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計畫名稱：經學繼古以開新議題研究(Ⅰ)——神聖性、國際化、倫理變遷

二、計畫主持人：范麗梅、張文朝、劉柏宏

三、執行期限：2021年1月1日-2023年12月31日

四、計畫背景、目的及重要性：

在中國傳統學術進入現代研究的今天，各個領域各個層面都面臨著艱巨的挑戰，其中作為傳統學術核心的「經學」，更是以「史學化」的態勢持續發展，既被迫的放棄其主導引領的地位，也巧妙的迴避其理該回應反擊的各種挑戰。無可諱言，學者皆曾對於此一發展態勢作過程度不一的指明或討論，其中或追溯至清代而以為始此「經學」既已「史學化」；或以「經學」的「史學化」作為清代學術發展的主流思潮；或論斷清代「經學」的「史學化」建基於考據學所致使經典神聖性的瓦解；或分析民國「經學」解構經典與孔子徵言大義的關係；或提示民國「經學」的改變關聯到整個意義系統的深刻轉換；或揭露民國「經學」在民族國家構建所要求同條共貫價值體系的情況下致使「史學化」的發生。或落實制度層面就大學經學教育論述民國「經學」的知識體系被分解吸收而步入「史學化」的發展，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經學」的「史學化」發展，固然可以視作「經學」進入現代研究的一種學術轉型，持續的進行研究有其必要性與重要性。然而倘若僅持續循此單一的態勢發展，其結果卻有可能在放棄主導地位、迴避各種挑戰的情勢下，直接動搖自身存在的意義與價值，最終導致全面的瓦解與逐漸的消亡。放眼現代學術領域內「經學」的研究，大多流於「經學史」、「經學通論」、「經典閱讀」等幾乎「史學化」視角研究的對象，其或對傳統「經學」發展的歷史源流巨細靡遺的描述，包括其涉及學術、思想、政治、社會、制度等等不同層面發展的歷史；或對傳統「經學」含括的名義、內容、性質，目的等等作出描述性或概括性的介紹；或對傳統「經典」的文本內容作最基本的「文獻原意」的閱讀與解釋，其範圍皆不出「國故」的整理與研究。這樣的研究成果，其實並未深刻了解到「經學」存在的本質，當然也就容易忽視其存在的意義與價值，以致其瓦解消亡也束手無策或無關痛癢，甚至渾然不知。

理解「經學」的本質必須將之置放於整個傳統學術的精神當中，具體而言，傳統學術是在「經／經學」、「史／史學」、「子／哲學」、「集／文學」所組成的一種主次立體結構的關係下發展而成的。「經學」在此與「史學」、「哲學」、「文學」三者並非並列平面而是主次偏倚的結構關係，換句話說，「經學」、「史學」、「哲學」、「文學」四者的關係並非平等分列的，而是主次取捨的。在此一基礎上，傳統學術建立起合適的「經典」、闡發出創新的「意義」、融鑄成無數的「議題」，以至形成不同時代以「經學」為主導與核心的學術型態，據以因應不同時代所面臨的各種難題與挑戰。因此，「經學」的本質其實可以在與「史學」、「哲學」、「文學」三者的對比中展現，尤其是「史學」，若以最簡直而本質的方式表達，相對於「史學」側重於追求客觀、真實、歷史的研究，「經學」則是在此基礎上，更提升而強調一種符合時代所認為良好的、高明的內涵，能夠與時俱新形成一個支撐挺立文化的主體信仰與主流價值。因此「經學」倘若朝向「史學化」發展，其實充其量只是回到其講求客觀、真實、歷史的基本要求而已，反而丟失其內在的本質。至於「哲學」與「文學」，則是「經學」在提升強調其本質內涵的過程中，不斷以多元、自發、新興的各種思考進行文化的摧毀與重建的重要資源，其使「經學」內容更加豐富自足，得以適應新時代思想文化的潮流。換句話說，「經學」在發展的過程中，其思想內容的組成其實具有來自於「哲學」與「文學」在不同程度上予以不斷的刺激含融、變更輸入的，通過種種思想文化的競馳，不斷揀擇、不斷含融，促使符合多數需要的主體信仰與主流價值的思想文化得以凝聚與建立。

