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百语

皆大欢喜

发布者:哥本哈根佛光会Blia CPH,发布时间:2013年2月18日 上午11:07

    


一树春风有两般,南枝向暖北枝寒,
现前一段西来意,一片西飞一片东。

这是苏东坡与秦少游争论「虱子是什么做的?」当时,佛印禅师为他们两人下评语所吟的诗偈。多年来,我一直朗朗上口,对于其中「皆大欢喜」的意境心仪不已。直至数年前,在吟诵涵泳之际,才蓦然觉醒:这不正是我向来做人处事所抱持的原则吗?

回想起来,早在三岁那年,我就具有「皆大欢喜」的性格。那时家境不好,一片供过佛祖的糕饼、一块路上拣来的奇石,我都如获至宝般,与玩伴们共同分享。每逢 年节,我拿不动家里的糖果罐,往往使尽力气,把它拖到庭院里,邀请左邻右舍的小朋友一起过来吃糖,街坊邻居都取笑母亲养了一个傻儿子。我那时还不懂得大人 们持家艰辛,只是看到大家吃得欢喜的模样,就打从心底高兴起来,所以乐此不疲,也就顾不得别人的揶揄了。

十二岁时,我入寺出家,虽然过著和世俗迥然不同的生活,但是我待人处事「皆大欢喜」的原则,未曾稍改。后来,我沉潜佛法日久,慧解与实践相互印证,渐渐体悟到佛教教义中的慈悲喜舍、爱语利行,正是要众生「皆大欢喜」,于是我更加信受奉行,始终不渝。

在多年的参学弘法生涯中,我不曾以公物私惠好友或亲人,而总是想尽办法,让大家利益均沾,「皆大欢喜」;我未尝因小祸而加害于人,反而宁己受苦,使众人免 受责难。遇有好文,我传递阅览,和同门学侣共赏佳句;逢有善事,我也转告四方,与同参道友互相勉励。老师处罚大家,我一人挺身而出,代众受责;同窗受到欺 负,我也自动前往关怀,为其解困。

一九四九年,山河岌岌可危,我来到台湾,初时在寺院里从事杂役,每于工作之余,阅藏撰文,后来发现不为寺众所认同,虽然心中对于时人之贬抑文教,深感不以 为然,但是为了让大家「皆大欢喜」,我白天付出全部的劳力,勤苦工作,晚上才集中精神,挑灯夜读。平日我随众学习客家语言,和大家打成一片,到了住持长老 开示时,我为他即席翻译,使当地各省籍人士都能共享法喜。一年下来,赢得了大家的尊重,住持甚至有意安排我到他派下的道场法云寺担任住持。

一九五二年,我应邀来到宜兰弘法,以现代化的布教方式,吸引了一批青年来寺学佛共修,他们的活泼好动,不能为老一辈较为保守的寺众所见容,于是我时时居中 协调,让老少都能「皆大欢喜」。直到现在,慈庄、心平、慈惠、慈容、慈嘉等和我谈到往事,还常常津津乐道地提及当年,爱姑每次总是只煮一碗公的素面端到我 面前,并且当众言明是给我吃的。每次我都闻言不语,等到她走了以后,才分给大家同享。时光虽已不复倒流,但是欢喜之情却能永驻人心,成为大家共同美好的回 忆。

及至来到高雄,建设寿山寺,开创佛光山以后,虽然追随我的徒众日益增多,「皆大欢喜」依然是我待人处世的圭臬。如果弟子只盛一碗饭,放到我面前,而别人却没有,或者侍者等到访客走了以后,才煮面给我吃,我都会面有愠色。

不仅如此,即使是年纪再小的徒众、徒孙前来请法,我也极尽「地主之谊」,招呼他们坐下、喝茶,请他们一起用餐、观景。有时遇上一些反应迟钝的徒众,听我叫 了好几声,才「依教奉行」,旁边其它弟子看不过去,往往说道:「师父!您不要管他!」虽然常逢此情,但是天生「皆大欢喜」的性格实不易改。徒众常说我是 「倒驾慈航」,我实在愧不敢当,自忖与观世音菩萨的拔苦予乐、普渡众生相去尚远,不敢媲美,但愿以为模范,常随效法。

为了四处弘法的方便起见,十余年前,徒众建议我以车代步,在购买时,我总是在经济范围许可下,尽量选择容量较大的。近年,在旧车淘汰换新时,我干脆买了一部能坐九人的「载卡多」,希望给予更多人欢喜与便利。

有一次,我参加佛学院学生的结业旅行,环岛巡访各别分院时,我舍专车不坐,而和同学一起改乘大巴士,从第一车轮流坐到第四车,以期和大家都能有谈话的机 会,好让师生们「皆大欢喜」。一些弟子恐怕我因此而无法休息,往往好心劝阻,我向来不逆人意,但是对于这些违背我个性的谏言,也只有心领了。每次出国弘 法,我总不忘记沿途购买礼物,一回到山上,就立即聚集寺众,与大家分享旅途种种经历趣闻,然后举行摸彩抽奖,让大家人手一物。虽说各式礼物均非昂贵之品, 但是透过轻松的联谊场面,希望大众都能从中领会「皆大欢喜」的意义与价值。

早年在北部宜兰布教时,南部的信徒请我前往说法,虽然路途遥远,为了让信徒们都能「皆大欢喜」,我不惮舟车劳顿,来往于南北之间。后来,在高雄开辟佛光山 后,又应北部信徒的请求,在当地建立别分院。有一天,曾经帮我设计殿堂,籍属客家的工程师谢润德居士向我抗议:「您为什么只在闽南人的地方建寺,而没有在 客家人的地方建寺呢?」我听了以后,非常感动,因此就在桃园、新竹、苗栗、头份等地陆续设立道场。不多时,东部的信徒也频频邀请我们前往建寺,屏东、潮 州、花莲、台东等地的讲堂又于焉兴建。当别分院在台湾各地一一成立时,海外侨民又一再陈情,希望我们能解除其精神上的饥渴,就这样,在「皆大欢喜」的理念 之下,「无心插柳柳成荫」,佛光山的标帜竟然在全球树立起来。
外界人士经常很好奇地问我:「在海内外普建道场,是很花钱的事吧?」的确,我们在硬件建设上需款甚钜,但是更多的经费是应当地信众的请求,就地筹措而成,为的也是希望满其所愿,让各地的信徒都能「皆大欢喜」。

佛光山固然是以文教起家,但是并没有偏废慈善事业,所以我们不但办杂志、编藏经、搞出版、设学校,也同时成立云水医院,设置急难救济专户,兴建老人精舍, 办理育幼院;佛光山虽然以弘法为家务,但是也重视修行的生活,因此我们在遍设道场,讲经弘法之余,也成立修持殿堂,举办禅坐、念佛、礼忏、抄经等共修活 动。但看弟子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各得其所,佛光人都能「老有所安,壮有所用,幼有所长」,信徒们也找到适合自己根性的修道法门,那种人间佛教本自具有的 蓬勃朝气,从每个人的身上散发出来,不就证明了「皆大欢喜」正是弘法利生的最佳体现!

曾经有人说:如果要跟一个人过不去,就叫他办杂志。也有人说:如果要跟一个人过不去,就叫他办佛学院。回想多年来办杂志与办学院的经验,我觉得这些话诚然不虚,但是,办杂志或者办教育的艰辛,比起教养徒弟的困难,可谓万分不及其一。

如果不算以百万计的在家信徒,我的出家弟子已逾千人,入室不退转的在家弟子也千人,包括老、中、青、少,来自社会不同阶层,各人脾气性向不一,工作立场也互有差别,融和之道无他,尽在令其「皆大欢喜」而已矣!

直至今日,每年期头人事调动之际,我总是分批约见即将从佛学院毕业及实习期满的学生,耐心垂询其理想志趣、技能所长、学习心得,甚至家中情况,然后给予适 当建议。曾经有不少弟子劝我不必这么辛苦,依常住需要分派职务即可。然而基于我向来「皆大欢喜」的做事原则,实在不忍见到他们在自己不喜欢的工作上,苦苦 煎熬,所以即使再忙再累,我也抽出空档,一一面谈。

对于弟子们已经作好的决定,我即使不觉满意,也不轻易说出一句否定的话。弟子有许多事情我根本不知道,偶尔在无意间知道了,我也不会怪他们不和我说,我以 为自己能够担当最好。一旦他们出了纰漏,我不但不严辞责备,反而体念他们心中的焦急,给予种种指导,并且集合相关单位,共商良策,一齐解决问题。徒众和我 应对,言语上偶有不当,我也不太计较他们的无心之过,顶多以幽默的口吻反嘲一记,在不伤感情之下,让他们自己省悟。如此一来,不知杜绝了多少意见纷争,泯 除了多少代沟问题,无形中也带动了全山徒众「以和为贵」的风气。开山近三十年来,不曾有过什么纠纷,自忖与我「皆大欢喜」的性格应该很有关系。

我不但费心促使全山的徒众「皆大欢喜」,也尽力让山下村庄居民同感悦乐。多年来,我出资铺路修桥,争取装设自动电话,设法接通自来水管,制造就业机会,设 立普门中学、普门幼稚园、星期学校、民众补习班,让莘莘学子可以读书进修,从多方面为民谋福建言。每逢年节,我邀请附近村民来山同乐,摸彩抽奖,给予红 包;寻常时日,我也责成有关单位,义诊施棺,冬令救济,寻访疾苦,总希望做到「皆大欢喜」。

一九九○年,中共驻香港新华社社长许家屯先生到美国之后,与我取得联系。基于我和他有同乡之谊,使他尚有返国机会,也为使美国与中共之间不致难堪,让大家都能「皆大欢喜」,我迎接他的到来,并且予以款待照顾。

十多年前,我曾建议政府有关单位,为「二二八」事件的死难同胞予以平正。直至一九九一年,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成立不久,在因缘具足的情况下,我们首先举办 「佛力平正二二八死难同胞慰灵法会」,邀请政府官员、民意代表、受难者家属同来参加,并且受理登记,将受难者遗骨奉安在佛光山万寿园,定期上香祭拜,意在 藉此消除过去的裂痕,唤起社会大众共识,将历史教训化为和平力量,从而共创一个互助互重,富丽安乐的社会,一言以蔽之,无非是希望朝野人士都能「皆大欢 喜」。

今年(一九九四年)三月份的「台北七号公园观音事件」轰动了整个台湾,当事人各执其理,僵持不下,颇有一触即发之势。为了恐怕事态严重,危及社会安宁,我 秉持著「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心,在忙碌的行程中,安插时间与昭慧法师、林正杰居士等佛教界人士晤谈,同时也拜访市长黄大洲先生与耶稣教灵粮堂的林治 平先生,大家沟通协调,终获圆满解决,佛教徒留下了观音,使得市府不致背负出尔反尔的罪名,耶稣教也充分表现了尊重的美德。事后,卫星电视台的李涛先生就 这个事件采访时,问我如何使结局「皆大欢喜」?我答道:在当初参与时,就希望有「皆大欢喜」的结果。

记得一九七八年高雄市长王玉云先生和省议员赵綉娃女士的争议,诉之于法庭,争持不下,整个社会为之哗然,有关人士希望我出面调解,几经协商,当双方「皆大欢喜」地在佛光山上签下和解书时,我终于放下心中的石块。

近年来,省府兴建美浓水库方案引起当地居民反对,当我得知以后,也与相关单位协调,希望大家能藉著彼此沟通来化解争议,使得双方「皆大欢喜」。海军司令高 法鹏中将为了停水问题,急得连夜上山请我想法子,我即刻打电话给大树乡乡长黄登勇先生,竟获同意延缓断水期限,而海军方面也愿意给予回馈,在两相「皆大欢 喜」的情况下,彼此达成共识。不久前,演艺界的名人凌峰先生和夏玉顺先生竟然真的动武打起来,多少人希望他们诉讼,我却出面协调,当双方在我面前握手言和 时,我感觉到了「皆大欢喜」的美妙。

多年前,台湾解除戒严以后,劳资冲突时有所见,有一天,我召集全山约六百名员工开会,询问他们是否需要示威游行,摇旗呐喊,要求加薪?生活上有没有什么困 难?不意大家竟一致说道:「我们不要钱,我们在佛光山有信仰,有欢喜,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可贵的了!」我不禁在内心赞歎:诚哉斯言矣!

无奈我虽有「皆大欢喜」之心,然而事事不能尽如人意。佛光精舍、仁爱之家的老人口味咸淡不一;经常要求出家的男女青年,未能全满其愿;要求短期出家修道的人过多,未能全部录取;另外,这个世间上更多无理的要求,我无法全部满足所求,也自感惭愧不安。

但看台湾现局,当各种选举的结果宣布、各级学校的联招放榜时,可说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各级政府所提的社福措施、组织行号实行的奖励制度,其良窳优劣,也是人言人殊,众说纷纭。

过去,有人曾说:「民主与科学是促进社会进步的两大因素。」然而即使民主发达了,科学也进步了,如果不能使人民感到幸福欢喜,还是不能长治久安。近来,追求两岸统一成为热门的话题,但是假使两岸真的统一起来,却不能令双方「皆大欢喜」,也没有意义可言。

所以,人类要达到真正的和平幸福,必须要让大家「皆大欢喜」,而要求事事「皆大欢喜」,则有赖当事者抱持「皆大欢喜」的诚意,多方沟通,费心协调。

(佛光廿八年-一九九四年八月)

语言要像阳光、花朵、净水

发布者:哥本哈根佛光会Blia CPH,发布时间:2013年2月5日 上午11:58

    

多年以前,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读到这么一句话:「语言,要像阳光、花朵、净水。」当时深深感到十分受用,于是谨记心田,时刻反省,随著年岁的增长,益发觉得其中意味深长……。

我自幼出家,丛林的教育虽然严苛,但是从师长的对话里,我体会到佛门深睿的智能与无限的慈悲。例如见面时,常说到的:

「欢迎法驾光临,在此为您接驾。」

「后学初参,请您老多多开示。」

「我能为您服务什么吗?」

「感谢您老提拔。」

「感谢您给我学习机会。」

「请您慈悲原谅。」

「打扰您了!非常对不起。」

这些丛林用语和雅谦恭,不就像初春和煦的阳光一样,给人温暖亲切的感觉吗?在佛门常听到的赞美辞,如:

「您好威仪。」

「您真亲切。」

「您很发心。」

这些话像夏日绽开的花朵,美丽芬芳,让人心旷神怡。最叫人回味的是:在佛门中,即使对某人不满,在语言的表达上也极具艺术,例如:

「不知惭愧!」

「不知苦恼!」

「拖拉鬼!」(指做事慢半拍者)

「初参!」(指初来佛门,行事冒失者)

「老皮参!」(指在佛门参学已久的老油条)……等等,既具有教训意味,又不失厚道,能令人心生警惕,恰似净水一般,能涤人习染。

及至年长,与社会进一步接触时,我不但保持过去在丛林里养成的习惯,以谦逊的言语待人接物,更广为运用,藉著口说笔书,散播乐观进取的思想。

我从弱者身上学习到强者的真理,并且发而为言,利乐大众。

我告诉哑巴:「你们是世界上口业最清净的人。」

我告诉聋子:「不听是非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我告诉盲者:「方寸之间是最美丽的世界。」

我告诉肢体残障者:「心灵的健康是世界上最宝贵的资产。」

面对怯弱胆小的众生,我鼓励他们前进;

面对缺乏信心的众生,我赞美奖励他们的优点;

