），后来又搬到仁记路一间银行的大楼上，最后移到赫德路。 我是念的外国语文学系，因为中学成绩和以后在大学的成绩，都能在八十八（分）以上，所以四年都获奖学金。那个时候学校的经济虽然万分艰难，还为我们提供奖学金及优良的师资；我们系中的老师，我现在能记忆的有顾仲彝（教文学概论、英国文学史、莎士比亚、戏剧概论）、李白园（教英诗）、张劲公（教英国湖上诗人、 美国文学、欧洲文学史、文学批评）、姚克（教比较文学、比较戏剧）、周×勋（教英文公文程式）、陆宗九夫人（美国华侨，教英国散文与小说）、文曾世容夫人（美国韩侨，教十八九世纪英国名著阅读与研究）、梅立德夫人（美籍，教初级英文）、赵景琛（教中国小说史）、龙沐勋（教中国诗词）、王雅征女士（教法文）。除了赵、龙两师之课，其余皆是必修；但系主任顾仲彝先生鼓励我们念些中文系的课，使文学的底子可以扎实一些。何况龙先生是一代词宗（龙氏与汪精卫甚好，时有诗词唱和），所以大家都去听这两门课。 李校长本身是个文学家当时复旦外文系之教授阵容，开出这样一张cast，不能不说是人才济济了。可是教授虽棒，念起来真叫人难以过关。张劲公先生的文学批评，是大四的必修；哲理方面，愈念愈抽象，愈搅愈奥； 王雅征博士（王师是吾国老外交家王景岐博士之幼女，王氏一门， 在比利时鲁汶大学出了五位博士）的法文，不下苦功，死背死读， 休想“派司”；李白园先生（李师年龄与李校长相仿，出身老圣约翰，与颜惠庆博士同时念圣约翰文科，自己便是一位诗人，他写的英诗，李校长很欣赏，对他非常尊敬）的英诗，每首皆要背得滚瓜烂熟，好像唱山歌那样脱口而出。 不但课程难念，而且每个礼拜有测验，每月有月考。出身美国 耶鲁大学学文科的李校长，本身便是个文学家，他在耶鲁时，不仅英文造诣深湛，且对希腊、拉丁文，在其少年时代就有了深厚的基础；因此，他也长于德法两国语文。他时常坐在我们后面，静听王雅征小姐（那个时候王师尚未出阁）用清脆流利的法语为我们讲述。 早年的李校长，在复旦授逻辑、哲学（此课后由王宠惠博士授解）、心理学、修辞学。余生也晚，未能听过他上面的功课。据他在新加坡的一位学生何葆仁博士（何氏与罗家伦博士、程天放博士同班，现在香港的郭任远博士代理复旦大学校长时，何氏是教务长）同我说：“李校长讲课，真是精彩极了，因为他口才好，举例多，使每个人都明白，听他的课，真是春风感人。” 做人为学都得校长教导我虽然没有上过李校长的课，但是在大学前后的二十多年，时时和他接触，在做人和为学方面，很得到他的教导。 记得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我有两篇长文，请他替我改了拿出去刊登换取稿费。一篇是谈《道德重整运动》，一篇是谈《如何欣赏中国京戏》。前者是由王遂征师（王师教我国际公法，他是雅征师之兄，其弟季征于抗战时在中大授国际公法，其讲义便是我的笔记）交其夫人钟婉兰女士在《中国评论周报》发表，她曾教过岳军先生的英文，她还替我写了一篇短评，申论道德重整之不可忽视；后者是由《大美晚报》经理李骏英先生（李先生后为汪伪特务暗杀于大美晚报门前）为我送去。 这两篇文稿发表以后，有一天团契聚会完毕，李校长命我次日把我的英文作文全拿去给他看。（按：我与李校长的谈话，一直是用英语。一、我老脸厚皮，不怕错；二、李校长的国语十分硬，而且每每词不达意） 指出毛病免得走冤枉路大约半个月左右，他又叫我去了。这是一个下午，我上他家。他是住在霞飞路底一条弄后一幢小洋楼内，出得弄来，正对李公祠的复旦附中。 “你写的英文，最大的毛病，是介系词（preposition）的运用，把握不稳；改你英文作文的先生，竟也和你犯同样毛病。本来介系词的用法，就是他们外国人也常用错。” “为什么？”我急不可待地先发问了。 “因为粗心大意。” “文法上有没有介系词特定用法的规则？”我又问道。 “文法上虽有，但只是一个原则，无济于事；纠正你的弊病，你应该买一本纳氏文法第四册，上面介系词的词句（phrase）全收在里面，你应该熟。” “有否诀窍，免去死读？” “除此一道，别无他法。” 我生性顽愚，自小父亲便教我“以勤补拙”，所以读书做事，都不敢背先人之遗训；介系词的用法，直到10年前我大病一场，有时忘了，才要查书，病前确记得非常牢的。 经过李校长这一指点，省去我走不少冤枉路，因此毕生受用不尽。 读书一定要人指引，否则不但非常吃力，而且是事倍功半。10多年前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南来，在新加坡南洋学会演说，我与他谈起他把战 国史上中断的几十年连接起来，给我们后学者在治国史方面多少便利。 他乃苦笑道：“我在黑暗中摸索了不少年，其中痛苦不可言尽，我的读 书方法是不足为训的。”可见无师而想自通，是多么难多么苦！ 要求李校长教圣经文学我毕业的那年，顾仲彝先生向我说：“你在系里所修的课目，大致完备，不过有一科‘圣经文学’，因为找不到适当的先生，所以付诸阙如，但是在英美各大学念文科的，或甚至北平的燕京大学，这一科是必修的，因为西洋的文学与历史，都源溯《旧约》，这一科不能请传教士来教，传教士一定把它当作宗教课目，这就完全离谱了； 它一定要请一位文学前辈来教，这样学生才能获益。李校长对这一门是非常好的，他在耶鲁便扎下此根，过去我也和他谈过，深得其益，可惜他年纪大了，否则请他来教，那是再好也没有了。” 接着顾先生又道：“李校长很喜欢你，他在教务会议上曾称赞你年轻能写洋洋大篇的文章，我看你不妨自己去求他，或许他肯教你，亦未可知。” 于是我遵循着顾先生的指引，去求李校长。 “这一门我也荒了，如果你一定要念，我要先同梅立德博士谈谈。”李校长如是说。 梅立德是校长同班同学说起这位梅立德博士，便是前面提及的梅立德夫人的丈夫，他是美国人，和李校长在耶鲁大学是同班同学，同是 1899 年在耶鲁毕业的，是个老上海，终生主持广学会编辑事宜，和李校长是老朋友、老同学。早年李师母汤佩琳女士死去后，李校长极度伤心，终日惶惶，不知所以，梅氏夫妇便把这位老同学、老朋友，接来同住，慰其寥寂，有大半年之久。梅博士年岁和李校长相仿，而身高体壮，马术尤佳，看来比李校长年轻，谅以运动的关系。我在李校长家里和梅家，见过他好几次，谈吐非常幽默；梅氏的幽默，有时使我意味着他是英国人。 过了大约一个月的辰光，李校长叫我去了。说好每礼拜二下午四时到他家里上课，每次约一个小时，连续上了大约八个月，中间有时也碰着他有事而未上。 教授《圣经》先读《路得记》他为我授的第 一 讲便是《旧约》中的《路得记》（ Book of Ruth），这是《旧约》内最短的一本记述，一共只有四章。 开宗明义，他首先道出：“小说在欧洲与英美文学上的地位；《路得记》便是欧洲与英美小说之始祖，甚至于俄国的小说，其源皆溯自于此。” 次述《路得记》用字之洗练，描写之生动，结构之紧凑……开所有欧洲与英美小说之先声。 以后讲述的有《出埃及记》《利未记》《列王记上》《列王记下》《历代志上》《历代志下》，因为这几本书都是同上古的历史有连带关系。研究欧洲的历史与希腊、罗马的文学，如果先有这些做基础，那么以后走的路便容易了。 最后讲的是诗篇中几首和英诗—特别是弥尔顿的《失乐园》与《得乐园》—互相印证，指出其套自诗篇中之来源与背景。 李校长那时讲得很慢，不若何葆仁博士说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然而我记录下来，已经非常吃力，常常要查书，补他引述的诗句。一是自己底子差，古典文学，尤其希腊拉丁文学，肚子里空空洞洞的。二是欧洲文学和欧洲古代历史读得不多。三是李校长对于古典文学，如数家珍，许多名家的诗，都能脱口而出；而我有时却结舌瞠目，茫然不知。 李校长作有系统的学术讲述，我想这八个月，该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的讲解了！ 我常常想，爱的教育，是最感人的教育，也是最成功的教育； 体罚一个学生，不能说中间含有恨，但儿童幼小的心灵上又焉知戒方下，记印着爱的泪痕？如果一个教育家，纯以真爱，去感动他的学生，促使他真心的悔改，这将比体罚要高明得不知多少倍；而且这样的教育，其感人之深，会一辈子也忘不了，一辈子也不敢重蹈覆辙，一辈子含恩在心！ 与陆宗九夫人一场误会前文说过的陆宗九夫人，她的丈夫，是清华留美的一位保险专家，在明尼阿布里斯娶了这位美丽的土生华侨小姐。我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英国散文选读》便由她教。不晓得为了什么原因，在上课的第一天，我们之间发生一场误会：我少年气盛，便站起来向她索回我方才交给她的选课证，当着她和许多男女同学的面，把它撕得粉碎，气冲冲地走出教室，表示从此以后再也不要上她的课。 这件事情发生在上午九时这一堂课，到了下午，校长室工友给我一张“大菜条子”（学校当局传学生问话或听训的纸条，大家谑称它为“大菜条子”）。一看，是李校长明天上午十时传我问话。 知过能道歉才是大丈夫我不知是什么事，次日我按时走进校长室。他正在出神地看一宗公文，似乎没有察觉我已站在他旁边。 “早安！校长。” “唔！” 我站了约有五分钟，他才把手上的公文放在桌上，然后将椅子转过来对着我，上上下下，望了一分钟，然后开口道： “你的脸色很不好！” “没有病呀？” “我说你做了亏心事，所以脸上的光彩才全没有了！” 我没有作声，心里已经猜着，十之八九离不了昨天和陆夫人那场误会！ “你想出来了没有？” “是不是我与陆夫人昨天的误会？”我晓得瞒不了他，事到如今，也只好向他说了！ “误会？陆夫人没有误会你，是你误会了她，你自己既当众失态，又开罪了师长，一个女性师长，你想想看，应该不应该？” 我没有什么好说；接着李校长乃道： “礼拜天早上，你在礼拜堂等我，做好礼拜，我陪你上陆夫人家去道歉。” “我愿受任何处罚，但我不能去道歉！” “为什么？” “大丈夫永远不向人低头，不向人道歉！” 李校长听了我这句话，先冷笑一声，接着又道： “知过而能道歉的才是大丈夫，因为这是要有极大的勇气才能完成；相反的，知过而不敢去道歉，是懦夫！难道你愿意做懦夫吗？” “我没有说我错啊！” “刚才你明明说‘我愿受任何处罚’，你没有错，为何甘愿受罚？你的良心已经招认了，还要强辩？” 垂头丧气到陆家去道歉李校长去的礼拜堂，是在法租界贝当路上的 Community Church， 牧师是美国人柯义博士，年龄大约有六十多岁，很有学问。他的讲道，不是带哭大叫的冲动派，完全是哲理派。抗战时期，在上海的金陵神学院教授李天禄博士和成则怡博士，便是这一派，当时很能振奋 “孤岛”人心。柯义牧师的听众多是大学教授与学生及中外知识分子。 那天我满怀着一肚子的别扭，垂头丧气地来到了礼拜堂。坐上校长的汽车，直奔福履理路陆家。 “等一下到了陆夫人家，你不用担心，陆夫人不会使你难堪的，一切你让我来替你安排，你跟在我身后，当我回过头来看你的时候，你赶快上去和陆夫人握手，道声早安，其余的话，我来说！”我想不到校长在车里会同我说上这一段话。 陆夫人家到了，是一幢西班牙式的洋房。门房开了门，引我们到客厅，我侧面望去，但见陆夫人自梯而降，此时校长一面起身， 走出客厅，一面笑着，向陆夫人迎上前去： “夫人，早安！赵没有同你误会啊！他不是来了吗？”接着校长回过头来，望了我一眼，我连忙抢上去和陆夫人握 手，并道声： “早安！夫人！” 在陆家吃饭几乎出洋相因为陆夫人穿的高跟鞋，下楼不大方便，我乃顺手将她扶下，她那时已笑得口都合不拢来。校长看我去扶陆夫人，颇为高兴，说不定心里在想“这小子还算知趣！”于是从袋里摸出一张卡片，随手递给陆夫人，并一面说道： “这是赵的选课证，请你收下，原谅年轻人一次吧！