根據上述，「經學」一方面依靠「哲學」、「文學」以多元、自發、新興的思想文化輸入其內容而具有與時俱進的活力；另一方面又仰賴「史學」提供相對客觀真實的理解內容而具備厚實的傳統力量，總此形構出包含主體信仰與主流價值的整體學術的主體性。認識到「經學」此一存在的本質，便能感受到「經學」的瓦解消亡，其實昭示著傳統學術正面臨一場「文化危機」。因為在「經學」缺席的傳統學術的現代研究，失缺的恐怕正是其中最核心最本質的部份，此一部份致使相關研究，或流於描述式、譯介性的成果，或攀附異文化而僅存鑿空的信仰與價值，無法真切的契合自身發展的問題，從傳統內部深切反省自身的信仰與價值系統。此一「文化危機」歷時漫長而綿延不斷，潛移默化的浸入傳統學術進入現代研究的各個層面，循此以往，最終也將使上述「史學化」研究的現代「經學史」、「經學通論」或「經典閱讀」的研究因為陳陳相因而難以維繼。因此對於傳統學術，如若不準備全盤抛棄，抑或認識到不可能全盤抛棄的話，那麼「經學」的瓦解消亡，應該是其中最嚴正的課題。相對的，確認具有「經學」參與的傳統學術的現代研究，才是切實走出能保有自身信仰與價值的一條厚積薄發的道路。

理解上述傳統學術的發展型態，可知「經學」的產生是經由「史學」、「哲學」、「文學」的發展成果中凝聚共識、揀擇提取出的精華，擔負承載整體學術文化的主體信仰與主流價值的重任。因此思索「經學」的現代發展也必須回到「史學」、「哲學」、「文學」的跨領域研究成果之中，去進行最切合時代的探問，以建立一個新時代的主體信仰與主流價值。具體而言，本計畫提出「經學」的「繼古以開新議題」的研究，乃意在回歸「經學」的本質，取得屬於現代學術的「經學」的研究成果。然而需要說明的是，此一「繼古以開新議題」的研究並不關注「經學」的普及化、技術性、應用性、功效性的發展，而是旨在整體傳統學術的基礎上為「經學」的未來發展提出深厚的學理基礎。雖然「經世致用」或「通經致用」本是「經學」成立的關懷與目的，然而未能在學理基礎的深厚處進行其致用的推展，恐怕其功效亦未能準確而有效的呈現。

職是之故，本計畫將儘可能召集「史學」、「哲學」、「文學」最新的研究成果進行緊密的交流整合。當然在上述領域之外，傳統學術中還有與「經學」相對，為理解詮釋「經學」而存在的「小學」，其發展成現代學術中的「語言學」、「文字學」等相關領域，也必須與此同時進行有效的交流與整合。就此一研究目的來說，必須先認識到現代學術中「經學」瓦解的結果，不是發生在「經學」單一學科的獨立現象，而是應該視為傳統學術進入現代研究，包括轉型成為史學、哲學、文學、語言學、文字學等等多個不同學科發展的整體結果。也因此這些不同學科的現代發展，其實都應該將「經學」的問題進行適度的考慮。有關「經學」的跨學科、跨領域研究，其實在「經學」、「史學」、「哲學」、「文學」等多個學科領域中皆可看到，此間正蘊含著各種關於「經學」重新的認識與發展的期許。

