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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聞專欄】諾亞方舟及其他


本文刊登於新新聞【諾亞方舟】1344期,20121206(本文為原全文)

防止媒體集中,此其時也

邱文聰(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台灣守護民主平台理事)

壹傳媒併購案引發爭議的本質,究竟是中資?是富豪包買媒體為中國代言、偏袒自己的產業利益?還是媒體的壟斷? 

有人說,公平會結合管制只問經濟性的利益與不利益,言論集中的經濟性影響難評估,非經濟影響更不干公平會底事;行政院則宣示政府依法審查,不宜因當事人政治立場介入干預;金管會雖言產金分離,卻容許保險業大股東兼營媒體;產媒分離更從沒人提過;就連經濟部也說,買家財力雄厚,應無中資疑慮!

的確,資金透過境外層層漂白,中不中資,難查。有錢,什麼理由禁買媒體?就算媒體代言特定利益或從民主內部瓦解民主,憲法保障言論與新聞自由,仍不許政府基於言論內容而為管制。

不過,這套說詞背後,卻刻意忽略了言論和新聞自由對民主社會來說,最基本的功能是提供「充分的資訊」,一旦媒體這個資訊「守門人」,憑一己利益、好惡、政治立場幫閱聽人過濾阻擋資訊,就是洗腦,就是市場失靈,更別說還是壟斷。這是政府該介入的時候。

要公平會考量言論集中的非經濟性不利益並非沒有法源依據。依「兩公約施行法」規定,兩公約拘束各級政府機關並有國內法律效力,適用上應參照「兩公約人權事務委員會」之解釋。該委員會第34號一般性意見第40點對「公政公約」第19條的解釋:「締約國應根據《公約》,採取適當行動,防止媒體被過度掌控或集中在私人控制的媒體集團手上,這會損害來源和意見的多樣化」。

       為避免違背公政公約19條的實質要求,公平會首應主動調查本案資金、股東間協議及與相關事業之約定,嚴查是否藉人頭進行出資、股權或特殊協議安排規避公平法的結合定義,並應隨時監控本案可能構成水平、垂直與多角化結合之事業,是否「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實質共同經營」,而構成事業結合。

其次,本案係涉及「多個」市場的「一個」併購。公平法雖以商品或服務交易為規範對象,但實質上可承載相同言論的不同媒介,將成為可相互影響的資訊來源,因此應一體評估,以確保「每一」市場的競爭效能,否則見樹不見林。而公平會審查併購對各單一市場造成之影響時,更應將「損害言論來源和意見多樣化」之非經濟性不利益納入考量。

       只有在言論市場健全下,行政院做為兩公約法下行政機關之最後義務者的責任才能免除,「不干預」也才有真正的合法性。




本文刊登於新新聞諾亞方舟No.1343 2012.11.29

掠奪的社會中,誰是最惡者?

王怡今(作者為執業律師,廢除死刑推動聯盟成員)

       就在台灣司法史上第一位涉貪的女性明星檢察官被收押的隔日,自由時報隨即以聳動的標題「(現有六十一個死刑犯)秋決下波瞄準最惡者」,報導法務部決定近期再次執行死刑,並透露「執行人數最多不會超過九人」,並將預測受執行的九人鉅細靡遺一一指出。

       兩年前,高等法院驚爆四位法官貪汙收賄案,司法院正副院長賴英照、謝在全與高等法院院長吳水通,隨即宣布下台以示負責。賴英照院長甚至語重心長表示:「下台是為了讓法官警醒。」其時檢察官邱茂榮也同涉貪汙被收押,法務部卻無人為此案負責。

       隔年,嘉義地檢署檢察官詹昭書、今年初高雄地檢署檢察官井天博均因受賄被收押,曾勇夫部長仍是不動如山;是以,這次連司法界深信不移的「女性司法人員操守可信」的鐵律也被陳玉珍檢察官打破,且她在八年的主任檢察官任內涉貪七年,卻青雲平步順利高升高檢署。

       這顯然係法務部長的人事決策,法務部長的因應方式不是勇於承擔責任下台負責,反而是勇於「殺人」來提醒自己存在的價值。

       法務部選擇此時釋出執行死刑的消息,顯示主事者操縱死刑執行的手法與心態,正好印證卡謬說的:「死刑這種謀殺,在預謀詳盡的程度上,難道不是超越了任何最精心計算的犯罪嗎?」

       報載曾勇夫部長說要瞄準最惡者先執行死刑。但是,最惡者,也可能是最悲慘者!

       曾部長口中的這些最惡者,不會拿百萬勞工的血汗錢去買豪宅,也不會拿錢買掉台灣奮鬥幾十年才換取到的言論自由,更沒有能力買通政府圈地、拆別人祖先的房子或屍骨去蓋樓房、炒地皮。這些最惡者,也無法聲稱很智障,然後去挖一個核四的錢坑,威脅國民生存。更沒有能力找警察進校園鎮壓學生,斷送校園民主。

       由政府配合財團的善於掠奪社會,無論在思想、教育、經濟和社會制度,都無法掩飾其隱然成形的掠奪文化,自然對剝奪處於社經地位最底層的犯罪人的生命是毫不遲疑的。只是就像刑法學者黃榮堅教授所言:「一個傳承掠奪文化的社會中,無論如何包裝,人們標準行為的核心意義就是掠奪。在這樣標準行為模式中,對於未經包裝的掠奪行為再來引用嚴厲的刑事政策,無異是絕大的諷刺。」

       在以掠奪懲罰掠奪者之前,曾部長,請告訴我:誰才是最惡者?相隔百餘年,跟霍桑筆下的清教徒社會相比,台灣社會的偽善尤令人反胃。




本文刊登於新新聞諾亞方舟No.1342 2012.11.22

崩毀中的公眾生活

祝平次(清華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最近,政府失能,貪瀆案件四起,人民的保險基金不斷虧空,可以說台灣的公眾生活正因為政治的關係在急速崩毀當中。雖然政治不是公眾生活的全部,但由於政治的特殊性質,可以說是公眾生活蓬勃發展或萎縮不振的最佳指標。

        兩千多年前,亞里斯多德認為公眾生活的基礎是公共善(common good),而公共善所需的社會公義即需依靠政治來維持;也可以說公共善就是社會公義,就是政治本身。亞氏的現代追隨者漢娜.阿倫特更認為政治生活是人類的公共活動,有別於維持個人生理生存的勞動和個人身分認同的日常工作,是人類公眾生活的具體表現。簡單來講,人類利用政治生活來謀取公共利益,也因為公共利益的創造進一步鞏固公眾生活的永續性與人民參與公眾生活的意願。

        理論上,民主政治正是這種公眾生活的具體展現--人民透過召喚志同道合者,進行團體活動,在與其他團體的互動當中,不斷創造公共的善與利益,使得實施民主政治的共同體能夠在價值開放的情況下,得以不斷往理想的方向發展。但在現實上,目前台灣政治卻是毀滅公共生活的原凶。

        二000年後,台灣急速全球資本主義化,極度追求私人利益,自然就把維繫公眾生活的公眾利益棄之於不顧;不但棄之於不顧,可以說進一步加以扭曲,把政府變成壟斷私人利益的馬前卒。政府至此成了追求私人利益的一個分支部門,如同日本人所說的政治屋一樣,不管是權勢、還是金錢,政治只是政府所販賣的東西,用於謀取政客的私人利益。最近一連串的貪腐案件就是最好的例子。

       這樣的氣氛下,民眾自然無法期待政治人物能帶來創造未來共同生活的遠景。更不用說北京政權對於台灣的文攻武嚇、執政黨的大中國意識、財團對於媒體的控制、司法檢調警察教育系統仍多維持集權統治時的體制、政府樂於利用集遊法來管控、壓制意見表達的自由,這些都使得民眾利用言論、活動爭取來的自由公共空間愈來愈少。人民不但看不到未來,連同藉由團體行動來創造未來的空間都沒有。

        由上而下的改變既然不可期待,做為人民的我們只有自己擔負起維續發展公眾生活的責任,相信自己就是政治力的擁有者,可以導正台灣民主的發展。利用各種可能的方式,為創造更理想的公眾生活空間而共同行動,在實踐中找到希望;不要無所作為,在絕望中走向未來。




本文刊登於新新聞諾亞方舟專欄No.1341 2012.11.15(轉載)

紹興社區為台大學生上的一課

林靖豪(作者為台大大新社社員)

        自去年開始,寧靜的台大校園裡出現了關於紹興社區的迫遷爭議。紹興社區是位在台大校地上一處非列管眷村,居民組成多為經濟弱勢與榮眷,聚落的形成有其歷史不可抗力的條件。然而為了收回校地,台大在二00年寄發存證信函,更於去年春天控告社區居民,要求他們遷屋還地,並且賠償不當得利。

       一般大眾會認為,台大校方當然有興訟積極爭取校地使用的權利,況且台大的所做所為是為了增設教學空間以及學生的受教權利。這樣看來,一切正當性都是那麼充足,爭議何在?

       然而,隱藏在這個進步敘述的背後,其實是嚴重不對等的權力關係。

       紹興居民不是一群如同台大校方般,掌握龐大社會資源的團體,更不像大部分台大學生,蒙受社會聲望和資源分配優勢,而是沒有充足的經濟資源,數十年以來國家又不願正視他們的權利,居民才會必須自行在公有地上建屋,過著鎮日勞碌的生活以維持生活所需,如今還得面對迫遷的壓力。失去話語權的人們,權利總是被遺忘。

        台大有權控告居民,但當台大看似正當地行使自己權利的同時,實際上卻是站在龐大的權力基礎壓迫弱勢,撇除雙贏的解決方案,利用權力的不對等便宜行事,甚或高舉著「捍衛權利」的大旗。

        回顧去年的校慶典禮,學生進到場內高舉標語,滋擾校慶的和諧氛圍,激起軒然大波。姑且不論校慶意義為何,許多人直指這個舉動剝奪學生「安靜參與校慶」的權利。然而細想,紹興居民面對台大的迫遷,他們沒有任何爭取基本權利的正當管道,只能透過這種方式爭取發聲權。台大今天有一點點風吹草動,就可能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但居民的聲音唯有用如此的方式才能獲得一點點的重視;其間天壤之別,斑斑可見。

        當抗議揚起軒然大波,我們不禁要問,學生聲稱自己的觀禮權利的同時,是不是也扼殺紹興居民僅有的一絲微弱希望?權力落差再次在看似中立的權利問題中浮現。時隔一年,希望我們在談紹興議題以及權利關係的時候,千萬不要再落入忽視結構性壓迫的老路,而這或許是紹興南街迫遷案,帶給做為所謂「菁英」的台大學生,一個最重要的警惕。(更多紹興社區議題,請參考粉絲專頁「紹興學程/紹興社區」www.facebook.com/ShaoxingCommunity

 



本文刊登於新新聞諾亞方舟No.1340 2012.11.08 (轉載)

編輯室公約──新的公共性契機!?

林佳和(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

       在近萬人上街頭反旺中、吶喊「反媒體壟斷」之後,緊接著上演壹傳媒的轉手交易,媒體天空好不熱鬧。在不同的事件中,社會行動者不斷的激昂訴求,顯示對媒體專業自主的重視,就此,台灣蘋果日報工會的成立,無疑是重要里程碑。工會要求與經營者協商,簽署編輯室公約、維護工作自主權、爭取編輯與採訪之自主空間,在身處政商勢力意圖主導言論市場的當頭,其實意義非凡。

        此訴求當非歷史首見:十九世紀歐洲,在面對排山倒海的外來勢力、特別是來自國家的干預,成熟新聞自由理念與制度漸漸發展之餘,眾人赫然發現,新的侵害竟然來自於報老闆。

        歷史脈絡很清楚:捍衛新聞自由,意在維護自由的公共言論市場,以助於沒有壓制與操控的、通往公共意志形成程序之實踐,從來都不在於媒體所有者之財產權保障,即便確實存在過那樣的表象。十九世紀人們說道「媒體的精神與物質面向」:媒體經營者享有經濟面的自由,不受國家與其他力量侵害,而包括編輯與記者在內的新聞工作者,扮演的卻是媒體精神層面之推手,只有在擁有自主權,面對不論是外來經濟壓力或老闆蠻橫指揮,都能挺立而本於自我良知與新聞專業行事之時,媒體社會功能方能期待,健全的公共性才有可能。

        這個被稱為內部新聞自由的理念與實踐,百餘年來不斷被訕笑與譏諷:憲法學理半信半疑,新聞專業者有氣無力,媒體大亨們繼續戲弄與操控,時至今日,迎來的便是公共性的一再淪喪與挫敗。內部新聞自由不是沒有機會,一九二六年的德國,早出現編輯與發行人有關「記者良心理念保護」的團體協約,更毋庸言一九六..年代歐陸各國於媒體大量罷工行動後,簽署諸多保障編輯與記者自主權的協約規範。原因無他,勞動者的團結對抗,社會之普遍聲援與支持。

        一九九四年自立報系編輯室公約的失敗,台灣社會錯失良機,這一次的蘋果日報工會,既不是第一件,也不會是最後一次。媒體的社會功能、公共言論市場的維繫,實在不能小看蘋果工會行動之意義;工會展現之集體力量或許不夠,但如果公民社會只是再度冷漠以對,那麼,輸的就不會只是蘋果同仁,而是寶貴的台灣社會公共性。




本文刊登於新新聞諾亞方舟No.1339 2012.11.01

政府應儘速承認同性婚姻

謝世民(作者為中正大學哲學系教授)

        目前荷蘭、比利時、加拿大、西班牙、南非、挪威、瑞典、阿根廷、冰島、葡萄牙等十個國家的多數公民,在經過理性、公開討論後,都接受了同性婚姻。台灣還需要多久的時間才會讓多數公民支持同性婚姻?不容樂觀,因為一般人仍相當排斥同性戀,政府也因此不願意將同性婚姻列入政治日程、鼓勵社會公開辯論。在資訊和理據雙重封閉的條件下,多數民眾恐怕不會突然改變自己習以為常的觀點,也難怪前陣子釋昭慧法師為同志證婚、疾管局施文儀副局長公開呼籲政府承認同性婚姻,並沒有引起各界重視。

        許多人擔心,承認同性婚姻會鼓勵更多人去發展同性戀情,另外一些人則擔心它會改變傳統婚姻制度。這些都不是恰當的理據,因為同性婚姻對同性戀者無害,同性戀本身(若非社會壓力)對同性戀者也無害,同性婚姻也不是要取代、取消異性婚姻。

        還有一些人則質疑,一旦承認同性婚姻,那麼就沒有理由不承認三人婚姻、人獸婚。這應該是力道最強的質疑。贊成同性婚姻者當然可以咬咬牙、吞下這個推論,回應說:國家也應該承認三人婚姻、人獸婚。然而,這並不是贊成同性婚姻者別無選擇的立場。

        我們首先必須知道,結婚並非人民的政治權利:國家並沒有義務要為任何人建立婚姻制度。許多國家目前為一男一女建立的婚姻制度,確實為異性戀者提供某些額外的利益。但對國家而言,這些利益可以只是一種誘因,目的是為了社會再生產,或者就是為了落實(多數人信仰的)某種美好人生觀或倫理觀,並不必然蘊含著對同性戀者的歧視。再者,僅承認異性婚姻,國家並未限制個人消極自由,因此也沒有違反自由主義的中立性原則。

        不過,這不表示國家沒有理由承認同性婚姻。由於同性戀者(而非那些享齊人之福者、愛寵物者)在過去實際上是被歧視的,因此,國家至今不願承認同性婚姻,難免有繼續歧視同性戀者之嫌。承認同性婚姻應該是消除此一嫌疑最有力的宣誓。同樣重要的是,婚姻關係對同性戀者的意義愈來愈巨大,已非民事伴侶關係(civil  Union)所能滿足,而且這種意義(不像三人婚姻、人獸婚的意義)更是多數人都能理解和肯定的。因此,國家在承認異性婚姻之外,當然還可以正當地承認同性婚姻,而不必去承認三人婚姻和人獸婚。




本文摘錄自新新聞諾亞方舟No.1338 2012.10.25

人人有權決定自己的性別認同

陳宜倩(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副教授暨德國柏林宏堡大學跨領域性別研究中心訪問研究學者)

        數周前與一位在我眼中美麗極了的女性律師見面,她接受我的訪談邀約,請我到柏林一家米其林一星餐廳吃飯。我受寵若驚,類似小怪獸寫了email Lady GaGa 而居然收到回信,得以一睹這位在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贏得七個案子的女神風采。

        是誰可以在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贏得七個憲法案件?是什麼樣的狠角色?

        是什麼樣的法律制度與社會條件可以讓這樣不凡的人類持續地發展她自己?

        她,德國明鏡周刊創辦人Augstein的長子,一九七七年,也是她二十八歲的時候,從德國飛往新加坡,進行變性手術成為女性,為自己命名Maria Sabine,展開她奮鬥的一生,為自己與其他有相同處境的當事人爭取性別自主決定權利。她說很高興自己變成為女性,後悔當時無法更早一些變性,在三十五年的女人生活中,她已經與她太太(她的用辭,目前德國同志仍未獲結婚權利,可登記為同居伴侶)共度三十四個年頭。她一生都在奮戰,吃飯時偶爾說到激動處,會輕敲著桌子,精緻餐盤隨之發出聲響。我望著她,覺得那聲響振奮人心,與她聚餐的景象很超現實!