赵已知道自己错了，星期二他会回到你班上去的。” 我没有想到校长竟代我预备了选课证，他事前连提都没有跟我提一声。今天的事，他老人家好似一位导演；我呢，像一个生硬的 临时演员。导演处处用心，维护我的自尊，生怕我下不了台！ “博士，真不好意思，劳你的大驾，其实，赵礼拜二来上课就行了，难道我会推他出去吗？我们之间，本来没有什么大不了啊！” 陆夫人含笑说着，一面又回过来问我道： “赵，你说是吗？” 壁上的时钟，已经轻叩一时，陆宗九先生从饭厅走出来，请我们用饭，我是这里的常客，往老位子上坐去。当我还未坐下的时候，陆先生把我拉到长桌尽头女主人边上的一个座位，一看是首座，这一下把我吓慌了，连忙走过去央求校长： “校长，我从来没有坐过首座，这位子应该你来坐才对呢！” 校长示意，教我向陆夫人请求，总算女主人没有为难我，我挨在校长右边坐下。 高潮似乎还没有过去，陆夫人为我们作餐前祈祷，当念到 “ ……求主赐智慧给我这名学生……”时，一时情涌上来，我再也无法忍住，双目虽然闭着，泪水却不听使唤地流出来了。我取出手帕，擦干眼泪，偷偷四望，幸好大家并没有发现我已出了一次洋相。 三十八个年头都忘不了菜是陆夫人亲手下厨，都是我平日爱吃的，计有明虾色拉、蛤 蜊清汤、汉堡牛肉丸、苹果甜饼。 往常我在陆夫人家吃饭，多半是吃了再添，这顿饭吃得我真不是味，陆夫人几次要为我加添，我总是婉谢。 告辞出来，在回程的途中，我们默默无声，但见两旁的法国梧桐，一棵棵往后倒去。这个不懂事的大孩子，在车中终于向这位复旦的巨人哭出声来道： “校长，我错了，请原谅！” “没有什么，这是小事，你没有听见吗？陆夫人根本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我先前也同你说过，她不会为难你的，你现在相信了！从此可以把这件事忘记。人总有过失的，何况你还年轻；但是你要记得，以后踏进社会，可得当心，社会里有各式各样的诱惑，使你犯错，那时便没有人来原谅你了！” “从此可以把这件事忘记！”可是事到如今，已有三十八个年 头，当年这个不懂事，而又非常顽劣的大孩子，现在已是年满花甲。他大病一场，记忆全衰；许多往事已是了无烟痕，独有这桩事情，心版上的烙印，还是完好如新，是永远褪不了色的了！ 在敌伪注视下继续上课廿七年（ 1938 年）复旦大学在“孤岛”的上海恢复上课。遵照租界当局的规定，学生自治会的各项活动，完全冬眠。其实是化整为零，转入地下。抗日救亡，支援前线，协助同学奔向大后方，储金救国……这一连串的工作，干得反比在江湾时代还要起劲，虽然日本宪兵及海军报导部的鹰犬们一直在注视着我们。 只有两个活动，是被容许公开的：它们是“复旦基督徒学生 团契”和“复旦剧社”。前者是由李校长和梅立德夫人任顾问，由邝国仁、魏正荣、欧阳焕、李妙玲等同学和我恢复起来，由邝兄或我分别任主席；后者由顾仲彝、姚莘农（即姚克）、朱端钧、吴上仟诸先生任顾问，由胡声庵（银行系毕业后，即入北平戏剧学 校，正式下海。在校时， 曾扮演“探母”中的萧太后， 唱做俱合规矩）、田嘉章（毕业后，与姚克在沪上璇宫剧院搞苦干剧团）、陶鸿湄（社会系毕业，与女明星陈云裳之夫汤于翰恋爱失败，愤而走马尼拉，旋为日机炸死）、杨恩绶、冯志琼、朱良玉等同学和我前去 “接棒”，由我任主席。 学生团契，仍是和江湾时代一样，每星期五下午五时开会，地点改在附近内地会（英国人在中国传教的一个机构）大楼上一间礼堂内聚集；剧社排戏则借用海格路李公祠复旦附中童军总部举行。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做学生的功课都压得很重，至于老师的生活担子，也不比我们轻，可是对于这两个聚会，师生无不准时出席。姚克先生导演王尔德的《少奶奶的扇子》，每天下午，风雨不改；那时他刚由耶鲁大学回来，手法、布景和灯光，完全是耶鲁的拷贝；角色之间，异常紧凑，人人称职，尤以朱良玉同学（饰少奶 奶）外形之美，台词之亮，博得不少佳评。这两场在福煦路俄国剧 场的演出，水准之高，虽职业剧团亦望尘莫及。后来我们又在辣斐 剧院上演《生死恋》，由吴上仟先生导演，女主角由陶鸿湄同学担 任，也同样饮誉沪滨。 对待南洋青年亲如子侄李校长对团契里的同学，尤其是课外活动多的，常常要查问考试的成绩，如果某人这一阵子的功课差了，他一定要劝导一切暂停，专心向学。我与会计系的邝国仁皆被他查过。 阿邝（国仁）是新加坡华侨，人很能干，组织力极强，李校长很喜欢他。其实李校长对南洋回去的男女，可说都是另眼相看。太平洋战争以后，不少南洋同学断了汇兑，他们都是由李校长安排， 免除学费，增设工读学额，使他们不至于断炊辍学；甚至，其中有一两个同学，当工读学额还未补上时，是李校长自掏腰包，去接济的。李校长的少年岁月， 是和南洋息息相关，对南洋回去的青年，嘘寒问暖，亲如子侄，这原是人之常情。 阿邝的班级比我们高，是团契中的大哥；他在大四那年，忽然得了肺病。他自小丧父，寡母一人，孀居在星，所以他在上海没有一个亲人。是李校长送他至山东路的一家医院治疗。那时还没有“史屈曼新”这一类的肺病特效药应世。团契里的同学虽是轮流每日下午去看他，尽量使他免除病中凄寂，但是未能挽回他的生命。 终于，有一天的黎明，他静悄悄地走了！下午我们去看他，他已被抬到太平间，他的爱友梁小姐，也是会计系的同学，哭得死去活来。阿邝的后事—棺木、坟地、安葬等，全由李校长率领我们团契同学去料理。 阿邝落葬气氛肃穆凄切记得落葬的那天，虽是下午，烈日当空，溽暑迫人，我们抬着阿邝的灵柩，默默地、徐徐地，走向坟场，将他安放在墓穴内， 由李校长首先掷土，接着我们依次将一把一把的泥土投到阿邝的棺上，接着是唱诗，诗名是“与主日近”，再下来是牧师的安息祈祷。 在场没有一个人哭，但是坟地上的气氛是那样的肃穆凄切，想到阿邝的热心：开学时他四处奔跑，帮助新同学注册、选课、交费 … … 临了自己连午饭都没吃，躲在课室里啃面包；寒夜里一个人骑着自行车，通风报信，完成他“地工”交通组的联络任务；为清寒同学捐书、捐款、义卖……没有一个人不是带着沉重的心，拖着沉重的步伐，站在他墓前含悲忍泪！ 大家都不肯走。说要再陪陪阿邝；于是李校长开始说话了，他先讲阿邝为人之忠勤，次述阿邝之热诚……说着说着，校长忽然老泪纵横，频频拭泪，我们明白校长感触到他自己的伤心惨事，乃扶他到前面石凳上休息。我们看见校长泪流满面，大家也忍不住哭起来了！小梁（阿邝的女友）更是放声大哭！ 夕阳西沉，我们循着原路归去，但见林中百鸟归巢，落叶纷纷，象征日之尽头。人生岁月，就是这样无情地逝去。富贵与荣辱，青春与权势，都要归于沉寂，这一切的一切，正似英国诗人汤姆士 ·格雷在他的“乡村坟场上所写的挽歌”中，吟出的诗句。 邝老太认了小梁做女儿这年冬天，邝老太太，痛失爱子，渡海北上，孑然一身，千里迢迢，自星洲来到上海。小梁和团契中会说粤语的同学轮流招呼这位长者。她由小梁陪伴，几次去阿邝的坟上，白发人哭黑发人，不无教人酸鼻。临走前几日，邝伯母收拾了爱子的遗物，分了些给小梁作纪念，另外取出两件贵重的首饰，付于小梁道：“阿邝没有福气娶你，我也没有福分有你这样好的媳妇；我没有女儿，委屈你做我的女儿吧！这两件饰物，原是要给你的，是我特地从新加坡带来，你收下吧，作为娘给女儿的陪嫁……”说着，小梁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妈啊！”倒向邝老太太的怀中，母女两人哭作一团。 李校长的一段伤心惨事我在前文述及：李校长在阿邝的墓前“感触到他自己的伤心惨事”。这里应先交代清楚。 他原有一个非常美满甜蜜的家庭。他有一个贤惠的太太，生了三男一女。可是有一年，上海发生猩红热，一连夺去他四个孩子， （这里的记述与事实有出入—本书作者）接下来又夺去他爱妻的生命，那时的李校长，中年丧妻损子，伤心得真像个疯人，如果不是基督大爱的支持，不是梅立德夫妇和另一位通家之好的欧阳夫人（欧阳先生在刁作谦氏任驻星总领事时任领事，粤人，夫妇二人与李校长夫妇友谊极深）的温情，相信李校长在以后的日子里将无法活下去。他有一年多不能回家，是分别在梅家和欧阳太太家里，来回寄居。欧阳太太亲口告诉我：她的女儿每晨去替这位伤心人整理床铺，在枕下搜出来的几条手帕，总是斑斑泪痕湿漉漉的，说明他独自中夜泣血。李校长晚年，视力大衰，未尝不是他中年那段“伤心惨事”哭坏的。 邝老太太这次来上海，也去看过李校长。他很同情这位“南方的乡客”（这是李校长对南洋回来的人，嘴上常挂着的一句话），因为他早经“丧明之痛”，他的悲惨和邝老太太的遭遇，实在无分轩轾。为着安慰这位老妇人，在她启程回南洋的前几天，李校长特地为她这位“南方的乡客”，领养了一名白白胖胖的男孩，让她抱回去，使其心上不虚，膝下犹存。这一幕是我亲眼看见的。 始终找不到阿邝的母亲小梁便从此辍学，随她爸爸学习牙医。梁××医生是当年上海有名望的牙医，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梁医生死了，女继父业，终身不嫁，许与基督。赚来的钱，除了自身的极低的生活费外，其余完全奉献给教会、医院、学校、老人堂、孤儿院，使那些孤、寡、残、幼，因为她的光和热，得到温暖！这是我们团契中最受李校长德望感召的一位同学，也是社会上为主服役最成功的一位同学！她把爱阿邝的心移到世人身上，燃烧自己，照亮众人，她牺牲了！ 我和妻 50 年代南来， 生活稍定后， 第一个心愿，便是在校友群内四处打听邝老太太的下落。邝氏在新加坡是个大族，国仁兄好像激于日军侵略，中学毕业后便来复旦读大学，大约是民国廿四年。如果他现在活着，已是六十二三岁了，他的母亲也该是 九十多岁了。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遍访，蛮想能找到这位兄弟行的尊亲，好去参谒，以存温问。可是人世间事，“不如意者恒十之八九”，直到今天还未能如愿以偿！唉！ 与张群是英华书院同事李校长去世后在复旦大学有一个追悼会，我发现张岳军（群）先生有一副挽联，内容我已记不清了，只记得上联是说他和李先生 早年在新加坡英华书院同事的回忆，上款写“登辉大哥”，下款是“弟张群敬挽”。我从老一辈华侨口中探知，岳军先生确在英华书院任事，是中文首席教师兼体操教席，至今岳军先生犹喜啖榴梿（南洋的果中珍品，嗅之如粪，入口香甜，美不可言），新加坡有人去台北，每以颗颗榴梿盛入大口热水瓶中（以其怪味四溢，往往不准携上飞机），以飨张氏，必乐不可支。 张氏是戊申年（ 1908 年）东渡，入日本振武学校（预备军官学校）。由此推断，他与李校长在新加坡同事，该在 1908 年之前，李校长返国的年份，该是相伯先生第一次出任复旦校长的当儿。 李校长的一生，始终脱离不了教育青年：他回国不久， 即与宋子文先生的尊翁宋耀如先生（字友渔，早年留美，一度在旧金山传教。此间多琼州侨胞，老辈们还能道出宋氏本韩姓，过继宋家。胜利复员后，子文先生主政广东，返回乡梓，传其曾入韩氏宗祠参拜）和其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上海创办寰球中国学生会（最后的会址在卡德路，我还去过），李校长任会长，宋先生主司库。朱少屏先生主持该会，那是以后的事了。 与坂本友谊已超乎国界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李校长一直是董事。早年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的活动，总干事王正廷先生（字儒堂，浙江宁波人， 1881—1961 年，民国十一年任外交总长，民国廿年，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民国廿五年至廿七年任驻美大使）和主持基督教学生运动的余日章先生都和李校长有密切的来往（国际闻名的顾子仁博士搞中华基督教学生运动，是在抗战前后，更是晚了）。