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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為什麼不是香港?



台灣,為什麼不是香港?

吳介民

1984年12月21日,「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兩天,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訪問香港,《遠東經濟評論》記者劉慧卿問她:

「你把五百萬香港人交給一個獨裁的共產政權,道義上是否說得通?」

柴契爾回答:「香港人欣然接受這份協議,你是唯一例外。」

台灣,不是香港,但正在面臨「香港化」的危機。

香港問題的本質是,它是一個沒有主權地位的現代城邦。1997年前殖民者英國政府將其主權移交給中國政府之後,它已經成為中國的一部分,不管「一國兩制」和「高度自治」的口號講得多麼誘人。根據當代政治學中民主轉型文獻(例如Linz and Stepan),區域性民主難以在一個專制國家中誕生或紮根。[1] 道理很簡單:(1)民主正當性應適用到一個國家所統轄的全部領土範圍,一個國家的一部分實施民主而其他地方沒有民主,這種局面難以維持。(2)一個地區的民主會帶來全國性的示範作用與模仿擴散,再加上普遍性原則,其他地區必定升高要求民主選舉的壓力。這是台灣與香港根本差異的一個條件:台灣仍享有國家條件或國家地位(stateness)。主權移交之後十五年來,香港的自由民權受損,民主選舉擴張躊躇不前,公民社會的反抗行動升高,都是在這個脈絡中發生的。若是香港實施特首與立法會普選的「一國兩制」,將給中國統治者帶來莫大的麻煩。目前的香港,是一部強化控制的國家機器,與一個自我培力的公民社會的拔河競賽。

2012年6月29日,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香港昂船洲海軍基地,檢閱解放軍駐港部隊。閱兵是宣示主權、展示武力。主權的宣示,呼應了前段的破題文字。武力的展演,再次提醒香港人:國家掌握著摧毀性的暴力機器,必要時可以對反抗者進行身體殲滅。胡錦濤風光地巡行香港,所到之處香港市民卻以大規模的抗議迎接他。胡錦濤來港參加香港「回歸」中國十五年慶典。他還做了什麼?他與香港方面簽署「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CEPA)的第九份補充協議。這份協議涵蓋了43項服務貿易及便利投資措施,包括進一步開放香港旅行社在中國經營港澳遊旅行團及出境遊業務。換言之,將有更多的陸客團湧入香港消費。陸客團,是中國在國力崛起之後,一個人類政治史上的新發明。香港首當其衝,接著全東亞地區、歐洲、美國都感受到中共人海戰術的威力。

        《台灣「香港化」?中國統治香港模式的啟示》,即將由台灣新社會智庫學會出版。這本台灣少見的出版品,分析香港主權移交的前因後果。我們看到:新華社香港分社(2000年之後改名中聯辦)在中英談判香港前途期間,如何施展靈活而多方位的統戰技巧,針對不同的群體與個人,實施差別化的籠絡或威脅。在這個局面下,主流媒體的意見氣候發生微妙變化,資本財團開始靠攏北京,而恫嚇與分化對異議者也產生了效果。1997年前後,香港因此湧現一批充滿機會主義色彩的「忽然愛國者」(黃偉國)。

在這個政治操作過程中,對新聞傳播媒體的控制是一個關鍵戲碼。不難想像,「自由之家」為何連續兩年將香港評等為「局部自由」。新聞自由的倒退令人乍舌。香港記者在中國內地的採訪權也受到嚴重干預。親中商人收購媒體;媒體老闆獲得中方的政治任命(梁旭明)。

最近,《陽光時務》(香港)和《新新聞》報導了中共對香港媒體的影響和控制趨勢。媒體的自我審查早在1990年代即已露餡。2000年《南華早報》中國版編輯林和立遭解職,由吉林省政協委員王向偉接任(葉蔭聰)。最近該報資深記者慕亦仁(Paul Mooney)被解職,通知他的就是新任總編輯王向偉。根據慕亦仁,被解僱的原因是他寫了許多關於中國異議、維權人士的報導,最近的例子是,他去美國訪談了中國人權律師高智晟的妻子耿和,但這篇稿子無法刊登。據報導,《南華早報》的老闆郭鶴年中國內地有相當大的商業利益。1997以來,香港報業生態已經發生了強烈傾中的變化;目前幾乎只剩《壹傳媒》獨撐大局。

