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A Comcast Utility Bill Template【办证网站wtd8.com】宣威市办证宣威市办理证件柏林SRH应用技术大学成绩单【办证网站wtd8.com】困在非洲监狱里的东北男人：母亲病重、妻子要求离婚、担心自己死在异国_腾讯新闻困在非洲监狱里的东北男人：母亲病重、妻子要求离婚、担心自己死在异国这是船员耿键在马达加斯加图阿马西纳港监狱被囚禁的第四年。他原本可以有一个平稳踏实的人生——继续当兵，或继承父亲在钢厂的工作。但因为不喜欢那种“一眼就看到退休”的生活，为生活所迫，他无意中当了海员，又阴差阳错登上了前往马达加斯加的货轮。2019年3月，包括耿键在内的15名船员被当地法院以“非法入境罪”判刑5年。2021年11月，其中14名船员又被马国最高法院以“走私红木”罪名判刑20年。46岁的耿键觉得自己可能会死在异国监狱里了。相隔一万多公里外的抚顺老家，年老体衰的母亲还在病床上熬着，等他回来。文×陈龙编辑×雪梨王中秋节前一天，船员耿键从非洲岛国马达加斯加的监狱给我传来两张照片，说他吃到了手工制作的月饼。自从2018年12月被捕入狱，他和其他13名船员已经在马达加斯加（以下简称“马国”）图阿马西纳港监狱被囚禁了3年9个月。耿键再一次和我联系，是在20天后的10月7日。在这所监狱里，犯人们的手机被存放在“电话房”，由狱警保管，交了钱就能用。使用频率不定，使用时间则要看狱警心情，“心好的狱警值班，一周能用两次；之前一个值班的男狱警，两三个礼拜都不来一趟。”被捕缘于2018年的一次航行——有着香港与福建背景的FLYING号货轮在印度洋上遭到马国海警船、军机的多次侦查，后来遭到军队袭击，随后，货轮被俘。耿键等15名船员于2019年3月被当地法院以“非法入境罪”判刑5年。2021年11月，其中的14名船员又被马国最高法院以“走私红木”罪名判刑20年。这批船员中，一半人都在40岁以上。增加20年刑期，加上监狱里传染病等不确定因素，让他们觉得自己很可能会死在这里。在异国监狱的近四年，辽宁抚顺人耿键对家乡的记忆愈发强烈。他做过许多梦，梦到妻子、孩子、父母，梦到过世了19年的姥姥，还梦到一些多年不联系的朋友。有一次，他梦到自己回家了，看见了妻子、孩子和丈母娘。“我就在门外等着，等两个孩子出来，我一把搂住他们。我蹲下来，亲了他们两下。”然后，耿键说，爸爸要走了。孩子没有出声，耿键独自走了。妻子过来打了他一下。他不明白这最后一下是什么意思，“可能是责怪我。”2022年中秋节，耿键在狱中为大家做的手工月饼。出海金黄的月饼像加厚版饼干，只雕了简单的图案，中间点缀几个洞，看着丑陋但又很诱人。这可是精心制作的——一共消耗了“4公斤面粉、17只鸡蛋、1公斤白糖、1瓶植物油、1袋奶粉、1斤花生碎”。先把馅炒熟，再用鸡蛋兑奶粉做皮，最后烤熟。这是由耿键、符伟刚、陈旭东、李以印（四人住在一起）亲手制作，给大家的一份惊喜。“那月饼绝了！大家都这么说。”船员们的喜悦溢于言表。总共28块月饼，14名船员每人分到两块。这14个人中，包括9名中国人、3名孟加拉人、2名缅甸人。人数是不断减少的：2018年10月FLYING号货轮从新加坡启航时，船上一共有17名船员；2018年11月被俘时，两人受伤就医，随后设法逃回国；12月，15名船员入狱，被判刑5年；2021年11月，马国最高法院又以新罪名对船员判刑20年。然而，混乱的司法文件和审判中，却漏掉了孟加拉船员罗曼（H·MRoman）。今年7月，第一次判刑期满后，罗曼得以鬼使神差地回到孟加拉。狱中也因此剩下14人。入狱3年9个月，算上登船航海时间，船员们已经离家4年以上，其中两名孟加拉船员甚至离家超过5年。在这所关有1000多人的监狱，人民币可以办到许多事——100元可以免受处罚，可以换到条件好点的囚室，其他数额的小费可以代购生活用品、限时使用手机。