李校长自己虽未亲身参与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但是最初的发轫，很得到他大力的支持；他是非常反对帝国主义的，但是日本的基督教学生运动领袖坂本孝义博士，一直是他的好朋友。他们之间的友谊，已是超乎国界。复员以后，坂本博士流落在上海，住在广学会的梅立德夫妇家中，经济上便是受梅氏和李校长的接济；直到他遣返日本后，李校长还是不断地汇钱、寄食物邮包给他，多半是命我付邮。 在上海做些有意义的事民国卅年冬季，正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英法两租界，我将四年的学分，赶在三年半的时间内修完，算是提前毕业。那时学生群中都兴着请人在特备的纪念册上题留字句，我也未能免俗。 一天下午，冒着大雪，到校长家里请他题句，他毫不犹豫地在我的练习簿上写着“The fear of the Lord is the beginning of knowledge. The Proverbs chap.1, VII ”（中文是“敬神者是知识之始也”—出 《旧约 ·箴言书》第一章第七节）。然后转身问我道： “今后将作何打算？” “预备去重庆。” “去重庆？我建议你不妨慢一着，先在上海做些有意义的事。” “什么事情？” “我想上海的青年学生，比日本人没有进租界前，精神上一定更苦闷，思想上一定更没有出路。我们要帮助他们，勿让他们误入歧途，这份工作不比在后方的任何工作差劲，因为他们也是今后中国真正的财富。你刚刚大学毕业，年龄和他们相仿，你去做这份工作，不仅意义深长，且很适合。” “谢谢校长！但不知是向何机构申请？” “我会替你设法，你先在本校当英文助教，那桩事一有把握，我会通知你。” 无意掌外交转荐王正廷这样我便在本校当英文助教，教大学一年级的英文文法和作文。过了几个月，李校长唤我去，说：“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正在物色一位青年干事：做学生辅导，青年国语礼拜，圣诗合唱团等有关青年活动的工作。我已同总干事陆干臣先生谈过，他要与你当面谈谈，你拿我的名片去。” 我马上意味到这是李校长几十年来，一直关注着的中华基督教学生运动中的一部分工作。 陆干臣先生，浙江湖州人，祖上在苏州开陆益元堂笔店，东吴大学毕业，由余日章博士手中，接过全国基督教学生运动的棒儿；王正廷博士辞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会协会总干事，北上从政—他在民国十一年当黎元洪二度出任总统，便是由李校长保举，出掌外交总长，因为李先生的老乡萨镇冰上将（海军）力保李校长，李氏无意仕途乃转而荐贤—遗职便由余日章博士升任。 陆先生和我谈了之后，便把我留下。 圣乐团被日宪兵队注意我虽在上海青年会干了一年多，接触到不少德高热心的人：副总干事杨益惠牧师，其人格与风范，至今犹使我不能忘怀；张中原牧师，前年故于美国纽奥良港，他那时在沪经营船务，不独经济上资助国语礼拜，而且随时随地协助同学，潜赴大后方。民国卅九年，他到了美国，便做传道的工作，把福音传入中国学生及海员的寂寞心房里。其他如李寿葆兄、邓尔敬兄（重庆松林港国立音乐学院教授）、朱工一兄、顾正书兄等，如果没有他们的协助，那年圣诞，圣乐团（集合上海各大专院校男女同学数百人，由邓尔敬指挥，屠月仙小姐伴奏）大合唱的弥赛亚和最后乐章《哈利路亚》， 决不能够成功，也决不能激起“孤岛”青年低沉的意志！这圣洁、雄伟、美妙的四声大合唱，也只有在那一段时代里能够发挥作用，因为每一个人都埋头苦干，每一个人都唱出他（她）心底的苦闷；不，是一群被日本帝国主义压迫的青年，泣诉后迸发出来的民族的怒吼！ 圣乐合唱团圣诞大合唱，算是获得收获了，可是却引来日本宪兵队的注意，乐团指挥邓尔敬兄首先悄悄地进入后方，接着是我，下来是朱工一兄（去天津）。圣乐团便一度沉寂，直到胜利。 气氛太抑郁决心走重庆我决定出走！便先向李校长辞行。他老人家一走下楼，便伸出手来向我道贺： “上星期你主持的大合唱，相当成功！”说着便握住我的手，表示祝贺。 “校长去听了？”事先我是寄请帖给他，但那一晚我没有看见他，因为听众实在太多，连礼堂外都挤满了人。 “没有，我是从收音机中听来的。”李校长也许是年纪大了，公众场所，除了礼拜堂，全不去的：我们团契约他去看《万世师表》 （Goodby Mr. Chips）、《飘》（ Gone With the Wind），他也未去。那晚大合唱幸有电台作现场广播，他才能坐在家中收听。 接着我将此次演出引来的麻烦，向他说明，并告诉他去重庆的决心。 “这里的气氛委实太抑郁（我是用 depressed 一字）。” “岂止抑郁，简直是抑压（校长用 opressed 一字，语气更重）， 教人连气都喘不过来！” 沉默了一会，接着李校长又道： “去吧！ 这回我不留你了。记住！走的事情，知道的人愈少愈好。” 我说不出话来，只在怀中摸出一张相片，送给校长。他看了一下，走上楼去，也取下一张在王开照相馆拍的四英寸半身相片，签了 T. H. Lee 的名式，然后付与我。 我走出后，频频回顾，但见这位复旦之父，犹木然倚在门外，朝我挥手！ 一段永志不忘的谈话当我在上海的时候，我和妻 —那时是我的同学，但不同系—常去看校长；尤其是每年圣诞前夕，我们总带些沙利文的朱古力和起士林的蛋糕，这是他老人家喜欢吃的。往常我们总是从校长家里辞出来，沿着霞飞路、文林路，踏雪走入贝当路的一家西餐馆吃晚饭、喝咖啡、听轻音乐，直到黎明，再踏雪归去。 我去了大后方的次年，妻在圣诞前夕独自仍去校长家中，仍旧带了校长爱吃的朱古力和蛋糕。校长和她展开了一段使我俩永志不忘的谈话： “赵常有信回来吗？” “他已去了印度，信是由重庆转寄到上海的，怕检查出事，写得很简单。” “我看日本快要败下去了，相信赵也很快就回来了。他回来了，你们是不是就结婚？” “这个……还没有一定。”三四十年前的女孩子，长者问起她的终身大事，还是非常害臊，远比不上今天的新潮派女郎那样“开通”。 “赵是个很好的青年，书念得好，能力又强，就是脾气梗了一点，这个可以教他慢慢地改。” 妻没有说话，端了一杯茶给校长，接着校长问道： “阿殷，你读过希腊雅典城建造的故事吗？这是欧洲最古老的首都，雅典建城已有3400多年了。” “我从前在《房龙地理》上看到几幅房龙画的插图。”妻回答道。 愿天下有情人快成眷属“好！现在我可以讲这个故事给你听了。在很久以前，雅典旧城有一位美丽的少女，登上雅典女神庙（Parthenon）的高山上，俯视碧波如镜的爱琴海；在山顶女神庙旁边，有一个花圃，里面长满了各式各样美丽的鲜花。女郎刚一走进去，便出来一位年老的花农，他向女郎道：‘这儿的花是不出卖的，你喜欢，你自己挑好了，但本圃的规定：每人只限一朵。’女郎从大门口看起，虽然也发现几朵鲜艳夺目的，但她仍不满足，她还想挑更好的；走着走着，已到尽头了，她只好转过身来，赶回去采她先前看中的，可是都被人家摘去了。她很懊丧，出得花圃，再转回去，花圃不见了，年老的花农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但见白茫茫的一片山岚，笼罩着女神庙。” 希腊的文字与艺术，是今天西方文化的基础。李校长是一位饱受西方文化的学者，他讲这一个故事，其实是希腊寓言，用意比王实甫的《西厢记》中的“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还要积极，似乎是“愿天下有情人‘快’成眷属”。 送我湘绣被面至今珍藏胜利后，我回到上海，我俩终于成婚。李校长不但是我们的媒人，而且他还为我们向欧阳夫人，商借她在虹口史高塔路的住屋。我们一直住在那里，直到欧阳夫人和她女儿去了旧金山。 婚前的三天，我与阿殷亲自去请李校长参加我们的婚礼。他欣然俯允，并且还送了我俩一床湘绣被面，说道： “这是家里旧有的东西，我目力不好，昨天特地请欧阳夫人为我挑选的，希望你们会喜欢它。” 洋人的规矩，受礼者一定马上当着馈赠者的面前，打开礼物，面谢一番，表示敬意；李校长当然懂得洋人这一套，可是我俩都不 敢在他面前“放肆”，只是同声说出：“谢谢！校长！” 拿回家打开观看， 乃是一幅“百鸟朝凤”，绣工之精美，妈妈说：“这是老货，现在拿钱去买，哪里有这样好的货色，这真是艺术。” 我们离开上海，什么也没带，独独李校长送给我们的这一幅湘绣，妻至今还保存得好好的。固然它已成了稀有的艺术品，使我们珍惜，同时我们更珍惜这一份春风化雨的师恩。 哲学分东西方两大宗派那天很冷，有些微雨，73 岁的李校长，拖着老病的身子，偕同日本基督教学生运动领袖坂本孝义博士与梅立德夫人，策杖步入教堂，看杨益惠牧师替我俩祈祷。 一直爱护我们的严忠瑜大姊也来了。 我一直在想，哲学家以及能够念哲学的人，该是世上最聪敏的人；本来，按希腊文解释“Philo”和“Sophy”二字，前者是“智慧”，后者是“学问”或“探讨”之义，是以哲学乃“智慧之探 讨也”。 世上的哲学，原分东方和西方两大宗派：东方以中国（印度学派，至汉时归于中国主流）为主；西方以希腊（犹太学派，归入继希腊为宗的罗马学派）为主。中国的哲学，源溯老、庄、孔、 孟及先秦诸子；希腊的哲学，源溯苏格拉底（ Socrates，469—399 B. C. ）、柏拉图（ Plato，427—348 B. C. ）和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384—322 B. C. ）。 李校长早年是在复旦教哲学和逻辑。这些学问是脱离不了希腊哲学，我在大学里，是没有敢读逻辑，因为我自忖天分不高，不是一个聪敏的人。 可是有一次李校长同我谈起逻辑是西方很早的一门学问，亚里士多德首创此学，他著的《逻辑学》第一章便说：“Logic is a science of reasoning. ”（逻辑是思维之科学） 我说：“很奇怪，中国的《易经》也有和它类似的地方。” 我在大学一年级，国文老师教我们《易经》上的“乾文言”， 我不懂，回去便问父亲，他不同我先讲书，则说： “如果你把《易经》视作仅是问卜，那是小看它了；须知天地之大，奥秘无穷，易者变也！此书宏旨，乃所以明变易之理；上通神明之德，下察万物之象。” 我想“明理”二字，就是逻辑上的“正确的思维”。我对《易经》完全不懂，我想既是“明理”之书，也该称得我国上古时代的一项科学了。 李校长是一位彻头彻尾受西方教育的学者，当他在清末由南洋回国，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讲，李师母汤佩琳女士是教他讲中国话识中国字最久的“老师”，他虽然眼见清廷的腐败，但不否定中国文化之精深与博大，因此他回答我提出《易经》和希腊逻辑相似那句话： “本来中西学问， 似乎同出一源。中国的五伦， 你看，多好啊！不比教会的规定差。我们随便做任何一种学问，中国的也好，西方的也好，一定要做得完完全全，千万不可半途而废。其终也，所谓异途同归。” 李校长的人生哲学，根据我二十多年来“程门立雪”的了解， 是“博爱平等”四个字。 他中年回国，本人又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当然教会是他生活的一部分，因此首先结识到上海圣公会牧师汤仁熙。