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對話是這樣開始的：

　　　「你為什麼來做心理治療呢？」

　　　「因為我爸媽叫我來，如果不來他們就會覺得代表我沒病，代表我應該跟正常人一樣生活，其實有病的是他們不是我。」

　　　「那你自己怎麼想，你想過怎麼樣的生活？」

　　　「我根本沒有想活，每個心理師都只會問我這個問題，你一定也跟他們一樣吧？」

　　似笑非笑的表情、輕描淡寫的語氣，也掩蓋不住眼前這名少年對這個世界再明顯不過的鄙視和敵意。從鬼門關走過一遭的他，沒有像書中寫的「瀕死經驗的衝擊使得自殺者對生命的體認產生戲劇化的改變」，只有對於被救回來深深的哀怨無奈，甚至他的靈魂彷彿真的隨之而去，徒剩一具空殼繼續在悲慘無望的生活中苟延殘喘。他不認為自己的生命有任何價值，情感上的麻木也讓他感受不到事物的意義，與世界切斷連結以避開再次受傷的可能，卻也同時杜絕了一切正向經驗的機會。會談中的他可以說是沙特（Sartre）最佳的代言人，宣揚那極為精煉而無情的立場：「世界是荒誕的，人生是痛苦的，生命是無意義的」。

　　對於大部分的自殺者，我們有時候可以聽見無聲的求助吶喊，構築雙向互動的橋樑、搭建宣洩痛苦的管道；有時候能看出鮮明的人格色彩，有意識地執行必要醫療，避免過度關注反而增強的自殺行為；有時候可以嗅到一絲不對勁，即時地施予精神與情緒藥物，使其心智恢復清明。因為我們知道，他們渴望被接住，他們並不想死。然而，這名少年代表著這樣的一群人，打著《追求死亡權利》的旗幟、高喊《尊重生命自主》的口號，清楚明確的拒絕不只是否定了我們助人的功能、挑戰著我們身為救治者的角色，更是直戳我們身而為人對於生命的信念，心理諸多的疑惑、憤慨和挫敗或許可以化繁為簡成一句：「為什麼我要救一個不想活的人？」。

　　在一來一往的攻防，我可以深刻感受到醫療場域中所秉信的人命關天，卻是個案不可承受之輕，而身為助人者所拋出的橄欖枝，卻彷彿是強加於其身的枷鎖，顯然我正與個案站在對立面思考同樣的議題：生／死、善／惡、存在／虛無、意義／無意義，這既是一個倫理之爭，也是一場哲學思辯。我懂在多元並立的道德主張下，沒有絕對的對錯，我索性選擇不與之爭辯，而是盡我所能地理解他所經歷到最真實的痛苦，尊重他百般聊賴的生活方式，試著展現我不同於那些他厭惡至極的人；一邊卻也無法不暗自檢驗著治療療效，質問自己是否應該要有更加積極的作為，又或是乾脆及早放棄將資源轉移到更想被幫助的人身上。結案時他仍然沒有找到活著的意義，而我個人內心的疑惑也懸而未解，但我似乎就這樣遁入個案渾沌內心世界，與其一同捲入無意義的漩渦中。

　　於是我試圖在這樣的困境中找尋出口，翻找著存在主義的大作，紀錄下充滿迷惘和追求解答的歷程，沒預料到同樣是沙特（Sartre）給了最精闢的回應－「人是註定要受自由之苦的。一旦被扔進這個世界裡，就必須為所做的每一件事負責」－正因生與死本質上就無法被化約，倫理困境往往也沒有絕對正確的標準，個案可以決定自殺，同樣我們也可以選擇搶救，只因我們相當清楚，有時只需一念之差就會使人從求生跨越到求死，一絲細微的希望也能將人從求死的邊界拉回求生，因此我只能選擇做我所認為對的事，堅持助人的意志，給予充足的涵容和陪伴，期盼著拋出的每一根橄欖枝總有一天拼接成一塊足以擔住個案的浮木。

　　在某些有餘裕思考人生的閒暇時光，或猛然又在臨床工作遭遇意義危機的衝擊，我常想起這個從糾結到頓悟的變化，提醒著自己這一途往往沒有預定的路徑、沒有絕對的指示，心理介入的價值與效果又更難以權衡，只能盡所能小心翼翼評估考量各種道德與現實因素，全心全意的投入個案的精神世界、給予最豐沛的人性關懷，並擔起名為自由的重擔，必須放手一搏地去行動，而即便在幽谷伴行之後，最終對方或許仍走到虛無，但這段旅途中我確知自己有選擇的自由，我亦賦予自己身為臨床工作者存有的價值和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