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我第一次遇到極高風險插管的病患。

在急診作了這麼多年，氣管插管執行過不少次，自然也遇過怎麼插都插不上的，一看就知道沒辦法只能緊急氣切的，總之各式各樣的困難插管都遇過，但這次的極高風險，指的不僅僅是插管的困難度，也包括了高傳染力，以及可能的高死亡率，因為，她是一位新冠肺炎的病患。

回想SARS時期，我還是個實習醫師，剛好輪訓到急診。那年台大急診破天荒的暫停服務，乳臭未乾的我，並沒有能力像師長一樣在第一線奮戰；因為院內已多位醫護感染，當時其實被指示居家隔離，沒在抗煞戰役有所貢獻。這一次，學了這麼多年的武功，終於有機會派上用場了。

一開始只是院方的超前部署，預先模擬高風險病患若有插管可能時，如何啟動各科部支援，俾使插管及轉送過程順利進行。那天上午我從台北下去，想的只是趕快跑完一遍演習流程，看看有沒有哪裡需要修正，然後就可以趕回台北，說不定還來得及回台北陪家人午餐呢！到了醫院，卻傳來病患胸部X光變差，人也變喘的消息。我心想演習視同作戰，該不會弄假成真，直接上場了吧？急重症團隊在病房準時集合，而胸腔科和感染科醫師與病患討論過後，決定還是在已有萬全準備，狀況尚在掌握之中時早一步插管；否則若是半夜猝不及防，或病況急劇惡化，在慌亂之下匆忙插管，恐怕更加危險。

著上層層防護措施的同時，我腦海裡不斷的演練插管的步驟。雖然已身經百戰，但此時萬萬不能有失。多一分的不熟練，就是讓在場醫護人員多一分暴露的風險；多一分的不順利，就是讓我們的病患多一分缺氧的時間。我口中不斷的唸著Mouth–Screen–Mouth–Screen，雙手也反覆作著想像練習：打開嘴巴放入喉頭鏡、看著螢幕找到會厭、看著嘴巴放進管子、看著螢幕通過聲帶。當時旁邊的人應該會覺得我的重覆性地作動著，應該會覺得很怪吧。但我所想的，只是希望讓所有的步驟都能無縫接軌，讓過程越順利越好。不知不覺，大家都已著裝完畢，麻醉藥物及插管設備也已確認完成，是往病室出發的時候了！

進了病室，我先對病患簡單說明稍後會進行的步驟，病患的確很喘，臉上掛著緊張不安，問我：是不是一定要插管？我再次對她說明，插管是急重症團隊評估討論後的建議，對她來說是目前最好的治療，而我們也會盡力減輕插管過程所造成的不適。病患的呼吸型態不佳，我們之間又隔著兔寶寶裝，說真的，我也不知道她是不是聽完我的話後，真的比較安心。總之，在麻醉科醫師熟練的誘導麻醉下，病患沉沉的睡著了。插管過程倒是出乎意料的順利，腦海中演練的一切，實際上場時，彷彿照著劇本演出，流暢的完成了，接著就由重症醫師護送病患到加護病房。幾秒鐘就完成的事情，好似輕描淡寫，不經意就隨手完成，然而事前的演練和計畫，才是讓過程這麼完美的主因。

離開病室前，將身上最後一件防護衣脫除後，我的任務告一段落，接下來病患和新冠肺炎漫長的奮戰，就交棒給重症治療團隊了。此時我心裡想的只有：啊! 這些年的訓練、師長的教導、我終於在今天派上用場、在最危險的時刻幫助到病患與整個團隊。瞬時，心中龐大的壓力一掃而空，坐車返北的途上，窗外的陽光似乎更耀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