我们晓得美国的教会，传统上、礼仪上最接近英国教会的便是圣公会，早年它在上海也是力量最大，资力最宏，梵皇渡的圣约翰大学便是圣公会建立起来的。其他如长老会、监利公会、美以美会……之来华，乃是晚后一步的事。汤牧师年龄比李校长小，和校长很相投，尤其钦佩他的人格与学问，于是便把自己的妹妹佩琳女士许配于他。 据跟了李校长一辈子的他的中文秘书季英伯先生告诉我：“李校长初回国的时候，对祖国的风俗、习惯、人情等，可说完全陌生，要不是和李师母结婚，天天受其爱妻的熏陶，他不可能长久定居中国。” 又据李府有通家之好的欧阳夫人同我说：“你们李师母真是一位很能干的太太，内外的事务，她都能应付得头头是道。她服侍你们校长之细心，犹如带领一个小孩子。你们校长吃到饭，就把衣服弄脏，总是太太为先生预备好一块白白的围巾，围在他颈项下，每一样食品都是太太悉心料理。李先生爱吃南洋的酸酸甜甜辣辣的菜，为了配合丈夫的胃口，李师母特地请南洋回来的朋友示范教她，我就时常教她的。” 每年晒遗物睹物思人我进复旦很晚了，那时李师母已因其三子一女染上猩红热，随子女而去，这段伤心惨事，在前面我已说过了。所以我未见到李师母，只是在学校里为了纪念她建造的佩琳疗养院中，看到她的大照，此外在校长卧室床前看到她的小照。 李师母早年在复旦大学做过会计，因为人很精明，便有人说她贪污。我曾以此询问季英伯先生和何葆仁博士，因为他们都是同时与李师母共事的，他们都说：“绝无其事。显然是有人想做复旦校长，故意造谣言，中伤李校长。” 李师母才华既是如此出众，而又全心全意爱护丈夫和孩子，结果终于牺牲了她自己。她死去，李校长的伤心，我在前面已说过。 可是李校长对太太的爱，始终信守如一：到他临终的那天—75 岁了—还是寡人一个。他爱李师母，可说也是世上少有的，李师母生前之遗物，诸凡一衣一巾，莫不替她保存得好好的，当她仍是活在人世；每年夏天太阳强时，一定把李师母的皮衣一件件地取出来晒。睹物思人，必然再伤心一场。这些令人同情的镜头，我和妻都目睹过。有一年他已年迈力衰，收不动这些皮衣，是妻上前帮他一件件归好。 汤仁熙劝姐夫赶快续弦有一年大约我在大三的时候，他的舅兄汤仁熙牧师打电话给我，叫我去他的教堂，有事相商。汤牧师也是我尊敬的一位有德的长者，他的教堂是在爱文义路，是圣公会一位资深的牧师。上海圣公会美国籍最后一任主教是罗伯慈主教（Bishop Roberts），接他继任主教的是国人俞恩嗣牧师；俞氏奉召西归，便由汤牧师继任主教，但是他祝圣的时候，我已去了重庆。 我到了汤牧师教堂，在查经班上找到了他，他领我去他书斋内坐下，然后取出一封信，叫我带给校长。 到了校长家中，向校长说明汤牧师有信给他。 “你拆开，念给我听！” 这封信是用英文写的，大意是：“大哥啊！你年纪已这么大了，一个人生活，实在诸多不便；你这许多年对舍姐的恩情，已是仁至义尽。为你今后的岁月着想， 为你的健康着想，为你的幸福着想，你应该续弦了。现在有一位小姐 … … ” 我念完了，把信交还校长，两眼盯着他，他微笑道： “仁熙，talks nonsense ！” “汤牧师也是一番爱心呢！” “我告诉你，李师母的灵魂，每天晚间和我话家常，别人看她死了，我则视其如生。这是我祈祷后出现的奇迹。” “喔！竟有此事？”我怀疑着，但不敢说不信。接着校长伸出右臂道： “这儿生有块顽癣，药也擦不好，是祈祷好的。” 科学愈昌明愈需要基督 次日，我再去看汤牧师，他蛮想我带来李校长的回信，可是我空空如也。 “T. H. 怎么说？”汤牧师睁大双眼，急切地问着： 我把李校长同我说的话，和盘托出，一五一十地全说出了。 “他是这样向你说的吗？” “是的！” “他是真的这样说的吗？” “是真的！” “好！随我来，我们马上去看你的校长！”说着，汤牧师便牵着我的手，匆匆步出教堂。 到了李校长家，汤牧师乃向他的妹婿道： “T. H. ！昨天你同世洵说祈祷可以治病，祈祷可以人鬼相通， 对这样一个少年讲这些，太危险了，因为他还没有长成，如果他信了你，以后他生病，也指望祈祷，不看医生，你想后果该是怎样？” 李校长是位成功的教育家，当他正要开口的时候，我把桌上的 《圣经》，翻到《路迦福音》第八章第五十节： “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 “喏！汤牧师，请看！”我那时年少气盛，不知含蓄（其实现在 比那时也进步不了多少），说着便将书拿过去。 两位长者都俯首看那节经文，李校长乃道： “现在是科学昌明时代，我们自当尊重科学。”似乎是承认有病单靠祈祷是不对的。 “科学愈昌明，我们愈需要基督，没有信奉基督的科学，犹如脱缰之马，为害更大呢！”我侃侃直陈。 两位长者都笑了，我乃告退，让他们两人叙旧。 一代学人只有两袖清风李校长虽是出身贵族气氛的美国耶鲁大学，但他本人是深痛阶级观念；他虽是耶鲁人，确一点也未染上耶鲁大少爷绅士派的气息。我在前面说，他的人生哲学是“博爱平等”，他真是一个博爱平等的人。他身后只剩下一些商务印书馆的股票，这还是他写了一本英文文法、一本英文修辞学，编了一本英汉字典，聚历年之版税换来的，真可说一代学人，两袖清风。论他的收入，不能算少，复旦大学、高级中学、附属中学、实验中学，甚至附属小学，支五校校长之薪水，但是这些钱， 一到手只留些作生活费，其他都分光了。慈幼院、老人堂、教会、医院，连同南洋回来没有钱的同学，每月按时都有月捐，我也曾替他回过各地来的谢函，也曾促请他为 自己留些；他乃喟然长叹一声道： “外面苦的人太多了，我比他们，蒙上帝之恩，已是很厚！” 太平洋战争兴起，唯一他代步的20年代福特老爷车也开不动了，因为汽油全被日本军部控制着。上海复旦同学会会长许晓初与其他几位当时经济上有办法的同学，合力买了一辆三轮车送给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此后他要出门，便一直由一位年轻校工专司其事。 坐三轮车违背平等原则李校长并不喜欢坐三轮车，他认为以这样的方式，苦人之力，而自己端坐其上，不但违背平等之原则，而且于心不忍。他这种平等的人生观，同吴稚晖先生不坐人力车，可说同出一辙。 所以平日能不出去，便不坐它；但每周去教堂是他生活必不可少的一环。有一天，他去美国礼拜堂回来，同我展开坐三轮车的苦恼交谈： “坐这种车子，不平等是很明显的，进了教堂，在十字架之下，人人平等，心理上的矛盾，使我非常不安！”李校长叹道。 “校长，从下星期起，我来踏你去教堂。”“怎么使得？你和他不一样是人？” “校长，使得的。孔子的学生子路，为夫子执鞭，为什么我不可以替你踏车？” “时代不同了！” “孔子他首先打破只有贵族才能受教育的封建传统，创有教无类的平民教育，这不是平等的观念吗？” 我虽是这样说，要使他安心，但他总是不断地向我摇头。 李校长家中没有女佣，只有两位孤儿院领来的女孩，是大女孩教小女孩家庭事务。等小女孩快大了，他乃替大女孩择人而嫁。这样轮流的由孤儿院中招领，孤儿院中上上下下都知道李校长之仁慈，孤儿们都乐意到李府上去。 道德重整运动传入中国道德重整运动原是美国布道家卜克门博士（Frank N. D. Buckman, 1878—1961 ）首创，在英国的牛津大学发扬光大，故又称牛津运动 （此一牛津运动与 1833 年在牛津大学产生之牛津运动不同，盖后者 乃将天主教之教义纳入英国国教之宗教运动，虽然它们的英文名字是完全一样）。 卜克门因鉴于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乃树立做人之基本莫若四大标准， 曰绝对无私，绝对诚实，绝对清洁，绝对热爱。冀以此唤醒众生，以正人心，以挽颓风。一时世人响应者，何止千万。 这项运动传入吾国，非始自今日之台湾。早在民国廿九年与三十年之上海，当时日军尚未发动太平洋战争（太平洋战争是民国三十年 12 月发生），有英人名贝克（ A. Baker）来自牛津大学，宣扬卜氏之四大标准。此时上海已成“孤岛”，政府远在西蜀；四行壮士，被囚于胶州路公园；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莫不意志消沉，惶惶终日。贝克四处演讲，人心大振，一时响应者有银行家、大学校长、传教士、新闻记者、医生、商人等，其中较有名望者，如《新闻报》编辑严锷声、股票大王韦伯祥、名医刁信德等。李校长、 汤仁熙牧师、梅立德夫人，亦均参与盛会。 聚会的日期，大约每周一次，全在晚上举行。我随李校长去参加过两次，一次在韦伯祥先生家中。是晚，贝克朗诵其所写之十四行短诗（Sonnet，又名商籁诗体），以寿校长；还有一次是在银行公会。 两次聚会引起极大反感这两次的聚会，对我来说，已经很够了，因为它已使我引起了极大的反感。 原来这个运动，聚会之先，大家团团围坐，头低下来静默着。睹其状，若有所思。这种静默，名 quiet time。意在使人神相 通。“静”过去的人，一会儿“醒”过来，嘴里说：“方才我得神的指示……”我看了他们这副德行，像煞有介事的腔调，只差双眼入定，否则喃喃有词，倒真像白莲教再世。 当第二次聚会时，又是这一套。我火了，不等他们“醒”过 来，便在校长耳边轻轻地道： “校长，请原谅我坐不下去了，这里的人除了你和少数几人外， 都是假貌伪善的，都是说大谎的骗子！” “等一下散了一齐走，你忍耐一下，千万不可当众失态！”他一 面说一面按着我的手，好像安抚我似的。 过了不久，终于散会，我搭校长的车子回家。他先开口道：“你凭什么就武断人家是骗子？” “因为我静默的时候，永远得不到神灵的启示，因此我怀疑他们说大谎，骗人！” “那是因为你的信心不够！” “我相信我一辈子也得不到神灵的启示。” “既然你对这种方式的布道，反感如此之深，那下次你还是不要去吧！我知道你是不喜欢听这一派的布道。” 此后我便与重整道德绝缘，虽然我将卜克门的四大标准，为文介绍于英文《中国评论周报》上。 世间一切宗教皆有迷信年纪轻，书又读得少，思维还不成熟，凭自己的直觉武断一场，现在想来很是不对，且觉幼稚可笑。严幾道先生（福建侯官人， 1907 年继马相伯先生，一度出任复旦校长）在他的训子家书中 斥子反对迷信不肯设祭，内有： “ ……至于迷信一事，吾今亦说与汝曹知之：须知世间一切宗 教，自释老以下，乃至耶、回、犹太教、婆罗门， 一一皆有迷信，其中可疑之点，不一而足。即言孔子，纯用世法，似无迷信可言矣；而言及鬼神丧祭，以伦理学（Logic）言，亦有不通之处。但若一概不信，则立地成 Materialism（作者按：意即唯物主义），最下乘法，此其不可一也。又人生阅历，实有许多不可纯以科学通者，更不敢将幽冥之端，一概抹杀。迷信者言其必如是，固差；不迷信者言其必不如是，亦无证据。故哲学大师如赫胥黎、斯宾塞诸公，皆于此事谓之 Unknowable，而自称为 Agnostic。盖人生知识，至此而穷，不得不置其事于不论不议之列，而各行心之所安而已。” 又××杂志第 422 期刊载厚清先生之《五鬼搬运法》，这件事我小时曾听先君说过。他和周神仙的徒弟程霖生，还沾到一点亲。父亲是决不会骗儿子的，他说这段故事给我听，我不怀疑，但感到十分神秘，因此，百思莫解。父亲说：“这是术的一门，名曰遁。”又说：“有缘分的人才能被传授到。” 写我的忏悔要极大勇气我所以要引述上面两段，乃是说明宇宙间有很多不可解之事；今天不能解，也许明天解了。我们祖父母的一代怎么能想象人类登月？然而现在竟实现了。也许真有一天，电视上可以收看到死去人们的生活动静；真有一天用数学方程式代出奇妙的“遁”法；真有一天人神相通，不再是“信心够不够的问题”。写到这里，我扯远了些，但是我越来越感觉人在这个世上实在太渺小，知道得也太少了。 但是李校长仍是每个礼拜去参加聚会。有一天英文报（我已记不清报名）上发表了他的 Myself Confession（我自己的忏悔），他参照了卜克门的四大标准，回顾他数十年之办学，是为名求利。