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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起有路灯和柏油马路的工厂区，这里是泥泞的、肮脏的，菜市场里半夜两点就有人排队，可以买到不用肉票的猪头。我妈就是那个半夜出发去买肉的人，天还没亮，走在泥泞的黄泥路上让人心冷，但是可以买回来整个的、硕大的猪头，再耐心地用火燎，把火钳子放在煤球炉上烫热，然后在毛多处烙下印记，仔细地拔毛。死透的猪头狰狞着，猪眼瞪得大大的，似乎有某种生命的残留。最精华的是猪脑，还有耳朵和猪舌头，所谓“口条”。我完全不记得那些食物的滋味，就记得烹饪好的猪脑的形状，颤颤巍巍在青花米通瓷小碗里的猪脑子，放在大蒸锅里蒸熟了，像一块雪白的豆腐，我妈应该是精心挑去了血丝。这猪脑，却不是给我们吃的，我爸的专属。 吃完了的小碗底部，露出来绘制的青花小龙纹，也不知道那个年代，景德镇怎么做了这类繁复而讲究的瓷器——多年后去景德镇，在瓷器厂看他们做米通瓷，很是有趣。用锐利的机器戳破胎体，然后上一层透明的釉，小碗就变得玲珑剔透起来。这种瓷器另有一名，为“玲珑瓷”，显然不是便宜的东西。在寒酸的年代，中国人似乎也没有放弃对好东西的追求，是能让人们在贫瘠生活的缝隙中呼吸？ 八十年代是奇妙的年代，古老的审美体系还留存着，新晋的廉价科技也在争取一席之地。记得那时候大人们津津乐道一种美人杯，喝白酒的小酒杯，只要倒进去白酒，杯子底部就会浮现一个美人头像，估计是当时的当红明星，陈冲或者刘晓庆，包括李秀明，一个五官极其标准的古典美人。可从没有见过实物，也许就是个传说。那个生机勃勃的年代，人们的胃口被打开了，但还是被有限的供应拘束着。 我七岁才在伍家岗的市场上吃到香蕉，我妈带着我买了一串，还记得我说，怎么有这么好吃的东西？异样的香味让我有种飞升的快乐。我妈大概率心里会难受，她成长在富庶的东北吉林的山地小城，旁边就是大兴安岭的余脉，县城附近都是森林，小时候本地成堆的山野果子都是随便卖的，山葡萄、山丁子、覆盆子。堆在街道上贩卖的一箱子一箱子的嘟柿，也就是我们现在才流行的蓝莓的森林中的变种，蓝莹莹的，像街上走的白俄同学的眼睛那么蓝，像毒药，其实非常甜，果肉比蓝莓小，一口下去，只一点滋润的水，不吃的话，很快就会腐烂，保鲜期极为短暂。这些本地山果，运不到外地去，只能做成果酱。同学还喊她去她们家啃山丁子，红色的蔷薇科植物的果实，类似缩微版的苹果，一大串一大串的红，吃完了把籽留在她们家。同学家开酱坊，那种果实的种籽可以做某种香料。 苹果、梨、桃子也为数众多。姥爷开的药房“育生和”在全国采购药品，顺路从关内运进来的香蕉、菠萝，给他的母亲吃，我妈也能沾光，并不觉得香蕉是多么新异。 回到稀少的猪脑，其实我们家平时的各种食物，都是让我们占先，不知道为什么这道菜却总是被我爸独享，大概是他的嗜好？以至于现在一吃到猪脑，就想到此事。猪脑在上海不多见，在四川却普通，稍微精致的餐厅，会用猪脑和豆腐一起，加浓墨重彩的宫保调料烧好，配白米饭吃。我爸当年是用这道菜配白酒，大概是那个食物贫瘠的年代，一种盛大的感官享乐。 说了这，大概解释了自己的馋，馋得穷形尽相，以至于到了食物供应过剩的年代，也就是当今，我还在各处寻找好吃的东西。 那天晚上坐着汽车到玉田县，已经是九点多，网上预定的酒店倒是非常新，可是位于县城之外的城乡结合部，距离有夜宵的街道还有点距离。