中秋节的这顿慰藉乡愁的奢侈大餐，则是4.5万多阿里亚里（约合人民币76元）换来的。金黄的月饼像加厚版饼干，只雕了简单的图案。2018年底FLYING号出事时，耿键才当了几个月船员。那年1月，他到江苏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学习海员专业，获得了“四小证”——这是最低级的船员级别，不能任职技术岗位。因此，上船后，耿键只算二水手，连驾驶台都不能进。为了考这个证书，中介公司收了耿键2.8万元。后来他了解到，如果自己找学校，只用8000块就可以。是妻子给他联系的中介公司，“（她）寻思，让我上个船，挣钱。”耿键说，一般考“四小证”需要三四个月，但他只学了一个月，“中介公司为了多挣我们的钱，都不给我们办水手证的资格。”2018年9月，耿键从浙江舟山登上了一艘内海船，跑了20多天。那是他第一次出海。上船前的若干年里，耿键在抚顺郊区帮朋友经营铁矿，但一直没挣到什么钱。眼看一儿一女都上了小学，经济压力越来越大。2017年年初，妻子提议，在老家挣不着钱，不如出去闯闯，打个工。耿键觉得有道理。正好大姨姐（妻子的姐姐）的老公是朝鲜族人，在韩国开餐馆，每月收入都在万元以上。耿键两口子商量着，要么去韩国打工，他们因此给劳务派遣中介公司交了钱。彼时正值韩国计划部署美军“萨德”事件，中韩关系降温。折腾了大半年，花了不少钱，还是没办成签证。去韩国的计划眼看要泡汤，中介公司又向妻子推荐了另一项业务：出海当海员。“一个月工资七八千，一年后能挣一万多。”这家中介公司还承诺，“让你老公优先上船。”妻子觉得，既然当海员和去韩国收入差不多，还不如直接当海员。经中介牵线，耿键去了连云港学习，很快拿到了“四小证”。收到上船通知那天，耿键正在抚顺郊区的矿上。约定上船的当天，他才匆匆赶回市里。回到家连妻子的面都没见上，只去父母家里拿了些简单的衣服，就去沈阳赶飞机了。上船后，耿键才意识到，自己非但没有拿到正式的海员证，而且船上工作既苦又累，每月工资才4000多。2018年9月29日，经大连华商船务有限公司派遣，他乘飞机抵达越南中部的岘港市，与二副刘延忠一起登上了FLYING号货轮。印度洋上的敲铁锈声新冠疫情以前，各大洋上，每天有数十万船员在忙碌。一艘船上的船员等级往往有严格区分。耿键属于最底层船员，很少有人跟他说话。他和厨师陈旭东关系最好——两人是最后登船的，又都是东北人。“稀里糊涂。”耿键这样描述出事前的那段日子，“航行方面的专业知识，我一点也不懂。至于这条船到底去干什么，更是一点也不知道。”由于不适应海上风浪，他连吐了好几天。事后回想起一些蛛丝马迹，耿键认为，到新加坡加油、急匆匆征召自己和陈旭东上船，都是船东临时决定前往马国“走私”的“证据”。FLYING号货轮在马达加斯加监狱的15名船员，现在只剩14人。在船上，耿键的工作是维护船体，具体说，就是敲锈、刷油漆、打扫卫生。海上航行常遇风浪，海水进入船舱，容易腐蚀金属，造成船体生锈，威胁行驶安全。作为二水手，他得每天拿锤子，在舱板、甲板上漏铁的地方敲打，把铁锈敲打下来后，用角磨机抛光，再刷两遍漆，“有点像修车厂、汽车美容店的工作”。这样可以延长船体寿命。穿越印尼雅加达附近的巽他海峡，在印度洋上航行的2个月里，FLYING号没有停靠过任何港口，耿键连抛缆绳这种最简单的工作都不会，也不懂航标、地理海域。“除了下雨，我们四五个人每天都要拿把小锤子敲锈。”天气好的日子，叮叮咚咚的敲锈声此起彼伏，回荡在FLYING号周围的海面上，很快被一望无际的印度洋的涛声吞没。角磨机的噪音很大，船员们会戴上耳塞。耳塞丢失后，耿键就用棉花代替。铁锈会喷在身上，因此还得戴上防护眼罩、两层口罩。有几次，迸溅的铁锈碎片划破了耿键的脸。“每天干完活洗澡，脸上全是锈，鼻子里也有，铁锈还会吸入肺中。”2019年，记者在跟踪调查这起案子时发现，FLYING号几年前有过赴马国走私红木的案底，在福建一家造船厂重新刷漆后，再次投入航运。