他也招认，为了面子曾说过谎言。他承认卜氏之四大准则，衡其言行，相去太远。 我手边没有那篇文章，上述文字乃是凭记忆之大概，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那篇文章是要有极大勇气才能完成的。天主教的“告解”，仅是一个人对着神父认错，据说告解出来的教徒，往往泪流满面。李校长这篇宏文，是当着万千读者“告解”，向大众认错。此文刊出，上海社会，为之轰动：各教会、各大学、各医院，以及青年团体，均纷纷翻印李氏英文原著及其中文译文，广为流传。 李校长这一篇文章，在我的记忆中，应该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的写作，想不到是他的自我忏悔！ 哈佛耶鲁有如剑桥牛津半个多世纪之前，美国的著名大学，可说几乎全汇集于东部，而尤以东部之新英格兰为最著；那里有历史悠久的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它们在早期承袭了英格兰与苏格兰的古老的学院传统与气氛。如果我们视哈佛为美国之剑桥，则耶鲁无疑是美国的牛津。虽然耶鲁是第一所出生于纯粹美国乡土的学府；然而它的许多建筑，如宿舍、庭院、讲堂，无不是仿照牛津学院的中古世纪式样。师生置身其间，作僧侣式的传道授业（指大学本科言），恍如身在牛津。 这两所大学，同英国的剑桥、牛津也一样对立：它们每年在新伦敦地方的小泰晤士河上，也有盛大的划船比赛；传统上穿朱红色球衣的哈佛足球队和耶鲁的“巴儿狗”队，每年秋天一定有一场你死我活的争夺；其他如两校的出版物《哈佛讽刺》（ Harvard Lampoo）月刊和《耶鲁纪录》（Yale Record），时常笔战，骂来骂去。 耶鲁与哈佛，是两所十足贵族式的大学，其目的乃在培植一批气质优异、博古通今的美国式的儒雅之士，正如英国的外交官，大半都出自剑桥、牛津。因此，其办学重点全放在本科的四年。耶鲁的文学士，比博士还要值钱， 因为这四年本科的教养，不但量重，且质极高，纵有天赋而不下苦功，是绝对不能过关的。 吾国学生去耶鲁的，可说为数不少，早期有孔祥熙（由渥海奥之欧伯林学院转入耶鲁研究院）、王正廷、周贻春、晏阳初等。耶鲁与吾国很有一段渊源，在湖南长沙的城北，有一所雅礼大学（Yale in China），对门有一所湘雅医院，南洋回去在那里读医的学生很多，相当有名。我国外交官出身雅礼者，据我所知，有何凤山、 汤武、李能梗、李芹根；经济学家出自该校者，有何廉、李振南。 耶大文科量重而且质高介绍了一连串的耶鲁大学，现在该谈出身耶鲁的李校长了。他是 1899 年毕业于耶大，正当戊戌变法失败以后。他是耶鲁大学的文学士，我这里特别要替我这位老师声明的是，他不是耶鲁大学的博士，他的博士是圣约翰大学所赠之名誉博士。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因辱及吾国国旗，有不少学生，激于义愤，当夜出走，投入李氏门下，在复旦念书，后来皆能卓然有声，服务国家，如章益、 程中行等。卜氏有鉴于此，不但不见恨李氏，反感其乐育英才，酬以名誉博士，此亦见前人谢罪认过之风范！ 李校长之英国文学造诣，不是一般留学生可以同他相比的。我不敢任意月旦师尊的作品，但是我曾听年纪辈分都比我大的人，像杨南琴先生（圣约翰大学文科首榜，与宋子文同班，终生不仕，在苏教书）曾说过：“今天在国内要找能和李先生那支笔相等的人，恐怕只有辜汤生先生了。” 我在前文已说过，耶鲁文科的大学四年，在教养上不但量重，且质亦高。我曾听李校长说过：“当时耶鲁的文科生，除了希腊、拉丁两种语文为必修外，复要读荷马的 Odyssey（希腊史诗）、Iliad（希腊史诗，传为荷马之作）、但丁的《神曲》（Divine Comedy）、《圣经》、莎士比亚、弥尔顿、伯鲁泰克（Plutarch，希腊古代传记作家，著有《希腊罗马英雄传》）、纪朋（ E. Gibbon ，英国历史学家， 著有《罗马帝国衰亡史》）、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他如十八及十九世纪英诗，十八及十九世纪英国之散文与小说，皆要涉猎。” 这许多课目，如果在今天的西洋语文学系中，莫说学生读不来，就是要请全能教这些课目的老师，已是不可能的事了。 所以他的 1899 年级，据说在大一时有 100 多人，到毕业时只剩下 20 来人，全淘汰了。有一次我替他理书，发现一张变了色的相片：是他毕业时同全班同学合摄，下面注有各人之姓名及出生之年月日。 耶鲁 1899 年级会，组织相当强，班上同学发生任何一件事，甚至生子抱孙、续弦嫁女，都有级讯分别寄给班上每个同学。有时李校长收到级讯，一看是老同学 ×× 于本年几月几日去世，他这一天一定非常难过。他的思潮，会飞转到和此人同窗的时日里。他会喃喃自语，但不知他在说些什么！ 从来未见过李师写汉字老年人通常都喜谈其过去，李校长自亦难免。有一次姚莘农教授（即姚克）上完我们的课，与我一齐走出教室，忽然李校长正面迎来，我乃为这两位耶鲁人介绍。姚先生（现在美国加州太平洋大学执教）那时正从苏联的小剧场和耶鲁戏剧学院研究返国，与李氏大谈今日纽黑文之繁荣，我站在一旁，只听得李校长叹道：“当我在那里的时候，市内交通只有电车和马车，很难得偶然看见一辆汽车！” 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出身之辜汤生先生，据说也是回国来学中文的，而且学得相当好。比他晚了几年的李校长，回国的时候，中文一句也不行。前文中我曾交代过，他的中文全是李师母教的，据说他的得意门生安徽人章友三先生（名益，民国卅二年出任国立复旦大学校长）也曾教过他的中文。我想李校长有能力阅读中文，是毫无问题；但我的确没有看见他写过汉字。今天如果有人发现李校长写的对联或屏条，在“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信念下，我要向读者说句实话：这些都不是李校长写的，事实上他是不能挥毫的。代笔的人，是跟从他多年的校长室中文秘书季英伯先生。季先生写得一手好字，有颜骨柳筋之姿。这种对联或屏条，多半是复旦同学求写的，我曾在校长室英文秘书吴道存先生的书斋中见到过，也就是吴先生告诉我这个真相。 饮食习惯与南洋人一样李校长的上海话似乎比他的国语要说得纯正，这可能受李师母熏染。他是闽南人，闽南话是他的母语，他自然会讲，可是那时他和南洋回来的同学说闽南话，我一句也听不懂。我能了解闽南语，还是到了南洋以后的事。我相信他也会说马来语，但我未听他说过。 从李校长的饮食看来，便知他的生活习惯同南洋关系之深了。他每次用餐，除了汤多，还有一杯凉水，一碟虾酱。如果吃炸鱼或 炸虾时，还有几颗酸柑，以其酸汁挤在炸品上，而不用醋或辣酱油。这些都是道地南洋人的习惯。 他吃饭又喝凉水，我有次曾劝他以热茶，以免伤胃。他含笑道：“我已喝了几十年了， 自小妈妈便教我这样的。在欧美每一个上等人（他用gentleman一字）用餐，都有一杯凉水的。” 我到南洋后，有机会常在土生的侨胞家中吃饭，此时才明白李氏每饭必饮凉水，因为南洋的菜肴，多酸酸辣辣，尤多咖喱，食毕喉头每感奇热。乃悟凉水之功，在润喉也。 虾酱是印尼棉兰、泗水一带之特产，味腥然极鲜美，槟榔屿有出售，价奇昂。李校长之虾酱，必为南洋同学馈赠，虽巨金亦不能在上海购得，故校长视之如珍品。用饭时特为余介绍，余以其太腥，不敢下箸，李氏大失所望。我到新加坡后有泗水友人携来两罐，并言：“印尼文化之高于马来文化，在食事一道，最为明显，而虾酱之制造，是印尼文化之特征，尤勿可失之交臂。”某晚，余妻煮面，放下少许虾酱，尝试之下，诚异味也！食之不独开胃，且味浓汁鲜，唇舌沾交，犹口液欲流，非金华火腿、吾苏之虾子酱油可望其项背。 外交总长是个短命差使李校长的会客室， 当你一进门，便可看见壁上一幅屏条，是他的老乡、吾国驻波兰大使王景岐太老师（王太老师之长子遂征博士及幼女雅征博士，皆教过我的课）赠给他，贺其五十还不知是六十的寿诞。这幅屏条画的是松鹤长春图，由景岐博士命其长女长宝博士执笔。上款落“登辉大哥 × 十寿辰”。旁边是一张摇椅，摇椅后面便是一个书柜。柜上放些花瓶及一只吾国司法前辈郭云观先生（前燕京大学副校长及上海高等法院院长）送给他五十生辰的银盾，题有“寿比南山”四字，上款是“腾飞夫子五秩大庆”，下款是“受业郭云观敬贺”。柜中的书，大半是有关哲学和宗教的参考书。 中国老一辈的外交官，如王正廷博士、王景岐博士、王宠惠博士，莫不尊李校长为“大哥”。王正廷博士在抗战时的重庆，他的亲家翁、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先生（又是尊李氏为“大哥”的一个）请他出任太平保险公司董事长，我曾在那里吃过午饭，他知道我出自李氏门下，对我倍加客气。饭后带着三分酒意（王氏是每饭必酒），跷起大拇指， 向我说道：“我们的登辉大哥，一生办学，乐此不疲，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像他这样热心于青年教育的人，可惜我们中国出得太少，唉！太少！” 民国十一年黎元洪二度当选大总统，李校长举荐耶鲁出身的王正廷博士充外交总长。这个掌故是季英伯先生同我说的。复旦早年的许多掌故，我有不少是得自季氏口中。有一次我也问校长：“萨上将（指萨镇冰）介绍你去当外交总长，你为什么不去？” “这是一个教人短命的差使（他当时用killing job之字样），我固然没有兴趣，同时办教育，比干这个有意义得多了！” “王博士完全因你向黎大总统推举，意外得到这份差事？” “不好这么说，他那个时候，在欧洲和会（吾国代表有陆徵祥、顾维钧、王正廷等五员）里，他已是才华毕露了。我不推举，人家也会找他。”校长自谦道。 数十年守着一张冷板凳李校长一生只做一桩工作—教书，看来也似乎是很平凡，然 而这“平凡”的老人，确真有伟大的地方。我常想，我们的校长才够得上是伟大的平凡，因为像他能数十年如一日，守着这张冷板凳，不为世俗名利所诱，淡泊一生，环顾宇内，又能有几人？ 他一生中有两件所不愿意谈也不想做的事情。 余生也晚，未及赶上李师丽日中天、光明灿烂的岁月；我入师门，从他授道问业，他已是夕阳西下了。 因此， 当我在上海新闻报社时，早存心要为他写一本传记，我也曾请示过总编辑赵敏恒先生，他很表赞同。不过，当时我们考虑的一个问题，是老人的健康：那时李校长已74岁了，患有严重的风湿症，视力大减，精神日退。几经考虑后，赵先生同我说：“如果李校长精神不好，不能同你天天说，那么替他写个年谱也好。你先去征求李校长的意见，然后我再报告程社长（程沧波先生）。” 我把来意向李师陈明后，他连连地向我摇手道： “我从来没有保存过我的记录，我的过去没有什么值得你好写的，而且我也记忆不起以往的事了！在神的眼中，说不定我还赶不上路边的一名小贩呢！” 我知道校长是位伤心人，他中年丧妻损子，这个打击对他够惨重了。他不要我替他写传记，为的是怕再提起他伤心的往事。同时，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早已看破名利。他说：“在神的眼前，说不定我还赶不上一名路边的小贩呢！”他不是同我谦虚，因为他常同我说：“基督的使徒，不全是贩夫走卒吗？他们在那个时代，不避艰难，冒死传道行善，我们的言行，能及他们万分之一吗？” 我明白他不要立传，因自愧弗如圣约翰、圣者保罗、圣者路迦、圣者马太。 不做生日怕勾起伤心事大约是民国卅年，李校长69岁，事先我在欧阳夫人那里打听到校长的生日，便把这个消息传到团契里，大家决定替他祝寿。