有点犹豫吃不吃，内心一挣扎，还是出门了，打了个车去“无终大街”，本地最有名，也是最长的一条街道。玉田一直到唐代初年，还被称为“无终县”，来自春秋时此地的“无终国”，“无终”的名目里有一种化外之地的苍茫感，“无始无终”的一个地方，显而易见的遥远之地。可眼前就是一条典型的北方县城的朴素街道，这个时间，开着的餐馆已经不多，也不知道是不是没找对地方，有家驴肉店倒是灯火通明，一进去，白喇喇的灯光，戴着眼镜的中年妇女端坐在柜台前，就和一切北方的类似餐馆一样。唯一不同的，是她面前摊着一个书架，她静穆地读着书，上面赫然三个大字，“断舍离”，还不是山下英子那本带点哲学意味的大作，不知道是什么出版社拼凑的一本杂书，用了这个带点玄学感的名字。 此情此境倒很是少有，我有点犹豫地打断她的阅读，她微笑着，有一种迟子建小说里的餐厅老板娘的感觉，热情而不失分寸感，询问我从哪里来。虽然这儿是我母亲的家乡，但我的口音和穿着还是暴露了我来自某个异地。夹在北京和天津之间的玉田，既不是旅游胜地，也不是经济重心，这里来的外地人不多。 要了两个驴肉火烧，切了盘刚卤制的驴杂，撒满了蒜末，典型华北乡间的食物。事实证明我关于食物的嗅觉还是准确的，节日期间深夜的小餐馆，陆续进来的，都是有点茫然的本地中年人，切盘卤好的驴杂，喝点白酒，倒是不喧闹。他们应该是熟门熟路的食客。 驴杂里，板肠有韧劲，驴肝有种绵密的动物内脏感，醋与蒜和成的汁水让一切都芳香起来。刚烤出来的火烧外皮酥脆，里面夹的是后面厨房里现剁的驴肉和焖子的末，加点生的青椒碎，比北京满大街的驴肉火烧好吃多了。驴肉火烧，毕竟是河北少数拿得出手的食物，在这个不知名的县城依然好吃，简直有点像我在意大利罗马火车站附近吃的一种方形的薄底披萨，上面堆着火腿碎末和小块的西兰花，微加奶酪碎末，一尝之下，惊奇地好。 想起我妈常和我说，她上大学时有限回玉田的几次，就记得鸦鸿桥镇上买回来的小驴肉。我妈奉她父亲命，去集市给她住在村里的奶奶买回来的独享品，盐水卤的，颜色红润，散发着清淡的肉香，比牛肉嫩滑许多。比起食物，更让她觉得舒展的，是西轩湖店村走到附近的大集镇鸦鸿桥的那条大堤，大堤上种满了垂柳，北方的柳树在七八月的阳光下，是最好的遮阳伞。她是来自北京的女大学生，这里只是她短暂的假期旅行地，她还记得自己穿着花旗袍——我姥姥在一九五〇年代，仍然给她做各种时髦衣服，有件蓝灰格子的特别素淡，在满是大花布拉吉的年代，我姥姥执拗地给她动手做自己喜欢的各式旗袍。姥姥出身富贵，女红优秀，不过她只会女红，却不太会做饭。 旗袍是我母亲大学的基本着装。日后她被同学批判生活作风，也是拿穿衣服做案例，“脚蹬高级靴，头戴洋纱巾”。身边的还乡河水畅快地流着，虽是盛夏，也是乡村的好日子。 这条河其实是运河，解决县城南边低洼地的雨水出不去的问题，雍正初年改造成功，这是我后来在县志里得来的知识。 五十年代的食物，虽然统购统销，但不需要凭票购买，供应还比较自由，市场上还能买到驴肉和蜢子虾酱。后者是我姥爷的爱，就从邻近的天津芦台县运来的，有人赶着马车，直接卖到村里，大筐里装着蜢子虾酱、活虾，还有沿海的滩涂上的跳跳鱼。虾酱极为鲜美，用来烩豆腐，或者直接用小葱掐段，拌在一起，任何多余的东西都不加，卷在白面饼里，或蘸着玉米面的窝头吃，也是河北乡村的美味。我姥爷那时候也在北京行医，和我妈一样，不定时从北京到玉田看望亲人，乡村招待他们的饭食，简单而新鲜。 2 我还是好奇玉田的食物，起因还是馋，走到哪里都不放弃。