香港的民主化是一條漫漫長路。港英政府在中英談判階段開始開放有限度的民主選舉(1982年成立具有諮詢性質的區議會),一方面強化它的治理正當性,另一方面也試圖為英國增加籌碼。這是香港民主運動的機會之窗。然而,三十年來,香港的民主化之路卻是崎嶇顛簸,充滿著挫折感。1989年天安門鎮壓之後,香港成為抗議中共威權專制的一個據點,每年均有遊行示威活動。1997年之後,董建華政府恢復了區議會委任制度,是民主倒退。2002-3年間,香港政府擬就《基本法》23條進行立法,[2] 引發港人大抗爭,最終不得不暫時終止立法程序,至今未再提交。中共於23條立法受挫之後,一方面加速推動CEPA,以經貿統合吸納香港;另方面加強對香港政務全面干預,包括介入香港各級議會的選舉,執行分而治之的策略。結果,泛民主派在2011年的區議會選舉議席減少,親共的建制派則大有斬獲。「中共是一所龐大和不停運作的選舉機器,組織嚴密,紀律性強,各人絕對服從上級指示。而中共對香港事務的干預,已經深入骨髓,無所不用其極。」(劉慧卿)。

中方憑藉龐大財力與行政資源,給予其扶持的建制派雄厚的經費(透過中資等機構的輸送),功夫得以做得深而細。民建聯有財力購買商業電台廣告。香港的中資企業肩負「政商雙重功能」,中資也是一種政治組織。此外,近幾年選舉中,甚至還發現「種票疑雲」(幽靈選民登記);另據報導,區議會選舉當天,都有免費海鮮團招待。泛民主派陷入消耗戰的泥淖。民主化過程漫長,並且耗費巨大社會能量,時間拖久了,對當權派有力;民主派則在曠日費時的動員、期待、落空的週期中,逐漸呈現疲態,而產生路線衝突,終而被執政者見縫插針,導致分裂,分裂的結果之一就是在選舉中受挫(馬嶽)。這是政治學者所稱的「轉型期倦怠症」(transition fatigue,馬嶽翻譯為「過渡疲勞」)。其實,從轉型政治的理論角度看,香港迄今仍未跨過民主轉型的門檻。

2010年,泛民派的公民黨和社會民主連線發起「公投運動」(亦即「五區總辭、變相公投」行動),5月16日舉行「變相公投」,但投票率只有17%。公投運動導致泛民主黨派分裂。5月下旬,民主黨主席何俊仁等六人小組(包括劉慧卿、張文光等人)與中方談判,北京答應在2012年立法會功能組別中,5席採用新辦法:「超級區議會議席」。這個辦法又被稱為「變相直選」:由區議會提名,再由全香港組成的大選區選舉。在批評者眼中,何俊仁六人小組與中聯辦的談判,是「檯底交易」,為了「政黨利益斷送香港民主發展進程」。何俊仁則否認屈服於北京壓力,並說:「要處理香港的政改問題,不可能不與中央會談,否則不符合政治現實」;「有中央讓步的誠意,才有會談與協議」。[3]

中資政治操作、中方主導基礎建設、國企上市分潤股民、控制傳媒、推動國民教育灌輸民族主義、不斷惡化的所得與財富分配、陸客自由行湧入消費、甚至簡體中文的大舉「入侵」,已經徹底改變了香港的風貌。我們看到一部極端強勢的國家機器壓制在一個原本享有高度自由的商業城邦。然而,主權轉移以來的十五年間,公民社會的反抗力量卻水漲船高,新媒體生機勃勃,網民反撲(黃偉國)。而香港人對中國的認同則持續降低;並將對中國政府的不滿,轉移到對內地人(「蝗蟲」)的排斥、對中國人身分的歧視(馮智政)。中方耗費大量資源製造香港對中國的經濟依賴,似乎效果有限;香港作為一個「依賴政體」,已經促發了強調自保自治的「城邦論」(葉國豪)。

十五年來的香港,是強勢國家激活公民社會的絕佳案例。根據孔誥烽與葉蔭聰的研究,由於特殊的殖民經驗與地緣位置,香港主權轉移之後,使這個城邦成為中國離岸(境外)的公民社會。「這不只是香港的公民社會,也是中國大陸一個正在浮現中的公民社會。」[4] 這個公民社會既存在中國內部,又活躍於中國境外。這種離岸性,如同數學概念中的「莫比烏斯帶」(Möbius strip),具有裡外相通的靈活性。因此,即使處在依賴政體格局下,香港目前仍然能夠維繫住尋求本土價值認同的社運方向。而台灣民主獨立,無形中拱衛了香港的自由生機。由於中國對台灣的圖指,使得中共對香港的壓制有一定的顧忌,畢竟香港是鄧小平所擘畫的「一國兩制」的示範區。

場景移回台灣,以上的香港故事,是否似曾相似?