面对自卑心重的众生,我甚至不惜说出我自己的缺点,鼓励他们面对现实,超越心里的障碍。

我对因故失学的青年说:「我一生从没有领过一张毕业证书,有志气的人应该以天下为我们的教室。」

我对成绩不佳的学生说:「我过去在佛学院读书时,也曾一度吊在班尾扛榜,但是我的发心、热诚不落人后,一样也能获得大家的肯定。」

我对家境贫苦的儿童说:「我幼年时曾以拾荒为生,由于少时多能鄙事,故能在日后承担艰钜的工作。」

我对生下畸形儿的妇女说:「我刚出生时半边脸红半边脸白,长相骇人,许多人都说我母亲生了一个妖怪,如今这些人却改口说这是『瑞相』。」

我不以为这样会损害我的形象,破坏我的尊严。我觉得:只要能使失意的对方扬起信心的风帆,驶向希望的港口,则于愿足矣。
要使语言能像阳光一样,不只要用爱心温沃人们冷却的心灵,更需要付出心血,发心为众生作光明的指引。因此我留心各行各业的型态,为他们应机说法。

我勉励文艺人士应善运如椽之大笔,立千秋之伟言;

我呼吁军警人士应抱持菩萨般的慈悲心肠,行金刚般的霹雳手段;

我提醒政界人士应时时不忘初心,为民服务;

我开示商业人士应赚取合理的净财,带动社会的繁荣;

我建言农工人士应不断研究发展,造福全球人类……。

我不仅追溯历史,也分析现况;我不但举出方法,更陈述理由。我虽非天生具有雄辩滔滔的本领,亦非后天习得满腹经纶的学问,但是由于我拥有一份光照普世的热忱,自然而然就产生了一股沛然莫御的动力。

由于我曾在大时代的动荡中历经多劫,又曾数度被国共两党诬告下狱,几至死地,我深知遭逢苦难的人们特别渴望法水的滋润,失去自由的人们尤其需要佛光的照 耀,所以四十年的弘法生涯中,我不辞辛苦地来往于海内外的监狱、看守所与感训学校之间,探视受刑人士,为他们说法。

我常告诉他们:「在社会上,有的人虽然住在有形的牢狱中,但是还有更多的人是住在无形的心牢里……。监狱其实是一个最好的修道场所,在狱中虽然身不自由, 心却可以自由,只要大家肯真心忏悔,放下万缘。在狱中虽然看不到外面的世界,正可以利用这段禁闭期间反观内心的般若风光。如果能将受刑视为一期的闭关修 行,心中何其自在!」

这一席话不知在各地监狱讲说了多少遍,也不知感动了多少受刑人。他们痛哭流涕,真心忏悔,他们自动求受皈依在三宝座前。有的从狱中捎信,感激我的鼓励;有 的出狱以后改过自新,专程来向我道谢。知道他们得度有望,为他们庆喜之余,我更加勉励自己要多说好话,以裨益更多的众生。

我曾数度走访香江难民地区,甚至远赴泰北抚慰难胞,也曾与抱屈受冤的人会晤谈话。我勉励他们要自立自强,天下没有绝人之路。我劝告他们要忍耐负重,因为 「法律容或有冤枉我们的时候,历史也有辜负我们的一刻,但是因果绝对会给我们公道。在受到委屈,无法申辩的时候,不妨自我充实,以待因缘。」我不但以自己 的苦难经验现身说法,更广举司马迁、文天祥、柏杨作为例证。目睹愤世嫉俗的眼神逐渐转为平和安详,我确信黎明的曙光已经到来。

「一言足以伤天地之和」,我们怎能不慎之于口呢?我不但常常提醒自己慎口,更时时注意说话的场合和时间,使之恰如其分,适时而止。所以无论是在家信徒的婚丧喜庆,或者是机关行号的活动开示,总欢喜邀我前往主持。

显正首要破邪,扬清必先激浊。杯盘器皿还需涤去尘污,方足以纳受洁物;沟渠河床也要疏通杂质,才能够畅流无阻。于是我自许要作一滴净水,从根本上洗除众生心中烦忧:

我鼓励恸失亲人者「走向社会,关怀众生」;

我勉励事业受挫者「从自己跌倒的地方自己爬起来」;

我安慰感情失落者「以慈作情,以智化情」;

我劝告婚姻触礁者「以爱才能赢得真爱」。

往往一天的时间就在接引信徒,四处弘法中飞逝而过,直至深夜时分,我才有空闲,于是我又拾起秃笔写作,期能与读者分享心中的禅悦法喜。这样的长期付出,虽然辛劳备至,然而它的收获非浅。

回忆四十年的弘法生涯里,多少失亲的人走出心头的阴影,在服务大众中,找到自己的一片天地;多少徘徊在歧途边缘的人,放弃自杀、作歹的念头,如今事业有成;多少曾被感情困惑的人,也打破执著,心开意解;多少即将破裂的婚姻,在真爱的覆护下重修旧好……。

多少人携家带眷,引朋唤友,千里迢迢,远道而来,只为了感谢我所说的一句话、两句话,成了他们生命的转折点;多少人来信,感谢我文章里的只字词组,给予他 们重生的力量。对于这些,我丝毫不敢居功,只觉得完全是他们的善根与彼此的有缘,互相配合成就的结果。然而由于他们的鼓励,我更加积极努力,多说些有建设 性的好话,多写些福国利民的文章,与大家共同结缘。由此可见,我们的一言一行具有互动的作用,所以唯有大家互道好话,互助互利,才能拥有一片光光相摄的人 间净土。

俗谓:「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语言是传达感情、沟通交流的工具,但是如果运用不当,虽是出自无心,也会成为伤人的利器。

回想我这一生中,不也常被人拒绝,被人挖苦,甚至被人毁谤,被人诬蔑吗?我之所以能安然渡过每个惊涛骇浪,首先应该感谢经典文籍里的嘉句和古德先贤的名 言,其中史传描述玄奘大师的「言无名利,行绝虚浮」,是我自年少以来日日自我勉励的座右铭,多年来自觉从中获益甚深;地藏菩萨的「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的精神,总是在我横逆迭起的时候,掀起我无限的勇气;每当险象环生的时候,想到监真大师所说的「为大事也,何惜生命!」强烈的使命感不禁油然而生,增添我 心中无限的力量。

在遭遇屈辱而气愤填膺的时候,想起《华严经》中「常乐柔和忍辱法,安住慈悲喜舍中」的偈子,每每令我暗自生愧,从而激励自己广行慈悲。在平日的生活里, 《华严经》的「不忘初心」、《维摩诘经》的「不请之友」、《八大人觉经》的「不念旧恶」、《大乘起信论》的「不变随缘」等,虽是短短数语,却带给我宽广健 全的人生观;而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句子,如:「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不迁怒,不贰过」、「无欲则刚,有容乃大」、「澹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等,虽言 简意赅,也让我毕生受用无穷。

此外,我也颇能在心里「自创」如阳光、花朵般的语言,陶醉其中,怡然自得。

记得开创佛光山时,学部圆门前面有一块小空地,我常邀师生徒众共同喝茶谈叙,当时心中常对自己说:「真是太好了!居然有这么一块空地,供我们师徒接心!」

后来我们开辟了一条菩提路,我心里也十分兴奋:「真是太美了!我们又多了一个跑香散步的地方!」

当宝桥完工的时候,快乐的感觉常常涌上心头:「真是太方便了!现在有了这么一条桥越过溪流,再也不用涉水绕路了!」

即使买了一本小书放在图书馆,我也是满心欢喜:「大家又多了一份精神食粮了!」

由于把许多事都视为「好大!好美!」所以,我从不将心思局限于人我比较上,而能从心灵的提升,来扩大自己;从建设的增长,来完成自我,故能知足常乐,积极进取。

经云:「心如工画师,能画诸世间。」我们的心就好像工厂一样,设备良好的工厂制造出良好的产品,人见人爱,设备不好的工厂只会增加环境的污染,自恼恼他。 如果我们能正本清源,打从自己的心里制造光明的见解、芬芳的思想、洁净的观念,生产阳光、花朵、净水般的语言,与他人共享,则能拥有一个丰美的人生。

(佛光廿八年-一九九四年三月)

不要同归于尽

发布者:哥本哈根佛光会Blia CPH,发布时间:2013年1月28日 上午11:17

    


一九三七年的卢沟桥事变点燃了抗日的炮火。那年我十岁,不久,战祸延及家乡扬州,我的外婆刘氏见情势危急,赶紧召集家人开会磋商,逃避战火兵难,以决定去留,没想到一个个都争著与家园共存亡,在僵持不下时,外婆的一句话令我们茅塞顿开:

「大家不可以同归于尽啊!」

当我们逃离家乡百里以外,再度遥望故里,只见远方一片火海,大家在惊惶难过之余,无不庆幸能逃过此劫,外婆的那句话也就深深地植入了我幼小的心田。

十二岁那年,我将出家的意愿告诉母亲,她噙著泪水说道:「李家这棵树上结的三颗果实,就看你这一颗怎么红了!」

我俗家姓李,兄弟三人,我排行老二,后来如愿出家,及至和母亲睽违四十余载,彼此再度见面时,她已是白发皤皤,皱纹满面的老妪。兄弟告诉我:数十年来,她 每日思我心切,夜夜泪湿衾枕直到天明。我故意问母亲:「当初您怎么舍的答应让我出家呢?」她说:「家乡的文化教育落后,留你在家,恐怕会误了你一生,何必 同归于尽呢?」其实这个答案早已在我心里,如今只不过是作个印证罢了!我早就知道:坚强的母亲秉承外婆的深明大义,不会要求我们聚守在一起,让儿女们「同 归于尽」的。

出家后,我曾到各处的名山古刹参学,过去佛学院封闭保守的教育,与青少年天真活泼的思想格格不入。记得我们曾经上书院方,建议设立运动场,纠察老师不但不 接受,还要全班罚跪,以为惩诫。为了不希望大家「同归于尽」,我勇敢地独往承担,以免大众受罚。另外一次,全班同学以缴白卷来抗议老师授课不讲究方法,教 务处追究原因,我自愿前去认过,代众接受处罚,以免大家「同归于尽」。虽然几经责罚,乃至一度被师长们视为问题学生,但是想到佛陀在因地修行时,为著不愿 大家「同归于尽」,还曾经舍身饲虎,葬身鱼腹,我这一点小小的牺牲,实在不算什么!

离开佛学院的时候,许多同学都争著去有名的大寺作当家、住持,我却一个人跑到农村去弘扬佛法,一面在田庄耕作,一面在国民小学教书。因为我觉得何必都走同一路线,佛教的僧才种子应该散播十方,不要死守一处,「同归于尽」。

一九四九年,中国大陆国共内战,江南已经不保,南京人心惶惶,佛教青年也感到前途茫茫,我与同学智勇法师谈及未来,彼此都有著「不要同归于尽」的共识,随 即商议:他留守神州护教,而我则率领「僧侣救护队」到台湾,大家分头共为佛教的慧命长存而奋斗,以免「同归于尽」。

我带著依依不舍的心情,先去栖霞山,向家师志开上人请示去留。他一听到我有志到台湾弘法,立即欢喜答应。原来,伟大的师父见到当时危机四伏,不希望大家玉 石俱焚,早就已经有计画地遣走寺众,而抱定独守常住的决心。临行的前一天晚上,师父亲自办了一桌上堂斋为我饯行,师徒二人对著丰盛的菜肴,却无心举箸,彼 此相望默然,热泪盈眶。我想起历史上的道安大师,在东晋末年战乱连连时,不也安排徒众分散到各地续佛慧命吗?他们这种「不要同归于尽」的大无畏精神是何等 令人敬仰啊!我心中暗暗发誓:伟大的师父啊!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

回到南京,我听说上海有一班船要开往台湾,为了使法脉在危急存亡之际能够分灯无尽,我连夜坐火车赶往常州佛学院,在黑暗中摇醒与我识与不识的同学,邀集有 志的同参共赴宝岛,开创新局。到了人地生疏的台湾以后,我们食宿无著,投靠无门,大家相约各奔前程,以免「同归于尽」。

当时的同参道友们大都热衷于经忏佛事,讲经说法却很少有人愿意从事,更遑论著书立说的佛教文化事业了。于是,我虽学养不够,慨然有舍我其谁之怀!我撰文投 稿,编印刊物,甚至倒贴车费邮资,义务奉献。虽然一贫如洗,三餐不继,我还是一本初衷,不改其乐,我以为文化教育也好,诵经说法也好,殊途同归,都能达到 弘法的目的,又何必大家挤在同一条路上,使佛教不能朝多元化发展,因而走上「同归于尽」的道路呢?

来台的最初几年,也曾遇到一些善缘,例如妙果长老请我住持苗栗法云寺,宋修振居士邀我前往佛教会馆,无上法师请我负责灵隐寺,吴随居士要将一善堂送我管 理,高雄县政府请我为其管理仁爱之家,高雄市长陈武璋先生欲将寿山公园交给我负责。对于这些好因好缘,我深深感激,然而每次想到我既没有徒众,又没有同 参,即使有了道场,也无法发挥。为了恐怕辜负别人一番好意,我一一予以婉拒。

虽然如此,为了使其它同道能发展长才,为了使信徒能有更多的机会长养慧命,我向林务局争取阿里山的慈云寺,交给伦参法师;我介绍真华法师到罗东念佛会;我 推荐成一法师到头城念佛会;我引介煮云法师到虎尾念佛会;当我筹建完成高雄佛教堂之后,极力邀请月基长老担任住持……。看到这些地方的佛教陆续发展起来, 我感到满心欢喜。「不要同归于尽」的性格开拓了我的人生观,使我随时随地都能以众生的需要为前提。

一九五二年,我听说兰阳地处偏僻,没有出家人驻锡弘法,心生慈愍,便立即束装前往弘法。在宜兰,我胼手胝足,以悲心愿力为犁,以忍耐精进为锄,将一片缺少 法雨润泽的沙漠耕耘成菩提花果的净土。但是,保守的当地人仍存有狭隘的地域心态,我把雷音寺重建得富丽庄严,他们以我不是本省人为由,不愿让我担任雷音寺 的住持,我也不以为意,因为当初我是本著「不要同归于尽」的想法,才来到这里弘法利生的。所以,我在宜兰数十年,除了讲经弘法以外,从来没有计较过名位, 后来甚至推荐宜兰人的心平、慧龙担任住持,雷音寺终于成为佛光山的分院。当初假如我计较于名位,何有后来「皆大欢喜」的盛事?

到了雷音寺之后,我以讲经弘法为主,经常到监狱、军营、工厂、电台、学校、山区等地布教。我创办幼稚园,设立星期学校、学生会、青年会、妇女会、弘法团、歌咏队,我要把佛法种子播撒到社会每一个阶层之中。

佛光山开山时期,在经济与人力极端匮乏的情况下,我毅然将慈庄、慈惠、慈容、慈嘉、慈怡、依空等人送到国外深造,许多信徒认为到日本留学,会一去不还,岂 不流失人才?甚至将来他们一一归国,我又怎么领导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呢?我自忖纵然结果如此,也不能因噎废食,让佛教的未来与弟子的前途「同归于尽」吧!我 还是一心一意只为培养佛教的人才而努力。我的心血总算没有白费,他们陆续学成归国后,无论是在佛光山主持佛教事业,或者在大学教书授课,都做得有声有色。 不仅如此,他们也都承袭了「不要同归于尽」的观念,提携后进,不遗余力。

近十年来,佛光山学佛的人与日遽增,除了随顺弟子们的个性,分派他们担任寺院行政、弘法、文教等工作以外,我更力促各单位多方延聘专家人才,授以专业训 练。我自从佛光山退位以来,对于徒众学习的事更为热心,除了为海内外弘法以及国际佛光会的事务而到处云游行脚以外,我总是在忙碌的行程中,尽量拨出时间, 为徒众上课,与会员们座谈,听听他们的心声,将自己平生的经验倾囊相授。凡此无非希望弟子们以及会员们都能青出于蓝胜于蓝,长江后浪推前浪,代代有人才辈 出。

就在这种「不要同归于尽」的理念下,佛光山的徒众自然而然也养成了分工合作的性格,遇有大型活动,一经会议决定,便分头进行;逢有出国参访的机会,也不会一窝蜂地争先恐后,而能彼此谦让。全佛光山千余位僧众弟子,在去年年底以前,全部都已轮流到过国外参访。

看到徒众都能在「不要同归于尽」的共识中互相成就,无我奉献,心中真是倍感欣慰。想起过去,我以著作出版弘扬佛教,有人便讥讽我:「他只会摇笔杆,不会做 事!」等到我努力奉献,从事苦役时,又有人嘲笑我:「他只不过块头大,有力气而已,不会说法,怎能称为法师呢?」后来,我到各处讲经,又听到别人指责: 「现在是国际化的时代了,他只会用中文开示,不懂得ABC,有什么用呢?」我问对方会什么,他也什么都不会,只不过希望我和他一样一事无成,同归于尽罢 了。

其实,一个人可以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懂,但是心里面不能没有大众。驽钝如我,不也凭著一股「不要同归于尽」的信念,建立起海内外数十个道场,培养了无数的佛教人才,树立佛光人「以众为我」的精神吗?