        她說一般民主法治國家大多有憲法保障之基本權利,藉德國基本法之平等權人性尊嚴人格發展權,她提出每個人有決定自己性別認同並以此面貌與世界互動之權利。她問我台灣是不是民主國家?憲法有無類似的保障?她建議我可以由此發展法律論點改變跨性別族群受壓迫現狀。我提及二00.八年宇皓自殺案例,生理女性性別認同為男性,年紀輕輕跳下高樓,最後仍被著女裝下葬。台灣沒有變性人法,目前還在爭取社會認同,性別認同焦慮者在日常生活困難重重,一切要逐項爭取。

       但是,我說:台灣人很能理解自身認同與外界對於我們的看法不一致的這種心情,拿著台灣護照但是常被世界歸類為中華台北,應該很有潛力理解性別認同焦慮這困境!新一波更包容的跨性別運動,基於對自己性別定義權之掌握,堅持以自己的定義和自己定義下的樣貌與周遭的世界打交道,在法律之前享有做人的尊嚴,也許可以逐漸在台灣深耕著地也不一定。




本文發表於新新聞【諾亞方舟】1337 2012.10.18-10.25

國民黨政府的經濟投降主義

林敏聰(作者為台灣守護民主平台理事;台灣社會民主論壇成員)

       隨著行政院宣布的外勞配額鬆綁政策,國民黨政府正式宣告他的經濟投降主義。

       先前行政院基本工資凍漲的決定,只是這個經濟重大轉折點的前奏。在長期景氣低迷與產業結構調整的雙重挑戰下,國民黨政府在缺乏整體經濟戰略的思維下束手無策,終於以台商回流為藉口,調高外勞配額,以及外勞工資與基本工資脫鉤等壓低勞動人力成本的手段,來做為解決台灣經濟困境的捷徑。筆者認為這是個飲鴆止渴、且後患無窮的政策。

       外勞配額鬆綁政策,不僅傷害台灣基層勞工的權益,也和台灣長期努力的產業升級政策背道而馳。它不但不能解決台灣的經濟難題,反而適得其反,會嚴重地傷害到台灣在全球生產鏈的戰略地位。

       未來勞力密集產業的大量擴充,可預見的是將相當程度地再次改變台灣產業結構,大幅地向勞力密集的模式傾斜,並排擠其他技術與加值型科技產業升級所需的土地、水電與資金等資源。這個趨勢將使原來已困難重重的產業升級雪上加霜。

       更嚴重的是,台灣大量的高等教育與技術人才,也將因為相關技術勞動市場的萎縮,面對新的失業危機。尤其目前的科技產業,面臨的主要難題,不是勞動人力不足,而是產能過剩、產品國際競爭力不足的困境。這個危機所帶動的出口萎縮與大幅虧損,已直接影響到台灣經濟的基本面。

       現在,政府任令少數缺乏競爭力的企業主勒索,壓低勞動人力成本,等於正式宣告放棄走向創新加值型產業的結構調整。相對於台灣長期「向上提升」的經濟願景,這不就像是一個前所未有的經濟投降主義嗎?

       在經濟投降主義裡,產業將慢慢走回二十多年前台灣產業勞力密集的模式,對於中高技術與知識型的人才需求不高。廣大的中產受薪階級將成為新一波的受害者。今天,我們難道為了要吸引當年因為台灣薪資成本提高而出走的台商,反而讓台灣成為中國經濟升級的墊腳石,重回那個血汗工廠的時代嗎?那政府又如何面對那些長期在台灣生根,積極提升全球競爭力走向技術密集的優質產業呢?

       最後,筆者要呼籲各主要政黨,對於配合台商回流所進行的外勞配額放寬、基本工資脫鉤等議題,應該就台灣整體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的利弊得失,這個長期的脈絡來思考。尤其是反對黨,更應該以具體行動來反對此項政策,千萬不要成為執政黨經濟投降主義的幫兇。

 



本文刊登於新新聞諾亞方舟No.1336 2012.10.11 (轉載)

香港台灣化,台灣香港化

陳維曾

(教授、律師,曾執業於紐約、台灣、香港;目前任教於國立新加坡大學法學院)

        翻開香港八卦雜誌,常有關於民宿、小食與有機農業的台灣特輯;7-ELEVEN則是滿架的暢銷台灣旅遊書;超市多有專區陳設著視為高級品的台灣農產,一顆愛文芒果要價台幣三、四百。台灣女孩是香港男士眼中的美女,銅鑼灣水泄不通的誠品則是華人文化殿堂。幾周前的反洗腦示威與大學絕食罷課,彷彿是二十年前台灣風起雲湧的重現。曾幾何時,香港變得這麼台灣?

        日前與參與中國改革甚深的一位知名學者聊及台灣、香港、中國的三角題,聽到個讓人意外的觀點:北京眼中,香港比台灣問題難處理。仔細想想,不難理解。

        香港群聚的全球資本與菁英影響著中國經濟走向;政治上北京卻發現怎麼做都讓港人嫌。從基本法到普選跳票到愛國教育,港人不斷感受政治承諾的背叛。狹小的空間與生活秩序迅速受到內地移民的衝擊,瘋狂的房價、市儈的服務業對購買力驚人之陸客的討好,讓港人看不到這一切不適與失落的終點。稍用同理心,北京也不會意外港人的香港認同每年屢創新高地超越中國認同。

        經濟整合但政治意識背道而馳,豈不正是過去二十年兩岸衝突的深層結構?歷史上具緊張關係的兩國少有政治與經濟反向演繹的,美蘇、東西德與南北韓是例子,問題因此分明而單純。台灣是例外,現在又多了香港,且問題正在起步,民主與民族情緒的交錯好比當年台灣。

        但港人不會喜歡香港台灣化;對台灣有好感,未必對台灣政治體制有好感,多數港人對於台灣民主與藍綠民主內戰不以為然,甚至不屑。他們理想中的民主要能維持決策品質、靈活經濟、務實的對中政策,恰是台灣民主欠缺的那一環。

        台灣人也不喜歡台灣香港化,那意味著失去自主與階級分化,這正也是港人不滿之處。遊客僅看到亮麗的中環,殊不知租金動輒十幾二十萬台幣的小公寓綁住多少上班族的青春。富人奢華,中產階級活得辛苦,下層社會的辛酸則令人不忍,與近年來的台灣是否相似?

        平心而論,港人喜歡台灣之處不正是民主生活的結晶?台灣人擔憂的香港化則反映華人文化下的民主困境?北京覺得台灣比香港好處理,不正是因民主沉澱而讓與民主台灣的互動更簡單些?與其提兩岸港台聯手保釣,何不想想如何深化華人社會的民主治理,將民族主義幽靈轉換為華人文化的風華!

 



本文刊登於新新聞諾亞方舟No.1335 2012.10.04

在乎正義,所以要求再議

葉虹靈(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執行長)

        引發社會矚目的前空軍士兵江國慶遭冤殺案,隨著台北地檢署針對陳肇敏等軍官做出不起訴處分後,再度引發輿論關注。因為這不僅牽涉國防部是否能向陳肇敏等人求償國庫賠給江家的一億元。更重要的是,如同民間團體發起的連署聲明所載:「我們只是在要求,透過起訴與審判的程序,能夠釐清他們的責任,讓台灣有機會,第一次來面對加害人歷史。」

        台灣不像多數新興民主國家,在民主轉型後以官方力量積極推動轉型正義工作,反而以國安法封閉政治受難者的上訴之門,且遲遲沒有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調查歷史真相、描繪威權統治面貌,以為後世之鑑。不像南非,巡迴各地舉辦聽證會,由政治受難者現身說法,使其苦難得到社會肯認;甚至要求加害者提出證言或表達悔意。

        即便台灣解嚴已逾二十五年,政府彌補受難者最大的成就,僅有金錢補償,司法正義讓位於司法秩序的安定,歷史真相則籠罩於迷霧中。正當大部分人認為隨著政治轉型(也意味著民主化)已竟全功後,江國慶案的真相揭露,敲響台灣社會一記警鐘。一條青春正盛的生命、父母的不甘與眼淚迫使社會正視,那個以刑求釀成冤假錯案,讓無辜家屬人生破碎的時代並未真正過去。

         相對於大多數案發年代久遠,當事人多已凋零的政治案件,江案的追尋正義之途,還是擁有比較好的起點。

         首先,被告陳肇敏等人的犯行明確,於不起訴處分書中歷歷在目,而不像政治案件,存在官方檔案與口述訪談間的鴻溝。其次,台灣如今政治社會局勢安定,民主轉型初期法律與政治秩序的脆弱,難以繼續成為司法不作為的藉口。再者,所有的加害人俱健在,透過公開審判程序,讓他們有機會可坦白犯行,表達對受害人的關切或歉意。這種面向公眾的反省,能讓台灣社會乃至司法及軍法體系,痛切記得教訓。

        把他人的苦難視為自己的苦難,把後續處理看做自己也得擔負的責任;社會學家認為藉此方能擴大共同體做為政治與倫理社群的基礎,不致淪為各行其是的分裂社會。過去面對轉型正義,我們做得不夠多也不夠好;江國慶案是台灣重新建立對於正義、倫理與責任判準的契機,我們不願也不能再次錯過。

請加入連署,告訴檢方我們對江國慶案與正義的「在意」:http://0rz.tw/jqkM6




本文刊登於新新聞諾亞方舟No.1333 2012.09.20 (轉載)

民主法治的價值核心

戴秀雄 / 政治大學地政系助理教授

       民主與法治是現代憲法國家的基本原則,這一點應該是大部分人所不會否認的;但是,民主與法治就是現代憲法國家的價值所在嗎?這問題的答案或許既非是,也不完全為非。

       民主由人民自決來看,既隱含特定的價值觀也顯示出制度的形式;不含價值觀的純粹多數人自決程序,可以是披著民主外衣的以眾凌寡工具。至於法治也差不多,因為失去公平正義精神與違背憲法價值的純粹依法治世,也可以只是統治階級用以壓迫被統治者的藉口與工具。

       民主與法治都是為了實現讓個體充分自決,並可免於國家機器恣意侵害所發展出來的制度與政治形式,而每個人依照自己自由意志做出決定,並為自己的決定負責,而不為外力所支配,正是隱藏在民主與法治背後的終極憲法價值,一般也稱之為人性尊嚴。在這價值觀下,每個人正當的做自己而毋需刻意配合多數人,除非,基於公共利益而且在必要之情形下,在最小限度內干預個人的自由、權利,並必須對個人因此產生的損失補償。而法律在這種設計下,是用來劃清國家機器干預個人權益的界限,是用來限制國家公權力;而在干預、限制人民權益的情形下,需要先具備合法性的並不是人民的行為,而是國家機器的行為。

       在這種價值觀下,任何強制性權力的行使,都不可以只看其是否已經依照所依據法律的表面文義,因為其所依據的法律一樣要被檢查,一樣是受限於憲法價值。民主法治之下,社會價值固然是開放多元的,但是這個價值卻是唯一不得碰觸的,不然民主與法治就只剩下形式的空殼與假象。

       所以,為了護衛這個憲法價值,在真正民主法治的國度,絕不是放任多數意見制定法律就可以壓制少數意見的,反而可貴的是多數的自制,因為,沒有做到少數保護是不由得多數人做決定;也因此,不是出於公共利益之目的,不能要求私人犧牲利益,縱使出於公共利益的需求,也不能要求私人付出不相稱的重大犧牲,這些都轉化成而公權力行為的合法性的實質要求,在這些原則上有所缺陷者,仍然是不合法的。

        其實,這些都是在民主法治觀念上的ABC,可是,這是存在於我們社會大眾跟各級官員、民意代表們腦海中的民主法治嗎?回想諸多徵收爭議案件跟文林苑王家拆除事件,大家問問自己吧!




本文原題為:泥菩薩與兩岸律師開放,新新聞雜誌修改標題後,刊登於【諾亞方舟】專欄No.1332 2012.09.13

在中國如此惡劣的律師執業環境下,仍有許多維權律師敢於不畏強權,維護做為人的基本尊嚴。也正因為如此,本文認為馬政府在與對岸進行律師業相互開放談判之前,應先要求中國政府做到保障律師的人身安全與自由,廢除公安拘留制,並廢除律師年檢制;這是台灣政府保護我國律師到中國執業的基本責任,也將是台灣政府對中國人權及兩岸和平,深具意義的努力!/ 賴中強

 本文刊登於新新聞【諾亞方舟】No.1332 2012.09.13

泥菩薩與兩岸律師開放

賴中強(律師,兩岸協議監督聯盟召集人)

        馬政府將「推動兩岸法律服務業對等開放」納為服務貿易談判目標。然而,兩岸法治、人權概念天差地別,何謂對等?簽了協議後,台灣律師真能安心到中國執業嗎?

        在中國,律師是高風險行業,律師的人身安全及自由常遭威脅。例如,為愛滋病感染者維權的江天勇律師,去年被公安拘留兩個月,今年前往探望陳光誠時,遭公安毆打失聰;二00二年,倪玉蘭律師因拍攝北京西城區強制拆遷現場,被公安毆打,「大小便失禁、多次昏迷」,先拘留七十五天,其後八年,屢次上訪屢遭拘留、刑求、判刑、虐待,獲釋後已不良於行;二00年,廣西維權律師楊在新為一起謀殺案擔任辯護律師,在法院庭審中質疑檢察官的起訴,使檢方的控訴受挫,隨後被以「妨害作證罪」拘留;其他如高智晟、滕彪、王永航、張凱等等維權律師,或曾被押或遭判刑、失蹤。

        以上情形,不只是維權律師的經驗,更是中國律師普遍面臨的執業風險。問題的根源在於,中國公安有權不經過法院審訊、逕行拘留犯罪嫌疑人(包括律師)。為了平息各界對公安濫權與律師欠缺人身保障的指責,今年三月中國「人大」通過的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二條規定「辯護人涉嫌犯罪的,應當由辦理辯護人所承辦案件的偵查機關以外的偵查機關辦理」,但是,從公安「球員兼裁判」,修改成兩公安機關間「官官相護」,並無實質意義,律師的人身自由仍無法獲得確保。

        中國政府控制律師的第二個手段是「年度考核制」,考核的項目還包括「組織律師開展思想政治教育」、「開展律師黨建工作」、「指導和監督律師代理重大案件、群體性案件」等情況,考核不合格就喪失下年度的執業資格。

        馬政府如果真要推動「兩岸法律服務業對等開放」,首先應要求中國政府保障律師的人身安全與自由,廢除公安拘留制,律師的拘留、逮捕必須經過法院審訊,其次要廢除律師年檢制。 




本文刊登於新新聞兩岸觀察No.1332 2012.09.13

既不愛國又反教育的愛國教育

祝平次 / 清華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就歷史來看,道德教育、國民教育,常常就是政治掌權者對人民進行洗腦的愛國教育,這次香港的情況也不例外。跟政治壓制或媒體宣傳比較起來,教育的效果直接形成一個人的自我認同和世界觀,不管在範圍或時效上都比由外而內的壓制與宣傳來得深廣。但愛國教育雖然能夠滿足統治者一時的權力欲望,卻會對國家、受教者造成非常負面的結果。就此而言,愛國教育既不愛國,也反教育。

        二次世界大戰日本的愛國教育,灌輸總體性倫理,提倡君國一體,讓人民支持發動、擴張戰爭的軍國主義,最後導致兩顆原子彈在國內爆炸,害人害己。同時期德國的愛國教育,更是導致人類史上種族屠殺的大悲劇。而戰後德國人也必須活在自己是屠殺者的心理壓力之下。

掌控了教育

就能有效掌控人民的腦袋

        台灣在中國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實施的教育也是如此。教科書的編輯主旨,都明確寫著培養民族情感、增強愛國觀念這類的語句。在政治上則實施白色恐怖,對異議者進行迫害,埋下台灣目前國家認同分裂、族群互不信任的根源。隨著異議者大量被掃蕩之後,教科書的內容雖然轉化成比較柔性的文化認同、公民教育,但後面的政治目的卻沒有改變。這也是為什麼馬英九在贏回政權之後,要亟亟以粗暴的方式干涉歷史、國文教科書的編纂大綱。畢竟掌控了教育,就能有效地掌控人民的腦袋。

        愛國教育的反教育傾向,也表現在強迫受教者相信沒有確切根據的國族象徵、歷史與理論上。例如中國的炎黃子孫、日本的伊勢神宮、德國的亞利安種族優越論。這種反智教育很大一部分就是執政黨操控的惡質民族主義。這樣的民族主義在內部來講,將極度限縮人民的思考,使得國家社會的制度無法進步。

全球化概念

豈能只再談一族一國一黨

        二十三年前中國六四事件後,喬石在全球媒體底下,公然說謊。而最近的中國法庭在審理谷開來時,悍然護衛自以為是的中國利益,而使得法庭審理變成自說自話的兒戲一場。這些事件都突顯出盲目愛國的荒謬。就外部而言,這樣的民族主義也將使我們以落後、狹窄的觀點去看待國際的事務與紛爭。

        以釣魚台事件為例,這種惡質民族主義,提倡傳統霸權式地擴張併吞,以榨取開發自然為目的, 而不是與環境共存、與其他人們共享共榮的和平。由於科技的進步,全球化已經具體實現在網路和交通工具上,但也為人類帶來了全球性的危機,例如環保與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都需要跨越國家意識的智慧才可能進行。而提倡一國一族利益的愛國教育,卻只會加劇這些問題的負面效應,更不用說這些愛國教育常常是為了一黨一人的利益而進行的。

貼近歷史

才能避免犯錯、宏觀規劃未來

        就歷史而言,在過去或現在的台灣、日本與中國,也因為教育體制要宣導愛國,而使得談論自己現代的歷史成為禁忌。台灣無法談論二二八、白色恐怖;日本無法談論昭和時代的侵略戰爭;中國無法談論中國共產黨在七..年代前的統治到底害死多少中國人。但是當人民不能思考與自己最貼近的歷史時,他們又如何能避免過去人們犯下的錯誤、又如何能比較宏觀理想地規劃自己的未來?