總的而言，本計畫將深究「經學」固有存在的本質，突顯其主導引領而發揮整合的地位，進行跨領域、跨學科的研究。宏觀而言，此一研究的最終目標在於提供如同以往「經學」與時俱進提出的主體信仰與主流價值，積極的參與人類文明各個方面的研究與發展，以提升傳統學術具備主體性的參與全球思想文化建構的可能。反過來說，現今「經學」的「史學化」研究階段，合該視作源自於清代學術的一個歷時漫長而未竟的事業，是其沉潛蘊釀、重整待發的一個轉型階段而已，唯處於此一階段的當下，必須有所警悟，以作出相應研究方向的調整，這樣才有可能朝向一個更加高瞻遠矚的未來。倘若舉中國傳統學術發展史中漢末到宋明這個階段來作對比，可以看得更加清楚，印度佛教思想文化的傳入，歷經魏晉、隋唐，才在宋明開花結果。因此必須嚴正的看待「經學」的研究，才能夠使中國的學術能夠深取傳統深厚的底蘊，䇄立在人類文明、世界學術之林。

五、研究方法及進行步驟

本計畫以「經學」的繼古以開新議題研究為主題，這是對於「經學」研究所提出的一個具有前瞻性質大方向的計畫，關乎整個中國傳統學術研究的未來，當然不是在短時間內可以完滿執行的，它必須通過數以萬計的一連串議題的爭辯與討論，進而形塑共識或異議，深化學理的內容、促成發揮的效益。在此一大方向的基礎上，本計畫將暫先擬定數個議題進行實質的探討，這些有關經學的議題，將會是引導「經學」進入現代研究重要的基盤。並且，本計畫亦是一個開放型的計畫，在未來持續執行的過程中，將不間斷的吸收來自經學、史學、哲學、文學、語言學、文字學等等不同學科領域所提出的各種議題，作出跨領域、跨學科的討論。因此本計畫只是作為「經學繼古以開新議題研究」的第一期，先嘗試提出三個議題，分三年執行，期許能夠拋磚引玉，在未來能夠凝聚來自眾多不同學科領域提出更多的議題進行討論。

本計畫配合經學組成員目前的研究意向，先提出「神聖性」、「國際化」、「倫理變遷」三個討論的議題：

（一）消弭與重建：經學的「神聖性」發展與研究

「經學」的「神聖性」，是「經學」作為挺立傳統學術的主體信仰與主流價值、提供一種符合時代所認為良好的、高明的內涵，進而突顯出無可替代的地位而具足的。傳統學術中「經學」所謂的「神聖性」，建立在對於「神」與「聖」的深刻認知上，「神」以其光亮之義，代表通過「目」之睛亮而取得的「明」；「聖」則以其聲聽之義，代表通過「耳」之靈敏而取得的「聰」，二者正組合出一種因為具備「聰明」的本質而能夠獲取良好、高明之內涵的特質基礎。文獻記載中曾將「蒼頡作書」與「容成造曆，胡曹為衣，後稷耕稼，儀狄作酒，奚仲為車」並列，以為此六人皆有「神明之道，聖智之跡」（《淮南子．脩務》）。此間的「蒼頡作書」涵括的當然是從語言文字的發明，到經典文本的創作，再到學術文明的成立，一系列傳統學術形構的內容，而此一內容正蘊含著「神明」與「聖智」的軌跡與徑道。換句話說，正是由此一特質基礎發展出對於傳統學術中的核心——經學所具備無條件的信仰的推崇與價值的依歸，才逐漸塑立起一種「神聖性」。

然而「經學」的「史學化」發展，卻致使其中的「神聖性」徹底遭到摧毀。此緣於「史學」側重於客觀、真實、歷史的研究追求，在各種實證考據、史料羅列的研究方法下，各類經典不問價值，皆一一進入真偽與性質的重新評定之中，一旦產生質疑，則連帶的將「經學」適應於其各自當下時代所表現良好、高明的內涵價值也一併否認。事實上，學者皆曾或溯源清代乾嘉的考據之學，或追續清末民初的疑古運動，以為二者對於經典的真偽考據、性質釐清，其實「富於破壞性」（傳斯年《殷曆譜序》），或「足以毀壞道統，道統毀則理學失所憑依」（詳顧頡剛編訂《崔東壁遺書》），或「嚴重影響到傳統的倫理道德信仰之穩定性」（詳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此間「經學」在歷經真偽與性質檢驗的過程中，還更發生致命性的「鑿空說經」的階段（詳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凡此於「經學」具有本質性的破壞與摧毀，皆致使「經學」的「神聖性」漸次消弭，終至蕩然無存。