一个人如果心里只有自己,没有别人,是永远不会快乐的。社会上有一种人往往只看到别人发财,不但不为对方欢喜,反而在背后批评:「他不知是用什么手段发了 横财?」看到别人升迁,不但不去道贺,却在一旁冷冷地说:「一定是阿谀奉承得来的!」这种人连随口的赞美都吝于布施,又那里会有良好的人缘与成功的事业 呢?

记得数年前,佛光山普门中学有一个女学生,长得非常清秀,人称「校花」,却因此招来嫉妒,许多同学讥讽她是「妖精」。有一天,我应邀为学生们开示,就趁这个机会和大家说:「你们说这位同学长得美丽不好,难道要我们学校里的每一位同学都是丑八怪,你们才欢喜吗?」

「同归于尽」的心态只会造成自恼恼他,一个人如果不喜欢别人成功,不喜欢别人拥有,那么对于自己究竟有什么利益呢?

四十年来,我在台湾致力于弘法利生的工作,但是受到来自于教界的伤害真是无法说尽。除了屡次遭遇毁谤打击不说,譬如中国佛教会借故扣留我的资料,不让我出 国参加会议;甚至各地教界人士也多方阻挠佛光山的别分院在各地的建设……。忆及三十年前,我正开办「东方佛教学院」时,一名长老召集教界人士开会,在会议 中,他不集合群力研究佛教如何薪传,也不谋求共识,讨论佛法如何弘扬,反而提议:「如何打倒东方佛教学院?」幸好席中有人仗义直言,说道:「耶稣教办圣经 书院,天主教建立神学院,我们都没有想要去打倒他们,为什么却要打倒佛教人士创办的佛教学院呢?」众人听了这番正义之声后,哑口无言,东方佛教学院才得以 幸存。

诸如此类的人为障碍不胜枚举,尽管教界人士一再置我于绝地,我不但从不失望沮丧,也未曾以牙还牙,反而主动和他们广结善缘,譬如每次佛光山举办三坛大戒 时,我礼请佛教耆宿担任和尚阿阇梨;举行国际佛教会议时,我也力邀各地佛教菁英共同参与;我不念旧恶,协助教界办学;我尽释前嫌,居间调和佛教人事问题; 我曾为同参道友觅地建寺;我提拔后生晚辈学有所成……。我并非企图他们的感谢酬报,更不是以此来笼络人心,我只是不愿大家「同归于尽」,让佛教蒙害,而希 望佛法广被,众生有福。

多年以来的事实证明只要自我健全,别人无法使我们「同归于尽」。希望普天下的众生,应有共存共荣的理念,涵养尊重包容的雅量,捐弃同归于尽的偏狭心态,建立欢喜融和的人间净土。

(佛光廿七年-一九九三年十一月)

横遍十方,竖穷三际

发布者:哥本哈根佛光会Blia CPH,发布时间:2012年10月22日 上午11:13

 

   
常有人问我:「佛光山僧团人多,事业庞大,究竟是如何管理,竟能上下一心,和合无诤?」我往往以一句佛门用语来作答复,那就是:

「横遍十方,竖穷三际。」

曾有记者问:「为什么您总是广受欢迎,不知有什么个人的魅力存在?」

我不知道自己有何魅力,我只是以「横遍十方,竖穷三际」的理念来待人接物,并且以此身教课徒而已。

回想自小在佛门薰习,师长要求我们背诵佛学名相,当时不甚了解其意,只是囫囵吞枣,没想到长大后,遇事触缘,迸发了早年深植在八识田中的种子,使我深深感 到佛法的妙用,真是不可言喻。尤其是这一句描述自我法身自性的「横遍十方,竖穷三际」,用在做人处事上,更是屡试不爽的金科玉律。

所谓「法身自性」,就是我们本自具有的佛性,在横的空间上来说,世上任何一种东西的大小都有其限制,唯有真理和我们的法身慧命大而无外,小而无内,无处不 遍,无所不在,故曰「横遍十方」;在纵的时间上来说,虽然我们的肉体有分段生死,但是我们的真心本性却能超越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限制,不生不死,永恒 一如,故曰「竖穷三际」。所以,简而言之,所谓的「法身自性」,无非就是亘古今而不变、历万劫而常新的真理,而「横遍十方,竖穷三际」,即是真理之用;既 然是真理之用,则放之四海皆准,做人处事又何能自于其外?

在佛法的体验上,我所了解的「横遍十方,竖穷三际」则是:每说一句话,每做一件事都应该三思而行,举凡此事、他事的互动,此人、彼人的关系,过去、现在、未来的发展都应该考虑周全。

有时,徒众来向我诉苦:「某人嫌我这件事做不好。」

「他责怪你什么呢?」我问及原因。

「他说我事先没有和他沟通。」

「这就是你不能『横遍十方』。」

也曾有徒众向我忏悔:「某人说我这场法会办得不如法。」

「为什么呢?」

「他们怪我不先向主管请示,也未曾查询旧例,便莽撞行事,因此纰漏百出。」

「这就是你不能『竖穷三际』。」

不能「横遍十方,竖穷三际」,自然在做事上就会有所欠缺。
我自佛光山退位以来,每逢山上重大活动,继任住持心平和尚都来请示:

「今年如何做呢?」

「参考往例吧!」我总是这么回答。

这句话看似平常,却有著很深的意义,早年的活动有我创业的理想,因此注重往例,便是力求与宗风相应,而随著时移世迁,凡事也应有所改革创新,故言「参 考」,而不说遵循。「参考往例」,便是一种「竖穷三际」的表现。论及有所兴革,就要商议协调,并且周知四方,开会就成了不可避免的程序。佛光山自创建至 今,几乎没有一件事不是用民主的开会方式来解决,因此有所谓的员工会议、职事会议、单位主管会议、各院院务会议……,有时,学生们要求参加,我也从善如 流,从不拒绝。这种「横遍十方」的作风不但减少了做事的阻力,也使得佛光人从开会中学习沟通的艺术。

也曾有徒众向我报告工作缺失:

「我常因怠慢客人而被主管责怪。」

「是什么原因呢?」

「我不是开门太迟,就是没有开灯;不是忘了准备茶点,就是不能及时通知相关单位。」

「这就是你不能『横遍十方,竖穷三际』啊!」

过去在丛林里担任职事,从接待宾客中,我培养了敏锐的觉知,凡是一样事情来了,我就事先从一个点联想到其它的点,然后由点而线,再由线考量到全面,如果对 于事物都能有一个整体的观念,将时空都能拿捏得恰如其分,就不会挂一漏万了。后来,我以此教育早期的弟子,如今他们不但在接待宾客上是一流的知客,在策画 活动上也是顶尖的高手。

时空上的联系固然应该注重「横遍十方,竖穷三际」,人情上的往来也不能偏废此理。我虽然课徒甚严,但是我也很注重个人心理的感受。例如:甲、乙二人工作勤 奋,都很值得奖赏,但是我目前只有一份礼物,不知奖励谁好,在左右为难之下,我只得透过甲送给乙,并且对甲说:「我有一个精美的礼物要送给乙,请你替我转 送,将来如果还有一份的时候,再送给你。」我这么一说,乙收到了礼物,固然心喜,甲也因为受到重视而感到高兴。如此一来,皆大欢喜。

由于受到「横遍十方,竖穷三际」这句话的薰习甚深,年少时,凡是见到一篇流畅优美的文章、一句金玉良言,我都尽速告知周遭的同学们;凡是听到一则趣闻新 知,我也如获至宝,广为传阅,唯恐无人知晓……,无形中缔结了许多珍贵的友谊。直至今日,偶然福至心灵,有了一个很好的构想或计画,我往往毫不吝惜地与良 朋好友们分享,即使被同道们先行采用,心中也非常欢喜;一趟云游弘法下来,我也总是迫不及待地将沿途见闻告诉徒众学生们。

我始终认为:横向的传播讯息,是广结善缘的妙方;而交流联谊,则是促进彼此进步的增上缘。因此十年前,我就力主佛学院间应举行院际活动,可惜大家太过保护自我,并不能蔚为风气。

早在一九六四年的中泰佛教辩论会中,我已提出团结、统一、动员作为讨论的核心,当时曾引起在场论师们的一致赞同,直到现在,我仍然不停地以此呼吁佛子们要集体创作,期能众志成城,发挥力量。我不但奔走提倡,更付诸实践。

我在信徒里,成立了念佛会、青年会、妇女会、禅坐会、金刚会……,大家以会会友,互勉互励,成为红尘里的一股清流;在学者中,每年举办的佛教学术会议,无 论是国内或国际性质,都能普获学者的肯定;在宗派间,我曾于一九八五年首开先例,举行「显密佛学会议」,而今年的「禅净密三修法会」中,每场万人的聚会共 修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轰动……。可见只要以真理的法则来行事,自能到处受人欢迎。

「横遍十方」的空间观,扩大了我们的心胸;「竖穷三际」的时间观,则拓展了我们的视野,我一方面尊重历史传统,但也主张因时制宜。例如,我过去曾为文批评 擅改佛诞的庆祝日期,但也尝撰稿建议改良寺院传统课诵;我反对一些人曲意将神佛混为一谈,我却主张应将附佛外道厘定界限;佛教人士将各种修持方法定得繁 琐,我却主张将法会仪式简单隆重化,俾能真正摄受众生;我创办佛学院达二十八载之久,在生活上,我们一向采取晨钟暮鼓、早晚课诵、搬柴运水、典座行堂等传 统的教育方式,但是在思想上,我鼓励教师们要注重现代的变迁,给予学生们启发式的教育。

为了弘扬正信佛法,从刚来台湾的单车下乡,到这些年来的汽车代步、空中来回,深深感受到现代化的交通工具确实给予弘法上诸多便利,然而适时的恪遵古制,也 能使人认知佛教的真义,例如:佛光山在一九八九年起,每隔一年举行行脚托钵活动,不但将佛陀的慈悲与光明带到台湾各个角落,给予善男信女供养种福的机会, 对于出家僧众而言,也是一项很好的体验。一九八○年后,我们在台湾北、中、南三区首创的「回归佛陀的时代」活动中,利用现代的声光化电,使数万信众有如进 入时光隧道,回到两千五百年前的灵山胜境中,享受梵音的法喜……。

四十年来的弘法事业,虽未有很大的建树,但自忖总是兢兢业业,力求远绍如来之遗绪,以竖穷三际,贯通古今的方式,期使广大的信众能真正普获法益,并且藉此作为后世徒众的典范。

在教界,我八宗兼弘;在政界,我不分党派。对于国民党的官员首长蒋经国、李登辉、李焕、郝柏村等上山,我固然迎为嘉宾,民进党的许信良、黄信介、康宁祥、 余陈月瑛等来访,我也以贵客相待;各国使节政要前来请问佛法,我一律随缘开示;大陆流亡分子请益法要,我也从善如流。我以为佛法里的「横遍十方,竖穷三 际」,就是要我们大开普门,接引各界人士、三教九流同沾法益。一九八九年,我回到大陆礼拜祖庭、探视母亲,家乡师长亲友,乃至同参学生,无不扶老携幼,拖 家带眷,前来拜访,一时之间,门庭若市。凡是与我曾经有一面之缘者,我都出钱资助,广修供养。但愿这一刻的结缘,能带给他们未来得度的希望。

有些人不明白我为何对于所费不赀,屡赔不赚的文教事业情有独钟,其理无他,只因为文字般若能传之千古,而作育英才正足以承先启后,二者均能达到「横遍十 方,竖穷三际」的效果。此外,我更奖励佛典翻译白话,并且成立英文佛学班、日文佛学班,培养国际弘法人才,期使佛法「横遍十方,竖穷三际」,光照普世,润 泽群生。也因此,我在海内外广设别分院,其建设由佛殿到教室,由图书馆到会议室;其活动由各种法会到讲经弘法,由礼佛参禅到研读义理;其佛事由消灾祈福到 婚丧喜庆;凡是集会联谊,我们欢迎夫妇连袂参加;凡是佛诞庆典,我们邀请合家一齐光临。因此,说到佛光家庭,总是祖孙三代;提起信徒聚会,也是亲朋好友齐 集一堂。

我们也秉著「横遍十方,竖穷三际」的愿心来办理慈善事业。为了使医疗普及偏远乡村,我们以数十辆弘法义诊车为医院,每天载著医师护士,在穷乡僻壤、山岭水 涯来往穿梭。我们以佛陀的慈心悲愿为榜样,不但为病患治疗身体,更为说法慰喻,安抚心灵,从根本上拯救众生「横遍十方,竖穷三际」的慧命。

出家以来,愧不能深入三藏,对于世间的学问,也没有博古通今的本领,幸好我能运用「横遍十方,竖穷三际」的法则来阅读书报杂志,使我在忙碌的弘法行程中, 犹能神游古今中外的典籍。我往往以现在所读与过去经验比较分析,综合组织,并且与日常生活、社会现象加以印证,故能将片面的知识融入自己的生命,所以发而 为言,也都能旁征博引,虽然自惭未能有所高论,唯自忖尚能深入浅出,不曾误导众生。

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曾多次率领佛教团体出国访问、朝圣,我也常常奖励弟子、学生们到各处去参访巡礼。我希望藉著瞻仰圣迹,大家能从「竖穷三 际」的历史中,激发道念信心,找寻兴衰得失的脉络;藉著走访国际,我们能从「横遍十方」的世界里,广为汲取经验,扩大人生的领域。

仔细想来,我一生为所当为的性格不也正是在诠释真如法性的不变随缘吗?例如:我曾撰文维护佛教寺产,也曾在国家殿堂谏言民主;我曾与各党各派政要会晤叙 谈,也曾和市井小民闲话家常;孙张清扬女士生前对我个人的种种礼遇,我不曾动容,然而由于她在佛教界卓著的贡献,我为了她的后事,不辞辛苦,南北奔波。我 觉得:既然佛性充满法界,「横遍十方,竖穷三际」,故就理体而言,我与佛陀具有同一尊贵的佛性,所以我不必为威武所屈,也毋庸为富贵所惑。而在另一方面, 我与众生一体,因此,有时我可以高居狮子座,宣佛妙谛;有时我也可以为大众作牛作马,牺牲奉献。于是,我能大能小,能前能后,能有能无,能乐能苦,能伸能 屈,能饱能饿……。我虽非生而万能,但是由于「肯能」,我尽力发挥自性的潜力,因而走出一片宽广的天地,横遍十方,竖穷三际。

在「横遍十方,竖穷三际」这句真理中,我得到甚深法益,自然也期盼普天下的众生,也能分享真理的法喜。于是,我在一九九二年创立了国际佛光会,聚集世界上 有信之士,目的无非是藉著交流联谊,实践佛法,希望大家都能群策群力,为「横遍十方,竖穷三际」的生命留下历史,为「横遍十方,竖穷三际」的宇宙留下慈 悲。

(佛光廿七年-一九九三年四月) 

先作牛马,再作龙象

发布者:哥本哈根佛光会Blia CPH,发布时间:2012年8月20日 上午11:39

    


家师志开上人是佛教的实业家,他除了教书课徒之外,还兴办宗仰中学、栖霞律学院,同时也非常重视佛教的经济实业发展,并效法百丈禅师的自食其力农工的修行 生活,曾经整治山林、创办农场、烧窑生产、设置染织场。家师在成立这些事业的时候,为了要向政府办理登记,必需凑够人数,所以把当时十五、六岁的我也登记 了进去。他恐怕我不懂得此中的意义,而有所异议或感到疑惑,还特地叮咛我说:「你将来要想作『佛门龙象』,现在就得先作『众生牛马』。」这句话我一直奉行 不逾,回想佛门的高僧大德不都是「先作牛马,再作龙象」吗?