        愛國的情懷,不一定全然就是負面的。愛國者常常能對身所屬的國家做出重大的貢獻,並對後來者有激勵鼓舞的正面作用,可以說是國家寶貴的資產。但愛國情懷應該是和生活環境互動經驗長期累積的自然結果。而其表現,也是使人願意各獻所長,以個別的方式貢獻自己的知識於更美好的未來;而不是放棄知識、理性,以一致的方式去維護當權者所要達到的目標。

        這次香港反國民教育洗腦運動在港人進行絕食抗議之後,為了不影響九月九日的選舉結果,為了不把背後的中國政權也拖下水,港府果如預期於九月八日讓步,宣布國民教育由各校自行決定,企圖緩和政治的負面後果。雖然事件今後會如何發展,尚難預料,但長久來看卻可以確定北京政權絕不會放棄經由教育體制解決香港人心未回歸的問題。這個問題不但值得繼續關注,也提醒我們要進一步深思台灣類似情形的存在與發展。




本文刊登於新新聞諾亞方舟No.1331 2012.09.06

旺中案是以資本主義為手段的威權滲透

林敏聰  / 台灣守護民主平台成員

        過去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威權集團,總是視資本主義為毒蛇猛獸,生怕自由開放的經濟體制會動搖其統治基礎。

       但近十幾年來,中共政權在經濟改革開放的大方向下,經濟發展的成果不僅相當程度地鞏固了原有的威權政權,最近,尤其在面對兩岸複雜的政治問題,包括統獨認同與人權議題,都更進一步地以資本主義為先鋒,逐步而巧妙地實現其政治目的。

        相對於粗暴的武力威脅,軟性的商業邏輯與市場策略更能一步步地把對手推入無可轉圜的政治死巷內。媒體置入性的政治新聞就是一個例子。

        在這個思考脈絡下,我們不難理解為何旺中不惜一切代價,要急著建立一個新的媒體壟斷集團。威權統治的工具除了國家暴力(警察、軍隊)之外,最重要的兩個隱性控制手段是文化與媒體。其中,媒體的自由與健全,可以保障言論的自由與資訊的透明流通。

        以食品業起家的旺中集團積極參與台灣媒體的市場遊戲規則,利用商業併購的手腕,急於控制有線電視系統,並且聯合其轄下的電視新聞台與平面媒體,違反媒體專業的常規與職業倫理,粗暴地指控攻擊反對的學者與學生。這一切,無非是想藉此攻破台灣民主社會裡最重要的一個堡壘,即新聞與言論自由。在民主社會裡,政治力不敢公然地介入新聞自由,因此操控媒體最好的方式就是商業手段。簡單的來說,就是藉由資本主義的遊戲規則來控制媒體的新聞與資訊。

        因此,旺中併購中嘉一案,不僅僅是一個單純的商業爭議,更是威權對於台灣民主與開放社會的反撲與滲透。它不只指向目前中國的威權體制,更連結到仍潛藏在台灣的威權幽魂。相對於傳統威權暴力恐嚇式的統治技巧,旺中集團的政治聯結是隱性但卻更為堅固有效的。透過旺中集團在中國龐大商業利益的依賴,威權政權正以最巧妙但隱形的利益線索來操控這個傀儡。

        這個利益線索未來將無所不在。從旺中一案,台灣公民社會可以同時經驗到,表面上單純的商業行為也可能隱藏了政治目的,關係到民主與威權之爭,應該被放在更高的價值層次來關照。不要忘了,一個缺乏民主價值的資本主義或者是市場經濟的社會,將很容易成為一個威權幽魂的藏身所,而現在我們所擁有的民主也很可能因此被威權所取代。




本文刊登於新新聞諾亞方舟No.1330 2012.08.30

「低薪台灣」不是一日造成的

張峰益 / 台灣勞動與社會政策研究協會執行長

        每年七、八月份的基本工資調整,愈來愈引發社會的衝突與基層民眾的關注,這代表著其背後牽扯更多人的直接利益。三七.八萬的青年打工族、薪資兩萬元以下的低薪勞工一二二萬人、僱用四十四萬外勞並鼓吹外勞與基本工資脫鉤的企業主與家庭等等。這些利益衝突就全糾葛在基本工資這個火線交叉點上,如何調和這些不同階層的利益衝突,就成了重要的政治精算與判斷,甚至成為總統大選的對戰焦點。

        時間回推到二0一一年底的總統大選前夕,藍綠全力搶攻「首投族」選票,總統馬英九在電視辯論中娓娓道來,他在美國留學時,太太周美青做過餐廳帶位工作,因此深知打工的辛苦,話鋒一轉,直接宣布要幫打工族加薪,宣布明年要將打工族時薪從一0三元調到一一五元以上,未來四年更要逐步調高。此舉等於是直接幫三十七萬部分工時者加薪一一.六%,搶奪青年選票。但馬連任後,這個政治支票卻在半年後跳票。

        勞委會的基本工資委員會在八月二日宣布,自明年一月起,依照去年的消費者物價指數(CPI)上升率一.四二%,月薪從一八七八..調整到一九0四七元,也就是打平抵銷物價上漲而已,實質上根本沒調整,時薪則從一0三元調整一0九元。勞委會為了收拾馬總統的跳票,就硬拗兩階段論:如果明年經濟好轉,將提高到一一五元。政治果然是最高明的騙術。

         台灣不像歐美國家,其各產職業勞工工資水準,主要由該產職業工會與雇主之間集體協商後,簽定團體協約的 「集體協商型勞資關係」所決定。以德國為例,其團體協約就涵蓋了約七成的勞工,日本約二成,台灣則僅有離譜的二%。因此,台灣勞工工資的決定,僅是由政府介入調整最邊緣低薪、僅約十分之一勞工的基本工資而已,再上去的工資水準就完全由勞動力市場的買方,也就是雇主喊價決定。

        基本工資的調整僅是對邊際的低薪勞工有所助益;對於大多數勞工來說,其勞動條件的提升,難道全然得依賴資本家對員工家父長式的體恤照顧嗎?在國外大部分勞工莫不透過加入工會以集體力量與僱主進行制度性協商,這才是各國勞資關係的重頭戲。

        長期以來,台灣工會遭受國家與資本家雙重打壓而低迷不振,因此勞工加薪往往只能仰賴僱主善心,但資本家卻更常使出惡性倒閉、掏空出走的奧步。「低薪台灣」真的不是一天所造成的。




本文刊登於新新聞諾亞方舟 No.1329 2012.08.23

走味的「三協一調」

賴中強 / 律師,「兩岸協議」監督聯盟召集人

        兩岸投保協議簽署,關於投資人與當地政府間投資糾紛(P2G),一如外界預期,台商爭取的國際仲裁落空,取而代之的,是所謂的「三協一調」。

        江丙坤還說投保協議「最大效益在於建立制度化且多元化的投資糾紛解決機制」,投資人與當地政府間投資糾紛,如果未設爭端解決機制,原本就回歸法院訴訟。但問題出在台商對中國當地法院不信任,中國標舉「不搞三權分立」,法官是地方「人大」派任,政法委書記指揮,如何期待法院能公正處理台商與當地政府間糾紛?

        那「三協一調」:雙方直接協商、上級行政單位協調、兩岸主管部門協處、第三方調解程序;說穿了,就是以各種方式促成雙方同意「和解」,投保協議投資補償爭端調解程序白紙黑字寫著「調解人應保持中立,促使爭端雙方達成合意。」所以,如果有一方不同意,最後還是沒轍。

        外界批評未納入國際仲裁條款,陸委會主委賴幸媛動怒回應:「請問大陸與所有國家簽的投保協定,即使裡頭有國際仲裁,從來never ever處理過一件,從來沒有,他們也不會去處理。」並認為「這不是個問題」。建議賴主委大可開誠布公向國人說明——談判中我方爭取的過程與中方拒絕的正式理由,而毋需急著幫對岸否定國際仲裁的重要性。

         暸解談判、和解、調解實務的人都知道,和解中的雙方永遠在盤算備案與最後手段:會議桌上談的是你願意讓多少,我必須讓多少,心中計算的卻是萬一談不成,我的最後手段是什麼?破局我會輸得更多?或者不會更糟?這是人性的必然,也是稱職的談判者必須具備的能力。

         投資人與當地政府間投資糾紛也是如此,就算中國與各國簽訂投保協定國際仲裁條款後,尚無進入仲裁程序的個案,但也正因為中國不願意個案走入仲裁程序,中國政府有動機在前階段的協商、調解程序與投資人達成和解。

        反觀,兩岸投保協議的最後手段是什麼?少了國際仲裁條款,當協商、協調、協處、調解都無法達成和解,那就回到法院訴訟,回到政法委書記指揮的法官手中,中國當地政府有恃無恐,何必跟台商和解。

        未來的「三協一調」,對台商而言很可能是:一、和解不成立。二、象徵性賠償做業績。三、多幾個腐敗管道。




本文刊登於新新聞諾亞方舟No.1328 2012.08.16 (轉載)

高等教育市場化的反思

陳政亮 / 作者為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副教授、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秘書長

        解嚴前後,教育領域中充滿了自由化的論述。當時,教改人士所提出的自由化主張,主要是為了對抗黨國教育的思想枷鎖。此時,台灣又恰好遇上了全球新自由主義的擴張;而它核心的觀點是:「弱化國家,市場至上」。西方世界在這一波思想典範形成的過程中,過去被認為屬於非市場邏輯的領域,都逐步的被市場所吞噬;特別是原先屬於人民權利範疇的醫療與教育,更是如此。

        回顧來看,為了對抗黨國控制的自由化主張,恰好與蔓延全球的教育市場化思維意外的糾結在一起。雖然兩者在核心倫理原則上確有差異,但是在現實操作上,「弱化國家」成了最重要的政策方向,而市場邏輯便填滿了原先由國家高權所控制的教育領域。

        九0年代中期以來,高等教育就被當成所謂的「產業」來看待。它開始被擺放到全球教育市場中競爭,招募(外國)學生,逐步提高學費,或與特定的產業合作,創造所謂「知識經濟」,並且逐步擴張。大學間相互競爭著鉅額的經費,並以各式的評鑑方法來自我證明。另外,大學運作與「保持讀書人風骨」這類的東西,已完全脫離開來成了純粹管理學的領域。最顯而易見的是,大學校長比較像個CEO,經常讓人看不出來有什麼智識能力與教育理想。

         對學生而言,高等教育的市場化導致資源分配不平均,強化了社會不公。對教育本身來說,教授忙著應付形式化的評鑑,成了生產論文的工具,對學生缺乏關注。從研究水準來看,市場所要求的績效,導致過多非學術性的干擾,學術自由遭受破壞。就教授職場生涯來說,市場邏輯的後果,導致了這幾年非典型雇用的大量出現,工作缺乏保障。而在大學運作機制上,權力結構愈來愈不民主;校園內則充滿了市儈之風,大學的社會責任已乏人問津。

        真正能對抗高等教育市場化的力量,要來自大學內部對於過去二十年來教育變遷的深刻反省。高等教育的工作者必須要在反思自己社會發展的基礎上,揚棄市場邏輯,重新強調高教是一種公共服務,它應當具有社會正義與學術自由的核心價值,而非只是跟著新自由主義的腳步前進,那只會導致台灣高教永無止盡的沉淪而已。




本文刊登於新新聞社會觀察No.1328 2012.08.16

台灣人才論

林敏聰 / 台灣大學物理學系教授,台灣社會民主論壇成員

       在全球化激流的衝擊下,台灣人才庫面臨的危機最近又成為媒體討論的焦點。尤其近年來,一方面因為國際需求與競爭提高,從海外求才的困難度不斷增加,在另一方面,國內某些特定的科技與管理領域人才甚至有外移的趨勢。針對這個現象,最近國科會朱敬一主委提出一系列的對策,例如加強海外人才庫的培育以及提高海外高階人才回台服務薪資等幾項。很可惜的是,這些方案背後所隱藏的意識形態,大抵仍然沒有脫離「邊陲文化」台灣人才論的限制。

培育與需求要看脈絡

台灣已面臨巨大鴻溝

         人才的需求與培育要放在社會的脈絡上來看。人才像大樹一樣,要在一塊土地慢慢長大,不能簡單地橫向移植。土地的滋養不夠,移植的大樹仍會漸漸凋萎。我記得從從小到大,一直都有人不斷地強調,做為國際社會的邊陲國家,台灣社會缺乏人才,必須要從國外積極引進人才,高階的科技人才更必須要在國外培育。二十年多前,大量年輕人出國留學,並於學成後留在該地工作,正是我們所謂海外人才庫的來源。日本、韓國也經歷過類似的階段。但隨著日本國內學術水準的提高與產業技術的自主,日本的人才培育主力早已從這種模式轉向以國內培養為主。

        歐洲如英國、德國、法國或瑞典等國,也長期保持國內的高等教育品質,做為國際科技競爭力的重要基礎。但也因為各國的條件不同,在面對全球化的競爭的同時,各地的產業人才策略與重點也會有所不同。這點可以從歐洲中小型國家所發展出來的精緻產業戰略重點與美國大不同可以看出。

量產化為主放棄研發

扭曲人才結構與品質

         台灣這幾十年來的變化,也面臨了類似日本、韓國發展的轉折期。尤其在高科技產業界的發展瓶頸所帶動的高階人才需求,不得不讓我們停下腳步來認真思考,為什麼在短短幾年內,園區產業榮景一過,所留下的人才斷層竟然如此之大。而更弔詭的是,台灣高等教育系統所培養出來百萬碩博人才竟然也面臨了未來失業的危機。換句話說,似乎台灣人才培育與產業需求間產生了巨大的鴻溝。

        很多人說,台灣產業結構無法升級以及最近面臨的「四大慘業」危機,是因為台灣國際科技人才不足,無法面臨國際競爭所致。這個想法乍聽之下似乎頗有道理,但其實它才是台灣社會對於人才的最大迷思。尤其在科技方面,人才的特質其實和產業結構或就業市場密切相關。目前科學園區裡許多公司的實質薪資水準,甚至高於許多國外高科技公司。但同時,許多公司卻也因為在關鍵技術的依賴,造成令人訝異的低毛利率與日益降低的國際市場競爭力。他們對於長期必須注入研發心力的自主關鍵技術,寧願以大量資金購買turn key量產設備、支付高額權利金的方式來求得快速量產。最近韓國領先全球的有機發光二極體顯示器(OLED display)不就是幾年前在台灣被放棄的技術研發項目之一?