本次事件发生时，该船的体系文件属于香港海凌船务有限公司，背后控制者则是香港莲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福州商人杨建丰、巫秀青夫妇是直接的承运商。在航的17名船员，包含11名中国人、4名孟加拉人、2名缅甸人。他们上船的时间跨度很长，主要集中在2018年3月至8月，其中两名孟加拉人早在2017年就签合同上了船，而耿键、陈旭东则是被临时征召，在开船前紧急上船。最后一名船员陈旭东从新加坡登船后，按照杨建丰、巫秀青夫妇的指令，FLYING号货轮立即出发，前往马达加斯加。根据船员们事后多次陈述，在印度洋航行的前1个多月里，他们不知道航行的目的，船舶也始终没收到船东的“航次指令、代理信息、货物信息”。这明显不同寻常。2018年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FLYING号在靠近马达加斯加的公海海域逡巡，先后遭到不明海警快艇询查、侦察机拍照侦查，杨建丰都指示逃离。以大副申文波为代表的船员们因此质疑此次航行的目的非法，要求返航，申文波当场提交了辞职信，船员们又集体签署了一份“不做违法行为”的《声明》。但杨建丰命令船长于天财、船东代表胡敬运（也是杨建丰的姐夫）再次开向马国。2018年11月，对FLYING号拍照侦查的马国侦察机。耿键拍摄。12月18日凌晨，FLYING号遭到马国军方密集的枪炮袭击，双方在印度洋上展开了三四个小时的追逃。FLYING号的船体、驾驶台被枪炮打得遍体鳞伤，17名船员被俘获。其中船东代表胡敬运、二副刘延忠被子弹击中受伤。船舶靠岸图阿马西纳港后，二人被送医治疗。后来，疑似在杨建丰的运作下，利用律师和保外就医让他们潜逃回国。FLYING号靠岸后的一个多月里，剩下15名船员只能在船上等待，他们都认为，不管是什么事，都与船员无关，“杨建丰和大使馆肯定会解决。很快就能回家。”但胡、刘二人逃回国后，马国突然将剩下的15名船员逮捕入狱，并在2019年3月以“无害通过”（Lepassagedenoninoffensif），即非法入境罪，对他们判刑5年。两三次减刑后，他们本该在2022年下半年刑满释放。但就在2021年11月，马达加斯加最高法院“打击贩运红木和乌木特别法庭”以“走私红木”罪名对他们追加起诉，再次判刑20年。这份新判决让船员们感到绝望。大多数船员觉得，用不了20年，他们就会死在监狱里。“loser”今年，大部分船员都花了点儿钱，住到了环境更好的小监室——毕竟在这个监狱里，没什么是钱不能解决的事。为了省钱，耿键还住在一个300多人的大监室里。马国位于南回归线上，属于热带岛屿。天热的时候，操场上的沙子烫脚，监室里弥漫着热烘烘的汗臭，“晚上一进监室，简直就是地狱。”这里的一大问题是没有干净的饮用水。离监狱不远的地方，就是一个大粪池，15米外有一个地下井抽上来的自来水管。犯人们在这里洗漱、洗菜、刷碗。“1000多人都用这种水洗澡，能好吗？”不少人得了皮肤病，一些人出现了尿血、尿道炎。事发那年，耿键42岁。他回顾之前的人生，觉得自己算得上一个“loser”（失败者）。船员们在马国监狱囚室中的生活场景。但实际上，他本可以有份踏踏实实的工作，和看起来还算光明的未来——1993年年底，耿键到大连武警部队当兵，1996年年底复员回到抚顺，被分配进父亲所在的新抚钢厂。他年轻，是党员，有着在当时看起来不算低的工资，但年轻气盛的耿键不喜欢那种“一眼就看到退休”的生活。他想辞职，爸妈不同意，但耿键听不进去，执意要离开。最终，工厂支付8000元买断了他的工龄。随后，他做起了个体经营，去酒店打过工，摆过烧烤摊，开过冷面店。2004年至2007年，耿键开了一家网吧。网吧规模不大，只有40台电脑。那是单机游戏CS（反恐精英）流行的年代。网吧里聚集着大量玩CS的少年。