像佛世时,舍利弗尊者除讲经说法之外,还负责精舍工程的监督,所以能威服群伦,助佛宣化;陀骠比丘在悟道之后,自愿充任知客,每天起早待晚,提灯帮忙前来 参学的比丘安单,后来感得手指发光的瑞相。唐朝的志超法师勤劳众务,每有苦役,必事身先,昼夜克勤,摄引后学,因而得到时人拥戴,数百僧侣翕从学习,法席 隆盛。道亮法师六载舂米,曾无废惰,后来讲律,声被东夏。宋朝道法禅师白天将乞食所余,咸施虫鸟,夜晚则脱衣露坐,以饲蚊蚋,一日入定,见弥勒菩萨放光照 耀,因而更加精勤。雪窦禅师甚至不愿出示大学士曾巩的推荐信函,宁可陆沉灵隐寺中,操持作务达三年之久,后为龙天推出,驻锡雪窦山资圣寺时,从此海众云 集,宗风大扬。沩山灵佑禅师及赵州禅师更是令人敬佩,一个发愿来世作老牯牛服务大众,一个希望往生后到地狱度众。而在社会上,以「牛马」精神服务大众,而 终能以「龙象」之姿成就事业者,更是不胜枚举,如王永庆以卖米白手起家,高清愿从基层学徒做起,林肯童年时曾做过木工、杂工学徒,富兰克林少年时曾担任蜡 烛工、印刷工。所谓「英雄不怕出身低」,真正的「龙象」,不怕「牛马」般苦役的考验;真正以众生「牛马」自居者,也不畏「龙象」的践踏磨链。

记忆中,我的一生似乎都和劳动、苦行结下不解之缘,好在我从小出生在农家,练就了结实的体力,举凡车水、除草、牧牛、收割等庄稼人必备的本领,我都必须学 习,甚至农忙之余,我还得陪著外婆开辟菜园,种植果蔬,以维持家计。记得那时,外婆就经常对我说:「有志没志,就看烧火扫地。」不时地告诫我:「从小一 看,到老一半。」要求我做事时必须认真努力。我将这些话谨记在心,一直把「工作最神圣,服务最伟大」视为一生的格言。

出家之后,我到栖霞律学院就读,也是从为人添饭、管理茶水、看守山林、搬运木柴等基本作务开始学起。到了暑假,我们每天得早出晚归到山上采无花果,以增加 常住收入;寒假虽然为期稍短,但仍然忙得不亦乐乎,尤其农历春节的大扫除,单单擦拭全寺的玻璃就要花掉一个月的时间。每逢干旱时期,我还发心到江边挑水, 一次来回要三个钟点左右。后来,到焦山佛学院继续学业,除了上课之外,还兼作管理油灯、烧煮饭菜等事务。总之,劳动的工作从来未停息过一天。由于白天忙于 劳动服务,晚上没有照明设备,因此我就以拜佛、打坐来消磨时间,真正读书的时间并不多,但奇怪得很,我对佛法的体会却能够与日俱增。现在想来,才明白那种 如「牛」似「马」般忙碌的作务生活,使我活学活用,让我「读」遍长老大德行事的风采,「读」尽寺院运作的方式,「读」通生活中修持的要诀。佛学院结业之 后,我回到祖庭大觉寺,因为那里拥有数百亩的土地农庄,我在教书之余,又恢复儿时农家的生活,与稻麻菽麦、锄头耙铲为伍,从大自然中撷取源源不断的资粮。

我初到台湾时,虽然在寺院里从事的都是一些像拉车、打水、收租、采购等粗重的事情,但是因为一直习于劳力的工作,所以不但不觉得厌烦疲累,反而深深感念能 有继续锻炼身心的机会。尤其最令我高兴的是,尽管过去在大陆不曾有过建筑道场的经验,然而由于具备长久的农工杂务基础,一旦有了机缘,就能够得心应手,胜 任愉快。像最初在宜兰建设念佛会讲堂时,因为我每天观察施工情形,对于砂石计算,门窗装置,砖瓦搬运,刨木雕刻,浇灌水泥等了然于心,所以后来再开工兴建 慈爱幼稚园的时候,在土木工程方面也就十分驾轻就熟了。

我从宜兰来到高雄之后,面对一个与宜兰乡镇截然不同的城市,我必须更加兢兢业业,努力以赴。所以从高雄佛教堂到寿山寺的建筑,对于一砖一瓦,一沙一石,我 都不敢掉以轻心,总是观察再观察,研究再研究,所以在如何节省、如何赶工等细节方面,又多加一层认识,由此奠定我对土木工程的兴趣。

那时,我每天除了忙著写稿、编书、教课及一些行政事情之外,一有余暇,便关心各地建筑的外观式样及内部设计,并且不断地思考:「如果是我,我会如何如何去 做……。」因为有了这些概念,所以后来建设佛光山时,虽然请不起专业的工程师、建筑师,只是和木工出身的萧顶顺先生在泥地上边谈话,边计划,既没有办公 室,也没有筹建处,连一张办公桌都没有,三十多年来,佛光山一栋栋的建筑就在路边谈话商量中一一地完成了。

记得刚闢建佛光山时,经济十分拮据,每逢假日,我还得亲自下厨,为来山的游客服务,希望多得一些油香,来补助建筑经费。为了节省工资,我经常将很多工作从 萧先生的手中再包回来自己做,举凡搬运砂石、搅拌水泥等需要用力的粗活,都由我和早期的徒众,如心平、心定、依严、依恒等人扛起重任,像净土洞窟两边的围 墙、灵山胜境的广场、大雄宝殿前面的成佛大道、大悲殿前面的丹墀,还有龙亭、放生池等多处地方,都是在我们师徒同心协力之下完成的作品,外观虽不精美,但 很坚固实用。像「牛马」一样的劳动生活不但凝聚了师徒之间的道情法爱,也锤炼著弟子们的道心悟性。

最不可思议的是,萧顶顺先生和我合作至今,三十年来,所有建设佛光山的水泥工、木工、电工、油漆工仍然还是原班人马,未曾换人,他也因为承办佛光山的多项 重大工程,而成为工程界的「龙象」,许多建筑公司高薪挖角聘请他,但他还是觉得在佛光山做事,可以赚到更多的欢喜及功德,所以一一婉拒。

天生具有服务性格的我,注定我终此一生要如「牛马」般奉献人群。记得初到台湾时,我虽上无片瓦覆身,下无立锥之地,但只要看到贫苦的人,我就会不顾一切, 尽一己之力给予帮助。一九五二年,花莲大地震,我连一张公车票都买不起,却本著「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愿心,各地行化,劝募救济震区的灾民;韩战期间, 我四处募集医药,设法送往韩国前线救伤;越战之后,我发起支持购买难民船,抢救越南难民;多少次台风过境,我和黎元誉先生抢先到灾区运送食物;后来世界各 国的水涝、旱荒、震灾、风难,我除了召集各地信徒捐助外,自己也是罄其所有,解囊纾困,明知车水杯薪,如鹦鹉救火,但只想要尽一点微薄的心意。

由于从童年时代,我就曾经为病患疗伤餵食;弱冠之龄,也曾经为亡者更衣安葬,对于生、老、病、死,有著特别深刻的感触。所以一俟佛光山开山之后,我便陆续 兴设佛光诊所、云水医院、佛光精舍、万寿公墓。佛光山开山时,我将在工程土堆中挖掘出来的骨灰罐暂厝于工地草寮中,与之同寝共眠,直到万寿堂成立之后,将 它们安奉其中,才放下心中的挂念;乡民将路边拾来的小孩送到佛光山,常住为他们添购新衣,送他们上学。后来,送来的小孩越来越多,大家同心协力,兴建育幼 院,好让他们享有家庭的温暖。尽管诚心奉献,如「马」负重,如「牛」犁田,但也只是点点滴滴,犹如微尘爪泥,无法拯救苦难重重的世界。所以,后来弘扬佛 法,净化人心,成为我一直戮力以赴的目标。

四十多年前的台湾,民风保守,佛教不振,现成的布教场所难得一见,即使有,也不见得肯出借作为弘法之用,我以露天广场作为道场,从搬桌椅、拉电线、安装电 灯、放幻灯片中,领略到场地布置的要点;在徒步弘法、单车布教的途中,眼望山河,脚踩大地,引发不少说法的灵感;从接触各式各样的信徒、各行各业的民众当 中,感悟到各个阶层的人所面临的苦楚;在身经各类人为阻难、各种天灾变化中屡仆屡起,深深体会到佛法无限的妙用。五十年来,这许多的体验跃然于心,后来, 触目遇缘无非妙谛,信手拈来皆是法语,我将之书成条目,从乡村僻野讲到国家会堂,从军营兵团讲到监所牢狱,从企业工厂讲到学校会馆,从家庭客厅讲到机关团 体,从寺院道场讲到街头巷尾,从国内山河讲到国外海港,从电台电视讲到计算机网络,这一生中,不止讲了千余会以上。有人说:「人永远处于两难的状态,因为 活著为自己很自私,活著为别人又很辛苦。」而我却有幸接受佛法的洗礼,自许为「众生牛马」,在为芸芸众生奔波忙碌的同时,还能享有一份自利利他的法乐。

多年来,为了对佛教文化尽棉薄之心力,我好像「牛马」驰骋于道,一意想着如何前进,几乎到达忘我的境界。记得拙作《释迦牟尼佛传》出版时,因为寺内没有多 余的桌子,我就用板车将全部的书载到邮局的前面,一口气包装了两千多本寄给读者,当包完最后一本的时候,已是汗流浃背,湿透衣衫,邮局员工也一直催促离 开,因为他们要下班了,但那种欢喜直到现在仍回味无穷。发行一份杂志,从开始到出版,我一周多次来回印刷厂,经常日食不到两餐,有时饥肠辘辘,也觉得兴趣 盎然;为了一本新书的印行,我搭乘数小时的火车到印刷厂去看校样。当时只有一个心愿:「我要为众生做些事情!我要让佛法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 果!」所以即使一包包的书籍,一堆堆的刊物,无处收藏,我还是欢天喜地的从事佛教文化工作。有时大风大雨来了,为了怕书籍文件给水淹没了,还得东搬西搬, 但我依然乐此不疲。一九六三年,台湾北部淹水,在三重埔的一部藏经被水飘走,当时我正在国外访问,回来听说之后,心中一片茫然,只想为这一部大藏经举行追 悼会。

六○年代,我编印过《觉世旬刊》、《人生杂志》、《今日佛教》,从写稿、编辑、校对、发行,都是我一人包办,尤其《觉世旬刊》,每十天一次的发行,就像五趣轮回一样,无或暂息,光是写稿、改稿的辛苦,看稿、催稿的繁琐,不曾经历者很难了解其中的味道。

尽管多少个晨昏在文字堆里度过,多少个深夜在绞尽脑汁中煎熬,既没有拿过一文稿费,也没有得过一句鼓励,但是我心甘情愿,在所不惜,尤其看到许多人因此而 走入佛门,更是高兴不已。后来得慈惠、慈怡、依晟相助,又经过了数十年,目前已经发行到一千四百多期,不但在佛光山与信众之间负起沟通的功用,而且被许多 人视为初入佛门的指引要津。由于《觉世旬刊》的顺利发行,又带动了《普门月刊》的出版,一批批的有志青年投入其中,接受挑战。多年来,尽管法务倥偬,我却 未曾放弃「文化牛马」的职志,不时推陈出新。像近两年来,三百万字的《佛教丛书》和三十万字的《佛光教科书》陆续推出,无不是多年来如「牛马」般服务大众 的切身体会。

二、三十年前,创办佛教教育事业,高雄师资不多,南部许多老师都是特地从台北延请到佛光山来授课,常常抵达的时候已是深更半夜,但无论多么晚,我都会伫立 在山门口,恭候他们驾到,甚至为他们煮宵夜点心,看着他们吃完就寝,我才安心返回寮房。学院草创初期,没有经费聘请行政人员,我不但一人身兼数职,还得到 殡仪馆、太平间通宵诵经来弥补学生食宿开支。后来,慈惠、慈嘉、慈怡、慈容、慈庄陆续赴日深造,我一个人从工友打杂、编印讲义到教务行政、辅导训育,忙得 不可开交。一些没有恒心的学生中途退学,我的心中不知生起了多少的歎息,多少的无奈,但三十多年来,我仍像「牛马」一样,无怨无悔地耕耘著这片菩提园地, 只为了作育僧才,让佛法能远播四海,光照普世。

我这一生,对于某些信徒,或有惭愧照顾不周之处,但我对于大众的福利,自问一向都是克尽心力,不辞辛劳。就以农历过年而言,早年我不是在朝山会馆帮忙典 座,就是到果乐斋炒面、炒饭,后来有好几年的春节期间,我都是在指挥交通中度过。记忆中最深刻的,要算是五年前的春节期间,台北道场为募集佛光大学筹建基 金而举办书画义卖,我在义卖会的前夕才从泰国弘法归来,虽不曾学过装潢美工,但因嫌其会场布置简陋,即刻召集徒众们通宵达旦重新摆设,直到第二天开幕时, 双眼都未曾阖过,没想到来宾们赞语连连,听在耳中,真是比什么奖赏都来得更好。后来,我们以此经验在各地开设美术馆,获得许多好评,可见无论什么事都要从 「牛马」做起,才能稳扎根基,立于不败之地。

除夕夜是大家围炉团圆的日子,我也经常都是在开示完毕之后,立即赶到山上各个区域视察,从悬吊花灯到工地洒扫,从通宵摆设陈列馆的宝藏到熬夜布置展览馆的 物品,我都曾参与其中。六年前,佛光山增购山下土地作为停车场,由于人手有限,负责画停车线的员工直到晚间围炉时还未完成工作,我自告奋勇前往帮忙,一直 到第二天清晨四点多才完工,一共画好大客车停车位八十辆,小客车停车位四百辆,大年初一我守候山头,看到车辆整齐有序地排在停车场,给予信徒们多少方便, 虽是一夜未眠,那种无与伦比的成就感却足以让我兴奋良久。

弟子中具有「牛马」精神者也是不胜枚举,像三、四十年前,心平从清理环境到印刷传单,办事之谨慎,显出他老成忠厚的特质,直至担任佛光山住持之后,因积劳 成疾,圆寂往生为止,种种行仪见证了「欲作佛门龙象,先作众生牛马」诚非虚言;慈庄在寺院里从扫地抹桌到推销书籍,无一不做,如今凭著流利的外语及亲切的 风仪,拎著一个小布包,独自一人走遍天涯海角,建寺安僧;慈惠出家之后,赴日留学,每年寒暑假仍不忘回山帮忙寺务,数十年来以文教弘法闻名于海内外佛教 界,四所大学筹办工作效率之高,也令大家赞歎不已;慈容从帮我带领幼稚园的小朋友做起,种种活动无一不与,近十年来在世界各地成立国际佛光会,对于教会事 务的娴熟,同侪中鲜有出其右者;慈嘉从香灯行堂到烧水洗碗,包办一切杂务,其教课认真,学问扎实,说明了从日常作务中磨链心志,在胸膛间自然流露出来者, 方为真才实学;心定在开山期间搬砂挑土、铲地推车,有求必应,从不推辞,两年前他被推举为佛光山第六任住持,实是众望所归;余如依空、依淳,大学毕业之后 来山出家,也都是从担任知宾及端茶服务开始做起,他们分别在日本东京大学及文化大学佛学研究所深造期间,还参与文化编辑工作,学成后受命掌管《普门》、 《觉世》的编务及普门中学的校务,如今久炼成钢,成为文教界的尖兵,这一切都是他们从辛勤作务中结成的花果。

