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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les Purvis Bell，1851-1937）。他曾在英国殖民地锡兰（Ceylon，今斯里兰卡）负责考古调查和历史研究，并在1882年发表了关于马尔代夫群岛的考察报告——《马尔代夫：关于地理特征、气候、历史、居民、物产和贸易的记述》（The Máldive Islands: An Account of the Physical Features, Climate, History, Inhabitants, Productions, and Trade）。此后的几十年里，贝尔又多次前往马尔代夫考察，对当地的历史、考古与语言进行了深入研究，奠定了西方学界对马尔代夫史的研究框架。对于马尔代夫早期的历史，贝尔不仅依赖考古发现，也广泛参考了西方和伊斯兰世界的航海文献和旅行记述。其中，穆斯林旅行家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1304-1369）和法国航海家弗朗索瓦·皮拉德（Fran?ois Pyrard de Laval，1578-1623）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中国读者对白图泰应该不会陌生，他是中世纪阿拉伯世界著名的旅行家，曾以印度苏丹使者的身份到访元代中国的广州、泉州、杭州和大都等地，并留下了关于元代中国丰富的历史记录。他的著作《伊本·白图泰游记》已被翻译为中文，成为研究元代中西海洋交通史的重要文献。相较之下，皮拉德对马尔代夫的记录则相对晚近。他在1602年因船只搁浅被迫滞留马尔代夫，在马尔代夫生活了五年之久，甚至掌握了当地的迪维希语（Dhivehi），成为第一个深入了解马尔代夫社会文化的欧洲人。他的法文记述后来被英属锡兰的殖民当局翻译成英文，即《皮拉德东行记》（The Voyage of Fran?ois Pyrard of Laval, to the East Indies, the Maldives, the Moluccas and Brazil），不过这份文本暂时还未翻译成中文。然而，西方学界长期忽视的是，与白图泰同期的中国元代航海商人汪大渊也曾到访马尔代夫，并在其著作《岛夷志略》中留下了对这一地区的记录。汪大渊于1330年从泉州启程，同年的冬天抵达马尔代夫，之后又前往今天的北非和东非，并于1334年回到泉州。之后的1337-1339年间，他又再度启程前往东南亚海域。这部《岛夷志略》正是对他两次远洋历程的记述，特别是从南海到印度洋二百多个地方的地理和风物，这中间也包括马尔代夫群岛及其周边的商贸港口。《岛夷志略》在十九世纪下半叶逐渐为西方史学界了解，直到上世纪初才被美国汉学家柔克义（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1854-1914）部分翻译为英文，发表在1913年的《通报》（T’oung Pao）上。这部文献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是最早提及马尔代夫的中文记录，更是为之后明代郑和下西洋提供了重要参照和指南。郑和的船队在七下西洋中也抵达马尔代夫，这在《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朝贡典录》和《郑和航海图》等郑和研究史料中都有相关记载。以上诸多关于马尔代夫的史料文献，特别是中文史料，构成了本书的叙事基础。此外，杨斌还使用了包括“黑石号（Belitung）”“南海I号”“泉州I号”等沉船考古和挖掘资料来支持其论述。除去史论部分不谈，本书的史实部分可以说是对《岛夷志略》和郑和文献中“溜山国”条目的详细校注。全书共分成四个部分，总计17章。第一部分（1-3章）回顾了14世纪前中外海洋交通的历史背景和科技、制度条件。利用宋元以来的笔记、小说以及白图泰、马可·波罗等西方史料，作者描绘了从泉州到印度洋已经颇为成熟的海上贸易、交通和移民网络。自十二世纪起，中国商人就越过马六甲海峡，深入印度洋海域进行商品贸易（30页）。