在北方，这款游戏又被称为“半死”。不久，上面出了规定，说是学校200米以内不能开网吧，文化局、公安局隔三差五发来管理文件，申令不许向小学生开放，否则就封网吧。“成天提心吊胆，这不敢那不敢的。”耿键不懂电脑技术，设备更新、营业规模也不如同行。“周围几家网吧都是150台、200台电脑，配置也好。我是租的门市房，人家是自己的门面。”加上电费、光纤网费成本高，耿键的网吧倒闭了。作为一个有着大量钢厂、石油厂的老工业城市，在市场化改制过程中，抚顺像是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的孤儿，“工厂不行了，工人都下岗自己做买卖了，买卖又不好做”。耿键父母耿永海、刘丽华。2022年7月。摄影陈龙。在家待了一段时间后，耿键去了距离抚顺市区几十公里外的一家私人铁矿，帮忙做机修、采购等杂活。矿上经常没日没夜，也没假期。快要出矿的日子，得连着忙三天三夜。耿键原以为在矿上能挣到钱，但没想到收益也不好。那七八年里，老板很少给耿键开工资，偶尔让他捡一车矿石拉去卖，抵作工资。“其实走到今天，我在监狱里寻思，一切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我当初有很多其实很好的机会都错过了，有时候也怨不得别人。自己应该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耿键说的“好机会”，主要指两件事——在大连当兵，在钢厂上班。在钢厂，他每月只上15天班，另外15天找别人顶替，自己在外面开冷面店。他觉得人生有无限可能，自己肯定能干出点事儿来，总想着“出人头地”，多挣点钱。而“那阵要是留在部队也挺好”。在部队里，他当组长、班长。当时，大队长说，如果能考个军校，留在部队，前途一定很好。但受限于文化程度，耿键只能复员。人生境遇每况愈下，耿键慢慢失去了方向感，任何机会都想要抓住，包括之后上船、在大海里讨生活——这是他之前从没想到过的未来。“就这么一个独生子。当年他当兵，为国扛枪，对他抱老大希望了，指望他将来出人头地，起码有工作好好干。”耿键是1976年出生的。1979年文件下来后，作为党员的耿永海夫妇带头执行了独生子女政策。唯一的儿子曾经是父亲耿永海的骄傲，如今再说起这些，耿永海觉得特别遥远。他当时寻思着，要是儿子学历好，能进军校；如果在部队考个法律证书，复员后能进公安局工作，“谁成想，现在到非洲坐牢去了。人的命运就是这样。”家里的相册至今收藏着耿键当兵时的近200张照片，每一张都风华正茂，充满希望。过去20年，耿永海两口子一直在给儿子投钱——开网吧，耿永海支持了6万；去矿上，耿永海出了几万，让耿键买矿车。去连云港参加船员培训，耿键也问父亲要走了1000元。“他就没挣过什么钱，（我们）净搭钱（倒贴）了。”现在进了非洲的监狱，耿键打电话，还是问父亲要钱，“爸，我没钱吃饭。”每个月，耿永海都从退休金里，拿出500元或1000元，转给耿键。耿键买断工龄下岗后这些年，也是父母帮他交社保。20出头当兵时的耿键。快乐时光实际上，出事后的近两年里，耿键一直没敢把实情告诉父母。妻子也帮他瞒着，老人问起，就说“现在海上没有信号”。2020年8月，9名中国船员的国内家属相约去福州，向省市两级部门投诉船东杨建丰涉嫌走私犯罪、陷害船员的行为。家属们提出，每家出一个代表。这下耿键犯了难。电话里，他暗示妻子，能不能请岳父岳母作为代表去福州，妻子说，“我妈也在家照顾孩子”。耿键沉默了，他甚至一度想请邻居出面去福州。思索再三，耿键决定还是让父亲出面。此时，妻子才告诉他，2019年7月，耿永海出了一次严重的车祸。退休后，耿永海有三个爱好：唱歌、吹笛子、野外打渔。那天，他骑自行车去郊外，在一个路口拐弯时，被大货车挂倒，连人带车被拖行了20米。事故造成耿永海头部、右胳膊严重受伤，还断了6根肋骨。他的一大块头皮被磨掉，“再拖行一段，（可能）脑浆都要出来了。”