我们商借徐家汇复旦附中的厨房，一切菜肴、寿面、寿糕，全由男女同学出手“表演”。事先一点风声也未走漏出去。等到一切就绪，我奉命前去邀请他老人家。他的家就在附中对面，步行不需五分钟。 校长到了，但见男女同学都是衣冠楚楚，尤其女同学一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校长马上感到有些异样，便低声问我： “今天你们举行什么会？” “团契的例会啊！” 这天到的同学特别多，第一首赞美诗是我选的《基督精兵向前行》。这是一首非常雄壮的诗歌，四声合唱，尤其动听，是李校长平时一向喜欢的一首赞美诗。他之所以喜爱这首诗歌，也许在他丧妻损子后，真的蒙主拯救，脱离苦海，勇往向前，重新做人！ 一道一道的菜吃过了，最后是几大锅寿面和蛋糕一齐上来。此时全体起立，向我们敬爱的老校长，合力齐声，唱出《祝你生日快乐》，接着大家又是一阵鼓掌，一阵欢笑！ 此时校长望着我道： “方才我问你‘今天举行什么会’，你说是‘团契的例会’。你不同我说实话。” “这是大家的公意，他们不许我先告诉你，校长，你要责罚，罚我一个人好了！” 此时校长把手伸到座下，紧握着我的手，先向大家言谢，然后向我凄然叹道： “You don’t know Inever keep my birthday. ” 他说他从不过生日。未婚时，自然无暇及此，婚后每年，我相信李师母一定替他庆贺生辰；等到妻亡子丧，他灰心透了，哪里还有这份心情独乐？ 这天晚上，我们护送校长回去的时候，他似乎带着一分欢愉，可是也勾起他的往事，说不定使他再度陷入痛苦的伤感中。 一根手杖充满学子真情除了这一次的欢愉，我清楚记得当我读大二那年的圣诞夜，李校长也是非常高兴。团契事先向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商借在法租界文林路协会大厦的交谊厅，一早就把它点缀得非常充满圣诞气氛。我们预备了各种的朱古力及圣诞蛋糕；参加的人，每人必须 带一包礼物，放在圣诞树下，由圣诞老人唱号分派。那一夜到会的男女同学近 200 人，可谓空前。邝国仁同学事先还在静安寺路的福 利公司为李校长买了一根手杖。 壁炉内生起熊熊之火，扩音机内放出圣诞的乐曲，男女同学，对对入场，各人找好座位。吃呵，玩呵！尽情的欢笑，尽情的快乐！真是仙乐飘飘，满室生春！ 钟鸣十下， 阿邝扮的圣诞老人，忽从窗外跳入，身上背了一个大包，手上拿了一根手杖，首先走到李校长面前，鞠一大躬道： “呵！李校长， 一年不见，你好呵！今天我来特地送你一根手杖，我老了，你也老了，请你收下，祝你健康，祝你快乐！” 说着阿邝便把这支乌木手杖，上面一节包金，镌有“To Our Beloved Master: Dr. T. H. Lee, From Fuh Tan Christian Fellowship”字样， 呈给李校长。把李校长乐得笑口常开。 11 点半，他先回去，穿上大衣，发现两个袋内全是朱古力；戴上帽子，发现帽子里尽是太妃糖。后来不知哪一位同学，用纸把太妃糖替他包好，他才能戴上帽子，冒雪出门，口中还不断地笑着说：“这些孩子真顽皮，哈，真顽皮！” 李校长的学生、朋友，有的是达官贵人，他们之中有人送他手杖，在他卧室门后，就有几根挂着，可是自今以后，他一出门，总是拿着这根一群不知天多高地多厚的大孩子们送给他的乌木手杖。其实，这根手杖原值不了几文，但是这位老人懂得这群孩子们对他的纯正的爱，所以他更为珍惜它，如同他珍惜复旦花圃里的幼苗。 最感激陆夫人一件事晚年李校长的生活，是可以拿凄苦寂寞四字来形容的。早几年每个星期日，他可去教堂做礼拜，到最后一两年，他已灯暗油尽，力不胜任，只好利用收音机来收听礼拜天的布道。 前文中我所提起的陆宗九先生及其夫人，他晚年和他们私交很好，除了陆氏夫妇常去探望他，其他走动的人，便是他耶鲁1899年级同班同学梅立德博士与其夫人，以及少数他的比较亲近的学生。陆宗九夫人也常做些美国式的菜点，送给他吃。使我们复旦学生对陆夫 人最感激的一桩事情，便是她每天下午去校长家，为他读报。那时陆 府已迁居，而新屋又邻近李邸。但旦旦不息，继之经年，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那时李校长的目力之坏，可说已临药石难治的地步了。 胜利后，蒋主席与夫人返沪，祭扫宋太夫人之墓，特在旧法租界之某花园巨宅，设下午茶会招待沪上绅老。李校长虽非国民党前辈，但与国父中山先生及早期同盟会、兴中会之元老，均有交谊，且与蒋先生及蒋夫人，交谊极笃。是日李氏亦被邀请，且坐于蒋夫人之侧，荣居首座，可见中枢之尊敬李氏。茶会将散，诸老推李氏代表致谢，李师欣然允诺。词毕，复起立谓：“吾人已聆主席谈话，然久不闻夫人之玉音，愿费夫人数分钟，能以英语，为吾人启导……”群起鼓掌，状至热烈。主席亦莞尔鼓掌，夫人遂于笑声与掌声中起立，作英语演说，市长吴国桢翻译。此成为李校长出席官式聚会最后之一次。 对中国前途忧心如焚卅四年八月，全民抗战，终于胜利。客居山城的游子第一桩事，自然是向双亲寄平安家书，那时航空邮政尚未恢复，我是托中央社同事沈宗琳兄携返。等到沪渝班机通了，我乃寄了一通长函给李师。详情我已不复记忆，大概是先说全国胜利，吾国已跻五强之列，及今后中国无穷之希望。其次述及甲午年（光绪廿年，公元 1894 年）中、日海军在黄海六小时之海战，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定远号舰长刘步蟾均仰药自杀，旗舰“定远”号沉没，水手黎元洪（后为大总统，另一水手张伯苓，后来南开大学校长，投水为人救起）羞愤蹈水，为人救起……这个国仇，我们报了！我特别提黎元洪，因为黎元洪对他有知遇之感，虽然他未就黎的外交总长。最后乃描述嘉陵江畔的复旦大学，我特别提到中茶公司赞助设立的茶叶系。 后来附属中学的英文首席郭稚良先生（杭州人，复旦早年文科毕业）告诉我，李校长看我的小字很吃力，叫郭先生念给他听。李师回了我一信，是打字机打的，相信是他口述，由人录下，打好寄给我。这也是我与李师间往来的唯一一封书札。 他首先指出：我们应以基督的精神，宽容敌人，彻底发扬“恕”的哲学（他信中是“forgive”一字，我想译为“恕”字较为近情）。次言今天我们虽已求得有形的胜利，但距内在的胜利，目标尚远。何也？世风较前更下，人心较前更险，国民道德普遍低落，上下交征以利，寡廉鲜耻，莫此为甚！君谓中国有无限之希望，吾实忧心如焚，未敢苟同也。最后对余描述北碚复旦大学及新设立之茶叶系，颇感兴趣，表示：愿上帝赋其健康，再度入川一游（李氏之“再度”，是指抗战前曾应四川当局之邀请，作川中之游）。 观以今日实情，复回证李师之虑，可谓无不应验。他洞察世事，精微透彻，诚不得不令人叹其双目如炬，似盲而实明。无他，哲人也！ 一生极端反对帝国主义上海多高楼华厦，以余所知，抗战前夕，李校长一度住在愚园路，是弄堂房子；未几，汪伪之特务机关七十六号成立于极斯斐尔路旧日陈调元之寓所，从此沪西一带遂陷于极度不安之状态中，所谓暗杀、绑票、抢劫、烟、赌、娼等，皆应时而生。因此，李师决无法在此气氛下安居，遂迁至海格路复旦附中对面弄内一屋，亦弄堂房子也。居虽简陋，尚称宁静，20年来李师未更其所，泰然处之。上述两处之居屋，皆是租赁。同学中有经商成巨富者，感李师 一生尽瘁于复旦，复念其生活清贫如洗，乃有意在法租界购赠一华丽公寓，作其永久之居停。事为师悉，乃婉拒曰：“经上说：‘狐狸有洞，飞鸟有巢，人子无安枕之所。’（《路迦福音》第九章五十八节）我所有的，很满足了！”亲爱的读者，你能相信他做了一辈子大学校长，竟买不起一所房子？ 李校长年轻的岁月，是在前荷属东印度的巴达维亚（即今日印尼之雅加达）及英属海峡殖民地的新加坡度过；在那里，他目睹身受荷兰与英国殖民主子压迫华侨的种种事实。所以他极端地反对帝国主义，同时也是民族性很强的爱国分子。中国的各大学，除了东北的冯庸大学，是完全毁于抗日的炮火之下外，复旦不论在思想上或行动上，爱国的热忱，决不让于冯庸大学。 我想这完全是受李校长强烈的民族主义的影响。有一宗可贵的事实，却始终未为人所察觉：李校长自从新加坡返国以来，数十年间虽数易其居，可是搬来搬去，始终是搬在中国的土地上，他从来没有搬去英国人势力的公共租界或法租界，因为他早已看清外国帝国主义在殖民地上的面目。就是他死了以后，租界已经由政府收回，我们的国旗已经飘扬在上，他仍嫌当日租界上的血腥，坚决不欲葬身在旧日租界的坟场，而去江湾坟场。 他要去江湾坟场，自然是因为江湾从来没有洋骚气；其他的原因便是他心爱的复旦大学，位于江湾翔殷道上。 早年的复旦大学，学制上和圣约翰相仿，仅分文理二科；设立商学院是以后的事。农、工两学院之产生，更是小弟弟，是北碚时代抗战末期，大学体制上已改为国立了。 据有几位前辈的同学告诉我：早年复旦大学文理科不但功课压紧，而且教师们多哲彦之士：英国文学方面，除李校长本人外，复有美国的坎普顿夫人；中国文史方面有胡汉民、戴季陶、刘大白、于右任、叶楚伧诸先生；理科方面有郭任远、蔡乐生。合作社运动便是产生在复旦这个摇篮里，由薛仙舟先生首创，播及全国，开学术界研究合作学风气之先。 复旦运动成绩非常出色据何葆仁博士说：“英文科主任坎普顿夫人，美国人，教书非常认真，每逢考试遇有学生不及格，她就要哭了，认为总是自己没有尽职。此后她便天天盯住你，总要你考试及格她才罢休。” 在坎普顿夫人班上的学生，据我所知，除何葆仁博士外，有罗家伦、胡健中、程天放、端木恺、张沅长等前辈。因此，坎普顿夫人时代，复旦文科学生的英文水准并不下于圣约翰。 复旦的运动也是非常出色的，早年上海各大学校际足球赛，不是复旦拿冠军，便是南洋大学（后来改名为交通大学）。复旦方面有黄炳坤（今日新加坡驻日大使黄望青为其胞侄），南洋方面有丁人奎、丁人鲲兄弟，当时在上海都是一时之杰。 炳坤前辈是南洋土生，现在新加坡，他原业保险，如今已退休了。这位老大哥有次曾同我说：“那个时候，我们参加学校队，校长是很注意的，他注意我们不是别的，而是查我们的分数，要是有一门课不满 75分，运动成绩再好，也要被他从队上拉出来，等下次考试再看，他是一点也不客气的。” 当我读复旦高级中学时，我还看见炳坤前辈当年和他的同伴战胜南洋大学获得校际冠军的那张大照，犹高悬于图书馆。 黄学长在胜利后，曾回母校。南洋的复旦学生和李校长有深厚的情感，也正如李校长看他们如同“家乡之人”，同去的没有一个不去校长那儿请安，炳坤前辈自亦不能例外；新加坡复旦同学会的老大哥们，还集资托他在香港买件大衣回去，给老师御寒。 李校长一生辛苦，乐育英才，是他最高兴的事情。他说：“中国的大学校长，有十几个是我教出来的学生，如吴南轩、郭任远、程天放、罗家伦、郭云观、裴复恒、章益等。” 李师最得意的两位学生使李师最得意而感到骄傲的两名学生：一位是章益；另一位是张沅长。有一年章益念他的逻辑，考得90分，甲全班。李校长曾告诉我：“我的逻辑，很少有人得 90 分，章益的考卷，我不自信，又再看了一遍，本想把它压下去，为 85 分，但是我没有这个力量，他仍得90分。像章益这样的学生，不但中英文学俱佳，其他课目，也都是出众非凡，真聪敏，所以他在美国，得到的是Fellowship，而不是普通的奖学金。” 民国卅一年，在北碚的复旦大学奉令改为国立，政府任命教育部总务司司长章益为校长（在吴南轩之后）。当这个消息传到上海，李师闻悉，曾绕室徘徊，构思拟函，字里行间，许其为传人。 说到另一位他的高徒张沅长，李师也曾同我说道：“你看，张沅长在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教英国文学，这是不容易的。