         這種以製程量產為主的產業文化,嚴重限縮了台灣年輕人畢業後進入科學園區業就業發展的多元性,更遑論尖端研發所需的自由度與堅持。工程師超時的工作時間與不斷重複的技術操作內容,長久以來,已嚴重扭曲了台灣科技人才的結構與品質。在這個情況下,再具有創造力的人才進入這個體制內,研發能量沒有多久就被耗損殆盡。今天台灣面臨了中國在相關製造業的崛起與韓國大廠在這些相關產業關鍵技術上的大幅領先,台灣四大慘業的形成實在不令人意外。

明星產業磁吸效應

人才平面化阻創新

        一個扭曲的人才結構與偏差的價值觀對於一個社會的影響可以很深遠。因為幾個明星產業長期受到主流媒體與政府在政策與賦稅方面的眷顧,科技園區的人才磁吸效應,不僅造成台灣人才發展的平面化,也已嚴重排擠到園區外其他廣大中小型產業的人力需求,更阻擾了台灣產業自我創新轉換的動能。

        就整個國家來說,人才與科技不可能脫離當地的社會、文化憑空而起或輕易地由國外橫向移植。我們需要的是什麼人才?人才如何培育、從哪裡來?這些問題,如果我們不積極思考產業結構和社會因素對於人才培育的影響,那我們才真的沒辦法脫離淪為邊陲國家、只能向外求才的命運。




本文刊登於新新聞政治觀察No.1327 2012.08.09

換湯不換藥的「中國式民主」

祝平次

        七月十一日的紐約時報刊出蔣慶與貝淡寧(Daniel A. Bell)投書的文章,(給中國的儒家憲法)(A Confucian Constitution for China)。文中大談西方民主的負面問題,與儒家王道、仁政(篇中用Humane Authority一詞)的好處。

        該文並建議未來的中國,參考春秋公羊傳,以天、地、人為政權合法性的基礎,在未來的中國分別設置聖賢院(House of Exemplary Persons)代表聖賢的合法性,國族院(House of the Nation)代表歷史文化的合法性,與眾議院(House of the People)代表人民的合法性。

脫離現實的玄想憲政

        聖賢院由熟讀儒家經典的學者選出可能的人選,然後藉由測試儒家經典與實際的行政能力,以類似宋代三舍法來加以進退,聖賢院的院長則應由偉大的學者來擔任。國族院的院長由孔丘的直系子孫來擔任,其他人員則為古代聖賢以及王者的子孫以及各主要宗教的代表來擔任。眾議院則由投票來決定人選,或是由各行各業的代表擔任。

        文中接著敘述如何在這樣的結構中保持權力平衡,以及任何法律需經過二院的同意才得以施行,並主張應在較具文化同理心的情況下評量中國政治是否進步,而不以西方式的民主為標準,這種儒家式的憲政設計才較為全面。這種玄想式的憲政設計,不談現實,只談理念,又是別人國家裡的事情,本來不值得關心。

         最近二十幾年中國的文化聞人潮起潮落,各式各樣的做法都有,不算稀奇。而且蔣慶提出這樣的想法,已經十幾年,也不算新鮮。然而,由於台灣與中國的特殊關係,以及台灣目前政權的意識型態,紐約時報這篇短文的出現還是值得我們注意。這篇文章的主旨,其實就是結合文化、道德與政治三個面向,以伸張傳統儒學在未來中國政治可能扮演的角色。

共產黨收割西方狂想

從某個角度,是對「批孔揚秦」的共產黨的政治批判。然而弔詭的是,這種文化政治批判,一方面成為共產黨政權與中國文化保守派媒合的介面,一方面被共產黨利用來緩和西方對於中國人權與民主兩方面所施加的壓力。中共讓這種不可能實現的憲改狂想在國外發聲,卻對內部小規模政改的0八憲章加以打壓,兩相對照,用意明顯。

        說穿了,這樣的狂想只是「中國式民主」換湯不換藥的說法,闡揚者或有其文化信念、社會理想,而在政治利益上收割的卻是共產黨。

向中國看齊的漢學論述

        更有趣的是,這一篇短文是蔣慶與在中國教書、研究的西方學者貝淡寧共同發表。這也是中共大量投資孔子學院的一個縮影。如何利用資金,改變外國學者,尤其是所謂的漢學家和中國通的言論內容,正是孔子學院設立的主要目的。

        不用說,台灣的漢學家與中國通,也因為中國現在能支付的學術資源而慢慢向中看齊。雖然,內容或者有異,但其闡揚而不是進行知識反思的立場,則正好符合宣揚中國的目的。所以,這一現象在台灣也成為弔詭的現象,亦即應該是台、中兩國學術激烈競爭的危機,變成台灣漢學學者挾外以自重的時機。也就是中共利用設立孔子學院以及資助漢學研究的軟實力,的確慢慢讓西方學者、台灣學者無法自外於中國的主流論述。

         反民主體制的「道統」作為至於文化、道德與政治的共構論述,更是令人聯想到目前台灣政府種種混同文化、政治、道德的舉動:只以道德掛帥,不求改善制度;文化部長棄人權、民主而講兩岸文化交流,又視察國之北疆、舉辦文化國是;去年教育部也主張今年高中生必修四書

        近來,馬英九又宣布爭取國民黨黨主席,延續現在掌控文化、道德、政治論述的主控權。這種種行為,有意無意,都暗示著國民黨與中共正從不同的路徑,朝著政治統合的方向前進,而且是朝一個反民主體制的方向前進。就這點而言,蔣慶、貝淡寧的短文毋寧是一個值得關注的負面提醒。 




本文刊登於新新聞諾亞方舟No.1327 2012.08.09 

可以不只是藝人

黃國昌 / 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副研究員;現為美國傅爾布萊特獎學者

        藝人需要包裝、需要宣傳、需要舞台,才能聚集觀眾,也才容易成功。傳播媒體在這個行銷過程中,扮演了關鍵角色,它可以透過極佳的採光及取鏡,攝下你最為燦爛甜美的笑容,也可以捕捉你最為黯淡隱私的窘態,操控著你呈現在觀眾前的形象,自然也深深影響你在影藝圈的未來。正是因為這樣,如果有任何群體會比政治人物更不願意得罪媒體,應該就是藝人。 

         在這個權力結構下,令人難以想像竟會有一位成名的歌手,站在公開舞台上,大聲地呼籲歌迷,向掌握最大傳媒通路的旺中集團說不,「請大家阻止蔡衍明收購更多的媒體集團」。八月五日的張懸,證明了藝人可以「不只是藝人」,也可以是社會的公民,台灣社會還需要更多這樣的藝人,也期待有更多這樣的公民。 

        其實,不只是藝人,工人、農民、學者、作家、甚至是學生,在每一個不同行業的身分背後,每一個人都是公民。我們可以有不同的政治傾向、不同的意識形態、不同的品味偏好,但是做為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公民,我們已經共同形塑了「自由民主」與「公平正義的核心基本價值。 

        儘管這些基本價值尚未能藉由成熟的規範體系獲得徹底實踐,也飽受外國極權政體的武力威嚇與資本壓制的雙重脅迫,但是這些基本價值,卻不僅讓我們這些公民得以連結成一個社會,也成為我們與中國區隔的最重要分水嶺。藝人可以在中國的市場上追逐財富與粉絲擁戴,但不能在中國的舞台上表達對自由、民主與人權的渴望。 

        台灣當然需要與中國交往,問題是在什麼價值平台上交往。對這個價值平台的建構與形塑,傳播媒體扮演了關鍵的角色,藉由掌控資訊的流通與內容,深刻地影響了我們對事實的認知與人物的評價。 

        如果媒體可以把一個無能的阿斗,吹捧成溫良恭儉讓的英才,它自然也可以把一隻凶惡的怪獸,美化成憨直的忠狗。正是如此,中共政權才會耗費龐大的資源,緊緊地監控新聞的內容與資訊的傳播,台灣的媒體也才會成為中共政權處心積慮所欲滲透的灘頭堡。 

        媒體集中在少數財團手中,本即是一件嚴重傷害言論多元化的事情,也是當代民主國家在資本全球化的浪潮下,所共同面臨的挑戰。不過,台灣所面臨的情勢則更加險峻,因為受到威脅的,不僅是言論的多元,而是形成這塊土地上公民社會基盤的共同價值。為了守護我們所共同擁抱的價值,我們不僅必須回歸公民的身分,更要團結攜手對抗。




刊登於1327期新新聞【媒體觀察】專欄(本文為未刪減之原文)

反旺中案學者並未與特定媒體為敵──兼覆王健壯先生

劉靜怡 / 台大國發研究所教授、哈佛法學院Berkman Center for Internet and Society研究員

中國時報前社長王健壯先生日前以「媒體不應也不必與學者為敵」為題,呼籲旺中集團和學者「停戰」的文章,刊登在對「反旺中案」學者撻伐多時的中時版面上,令我因深感突兀、荒謬而發笑。身為拒絕中時運動首波發起人之一、旺中集團與王先生眼中的所謂「反旺中」學者,對於王文所採的各打五十大板基調,我忍不住要簡單說幾句話。尤其是針對王文認為反旺中案學者「沒有以法律作為反對的最高依據」的嚴重指控,身為參與這場運動的公法學者,更覺得有澄清基本觀念之必要。

至少對我個人來說,拒絕中時運動是一場沒有預謀的偶發社運,主要是因為蔡大老闆在華郵專訪內容中展現的荒謬民主人權認知和藐視媒體專業自主的態度而起,嚴格說來不能算是針對特定人或特定媒體而發,而是一個強調正常的民主社會應該珍視的核心價值為何的運動。本於這個基本認知,反對NCC通過蔡老闆主導下的旺中集團併購中嘉系統、成為市場佔有率最高的有線電視系統業者,可說是這個「價值認同運動」必然追求的短期目標。只要能認清這場運動是「自主公民」對當前台灣社會民主憲政將往何處去的憂慮、對新聞、言論與資訊自由等基本人權價值的關切,不是參與運動的學者突發奇想之作,應該就不至於把原本意義深遠的問題簡化成「媒體與學者為敵」這種層次的爭議,也是我刻意區分「反旺中案」和「反旺中」兩者之間差異的主因:首先,學者反對的是「旺中案」,不是「旺中集團」。其次,學者是我的職業代稱,學者當然形形色色、風格各異,雖然,旺中集團大可認定我是不符合「產官學合作」流行的不識相學者,我也只能以避免利益衝突的「道不同,不相為謀」理由以為回應,彼此之間不須以敵友邏輯相待。

旺中集團相關人士務必理解的是,反對旺中案的學者,同時也可以是關切媒體自由的自主公民,旺中集團本於媒體的專業嗅覺,當然可以把反旺中案的領導學者當作具有新聞價值的報導對象來追蹤,但是,另派一組人無端騷擾其家人,究竟是出於專業考量,還是出於非理性的報復,甚至把時間地點完全兜不攏的走路工疑雲,轉化成學者必須承擔的自證清白責任,甚至質疑學者半年多前即密集規劃的既定出國研究行程乃臨時藉故落跑的鬧劇,根本是低估了台灣社會不少神智清明者的判斷能力、不滿和怨氣。因此,當反旺中案的學者逐漸從第一線退場,出自學生、記者和社運界一波波的自動集結、抗議和抵制,難以平息,也就無絲毫意外可言了。正因為這是不該燃起的戰火,當然有停戰的必要,不過,旺中集團應該尋求和解的對象,不是反旺中案的學者,而是台灣這個具有基本文明素養的社會所造就的自主公民、旺中旗下近數月來承受各種專業遭扭曲的壓力和痛苦的基層新聞「從業勞工」。

    王文針對旺中案引發的爭議,選擇自法學專業的角度進行論述,則是令人讀來膽顫心驚。我不清楚王先生的法學靈感源自何處,也無意苛責資深記者沒有先做好基本功課,不過,王先生在批評旺中案法律基礎薄弱時,不但暴露出其對各國媒體法制的跨媒體經營、市場併購和垂直整合等議題的極端陌生,也顯然未用心閱讀和思考旺中案聽證會和公聽會中所累積的相關法律文件,更未嘗試弄清楚被過多偏離爭議重心的旺中案新聞報導淹沒掉、但同時早已公開呈現在網路上多時的法學論述。

王文認為「NCC要求中天電視切割中天新聞台,要求中視新聞台變更經營,都是涉及憲法範疇的財產權問題,非NCC一言可決,NCC的行政處分若無法律授權可為依憑,則不但有違法之嫌,也涉及違憲侵犯人民財產權」,反映出來的正是法學認知不足的謬誤。王先生認為行政處分的附款不能限制或侵害旺中集團的財產權,其實忽略了現代行政國家各個不同領域的管制行為或多或少均涉及財產權的限制,也忽略了「限制財產權不盡然違法違憲」此一行政管制國家下的司法審查實然面發展。王文舉美國法制為例,殊不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自1940年代以後,便再也不曾否定行政管制國家合憲存在的必要性,當然也包括限制財產權的行政管制措施在一定限度內有其合憲存在的必要性在內。再者,王文主張唯有透過最高法院的判決方能限制財產權,應該禁止行政機關如此為之,則是根本弄混了權力分立制衡的運作邏輯和司法審查的基本功能,從法學專業的角度來說,錯則錯矣,但其錯誤明顯之至,甚至已無駁斥之必要。

其次,王文認為「NCC加諸旺中案的三項附停止條件,法源並非廣電三法,而是《行政程序法》」,也是資深記者混淆了作用法和程序法兩者基本區分的錯誤法理認知。我國行政程序法第93條規定「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有裁量權時,得為附款」,是所有行政機關在根據其主管法規做成行政處分時的一般性程序規定,絕非法源。在旺中案裡,NCC行使裁量權的法源依據,當然是有線廣播電視法和衛星廣播電視法,不是行政程序法,王先生只要翻出旺中集團向NCC提交的申請文件和NCC的旺中案行政處分書,必然會有一望即知的答案。王文「我對反旺中案學者的主張一向有所保留:台灣現有各項傳播法令中有哪一項條文可禁止旺中案?」的說法,也是根本弄不清楚行政法基本概念的可笑結果:旺中案的許可處分,不是行政法學上所稱的羈束處分,而是裁量處分、授益處分,既然是裁量處分,行政機關本有裁量權可言,只要有大二基本行政法程度的法律學生都該知道的是,此時比較值得關注的是行政機關有無濫用裁量和附款的疑慮,王先生犧牲資深記者的崇高聲望,做出這種誤導讀者法理認知的泛泛評論,實令人遺憾莫名。

再者,王文以當前台灣媒體言論的極端化、民粹化與弱智化等「三化」限向來當做集中化的反證,主張集中化是個被過度誇張的假議題,然而,王先生顯然未細究各個媒體在旺中案新聞上選擇集體沈默原因,也忽略了旺中旗下媒體近幾個月來在旺中案新聞內容上的表現,正是將所謂三化傾向發揮得淋漓盡致,試問王先生何能苛責反旺中案學者本於最近事實而來的合理憂慮,是過度誇張的假議題?

從法律上來說,旺中案尚未結束,對於後續的法律爭議處理方向究應如何衡量,我自有個人的法律見解,將待適當時空背景另外為文分析,不宜在此詳述。身為法律學者,我向來嚮往歐美知名司法記者的專業深度,也樂見我國資深記者願意探討公共政策所涉及的法律爭議。然而,法律爭議的分析寫作,畢竟不是法律名詞剪貼拼湊的遊戲,即使是資深記者,仍須輔以相當程度的法律知識,切忌選擇性地人云亦云,否則,除了發揮模糊輿論焦點的策略性功能之外,實無助於閱聽大眾對公共政策的理解和反省,那麼,資深記者又何苦來哉呢?




本文刊登於新新聞【特別企劃】No.1327 2012.08.09

台灣,為什麼不是香港?

吳介民 / 中央研究院社會所副研究員,台灣守護民主平台成員

        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兩天,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訪問香港,《遠東經濟評論》記者劉慧卿問她:「你把五百萬香港人交給一個獨裁的共產政權,道義上是否說得通?」柴契爾回答:「香港人欣然接受這份協議,你是唯一例外。」

陸客團

人類政治史上的新發明

        台灣,不是香港,但正在面臨「香港化」的危機。香港問題的本質是,它是一個沒有主權地位的現代城邦。

台灣在面對中國時,已經是民主國家。而香港的民主化,卻是在中國政府監控下匍匐前進,充滿著不確定性。我們應該思考:台灣如何貢獻於全球公民社會,如何貢獻於普世人權價值。這是台灣在面對國際霸權制約下,可以反守為攻的一條實踐之路。

        六月二十九日,胡錦濤在香港海軍基地,檢閱解放軍駐港部隊。閱兵是宣示主權、展示武力,再次提醒香港人:國家掌握著摧毀性的暴力機器,必要時可以對反抗者進行鎮壓。胡錦濤巡行香港,所到之處香港市民卻以大規模抗議迎接他。胡錦濤來港參加「回歸」中國十五年慶典;他還與香港簽署了「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CEPA)的第九份補充協議。這份協議涵蓋了四十三項服務貿易及便利投資措施,進一步開放香港旅行社在中國招攬陸客業務。換言之,將有更多的陸客團湧入香港消費。陸客團,是中國崛起之後,人類政治史上的新發明。香港首當其衝,接著全球各地都感受到中共人海戰術的威力。

控制新聞媒體是關鍵戲碼

        《台灣「香港化」?中國統治香港模式的啟示》,即將由台灣新社會智庫學會出版。這本台灣少見的出版品,分析香港主權移交的前因後果。我們看到:新華社香港分社(後改名中聯辦)在中英談判期間,如何施展靈活統戰技巧,針對不同群體,實施差別化的籠絡或威脅。於是,主流媒體的意見氣候發生變化,財團開始靠攏北京,而恫嚇與分化對異議者也產生效果。一九九七年前後,香港因此湧現一批充滿機會主義色彩的「忽然愛國者」(黃偉國)。

        控制新聞媒體是關鍵戲碼。「自由之家」連續兩年將香港評等為「局部自由」。新聞自由倒退,香港記者在中國內地採訪權也受到干預。親中商人收購媒體;媒體老闆獲得中方的政治任命(梁旭明)。媒體的自我審查早在一九九0年代即已露餡。最近,《南華早報》資深記者慕亦仁(Paul Mooney)被解職。慕亦仁寫了許多關於中國維權人士的報導。據報導,《南華早報》的老闆郭鶴年在中國內地有相當大商業利益。一九九七年以來,香港報業生態已強烈傾中;目前幾乎只剩《壹傳媒》獨撐大局。