幸运的是，抚顺二院一位外科大夫医术高明，揭开头皮，利用头皮的“抻劲（弹性）”保全了完整的头部外形。“我特地跟他说，我爱唱歌，老出头露面，希望尽量保证我的美观。”“要是我颅脑震荡受损，成植物人了，就废了，今天就不能跟你说话了。我儿子的事儿，我也管不了了；还有我老伴，没人照顾她，俺们家就败了，彻底完了。”耿永海感叹，“老天有眼”，给这个家留下了一丝生机。耿永海年轻的时候就爱好笛子、口琴，“那个年代，3块钱的笛子就很好了。”他说自己颇有点儿音乐细胞，听到一首歌，找来曲谱看看，很快就能学会。上世纪90年代，耿永海买了一台落地音箱，“这低音大音炮，在山上（钢厂家属楼）一放，老远都能听到”。如今，音箱放在家里，成了古董。耿键继承了父亲的音乐细胞。在矿上干活那几年，寂寞时，他就在唱吧APP上唱歌，并结识了同好——来自吉林和广东的两位大姐，三个人没事就在微信群里唠嗑。唱吧APP截图。2019年入狱后不久，耿键还相信“终有一天，自由自在，还能伸手碰到天”。吉林大姐“小猴子”说，耿键唱歌很好。再多了解一些后，“小猴子”发现，这是个“很仗义、热心”的人。当年，矿山附近的村子里有一些行动不便的老人，耿键就去义务帮忙，“弄柴火，收地，干了一天，人家说管饭，他说不吃，就走了。”2018年12月，FLYING号被马国军方扣留在港口的一个月里，船员们还经常在船上唱歌——彼时，他们都以为很快就能回国。一段保留下来的视频里，大家沉浸在印度洋金色的夕晖下，缅甸船员小严在甲板上弹吉他、唱歌。那是他们最后的快乐时光。耿键和国内两位大姐的交流也没中断过。“小猴子”见证了他从考证、上船、出事、入狱到被加刑20年的整个过程，“今天碰到鲸鱼、海豚了，海上下暴雨、遇到大风浪了，今天吃什么了，都发些视频，跟俺们唠。”在“小猴子”看来，马国似乎是把之前FLYING号所做的非法罪行都算在了这批船员头上。“如果能回国”早在耿键在抚顺矿上干活的时候，“小猴子”就常听他说，“想和妻子、孩子好好过日子。”然而“挣不到钱”，成了压在耿键身上的大石头。FLYING号出事后的近两年里，妻子两头瞒——对公公婆婆瞒着丈夫入狱的事儿，对丈夫瞒着公公车祸手术的事儿。直到车祸两个月后，耿永海脱离危险期，逐渐康复，她才在电话里告诉了耿键。彼时，随着耿键等人回国的希望一点点消失，妻子带着孩子，开始逐渐脱离这个家庭的视线。监狱里很长时间才能用一次电话。妻子把公公受伤的照片发给他。“当时我一看，我爸耳朵上边，那么大一个窟窿，身上全是伤痕。”耿键扔下电话，一个人跑到监狱厕所里，嚎啕大哭。那一阵，他实在太痛苦。即将失去妻子、两个孩子不说，还差点失去了父亲，“要是我爸没了，或者他要是残疾了，我妈（没人照顾）就完了。”74岁的耿永海。2022年7月。摄影陈龙。2020年8月，为了让耿永海去福州，耿键妻子只能对老人透露实情，但她没有直接告诉他们，而是让一位耿键的朋友去说。“说是他们的船让人家扣了，又是开枪射击，又是非法入境判刑什么的，差点没把命给搭进去。”耿永海老两口吓坏了，“这怎么还战斗去了呢？”当两个残酷的“秘密”不再是秘密，双方都解脱了不少。“耿键，不行咱俩离婚吧”。2020年8月的一次通话中，妻子说。虽然是商量的语气，但耿键知道，妻子内心承受着多大压力。那阵子，学校老师经常问孩子，“你爸为什么一回都没来给你开家长会？”孩子支支吾吾。一想到孩子说，“我爸在马达加斯加坐牢呢”，耿键就觉得揪心，“如果这件事传到学校去了，对孩子的心理伤害得多大。”“本来她那点工资养活两个孩子就已经很难了。”耿键对妻子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你把孩子照顾好就行，不用操心我。”那以后，他再也没给妻子打过一个微信电话，他想与孩子撇清关系。“我能跟他们说什么？孩子不知道才好，一点不知道才好。虽然我很想孩子，我父母也想孙子孙女，但我不想再给她添一点压力。”