佛光山在短短三十年间,之所以能有现在的规模,是许多人「作牛作马」,服务大众得来的成绩,我丝毫不敢以「龙象」自居。随著时代的进步开放,佛门僧伽的数 量普遍提升,这本来是一件十分可喜的事情,但目睹许多人出家之后,即高高在上,自称「僧宝」,藉「自修」之名,懒于说法,懒于度众,懒于活动,懒于利生, 长此以往,不仅是个人的堕落,也有违于佛教的真义。社会上也有许多人只知道坐享其成,一旦失败,就怨天尤人,甚至为了名利虚荣而作奸犯科,结果一失足成千 古恨。在此奉劝大家不要只看到别人的开花结果,要知道最初的播种耕耘是十分重要的,所谓「想要千人头上坐,先在万人脚下行」,唯有先作众生的「牛马」,才 能成为顶尖的「龙象」。

(佛光卅三年-一九九九年七月) 

要利用零碎的时间

发布者:哥本哈根佛光会Blia CPH,发布时间:2012年8月6日 下午12:06

   


我十二岁出家之后,就进入佛学院念书。我的同学都是高头大马的成年人,在年龄上、在思想上就差了一截,最困难的还是面对艰涩的佛学名相,让我最为头痛,每次上课,我都是在如聋若哑,不知所云中苦苦捱过。

有一天,海珊法师大概看我们不知道如何用功,语重心长地向大家说道:「你们要会利用零碎的时间啊!」这句话如同晨钟暮鼓般,给我很大的启发。我数十年来, 分秒必争,不但学业得到迅速的进步,甚至许多心愿、事业也都是在「零碎的时间」中完成。「利用零碎的时间」这句话也就成为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法语之一。

其实,人的一生,即使能活到百岁高龄,为了生活上的需要,也不得不将时间分割成零碎片断,例如,我们有时需要吃饭,有时需要睡觉,有时需要处理公务,有时 需要办理私事。为了吃一餐饭,就得花时间去想菜单、买菜、洗菜、烹煮、洗碗,即使自己不动手,上馆子去吃,也得要花上时间走上一段路,还要找座位,点菜 单,等著侍者将饭菜端来。为了睡觉,我们得时常打扫房舍,整理床铺,有时候躺下来,还会辗转反侧,无法立即成眠。吃饭、走路、睡觉,其实并不一定是自己心 甘情愿要做的事情,却是每个人生活上不可或缺的事情。在我们短暂的生命旅途中,如果将每天吃饭、睡觉、走路、上厕所、洗澡的时间全部扣除,还剩下多少时间 呢?即使人生还有数十寒暑,如果除去嗷嗷待哺,懵懂无知的幼年,及垂暮多病,心力交瘁的老年,真正能够发挥智能,奉献社会的时间,还剩多少时间呢?所以人 生的时光,少得有如海中之沤,水中之泡,实在是太有限、太短暂了。既然「时间零碎」是生活中的一项事实,懊恼无用,我们必须正视这个问题,进而善用它,将 它转化为一股激励向上的力量,实现我们的理想,创造我们的事业,集合诸多「零碎的时间」,成为整体人生,如此也就庶几无愧于难得的人身了。

我回想自己一生当中,光是为了等车子、等客人、等上课、等开会、等吃饭,就不知道花了多少时间,后来我发觉:被人等待固然是一种残忍的行为,学习等待却是 一种至高的艺术,所以我自己除了保持守时守信的习惯之外,也喜欢利用等待的「零碎时间」,计划做事的先后程序、考虑人我的彼此关系、甚至思考文章的内容舖 排、佛学上难懂的名相,或回忆读过的名著佳作等,如此一来,不但培养我集中意志的习惯,也增进我从「闻、思、修」进入三摩地的能力。

回忆在四十多年以前,我曾经坐煤矿小火车去台北县菁洞坑弘法,途中在一座不知名的小站上,火车突然停止不走,五分钟、十分钟过去了,还没有发动的迹象,车 上的乘客无不焦急地来回走动、探问,我觉得因缘既是如此,何不平心静气地做些事情。就在人来人往的车厢里,我反复思惟,很快地完成了一篇腹稿,半个小时之 后,火车启动。到了菁洞坑下车,我再度利用弘法空档的「零碎时间」,将刚才所思所想的一挥而就,这就是《今日佛教杂志》的发刊词──「我们的宣言」。

由于我懂得利用「零碎时间」,订计划、想办法,所以,无论是坐火车、坐汽车、坐飞机、坐轮船,无论要花费多少钟点,路程多么曲折辗转,我不但从未感到时间 难捱,反而觉得是席不暇暖的弘法生涯中最大的享受,所以我常常自豪地告诉别人:「公路、天空是我的床铺,汽车、飞机是我的餐厅,一本书和膝盖是我的书桌, 一只笔是我所有的动力。」所以过去几十年,我南来北往,乃至国内外来回,一点都不觉得浪费时间,甚至觉得「零碎时间」也不够用。记得有一次在华航飞机上, 曾在翻阅杂志时,见到张岳军先生的大作,里面佳句不断,明知即将着陆,还是不忍释手,终因时间不够,无法看完,下了飞机之后,只记得刚开始的一句是「人生 七十才开始」,其它内容已不及阅读,不免遗憾万千。高希均教授的感人大作「八张飞机票」也是在飞机上看到的,但也因为匆匆一览,现在回想内容,也记不清楚 了。直到现在,我每次只要一上飞机,就赶紧阅读书报杂志,恨不得一口气全都看完,以致于到达忘我的境界,深深感念到经中所谓的「闻所成慧,思所成慧,修所 成慧」,是多么奥妙的哲理。原来,听闻不足,必须补于思考;思考不足,必须补于实践。而思考的训练、修行的实践,都必须靠永恒持续地精进不懈,其中,「零 碎时间」就是我们用功的最好时刻。

例如,我在佛学院就读的时候,为了遵守海珊法师那句「要利用零碎的时间」,无论是扫地、司水、典座、行堂、洗碗等,我都保持正念,思惟观察,或者替常住或 别人设想,因为身体虽然劳动,头脑却不会受到影响,所以我看起来好像整天做事,没有读书,但总能考得高分,令人羡慕。

五十多年前,我刚来台湾的时候,每天清晨为寺院拉车采买用品,一路上,一句「观世音菩萨」的圣号陪伴著我,让我忘却了是非人我、称讥毁誉,每天悠游在法海 之中,因此无论什么难事加身,都不觉得辛苦。后来我南北弘法,常常坐在公车或火车上,一根根的电线杆、一畦畦的稻田也都化为我称念「阿弥陀佛」圣号的念 珠,飞扬在宇宙虚空之中,偶而竟也能到达「念而无念,无念而念」的忘我境界,我发现诸佛菩萨不但在我内心的深处,甚至法身也在山河大地、鸟叫虫鸣里彰显无 遗。

近三十年来,法务倥偬,但即使在坐困卧眠的「零碎时间」里,诸佛菩萨的圣容仍在我脑海里盘桓不已,诸佛菩萨的圣号仍在我耳际中荡漾回旋。我始终觉得:如果生活中没有了「零碎时间」,就好像画满一纸的国画,缺少了生命的张力与美感。

我最初尝试以文字弘扬佛法时,常常镇日思惟,搜索枯肠,甚至挑灯夜战,伏案终宵,也不见得写出什么东西,但往往在走路、等人的「零碎时间」里,却能触景生 情,灵光乍现,产生许多意想不到的神来之笔,最初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后来我仔细回忆往事,才明白时间或久或暂不是学习的绝对要素。

一九五七年,我住在新北投普门精舍,印象中云光山色,花树婆娑。像我曾经花了一个暑假,一、二个月的时间,读完蔡东藩先生四十册的《中国历史通俗演义》, 但是到头来什么也记不得,只觉得他对佛教不友善,也不是议论公正的历史学家;四十年前,《中央日报》连载的武侠小说,如卧龙生的〈玉钗盟〉,诸葛青云的 〈护旗〉等等,多年以来,都是我晨间阅报先读为快的作品,但是到现在,竟然一点记忆也没有。十年前,尽管朋友们推荐我读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像《神雕侠 侣》等,而且我也曾在香港和金庸先生晤面畅谈,但是由于我怕记不起那许多每天不吃饭、不谋生,只在刀光剑影中来去挥舞的侠女勇士们,所以想想还是不去接触 也罢。反而四十多年前的同道、信徒,即使只花了一、两分钟「零碎的时间」,见过一次面,到今天,不但他们的名字我都能叫得出来,而且谈话的内容、事物的背 景,也都历历在目,难以忘怀,可见心念上的东西不一定要花长久的时间,佛教所谓的「一念三千」、「胸中法界」,诚乃不虚之言也。

二、三十年前,电视播放「保镖」、「西螺七剑」等连续剧,我也跟著大家好奇,凑热闹,如此持续数月之久,可是到现在却一点印象都没有。当时有一个小女孩跟 著母亲来寺院煮饭多年,法师们才刚讲过的佛门人物故事,再问她人名、内容,她都一概不知;但只要信徒们一提到李璇、白嘉莉、欧阳菲菲等演艺人员,她却能如 数家珍,津津乐道。这也说明了每个人的根器不同,心思著力的方向不一,就会在八识田里种下了不同的种子,所以花时间的长短,不是成事的原因。

一九四五年,我到焦山佛学院继续学业,因为焦山位在扬子江中心,所以每天药石(晚斋)过后,总喜欢走到门外沙滩上散步,一走数里之遥,因为面对那一望无际 的江水,思绪就好像波波相继的浪潮般,从远处拍岸而来;起伏的念头也如同暮霭返家的帆船般,不断驶进心中的港口。在那段美好的时光里,我虽无王勃〈滕王阁 序〉中「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佳句,但也偶有小诗习作登在《新江苏报》上,对我日后从事佛教文艺创作,不无鼓舞。数十年后的今天,厕所文 学、马路文学、会议文学流行于世,有人说那是胡思乱想下的产品,我却觉得如果在「零碎时间」里,能用正念对治妄念,未尝不是好事;当然最高的境界,是以无 念对治正念,但何其难也!

一九五二年开始,我驻锡宜兰,每天总有一些青年们喜欢来到寺院里听经,他们问我:「青年在佛教里能做些什么事情?」于是,我开始教他们「利用零碎的时 间」,作纸人、画连环图。我们每天就骑著脚踏车,带著这些纸做的道具,到乡村的露天广场里,一面采取通俗方式说法,一面以玩纸戏、放幻灯片来作辅助,结果 往往吸引了许多人前来闻法,这在当时佛教不普遍的年代里,真是莫大的鼓励。我们每天骑著脚踏车,带著抖擞的精神前往各乡村邻里布教,总能载满法喜的心情返 回寺中。有一天,在归程时,看到朦胧的月色,我突然心有所感,回到寺院寮房,赶紧拿出纸笔,就著微弱的灯光,写下「弘法者之歌」,由于颇受佛教青年的欢 迎,更鼓舞我创作佛教圣歌的兴致,像后来的「西方」、「祈求」、「钟声」、「甘露歌」、「菩提树」、「伟大的佛陀」、「快皈投佛陀座下」、「青年佛教的歌 声」、「佛光山之歌」、「信心门之歌」、「佛教驱邪总动员」、「佛化婚礼祝歌」等等,也都是我在「零碎时间」酝酿思惟,而后一气呵成的作品。其中最令我难 忘的,是有一次应邀到新营高中主持佛学讲座,当汽车飞驰在高速公路上时,偶然一刹那间,心中灵光一现,忽然赞颂三宝的词句全都涌现在脑海里,我立即请同车 的慈惠替我记录下来。那就是现在海内外佛教典礼集会时,大家经常唱的「三宝颂」。

最初,我经常为频繁的讲演所苦,但既然答应了别人,就得全力以赴,于是拿出「利用零碎时间」的全副本领,不敢稍懈,后来竟能驾轻就熟,无论是临时的开幕致 辞,即席的餐前开示,我总能在数秒之内,脱口而出;一天数场的讲话,同时进行的会议,我也可以在几分钟之内预先想好说词。破土、落成、开光、启用等的法 语,内容不一,有时是为寺院,有时是为商店,有时是为机关,有时是为住家,我经常都是抵达目的地的前一刻,在车上打好腹稿;法会、活动的祝祷、祈愿,对象 不一,有时是青年,有时是妇女,有时是幼童,有时是老人,我也往往都是到了会场,和客人寒暄之后,才赶快去思惟组织。我发觉刚开始练习「利用零碎时间」的 时候,片断旳思想就如同水滴透过石缝般,最初是「滴」、「滴」、「滴」……,一点一点地流出来,时日一久,自然就会凿穿石壁,形成一道清流,如银瓶泻地般 宣流不止;而众生本具的佛性好比包裹在层层弹壳里的炸药,只要善于「利用零碎时间」,让正念的引信保持干燥,不被妄念欲水所沾湿,一旦因缘具足,点燃火 花,总能产生很大的引爆力量,将内在的潜能全部发挥出来。

佛光山开山时期,每周有许多善男信女组团朝山,救国团青年教师也经常来此聚会,虽然每次前来的客人、团员都不同,即使讲的是同样的内容,也不致让人有重覆 的感觉,但是我感到自己身为负责人,又是大家的师父,理当采取不同的题裁以身作则,才能教育担任知客的徒众、职事们,只是那时我既要兼工,又要教书;既要 计划,又要筹款,整天从早忙到晚,连阖眼都成为奢侈的休息,遑论刻意去思考开示的纲要,还好我过去习于「利用零碎时间」构思取材,所以每次从东方佛教学院 的宿舍走往朝山会馆,在经过宝桥的路上时,俯瞰池中碧波荡漾、鸢飞鱼跃的景象,往往引发无限的感触。像「你好我坏,你对我错,你大我小,你有我无」;「对 自己不忘初心,对国家作不请之友,对朋友不念旧恶,对社会不变随缘」;「见面三句话,相逢应问好,交谈应微笑,口角一回合」……,都是在那一段宝桥的路上 想到的题裁,我深深感到古德所云「大块假我以文章」固非虚言,但也要吾人肯在「零碎时间」上多下功夫,才能把握其中的妙义。

我每次主持三皈五戒的时候,因为平日习于「利用零碎时间」,头脑从来未停过,即刻就会发现这里不如法,那里不对劲,无奈台上台下的徒众,不能和我相应,只 有双眼一阖,告诉自己:「着急没有用,一切随缘吧!」就在这闭目的「零碎时间」里,我也经常福至心灵,想到许多深入浅出的辞句,在开示时收到很大的效果, 例如:我教大家称念「我是佛」,并开示「我是佛」的观念,总能让皈依者立即明白学佛的意义,而得到点头、鼓掌的回响;我告诉大家:「皈依佛,是为自己的心 建造发电厂,点亮心灵的灯光;皈依法,是为自己的心建造自来水厂,储蓄甘露法水;皈依僧,是为自己的心田开发良田土地,长养菩提花果。」结果也能令大众皆 大欢喜,本来是观礼的人,往往在听完开示之后,也发起菩提心加入受持三皈五戒的行列。可见只要我们肯用心「利用零碎的时间」,无论睁眼、闭眼,都能洞悉世 事,获得法益。

佛光山三十周年庆时,数项活动同一天举办,先是心定住持晋山典礼,又是功德主会,我既要招呼信徒,又要接待贵宾,没有片刻休息,直到下午举行封山典礼时, 我坐在不二门前的法座上,才发觉脑中一片空白,还好省长宋楚瑜先生即将莅临,就在他的直升机在天空中盘旋,准备着陆时,我想到了四句法语:

封山,封山,常住责任一肩担;

封山,封山,慈心悲愿永不关;

封山,封山,菩提花果处处开;

封山,封山,弘法利生希望大家一起来。

这四句法语虽然是我在片刻等人的「零碎时间」中及时想出,看似信手拈来,不费吹灰之力,却是我长久以来「利用零碎间」,思惟法义,观察世事,提起正念,修持不懈的心得感言。