        香港民主化是一條漫漫長路。港英政府在中英談判時開放有限度民主選舉,一方面強化治理正當性,另一方面也增加談判籌碼。這是香港民主運動的機會之窗。

「轉型期倦怠症」

        然而,三十年來,香港的民主化之路卻是崎嶇顛簸,充滿著挫折感。

        天安門鎮壓之後,香港成為抗議中共專制的據點,每年均有遊行示威。一九九七年之後,董建華政府恢復了區議會委任制度,是民主倒退。二00二~三年間,香港政府擬就(基本法)二十三條(禁止「叛國」、「分裂國家」、「竊取國家機密」等行為︶進行立法,引發港人大抗爭,不得不暫止立法程序,至今未再提交。中共於二十三條立法受挫之後加速推動CEPA,以經貿統合吸納香港;另一方面,加強干預香港政務,介入各級議會選舉,執行分而治之的策略。結果,泛民主派在二0一一年的區議會議席減少,親共的建制派則大有斬獲。「中共是一部龐大和不停運作的選舉機器,組織嚴密,紀律性強,個人絕對服從上級指示。而中共對香港事務的干預,已經深入骨髓,無所不用其極。」(劉慧卿)。

        中方以龐大財力與行政資源扶持建制派,工夫做得深而細。民建聯有財力購買商業電台廣告。香港的中資企業肩負「政商雙重功能」,中資也是一種政治組織。近幾年,選舉甚至還發現「種票疑雲」(幽靈選民登記)。泛民主派陷入消耗戰。民主化過程漫長,耗費巨大社會能量,時間拖久了,對當權派有力;民主派則在曠日費時的動員、期待、落空的周期中,呈現疲態而產生路線衝突,終而被執政者見縫插針,導致分裂,分裂的結果之一就是選舉受挫(馬嶽)。這是政治學者所稱的「轉型期倦怠症」。

台灣民主獨立拱衛香港自由生機

        中資政治操作、中方主導基礎建設、國企上市分潤股民、控制傳媒、推動國民教育灌輸民族主義、不斷惡化的所得與財富分配、陸客自由行湧入消費、甚至簡體中文的大舉「入侵」,已經徹底改變了香港。一部極端強勢的國家機器壓制在一個原本享有高度自由的商業城邦。然而,主權轉移以來十五年間,公民社會的反抗卻水漲船高,新媒體生機勃勃,網民反撲︵黃偉國︶。而香港人對中國的認同則持續降低;並將對中國政府的不滿,轉移到對內地人(「蝗蟲」)的排斥、對中國人身分的歧視(馮智政)。中方耗費大量資源讓香港經濟依賴中國,似乎效果有限;香港做為一個「依賴政體」,已經促發了強調自保自治的「城邦論」(葉國豪)。

        十五年來的香港,是強勢國家激活公民社會的絕佳案例。根據孔誥烽與葉蔭聰的研究,由於特殊的殖民經驗與地緣位置,香港主權轉移之後,使這個城邦成為中國離岸(境外)的公民社會。「這不只是香港的公民社會,也是中國大陸一個正在浮現中的公民社會。」這個公民社會既存在中國內部,又活躍於中國境外。由於中國對台灣的圖指,使得中共對香港的壓制有一定的顧忌,畢竟香港是鄧小平擘畫的「一國兩制」示範區。因此,台灣的民主獨立拱衛了香港的自由生機。

大規模操作「以商圍政」

場景移回台灣,以上香港故事,是否似曾相似?

        二00八年馬英九接任總統不久,大量陸客觀光團進入台灣。自二00八年七月至二0一二年四月,來台觀光陸客將近三六七萬人次,帶來約台幣一八七二億元外匯收益。(台灣二0一一年出口總額約九兆台幣。)

        二00八年十一月,中國特使陳雲林來台「過度維安」引發員警濫權、暴力鎮壓示威者。

        同年同月,旺旺集團回台收購中國時報。該集團老闆之後發表親中言論,報社執行言論自我審查;目前,申請併購中嘉有線電視系統。

         二00九年,高雄電影節規畫播放熱比婭紀錄片,引起中國政府抵制(禁止陸客團進入高雄),而在台灣則有立委與旅館公會施壓高雄市政府。

        二00年六月,馬政府與中國政府在重慶簽署ECFAECFA主要仿照中港簽署的CEPA。北京開放台灣部分農產品免關稅銷往中國,「照顧」台灣農民。

        二0一二年一月,總統大選前幾周,企業集團老闆,以輪流召開記者會、集體刊登報紙廣告等方式挺「九二共識」,這是北京首度大規模操作「以商圍政」。選舉過後,國台辦舉行了慶功宴。

        二0一二年五月,鄭弘儀請辭三立電視台「大話新聞」主持人。據報導三立為了銷售其連續劇(改稱「華劇」)到中國,而停掉「大話新聞」。

政黨輪替的政治意義

        二0一二年六七月,中台談判投資保護協議陷入膠著,爭議點之一是台商在中國的人身自由。因此,原來預定在六月底舉行的「台北會談」(名義上是學術研討會),馬政府拒發簽證給幾位具有官員與解放軍背景的中方代表,而使台北會談「破局」;而預定於同一期間舉行的第八次江陳會也取消。

         《中評社》發自北京的評論質問:「陸委會是否清楚台灣政黨輪替的政治意義?到底是代表了誰的立場?究竟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進程中扮演什麼角色?」這段粗魯的話語直指「政黨輪替的政治意義」,似乎在對馬政府嗆聲:是我幫你選上總統的,你怎麼不照我的劇本辦事?

        香港有「愛國團體」。二000年之後,台灣也出現類似團體。例如「兩岸統合學會」,其自述的組織緣起包括:「為抵禦民進黨政府台獨走向,促進兩岸和平發展的重要政治性社會運動團體。」台北會談在台灣的籌劃單位就是兩岸統合學會。分析台北會談預定時間點,發現這個「學術研討會」與延後的第八次江陳會、香港「回歸」十五週年慶典緊密排列。這些是巧合嗎?而馬政府因顧慮台北會談「偏離到學術研討會以外的範圍」而拒發簽證,顯然也非突發之舉。

        台灣已浮現統派「國土復歸運動」(irredentist movement)。這個運動的目標,以「反獨」、「導正兩岸關係」為宗旨;並且延伸到反本土化,最近引發爭議的教科書修改,就是重要訊號。歷史經驗顯示:沒有深入的本土價值網絡,就不可能維繫民主化運動,因為本土化是安身立命的「生活在台灣」的社會需求。「國土復歸派」正在蠶食台灣的民主根基。

        過去二十年台灣民意調查,顯示統獨對立的格局正在緩解,代之以「維持現狀」(亦即,維持中華民國在台灣之實質獨立地位)。而新的衝擊則來自外部的「中國因素」。換言之,台灣公民如何看待自身與中國大陸的關係,會決定他們的政治身分認同,以及總統選舉的投票抉擇。如何處理來自中國之政治軍事威脅以及經濟利益誘惑,已經成為台灣最重要的政治問題之一。

更深層思索台灣的前景

        台灣正在「香港化」嗎?中港關係與中台關係的平行對照,會讓人擔心台灣正在快速「香港化」。但是我們在警戒專制政權的統戰之外,應更深層思索台灣的前景。

        第一,「國土復歸運動」的現象,表示台灣仍然是主權國家。只因中國對台灣主權的宣稱,使這個國家的主權地位不被世界強權所認可,而以變通方式與台灣交往。筆者曾指出:台灣是一個「主權受挑戰民主國家」,「受挑戰」指的是台灣在國際列強夾縫中的處境;這是外部的意義。但是,對內而言,台灣的國家主權是沒有爭議的;不管這個國家的名字是中華民國或其他稱謂,它的統治權都是自主而完整的。

        但是,香港未曾擁有主權地位。專研轉型政治的學者LinzStepan說:「民主政治預設了國家條件。沒有主權國家,就沒有安穩的民主政治。」從這個角度看,在中國持續操作下,如果台灣的國家條件發生流失的狀態,則將危及台灣的民主政治。

        第二,「現實主義」是傳統國際關係理論中考慮一個國家處境的主流思維:一國的規模與國力,在地緣政治中的位置等因素,決定了該國的命運。這是一種強權導向的結構主義。這種思維穿透力很大,但有若干盲點,例如它欠缺考慮文化與理念的重要性,而文化理念在歷史上不斷以革命、社會運動、民族主義、宗教運動等各種形態重劃世界地圖。再者,現實主義也漠視「超國家」與「次國家」組織的重要性。這種大國思維,確實是台灣追求生存必須考慮的前提,但它沒辦法為台灣在世界地圖中尋找身分認同帶來太多啟發。

         第三,地緣政治具有強制力,但不是命定結構。打個比方:假如現實主義世界像是一顆膨脹的球體,那麼它的表面充滿著毛細孔。全球化公民社會以及各種由下而上的社會力,能藉由毛細孔穿透出入這個球體。這個毛細孔場域,就是民主力量與權力政治交會之處;在這個場域,社會力與權力機構碰撞、拮抗、拉扯、調適,而摸索出新的政治模態。

        第四,基於以上對現實政治(Realpolitik)的檢視,筆者提出了跨海峽公民社會的主張:兩岸社會之間(包括香港)連接NGO與進步派人士,在華人世界引領民主化運動。在這個基礎上處理殖民主義、後殖民主義,以及新型態專制主義等問題。回顧香港主權移交,缺乏的就是一條由下而上的解除殖民之道。香港的統治權,不過是從舊式殖民統治者移交到一個新式殖民者手中。幸好蓬勃中的香港公民社會,填補了原先的社會力真空。

        台灣與香港的根本差別,就是台灣在面對中國時,已經是民主國家。而香港的民主化,卻是在中國政府監控下匍匐前進,充滿著不確定性。我們應該思考:台灣如何貢獻於全球公民社會,如何貢獻於普世人權價值。這是台灣在面對國際霸權制約下,可以反守為攻的一條實踐之路。台灣特殊的地緣政治位置,可能為東亞地區新國際政治秩序,注入新的思維。看清楚香港化趨勢,台灣確實要有危機意識。但在目前國際政治經濟格局下,中國因素是台灣無可迴避的問題,台灣必須摸索出自己的博弈技巧,與中國政府交手,與中國社會盤撋。當北京的手伸入台灣,它必須想,台灣價值是否將反饋中國,成為燙手山芋。這是台灣享有的特殊地緣政治優勢。

         台灣不是香港。台灣的民主運動者能否認識到自身優勢所在?




本文刊登於新新聞政治觀察No.1326 2012.08.02(轉載)

說「獨立」

地龍天民

        中華民國的確很「獨立」;這不是因為她是個「獨立」自主的國家,而是因為她有很多號稱「獨立」的單位。

        關於中華民國是不是個「獨立」的國家,連她的統治者都搞不清楚。例如,統治者搞不清楚這個國家的疆界;或當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官員在場時,連警察都要忙著扯下國旗。更別說「獨立」一詞仿如毒藥,整個政府避之惟恐不及。

獨立單位這樣辦案子?

        但在這個不太清楚自己「獨立」與否的國家,理論上「獨立」行使職權的單位很多,如監察院、特偵組、廉政署等,乃至一個名稱長到必須用英文縮寫,人們才能記住的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

        且讓我們看看這些「獨立」單位最近在幹什麼。

         監察院的監察委員們在調查前駐星代表史亞平失職案後說,國防和外交不是一般公眾事務,「不是能拿出來讓張三李四公評的事務」;還引用國家機密保護法說:「不要說我恐嚇媒體,刺探或蒐集國家機密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真希望幾年前,現任政府大量解密各類密件,大審前任總統時,有「獨立」的監察委員也為他說說這類令人皺眉的公道話。

         特偵組偵辦前總統時犀利有聲,起訴前政府官員時快如旋風。雖然很多案件最後查無實據,被告自認倒霉,只留下「檢察官辦案不一定是要當事人被判有罪,但至少要讓他們得到教訓!」的名言迴響在所有國民的心中。但對現任政府各種有問題的案件如「夢想家」,則是因偵查不公開,沒有人知道查到什麼程度。現在大家都睜著眼看證據確鑿的林益世案會辦到什麼程度,會不會追查與此案相關,且疑點重重的副總統及其樁腳們的資金流向。至於說到廉政署,恐怕大部分的人不記得它辦過什麼案子,只記得它禁止老師參加謝師宴。

NCC敢不敢「獨立」行使職權?

         至於NCC,那就更令人搖頭了。且不說剛通過投票的新任四位委員,有人學經歷膨風;有人被問到雙重國籍的問題時,居然說出「現在放棄,若未通過不就白放棄了」之語。身為國立大學之教員,如此皮厚,令人心驚。不知現在他得遂所願,是否會放棄雙重國籍?

         另外,NCC對以往財團併購媒體,完全以附帶條件決議通。只是這些紙上的條件,NCC完全無法監督,否則怎麼會放任旺中集團諸多違反媒體基本倫理的情事?不知是否在審二中(中天、中視)案時,旺中集團在報上以侮蔑的方式、刊登三位反對委員的照片,所造成的創傷症候群所致?中嘉一案一審十八個月,卻急著在改任前以相同的方式放行,隔天大資本家不但翻臉不認帳,且更令人驚異的是還沒上任的新主委已講出:「附條件行政處分時,必須考量是否有足夠法律授權。」來為此案解套。

        不過,若中嘉案順利過關,大家也不必驚異。因為以後NCC主委由行政院指定,NCC不必再為它的「獨立」負責,聽命行事可也。現在就看任期沒剩幾天的現任委員敢不敢「獨立」行使職權,駁回此案。

奇怪ㄟ,總統先生的獨立

        然而,在這未知「獨立」與否的國度裡,的確有一位自稱為「先生」的「獨立」總統。儘管支持度低到破表,但他強悍的意志仍穿梭在黨國裡。他對日本嗆聲,讓人刮目相看日、台會因為是否釣魚台而開戰?只是那時這個未知獨立與否的中華民國,恐怕連宣戰的資格都沒有。他獨立到就任時,都不牽曾幫他大忙的太太的手,也難怪,他的家後當場怒道:「奇怪ㄟ,你。」不過,別以為他獨立如斯,卻對中、美兩大強權婢膝奴顏,完全看不出他的獨立意志。

         看來所有在這個未知「獨立」與否的國度裡,所有的問題都是「不獨立」造成的;而「獨立」,亦即中華民國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所定義的「不倚靠他人而能自立」,也是這個重病國度各種疾症的解藥。




本文刊登於新新聞諾亞方舟No.1326 2012.08.02 (轉載)

莫重蹈納粹法律人覆轍

鍾芳樺 / 輔仁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 

        長期以來,我們一直可以看到法律人對法律與秩序的關係,往往站在保守立場,認為維護既有的實證法,才是維護秩序的重要方法。這樣的想法一直藏在許多法律人的心中,因而一百五十年前,德國法學家耶林(Rudolf von Jhering)所發表的「為權利而爭戰」(Der Kampf ums Recht)演講,即使到現在仍有參考價值。

        在這篇演講中,耶林就已經戳破這種「維護現有法律才能維護秩序」的想法。耶林指出,法跟利益有許多糾葛,現存的法律常常是為了保護既得利益而出現。從而新的法律要出現,必須要跟既得利益發生衝突。

        這個觀點挑明了法律往往是特定利益的產物,我們不應該主張維護現有的法律,就是維護一個正確的秩序。相反地,社會利益的不同,也蘊藏著一種變化的力量,每個現存的法律都有可能因此而改變。

        而法權的爭戰,才是維護社會秩序的重要方法。耶林認為,法權的爭戰要求我們要尊重他人利益,要知道如何面對他人利益,依據我們自己的正當情感,提出一個相對立的利益主張,從而進行彼此的權利爭戰。在這樣的過程中,每個人的權利意識被培養出來,反而可以更尊重他人正當的權利,也因此,社會才能產生真正的和平秩序。法律真正想要追求的目標,是經過權利爭戰而相互認可的和平,不是虛假的「和諧社會」。

        一百五十年後的今天,我們重讀耶林的這本著作,也是要讓我們法律人一再自我反省:我們是不是躲在法律背後,幻想自己是法律秩序的完美執行者,卻忽視法律本身已經不完美;我們是不是也用法律遮蔽了自己心中的正當情感,忘記改變法律的需求,甚至不願意運用憲法的價值,來協助法律進行改變?

        如果我們忘記法律跟社會既得利益的關係,忘記盲目守法只會成為政府的幫兇,那麼我們只會再度重蹈過去納粹法律人的覆轍,用「法律人應該遵守法律」這個想法來掩飾我們的怯懦或追求功名利祿的欲望。對整個社會來說,這種態度也讓社會的不滿醞釀出另一個暴亂的根源,或者變成用國家的暴力或謊言,塑造表面的「和諧社會」。




本文刊登於新新聞封面故事No.1326 2012.08.02 (轉載)

媒體成巨獸,誰縱容的?

管中祥

        NCC於三十日召開記會時表示,決定以三項停止條件及二十五項附款方式,通過旺中購併中嘉系統的申請許可,其中最引人矚目的是旺中必須與中天新聞台完全切割的要求。現在燙手山芋落在旺中的手上,蔡衍明的下一步是否會切割中天新聞,委曲求全地取得經營權,或者重新整隊,加強火力提起行政訴訟奮力一搏,外界都在觀察。

        假使旺中決定與中天新聞切割換取經營權,仍可能透過人頭或其他方式影響中天新聞運作,市場及言論壟斷的疑慮依然存在。然而不管最後結果為何,NCC.的做法已引發各界強烈抨擊,其原已備受質疑的專業形象與社會公信力,也徹底墜落谷底。

「走路工疑雲」自導自演?