因此，在進行「經學」的現代研究的規劃中，其「神聖性」的消弭與重建應該是一個值得關注的首要議題。事實上，在傳統學術發展的過程中，不同時代對於「經學」的「神聖性」皆曾有過程度或面向不一的建構。劉勰《文心雕龍》指出「文字始炳」產生出《周易》經傳、《河圖》、《洛書》、《三墳》、《尚書》、《詩經》等等經典的「人文」實與自然之道的「天文」、「地文」並列，由此突顯「經典」以及「經典」中記載的「道」亦相應具有神聖性。而根據上述「經學」、「史學」、「哲學」、「文學」四者主次取捨的關係，以及「經學」是通過「史學」、「哲學」、「文學」的發展成果凝聚共識、揀擇提取出的精華，可知在具體的「經學」、「史學」、「哲學」、「文學」等領域中發展的議題皆是「經學」形塑其「神聖性」的資源。這一點通過先秦兩漢的「儒學」以及宋明的「理學」發展可以取得最大程度的對映，首先，先秦兩漢的「儒學」，乃是「經學」在先秦兩漢歷經「王官學」遞衍為「百家言」，又由「百家言」躍升為「新王官學」，在「經典」的思想內涵上產生「哲學的突破」而形成的（參錢穆〈中國學術思想之分期〉與〈兩漢博士家法考〉、余英時《中國文化史通釋》與《古代知識階層的興起與發展》）。其次，宋明的「理學」可以說是「經學」在宋明歷經典範革命，將「經典」賦予新創造的內涵，以「文本能容納多大的創造性解釋」來詮釋出「意義感」與「神聖感」而成就的（參楊儒賓《從《五經》到《新五經》》）。此二者即是諸如「哲學」等的不同學科領域，對於「經學」的「神聖性」的輔助建構。

（二）經學的「國際化」：從國際視野看經學的當代性

「經學」的現代研究，可以從1．經學對當代提供何種解決問題之道。2．經學研究如何實踐於當代生活等兩方向來呈現。

首先，就經學對當代提供何種解決問題之道而言，中國歷代解經者都試圖從經學中得到解決當代問題的良方，從而將當代的思想融入解經體系，透過著書、講學等方式傳播自己的理念，試圖引起學界的共鳴，引導社會，解決問題。所以吾人可以看見從先秦的著經、用經，到民初西學來襲，有識之士為重振文化而整理國故，在在說明歷代學者試圖解決問題，而取經說提出自己的觀點。而時至當代，在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等等的諸多問題，都有待解決。吾人如何從經學史中得到解決問題的良方，正是本計畫提出的目的所在。

其次，就經學研究如何實踐於當代生活而言，昔日學者總是秉持做學問就是學做人的理念，使自己能學如其人。然而現今卻成為學問歸學問，做人是另一碼子的事。經學中的修身養性、金石良言，已大多隱晦於當今生活中。學校教學狀況更是大不如前，學生學習意願低落。社會需求幾乎等於無，形成經學無助於社會的局面。如此惡劣的經學環境，再不提升友善環境，任其惡性循環，經學終將成為死學。

經學產於中國，傳及世界各國。中國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之後，新的經學研究方興未艾，而臺灣雖有「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但時至今日，在標榜「國際化」的背後，又再一次與西方學問對峙，而有上述的危機。而其他各國的經學研究又是如何呈現的呢？特別是受中國經學影響較深的韓國與日本、越南等漢語圈文化的國家。為了解當代世界各國的實際情況，本計畫擬以此為主題，邀請世界各國經學研究者前來發表他們對自己國家研究經學情況，在上述兩個方向上是如何呈現的。