他们不仅带去中国特有的大宗商品——瓷器，也带回产自印度洋沿岸的香料和奇珍异宝。而沉船考古挖掘的马尔代夫所产的贝币（cowrie shell），也再次印证印度洋正是中国商人的目的地（32页）。中国海商航行印度洋，不仅得益于成熟的造船和航海技术（如铁钉加固和水密隔舱的应用），还得益于更为系统化的船队管理。杨斌特别指出，航海知识和技术的掌握是从小培养的，汪大渊的船队也随行带有很多童子。以泉州为依托的福建宗族投入海外贸易的同时，也同样担心远洋贸易的风险，因此他们会选择从穷苦的异姓家庭买来男孩作为过继子嗣，将他们培养成家族航海贸易的代理人（41页）。总之，在汪大渊到访马尔代夫之前，中国的商船和商人们就已经对印度洋海域不再陌生了。那么，在汪大渊之前，还有哪些中国人去过印度洋和马尔代夫？马尔代夫对于前现代的中国人又是一种怎样的地理存在呢？本书的第二部分（4-7章）正是对上述问题的知识考古。在汪大渊之前，中国和印度洋之间的官方交流非常有限，但我们可以观察到大量的佛教僧侣自汉代以来在中国和印度之间通过跨洋交通进行交流。当然，蒙元帝国也促进了中国和包括印度在内的西方世界的沟通，特别是蒙元帝国对印度洋珍宝的渴求促使他们派遣使节和印度建立联系。不过，这些早期的交流似乎都没有留下关于马尔代夫的记载。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汪大渊的记述就更显得尤为珍贵。他既不是元朝官方派遣的使节，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海商，又与当时的众多学者都有密切往来。可以说，汪大渊就是第一个“发现”马尔代夫的中国人（74页）。汪大渊在《岛夷志略》中对马尔代夫的地理记述如下：“北溜：地势居下，千屿万岛。舶往西洋，过僧伽剌傍，潮流迅急，更值风逆，辄漂此国。候次年夏东南风，舶仍上溜之北。水中有石槎中牙，利如锋刃，盖已不完舟矣。”本书的第5、6章即是对上述这段描述的历史地理地貌考证。杨斌指出，《岛夷志略》中的“北溜”对应的正是明代郑和航海文献中出现的“溜山国”。对郑和文献中出现的其他马尔代夫岛屿名称，杨斌也通过中西方文献中的洋流和季风记载将这些地名一一对应。无论是汪大渊还是后来到访马尔代夫的明代郑和船队，他们都表现出对印度洋海域季风和洋流的熟悉。马尔代夫更是成为沟通东南亚和印度洋重要的贸易港口。不过，虽然明代郑和船队到访马尔代夫，但由于其自身内部的政治更替和远洋交通的不便，马尔代夫对与明朝建立持久的朝贡关系并不热衷（116页）。本书的第三部分（8-13章）从物质文化史、科技史和知识史的视角，重新审视了《岛夷志略》及郑和相关文献对马尔代夫物产和商品记载，包括椰子树、珊瑚石、椰子索（coir rope）、贝币、鱼干、大手巾布（handkerchief）、龙涎香（ambergris）、降真香（laka wood）和乳香（frankincense）等。通过分析这些物产的生产、运输、消费和贸易网络，杨斌成功地将地方史与全球史相结合，揭示了马尔代夫在亚洲海洋贸易体系中的关键作用。马尔代夫盛产椰子，由椰子树纤维制成的椰子索被大量用于印度洋海域的造船业。与中国传统上使用铁钉加固船体的造船技术不同，印度洋的船舶普遍使用椰子索来“缝合”加固船体，造就了所谓的“无钉之船”。著名的“黑石号”就是这类船舶的实证（p.143）。即便是欧洲殖民者在大航海时代开始主导印度洋和亚洲海域的贸易，他们仍然依赖这些“无钉之船”来维系海上贸易网络。另一个被人们长期忽视的马尔代夫物产是海贝，在中文文献中也被称为“海[贝巴]”。马尔代夫的海贝大量出口到东南亚和云南等地，与金、银一起作为货币使用。杨斌特别指出，早期中国出土的贝币并非来自中国南海，而是印度洋（158页）。尽管中国最后没有将贝币纳入官方货币体系，但贝币在云南、缅甸、泰国、孟加拉等地被广泛使用。值得注意的是，明代宫廷的府库中也大量存留马尔代夫的贝币，以方便郑和船队下西洋的贸易活动。然而，明代的中国并不是直接从马尔代夫进口贝币，而是借助琉球的转口贸易获取马尔代夫贝币，这一贸易路径长期被学界忽视（165页）。马尔代夫海域还盛产各种香料，其中以龙涎香最为名贵。龙涎香是一种由抹香鲸肠道分泌的物质，在焚烧时散发独特香气，自唐代以来便受到中国宫廷的青睐。杨斌指出，古代中国文献中提到的龙涎香，实际上皆源自印度洋（185页）。最初，龙涎香主要在阿拉伯世界被用作香料，而中国人很可能受到阿拉伯人的影响而掌握对龙涎香的使用（191页）。