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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建構與日治台灣史研究

posted Sep 5, 2013, 10:41 PM by YH CH


 

一、不對等的開端

近日,駐日本代表許世楷夫人盧千惠女士舉行「私のなかのよき日本」中譯本的新書發表會。書中說明1955年到日本留學,居留32年之後,因1992年黑名單解除,才得與夫婿回到台灣。2004年許世楷被任命為駐日代表,又隨夫婿到日本。盧千惠女士長期住在日本,觀察日本,愛上日本的美與溫情,而著書述說這份深厚的感情。1960年許世楷在日本參加台灣青年社,從事台獨運動,而被列入黑名單無法返台,因台灣民主化的發展,民進黨的執政,2004年被派任為駐日代表。四、五十年轉瞬而過,歷史的腳步卻大幅改變,台獨運動者成為駐日代表,真是時代巨變的最好見證。盧千惠對日本的感情則始終一致,不因身份地位的改變而稍異。

李登輝念茲在茲,想去日本東北,走一趟奧之細道,了解當年芭蕉旅行的情境,以及日本人深沈的歷史感情。終於在今年六月成行,完成心中長久的願望。李總統並著書《武士道解題》,解釋日本武士道的精神,認為日本人戰後世代已逐漸失去日本的傳統美德忠誠樸實、奉公愛國的精神。李總統在日治時代,畢業於台北高等學校、進入京都帝大就讀,接受菁英的教養,深深體會日本的精神,而欣賞日本,對當今日本人不了解過去的美德而感到失望。李總統是受過日本殖民教育的台灣菁英,代表著那個世代對日本的感情,時至今日,雖然境遇不同,但年輕歲月的記憶,仍然跨越時代,跨越國家的界限,留下台灣與日本之間深沈的連帶關係。

受過國民黨教育的世代,常常會在中華民族主義的感情下,產生反日情緒,失去對日本真正了解的機會,也失去與具有日本經驗的上一代之間的對話。這份歷史經驗與感情的斷裂,不只有利於國民黨黨國體制的建立,確保其對歷史詮釋權的掌控,也斲喪了台灣人對自我歷史的認識與信心。

同樣地,我們也發覺日本人也不太了解台灣。韓國、中國、東南亞各國動輒批判日本在二次大戰時的侵略,指責日本教科書對戰前的戰爭行為沒有悔改。日本政府則以道歉和資金援助來平息各國的憤怒,唯獨對台灣沒有道歉過,歷史教科書只輕描淡寫的說明1895年日清戰爭,清國戰敗,割讓台灣給日本,至於之後五十年的殖民統治,卻一字不提而加以忽略。除了有過台灣經驗和來過台灣觀光的日本人知道台灣的存在之外,很少人知道台灣的歷史,甚至於不知道日本曾經殖民統治過台灣五十年。日本政府受限於一個中國的政策,以及徘徊於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政治思維,以致無法正視台灣和台灣人的感情,而採取逃避與忽視的態度。

1990年代台灣逐漸民主化之後,「哈日」與「韓流」進入台灣。台灣年輕世代已走出過去黨國教育的窠臼,對鄰近的國家興起欣賞與學習之風。這是個好現象,表示時代轉變,年輕世代已跨越昔日的思維方式,產生新的交流與視野。這暗示著不對等的關係將消逝,新的平等對待關係將建立。

 

二、民主化與台灣史料的公開

1987年戒嚴解除不僅開啟政治民主化之路,更是歷史文化禁忌的大突破。過去研究日治時代以後的台灣史多在國外進行,從此逐漸在國內落實發展。但史料必須公開才能研究,首當其衝者該推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和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國立中央圖書館原為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圖書館,成立於1914台灣文獻乃著手「」期品圖書館年,比國家圖書館還早,是典藏日治時期圖書期刊最重要的機構,但因長期以來日治時期台灣史研究不受重視,日本留下的圖書也就乏人問津而疏於有計畫的維護。學術文化界在解嚴之後,注意到台灣文獻資料保存的重要性,而呼籲台灣分館應該重新整理日治時期資料。台灣分館乃著手「台灣文獻書目解題」的工作,並將日治時期圖書期刊列為特藏資料,開闢專室典藏並公開閱覽,也將重要資料影印製造微卷,或數位化加以保存。搬遷至中和市新址之後,積極籌劃台灣學研究中心,發行台灣學研究通訊等,以推廣台灣研究。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也在史料公開的呼籲下,在1997年與中央研究院合作整理日治時期的史料。2002年之後,參與國科會國家數位典藏計畫,將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數位化,並整理台灣拓殖株式會社、專賣局等檔案,加速推動日治時期台灣史的研究。

整理史料、公開史料的風氣形成之後,有典藏日治時期的大學或機構,如台灣大學等也陸續加入行列。至今台灣關係史料幾乎已整理公開,研究上也無禁忌,重新評價日治時期台灣史的時刻也已到臨。

 

