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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民粹」的魔咒


解除「民粹」的魔咒

吳介民

本文刊登《新新聞周報》第869期,2003年

          幾十年後,歷史學家評價台灣的民主成敗,尋找轉型階段最具影響力、同時也最具破壞力的政治符碼,「民粹主義」肯定脫穎而出。民粹這個措辭威力十足,在民主化初期就取得論述霸權,變成媒體和政客的制式語言,分散人們討論實質政策的注意力,更破解了改革的能量,使社會陷入反動的泥淖。如今,一個理念或政策,只要套上民粹的魔咒,就眾口鑠金、百口莫辯。「政客操弄民粹」、「以民粹反制專業」、「錯把民粹當民主」,媒體每天生產再生產這些污名化的咒語,如同牛虻般嗡嗡作響,雖叮人不死,卻也讓人心浮氣躁、無暇正經事業。

          每一個觀念都有自己的生命史。有些概念在轉譯挪用的過程,充滿著驚心動魄的秘辛。民粹主義這個語彙十幾年前,還是相當正面的用語,卻在幾年之間成為批判改革者的寵兒。現在就讓我們來窺探一下「民粹秘史」。假如有人正面肯定蔣經國是民粹主義者,您會震驚嗎?1988年,就在解嚴之後一年,周陽山教授在聯合報寫道:「當年蔣經國先生秉持著民粹主義的精神,以一般老百姓,也就是平民的意願為歸趨不但展現了個人的領袖風範,也使得傳統威權體制下的『德政』理想,在某一特定範圍內得到實踐的機會。」(「內閣士氣的重整與文官士氣的重振」,聯合報,七月二十六日)

          解嚴之後,自力救濟抗議風潮方興未艾。執政者與反對黨都在爭取民間力量的支持。蔣經國去世,威權黨國頓失強人領導,也還在摸索如何吸納調適社會反抗力。此時,蔣總統被描繪成親民愛民的民粹領袖,其實正反映著專制君王降貴紆尊的政治姿態與統治哲學。此時的民粹是德政。民粹被賦予負面形象,始自1990年野百合學運之後李登輝以魅力型領袖之姿,嘗試改造國民黨這頭政治巨獸。媒體上開始刊登反對總統直選的言論,並且把直選和民粹劃上等號。1991年,周陽山教授提出「台灣式的民粹主義」的說法,來反對總統直選:「政治人物目前的訴求也多半集中在:總統直選、雙元行政首長制(即「混合體制」)、制憲、改國號、改國旗國歌、省籍之爭、誰在出賣台灣人、樹立新的國家認同、省籍人士當家作主等議題之上。在這樣的處境下,我們似乎很難避免總統直選、社會對立、省籍紛爭、政治激化和強人抬頭的民粹政治困局。」(「兩種民主理念的對峙」,聯合報,八月五日)

          民粹主義從禮讚的神殿,被打入日夜刑求的地牢,不過三兩年間。轉折之大、斷裂之劇,令人瞠目結舌。重溫歷史,細細思量。批判民粹的聲浪,和政治體制合理化的改革亦步亦趨。當改革威脅到既得利益時,也是民粹這個政治概念成為罪犯之日。一旦定讞,眾皆曰可殺。學者作家紛紛投身圍捕嫌犯的獵場,論述急轉直下,從正面肯定沈淪到全盤污名,民粹所犯下的「罪行」與日俱增。歷史教材、核電、母語教學、漢字羅馬拼音、教改等爭議,通通施以民粹的套套邏輯。反民粹於是成為反改革的利器。最近的反公投論述,就是援引民粹公式,而提出「公投危害論」。反對公投者大率自居民主人士,不便直接反對公投這個民主價值,於是套用「公投=民粹」、「民粹=危害民主」這組制式語句:「我並不反對公投,只是公投會被民粹主義者利用