然而，到了明代，龙涎香更被赋予了药用价值，成为道教炼丹术的重要原料。杨斌通过嘉靖皇帝服用道教金丹的例子，揭示了龙涎香如何从“龙之涎”演变为“龙之精”，并被赋予活血、助阳、益精等药用功效（204页）。由于嘉靖皇帝对龙涎香的需求巨大，而中国海禁政策阻断了与印度洋的直接往来，导致龙涎香供不应求。巧合的是，当时葡萄牙商人正积极寻找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他们凭借向明廷提供龙涎香的机会，最终在1557年获得了在澳门定居的许可，而亚洲海洋贸易的权力格局也由此发生变化。如果说本书前几章是对《岛夷志略》的注解，那么第四部分（第14-17章）则通过超越中文史料的视角，填补了许多未被中文史料记录的历史空白。例如，第14章指出，汪大渊并未意识到，在他抵达马尔代夫之前，该地曾是一个佛教社会，直到12世纪中叶才逐渐伊斯兰化。因此，他在《岛夷志略》中所记载的穆斯林习俗实际上是较晚近的现象（232页）。更为精彩的是第15章，作者将研究焦点转向马尔代夫和印度洋港口社会的女性及其特有的港口婚姻制度。根据白图泰的游记，马尔代夫的部落领袖可以是女性，当地女性也乐于与远道而来的外国商人和水手建立契约婚姻，并在对方离开的时候解除婚约。白图泰本人就曾与四名当地的女性结婚并三次离婚。杨斌指出，尽管当时的马尔代夫信仰伊斯兰教，但并没有原教旨主义化，当地女性在婚姻和家庭中具有更多的自主权，数次婚姻并不罕见，甚至会有一妻多夫的现象。而在印度洋港口和东南亚沿岸，类似的临时性婚姻或者“港口婚姻”非常普遍（242页）。值得玩味的是，汪大渊对不同地区的港口婚姻持截然不同的态度。他在《岛夷志略》中对东南亚（如占城、真腊）的临时婚姻多有赞誉，认为当地女性“有情义”，而对马尔代夫及其他印度洋港口的女性则保持沉默，甚至将她们贬低为“不知耻”或“淫滥”（250页）。杨斌认为，这种双重标准反映了汪大渊的文化视角：当东南亚女性与中国男性建立临时婚姻时，这种关系被视为和谐而富有情感；但当土著女性与非中国男性结合时，这种关系却被贬低为淫荡和不知廉耻。这一有趣的现象也说明中国文化优越感如何在历史书写中塑造对外部世界的认知。郑和航海图（部分放大摹绘）。这是明代宣德五年（1430年）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时所用的海图，原图为长卷，绘者不祥，全图以今江苏南京为起点，最远到非洲东岸，所收地名五百余个，图中绘制沿途山川地貌及城镇。航线用针路形式，标明针位及行程。十六世纪以后，中国对印度洋的知识生产几乎停滞。本书的最后两章回顾十六世纪以后对印度洋的知识书写以及明代中国与印度洋交流的文化遗产。第16章以罗懋登《三宝太监西洋记》为例，讨论了郑和远航停止后，下西洋的知识如何透过文学文本被再生产。与此同时，西方世界也在通过渗透在印度洋的中国元素来想象和感知中国。第17章中以中国“鱼鹰”（即鸬鹚）捕鱼的知识建构为切入点来揭示这一过程。16世纪法国的旅行家在马尔代夫听闻，当地人捕获到一只会捕鱼的大型水鸟，并称其来自中国。杨斌敏锐地指出，由于当时中国与印度洋的直接联系早已断绝，这只水鸟显然并非真正来自中国，但鸬鹚捕鱼确实是中国的发明。鸬鹚捕鱼的见闻在14世纪传入欧洲，并成为西方人津津乐道的中国奇技（266页）。这些关于中国的附会和传言反映了印度洋海域对遥远中国的文化认知和想象。遗憾的是，这些想象之所以存在和流传，是因为明中叶以后，由于“海禁”政策和西方殖民扩张的影响，中国“失去了”她所发现的印度洋。在清代成书的《古今图书集成》中，对于马尔代夫（溜山国）的记载依然停留在郑和时代的认知上。这种知识上的停滞，正是明清中国与印度洋世界日益疏远的结果。近年来，许多海洋史和全球史学者，如达瑞克（Eric Tagliacozzo）和沈丹森（Tansen Sen），主张以更加整体的视角研究亚洲海域，尤其关注中国与印度洋乃至非洲的海洋联系。《被遗忘的发现》正是这一领域的又一力作，体现了中国海交史研究中的几大重要趋势，并在这些方面作出了独特贡献。首先，本书强调郑和下西洋之前的航海知识、技术和成果。尽管郑和航海被视为中国航海史上的里程碑，但事实上，其航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汪大渊等前人积累的航海经验。