2008年馬英九接任總統不久,中方即允許大量陸客觀光團進入台灣。根據陸委會,自2008年7月至2012年4月,來台觀光陸客將近367萬人次,帶來約新台幣1,872億元的外匯收益。(台灣2011年出口總額約90,000億台幣。)

2008年11月,中國特使陳雲林來台「過度維安」引發員警濫權、暴力鎮壓示威者。

2008年11月,旺旺集團回台收購《中國時報》。該集團老闆發表親中言論,報社執行言論自我審查;並申請併購中嘉有線電視系統,引起公民團體強烈質疑,但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仍於2012年7月25日通過此併購案。

2009年,高雄電影節規劃播放熱比婭紀錄片,引起中國政府抗議與抵制(禁止陸客團進入高雄),而在台灣內部則有立法委員與旅館公會施壓高雄市政府。

2010年6月,馬政府與中國政府在重慶簽署了ECFA。至今已簽署16項協議。ECFA主要是仿照中港簽署的CEPA。ECFA的第一批早收清單,包括開放台灣部分農產品免關稅銷往中國。中方認為這是「照顧」台灣中南部農民的「讓利」措施。

2012年1月,總統大選前幾週,企業集團大老闆們,以輪流召開記者會、集體刊登報紙廣告等方式挺「九二共識」,這是北京第一次大規模而且有系統地操作「以商圍政」的「文攻」策略。選舉過後,國台辦舉行了慶功宴。

20125,鄭弘儀請辭三立電視台「大話新聞」主持人。據報導三立電視台為了銷售其連續劇(改稱「華劇」)到中國,而停掉「大話新聞」。

2012年6-7月,中台談判投資保護協議陷入膠著,爭議的問題之一是關於台商在中國的人身自由。因此,原來預定在6月底舉行的「台北會談」(名義上是學術研討會),馬政府拒發簽證給多位具有官員與解放軍背景的中方代表,而使台北會談「破局」;而預定於同一期間舉行的第八次江陳會也延後。

《中評社》一篇發自北京的評論質問:「陸委會是否清楚台灣政黨輪替的政治意義?到底是代表了誰的立場?究竟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進程中扮演什麼角色?」[5] 這段粗魯的話語直指「政黨輪替的政治意義」,似乎在對馬政府嗆聲:是我幫你選上總統的,你怎麼不照我的劇本辦事?

        前文提到中共在香港培育了許多「愛國團體」。台灣也有類似的「愛國團體」。套用香港人的說法,熱愛祖國者,有「舊電池」和「忽然愛國」之分。台灣歷史悠久的統左團體「夏潮聯誼會」,其中許多成員曾經做過國民黨的黑牢,在冷戰時代歷經殘酷壓迫,他們一直把希望寄託在「祖國」。民進黨執政之後,統左團體微妙變化,許多人對第三次國共合作抱持歡迎的態度。

最近幾年,則出現了一些新的組織,例如兩岸統合學會,根據這個學會的自我介紹,其組織緣起包括:「為抵禦民進黨政府台獨走向,促進兩岸和平發展的重要政治性社會運動團體。」[6] 2012年6月「破局」的台北會談,在台灣的籌劃單位就是兩岸統合學會。分析台北會談預定舉行的時間點,會發現這個「學術研討會」與延後的第八次江陳會、香港「回歸」十五週年慶典活動緊密排列。這些是巧合嗎?

台灣已然浮現一個具有組織性的統派的「國土復歸運動」(irredentist movement)。這個運動的目標,如其揭示,以「反獨」、「導正兩岸關係」為宗旨;並且延伸到反本土化,例如最近引發爭議的中學教科書修改事件,就是重要的訊號。台灣的歷史經驗顯示:沒有深入的本土價值網絡,就不可能維繫民主化運動,因為本土化並非狹隘族群意識的反映,而是「生活在台灣」此一安身立命的社會需求。即便在「全球化」統御世界的潮流下,這個命題仍有效。「國土復歸派」在台灣的操作,正在蠶食台灣的民主與本土根基。過去二十年台灣民意調查,顯示統獨對立的格局正在緩解,代之以「維持現狀」(亦即,維持中華民國在台灣之實質獨立地位)。而新的衝擊則來自外部的「中國因素」。換言之,台灣公民如何看待自身與中國大陸的關係,會決定他們的政治身分認同,以及總統選舉的投票抉擇。如何處理來自中國之政治軍事威脅以及經濟利益誘惑,已經成為台灣最重要的政治問題之一。

        經濟蠶食政治,是「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寫照。

台灣正在「香港化」嗎?以上中港關係與中台關係的平行對照,會讓人擔心台灣正在快速地「香港化」。但是我們在警戒專制政權的統戰之外,應該更深層思索台灣的前景。

第一,台灣有「國土復歸運動」的現象,正表示台灣仍然是一個主權國家。只是由於中國對台灣主權的宣稱,使這個國家的主權地位不被世界強權所認可,而以變通的方式與台灣進行非正式的外交關係。筆者曾經指出:

台灣是一個「主權受挑戰民主國家」(sovereignty-contested democratic state),這裡的「受挑戰」指的是台灣在國際列強夾縫中的處境;這是外部的意義。但是,對內而言,台灣的國家主權是沒有爭議的;不管這個國家的名字是中華民國或其他稱謂,它的統治權都是自主而完整的。[7]