我不仅文稿、讲辞经常是在「零碎的时间」里迅速完成,有些活动的举办也是在「零碎的时间」中偶发的感想,像「慈悲爱心人运动」并非多年的计划,而是在阅读 报纸时,获悉白小燕命案等重大刑案连续发生,突然想到要举办一个持续的活动,以唤醒大众对于心灵净化的觉醒,随即在中华佛光总会的理监事会议中提出,获得 全力支持,遂能顺利推出。佛牙刚从印度、西藏,途经泰国,迎奉回台湾的时候,我也没有想要发起「三好运动」,可是当恭迎佛牙法会进行到一半,连副总统起身 讲话,我看到台下万千的群众,不禁心有所感,所以不揣冒昧,延请副总统连战先生和行政院长萧万长先生共襄盛举,不意竟蒙获首肯。所以,大家不要小看这短短 的「零碎时间」,只要运用地恰到好处,不但能自我受益,也能成为福利群伦的关键所在。

今日的时代,随著科技的进步,操作简易的机械虽然取代了程序繁复的手工,但奇怪的是,人类的忙碌却未见其减,反见其增;人类的快乐则未见其增,反见其减。 究其原由,不外是因为许多人一味地忙于比较、计较,以致于将自己逼到精神的死角里去,社会的乱相也因而频生不已,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善于「利用零碎的时 间」,提炼自己的思想,提升心灵的升华,相信不但个人能拥有积极进取的人生,整个社会也能臻于幸福美满的境地。

(佛光卅三年-一九九九年七月)

向自己革命

发布者:哥本哈根佛光会Blia CPH,发布时间:2012年8月6日 下午12:05


一九五三年,我在撰写《释迦牟尼佛传》时,常常被佛陀大公无私的精神所深深感动而热泪盈眶。尤其了解佛陀一生的行谊之后,我知道佛陀不但是一个教育家、宗 教家,还是一个革命家。不过佛陀的革命不同于世间上一般的革命家,一般革命家的革命,我称之为「向外革命」,佛陀的革命是「向内革命」,也就是「向自己革 命」──降伏自身生老病死的痛苦及心中贪瞋愚痴的烦恼。「向自己革命」这句话从此就成为我一生奉行的圭臬。

世间上的革命有很多种,有政治上的革命、社会上的革命、经济上的革命、习俗上的革命、种族上的革命……。一个新朝代的诞生、一个新国家的成立、一个新主张 的宣誓、一个新君主的登基,往往都是经过一番革命而产生的,但人事无常,法久生弊,等到时间一久,理想变质了,主义不实施了,又再需要另外一番的革命。俗 谓「穷则变,变则通」,佛教也说「法无定法」,一切都是应时应机,世间法没有一成不变的,有形的革命与无形的革命在世间上也就不断发生,从而促使了文明的 进步。

政治制度由君权时代进步到民权时代固然需要革命,社会型态由家族社会进步到宗族社会,经济体制由农牧经济进步到工业经济,也都需要经过革命的历程。革命本 来是把一些迂腐、陈旧、罪恶、保守的思想、行为或体制予以革故鼎新,像中国武王伐纣的革命、孙中山先生推翻满清的革命、欧洲的新教革命、法国大革命、文艺 复兴革命、美国独立革命等等,不但为人民带来了希望的曙光,而且将国家社会,乃至思想信仰带入崭新的阶段,为人类历史写下辉煌灿烂的篇章。但其中也有许多 人以革命为借口,逞一己之私欲,以众欺寡,以强凌弱,结果使得万千生灵不但未蒙其利,反而先受其害。这是因为人们的心中有贪欲、瞋恚、愚痴、嫉妒、邪见等 许多不好的念头存在,所以即使最初用心良善,但是当境界来临的时候,就很容易被牵著鼻子走。因此,最究竟的革命应该是「向自己革命」。

如果我们翻阅史册,将会发现一般的革命家大多是因为感到自身不自由、不安乐,进而联想到别人的不自由、不安乐,才起来推翻不合理的势力,这是一种由下而上 的革命,是向别人革命,而非「向自己革命」。唯有佛陀是由上而下的革命,是「向自己革命」。他本来贵为王子之尊,过著优裕的生活,照理说是用不著革命的, 但他看到许多遭受压迫的民众,为了公理和正义,因此奋勇地摆脱王子的虚荣,用一切众生平等的真理来为那些被压迫的阶级打抱不平;他也看清了每个人心中自私 的小我正是烦恼痛苦及世间斗乱的根本,所以毅然地「向五欲荣华富贵革命」,舍离一切爱染执著,以求得真正自由自在的解脱。

由于佛法教人要「向自己革命」,因此,佛教流传到世界各地,不但没有发生过流血「革命」的事件,而且还能够融入各种习俗,丰富当地的文化;佛教历经不同的时空,不但未被时代的浪花所淘汰,而且还能够因时制宜,破除妄执,继续为每一世代的众生作出最大的贡献。

像大乘佛教代替部派佛教而兴起,如果不是龙树菩萨、提婆菩萨打著「性空缘起」的旗帜,「向保守的教团革命」,佛教那里能再显欣欣向荣的生机?如果不是无著 菩萨、世亲菩萨揭櫫「万法唯识」的主张,「向顽空的思想革命」,佛教「真空妙有」的思想那里能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扬?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如果不是道宣律师极 力倡言「四分律五义通大乘」,积极推行「一乘圆顿妙戒」;如果不是百丈禅师进一步本著直下承担「舍我其谁」的理念,超越戒律条文,创立丛林清规,那里能像 世间的「革命」一样,以雷霆万钧之势,让中国佛教开创新的里程碑?若称大乘八宗为当时思想上的革命者,实不为过也。至若南泉斩猫、丹霞烧佛,是为了「向旧 有的包袱革命」,而不得不采行的激烈手段;慧远大师的「沙门不敬王者论」,慧实大师宁受杖责,不向王权低头,则展现了佛教高僧不惜身命,「向威势强权革 命」的本色;民国初年,太虚大师越挫越勇的无我表现及仁山法师大闹金山寺的豪迈气度,更是发挥了佛教大破大立的「革命」精神,否则,中国佛教会何由诞生?

然而却有许多人只看到佛教因「革命」而带来的发展,却没有看到祖师大德「向自己革命」的过程,像龙树、提婆都有过一段荒唐狂傲的少年时期,但他们经过法水 的洗礼之后,翻然悔悟,精进道业,学有所成,因此能在众说纷纭之际,发出狮子般的吼声,威服群伦;无著、世亲本来都是小乘部派著名的论师,但他们在听闻大 乘佛法之后,觉昨日之非,而虚心学习,所以能进步神速,一日千里,对佛教作出卓越的贡献;百丈怀海参学多日,被马祖道一捏痛鼻子之后,才开悟见性,及至晚 年,仍勤劳不息,躬自作役,他的魄力与担当非一般匹夫之勇所能比拟;南泉普愿用心习律、学教、参禅,而后心有所得;丹霞天然本欲进京赶考,在听闻「选官不 如选佛」一语后,及时觉醒,拜师学佛,终成一代大师;太虚大师曾掩关阅藏,而有悟境,又广读世间书籍,学通内外,而有改革佛教积弊的主张;仁山法师曾在金 山寺穷研经典六载,并屡游诸方,遍礼名山,而有拓落恢宏的思想。古圣先贤若非先具有「向自己革命」的勇气,放弃小我私利,如何能秉持大无畏、大精进、大忍 辱、大慈悲的精神,坦坦荡荡地面对威势利诱?

我最初也是心外求法,觉得别人都不好,只有自己才对。一九五四年元旦那一天,我翻阅过去的日记,发现都是在嫌别人如何不好不对,突然对于自己丑陋的心态感 到惭愧。「为了向昔日的自己革命宣战」,我不惜将数十本从大陆带来台湾,写了十多年之久的日记付之一炬,经过这么一烧,对自己的愚昧,方才有一点点觉醒, 不禁回想起自己过去所从事过的「革命」事迹:

二十岁那年,我踏出佛教学院大门,身处局势动荡不安及佛教地位低落的年代里,眼见社会种种的危难,耳闻众生痛苦的呼喊,我也像许多热血澎湃的僧青年一样, 拥有满腔改革佛教的抱负,有监于太虚大师的教产、教义、教理「革命」,因为没有自己的地盘,以致功败垂成。所以我与同道们欣然接受南京华藏寺,并且订定新 生活规约,试图藉此恢复丛林学团的道风,然而这岂是一个经忏道场所能做到,失败自是在意料之中,这是我生平以来第一次的「革命」。

一九四九年,来到台湾之后,才发现此地佛教地位更是低落,许多佛寺被军营军眷所占住;耶教可以公然到寺院传教,散发传单,但对于佛教的弘法活动却多所限 制;至于社会人士谤佛毁僧的言行更是不胜枚举,报纸、电台、电影、小说,甚至教科书中,都有曲解佛教的地方,当时正值戒严时期,佛教徒们大多像惊弓之鸟, 连自己是佛教徒都不敢承认,遑论挺身而出,护法卫教。许多人说这是因为民众多随政商人士信仰耶教有以致之,我却认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唯有佛教徒 具有「向自己革命」的决心,将本身的思想、行为健全起来,积极弘法利生,努力为民谋福,才是振兴之道。

一九五二年,当我以二十六岁之龄,当选为中国佛教会常务理事时,为了替有为的僧青年在教会中争取一席,以期会务更有朝气,进而促使佛教的迅速发展,我多次 直言不讳,抨击长老把持教权,应及早退休。自己一无建树,却想先反对别人,这样的「革命」当然注定是要失败的。

是年五月,我应邀驻锡宜兰雷音寺。由于来台数年之间,目睹佛教徒佛道不分,只知赶赴斋会,祈求福寿,却不知佛法真义,遑论内修外弘,对此我早已感慨于心, 这时又见到寺院佛殿内供奉了一百多尊神像,自忖正好可以藉此教育信徒,遂将其全部收藏起来,只供佛像,以正视听,此举虽然触犯部份地方人士的习惯,幸好我 也另有基础,所以才没有被人打倒。这一次「革命」的小小胜利对我不无鼓舞之效。

后来,为了出外布教,屡被干涉,我前往治安部门据理力争;为了运用现代声光器材弘法被警察取缔,我也与有关单位周旋到底;对于名伶顾正秋在永乐戏院唱戏诬 蔑佛教,我致信抗议;对于越南总统吴廷琰迫害佛教,我也撰文笔伐。尽管长老、信徒反对我提倡以歌声弘法,并且以杀害为恐吓,我仍然义无反顾,不为所动;虽 然数十年来,中国佛教会以我为假想敌,对我种种牵制,甚至在开会时,公开议论要如何来打倒我,我也依旧勇往直前,为所当为;一九七三年,我想要成立中国佛 教青年会,曾惊动了当时主管宗教部门的萧天赞先生,他亲自上佛光山,要我取消申请,我虽迫于情势,不得不依命行事,但我仍能于数年之后,在世界各地成立国 际佛光会……。在亲身经历了这许多佛教制度思想的革命之后,我慢慢地发现自己也和世间上的政治家、社会家一样,向别人「革命」总不可为也,最好是先「向自 己革命」,先去除自己的我执、法执,方足以自利利人,广度众生。

像我初来台湾弘法时,对于此地迷信的习俗深不以为然,但是后来渐渐发觉信仰是有层次的,就好比学校分有小学、中学、大学,我何必对每一位初入学的人要求如 此严厉呢?其实,迷信比不信要好,回想过去大陆乡村方圆几十里没有一间派出所,维系治安的也往往只是一间寺庙,任何人有了纷争,只要双方当事人在神佛面前 发誓,就得到解决。由于大家具有「举头三尺有神明」的观念,不敢为非作歹,所以能相安无事。这说明了迷信也有其效用,比起什么都不信,或误信邪教,迷信至 少还有维护善良习俗的贡献。更何况在佛教的历史上,玉皇大帝、财神爷、城隍爷、关云长等都是护法神只;大陆上的佛教学院也经常收留道士就读,我何不效法古 圣先贤,秉持包容与尊重的理念呢?经过一番心理上的「自我革命」之后,我一改过去二分是非的看法,进而从内到外开拓了更宽广的空间。所以早年我设立的念佛 会,往往都是先借用神道的寺院成立,大家和平共存,友爱协助,为宗教融和添增佳话。我也曾到指南宫参观挂单,并在祈梦室上睡过一宿;甚至我创立的南华大 学,所聘请的首任校长就是研究道教多年,曾任道学院院长的龚鹏程先生。自弘法以来,我曾到新竹城隍庙多次讲经开示,也曾远赴马来西亚天后宫多次主持法会。 我不但到过北港妈祖宗圣台弘扬佛法,而且几十年来,我一直想写一首赞颂妈祖的歌词,虽已酝酿多时,可惜尚未完成。

过去在大陆参学时,虽然生活贫困,经常穿著满是补丁的衣袜,但保持整洁威仪始终是寺院丛林的法师们对自己最起码的要求。来到台湾,我却看到僧侣们足穿木 屐,头戴斗笠,身著短衫,手撑雨伞,心中十分不能接受,甚至有些出家人似乎忘了自己是人天师表,不但手拿包袱,满街奔走,而且购物还价,争先恐后。目睹于 此,更是痛心疾首。为了向生活的陋习挑战,我不但在佛教杂志上多次撰写有关四威仪的文章以资提醒,而且在成立佛学院之后,便订立规约:不穿长衫,鞋袜不整 齐,不可以出门;非滂沱大雨,即使烈日当空,也不准携带雨具。现今各个佛寺道场对于丛林生活礼仪逐渐讲究重视,我虽不敢居功,但起码证明了:「革命」不一 定要求别人,从「自己」先做起,会收到更大的功效。

早年曾经有一段时期,我常到富家信徒应供。有一次,台湾警务处处长陶一删先生曾办一桌素斋,与我对谈,餐毕之后,又用豪华轿车送我坐头等火车。到了高雄下 车的时候,我突然心有所悟,对于自己这种贪慕虚荣的心理感到极为憎恶,为了彻底地「向自己的贪念革命」,从此我经常到乡间小径,偏僻村庄布教,像旗山、美 浓那一带的山地,在光复初期,我不知来回多少次;东势、后里、铜锣、火炎山,也是我经常路经之地;甚至八仙山、太平山都有我行脚的足迹。就这样,我终于逐 渐走出我心内的佛光山来。

我年轻时,非常看不起人前人后两面不一的假道学,及挂羊头卖狗肉的伪君子。尤其事关佛教时,我往往不惜与人抗争。例如:为了智光商职,我曾和南亭长老争 执;为了《人生杂志》,我曾和东初法师辩论;为了教会制度,我也曾和白圣法师多次议论,常常都是弄得不欢而散。后来我自觉虽是理直气壮,但也未免过于刚 直。有感于此,所以后来我到处设立托儿所、幼稚园、儿童班、星期学校,希望从幼儿的慈爱做起;我也走遍城市乡野、神庙广场,给人佛法,施予信心;甚至我跑 遍台湾全省的大小监狱及离岛的看守所,期能藉此让不幸误入歧途的人获得重生。现在我经常自豪地向徒众们说:「我在台湾五十年,从来没有对信徒动过瞋心,从 来没有骂过一个信徒。」想当初如果不「向自己的瞋心革命」,何能致此呢?