第一顿饭的驴肉很是合格，可是没有想到，后面几天的食物，每况愈下，基本上敷衍简陋。这个夹缝中的县城，就连吃的，都那么平凡得近乎将就，似乎食物这个日常享受，在本地人的生命里，非常不重要。 我姥爷当年，还真是因为食物的原因离开玉田的，不是馋，是食物带来的羞耻感。是个非常有戏剧感的一个画面，时隔多年，我妈的讲述中，依然充满了悲哀，因为我姥爷向她每次重复这个故事的时候，都会落下眼泪，悲哀的气氛凝固在故事里。 我妈那一辈人，在食物上吃过亏，她永恒的记忆，是食物短缺的年代。一直到现在，家里吃饭的时候，如果过于丰盛，她会说，这要是在某个年代，有这么一桌，全家人一定会高兴死。如果桌上的食物过于简陋，她也会说，这要是某个年代，这就是一顿盛宴啦。似乎食物的好坏只有一个饥荒年代的标准，这个标准让她获得了某种平衡感。食物不仅是她衡量一家生活水准的度量衡，还是她的时代报警器。一个时代，或者一个地域的食物的短缺、寒酸、匮乏，会让她不由自主地紧张。 食物是她自己的平衡机制，对食物保持着渴求，对食物供应保持着不偏不倚、平静的尊重感——某种简单的身体本能。 姥爷年轻的时候，村里北院的大油坊过年分油给村户们，是一年一度的村民福利。他十多岁，被他母亲命令拿着家里的“家伙事”去分油——一种黑色的棉花籽压榨出来的食用油。玉田本质上是个贫瘠之地，这里的油坊，提供的不是北方常见的喷香的大豆油，也不是南方平原常见的菜籽油。去年去福建山区的大田县，满山遍野的茶树都结着果实，县城的大街上，就有人晒茶果，均为榨取食用油。榨出来的茶油专门烧荤菜，包括鸡鸭、兔子以及蒸鳗鱼，吃的时候有种极度的晕眩感，鲜美极了。当然不是说茶油可以推广到北方，可确实不理解玉田的大豆为何也这么稀少，也许是棉花籽油最实用？用完棉花后的废物利用？玉田困于自己的贫瘠地貌，有着顽固的食物系统——棉花籽榨出来的黑油黏稠，不香，却是本地人习惯的食品体系。 家家户户拿着盆去领自己家的油，我姥爷十多岁，还是少不更事，他的母亲找了半天，只找出一个大盆，玉田家家户户都有的绿釉瓦盆。他拿着这个大盆，走进屋里，满屋子的人就开始讪笑，打油的人一敲油缸，就说，你怎么不把你们家的瓦缸拿来装油？ 所谓的油坊福利，每家每户也就一勺棉花籽油，黑乎乎的，一碗就满了，拿回家，炸辣椒，用来就玉米糊糊。众人开始哄笑。在哄笑中，我姥爷的瓦盆差点摔在地上，他说那时候要是有个地缝，他都能钻进去。身为敏感的少年，他需要尊严感。也就是这次被耻笑，决定了他未来的出走——这种对尊严感的强烈需要伴随了他的一生，使他每到尊严扫地的时候，都想再次出走。 这里的食物一贯地短缺，按说，分配食物的时候，哪怕有小的错误，也不应该被这么集体耻笑，估计还是我姥爷家境不好，格外被嘲弄。在一个集体社会里，嘲笑也是有区别的，谁可以被嘲笑，谁不可以，都有深刻的原因，嘲笑不是必然发生的。多年后看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身为移民的女画家萨宾娜在一个社交场合里，被外交官夫人嘲笑，昆德拉写，她之所以笑，是因为她有那个权力。油坊掌柜可以笑，也是因为他有那个权力。村里的社会等级，是最明白清晰的，我姥爷家在村里，在他没有闯关东发大财之前，是最卑微而寻常的那一类。 他的父亲叫王起，村里人尊称一声“起爷”，也不知道他这名字的由来。多年后，我查看家谱，西轩湖店村有读书的传统，出了无数的庠学生、太学生，也许这声“爷”来源于此。