引爆「反旺中怒火」

就在社會的批判聲中,「旺中案」卻引發案外案。

        審理旺中案當日,十多名關心旺中案的學者前往NCC反對併購通過,同日包括「東森得意購」、「反對媒體壟斷學生行動聯盟」數百名學生也陸續到現場抗議。兩天後,爆發「走路工疑雲」,旺中集團在缺乏任何事證的情況下,先射箭再畫靶,暗指數百名抗議學生是由反對旺中學者黃國昌動員而來,不只要求黃國昌自清,更發動所屬媒體夜以繼日抹黑,派狗仔暗夜跟監,干擾其生活。

        旺中做法引發反彈,網友們製作圖片點出時報周刊副總編緝林朝鑫出現在學生隊伍中,質疑此案有可能是旺中自導自演。中天新聞不僅公布張貼者清大學生陳為廷的身分,還揚言不排除提告,引起社會極大不滿,七月三十一日數百位學生前往旺中集團抗議。反對旺中的,已不再只是學界及媒改團體,更多的學生、NGO組織、網路鄉民、藝文人士都加入對抗媒體怪獸的行列。

媒體意圖告批評者

旺中集團始作俑者

        這其實不是旺旺中時集團第一次將媒體當作武器抹黑、整肅異己。二00九年二月十一日,NCC審查旺旺集團購買中視之董事長變更案,此案涉及跨媒體經營,媒改團體擔心影響言論多元,NCC亦召開聽證會聽取各方意見。五月七日NCC.有條件通過「中國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天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申請董事長、董監事及總經理變更案」,提出七項附款要求。

        不料此舉引發旺中集團強烈反彈,發表聲明直批NCC附帶條款違法濫權,所屬媒體,一連幾天以大幅版面透過報導、評論,抨擊NCC是土皇帝,一個原本可以公共辯論的議題轉瞬間變成肉搏戰。

        六月二日,中視與中天電視台刊登「緝兇式」廣告點名三名委員,抗議NCC。此舉引起公民團體連番發表聲明、召開記者會抨擊旺中。而旺中於六月九日再度於中國時報頭版刊登廣告,針對被他們認定曾發表「汙衊」言論的人士,寄發存證信函並要求道歉。隔日瞿海源、鄭秀玲、林惠玲、莊豐嘉、田習如、林倖妃、管中祥等七名學者與記者陸續收到存證信函,寫下台灣傳媒史上第一次媒體意圖控告批評者的先例。傳播學界隨即發起連署譴責旺中,短短三天,高達二十三校、超過一五0名學者連署,堪稱新聞傳播史上最大規模的傳播學者串連抗議行動。在社會龐大壓力下,旺旺集團負責人蔡衍明親自拜訪世新、政大、台大傳播系主任,才結束這場新聞史上的鬧劇。

是否查核附款履行?

附款是否如實完成?

旺中集團連串黨同伐異的作為不但荒腔走板,經營者的適格性已大有疑問,更遑論其在接受華盛頓郵報專訪時所發表的言論,以及旺中旗下媒體仿若帶刀護衛,對老闆極力吹捧的行徑。 

        經營者的適格性早已是民主國家媒體併購案的審查標準之一,英國的「企業法」與「通訊傳播法」除規定媒體併購應考量媒體產業的與內容的多元性,申請人的適格性也是重要條件。例如,英國最大報業——「新聞集團」,計畫以八0億英鎊,碼購買BSkyB股份,試圖一00%擁有其股權,但因為竊聽案爆發,媒體經營者適格性成為審查的關鍵,梅鐸被認為不具申請的資格,併購案因而遭到撤銷。

        NCC此次以附款方式通此案的作法,也反映出NCC幾年在媒體監理政策與執行上的嚴重失職。無論「壹電視案」、「大富案」、「中廣案」或「二中案」等重大爭議案件,甚至是換照審議,NCC經常以「附款」的方式有條件通過審查。然而,NCC是否查核附款履行?附款是否如實完成?外界無從得知。如果旺中集團未能履行「二中案」的附帶條件,而NCC卻核准此次併購,那麼,這項賦與行政機關的重要權力,豈不成為業者擁有媒體的便宜門票?

        或許NCC早清楚財團控制媒體對台灣民主與言論自由的危害,卻無法有效使用既有的法律工具直接駁回業者的申請。其實,NCC參事黃金益也坦承,以台灣媒體生態而言,擁有相當比率的有線電視平台,對頻道上下架控制權深具影響力,間接影響消費者可接收的資訊內容,及對頻道業者產生控制力,才會禁止系統經營新聞台。

        諷刺的是,即使如此,這些年來卻未積極修法面對「跨媒體購併」、「媒體集中化」及「媒體經營者適格性」問題,導致縱容媒體巨獸的生成,行政資源虛耗,實在難辭其咎。

不暸解市場現實

如何分配數千億利益?

        不只如此,NCC.的失職還在於對缺乏市場真實情況的調查。

        雖然蘇蘅主委在本屆最後一次記者會指出,旺中案申請人及其關係人直接、間接掌控的總體媒體市場占有率高達二七‧五九%,已超越對手凱擘,成為國內第一大系統台集團。但事實上NCC並未掌握有線電視市場的產業情況,相關訂戶數的資料亦為業者自行提供,監委程仁宏在二00一年糾正NCC長期坐視費率制度日趨惡質化時,曾批評NCC財務專業能力嚴重不足,未能詳細驗證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所提供財務資料之可靠性及可信度。讓人不禁懷疑,一個不暸解市場真實情況主管機關,如何能分配高達數千億的媒體利益?

        蘇蘅還多次表示,國內連基本的市場集中度指標都沒有,要讓人如何相信NCC如何能保障媒體市場公平競爭、公眾意見及言論表達不受企業支配,以及廣大的閱聽人權益?

        無論最後蔡衍明做出什麼樣的決定,此刻繼續責難NCC也無濟於事,未來如何避免壟斷、強化經營者的公共責任、降低系統對頻道宰制、建立公平上下架機制,以及進行詳實的市場調查,早已是刻不容緩的必要工作。

        NCC僅是「獨立」的行政單位,執行既有的法令與政策,影響深遠的其實是整體的傳媒體政策與其背後的政治價值。長遠來看,到底台灣的傳媒政策要維持新自由主義的老路,坐視財團壯大,或者要走向公共介入模式,創建多元的媒體市場結構,不僅是個老問題,也是個嚴肅的政治問題。




本文刊登於新新聞封面故事No.1326 2012.08.02 (轉載)

黃國昌臨別感言:希望旺旺回去好好地做米果!

如果不得不墮落,切記,不可沾沾自喜

李惠仁 / 紀錄片導演,公民記者

        時間回到七月二十九日中午,黃國昌打電話告訴我,中天新聞記者除了按電鈴持續騷擾他的家人外,還製作了一則「學生走路工真相未明,黃國昌神隱擬赴美」的新聞來影射他不敢面對、畏罪潛逃。黃國昌推估三十日出國當天一定會有人跟拍,於是正在拍攝紀錄片蘋果的滋味的我,決定紀錄他前往機場被跟監的過程。

        「是後面那台車嗎?」「應該是啦!我們剛剛暫停,他也暫停;現在轉彎,他們也跟著彎。」「沒錯,就是它!蘋果昨天拍到的就是這個車號」。清晨五點三十分,當車子緩緩轉進入交流道後,後照鏡出現的正是一路尾隨黃國昌而來的黑色豐田轎車。「哈哈,黃老師,這輛車應該一路跟你到機場了,跟監的只有這一部吧!」這個疑惑很快獲得解答,就在進入泰山收費站人工收費匝道的當下,另一部豐田休旅車很快地出現在回數票車道。原來,從黃國昌住家到機場這段路,旺中媒體集團至少派出兩部車、五個人一路「護送」。

        其實,很多人真的搞不懂「旺中併購案」為什麼會影響深遠?七月二十五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審議「旺中併購案」當天,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一直到七月二十七日旺中集團強力動員旗下媒體影射、痛批長期反對併購案的學者們,涉嫌在兩天前發動數百名「走路工」前往NCC抗議,大家才意識這個問題的嚴重性。

幫派流氓式的指控,

誰該負舉證責任?

        用「強力動員」這四個字真的一點都不為過。當天一大早,旺中媒體集團的中國時報NCC整版篇幅影射黃國昌是發動「走路工」抗議的幕後黑手;而財經專業的工商時報也罕見地加入這場戰局。至於集團的中視、中天新聞兩家電子媒體當然也是從清晨的「讀報新聞時間」就開始批判;到了中午,主角時報週刊更是火力全開,「走路工事件」也因而野火燎原。

        到了下午兩點鐘,黃國昌、張錦華、鄭秀玲三名學者一字排開,被迫在台大新研所一0三教室召開澄清記者會;旺中媒體集團當然也派出超過十名以上的記者到場採訪。由於記者會現場只有《中視》、《中天》以及《壹電視》這三家電子媒體(其他家電子媒體「罕見」地忽略這個新聞事件,《民視》在記者會將近結束時才到達。?因此,超過一個半小時的記者會幾乎都是《中視》與《中天》記者提出「獨家」質疑。至於質疑的內容不外乎就是「有沒有發動走路工?」「認不認識發錢的白衣女子?」「你是不是應該主動調查誰在發走路工?」以及「走路工可不可能是澄社其他會員發起?」「走路工事件是否已經讓中研院蒙羞?」這些指涉性的問題。

沒關係的事,

如何蒙羞?

        記者會場上,黃國昌一再澄清「絕對沒有發動走路工」、「不認識發錢的白衣女子」、「我既不是檢察官也不是警察,況且指控者應扛起舉證責任」、「澄社絕不會發起惡質的走路工行為」。但中天電視記者並沒有放過他,還是問了這個問題:「畢竟已經有證明走路工這個事情,那您的服務單位中研院,尤其您又是法律的學者專家,會不會讓中研院也蒙羞呢?」 

        對於這個問題,黃國昌則無奈地回答:「我想妳剛剛那兩個問題恐怕是讓妳自己做為一個新聞工作專業從業人的身分蒙羞,這件事情跟我沒有關係,請問中研院如何蒙羞?」

        黃國昌的這番說法,當然無法令旺中媒體集團滿意。到了晚上九點鐘,《中天電視》的談話性節目《新聞龍捲風》更是擴大戰線,就在中天資深記者與現場名嘴輪番上陣之下,重複記者會的質疑,加足火力,繼續砲打黃國昌。

        七月二十七日當天的《新聞龍捲風》節目,中天電視的製播流程,顯然是慌亂的,否則怎會在名嘴談論到「走路工部隊」當中疑似出現「爸媽模樣」的不明人士時,竟然把《時報週刊》副總編輯林朝鑫走在人群中的畫面給剪了進去?同時在畫面打上「詭異!抗議學生中夾雜爸媽模樣的人士?」的字幕。而林朝鑫這個三秒鐘的「意外」畫面,也就被網友拿來質疑:「整起走路工事件,是否有自導自演的可能性?」

不認識副總編輯?

關鍵的三秒鐘

因為二十五日當天包括黃國昌、張錦華以及鄭秀玲在內的十一位學者九點三十分抵達NCC,在發表聲明稿、接受媒體訪問後後,十點二十分結束活動,而疑似由白衣女子領軍的「走路工」則是近中午才抵達現場。兩組人馬相差近兩個小時且未碰面,何以旺中媒體硬說黃國昌與「走路工」有關?照此邏輯,從時間或空間來看,林朝鑫最接近「走路工」部隊,網友呼籲他應該立即出來說明。

惹毛大學生,決戰星期二

        三秒鐘的畫面,在晴空萬里的周六、周日迅速發酵。無遠弗屆的網路跨越了主流電視台「意外」忽略的疆界。檯面上,議題設定似乎仍掌握在旺中媒體集團;然而,檯面下一股看不到的暗流也正透過科技匯流,快速蔓延。一直到周日,兩股互相拉扯的力量終於交會。中天新聞找上了清華大學基進筆記,旺中媒體集團宣告即將對陳為廷採取法律行動。 

        然而,就在中天電視密集播放對陳為廷採取法律行動的同時,臉書上另一股力量也正在聚集,首先是六四天安門事件的民運人士王丹出來聲援,隨後資深導演王小棣在臉書上發起「無力者」結盟運動,以「你好大,我好怕」為口號,希望臉書朋友每個人勸十個朋友、親戚,「拒看中視,拒買中時,讓他收視掛零,報紙滯銷,表達出無力者的憤怒」。就在此時,年輕學生匯集的力量已然成形,「我是學生,我反旺中」全國學生反旺中行動,在風雨之中,勇敢展開。

一○三教室,最珍貴的一堂課

        七月三十一日上午十點鐘,七百多位響應臉書發起的「我是學生,我反旺中」行動的學生,聚集在中天電視台前,冒著風雨、高舉字板,抗議旺中媒體集團報導不公,侵害言論自由。下午一點四十五分,民運領袖王丹在臉書表示:「看到剛才反旺中抗議活動的現場,我必須承認,出席人數遠遠超出了我的預期….同學們,謝謝你們,謝謝你們讓我們這些社運老鬼們能夠如此欣慰。」

        看到學生展現出大無畏的力量,雖然開心;不過,我現在的心情卻極度低落。回想我所拍攝的紀錄片,媒體三部曲之《睜開左眼》首部曲,影片裡頭的資深記者小廖曾經說過一句話:「你可以墮落沒關係,但你要知道你是墮落的,而不是沾沾自喜。」然而,七月二十七日,黃國昌、張錦華、鄭秀玲在台大新研所一0三教室召開記者會時,我所看到的卻是「沾沾自喜」。

        七月三十日早上,當黃國昌通過出境安檢門之前,我問了他一個問題:「一年後,你回來時,你希望怎樣的媒體環境?」

        他笑著說:「希望旺旺回去好好地做米果!」




本文刊登於新新聞政治觀察No.1325 2012.07.26 (轉載)

NCC終究難逃政商烏雲

何念雲

        旺中集團企圖購併中嘉有線電視系統所導致的軒然大波,在集團主席蔡衍明御駕親征NCC於五月七日所召開的公聽會後,歷經兩個多月的沉寂,終於由旺中集團透過七月十九日在四大報所刊載的巨幅聲明廣告所打破。NCC隨即在次日公告將於二十三日下午加開臨時委員會,審議這個引發公民團體與跨領域學者強烈抗議的亞洲史上金額最高的媒體併購案。

獨立單位 不知利益衝突迴避

         消息一出,原本蟄伏於檯面下的「本屆NCC將於卸任前,以附款通過併購申請」的市場傳言,即刻甚囂塵上,引發論者紛紛批判,訴求的層次已非停留在「呼籲NCC駁回」,而是直指NCC於二00九年縱放中天、中視股權變更案通過,是後來蔡衍明得以濫用傳媒公器、傷害新聞自主的罪魁禍首,將訴求層次進而拉高至「駁回旺中併購案是NCC虧欠台灣社會的責任」!

         無巧不巧,立法院在本周所召開的臨時會,續行下一屆NCC委員的審查程序。本次四位被提名人,不僅遭到相關的民主與媒改團體評為「史上最糟」的NCC提名,一連串包括「嗜官而改變法律見解」、「偽造履歷」、「涉嫌違反學術倫理的一魚多吃」以及「隱匿雙重國籍擔任學術主管」的爭議醜聞,更被在野黨立委冠以「欺騙+造假=委員」的譏諷!

        被提名主委石世豪將自己擔任第一屆NCC委員時職務上所製作的文書,委由出版社販售營利的行為,監察委員竟然也「有樣學樣」地將調查報告改編為書籍公開販售,引起輿論抨擊,直斥如果連具獨立地位的官員都不知「利益衝突迴避」為何物,難怪如今吏治敗壞至此。曾幾何時,號稱專業自主、手握千億大權的NCC委員,竟已淪落至如此不堪的地步!

爭議不斷 阻擋公民社會監督

        事實上,成立於二00六年的NCC,原本係希冀透過其「獨立機關」的組織型態,開拓「免受政商勢力染指」的「專業自主空間」,使NCC得以一方面發揮擘劃我國通訊傳播政策之功能,一方面為眾財團所覬覦的通傳產業大餅,建構足以促進公共利益並保護市民權益的合理遊戲規則。回顧NCC自成立以來即層出不窮的爭議,充分印證了「獨立機關」的「金鐘罩」,不僅無法有效抵抗政商勢力的黑手,反而淪為在幽暗角落分食利益大餅,阻擋公民社會監督的屏障。

        以旺中案所處的有線電視系統市場為例,其在整個通傳大餅中雖僅占一隅,卻也牽涉了高達數百億的利益,而足以影響新聞輿論走向與資訊散布之無形政經效益,更是難以估算的天價。也無怪乎NCC委員的席位,不僅讓財團願意「放長線、釣大魚」,以各種研究計畫的名目,豢養若干有望成為NCC委員的「明日之星」,毫不在意計畫報告內容,重點在於情意可以合法傳遞幾百萬的錢,在業者眼中根本是「小投資、大收益」;更也是政治力難以放手而可不染指的「關鍵通路」,掌權者關愛眼神所投射的晉升仕途,對於身處無聊象牙塔的學者而言,如何能抗拒此種誘惑?