我的朋友当中,煮云法师最没有嫉妒心,是我等最好的模范。他对于任何人一点点好处,都赞歎随喜;他对于任何人一点点成就,都恭维羡慕。每当受到嫉妒我的人 给予我无情的伤害时,想到他的宽容无争,总是令我惭愧不已,既而扪心自问:「难道我不曾嫉妒过别人?难道我不曾在无意中伤害过别人?」从而砥砺自己:「争 气,不要生气;好强,但不逞强。」后来,我不断提倡「同中存异,异中求同」的精神,并且身体力行,不曾间辍。多年来,虽讥毁不断,但我仍能心存仁厚,不予 计较,甚至因此而化敌为友,转危为安,当初能「向自己革命」,诚然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回首来时路,无时无刻不是在兢兢业业中防范身口意业的过失,深深感到心中八万四千种烦恼犹如八万四千个盗贼,一不小心,便会落入它们的牢笼之中,难于出 离。所谓「学道犹如守禁城,昼防六贼夜惺惺,将军主帅能行令,不用干戈定太平」,我们唯有自己不断地提起正知正见,不断地「向自己内心的烦恼盗贼革命」, 不断地改心、换性、回头、转身,不断地自我尊重,自我肯定,才能如古德所云:

几年鏖战历沙场,汗马功高孰可量?

四海狼烟今已熄,踏花归去马蹄香。

「向自己革命」能够胜利,是多么美妙的世界啊!

(佛光卅三年-一九九九年七月)

认错,要有勇气

发布者:哥本哈根佛光会Blia CPH,发布时间:2012年7月16日 上午11:59


春秋战国时代,有一位生性固执的男子驾著马车,往北方行去,途中遇到多年的老友。

朋友问他:「你要往那里去?」

这位男子回答:「我要去楚国。」

朋友一脸狐疑地问道:「楚国是在南方,你往北方走,是背道而驰啊!」

男子辩驳:「没关系!我的马非常优秀。」

朋友无法理解,又问:「即使是一匹良驹,日行千里,但方向错误,还是没有办法到达目的地啊!」

男子还是非常不以为然地说道:「你不用费心了!我有足够的旅费。」

朋友说:「你就是有再多的旅费,但路的方向毕竟是不对的,你怎么能到得了楚国呢?」

朋友虽然再三告诫他,这位男子仍然坚持己见,说道:「不打紧!我还有一个善于驭马的好车夫。」

总之,任凭朋友如何分析解说,男子依旧执著自己的理由,「死不认错」。这就是人的愚痴,人的执著!

我们不要以为这只是一则故事罢了,其实,类似的事情也经常发生在现代的社会。我曾经看过一个慈爱的母亲因为女儿即将到寒冷的山区旅行,怕她冻著,所以就和女儿说:「乖宝贝啊!你去的地方很冷,不要只顾到漂亮,要多带一点衣服去啊!」

女儿回答:「不必了,冷的时候随便到什么地方都可以买到一件毛衣。」

母亲不放心,说道:「寒带偏远的地方,通常很难找得到一家店面。」

女儿还是说:「没关系,我可以找一个人家商借一件。」

母亲说:「越冷的地方,人烟越稀少,你到那里去商借呢?」

女儿说:「万一真的冷得没办法了,我马上回来,不就得了吗?」
无论母亲如何地叮咛嘱咐,殷殷劝诱,做女儿的就是不肯多带一点衣服预备。

「死不认错」就是一般人的通病。

所以,「认错,要有勇气」,我一生都将这句话当成自己的座右铭。

一九七一年,我想将朝山会馆的建筑列为佛光山第一期工程。因为我认为:现代佛教应该和社会大众结合为一体,能够提供好的食宿,才能让信徒安心欢喜地朝山拜 佛,所以建议设立一座美轮美奂的朝山会馆,不料很少信徒支持这项建设,眼看工程无法进行。有一天,慈惠法师对我说:「台湾的信徒根本不懂什么叫作『朝山会 馆』,他们只希望有殿堂可以拜佛,师父应该先建大雄宝殿才对。」我一听,觉得她的话非常合理,于是立刻修正,因此佛光山后来的建设一直非常地顺利。假如当 初我只凭理想,没有「认错的勇气」,又何能有后来的方便呢?

我提倡僧团的民主,效法佛陀时代的三番羯磨。每次在佛光山开会的时候,难免有一些徒众的意见与我不同,但只要合理,我立刻自己修正,所以我自许是一个「从 善如流」的人,很怕徒众认为师父也是一个「死不认错」的人,久而久之,上焉者不敢违抗,只会唯唯诺诺,没有深思远虑;下焉者遵循效法,只知指责别人,不能 检讨自己。这样一来,佛光山那里能突破创新,为众谋福呢?

以我多年来授徒的经验,凡是能够接受教诲,「勇于认错」的人,大多进步得快;凡事觉得自己全部有理,「死不认错」的人,大多在原地踏步。像我常劝一些徒众 既然不长于读书,就要及早学习其它技术,但他们却执著己见,不肯「认错」,结果花了许多年的时间钻研学问,才发现走错了路,后悔莫及。另有一些徒众做事不 能顾全大局,懒惰又不和众,经过一再训诫,还「死不认错」,到头来没有一个单位肯要他做事。还有一些徒众溜单以后,虽然知道自己错了,却没有勇气向大众 「认错」,只得流浪在外。我虽有心宽容接纳,基于宗门法规,也只有徒呼奈何!

因此,人一生际遇的平顺安危,其实和自己能否「认错」有十分密切的关系。甚至古往今来,无论一个国家或一个团体,主事者乃至组成的份子,能够「认错」与 否,往往就是成败得失的关键所在。像项羽之所以在楚汉之争中饮恨败北,就是因为他刚愎自用,所以众叛亲离,最后自刎于乌江,临终前还死不认错,喊著:「天 亡我也!天亡我也!」三国名将周瑜,因为心胸狭窄,妒贤嫉能,错失联蜀灭魏的机会,却不知反省,反而感叹:「既生瑜,何生亮?」终致英年早逝。反观刘邦和 曹操,一个原本籍籍无名,一个被世人称为奸雄,却因为能听从谏言,改正过失,而成就霸业。

曾经做过中华民国经济部长的尹仲容先生,在一九五○年间担任外贸会主任委员时,曾颁布「中药限区采购办法」,三天后,发现信息判断错误,立即取消前令,并 且集合媒体,公开向大众「认错」道歉,当时有记者问他:「你这不是朝令夕改吗?」他率真地回答:「知道错了还不改正,这还了得?」由于尹先生实事求是,及 时改正的风范,在当时引领台湾经济快速发展,至今仍为许多人怀念不已。

最近报载,经营亚都饭店成绩卓著,获得中外一致好评的严长寿先生,被聘请到台北圆山饭店担任总经理时,原本意气风发,很想有一番作为,但不久之后就递上辞呈,因为工作人员无法改掉威权时代的习气,「死不认错」,配合困难,严先生眼见无法改进,只得拂袖而去。

凡此都说明了:「认错要有勇气。」能够「勇于认错」,才不会失去发展的契机。

记得三十年前,因为台北到佛光山路途遥远,北部的信徒纷纷请求佛光山在台北设立道场,好让他们可以常常听经礼佛。我也很想满足大家的需要,所以四处打听, 看看有没有适合的场地。最初我们看中民权东路行天宫对面的一块土地,透过一位经纪人接洽,虽然一坪的价钱不及市价的三分之一,但佛光山还是负担不起,结果 失去了这次的机会。后来,那块土地上面起了一座大厦,每次坐车经过时,我的心里都会生起一阵婉惜,总觉得对信徒虔诚的心意抱愧无比,因而发愿有一天自己有 能力的时候,必定要在台北建一座空间宽敞的现代化道场。后来,信徒听说此事,有感于我为了不能给大家一处好地方拜佛而「认错」、难过,便发起大家协助出 资。一九九四年,终于买下信义区一栋大楼中的几个楼层,集台北道场、中华佛光会总会、佛光缘美术馆、佛光缘滴水坊于一处,实现我多年来对于现代佛教建筑的 四个理想:传统与现代结合、僧众与信众共有、修持与慧解并重、佛教与艺文合一。

一九九二年夏季,因为耐特台风来袭,山洪暴发,雨水成灾,造成台湾南部地区一片汪洋泽国,佛光山东山的砂石也流失不少。当时我人在国外,闻后匆匆赶回,看 到坍方流失的土石及满目疮痍的坡地,真是一阵伤感,但我没有责怪主事的职事照顾不周,防范不严,反而召集寺众,对大家说道:「这次意外事件怪我当初没有用 心把挡土墙做好,让常住遭受损失。」徒众们听了之后,都异口同声地回答:「这不是挡土墙做得不够稳固,而是我们没有随时清理水道。」

我们师徒互相认错,于是大家同心协力,奋力抢救,甚至邀请第八军团研究大地工程的工兵营上山协助,很快地,东山又恢复以往的宁静美好。从这件事,我深深感 到:一个人要肯「认错」,才有人乐意帮忙。因此,所谓的「广结善缘」,不光是嘘寒问暖,解衣推食就够了,还应该在有「错误」的时候,能够做到「严以责己, 宽以待人」。

中国古时凡有灾祸,皇帝就下诏罪己,以求抚平人心,在今天民主时代的西方也有类似的情况出现。像去年(一九九八年),美国总统柯林顿因为绯闻案而闹得满城 风雨,举世皆知。刚开始时,柯林顿不肯认错,对大法官做不实的证辞,结果引起民众反感,险遭国会议员弹劾。所幸他后来勇敢地出来,公开向全美国的人民道 歉,终于获得民意支持,而稳住总统的宝座。可见一个人唯有「勇于认错」,才能获得大家的谅解,才有机会重新做人。

久远以前的哲学家苏格拉底在临终时,犹念念不忘欠了邻人一只鸡无法偿还,直至今日,没有人批评苏格拉底的贫穷,反而称道他是一位坦然率真的哲人;三世纪前 统一全印度的阿育王向小沙弥赔罪,自古以来,没有人耻笑阿育王以九五之尊礼拜道歉,反而同声赞美他「勇于认错」的美德。所以,「认错」不但不会失去自己的 身份,反而能赢得更多的尊重。只可惜很多人不明白其中的奥妙,行事强横,不肯低头,最后自己成了最大的输家。

记得三十多年前,雷音寺首度重建时,一再商请门口的民房让售搬迁,以便道场的整体规划,虽经多次提出优惠的方案,屋主却始终执著己见,不肯利益别人。后来 信徒因共修时进出不便,也多次好言劝告,对方还是依然故我,不肯让步,给人方便,结果招引众怒,真是损人又不利己。

佛光山开山不久,请了附近一位乡民为我们做一些杂工。我曾给了他一些钱,请他买些果树的幼苗种在寺周,没想到他买好之后,种在自己的地上,而且暗中修筑水 道,将寺院用水引到他的田园灌溉,还向人夸耀他的土地是黄金之地,犹如黄金一般宝贵,我心里不禁想到:你的果树黄金,都是因为佛光山而有,这有什么值得引 以为荣?

后来,我为了建大雄宝殿,向他情商购地,他的土地一日三涨,我问他:「你的名字叫作『祝成』,为什么没有『助成』的习惯呢?」

他一付理所当然的样子,答道:「每个人都要为自己打算,我不助成是应该的。」

结果就因为他凡事不助成,引起大家反感,一致决议不再用他,后来听说连家人都不理睬他,这就是没有人缘的后果。

许多人问我:为什么所到之处,都能受人欢迎?我自觉一生最大的长处就是能明理,肯「认错」,因此无论长幼尊卑都喜欢和我在一起。

记得一九四九年,临别大陆到台湾之际,曾有一位不认识的邻居想到台湾参加女青年大队,请我到台湾后,替她查问可行与否。因为我也是匆匆来台,什么状况都不 了解,后来国共战争断航断讯,造成她无法来台。虽然当时是因时局变化太快,而非故意推诿拖延,但心中一直感到内疚。四、五十年之后,我特地花了六万港币, 请她和家人一起到香港、马来西亚、泰国等地一游,以表达「认错」的诚意。看到她和家人游罢东南亚,满面春风,笑容可掬的样子,我也同感欢喜。

有一年,我率团到印度朝圣,途中请购了一尊石佛,拜托团员之一的蔡沧洲居士运回台湾。事后发觉这尊石佛重量达一百公斤,不知蔡居士是如何运到台湾的。想到 自己当时只知道请购,却全然没有顾及别人搬运的辛苦,心中油然生起一股深深的歉意。后来我不时到他开设在善化的亚洲面包店买面包,以弥补自己的无心之过。 蔡居士多年来,一师一道,护持佛光山,虽然不是因为我经常买他的面包,但我能够「勇于认错」,相信对于师徒之间道情的维系应该也有助长之处。至今这尊佛像 陈列在佛光山宝藏馆内供人观赏,蔡居士佛国有知,当会原谅我的无知之失。

从小在美国留学长大的觉穆,在德州大学建筑系毕业之后,随我出家,回到台湾,一心想进佛光山丛林学院研读佛学,因适逢佛光山筹建南华大学,正好需要她的专 长,所以要她先到大学筹备处帮忙。只见身躯瘦弱的她,南北奔波不停,时而到嘉义大林的南华大学监督施工进度,时而到宜兰礁溪的佛光大学了解工程状况。虽然 她表示心甘情愿如此,但我还是觉得不忍,所以每次看到她回山,总要多给予一些招呼,也算是一种聊表心意的补偿,没想到她却更加卖力地工作,如今她已是净土 文教基金会的副执行长。

出家学道一甲子以来,应事接物,使我悟出了一个做人的道理:「你对我错,你好我坏,你大我小,你乐我苦。」我不但将这个「四句偈」挂在口边教育徒众,而且经常引用一则故事来说明它的道理:

从前有一户姓张的人家与一户姓李的人家毗邻而居。张家经常吵闹不休,李家却和睦互敬。

有一天,张先生问李先生:「为什么你们家到处充满欢乐,我们家却天天像个战场一样?」

李先生回答说:「因为你们家都是好人,我们家都是坏人。」

张先生不解其意,问道:「此话怎讲?」

李先生答道:「譬如,在我们家,如果有人将茶杯打破了,一定有人赶快跑去『认错』:『是我不好,把杯子放得太靠边了,害你满身都弄湿了,有没有伤到手 啊?』打翻的人也会连忙说:『没事,没事,是我自己不小心,对不起,让你吓著了。』但是,这件事如果发生在你们家,打翻的人会说:『是谁这么没大脑,把杯 子放得这么靠边,害我全身都弄湿了?』另外一个人就立刻反驳:『是我放的杯子,怎么样?你自己不小心,还要赖到别人身上!』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大家都 不肯『认错』,当然就不会安宁了。」

依空法师的弟弟张进辉居士在普门中学教书,育有两名天资聪颖,活泼可爱的儿子。有一天,他正为教育孩子的问题而伤脑筋时,听到我上述这番话,觉得很有道理,马上拿回家去应用。在餐桌上,儿子抱怨饭菜不好吃,张居士马上满脸愧疚地说道:
「都是爸爸没有用,爸爸不能赚很多钱,不能提供你们很好的生活。爸爸对不起你们!」

儿子们听到爸爸「认错」,反而觉得又感动,又赧然,两个人一致说道:「爸爸最伟大,我们要好好念书,将来用最好的东西来孝顺爸爸。」

可见「认错」没有大小之分,只在于我们是否具有「勇气」;而能够真诚「认错」的人,才能够处处祥和,一片欢喜。

佛教十分注重「认错」的修持,除了有各种忏悔法门之外,丛林道场选任住持当家,也以是否有供养大众,「勇于认错」的美德作为标准之一,因为有「认错勇气」 的人才能够以身教领众、教众、服众、和众。像晋朝的法遇禅师,是江陵长沙寺的住持,有一天收到师父道安大师寄来的荆杖,立即领悟:这是师父在训诫他不久前 对一名沙弥喝酒只略施处罚而没有迁单的过失。于是立即鸣钟集众,向荆杖烧香致意,表示敬领师训之后,便伏在地上,命维那师杖笞三下,并且垂泪自责,此后僧 俗二众更加精进道业。禅门语录中更是充满师徒之间以喝骂论道的公案,不但徒弟在错误时,能够勇于认罪,即使老师不对,也有俯首道歉的雅量。正因为如此,禅 宗能以活泼伶俐的道风流传久远。