按照我母亲的回忆，她的奶奶，每次说到自己的丈夫，都有乡村妇人流利的辱骂，最典型的一句是，“馋懒曲滑坏”。“曲”和“滑”还不是同一个意思，“曲”大概是心思细密，而“滑”，则是彻底的滑头。除了家境的贫寒让人不满，我母亲的奶奶对丈夫的恨意，还有一个家庭里的隐秘传说，起因同样是食物。 我姥爷的弟弟幼年被他父亲打了一巴掌，没多久就去世了。这个不知名的弟弟，喜欢边吃饭边傻笑，有天家里吃上好的白面条，姥爷的弟弟边傻笑边吃，被他父亲一嘴巴子打过去——我妈的奶奶说，打了一“脖溜子”，应该是扇了大嘴巴。笑声停止了，变成低声的抽泣，没多久，孩子就再也吃不下东西，几个月后就去世了。死因当然不是这个饭桌上的暴力行为，当时的医疗水准低下，也没人检查，原因成谜。我姥爷成为中医后，说应该是肚子里的寄生虫造成的死亡，可是我母亲的奶奶，觉得那个巴掌起了作用，总是说，恨了她丈夫一辈子。 在那个年代，孩子是没有特殊待遇的，有一个成人的权威系统在起作用，孩子要像成年人一样，“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吃饭的时候，有各种规矩，最普遍的，“食不言，寝不语”，其他琐屑的，包括筷子不能敲碗，吃饭时不能胸口靠近桌子，夹菜一定要父母先动筷子。一个完备的儒家系统的民间缩影。我妈从小在她父亲的教育下，几乎把这套规矩倒背如流，科学的不科学的，再勒令我们这一代遵守下去。 饭桌上的权力是最直接的权力，多年后，有次在东莞的企业家朋友家做客，早餐一大桌，他们家两个海外回来的成年孩子却完全不动筷子，直到父亲上桌子。父亲坐下后，略一振衣，开始动筷子，不仅给自己，给全家人，也给我这陌生的客人夹菜，只不过给我夹菜的时候强调，筷子都是干净的。我不动声色地吃着他夹给我的菜，想如果要吃第二口需不需要自己动手。 大概在他们家的系统里，父亲的权威被放大到一定地步，是格外需要被尊重的，尊重到孩子都不能主动伸出筷子。我知道他家的出身，他们都是最普通的打工者，只不过现在成了巨富，饭桌的规矩成了现在进行时。 儿童被视为成年人，并不是特殊群体，不会受到特别的优待，在传统社会，是个必然。看法国社会历史学的巨作《蒙塔尤》，十四世纪的时候，村里的孩子参与了一切成年人的活动，包括在粪堆玩耍，观看成年人的性活动。一直到十九世纪，儿童才被当成特殊的群体，而在中国，这个区隔更加晚，“五四运动”只是一个苗头。孩子被当成孩子，当成特殊的一群人，几乎是六七十年代的产物了。 我姥爷的弟弟的死亡，让这个家庭蒙上了阴影，尤其是持久的贫困，更让他敏感的内心遭受着折磨，以至于他未成年，也就是没有彻底闯关东之前，就从玉田去北京打小工了，当了一名送花工，专门从花局密布的北京城西南角的马连道，送各种盆花到北京四九城。当我妈告诉我，姥爷在北京第一个落脚点就在马连道的时候，我都有点惊异。马连道现在是著名的北京茶叶交易市场，因为有朋友的茶室在这里，我有次还碰巧住在附近，便于喝茶。 现在这一片是闽东人的天下，他们主宰了北京的茶叶交易，餐馆都有专门的闽东派，供应北京人不习惯的排骨炖墨鱼、姜丝炒牛肉和有着各种小海鲜堆在上面的卤面，大概都是这片土地上从没有过的异样的食物。福建人在北京制造出自己的飞地。我朋友建议我早上空腹喝绿茶，清一清肠胃。她会在她雅致的空间准备一瓷盖碗的碧螺春，包括她从附近菜市场的地下室买来的麻酱烧饼，空腹喝三碗茶后再吃烧饼，此地少有的老北京痕迹。 