困在非洲铁窗里，这成了耿键留存的唯一一丝自尊。他也跟父亲把当年的事摊了牌，“我告诉父母，我媳妇也是有压力，才安排我上的船。我怕我爸妈因此埋怨我媳妇，特意叮嘱他们，不要埋怨，将来我跟我媳妇能一起过也好，不能一起过也好，等我回家再处理。”耿永海、耿键父子的日常沟通。耿键的姥姥姥爷去世后，留下一套40多平米的房子，成为耿键的婚房。因为耿键妻子有单位，单位可以代缴暖气费，几年前，这套房子转入她名下。耿键上船前不久，妻子卖掉这套老房子，用自己的公积金买了一套新房，也放在自己名下。“要是有一天我回国了，真跟媳妇离婚的话，我一分钱也不能要，什么东西也不能拿。”耿键觉得亏欠妻子太多。经历过无数次恐慌、愤怒、害怕、焦虑、绝望后，他无数次想过回国。为了回国，船员们尝试过许多办法，甚至被骗去了不少钱。而在ITF（国际运输工人联盟，又称海员工会，1896年创立于伦敦）驻马国分会一名女牧师的长期关怀下，他们仍然对回国保留着一丝残念。“如果有一天能回国，如果能（向船东杨建丰索赔）拿到赔偿金，我也会给妻子。那是给孩子的。”但就目前加刑20年的情况看来，回国以及给妻子孩子补偿的想法，也许只是耿键的“一厢情愿”。一万公里的距离用Google地图测量，耿键的老家抚顺，距离省会沈阳仅40公里，与马达加斯加相距1万多公里。FLYING号出事后的一年内，船舶体系背后的公司从工商信息系统中消失，船东杨建丰夫妇隐身匿迹，就连把多名船员派遣上船的大连华商船务有限公司也在2019年5月紧急变更了注册资金，将原来的200万减至5万，几近变成“空壳公司”。之后两年，船员们曾寄希望于几位在马国实力雄厚、身份显赫的华侨华商，但除了多次被骗、偶尔被探望外，也再没有实质性结果。马达加斯加距离辽宁抚顺，1万多公里。耿键早已默认了与妻子儿女分离的现实。他唯一的软肋，就是年迈的父母。2019年耿永海出车祸住院，儿媳带着两个孩子去医院里看过他。从那以后，老人再没有见过孙子孙女。耿键的母亲刘丽华原本心脏就不好。耿键上船后，她几乎每周都要住院，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血黏稠、慢性肾功能不全等状况并发。家里的桌子上、柜子里堆满了药。为了省钱，他们托侄子在外地、网上买药，当地三十块钱的药，网上买只要十几块。“知道这件事，对我妈简直是要命。”耿键说，母亲得知他入狱后，病情急剧恶化，转为严重心衰，即心脏病晚期。上个厕所都得耿永海抱着，“上完喘半天气，一动就心衰”。这两年，因为心脏不舒服，她几乎每天夜里都不能躺下，“整夜坐在床上，边打盹，边喘气。”这之前，耿键做过关于父亲的梦——父亲出车祸前一天，他梦见父亲躺在一个挂满白布的房间里。“在铁床上，就像死了一样。我就使劲哭喊着爸爸。”爸爸被他喊醒了，但却不看他，起身直接走了。耿键觉得，这像是相隔万里的心灵感应。他害怕这种“感应”，每次梦见妈妈，他都担心是不好的预兆。刘丽华还在熬着，“他能早回来一天，我兴许还能看见；他回来晚了，我就完了，看不着了。”耿永海在一旁鼓励老伴，“就得有这个意念。要么可能早就坚持不住了。”发稿前的10月10日，耿键收到母亲最新的照片。300多人的监室里，耿键收到过父亲发来的照片和视频——母亲瘦多了，眼珠子凸着，目光也有些呆滞，胳膊和腿上垂着皱巴巴的皮。今年六七月份，刘丽华一度进了医院，神志模糊中喊着耿键的名字。耿永海录了小视频，发给儿子，“耿键，你再不回来，怕是见不到你妈妈最后一面了。”一万多公里外的图阿马西纳港监狱里，耿键看着视频，哭到双眼模糊，咬着牙对父亲连说“对不起”——但他只能面朝墙壁，“不想让非洲人看见我们哭。”【版权声明】本文所有内容著作权归属【凤凰周刊冷杉故事】，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他形式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