三、台灣意識到國家意識

    歷史研究常會因時代轉變而有不同角度與觀點。台灣史研究尤其是如此。台灣人沒有建立國家的經驗,長期以來受到外來政權的殖民統治,隸屬於強權支配之下,台灣史也是同樣地被殖民者所書寫。但台灣逐漸民主化之後,書寫方式也逐漸改變,這股推動改變的力量,是台灣意識到國家意識的發展。

    每一個人對自己出生的地方,總帶著一份感情,這是一種鄉土情懷。漢人渡海來到台灣之後,對辛苦耕耘、安身立命的地方,自然有份認同和感情,因此都以生活地稱呼自己,如府城人、台北人、彰化人等。從台灣各地區的認同而轉變成全台灣的認同,是在日治時期。

日本領有台灣之後,區分日本人和本島人,在求學、職業、階級上都存在著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係,使台灣人意識到自己與日本人有所不同,而產生共同意識。同時日本在台灣的交通設施,鐵路公路貫穿東西南北,打破台灣的地域區隔,也間接促成台灣全島的共同意識。

    台灣人接受日本教育,逐漸感受到日本與台灣的差異。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深覺台灣人是日本統治下的二等國民,而喚起台灣人意識,展開1920年代的政治社會運動,追求台灣人的權益和地位。因此不分左派、右派,台灣人的政治團體都以「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做為共同的追求目標。台灣意識在政治社會運動的激勵下,逐漸茁壯發展。1930年代之後,新美術、新文學、新戲劇都以台灣做為書寫的對象,台灣意象日漸凸顯,台灣意識也成為共同的內在意識。

    在日本發動對外戰爭的時代,台灣政治社會運動被打壓,台灣意識從外在表象轉而向內沈潛,隱藏在內心中。二次大戰結束,日本戰敗,國民黨接收台灣。當時台灣人抱著期待,希望能建設台灣。但理想與現實差距甚遠,接收失當造成經濟的崩潰、社會的不安,台灣人終於失望了。不到一年半的時間,二二八事件爆發,國府視之為叛國行為,派兵鎮壓,造成台灣菁英傷亡慘重,從此台灣人不敢過問政治。經過二二八事件之後,台灣意識被壓抑,國府強力推動中華歷史文化教育,並切斷台灣與日本的歷史關係,將台灣納入其政治、文化的管轄範圍。

    在國府高壓統治下,台灣意識無法發展。至1970年代,中華民國政府失去代表中國的聯合國席位,蔣中正總統也日漸衰老,蔣經國繼之掌權,出任行政院院長,採取本土化的措施。在國內外局勢驟變之下,台灣菁英深感危機而思改變,因此有1970年代的民主運動。經1975《台灣政論》、1977年中壢事件至1979年《美麗島雜誌》的創刊,黨外勢力逐漸形成一個沒有政黨之名,卻有政黨之實的政團。雖因美麗島事件的發生而終結1970年代的民主運動,但民主追求和台灣意識已被點燃復甦,成為主導台灣改變的動力。

    1980年代,跟隨民主運動腳步的推展,社會運動、文化運動繼之而起,提出台灣歷史文化再詮釋的主張。其中尤以二二八平反運動打破戰後最大的政治和歷史文化禁忌,促進台灣史觀的建立。這個突破帶動台灣人文思想的復甦,台灣人從被壓抑禁錮之中,找回自信與肯定。台灣意識也因此而蓬勃發展,成為形塑台灣新文化的力量。

    1986年,民進黨成立。1987年戒嚴解除。1988年蔣經國總統逝世。這些變動劃下了蔣家獨裁的終止符,也開啟了台灣民主化的發展。國家意識也逐漸浮現。

二二八事件後,海外台灣獨立運動早就提出獨立建國的主張,但獨立人士多在國外,無法進入台灣展開政治活動,因此啟蒙、傳播、轉化的功能遠大於實質政治的運作。但1990年代之後,則有不同的發展。1991年國民大會舉行第一次修憲會議之後,李登輝總統宣佈結束動員戡亂時期,廢除臨時條款,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一政治實體,實質統治中國。此一舉動,開啟之後的五次憲政改革的序幕。1992年,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代表中國法統的萬年國會終於落幕。台灣的民意成為主宰立法院、國民大會最主要的力量。1996年,總統直接民選,由台灣民眾選出國家領導人,象徵主權在民理念的落實,凸顯台灣做為國家的意象。這些轉變是來自於多方面力量的匯合,其中以三方面最為重要。一是民主的浪潮已是一股不可抵擋的力量,而民進黨結合民間力量,推動改革其聲勢日益壯大。二是李登輝總統以台灣為念的意志,使國民黨漸漸台灣化,並接納民進黨的主張與民意的要求,推動民主改革。三是在中國的威脅下,台灣民眾開始思考國家定位和未來發展。

1992年,刑法一百條修正,從此言論自由獲得保障,海外黑名單因之解除,而紛紛返台,不只加入許多優異分子,傳入新技術、新思潮,也促進加入聯合國、建立新國家運動的發展。由於民主力量和國家意識的抬頭,2000年的總統大選,民進黨的陳水扁當選,國民黨失去政權。這是台灣史上未曾有過的變局,也是邁入二十一世紀新的開端。台灣主體意識和國家意識也隨之高漲。