姥爷到北京的时候，还是晚清的世界，仔细考证也无法知道确切的年份，应该是慈禧太后还在执政的日子。那还是一个承平日久的时代，各地尚未风起云涌掀起反清风潮，所以城里有的是大户人家需要定期更换盆花。北京郊区的乡下人进城，干这种粗笨的体力活，是条出路。意料之外的是，他的学医道路也由此开始。 玉田的乡村是什么样子，对我还是一个谜。如果不专门去，我大概无法彻底明白，一个北方县城的乡村究竟是什么面貌。做记者的时候，我去过无数的农村，南方与北方都有，有富庶有贫瘠，见过有痛苦也有愉悦的乡村生活，但都是浮光掠影。这一次的玉田之行，有寻访家族痕迹的想法做一条线索的依托，能有更深一层的理解。 3 吃完驴肉火烧的第二天，犹豫着吃什么早餐。但急于去村子拜访亲戚的欲望还是暂时战胜了馋。“近乡情更怯”，这里按照传统的中国观念，并不是我的故乡，但母亲一遍遍的回忆，让我也和这里有了深刻的纠缠，包括蛛丝马迹的血缘关系。姥爷离开关里老家后，他的两个弟弟留在了本村种地，其中一个弟弟，靠我姥爷不断寄往家乡的钱，买了大量土地，在“土改”时候成分不好，他对我姥爷充满了怨恨，吵架的时候，最常用的话是：你给了我什么？就给了我一顶地主帽子。 他们的后代，也就是我母亲的堂兄弟和他们的子女们，都还在村里，我母亲并不清楚他们的信息。一九五〇年代末，当她的奶奶在大跃进的巨大锣鼓中去世后，全家就去了北京，和这里的信息中断，是某种彻底的断决。这里没有让她期待的东西，没有亲情，没有友谊，也没有那些细碎的牵绊和梦境。是的，没有，她说连做梦都没有做到过。用简单的城市与乡村的两元对立的法则来划分，也许更直截了当。他们是城市人，那个时代的城市人，也处于命运的动荡之中，自身难保，对远方的亲戚的疏忽，理所当然。 如果不是我的提醒，她甚至都不记得他们的名字。一生的漂泊动荡之中，这些亲戚甚至不如一些朋友让她印象深刻。她记得自己中学入学时候的介绍老师，记得自己大学寄宿的宿舍（当时被征用的北京西山一所寺院），记得毕业分配去通州的工厂的道路，记得自己大学实习时在《北京日报》所见的汹涌的批判场面，记得他们去“五七干校”时学着用煤油炉做饭的愚笨，甚至记得老乡家的黄狗如何与他们亲近，但她真的记不清楚这些亲戚的名字，只有个隐约的大概。 就是靠这个大概，我知道了我的远方亲戚们还好好地活在西轩湖店村。说来也是有意思，多年的记者生涯让我有寻找各种人的能力。在北京预约去玉田的那个车主爽约了，我俩的微信联系还在，是个简单善良的姑娘，问我去玉田有什么事，需要她帮什么忙，她是本地人，应该能帮我找一些人，我毫不犹豫地把自己寻亲的一些线索给了她。 没想到就把西轩湖店村的会计给我找出来了，是她的一个朋友，在村里当会计，但住在县城，几个月才去村里履行职务一次。一番电话联系后，基本把人对上了号，我准确地知道，母亲堂兄的儿孙们，还在村里住着，主要是我母亲的三叔的孙子，按照道理，和我是同一辈分的亲戚。会计姐姐的北方口音敞亮，带有悠长的尾音，像篱笆上的牵牛花的梢头，俏皮地招摇着。玉田话有一种转腔，是普通话的乡野版，让我再次想起了赵丽蓉的小品表演，最普通的话，也亲热了一些。“他们家就在村东头，走着走着就找着了，你要去找不着，就打村支部委员的电话。”寻人，是个十拿九稳的事情了。 我还是惶恐，素未谋面的亲戚，彻底丧失联系六十多年，按照最基本的中国算法，一个甲子之前的世界，是另外一个世界了：遥远的、可以封存的、没有人感兴趣也没有人还会提到那些人的名字的世界，我为什么要去搅动那个落满灰尘的世界的宁静？