（三）經學、禮教與晚近倫理變遷

以儒家經典及經文注釋建構而成的經學體系，自西漢起正式與官學結合後，成為傳統士人學子教養求知的素養根據。伴隨外在政治、教育等制度性因素、及經典與聖人集團所形構的神聖屬性，更成為有志者追求內聖工夫、外王事業的資源、規範與力量來源。經學儼然是傳統文化語境中知識與價值的根柢。從結構面而論，經學對倫理秩序產生影響力，達到經世致用的過程，可以從經學與個人的心理情感、社會的風俗習慣，和皇權政治制度三個面向進行理解。通過分析經學訴諸特定的具體形式（行為、儀式、制度等）影響個人、社會與國家，勾勒傳統禮教世界，其用意不在提倡復古，而是對映於現代的法治社會，期盼能自傳統文化，汲取有助於理解、回應現今倫理景況的對應資源。

經學、禮教與倫理秩序在古代世界之所以關係密切，關鍵在乎經世致用的核心信念。面對經世致用的目的，古人認為「禮教」既是教育學習的文化內容代稱；也是對於理想人倫關係的指稱；更是訴諸柔性規範的治理手段。從禮教的語用情境來說，禮教被使用於家庭內夫妻之道；鄉里風俗；夷夏之辨，及儒道佛區別。總括來說，小自個別家庭宗族，大至民族文化群體，禮教被用以建構身分及形塑認同。在禮教運作的過程當中，讀者對經典文本進行解釋、引述、比附、類推等工作，確立聖人之制的規模、聖人之義的標準，以參與禮教運作。綜合上述，經學、禮教對倫理秩序的維繫方式，是在個人層面，通過喪葬祭祀等生命禮儀，引禮入律的規範限制，向行禮者傳達、教導敬、哀之情。在社會層面，將風俗習慣依附、比擬經典內容，或是將經典內容簡化、通俗化，以規正禮俗，達到引俗入禮、以禮正俗的目的，這是經學、禮教與社會的互動狀態。國家政治層面，訴諸經典記載的聖人制度做為依據，通過仿效與再現的過程，達到「以經導政」的目的。換言之，受到經世致用使命的驅動，歷代士人以經學建構禮教，維繫或改善倫秩序（政治）。這是經學、禮教與傳統倫理秩序的聯繫情形。

反觀晚近局勢動盪，張灝(1937-)曾將西元1895-1925稱為「轉型時代」。在轉型時代出現大量變革，無論是傳媒、知識社群；甚而體現於思想層面，出現價值取向危機、精神取向危機與文化認同危機。在集體焦慮影響之下，人們在心態上出現對於現實的疏離與沉淪感，將理想投射於未來，並設法建構由現實通向理想未來的途徑。（氏著〈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從張灝的分析可見，即便在價值傾軋的近代，各種看似無法相容的思想取向，仍共同走在經世的道路上。面對新舊交替的轉型過程中，充滿積極入世精神的傳統經學與禮教，做出了什麼樣的回應？亦或如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1920-1969)所言，只是博物館化的存在！但無論當時的傳統主義者做出了什麼樣的回應，在一世紀後的今日重新檢視，相信其中仍有許多值得留意與借鑑之處。

根據上述，本計畫擬以「經學、禮教與晚近倫理變遷」為主題，廣邀學界同道進行討論與研究。具體來說，本年度計畫聚焦於下列議題，包括：1．經學禮教對倫理制度的規畫實踐。2．經學禮教對具體倫理議題的參與。3．經典詮釋對倫理變遷的立場與回應。4．傳統經學在變動環境下的自我定位。期盼通過正式研討會或工作坊等形式，集結對上述議題有所關注之專家學者進行探討。透過回顧晚近新舊倫理交替與碰撞的過程，檢視歷史上曾經做出的選擇取捨，批判反思各項主張背後的可能理據。鑑古知今，為他日處理當代倫理困境問題，做出信實且富參考價值的預備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