这表明，宋元时期的航海技术和对外交通仍然值得深入研究。其次，本书采用去中心化的海洋史视角，重视海洋自身的主体性。无论是对马尔代夫热带物产的探讨，还是对海洋港口社会的分析，杨斌均将海洋世界置于核心位置。这一视角使我们能够从知识史、科技史和环境史的多重维度，重新审视马尔代夫在印度洋及其与中国交流中的重要性。最后，本书特别关注印度洋世界。郑和下西洋之后，中国帆船逐渐退出印度洋，甚至在清代形成了“清船不过马六甲”的说法。这一现象使得明清海洋史研究较少关注中国与印度洋的联系。然而，正如杨斌在本书第四部分所揭示的，即便直接的海上联系中断，中国对印度洋世界的认知与想象仍然在不同的知识体系中被改造和内化，形成了独特的离散性知识。作为同样研究海洋史的同仁，我也借此机会向杨斌老师就本书请教几个问题。第一，在中文史料中，是否存在比汪大渊更早的关于马尔代夫的记载？众所周知，中国人远航印度洋的历史可追溯至汉代，《汉书·地理志》中即有关于中外交通的重要记述：“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馀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馀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馀，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劯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巿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八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此前已有众多学者对这段文字进行考证，可以确认是航行印度洋去程和回程的记录。文中出现的“黄支”被认为是达罗毗荼国的都城建志补罗（Kanchipura），因而文中黄支国以南的“已程不国”则被认为是今天的斯里兰卡岛。不过，南京大学的杨晓春教授曾在《历史地理》第2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发表《黄支国新考》一文，他从读音和物产等方面重新考察，认为“黄支”应该是斯里兰卡岛。如若此说成立，那么黄支之南的“已程不国”就有可能是指马尔代夫。汉之译使自此而还，可能是因为马尔代夫特殊的千岛地貌如万里石塘，其奇险阻隔汉使往更西的方向航行。不过我并未找到可以与“已程不国”对音的梵文证据，因此只能略作推测。第二，关于马尔代夫首都马累（Male）在郑和文献中的记载——“官屿溜”，杨斌老师认为“官”字主要指代其作为马尔代夫政治中心的地位。然而，近年来的研究表明，郑和航行路线中的“官场”“官厂”往往暗示船队曾在此设立基地或补给中心。考虑到郑和船队曾经介入锡兰山之战，并在苏门答腊等其他地方建立补给站，是否存在将马累作为战略补给地的可能性？换言之，“官屿溜”是否不仅仅是政治中心的标记，更可能反映了郑和航行的实际运作需求？第三，如何理解明清中国对马尔代夫乃至印度洋的“遗忘”？这究竟是一种主动的“忘却”还是一种被迫的“割舍”？对于“清船不过马六甲”的说法，普遍认为明清的海禁政策和西方的殖民扩张挤压了中国帆船的海洋生存空间。从本书第三部分对物产流动的讨论来看，明代朝廷对马尔代夫及印度洋的兴趣似乎并非出于战略考量，而更多是出于对异域珍宝的需求。当葡萄牙人可以代为引进龙涎香的时候，明廷与印度洋世界的直接联系也就无足轻重了。这是否意味着，郑和之后的中国对印度洋的“遗忘”，并非由于技术或能力的局限，而是因为在全球贸易网络的新格局下，直接远航印度洋已不再具有实际利益？进入清代后，荷兰、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洋及东南亚的扩张，使得中国商人可以在巴达维亚、槟城、马尼拉等东南亚港口，通过西方商人间接获取印度洋物产。因此，这种“遗忘”是否更应被理解为一种顺应全球贸易格局变迁的调整，而非单纯的海禁政策或外部压力所致？ 南刺嗜谪赘勒颇奥吕静嗜昧焊廊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