「水乳交融」 玩弄遊戲規則

        圈內人對於這種「產」、「官」、「學」三位一體的盤根錯節關係,無不瞭然於胸,重要的功課在努力建立自家部隊,打通必要關係。其實,即便是「圈外人」,在網路資訊發達的今日,只要願意認真分析各種以「通訊」、「傳播」、「數位」名目所出現的「協會」、「委員會」及「共同研究計畫」背後所緊密糾葛的人脈與金脈,不難解讀其中的關鍵密碼。

       也正是「通傳」這個吸引財團與政閥目光的領域特性,讓我們見識到「政客」、「商人」及「學者」這三種具截然不同本質的「志業」,竟可以「水乳交融」地演化融合為一個以不同面貌現世的三面佛。令人既悲慟又嘆息的是,這個三面佛在不成熟的民主體制中,卻善於聯手玩弄各種遊戲規則。豪奪掠取,毫不手軟。

        如果看透了這個結構,對於今年盛夏中分別於立法院及NCC所將上演的兩場大戲,要預測結果,也就毫不困難。真正困難的問題是,面對這種已然穩固的結構,市民社會的出路何在?這個問題,恐怕即使是長期真心關切我國新聞傳播通訊未來的識者,也難以回答。




本文刊登於新新聞諾亞方舟專欄No.1325 2012.07.26 (轉載)

再看「政府」之討人厭

陳信行 /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林益世案爆發之後,各大媒體和街坊巷議對中鋼的稱呼幾乎一概都變成了「國營企業」,而且分析結論不外乎國營效率必然低下、衙門必然黑暗,早知道當官的就會搞弊案。奇怪的是,才幾周前,同一群人還拿著中鋼當「民營化」的樣板標兵,用來罵中油、台電,要求照例民營化,以解決所有人對他們不爽的所有問題。中鋼之名號從「民營」到「國營」之轉折,甚至沒人打算解釋一下,說法怎麼就這樣變了? 

        當代台灣最牢固的信念之一,是對於「政府」(或曰「國家」、「官僚」、「政客」等髒字眼)之厭惡,以及相對應的對「民間」及其一切的喜愛。在我們的歷史情境下,這種心態可理解:中國兩千年的威權官僚傳統,外加號稱承繼其「法統」的三十八年戒嚴體制,受夠了。

       巧的是,解嚴當時適逢西方保守主義大復辟,貶抑「國家」(具體來說是社會主義陣營的國有經濟體制和與其競爭的社會民主主義福利國家制度)、謳歌「民間」(具體來說是市場和私人資本),成了「普世價值」,不只經濟學界變得完全不知別種學說,其他社會政治論述領域也轉向得徹徹底底,把私有化當成了民主的真諦。

        一開始,一九九0年前後,還有些著作來論證一下「民間學派」的主張。到現在,這種信仰變得和空氣一樣自然。於是乎,凡是討厭的,都是政府這東西的錯,凡是喜歡的,都是民間的好。至於是民間的誰跟什麼好在哪裡?就別問了。

        對「民間」之信仰,否定了「民主」。如果再怎麼選舉、再怎麼監督政治人物,反正政府都注定顢頇腐敗,那又何必當真?最大的謬誤是,在迷信之下,完全看不到主宰所謂「民間」市場經濟的寡頭資本家,比起任何貪官還大膽的公開掠奪。

         要看「先進國家」的例子,美英歐政府割納稅人的血肉救銀行、馬上被闖禍的銀行高幹坐地分贓,就是血淋淋的例子。近一點的,就看我們的台塑集團吧。王家各房子嗣撕咬爭搶的財產,可是幾十年來納稅人補貼、股民出資、居民受汙染、工人出血汗的果實啊。但因為是「民間」資本,大家也只當連續劇看,絲毫不覺得被坑的其實是自己。中油台電如果當真私有化了,近則變得像中鋼,遠則變得像王家產業,真的會對除了大老闆之外的任何人更好嗎?問一下,總可以吧?




本文刊登於新新聞社會觀察No.1325 2012.07.26

長照政策的公益與尋租

顏厥安 / 台大法律系教授台灣社會民主論壇成員

         報載近日某著名基金會邀請學者專家,討論長照與醫療照護服務業問題。這個會議的討論內容與「傾向」,非常值得相關人士注意。

        自從「崩世代」出版以來,台灣近在咫尺的「社會災難」圖像已經愈來愈清楚。在這當中,因為人口快速老化引發的長照議題,尤其是個焦點,相關的討論也已經很多,筆者在此嘗試提出一些補充性的觀察與思考。

        長照政策在官方的「勢力分配」,大約就是這場座談的組合:出身醫療/醫管勢力者約占五分之三,其餘五分之二是社工與經濟領域代表。因此這是個「醫療掛帥」傾向濃厚的政策思考結構,「病床數」成了重要數據。

         在這場討論中,有位學者提到,德國官員跟他說,老人對國家貢獻良多。這是個重要的思考方向,然而,這句話的社會科學意義並不清楚,也不具備對任何特定長照政策方案的「證成」作用。也許該把這句話「反轉」過來說:老人對社會即將或已經造成沉重的負擔。這是一句政治不正確且可能招惹眾怒的說法,但是也許要說出這句話,大家才能好好面對長照的政策與「倫理」議題。

         沒錯,長照政策的核心,是一個重要的倫理議題,也因此那場討論會相當糟糕的一個地方是(至少依照報導):多數與會者真正關心的,竟然僅僅是長照醫療化以及醫療產業化。

         不久前衛生署方面曾強調,醫療「也是」產業。我認為醫療「是或不是」產業,是一個製造出來的,非常本質主義的虛假問題。很多事務,包括國防,都可以產業化。美國就是一個代表。因此也許真正要問的問題並非醫療是否是產業,或長照體系的財源是社會保險或預算,而是誰想透過長照大賺一筆。

        筆者初步的判斷有兩點:第一,長照體制的決戰點,不在於現金給付之類的爭點(因為發錢一樣可以被「尋租者」搜刮掉),而在於它是否成為醫療財團寡頭尋租的牟利場域。第二,現在的走向可能是:要是醫療財團「尋租」不成或不夠,它們可能寧可放任這個問題成為一個社會大災難。因為災難的壓力愈大,它們尋租的機會愈大。

         也許看清楚這個「公益vs.尋租」的基本對抗陣線,才能逐步判斷如何推動建立一個符合公益的長照體制。




本文刊登於新新聞諾亞方舟專欄No.1324 2012.07.19

急向對岸表態的「苦心孤詣」為哪樁?

林秀幸 /  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副教授

         馬總統的辦公桌上正放著一疊要出版的高中歷史教科書,他看了很多內容覺得「很荒謬」,於是,他揚了教科書內容「撥亂反正」的鞭子。從他的連任就職演說裡提到了韓寒可窺得蛛絲馬跡,他是這樣講的:「..文化也是人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最近大陸知名作家韓寒發表訪臺親身經歷:計程車司機拾物不昧、眼鏡行老闆熱心助人,都讓他震撼與感動..英九認為,這些令人動容的善舉,都是因為中華文化中善良誠信的核心價值,已經融入台灣的日常生活。」

         我還看到一段醒目的文化論述:「兩岸人民同屬中華民族,都是炎黃子孫,擁有共同的血緣、歷史與文化,也都同樣尊崇國父孫中山先生..。」

        馬總統如此熱中於推銷中華文化,我好奇地找來韓寒的原文,文中描述來台灣的溫暖經驗,文末加了一句:「我要感謝香港和台灣,他們庇護了中華的文化 ..既然我們共用著太平洋的風,就讓它吹過所有的一切。」

         我們很難斷定什麼行為是由什麼文化造成的(譬如總統所言台灣的「熱心助人」是中華文化的成果),也因此人類學幾乎揚棄文化因果論,而改採詮釋的路徑。在詮釋過程裡,歷史的機會、政治的結構、經濟的規模等等都將是事件產生之脈絡的結構之一。因此台灣的文化表現是各種因素影響的結果,很難化約為單一的中華文化因素,況且台灣不是號稱「多元文化」立國嗎?

        韓寒這麼說,顯然不是嚴謹的文化論述,那麼就是話術了。我們討論著韓寒的「苦心孤詣」,也在確保他的文章不被中國官方封鎖。就如同他文中透露的「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還要不停的考慮措詞,以免哪個地方說過了線」。

         韓寒清楚地理解自己的處境,他手裡拿著中國護照,處身於風聲鶴唳的威權政體。這位年少而聰明的賽車手和部落客,以針砭中國時事為己任,面對維權事件三不五時的提醒,應已練就一身「中國功夫」以錯亂對方的直視。

        然而,我們的馬總統明明手裡拿著台灣護照,握有中華民國軍權,也簽署過人權公約,卻還要像韓寒一般地向對岸的獨裁政權若隱若現地表態他的「苦心孤詣」,甚至加碼表忠到要更改高中歷史教科書,並欣獲對岸認可。難道是忘了他手中握有半數以上台灣人民的選票,卻忘不了過去「我在蔣經國身邊時」的陰影?




本文刊登於新新聞政治觀察No.1324 2012.07.19

文化部的政治與經濟危機

祝平次 / 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守護民主平台成員

         隨著中國國民黨的繼續執政,大選前因為「夢想家」補助款事件鬧得風風雨雨的文建會,也在五月二十日正式升格為文化部。這是中華民國在台灣所成立的第一個部會,因此可以說是政府精簡改造中的異數,不免令人想到文化部的成立,除了統一事權,發展文化事業之外,到底還有什麼非成為部會不可的理由。

        在文化部的官方網頁上,對文化部的任務定義為:「營造豐富的文化生活環境,激發保存文化資產意識,提升國民人文素養,讓所有國民,不分族群、不分階級,都成為台灣文化的創造者與享用者,展現台灣的文化國力。」而這樣任務的背景則為「台灣面對全球化的競爭、數位化的衝擊、產業化的壓力、亞洲區域文化板塊勢力的移動,以及中國大陸的挑戰,台灣所具備的獨特性與環境優勢,勢必透過更具計畫性及長遠發展性的策略運用,方可在這一波的激烈競爭中,取得更有利的位置與焦點。」

        簡單來講,就是如何在競爭中取勝;然而這樣的措詞,彰顯出標準的全球化經濟下的求生心態,把「文化」當成是競爭中的一個項目;另外把文化視為「國力」,則是一種政治措詞。雖然,文化和經濟、政治都有密切關係;然而,衡諸文化部本身的歷史,以及其官網內容對於「文化」的理解,文化部的成立除了統一事權外,可能對於台灣的文化、政治與經濟發展都有不利的影響。

政治面的文化

利用文宣達到目的,壓制台灣民主的發展

        就文化而言,文化在空間上可以說某範圍內人民生活樣態的總合,在時間上可以說從現在往過去有一定長度的延伸;亦即,文化是在一個歷史時空之下延續的產物。文化部的視野注重在新創,而忽視已經存在的文化功能,一方面合理化自己對於預算的獨斷安排,一方面否認既存文化的價值;前者和藝文界在大選前對於某些團體獨占資源的疑慮相關,後者則和台灣文化的主體性相關。尤其後者,雖然在官網上的措詞似乎是和中國大陸處於競爭關係,然而其背後的思維卻仍然是對於「中國文化」主導權的爭奪,仍然是黨國的文化正統思想的延續,和其表面上贊成文化多元的思想是互相違背的。

        至於政治方面,不管是蔣介石的新生活運動、或是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乃至於台灣日治時期的文化協會,都認為文化和政治有密切的關係。然而,前兩者都只是想要利用文化的改造和生產來達到政治動員的目的,後者則是希望藉由文化的宣傳來增進人民參與政治的意願與能力,背後的意義截然不同。

經濟面的文化

不當使用政府資源將造成文創負面效應

         文建會成立在台灣強人集權的時期,以及現在政府繼續祭蔣、為集權統治時期的加害人脫罪,不能進行轉型正義所需要的文化重建,就這種種現象來看,目前文化部的作為可能無法擺脫蔣經國治理後期的狀況,亦即利用文化宣傳來增加自己政權的合法性。而這後面隱藏的重要議題,就是壓制民主文化的發展與阻緩民主傳統的形成,對於台灣民主不能有什麼正面的作用。

         在經濟的方面,文化的維持的確需要花費大量的資源,太過強調經濟的效益,可能反而會陷入急利短視的做法,而與文化養成需要時間的事實背道而馳。中國張藝謀作品的市場化,是一個廣為人知的事例。更不用說,文化部補助款的事件,反而讓所謂的文創,集中在爭取政府資源的畸形發展,遑論其中可能涉及不當利益輸送的質疑。

         如何真正看到台灣多族群的文化特質,將資源適當地投入各個族群以維持其文化的深廣。使得有機會與這些文化接觸的人,可以挪用與得到觸發的靈感,這才是文化部做為媒介的重點。不當地使用政府龐大資源,造成少數文藝團體的獲利及成名,對於台灣的文化或文創經濟,也都可能造成負面的效應。

就現任部長過去的行政習慣與人格特質而言,她善於利用時勢,營造氣氛,銷售自己;而在擔任台北市文化局長期間,也是一樣以舉辦大型節目出名。就政治行銷和買賣文化而言,也許都令人覺得成功。但就政治行銷而言,其結果就是較為隱性的黨國意識型態的復辟,這點我們從媒體控制以及與財團聯手,已經有明顯的跡象可循。就買賣文化而言,將公家資源讓私人得利,以達到其政治宣傳的目的。如果接下來的發展果真是這樣的話,那文化部的成立其實就是政府改造失敗的具體表徵。




本文刊登於新新聞【諾亞方舟】專欄2012.07.12 (轉載)

新加坡眼中的台灣

陳維曾 / 曾為台、港執業律師,現為新加坡大學法學院教授

        新加坡副總理尚達曼說:我們若不能給新加坡公司成為世界一流企業的機會,不能讓新加坡人在最好的團隊工作,我們將會成為另外一個台灣。台灣人不習慣被這麼露骨地批評,但這話講到痛處,讓台灣啞巴吃黃連。

        印象中的新加坡與台灣很相似:都曾是反共堡壘,同為亞洲四小龍,也都是夾在強權之間、沒有天然資源得一切靠自己的小國。到底新加坡現在憑什麼說台灣?

        新加坡憑的是源自開放經濟體的活力。類似台灣之於中國,新加坡長期視香港為競爭對手,她選擇用更大的開放與香港競爭。從資本市場,國際人才與城市規畫,處處可見這種思維。人手不足,就引進大量外勞做粗活;人才不夠,便引進國際白領專業作治理;教育提升不夠快,就挖角國際學者辦教育。新加坡人眼中的台灣?也許是一個優雅閒適卻不夠開放有膽識的社會。

        新加坡也憑的是她與國際的全接軌。地處東南亞讓新加坡也有種除不去的邊緣化憂慮。與台灣不同,新加坡的小反而放大這種焦慮,驅動她盡最大能力與國際接軌,從不自我感覺良好。台灣談國際化常說走出去,新加坡則是把國際帶進來,新加坡人能輕易地從周遭生活看到自己與國際的差距。

        面對國際,連最難改變的語言政策也勇於調整。這裡指的是中文。對中國崛起,李光耀十多年前開始舉辦內閣華語午餐會,讓以英文為母語的首長用中文討論時事,被迫面對語言轉換時的拘謹感。新加坡人眼中的台灣?李光耀曾說,台灣故意要與中國大陸不同,但沒有太大意義。新加坡還有在國際上的靈活身段。與台灣一樣夾在中美兩大國際勢力中間,但她熟悉英式現實主義外交,遊走大國之間,既當調人也當仲介又組同盟,與中國友好,卻也不避諱支持美國重返亞洲,一切強調實力原則。新加坡人眼中的台灣?李光耀說,我們不像台灣,沒有那麼多的企業家;不過,他們可能覺得台灣雖有靈活的企業家,舉止卻像個笨重的小國。

        新加坡更憑的是對人才資本的絕對重視。她挖角教授,更挖角優秀外國學生,大學一班中有十幾二十個國籍不是稀奇事。新加坡人可能覺得奇怪,台灣政治人物為什麼還在比誰的英文發音比較道地美式?聽懂印度、馬來與中國口音的英文,組織全球團隊,豈不更重要?