但是,香港未曾擁有過主權地位,也未曾存在構成政治影響力的獨立運動。Linz與Stepan說:「民主政治預設了國家條件。沒有主權國家,就沒有安穩的民主政治。」[8] 確實是一針見血的觀察。從這個角度看,在中國持續增壓操作下,如果台灣的國家條件發生流失的狀態,則將危及台灣的民主政治。

第二,現實主義(realism)是傳統國際關係理論中考慮一個國家處境的主流思維:一個國家的規模與國力,在地緣政治中的位置等因素,決定了這個國家的命運。這是一種強權導向的結構主義。這種思維穿透力很大,但有若干盲點,例如它欠缺考慮文化與理念的重要性,而文化理念在歷史上不斷以革命、社會運動、民族主義、宗教運動等各種形態重劃世界地圖。再者,現實主義也是一種原子化的國家中心思維,它漠視超國家(supranational)與次國家(subnational)組織的重要性,而且也預設國家(the state)是一個整體,一塊鐵板。這種大國思維,確實是台灣追尋生存必須考慮的前提,但它沒辦法為台灣在世界地圖中找到自己的身分認同帶來太多啟發。

第三,地緣政治是一個結構,具有強制力而經常難以躲避。但地緣政治不是命定結構。讓我打個比方:假如現實主義世界像是一顆膨脹的球體,那麼它的表面充滿著毛細孔。全球化公民社會以及各種由下而上的社會力,能藉由毛細孔穿透出入這個球體。這個毛細孔場域,就是民主力量與權力政治交會之處;在這個場域,社會力與權力機構碰撞、拮抗、拉扯、調適,而摸索出新的政治模態。

第四,基於以上對強權現實政治(Realpolitik)的檢視,筆者提出了跨海峽公民社會的主張:兩岸社會之間(包括香港)連接NGO與進步派人士,在華人世界引領水滴石穿的民主化運動。在這個基礎上處理殖民主義、後殖民主義、以及新型態專制主義等問題。回顧香港主權移交問題,相對缺乏的就是一條由下而上、思考香港前生今世的解除殖民之道。香港的統治權,不過是從舊式殖民統治者移交到一個新式殖民者的手中。幸好蓬勃中的香港公民社會,填補了原先的社會力真空。

台灣與香港的根本差別,就是台灣在面對中國時,已經是民主國家。而香港的民主化,卻是在中國政府監控下匍匐前進,充滿著不確定性。我們應該思考:台灣如何貢獻於全球公民社會,如何貢獻於普世人權價值。這是台灣在面對國際霸權制約下,可以反守為攻的一條實踐之路。台灣特殊的地緣政治位置,可能為東亞地區新國際政治秩序,注入新的思維。

看清楚香港化趨勢,台灣確實要有危機意識。但在目前國際政治經濟格局下,中國因素是台灣無可迴避的問題,台灣必須摸索出自己的博弈技巧,與中國政府交手,與中國社會盤撋。當北京的手伸入台灣,它必須想,台灣價值是否將反饋中國,成為燙手山芋。這是台灣享有的特殊地緣政治優勢。

台灣不是香港。台灣的民主運動者能否認識到自身優勢所在?

(本文收錄於《台灣「香港化」?中國統治香港模式的啟示》,2012,台灣新社會智庫學會出版。作者為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台灣守護民主平台成員)


[1] Juan Linz and Alfred Stepan, 1996,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Johns Hopkins Univ. Press.

[2]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

[3] 民主黨公開與中央溝通報告,香港《文匯報》201079日。另參見“香港民主黨公開同北京政改談判內容,《BBC中文網》2010 7 8日。

[4] Ho-fung Hung and Iam-chong Ip, 2012, “Hong Kong’s Democratic Movement and the Making of China’s Offshore Civil Society,” Asian Survey, Vol. 52, Number 3, pp. 504–527.

[5] 〈北京來論:打破默契,棄遊戲規則?〉《中評社》2012/7/12

[6] 「兩岸統合學會的成員大多為『民主行動聯盟』的朋友,該聯盟成立於2004年,是台灣內部由知識份子所組成的,為抵禦民進黨政府台獨走向,促進兩岸和平發展的重要政治性社會運動團體。...『民主行動聯盟』自成立起,即以促進兩岸和平為職志,從2004年到2008年,台灣所有的政治性社會運動幾乎均為『民主行動聯盟』所發起,而且所有運動都以導正兩岸關係之走向為目標。」http://integration.org.tw/ 瀏覽日期:2012/7/12

[7] 吳介民,2009,〈中國因素與台灣民主〉,《思想》,第11期,頁141-157

[8] Linz and Stepan (1996: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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