且按照传统中国的逻辑，这里只是我母亲曾经的故乡，她也并不思念的故乡，和我关系不大。 她家人只是一次次离开。我姥爷清末离开了家乡去了北京，短暂的回来之后，又去了东北。如果不是他的母亲在东北“土改”后，坚决要回到关里老家养老，他们就不会再回到关里老家，和这里有联系，玉田县这个地点，在我母亲的生命地图中，就会是一片从未踏足之地的名目上的故乡——这对于中国人是并不陌生的经验。 就算是家庭有短暂的返乡经验，她也就是几个寒暑假短暂地居住过，浮在表面的一些印象，河堤的柳树、驴肉、家里有着五六十棵大树的院落，亲戚们的影子，平淡得近乎纸上的墨点，不经意漏上的，我为什么要来？开始动摇，我和这些遥远的乡村亲戚们有什么关系吗？ 拎着两盒硕大的点心，临行前在北京稻香村买的，典型的北京特产，塞得满满登登，酥皮的、绵软的、有馅的、发面的，古老得和我即将闯入的那个世界有点相像。实在想不出送他们什么东西，主要是也不知道他们的状况，“点心匣子”这个古老的名词，带有一点点敬意，像我这样的寻亲，也不多见。突然想起电话里我和会计的对话，那个村穷吗？不穷，他们靠近鸦鸿桥镇，这个镇，“算是北方的义乌呢”，你真的不用带什么东西。古老的地名突然有了附加的比喻，让我安心，带点心合适不合适也不知道，确实有点茫然自己的礼数问题。 应该先电话探路，可是我妈妈三叔的孙子家，并没有安装电话。手机号码，会计也不清楚，她鼓励我直接去，大概在北方乡村也不是什么大事。我坐在车里，十月初的阳光还是炽烈的，虽然有点寒气，可太阳照耀的车窗外的玉米地越发茁壮，平静的玉米、小麦，又是一大片玉米、小麦，简直是某个西部电影里的场景，静默得仿佛有一种魔力，连绵不断。这里的土地似乎没有别的出产，全部是基础的粮食，连传说中的玉田大白菜都没有看到。天蓝得像布景，白云也像，凝固不动。摇下车窗，我开始呼吸玉田的空气，我姥爷、我母亲曾经呼吸过的空气。司机是临时找的，他听说要去五六十里外的村里，显示出很熟悉的样子，原来曾经送过在县城中学上学的孩子回村，但哪是村东，大概还是要我自己问路，越是靠近，越要小心别错过。 房子普遍低矮，有一两家高大的，上面布满管道，司机解释说，太阳能，装的管道越多，收入能越高，不过首先是你得有大房子。小车在并不宽敞的小道上别扭着前行，像是走在古道之中，只是没有马。其实和以前没什么两样吧，天气太好，阳光洒在大地上，周围所有的景物都色彩斑斓，如果是中国画，也不是黑白墨色的，而是六十年代的李可染，大的色块，就连荒凉，都那么色彩斑斓。 走过“还乡河”的大堤，我母亲记忆中的柳树荡然无存，现在是一片北方的白杨林，在风中愉快地拍着手，歌唱着。大堤下的还乡河，与很多北方的河流一样，在初秋的季节已经变成窄亮的细细河道，水流峻急，但没有存在感，太窄了。翻开《玉田县志》，这条县城南边的还乡河，记载还真不算少。雍正刚即位的时候，曾经派遣怡贤亲王来治理还乡河，“改曲为直，改狭为宽”。我当然不知道这位亲王是否在《甄嬛传》里出现过，但这里大约确实属于京畿要地，要为北京提供某种军事上的防备，以及供应粮食，在农业文明里，这个县的重要作用大概要比今天大。怡贤亲王治理之后，好像并没有给这里带来好的收成，按照县志的记载，西南角的还乡河一带，似乎是一片被诅咒的歹土： 雍正八年，酷暑，死亡上百人； 十一年，秋禾被水淹六到九成； 荣辉河淤堵，河闸崩坏； 乾隆十二年五月，洪水暴涨，还乡河河水随涨一丈一尺，沿河麦田遭灾； 乾隆十五年，大水，饥荒； 乾隆十九年，暴雨倾注，还乡河漫溢。 