这所学校在美国虽然是小大学，功课相当认真，是很有名望的。” 写到此地，我要向读者介绍张先生一下：他曾在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外国语文学系执教，是位名教授。现任台湾大学文学院长朱立民先生，便出自张门，也可以说是李校长的再传弟子。 复旦同学在外亲如兄弟我上重庆的那年，道经陕西宝鸡，借宿交通银行，等搭入川的公路车。那个时候，旅行相当难，候车候个十天半个月搭不上的是常事。白日无事，做马路天使，忽然看见官府告示，由行政督察专员温崇信（现在台湾）签署。他是我们复旦的教授，亦李师高徒，早年留美，回来在复旦与暨南大学授政治学，当时在上海非常叫座。专员公署是在山上一座庙内，我喜出望外，一口气奔上山，找到温师，又找到许多同学；秘书长何迿今兄是个头儿，公余之下，主编复旦同学会《西北通讯》，当时不少过路的复旦男女，很得到温师和署内诸兄之照顾；而温师坐镇宝鸡，俨然成了大后方与上海复旦同学之联络中心。 我们复旦，有一特点，不管识与不识，他乡相遇，亲如弟兄。我找到了迿今兄（胜利后为张家口市秘书长，我们还通了几封信，张市易手，他只身来台湾）他们，可真乐了，天天下午同他们在一起，海阔天空，神聊一通，反正吹牛不用打草稿，遇到饭开上来，狼吞虎咽，如秋风扫落叶，个个恢复江湾本色，有时温师不“开夜车”（看公文），也参与我们的“座谈会”，这个情趣，我到今天，记忆犹新。 温崇信讲当年抽烟故事复旦是严禁吸烟的，学生如果被查到吸烟，一定要记过。我跟随李师的时候，他是烟酒不染，生活之单调，如同一个清教徒。不过据他的中文秘书季英伯告诉我：“早年的李校长自己驾车，口含烟斗，不过他在办公室内抽，从不当着学生的面。” 吸烟斗原是耶鲁的传统，据说今天还是存在；当你走到康纳狄克州的纽黑文市，放目四望，尽是这些黄发平头，身穿棕色粗绒 （tweeds）上装， 口含烟斗的大三和大四年级的“老大”，他们多半是名门望族或财阀富户的子弟。在耶鲁当“老大”，只有高年级的学生，才有这个资格，吸烟斗是“老大”唯一表示资格的权利。所以季先生的话是很可以相信的。 说到此地，又要回述温崇信先生讲给我听的两个故事。 一个自然是关于吸烟的事。温先生说： “那年我和友三（章益的号）等一些同学一道毕业，校长在家请我们吃饭。饭后拿出桌上的高尔夫球教我们玩，可是在他面前，大家都很拘束，竟没有一个人去玩，他老人家为此还有些不高兴。此时友三拿出纸烟，点燃起来，正要吞云吐雾，被校长看见了，朝 着友三道：‘你，吸烟了？’友三指指我，向老师回道：‘你看崇信，他不是也在抽吗？’这时校长两眼瞪着我，狠狠地道：‘He is hopeless ！’然后走开，不管我们了。” 第二个故事，是说李校长对于每个学生，分别施以不同的教化，以能感人为最大目的，这里你可以看出一个教育家的苦心与伟大。 “民国廿一年1月28日，日军强占上海闸北，我十九路军首起应战，第五军亦继之奉命上阵，造成吾国抗日战史上有名之 ‘一·二八’战役。其时温师适为昆山县县长，首当其冲，诸凡救伤、弹药、输送以及前线上一切之支援，无不事必躬亲，奋勇卫国，发挥 我复旦在国家紧急时必站在第一线之传统精神。温师抵前线，即拍一 电给李校长，内容余已不复忆及，但李师之复电，略仅三字：‘Itrust you’。余信汝！此三字之含义，包容一切，至今犹令人不胜回味。” 听柯义博士讲道听上瘾李校长虽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可是他在学校里，从不向人说教；只有同基督徒的学生，而且是平日往还较为密切的，偶尔谈话中会流露一些。我在大学里，每个星期天跟他一同去教堂，在我，是要练习英语的听觉。那时讲道的牧师是柯义博士，很有学问，他本人便是一位文学家，又精通历史，讲起来引经据典，导人入胜，听来一点不枯燥，而且把我听上瘾，我终于在有一年的寒天里受了洗礼。使我能在年逾弱冠，便侧身圣教会，蒙神沐恩，完全是李师一手安排的。当时年少，等闲视之，后来成长，同洋人来往的机会多了，才知道西方习俗中之教父（Godfather）与受洗礼的儿童，皆有特殊之关怀，非常之情爱，才肯充任。是则李师对我，恩同再造。 李师自从离开耶鲁，后来有否再去美国？这件事使我非常困惑。因为在我耳边似乎风闻他曾参加民国十年的华盛顿会议，我曾为此事去访过季英伯先生，他那时病了，而我又因别的事情，一耽误便拖了几十年，唯有日后向温崇信、胡健中、许绍棣、程沧波等前辈请教，以便再稿时详述。 两返南洋捐款建新校舍李氏的一生中，曾两返南洋，募捐建校：一次在民国七年，捐款用来在江湾购地建筑新校舍（在此之前，在徐家汇李公祠内；再早是在吴淞炮台湾附近）。十一年春新校舍落成，大学部乃迁江湾，李公祠留作附中校舍。第二次赴南洋捐款，是在民国十三年，逾年返国，设复旦实验中学。第一次回南洋捐的钱，建造简公堂，纪念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主人简照南先生（太平天国史权威简又文先生即其子）； 第二次回南洋捐的钱，建造子彬院（科学馆），纪念郭子彬先生。 他最后一次远游是在抗战前夕，应川省当局之请，入川漫游。这次旅行，使他非常欣慰；到处遇见复旦学生，到处响着“校长，校长”的唤声。飞机上之驾驶员，步出舱门说：“校长，坐得舒服吗？”李师大感惊讶，询问：“君在何校？”曰：“徐家汇附中六年之毕业生也！”言罢相与大笑。犹有一事，足可述者，李师这次游川， 招待方面，名义上虽属四川省府，实则全是美丰银行董事长、复旦同学会康心之先生及同学会联合之款待。半生耕耘，辛苦自知；昔之幼苗，今已成林，此时才收到一点安慰。川游之乐，老人为我累言，可见其留有深刻之印象。 李师三本著作风行全国李师一生只写过三本书：《李氏英语文范》、《李氏英语修辞学》、《英汉字典》（与郭秉文先生合编）。这三本书都是商务印书馆出版，从民国十几年起，一直是到处采用，风行全国。尤其是《李氏英语文范》，我在胜利后，赴东北采访，在辽宁省沟帮子 ——一个小镇的一家庄稼人家，看到柜上藏有此书， 一问始知主人在“九一八”之前，是位英文教员。 《李氏英语文范》，我在初中读过，是本打基础的文法书，每课后面皆有中译英的造句练习，由浅而深，对初学者言，只要上课听老师的讲解，回家勤做练习，一定得益，我自己就是深受其益的人。 《李氏英语修辞学》，我在高中念过，后来我当母校助教，教大一同学的英文文法，学校指定用此书，这一下可苦了我，上一小时的课，我至少要花一倍以上的时间去预备。因为：第一，全书本身就是一本文学作品；第二，书中之例句，不是取自《圣经》，便是摘自古典文章之名著，要正本清源，我得查书。特别是引用莎剧之诗句。在讲解方面，即使微如一字，也有不同的解释。在我已讲得筋疲力尽，在下面的同学，十之八九，还是索然无味，不能欣赏。后来我明白自己程度还是不够，否则不会吃力；同学程度更差，且是杂牌军（不是西洋语文系的班底），否则不会不能欣赏。后来我向教务处说：“书是再好也没有了，无奈曲高和寡。《纳氏英文文法》与《纳氏高初级英文作文》，皆是名著，在印度造就了许多英文好手，如甘地、尼赫鲁、潘迪特夫人、梅农等人，今天也渐少采用，其原因与《李氏英语修辞学》相同。” 撰文修书字句简洁有力有人说李师的英文已陈旧了。我是他的学生，前文说过不敢任意月旦老师的作品；不过以一个念英文文学的我看来，对于上说，未便苟同。盖文章无分中外，优劣也者，不得以新旧视之，好就是好。 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陆干臣先生有次收到李师一函，抱歉未能及时回复。陆再去信，这时李师才发现未曾收到上信，判为遗失。李师用led astray之字样，这个“led astray ”原常见于《新 约》，如“走失的羔羊”，如果不熟读《圣经》，绝对不会有此造诣。 因此，看到那封信的人，都佩服这位大手笔。 李师不论写文和修书，下笔总书用简单句子（ simple sentence）。 有一次梅立德博士曾同我说：“你看他的造句，多么简洁而有力， 这是真功夫，在我们美国人中，亦不多见，艺术上的Simplicity is an art，他做到了。”其实，我现在才明白，这又是承袭了《圣经》文学的风格。 招收女学生开风气之先早年的复旦和中国其他多数大学一样，全是男生（李师母校耶 鲁大学校本部，亦全是男生）。到民国十六年，开风气之先，招了女生。著名的东宫——女生宿舍——便不久建于风景绝丽的燕园附近，在那里交织着许多香艳的故事；情书展览会一度也在校外宿舍展出，各种颜色的信笺，写上各式各样求爱的诗句， 吐出了男女的心声，哀、怨、悱、愁，应有尽有，真是集情书之大观。会期虽只有短短三天，却吸引了各大中学参观的男女同学不下数千人之众（展览会是秘密的，参观者凭券入场）。有一位青年，一连三天，带了面包进入“会场”，全神贯注，俯首摘句。有心人耶？伤心人耶？曰：痴男也！ 有东宫自然有“皇后”，早期的“皇后”，是上海南京路老介福绸缎庄主人之掌珠，其座车车牌为 84 号，故同学诨名此姝为eighty-four（谐音“爱的花”）。后嫁于英文《大陆报》总编辑杨光泩。太平洋战争时，杨为我驻马尼拉总领事，未及撤走，旋为日军所害。其妻赴美，乃改嫁顾维钧博士。 我在复旦时，“东宫”丽人，多不胜数，莺莺燕燕中，有潘美丽、郭佳玲二姝， 皆花容月貌，丽质天生：一个是沉鱼落雁，一个是闭月羞花。潘为上海人，郭系广西产，争夺“东宫”宝座，相持不下。会抗战军兴，学校西迁，潘留沪滨，郭去北碚，二姝乃分在东西二宫，问题遂告解决焉！ 大学迁至赫德路，东宫虽毁，“皇后”代出，被推为“皇后” 者有丁静娟（现在香港）、俞织云（上海闻人俞和德之孙女）、庞兰英（南浔庞家），皆极冷艳照人，应许风华绝代，国色天香。 此后学校由北碚迁返江湾，余因采访，南天北地，选美之事，不闻亦不问矣。偶尔假日偕妻，忙里偷闲，去趟江湾，不过吃碗 “寿尔康”的牛肉面或后门“中山”的便宜西餐，重过学生之瘾，重寻昔日梦迹！ 季英伯追随校长数十年我从李师，叩道问业，在前文中已说过，那时我才年逾弱冠，而李师已是夕阳西下了。在我与我妻的记忆中，李师对我们从无愠色；不但如此，他待我们实在太好了，真像对待自己的儿女一样。我妻分娩第一个孩子时，他忙赶来看她，问她要吃什么。可是我们还是怕他：非服其威，乃慑其慈。我不知他中年时是不是火性很大，但我亲眼看见，有人甚至与复旦毫无渊源而去求助于他，他只要了解此人真是身临“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一定乐于推荐。 在复旦的园地里，有三位先生，是李校长的忠实追随者：一位是校长室中文秘书季英伯先生，便是我前文中常提的那位先生；本文有些李师早年的资料，乃得自他口中。他跟李校长大约是民国初年，可能还要早些；因为国父中山先生、严幾道先生、萨镇冰上将，他都见过，都是来找李校长。这许多名人的故事，他讲来头头是道，有板有眼，因与本文无关，故略。季先生的中文之佳，当然不在话下，英文亦行。有次他告诉我，萨上将在北四川路青年会演讲，是他陪去，萨氏便用英语演讲，开头第一句便是：“I am a soldier, my duty is to ?ghtfor my country ！” 季先生数十年如一日追随李校长，从来不求闻达，以他和李校长的关系，认识当时这许多达官贵人，找个差事，真是太容易了。可是他与李师同志，李师是隐于办事，季氏是隐于诗酒。我在复旦的时候，他酒已不饮了，因为他得了轻微的半身不遂症，但仍能勉强行动，每天策杖踽踽而行，到校办公。他同我很谈得来，大约老年人都很寂寞，我常去找他，每次去他总是客气非凡，一定留我吃了点心或夜饭才放我走。