          民粹公式偷天換日,又不動聲色。反民主的人,大剌剌包裝成民主保衛者。反動論述蛻變成民主嘉言。這部「民粹啟示錄」的鬧劇,透露了「反動修辭學」的玄機。人類歷史上每一次的進步運動,都伴隨著來勢洶洶的反動浪潮。反動派無從反駁普世接受的價值,因此表面上不反對進步觀念,而是用替代性的說詞來反對改革。民粹這個詞彙,就是在台灣面臨歷史大變革的風潮中,被挪用來客串反動的修辭。從反對總統直選,到最新的「公投危害論」,反對改革者都是以民主捍衛者的身份發言,這印證了普林斯敦高等研究院的赫緒曼教授 (Albert Hirschman),對於反動論述的洞見。反動其實不是一種心態、也非世界觀、甚至不是價值系統,因為這樣迎戰反動派,會掉進永無止境的追尋定義上的本質主義的死胡同,使得改革失焦。反動的修辭,不過是一種反對特定改革目標的論述策略。民粹批判就是一種反動的修辭;抗拒改革的文化菁英轉移視聽的高招。因此,我們看到在不同的歷史時空,同樣的政治語彙所承載的訊息,可以歧異到如此離譜。

          現代政治學定義下的民粹主義,是指「魅力菁英主導的民主政治」。我們可以就事論事,追究哪些具有「魅力」的政客,透過何種「符號政治」在「玩弄民主」。以領導人操作符號的能力與意願而言,泛藍泛綠不相上下。但是,這些符號政治的鬥爭,究竟達到了操弄民意的目的,或只是高層菁英之間口沫橫飛,經過大眾媒體的渲染而使得社會惶惑不安?當一個概念被浮濫使用,適用範圍如同橡皮筋一樣被無窮拉扯,它的批判力道便消磨殆盡。如同大眾消費一般,民粹成為政治超級市場中最暢銷的垃圾食物,沒有營養卻隨時在耗損人們的政治品味。如今,幾乎沒有人可以回答「什麼不是民粹?」那些霸佔談話節目指責民粹政客的媒體明星,難道不也是民粹菁英嗎?

          民粹政治其實是兩蔣時代遺留下來的鬼魅。李登輝從蔣經國的身後接管了黨國機器,也繼承了民粹領袖的封號,只是價值判斷一正一負。民進黨從國民黨分裂的亂象中,早熟地執掌政權,竟也自動接收了民主轉型初期符號政治的負債。經常發現,連民進黨人和進步學者也在交相指責民粹。挨罵者忙著撇清關係,民粹牛虻騷擾改革運動的威力之大,可見一斑。推動改革,需要清澈的意志、需要迷人的語言、更需要豐富的想像力。當舉國如催眠般圍繞著同一個流行語彙進行口水戰,徵顯的不是立即的民主危機,而是人們想像力的退化與智性的怠惰,這是集體社會心態的微妙變化,持續改革的真正困局。改革需要創新語言,避免落入反動修辭的圈套,才能激發新一波社會進步的動力。

          戒嚴時代,黨國機器處處壓制社會,阻斷公眾力量的形成。民主化之後,統治菁英不再全盤壟斷權力,難以抗拒公眾參政權的擴大。所謂的深化民主,一個重要的課題,就是如何將社會的聲音與憤怒,轉化為開放而理性對話的公眾領域 (public sphere)。這是把自力救濟導向建構公民社會的關鍵階段。社會發展自我管理的能力,公眾力量的形成,有其涵養、摸索的歷程。動輒批判民粹,其實是威權時代恐懼公眾之菁英心態的延續。民粹之說,表面上警惕「政治煽動家」操縱「沒有理性思惟的群眾」;骨子裡則是,文化菁英以傲慢的態度對待社會大眾,不願意以積極的行動來支持民主轉型過程中的社會學習。從這個角度看,菁英主義才是最大的改革障礙。舊朝遺臣與統治新貴之間的訛詐惡鬥,荒廢社會力量的經營,標示著台灣正在經歷著一場反動的潮流。

          赫緒曼認為,一百年前那些反民主的菁英理論家,多少要為後來的法西斯運動負責,因為他們詆毀民主政治,造成人們鄙夷民主,終而投靠法西斯。這些反動論者不經心地宣告了「自我實現的預言」,而協助促成歷史的悲劇。今天,台灣的反民粹論述,對於民主這個初生兒的表面呵護、實則輕薄的態度,是否也會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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