 

四、台灣觀點的建立

日治時代介於清國統治與國民黨統治之間。滿清因甲午戰敗,與日本簽定馬關條約,而割讓台灣給日本。清國喪失領土,日本則獲得新的殖民地。日本人視台灣為蠻荒異地,來台灣統治具有開疆闢土,大展海外鴻圖的壯志。1895年隨日軍而來的伊能嘉矩對台灣史研究用心極深,田野訪查留下珍貴記錄,至今仍是研究上必須參考的文獻。之後,陸續來台灣的日本學者鳥居龍藏以及台北帝國大學成立之後的日本人學者鹿野忠雄、宮本延人、移川子之藏、小川尚義、淺井惠倫、村上直次郎、岩生成一、中村孝志、金關丈夫等,多以南方開拓的眼光,帶入新的學術觀點研究台灣,奠立台灣研究的基礎與前驅工作。但因受限於殖民地統治的身分地位,他們對台灣雖然充滿好奇與善意,卻無法從台灣的角度出發,建立台灣主體論述的風格。日本人的學術傳承雖然有跡可循,卻無法避免殖民地統治者的色彩。日治末期,楊雲萍、曹永和、戴炎輝、陳紹馨、黃得時等多少都受到日本學風的影響,開始研究台灣,成為戰後承先啟後的研究先驅。

1945年國民黨政府接收台灣之後,實施去除日本化,導入中國歷史文化的政策,灌輸中國人和中國的概念。國民黨又與日本有過戰爭的經驗,存有仇日感情,因此教育政策基本上朝反日的方向制訂。在去除日本化、導入中國的雙軌政策執行下,日治時代台灣史被排斥,有利於國民黨統治的抗日事蹟才能被強調,且加強台灣屬於中國的觀念,鞏固其統治基礎。在長期戒嚴的時代,日治時期的台灣事蹟幾乎只是老一輩私下的談話題材,而無法進入正式的教育體系。

    解除戒嚴之後,伴隨著民主化的進展,批判國民黨和反省日本統治時代的聲音逐漸浮現。教育部也順應潮流,在1995年實施國中一年級「認識台灣」的課程,日治台灣史才完整的列入教科書。2005年之後,國民黨標榜蔣渭水、莫那魯道、李友邦等人物,欲拉近與台灣的關係,但仍然無法超越國民黨欲連結中國的主軸思想。在國民黨和民進黨的權力拔河之下,台灣史越來越受到重視。日治時代又介於清帝國與中華民國之間,台灣是屬於日本殖民地,與中華民國建立之後的歷史發展無多大關連,因此反省這段歷史常會帶來衝撞與自我定位的問題。

    韓國人將朝鮮總督府剷除,表達要去日本化的決心,但也因此較少研究日本殖民統治的歷史,缺乏對歷史的認知。台灣則與韓國的處置方式不同,台灣總督府在戒嚴時代和民主發展的時代仍繼續使用,並加以整修。處理方式不同也許與國情、民族性不同有關,但日本留下的有形、無形的事物到底要如何看待,確實是當今重要的課題。

    接受國民黨的教育、文宣而反日,會掉入反日的陷阱,而忘了台灣歷史發展的特質。反之,因為國民黨統治的高壓蠻橫,比之日本有過之,而產生懷念日本的感情,其實這也是情緒的反應。將台灣人的不幸歸之於統治者的不公不義,只會在統治者之中比較誰對台灣人較友好,反而會忘記自己才是台灣的主人,生存在這塊土地上有其尊嚴與價值。

因此,日治台灣史應該從一百多年來的歷史發展來觀察。歷史發展是連續不斷的,有的人出生在清領時代,卻活躍於日治時代;有的出生於日治時代,卻活躍於日治時代或國民黨時代。跨越兩個時代是近代台灣人常有的現象。因此觀察人物和事蹟需要跨越時代來觀察,才可能觀之入微,有所定論。尤其清、日本和國府三個時代的歷史觀、價值觀相距甚遠,受其統治的民眾自然會產生認知的差距。因此反抗與妥協、肯定與否定常常交織在時代脈動和人群互動之間。

從政治看事蹟,易於掉入臧否人物或事物的泥之中。如果能擴大眼界,從地理、環境、生活、信仰來觀察,才能了解人與社會的關係;從社會變遷、經濟發展和文化創造來觀察,才能了解台灣人在歷史上努力的成果。台灣更要擺在東亞史和世界史來思考,才能掌握住台灣人的生存價值與國家定位。

    去年以來,轉型正義的追求和探討甚囂塵上。有人認為台灣已是民主自由的社會,卻因追究社會正義不夠,才使民主無法真正落實深根。其實歷史研究也是一種轉型正義的探究,體察土地與人民的感情,維護人權、民主與自由,歷史研究才有其價值。

    在台灣逐漸形成國家意識,邁向建立新國家的時刻,日本統治時代台灣史正是形塑這股力量的源頭。檢視這段歷史也正是建立台灣觀點重要的基礎。200798日「2007年台日學術交流國際會議:殖民化與近代化—檢視日治時代的台灣—」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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