所谓「不怕念头起,只怕觉照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人,不怕犯错,就怕没有「认错的勇气」。在今天开放的时代里,常看到坊间书籍及知名人士都在鼓 励大家「前进,要有勇气」、「表达,要有勇气」,我常想:是否更应该提倡「认错,要有勇气」的精神?因为唯有父母与子女之间、老师与学生之间、老板与伙计 之间、长官与属下之间都能具有「勇于认错」的美德,我们的国家才能更进步发展,我们的社会才会更温馨祥和。

(佛光卅三年-一九九九年七月)

最高的管理学

发布者:哥本哈根佛光会Blia CPH,发布时间:2012年6月18日 下午12:35

妙睦从佛学院毕业出来之后,就被常住派到洛杉矶西来寺担任知客。有一天,我在西来寺款待客人,对过程有一些意见,我问她:「你在那里受教育的?」她说: 「就读佛光山丛林学院之前,是在香港念管理学。」我听了以后,和她说:「你过去念的管理学,都是学著去管事,去管人,是不够的,你今后最好要学习把自己管 理好,才是最高的管理学。」

今天正逢「管理学」到处普及的时候,论其种类,真是不胜枚举,有企业管理、人性管理、民主管理、分层管理,乃至于饭店管理、医院管理、行政管理、仓库管 理……,但是对于如何「管理」自己,「管理」内心,就很少设立如此的课程了。在一九九六年,我创设了南华管理学院,和台湾各个大学一起参加联合招生。经过 一番研究之后,我深深感到:佛教其实就是一门精深博大的「管理学」。

像一卷《阿弥陀经》,就是阿弥陀佛的「管理学」。在他的西方极乐世界里,不但享有优美的自然环境,富丽的亭台楼阁,清净的休闲娱乐,融和的群我生活;而且 没有政治的迫害,没有恶人的干扰,没有经济的困境,没有男女的占有,没有交通的事故,没有生态的污染,没有衣食的扰人,没有老病罣碍,没有种族的界限,没 有怨家的敌对。阿弥陀佛将极乐世界的居民全都「管理」成「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可以说阿弥陀佛就是一个最高的管理专家,因为他能够给人安全、给人安乐、给 人安心、给人安适。

一卷〈普门品〉,是观世音菩萨最好的「管理学」。观世音菩萨为了将他世界里的众生「管理」好,所以先救苦救难,让众生得以无忧无惧,例如你有贪欲的,他布 施喜舍来帮助你;你有瞋恨的,他以慈悲来教化你;你是愚痴的,他用智能来引导你;你有疑嫉的,他赐信心来摄受你;求生儿子的人,他能帮助你生下福德智能之 男;求生女儿的人,他能帮助你获得端正有相之女。如果你是军人,他为你说军人法;如果你是工商人士,他对你讲工商管理法;即使你是一个童男或童女,他也会 以童男童女的教育布施给你……,因为观世音菩萨善于随类应化,观机说法,所以他走进了每一个人的心中,而信者们也将家庭里最好的地方供奉给他,心悦诚服地 接受他的信仰及领导。

由此看来,我们可以得知,阿弥陀佛和观世音菩萨的各种「管理学」,是合乎自我的管理、自性的管理、自觉的管理、自知的管理。由于阿弥陀佛和观世音菩萨给予 我们管理的示范,所以让佛教发展出各种宗派的「管理法」,丛林寺院的「管理法」,僧团戒律的「管理法」,祖师大德的「管理法」……,可谓内容繁多,欹欤盛 哉!让佛教对于当代社会,甚至自我的「管理」等等,都有很大的贡献。

三十年前,我访问日本时,见到日本工商企业团体,一队一队,一团一团的,都到各大寺院集合受训,听说这叫作「职前训练」,是公司行号为了教育员工良好的思 想理念及生活习惯,所以在他们正式工作之前,送到寺院里接受佛教的「管理」训练。当时日本寺院负责行政的出家法师也无不以佛门「管理」做人、「管理」工作 的方式倾囊相授。那时,我就认为今后的佛教在社会的管理方面应该提出一些贡献。

世间上,物品的管理比较容易,因为物品既不会表达意见,也不会和你对立抗争,你怎么安排,它就如何地发挥功用;说到管理事情,事情也还算很好管理,因为事情有一定的原则,如果能将事情的轻重缓急拿捏妥当,将事情的好坏得失权衡清楚,管理起来也就不为难了。

最难「管理」的是人。因为人性是自私的,人有很多的烦恼,很多的意见,最重要的是面对不同的思想、不同的习惯、不同的看法、不同的学历、不同的资历、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籍贯、不同的年龄……,如何在这么多的差异之中,将人统摄起来,事实上是非常困难的。

人,很难管理,其实,更难管理的还是自己的一对眼睛,你要管理它非礼勿视,它有时偏不听话;两只耳朵,你要管理它非礼勿听,它偏欢喜窃听他人的隐私;一张 口,你要管理它不乱说,它偏偏祸从口出,闯下许多麻烦来;一双手,你要管理它不是自己的东西不可与取,但贪爱小便宜的人总是不计后果……。自己的眼、耳、 鼻、舌、身都不能听从自己的命令指挥,又如何能管理别人,管理其它的事情呢?

其实眼、耳、鼻、舌、身,是有形有相的,还算好管理,假如管理自己的内心,这就难上加难了。心中的自私无明、烦恼邪见,如骄慢、嫉妒、愤恨、执著等等,如波浪一般鼓荡不已,如果自己缺乏大愿、大力、大智、大悲,那里能管理得了自己和自己的内心呢?

盘踞在心中的烦恼虽然难以管理,即使是心中的一念情执也不易管理,有的人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可说是将自己心意情执发扬到极点;有的人爱国、爱民、爱家、 爱人,即使如何地执著不舍,也还能为社会所接受;但,就有一些人,他们的心像顽猴恶马一样,总是犯人禾稼,最终还是自己受害至深。

一个人想将自己管理好,则须管理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例如:自己的思想要管理好,自己的心念要管理好,自己的威仪要管理好,自己的语言要管理好,任何一个地方管理不好,都会为我们带来多少无谓的灾殃。

平时承蒙有人赞美我,说我门下徒众之多,寺院之多,不知是如何管理的。其实,我觉得自己没有什么「管理」的法则,像我管理寺院,从不上锁,像大雄宝殿、大 悲殿、会议室、客堂、教室等等都是全日开放,好让大众随时都可以进来瞻仰、使用;我管理物品,不喜欢建仓库,我觉得物品是做来给大家用的,最好能物尽其 用,东西一旦堆在仓库,没有人看得到,往往一放多年,等到要用的时候已经发霉生锈,岂不可惜!我管理钱,也不喜欢放在秘密的地方,三十多年前在寿山寺的时 候,我将钱放在固定的地方,让学生、徒众各取所需,我认为这才是公平之道;我管理人,倡导法治、人治,甚至无为而治,我觉得最好的管理,其实是自己内心的 管理。心治则身治,身治则一切皆治。

有一段民间的绕密码说:「有一个城隍庙,东边坐了一个管判官,西边坐了一个潘判官,西边的潘判官要管东边的管判官,东边的管判官要管西边的潘判官,究竟是 要东边的管判官来管西边的潘派官,还是西边的潘判官来管东边的管判官。」就是判官也彼此不服气,你要管我,我要管你,互相看不起,僵持不下,就很难为城隍 爷了。可见有了管理对方的想法,就有了分别对立,反而就更难管理了。

在禅门有一则饶富趣味的故事,可以和上面的绕密码成为对比。有一个信徒到寺院找住持讲话,住持叫旁边的一位老禅师说:「你赶快去沏茶!」不久,住持又叫 他:「你快去切一盘水果来!」住持和信徒讲完话,又向老禅师喊道:「你陪客人聊聊啊!我有事要先走了!」住持出去了以后,信徒很奇怪地问老禅师:「这位住 持是你的什么人啊?」老禅师回答:「是我徒弟啊!」信徒大为不满,说道:「既是徒弟,怎么可以叫师父去泡茶?」老禅师回答:「他只有叫我去泡茶,没有叫我 去烧茶,烧茶就比较难了。」「他还叫你切水果!」「他很慈悲啊!只有叫我去切水果,没有叫我去种水果,种水果可就更难了。」「他自己先走了,还叫你来陪 我!」「他年轻,比较有用;我老了,所以做一些琐碎的事情。」其实,在这个寺院里,老禅师才是真正懂得「管理」三昧的人,由于他能顾全大局,放下身段,透 视人际之间的因缘关系,因此让整个寺院和合无诤。

有鉴于「人和为贵」,所以我一向主张「集体创作」,我觉得最上乘的管理方式,应该是让大家自动自发,肯定彼此所扮演的角色,互相合作,共同奋发突破;我也 大力提倡「同体共生」的精神,我觉得最高明的管理原则,应该是让整个团体能够产生共识,上下一心。虽然我一手创建佛光山,但我都以召开会议来代替下达命 令;尽管我是多少人的师父、师公,但我宁愿大家商讨研究,也不愿断然否决别人的意见。当然,其中也曾遇到很多不必要的困扰,例如一些应赶紧实行的议案,因 为主事者的保守而延误时机,以致日后必须付出多倍的努力及代价,但是为了尊重他人的看法也有其必要,所以我愿承担一切后果。三十年来,为了斡旋各个单位的 意见,为了调和各个主管不同的看法,总有开不完的会议,但想到能给人多少利益,给人多少方便,给人多少学习,一切的辛苦即刻化为乌有。

过去曾经听过一则家庭主妇的故事,让我感念良多:有一个母亲就要过七十岁生日了,家人们秘密地商量著如何为她祝寿,想了半天都不知道她最喜欢什么,最后小 儿子说:「我知道,妈妈最喜欢吃我们每餐剩下来的饭菜。」大家想想,的确如此,于是到了这一天,儿女们就将冰箱里的剩菜清出来煮了一锅,说道:「妈妈!今 天是您的生日,我们煮了您最喜欢的剩菜孝敬您。」这位母亲听了,一面流泪,一面说道:「是的,我最喜欢吃剩菜,几十年来,你们所不喜欢的,我都默默欢喜承 受下来。」自古以来,男士多称自己的太太是内人、拙荆,甚至贱内等等,其实贤妻良母才是一个家庭里面的主导内外的核心人物。我将这种肯牺牲,肯奉献,不计 较,不嫌苦的管理方法称为「剩菜哲学」,用它来教导我的徒众;但看古今中外,善于管理的良臣名将不都是因为拥有这种体贴、承担的美德,所以能够克敌致胜 吗?像吴起领军,不但与兵士同榻而眠,同桌而食,而且嘘寒问暖,为吮脓血,所以官兵们都肯为他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李广带兵,在饥乏之际,发现泉水,不待 士卒尽饮,必不近水,不待士卒尽餐,必不尝食,所以大家都乐于为他效劳卖命,出生入死。

因此,所谓「管理」,不一定高高在上,发号施令,而应当深入群众,将团队的精神带领起来。三十多年前,我初创佛教学院,即使像「出坡」这么一件例行的事 情,我都亲自说明意义,并且身先表率,挑砖担水。三十年后的今天,想要为我做事情的徒众何止万千,但我不仅未曾以命令的口吻叫人做事,还经常主动地为徒众 解决问题。常常听说某个徒众在北部事情忙碌,我便为他主持南部的会议;往往知道那个徒众正在主持会报,一时无法结束,我就为他代课教书。我觉得:最好的管 理,是自己先与对方建立「生死与共」的观念,才能发挥最大的整体力量。

有些人从事管理,善以谋略在人我之间制造矛盾,然而一旦被人拆穿,就不易为属下所尊重;有些人从事「管理」,喜用计策先试探别人的忠诚,但是一旦被人识 破,就不能为对方所信服。所谓「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最好的管理方式,是以己心来测度他情,以授权来代替干涉。像龚鹏程先生和我素昧平生,只因听说他的 才华,便立刻在飞驰于高速公路的车厢里,先用行动电话邀请他担任校长,他先是一阵愕然,听说我要建的是一所属于全民的精致大学,便一口答应,从此多年来的 校务我未插手干涉,「南华」在他的带领下,校誉日有所增;目前西来大学的校长陈乃臣先生,过去是花莲师范学院校长,我将校务交付给他之后,也很少过问,西 来大学的校务在他的拓展之下,也是蒸蒸日上。

在世间上,一些父母和儿女们说:「你看!隔壁张家的某某多好,成绩这么好,那像你?」结果,孩子被说得一无是处,只有自暴自弃;在社会上,一些主管总是责 备属下不如别人,说者固然是「恨铁不成钢」,但没有想到听者的想法如何,根器如何,也就枉费心机了。每个人资质不一,各有妙用,只要你善于带领,败卒残兵 也能成为骁将勇士,最重要的是,你是否能看出他们的优点长处,而给予适当的鼓励?你能否看出他们犯错的症结,而给予确切的辅导?尤其,你能否不伤害他的尊 严,而让他的人生得到成长?像盘珪禅师以慈悲爱心感动恶习不改的惯窃,仙崖禅师以不说破的方式教导顽皮捣蛋的沙弥,凡此皆可看出历代高僧大德「管理」十方 丛林,接引各类僧众的善巧智能。

过去曾经有一个连名字都不会写的男孩被送来佛光山,大家都嫌他笨拙,我用玩的方式来教他,慢慢地,他竟然开了智能。大雄宝殿刚落成时,里面一万四千八百个 小灯泡的线路错综复杂,都是他一人包办;还有一个摩登妙龄女郎,每次来山总是打扮得花枝招展,当时不知有多少人反对我收她作出家弟子,但她后来在佛法的薰 陶下,不但勤劳努力,而且本分尽责,得到众人的赞美。所以,说到「管理」,其实是在考验自己心中有多少慈悲与智能。

信徒和我讲话时,常会惊讶地说:「你说中了我的心事了!」这是因为我自四十多年前弘法以来,就常在揣摩前来的听众、信徒是什么职业,抱著什么心态,我要和他讲什么话,让他欢喜,让他感动,由于我能用心为人着想,所以后来我在「管理」人众的时候,就能应付裕如。

我接办南华管理学院时,曾将一座大楼的设计方位改变,事后许多人说改得真好,他们问我是不是会看地理风水?其实心有心理,人有人理,情有情理,物有物理, 地当然也有地理,过去我在读佛学院的时候,每次一上殿,我就知道要赶快站到那个位置,因为我喜欢敲法器,即使没有开我的牌,也总想有递补的机会。每次一到 斋堂,我也知道应该往那里坐,因为我的食量大,我要找一个行堂容易看到的地方,好为我添饭;每次一到教室,我会知道该到那个位置去,因为过去寺院没有钱点 油灯,只有自己赶紧选择光线最好的地方;每次和师长谈话,我也知道该往那里站,因为我要引起他的注意,好让我能有更多学习的机会。后来举凡队伍的排列形 式、建筑的远近高低、事情的快慢程序……,我都能拿捏得准确,这是因为我能用心将自己的「空间」管理得当的缘故。

我经常在客人要来的前一刻,站在门口迎接,让对方惊喜不已,有人问我是不是有神通?其实这是因为我从小就训练自己要有时间观念,例如什么是五分钟,什么是 十分钟,甲地到乙地需要多少时辰,做一件事情要花费多少时间,我的心中都了了分明,所以一切事物当然也就能够「管理」得恰到好处了。

每年大年初一,我能约略算出今年春节大概会有多少人上山;在某些地方待上一、两天,我也能知道当地寺院油香的多寡。徒众辄感惊讶,其实我无丝毫特异功能, 只是因为我有心去留意大小车子的流量,我肯去主动地了解每个地方的人文经济,由于我心里面有数字的概念,所以在管理寺院的时候,无论行政、财务、工程、总 务……,当然就能够预事而立,面面俱到了。

所以,管理的妙诀,在于将自己的一颗心先管理好,让自己的心中有时间的观念,有空间的层次,有数字的统计,有做事的原则。尤其最重要的是,让自己的心里有 别人的存在,有大众的利益,能够将自己的心管理得慈悲柔和,将自己的心管理得人我一如,才算修满「最高管理学」的学分。

(佛光卅三年-一九九九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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