如果他现在仍健在，该是九十以上的老人了！ 复旦白头“宫女”老王徐福其次是老王，他叫什么名字，始终不知道，听他的口音是苏北人，同学都唤他“邮务处老王”，或干脆叫他“邮政局长”；大概复旦有邮务处（约民国廿年），这个诨名即“与生俱来”。 老王服务复旦数十年，最大的本领，是能叫出每个学生的名字；信来了，他能看人唱名，从来没有错过。不但如此，连情书他都知道。同学说他有一双透视的眼睛。要是他把情书递给你时，他有时会幽你一默：“侬好窝心哉！” 老王膝下仅存一女，在赫德路时代（抗战时期复旦大学沪校—作者注）毕业会计系。老王辛苦一生，修来此女，于愿足矣。 最后乃是徐福，江苏泰州人，是校长的跟班。校长出门，他坐在汽车前座，校长到校，他充先行，为校长提公事包。校长去礼拜堂，他在门口。此人衣必宽袍大褂，戴必红顶小帽，骤然见之，活像赛珍珠之《大地》的王龙。 徐福有二女一子，全家住复旦附中。其子不好读书，家计赖二女针织。徐福老境远逊于老王，故平日常以酒独自解愁！ 以上三位先生，直至李师之殁，还在复旦。大学由北碚迁返，碍于国立之编制，仅老王一人仍返江湾校本部邮务处，季先生仍是校长室中文秘书，但编制上改隶复旦实验中学，校长仍李师也。徐福改隶复旦附中。校长故世，他们照常支薪，念老也。 这三位先生腹内，都各自有一本《复旦春秋》，和他们闲聊，那才会使你有“白头宫女话天宝遗事”的沧桑之感呢！ 茶房老王负责令人难忘附带还要一提的是宿舍的茶房，他也叫老王，似乎也是苏北人。为人忠勤老实。他为我们叫饭提水，什么杂务都干，自早忙到夜，从无半点怨言。“八一三”淞沪之战兴起，我们暑假回去，留在宿舍内的行李和箱子，都是他在最后一刻抢救出来，安置在附中，等我们去拿。有人八年抗战终了才回上海，也照领不误。以一工友，而如此负责，使我永远忘不了他。 记得宿舍中的同班同学查石麟兄，叫老王去唤一煲腊肠饭，等了一个多钟头，还未见来，老查已是饥肠辘辘，等得心火冒了上来；而老王呢，年纪大了，中午叫饭的人多，偏偏把他那份腊肠煲饭忘了。吃腊肠煲饭准是想塞饱肚皮，饿慌的人才要它，平时谁装得下？此时老查有气无力，像似要吞个烟泡，才能说话。 忽然看见老王端一个盆子进来，以为来了，一看乃是我叫的炒面，这一下老查把桌子一拍，朝着老王骂道： “操那！老王，侬神气啥？硬勿替我叫饭，叫我饿得格样子，侬要我好看，是吗？” “先生，我神气什么？我干来干去是个茶房，有什么好神气，你才神气呢！” 老王这么一说，引得我们全室的人都笑起来了，老查也不禁扑哧地笑了。 “哎！侬迭句闲话倒蛮有道理，算我错。”说着摸出一张五元钞票，塞到老王手中，并道： “迭格是小意思，把侬（把，“给你”之意）消消气。”说罢又自言自语道：“算?（你的意思）穷爷倒霉！” 我叫的炒面还是香喷喷的，我要老查先来。随后他又来了一煲腊肠饭，这一下可坏了，到了下午，老查躺在床上，连呼带叫地向我道：“胃病，侬盆炒面害煞人哉！” 这段插曲，一晃已是 40 年了，何处找石麟兄？老王恐怕也不在人世间。而我呢，也渐渐老了。唉！ 马相伯是复旦首任校长复旦的创设，前文已略述及，首位校长是丹徒马相伯先生，从乙巳年到丁未年（ 1905—1907 年）即因事出国。严幾道（复）先生继任，时两江总督满人端方奏准月拨二千元为经常费，改校长为监督。旋张人骏为江督，复拨吴淞炮台湾官地七十余亩为校基，改聘夏敬观先生（剑丞、江西人）为监督。己酉年（ 1909 年）夏氏任江苏提学使，由高凤谦先生（梦旦）继任。翌年高氏去职，相伯先生再度回校，出任监督。辛亥年十月，武昌革命，全校师生，闻风参加者，十之八九，学校遂一度停顿。民国元年（ 1912 年），南京政府成立，相伯先生任南京府尹（相当于今日之首都特别市市长）， 学校恢复上课，呈准孙大总统中山先生，拨补助金万元外，复拨上海徐家汇海格路之李鸿章祠堂为校舍，并由教育总长蔡元培先生批准立案，仍推马先生为校长，旋马先生赴京任大总统顾问，群荐教务长李登辉先生继任校长。 一代宗师病逝上海寓所李师讳登辉，字腾飞，其先世为福建厦门同安人， 已侨居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七代，逊清同治十一年（ 1872 年）四月十八日生于巴达维亚（Batavia）， 即今日印尼首都雅加达。殁于民国卅六年十一月十九日上海海格路之寓所，享年七十有五岁。 李师有一胞弟登山先生，在雅加达经商，生有二子：曰贤治、贤政，均随李师同住，就读于复旦。贤治习会计，李师故后，率妻子返雅加达，贤政则嗣之，留上海。昆仲均温文尔雅，谦谦君子，皆李师之教导也！ 李师逝时，除其家人外，有其好友梅立德夫人，其门人章益、程沧波、赵世洵等，皆环立饮泣。 大殓之日，到有好友学生数百人，有颜惠庆博士、王宠惠博士、王正廷博士……灵前正中置有蒋中正与夫人合送之大花圈，上款为“登辉博士荣召”，下款为“中正美龄同挽”。 中外各地之唁电悼词，涌如雪片，治丧处穷数日夜之整理，方毕其事；良以一代宗师之逝，如梁木之倾，巨星之殒，各方都悲痛这个莫大的损失。 年底 12 月，江湾复旦大学登辉堂举行追悼会，来自全国各地以及伦敦、纽约、巴黎、旧金山、檀香山、芝加哥、雅加达、新加坡、香港等地的复旦同学达二千余人。 安葬的那一天，在墓地上也到了近百人，跟了他数十年的中文秘书季英伯先生，老跟班徐福，都到了。还有，他最早亲手栽植的两枝“幼苗”：金问洙（通尹）先生和郭云观先生也出现在墓地上。他心许的传人章益，在频频拭泪。那时天上有些微雨，这情景真似：天惨惨兮而色黯；风萧萧兮而声悲！ 书此，谨作诔词，以殿文末。词曰： “夫子行谊，师表盖世。夫子思想，领袖群伦。博爱平等，可以拯民； 自由科学， 可以救国。文学修辞， 后生模仿。学者典型，同侪共仰。高天厚地，夫子何往？哀哀此心，不尽吾伤！呜呼哀哉！” 李校长的一生，决不是这篇短文可以概括尽述。在前文中我一再申说，我是他晚年所收的一个生徒，以关系之亲密论，恐怕是他最后的一个门徒。我常把李校长的伟大比作一座泰山，泰山顶上挂着彩云和照着丽日，我还未出世，即使出世了，我是一名儿童，仰起头来，高不可及，所以我没有见着那朵朵的彩云和美丽的旭日。我相信李校长的青年和壮年，一定有许多光明灿烂的事迹，足为后人之楷模。我曾经发愿，要为他写传，要为他写年谱，都被他淡淡地推掉了。 我从李师，将近20年，那时泰山上照下来的太阳，已是西斜了。我所见所闻的只是四起的炊烟，老樵的叹息，庙院落的鼓声，及赶路的征人。这些都决不足以代表李校长的伟大、光明、灿烂和美丽的一面，因为他的青年和壮年，一定是许多美丽动人的故事所交织而成的诗篇。 说来惭愧，我天资鲁钝，文又拙劣，加上10年前重病一场，体力大衰，记忆减退，不少往事，都不能浮起，设非吾妻从旁提醒，就连这些也难以道出。 文中难免有不少错误与漏洞，我诚恳希望众复旦的大哥和大姊们，能原谅我的疏忽；同时，如果你们肯指正我的错误或惠寄有关资料，以补本文之不足，真好似带领这名已是60岁的小弟，登泰山之巅，指导他看挂着的彩云和照着的丽日，我将衷心地感激；并且要在补订二稿时，把错误改正，把看见的彩云和丽日，统统加进去，使这篇记述，将因你们的指教，而更为准确，更为完美。 西洋人写信给老师，信尾常自居“你最服从的学生”，我事李师二十来年自亦不能例外，在重庆时和他通过一封信，这是我们师生间唯一的一封信，我也是这样自居。这二十多年确是处处遵从师命，前文中我也说过：“非服其威，乃慑其慈。”可是，这一次我违背他老人家了，没想到他归返道山后的 28 年，这名关系最密的门生，竟作了他的“叛徒”！基督最心爱的门徒西门彼得，曾在鸡鸣之前，三次不认夫子（《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三十八节），但愿我的“罪过”不会大过圣者彼得。 1975 年春月浙江仁和县门人赵世洵谨撰初稿 本文原载《春秋杂志》（新加坡）第 427—430 期。作者赵世洵，浙江仁和县人，194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沪校）外文系。曾在青年会、新 闻报社、圣约翰大学等单位工作或任教。1950 年去港，后定居新加坡，1991 年去世。 / 今日荐读 /《李登辉传》 钱益民 著 史立丽 编辑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5年5月 1917年，在校长李登辉主持下，复旦公学改为复旦大学，在原有文理两科之外，增设商科(即商学院)。后人注意到，世界闻名的哈佛商学院设于1908年，复旦设立商学院，仅晚哈佛九年。1920年，美国哈佛、耶鲁两校开办教育系，李登辉同时在复旦试设教育科，可谓丝毫不落后于世界最先进的教育潮流。 掌校期间，李登辉引入耶鲁模式重塑复旦的学科体系，主持制定了沿用至今的校徽。华侨出身的他以四十三载光阴坚守教育报国初心，一生心血所聚只在复旦，一生只当复旦的校长。 出版说明 一、李登辉先生是爱国华侨、著名教育家。他是复旦大学的 奠基人，于 1913—1936 年担任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传》首版于 2005 年，值此复旦大学建校 120 周年之际，予以修订再版。 二、本次再版修订情况大致如下： （ 1 ）对初版中的文字舛误、知识错漏之处进行修正，确保内容严谨、精准，契合学术规范；并对书稿所有引文、参考文献进行核查、校勘，确保史料来源的权威性与准确性。 （ 2 ）依据最新发现的中英文资料，结合相关研究成果，新增文字约 3 万余字。增加的内容主要有：荷兰殖民统治下的印尼华人生 活、传主父亲的职业和宗教信仰、新加坡英华书院创办人欧德汉姆 及其对传主的影响、传主第二次赴美受挫、美国排华法案的缘起、中国掀起抵制美货运动、传主回国的原因分析、复旦创办的特点及 其与震旦学院之比较、民国初年传主一度涉足政治的经历、传主与 东南名流和青年会的人际关系网络、传主为江湾校园建设向各界募 捐概况、江湾新校园落成典礼盛况、 1924 年传主被排挤的原因分析 等。附录内容也有若干调整和增删，年谱增订 30 余处。 （ 3 ）全面增补、调整书中插图，并采用 AI 图像修复技术着色优化老照片。增加 20 余幅珍贵历史照片，如传主父亲、传主父母的墓碑、传主公馆内景、传主在美国卫斯理大学与同学的合影、耶鲁大学 1899 级合影、传主给耶鲁学院 1899 级同学会的信、 1916 年 传主给耶鲁校友会的个人履历、 1925 年传主与印尼家人合影、传主 给复旦校董唐绍仪的辞职信等。这些照片大多系首次发表，对理解 传主生平和思想有较高史料价值。 三、本书初版时为单色印制，本次再版升级为全彩印刷工艺。 四、本次修订出版得到上海光华教育发展基金会的支持，在此 表示衷心感谢。 谨以此书致敬复旦先贤，献礼双甲之庆，冀望承前启后，薪火永续。 目 录 序（许美德） 第一章 爪哇的华侨少年 第二章 耶鲁大学的高才生 第三章 在殖民地创办耶鲁学校 第四章 创办寰球中国学生会 第五章 复旦的教授、教务长 第六章 从濒临倒闭到屹立东南 第七章 因支持学生运动而去职 第八章 “孤岛”办学大义凛然 第九章 至死犹念复旦精神 第十章 乐育天下才，光华旦复旦 附录 中国学生之特长及其弱点（李登辉） 对于国民大会之计划及意见（李登辉） 追慕腾飞夫子（章益） 一位伟大的教育家——记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博士（赵世洵） 李登辉年谱简编 主要参考文献 初版后记 修订版后记 毯倮渴磁统材故肪琶捉也诽园扔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