道光三年，水灾特甚，西南两乡颗粒无收，观风堆屯边大树百棵被水冲走。 八月二十八日，彻夜大地震，伴有地光，九月十九日仍有余震。 道光十年，西北境山洪爆发，途中溺死妇女二人，驴两头。（这个统计数字颇为奇妙） 道光二十年六月，大水，相续五年，灾情严重。 咸丰七年，旱灾，雹灾，水灾相继发生。 同治元年二月，大风，昼如夜。 同治六年，霍乱，患者死亡，尸体堆积如山。 光绪五年，蓟运河决口，林临仓一带，麦未到场即被冲走。 光绪十二年，水灾甚重。 光绪十三年，入夏极度炎热，秋收阴雨连绵，水淹秋禾六七成。 光绪十八年六月，大雨，山洪爆发，秋禾遭灾五到十成。 光绪二十二年到二十四年，连续三年大水，低洼处成灾五到十年。 这就是《玉田县志》的大事记，除了连年的灾情记录，偶尔有些零星的名人的出生记录，一些戏子、医生，包括一些建筑物的诞生，还乡河上的某座桥，定名“万善桥”。水灾成为了黑白片里不间断被刮花的底片，带点轻微的噪音，默默地播放着，是寂寞的电影院里的试片机的流淌。 我姥爷出生在一八九〇年，是光绪十六年，属虎，他就降临在这片与灾难纠缠不休的土地之上。玉田县城东北高，西南低，也就是他们家乡的还乡河一带，常年在水里打滚。雍正年间开始的治理似乎没有什么大用，乡民们与老天做着徒劳的抗争，常年从洪水中抢夺粮吃。饥饿，大概是他幼年的主导记忆。突然明白我来实地观看的意义，我不仅仅是寻找一些远房的亲戚，从他们的口中，知道我母亲家那些即将被彻底堙灭的往事，还能知道，一个不知名的小县城的年轻人，是如何挣扎着活着。他们饥饿，他们想吃饱，他们还想要属于自己的尊严感，大概在一般人眼里，后者是奢望。 还是翻看县志，我这么不爱看此类志书的人，居然也看到了很多东西。常年的灾难，让玉田县的谚语都多了很多事理：“一人一条心，穷断骨肉筋”“人的名，树的影”“要知黄连苦，自己亲口尝”“种地不用问，深耕多施粪”“寸麦不怕涨水，大麦可怕寸水”“一天攒下一粒米，年底就是一大锅”“吃不穷，穿不穷，打算不到才受穷”“旱瓜涝枣，收成准好”，彻底的、了然的大俗话。天地之间的真理，都是洞彻后的感悟，应该都反复进入过我姥爷的脑袋，甚至他出生后的那几年，因为连续的灾难，乡村有了俗语，“光绪二十一年生人，那不是人揍的”。 是灾难“揍”出来的，这批人。“玉田南部，以高梁为主食，闲时一日两餐，早餐为玉米渣，高粱饭，或者高粱掺饭豇豆，午餐为贴饼子，高粱米饭，烀白薯，逢年过节吃白米饭，烙饼，青黄不接时，农户常用野菜拌玉米面蒸熟后食用。”看着县志，突然神奇地理解了我姥爷的父亲，为什么会扇那个吃着白面条傻笑的儿子的嘴巴。不仅仅是规矩，是某种近乎残酷的现实造成的。偶尔的一顿白面条，居然还不好好享用，他恨，恨这个笑容。 我姥爷，逐渐被我画了一幅少年的肖像，面黄肌瘦、衣着破烂的他，在乡村彷徨无计。看县志的“衣着”篇，说到清末民国的服装，春秋以黑色为主，夏天以月白色为主，贫者着粗布，戴帽盔儿，冬季戴毡帽，穿对襟褂子，扎脚裤子。恍惚他从那些百年前的传教士拍的华北大地的照片上走了出来，一个出生在贫困的华北乡村的孩子，穿着黑色的扎脚裤子，揣着手，看不到明天，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子。 …… （10119/16966） 伺荣登碌裁雌系只坎庸壁略撑恼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