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時家中氣氛一度低迷。大姐日夜加班，回到家便藏在房裡，不與家人們說上一句;二姐早出晚歸，或夜出晨歸，我總無法在適切的時間點與他碰上面，打聲招呼。兩個姐姐臉上各掛一片不同色彩的愁雲慘霧，我想問卻也問不出口。直到某日在電梯的鏡子裡，看見自己身著一成不變的白上衣黑短褲，面容竟是同樣愁慘，所有未說出口的亦不必說。我們遺傳了母親的躁鬱，生養在父親的荒淫，天生而隱微的憂患氣質，漸漸長成了一個我們、一個我。我們說不想變成那樣的大人，可是我們已然是那樣的雛形。

從一個高中生長成大學生，再成研究生。我以為我追尋，後來發現自己盲走。盲不是全盲，是夜盲，是某種視而不見，是鬼遮眼，是開了擴音卻說聽不見的電話，是打呵欠說自己沒掉眼淚，是一場季節性的雨，是關了燈說夜深，開了燈是黎明。

那段時日裡，是呼吸也愧疚，氧氣也教人溺水的。

日前和嘉宇聊到〈銀河鐵道之夜〉。我說，那文讀起來有種空泛的惆悵，真正的幸福到底是什麼？喬凡尼才問完，下一頁又說︰「就算在那巨大的黑暗之中我也不怕了，我們一定會去尋找大家真正的幸福。」又隨即，康帕內拉墜入無際天河。兩人相約永恆，卻總有人要先下車。

嘉宇問我，那你對幸福的定義是什麼？我老實地說不知道，每個人對幸福的定義都不同，包括喬凡尼，包括宮澤賢治，包括我。所以文中數度出現這個辭彙，宮澤始終未有一個釋義，因為那要是讀者定義的。可是我認為，人天生便本能地追求幸福（現在想來，幸福像死亡，或說死亡是幸福的一部分，且之於某些人這或許即是最佳解），無論物質或精神，層層疊疊壘上去，人的終極目標肯定是幸福。也許，幸福便是自我實現的一種極致體現。

從前最討厭寫作，一支筆寫得囉嗦，墨水不連貫，吐出來都是冗餘。論述文尚可，尤其討厭抒情，那感覺像無病呻吟，從乾巴巴的生活裡用力擰出一點汁水，用木頭桿子的冷軋鋼沾水筆尖塗到稿紙上，散發陳腐惱人的廉價香水味。那一張紙熨得服服貼貼，像一襲白底格紋襯衫，寫得再深刻華美都顯矯揉造作，不得上街，反正那套裝終究是不合身的。

我總會想，一個人非得要對生命有所感觸嗎？難道生活就不能只是，平平淡淡、無為無謂的嗎？像是某種心靈官能故障了，對於生、活，是毫無興趣、野心與動機。生活的生，是生機、生氣、生動，而活僅有存活，維持基本生命活動之意。沒有生的活，像撕日曆，改變的只有人工定義的日期。可時間是連續的，百無聊賴的日子並不會在雙眼開闔過後，就變成嶄新的彩色人生。生活是那麼無機且無稽，吸不進希望也吐不出絕望，鋪在床上乾巴巴的軀體，日子就這麼淡漠地撫過去了。

如今卻是有病抒情，我才知道真正的書寫是濕漉漉、皺巴巴、汁水淋漓的。抒情是把衣櫃裡那件陳舊泛黃的汗衫搆出來，嗅聞棉麻纖維間藏著黴菌與芳香劑的氣味，然後用墨水和血水調製近似的香氛。筆墨從來不能真實地比擬，但愈寫，便能愈逼近所謂真實。書寫的意義，我想即是把生命摻進宣紙裡，潑成一幅羅夏克墨漬測驗，任人讀解。有時自己反覆校訂，竟也咀嚼出不同的意涵。而一幅字畫要裱框陳列或棄置焚毀，也只是一念之間的選擇而已。

書寫濫觴確實導因於鬱症，還有數次諮商的自我探索。諮商像催吐，有一個人（善意地）逼著你摳挖自己的喉嚨，你也不知道會厭軟骨下藏了什麼，你就是個十足興味的恐怖箱。你確實恐怖。當你把箱中的物體拖出來，一棵盤根的小苗，那根圈飽滿茁壯，緊緊縛著臟腑統統扯出體外。你便要不能更明白地，直視自己活生生血淋淋的臟器，仔細剪開緊纏的根系，分離扭曲的內臟，再一組一組益智玩具般拼回去，把自己拼回一個人的樣子。

一個人的樣子，想來是那麼具體又理所當然，要形容，卻模稜兩可。像一幅油畫用手反覆搓揉，把下頜揉進頸子裡，又把髮絲塗成一抹雨瀑。只有瞳孔，瞳孔要保持炯亮，你的鏡像將要直勾勾地看著你，看穿你，看成一個你。

所以我得寫，我要全部寫下來，否則我將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度日的。言雖如此，大多數時候是寫不出來的。那像種沒有意識的防衛機轉，提起筆的當下腦海和心裡就有一台吹葉機獵獵呼嘯，嗡嗡大響地，把所有的思考和情感吹進爬滿青苔的水溝裡，讓自己跟落葉和死老鼠一起腐爛，然後發酵、發腥、發臭。吹不走是最沉重、最根深柢固的，淨是我日日夜夜想擺脫的紅疹子，創傷記憶、死亡念頭，還有幾首走調的曲子。疹子一發作就是搔癢難耐，皮膚燒灼，撓到發疼滲出血珠也不消停。最終都成疤，疤更是輕盈無謂的熨在身心上一輩子。

但若有時，銳利的金屬筆鋒閃爍亮晃晃的銅色光澤，把墨水注進皮膚下，浮腫的疤刺成一幅浮雕，那甚是美艷！它將時刻提醒你，多年前曾有那麼一刻，你數度秤量生死之輕重，竟是秤不出一個絕對的質量。數不清的日子就化約成一篇文章，從夜晚開始，再從夜晚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