        新加坡為這幾個憑藉付出了相應的社會代價,但那是另外的議題。台灣人迫切先要理解為什麼新加坡能這麼不含蓄地批評台灣?這才是個轉機。




本文刊登於新新聞諾亞方舟專欄No.1322 2012.07.05(轉載)

陳文成事件紀念碑與校園民主的未竟之業

陳亮甫 / 第二十四屆台大學生會學術部長

        六月十六日,台大學生會於校務會議上提案設立陳文成事件紀念碑,在會議上經過審慎討論,最後卻遭到校長變相抵制,不願對紀念此事明確表態。此事之中,轉型正義與校園民主的價值愈發彰顯,筆者因以行文為記。

        陳文成博士是知名留美學人,專長統計科學,在美國時亦關心並資助黨外運動。孰料一九八一年,陳文成竟在返鄉之時遭受警總約談,其遺體兩日後於現台大圖資系館旁(舊研究生圖書館)被發現;究竟是畏罪自殺或是政治謀殺,三十年以來未有定論。但無論如何,因為思想的不純正或是參與黨外反抗威權運動而受到政府關切,人權遭受傾軋與打壓者,在當時並不在少數,陳文成博士無疑成為這樣殞命犧牲者的代表,陳文成事件在台灣民主轉型過程中,也具有強烈的象徵性意味。

       在校務會議上,本案激起了熱烈的討論,正反雙方立場各陳。個人認為,立碑不僅形式紀念,更有振聾發聵與歷史教育之效,校方當回應六千多名連署者的懇求,從善如流讓碑石樹立。

        無奈當諸多師長與學生會議代表都表態希望台大能夠給歷史一個機會,部分代表卻以政治不應該介入校園為理由,反對在校園當中紀念陳文成事件。最後在校長的獨斷裁決下,以校史館處理代替我們所提出的成立委員會,研擬立碑事宜」,甚至不願承諾納入學生與民間團體代表。殊不知,失去立場的自由只會培養惰性,而拒絕對人權、歷史表態,本身就是最政治化的表現。去脈絡化的逃避真相,對比之台大敦品勵學,愛國愛人之訓,本身即是最大的乖謬。

       轉型正義的議題,對我們來說,不僅僅是一個日期,或單純是一種符號。每一次的紀念活動中,我們不斷重新複習著關於歷史真相的種種,提醒這個世代一些重要的價值。

        對我們來說,轉型正義的重點從來就不是追究責任或是意識形態的對立,而是共同體當中的這一群人,要在回顧歷史、還原記憶的同時,不斷地透過互動、說理、溝通,尋思如何共同生活的集體共識。民主的社會當中,我們做的還遠遠不夠。

       立碑之議僅是起頭,關於校園轉型正義,我們還在理想的半路上。




本文刊登於新新聞諾亞方舟專欄 No.1321 2012.06.28 (轉載)

研究生工會運動才開始

林凱衡 / 台灣大學工會秘書長

        目前美國約有五十個校園內有合法的研究生工會組織。

        在台灣,也開始有類似的運動興起。台灣大學工會是第一個由研究生發起主導的校園工會。大學持續受到學術資本主義滲透,重建校園內的教育與勞動關係,工會將是另一種可能的形式。

         在當前全球高等教育注重競爭力與排名的趨勢下,美國大學校園內正悄悄地發生另一場認同轉型。愈來愈多的研究生認為自己應該被當作勞工看待,法令應該保障研究生們的勞動權益,也因此,這些研究生們組織了研究生工會」(graduate union來捍衛自己的權益。

        在美國,最早被承認的研究生工會(graduate student union)是一九六九年在威士康新麥迪遜(Wisconsin-Madison)分校,由該校教學助理協會(Teaching Assistant Association)主導,以勞工身分和校方簽訂合約。

        研究生工會運動在九十年代後才開始興盛,許多大學的研究生開始組織工會捍衛勞權,這些工會以罷課或集體協商(collective bargaining)等方式,維護和爭取研究生的勞動權益。二00二年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工會是第一個被承認的私立大學研究生工會,雖然在二00四年又被撤銷。目前為止,約有五十個校園內有合法的研究生工會組織。據統計,這些有研究生工會的學校,約有20%研究生受到工會合約保障。

         研究生工會運動快速興起,源自整個大學的功能和地位正迅速發生轉變,承擔更多研發和商業化競爭的責任,以及市場競爭的風險,形成所謂的學術資本主義。研究生既需要學習專業知識,卻也同時要投入時間與勞動力參與研發。因此,我們可以說研究生除了是學生,也是勞動者。當這些勞動獲得的報償不對等時,自然會出現大學工會運動的校園階級衝突。

        在台灣,也開始有類似的運動興起。台灣大學工會是第一個由研究生發起主導的校園工會。這是由於二00年台大研究生面臨教學助理和助學金兩次無預警降薪事件,台大研究生協會和校方數度交涉失敗後,部分研究生開始發動組織工會,希望以勞工身分和台大校方簽訂穩定的勞動契約。然而,由於學生和教授之間既是勞工,卻也有教學關係,使得包括教育部、勞委會、台大,以及許多教授,仍無法接受研究生的勞動事實,以及組工會的權利。

        研究生將自己看待成勞工,意味著大學持續受到學術資本主義滲透。如果這個轉型是不可逆的,則重建校園內的教育與勞動關係,工會將是另一種可能的形式,值得所有教授與研究生深思投入。




本文刊登於新新聞政治觀察No.13212012.06.28

務實面對兩岸協議 比大辯論更重要

六四這天的民進黨 真正做到超越藍綠

賴中強/律師、守護民主平台執委

 當各方說客在為「民共對話」敲邊鼓,當民進黨天王還在爭辯成立中國事務委員會與中國政策大辯論的先後,六四天的立法院,一群民進黨青壯代立委悄悄地在進行不同於以往的政治實踐。

    這天,擔任內政委員會召委的陳其邁(民進黨/不分區)安排專案報告,要求政府官員就「江、陳第八次會談談判議題、協議草案與預期成果」進行報告。這確實是一個轉變,民進黨從徹底杯葛ECFA,到願意與馬政府討論ECFA架構下的投資保障協議應如何簽;從消極批評馬政府兩岸談判黑箱作業,到積極嘗試建立兩岸協議的事前監督機制。這讓我想起兩年前ECFA在國會審議時,民進黨的鷹派(逐條刪除派)戰勝了務實派(逐條修正派),平白喪失了經由國會審議,規範ECFA後續談判原則的機會。

      國會問責機制本是健全民主政治的必要條件,本屆立法院在野黨取得內政委員會召委後,就馬政府兩岸政策的監督,安排了多次官員專案報告,例如「政府對中國各機關團體在台從事廣告活動之管理規範與執行裁罰情形」、「2008年至今中國違反人權案例及我國政府因應態度、援助作為與兩岸協議納入人權條款之評估」、「中國政權交接對我國對中政策及中國對台政策之影響」、「總統就職演說對兩岸關係發展之影響」,當然,能否發揮實質監督的效果,還要看立委的準備功夫與對議題的掌握程度。

      從當天詢答過程,看得出來朝野立委高度關切投保協議的簽署能否充分保障國人在中國的人身安全。徐欣瑩(國民黨/新竹縣)質詢中國刑訴法的秘密逮捕是否影響「人身遭限制的24小時通知機制」,江啟臣(國民黨/台中市)同樣擔心中國刑訴法「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拘留不通知家屬」規定,並表示「投保協議落實人身自由保障,是對六四最大的平反」。陳超明(國民黨/苗栗縣) 要求保障偵查及審判期間家屬及律師探視權。姚文智(民進黨/台北市)關心律師可否陪同訊問,黃偉哲(民進黨/台南市)關心台商因稅務問題遭拘捕,田秋堇(民進黨/不分區)要求處理中國官員濫權起訴、拘捕問題。尤美女(民進黨/不分區)主張應賦予兩岸經貿團體代表人道探視權,讓貿協上海、北京辦事處的代表,可以就近探視受拘捕的國人,並代為委任律師。

   由於各界對中國司法公正性的疑慮,爭端解決機制是投保協議另一個重點,李俊俋(民進黨/嘉義市)質疑陸委會報告僅提到投資人與投資人(P-P)爭議可以仲裁解決,為何不將投資人與政府(P-G)爭議交由「世界銀行投資人與國家間爭端解決中心」仲裁,為何不將雙方政府間(G-G)的爭議透過WTO機制解決?長年擔任商務律師的李貴敏(國民黨/不分區)更直言:P-P仲裁根本不用談,當事人間用契約約定就可以仲裁,擔心納入兩岸談判反而把範圍談窄了,真的要處理的是P-G

      會議進行中,段宜康(民進黨/不分區)提議在場委員及官員為六四天安門事件起立默哀一分鐘,獲得在場不分黨派全體的響應,許多人為之動容,段宜康隨後並呼籲馬政府必須就六四事件對中國政府提出具體要求,釋放仍被拘禁的民運人士,公布死難者。這個提議與現場回應,或許是個隱喻,告訴我們:當民進黨願意立基於人權價值正面面對中國,民進黨是有能力在兩岸事務上與國民黨合作,團結台灣人民,爭取中國民間支持,進而與中共政權對話!

    會議的高潮,是處理民進黨委員提出十三項關於投保協議、國會監督與兩岸人權的提案。可惜在列席官員反對及國民黨吳育昇(新北市)「監軍」下,無法以協商共識處理,多數提案以贊成三票,反對六票被否決,回到藍綠對立。但是,朝野仍以協商修正方式,通過法務部應去函要求大陸政府限期提供台灣人被關押在監獄、看守所、拘留所的人數、地點、案由、姓名。更令人驚訝的,鄭麗君(民進黨/不分區)等人提案「投資保障協議人身自由條款,不應僅處理24小時通報家屬問題,我方應將以下事項納入談判協議條文。一保障家屬探視權..二保障代表探視權..三保障訊問時律師的在場權」,居然以贊成四票(含國民黨陳超明)、反對一票、棄權四票的比數通過。

        民進黨諸君是否從這樣的會議過程,獲得啟示?思考在兩岸政策上應如何團結人民,而非區別藍綠?




本文刊登於新新聞諾亞方舟No.1320 2012.06.21

用選票教會政治贏家分享權力

蘇彥圖/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助研究員

        立法院會期最後一周。反對黨國會議員展開占據主席台的議事杯葛行動,試圖阻擋為瘦肉精美牛進口解禁之法案被多數表決通過。執政黨發言譴責反對黨脫序癱瘓議事,並準備伺機運以任何方式排除議事阻礙。上一次的立法委員選制改革,或多或少降低了個別委員加入「衝組」的誘因,不過主席台上的言語與肢體衝突,似乎仍時常是每次立法院會期終了前會上演的戲碼。也因為戲碼老套,不待這場年度大戲落幕,許多論者已開始玩起同樣了無新意的怪罪遊戲。

        議事杯葛是政治輸家的權力(loser's power)。在政治過程中,輸家可以藉由阻撓、癱瘓政治議程的進行,對贏家施加壓力,據以壓迫或者換取贏家的讓步。台灣有些論者認為,只有在國會還沒有全面改選的威權時代,反對黨才有杯葛議事的正當性。不過,在選舉民主體制下仍有多數暴政的可能;要以民主選舉為由,全盤否定政治少數杯葛議事的權力,沒有什麼道理。反對黨的議事杯葛往往運用非審議式的手段—︱例如霸占主席台;這類非審議式手段的採用,即便根據審議民主理念予以檢驗,也容有被正當化的可能。立法委員行為法的第七條規定要求立法委員應理性問政,不得為「占據主席台或阻撓議事之進行」等行為。這個規定既無視於少數黨杯葛議事的政治需要與權力邏輯,也忽略在政治道德上有比維持國會議事之秩序與禮節更為重要的事。

        我國立法院基本上是一個講求多數(majoritarian)的國會,它的議事規則並沒有給予個別立法委員,或者國會少數黨多少抗衡多數的程序保護。這類保障少數之機制的建立,通常需要主導議事規則制定的國會多數,對於少數的處境有一定的理解與同情;而當下的政治多數通常需要覺悟到「自己總有一天會成為少數」,才會對政治少數的杯葛有一定的同理心,進而願意有所包容與尊重。

        不管議事規則怎麼訂,只要國會多數自我克制,不以蠻力貫徹自己的政治意志,少數黨議員占領主席台的身影,就可以是優雅、平和的。台灣少數黨的議事杯葛每以混亂收場,執政黨對於「贏家全拿式政治(winner-take-all politics)」的過度追求,恐怕必須負起相當大的責任。

        我們得設法用我們的選票教會政治贏家如何分享權力,並以實在的妥協化解對立。




本文刊登於新新聞諾亞方舟專欄 No.131920120614(轉載)

檢察官抗議就可以規避法律?

李佳玟 / 成功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台權會新任執委

為抗議最高法院近日做出之決議與判決,檢察官吳巡龍於六月四日到最高法院前靜坐抗議,上百名檢察官到場聲援。姑且不論院檢之間孰是孰非,檢察官以公開行動來表達對於最高法院的抗議,雖然成功地逼迫法院回應,卻製造了一個他們無法迴避的問題。

由於檢察官的行動並未事先申請,為避免聲援活動被外界誤解執法的檢察官從事非法集會,檢察官們因而事先擬訂行動準則。除了無法彩排的風雨之外,當天檢察官們在五十多名警員引導下依照劇本演出,層層包圍的警察還幫檢察官們排除了民眾的干擾。

當天下午,最高法院發表聲明,抨擊檢察官以脫法方式公開教導民眾規避集會遊行法。最高法院或許意在轉移焦點,但法院對於檢察官的批評卻沒有說錯,檢察官的行動更凸顯出早已存在之選擇性執法的問題。

現實上,集會遊行法在台灣從來沒有被公平地適用,舉牌警告與否,調查與否,起訴與否,有罪與否,高度取決於執政者的政治利益,以及警察、檢察官與法官的意識型態。六月四日檢警的合力演出,讓大眾看到檢察官與警察如何合謀規避法律,即便這樣的合謀從未言明,甚至警察不舉牌是出自最高法院的授意。不管原因為何,現場看起來就是:執法的人自己有脫法行為,還受到另外一個執法機關的保護。

檢察官或許要爭辯自己的抗議行為不符合集遊法的要件,只是一場創意抗議活動。然而,並不是法律要件外的創意抗議就不會招致國家的干預。二00六年時,約有十多名大學師生為了抗議集遊法的荒謬,到台北地院前進行一場吃集遊惡法飯糰的活動。參與者三兩成群地在地院前廣場吃著飯糰聊天,並未使用擴音設備,也沒有統一標語,活動沒有活動主持人,參與者也未曾阻礙交通。

然而,現場的警察硬是在聊天的同學中抓出首謀,並舉牌警告,隨後將兩名同學與一名老師以違反集遊法移送地檢署偵辦。即便之後這三個人都得到檢察官的不起訴處分,但警方顯然對於人民與檢察官的創意抗議行動有天差地別的態度。依據集會遊行法的規定,主管機關是否舉牌警告命令解散,卻是啟動國家刑罰機器的先決要件。

        當集遊法早被選擇性適用,而擁有適用法律權限的檢察官卻公開規避法律,未來檢察官再以集遊法來起訴人民,還會有正當性嗎?




本文刊登於新新聞【諾亞方舟】專欄No.1318 2012.06.07(轉載)

領導者該具備何種人力資本?

林明仁/台大經濟系

近日來政策紛擾,總統在第二任就職前的滿意度,跌至上任以來新低點。許多評論者認為領導力是一個重要關鍵。

什麼是領導力?

經濟學家將領導者定義為:在面對新環境的不斷挑戰下,有較高機率做出正確決定的人。當他們持續地做出正確決定,支持者就會隨之而來;因為支持者相信:複製或跟隨領導者的決定,會讓自己有更高機率能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因此,領導者應有遠見與智慧且能展現卓越的決策技巧,是在一片渾沌不明的未來迷霧中的指路者。

領導者面對的各類選擇常是多面向的,成功的領導者通常是一般型而非專才型; 而組織所涵蓋的範圍愈廣,領導人的一般人力資本比起專才能力資本就更加重要。

專才人力資本指的是祇在某一特殊行業中重要的能力,而一般人力資本則在每一行業都能但須與專才能力資本一起發揮作用。對領導者這個特殊的職位來說,一般人力資本就是專才人力資本。

領導所需的一般人力資本,主要有以下四點:首先是溝通能力,這是整合不同群體利益衝突、吸引支持者,並讓領導過程有更堅實的民意後盾不可或缺的技能。

接著是同理心,民眾愈相信領導人會替他著想,支持的力道就愈強;而在這一次政策改變中失去利益的群體,也較願意相信下一次又是我被犧牲的機率會變小,反彈的力道也就會變弱。

特別要注意的是,溝通力與同理心之間有一個微妙的平衡:溝通勝同理則滑舌, 同理勝溝通則濫情;兩者彬彬,然後領導。再者,領導者也必須瞭解政策的因果關係,常會有意想不到的後果。而為了達到某一個目標所採取的政策,更經常會以傷害到另一個目標做為代價。

因此把所有好的目標全當作願景,而不討論中間的取捨,也非負責任的做法。最後,好的領導人雖然聽取多方意見,但決定後,一定得為自己的政治判斷負責。當政策遭遇強烈反彈時,若動輒朝令夕改,或乾脆說我對此事沒有定見,或推給下面官員或政治對手,對領導的有效性將是一大打擊。

然而,領導者的養成通常皆非一朝一夕,這也代表他們的領導風格早已成型,很難更動。

在民主國家中,同時在這四點上能力突出者寥寥可數,但若無一所長,那原地踏步恐怕是組織能達到最好的狀況了。




本文刊登於新新聞【政治事】專欄 No.1316 2012.05.24-05.30(轉載)

 委員被提名人可否公然說謊?

何念雲

 立法院於五月十七日召開,四位被提名人審查會,因為被提名人陳元玲提供的資料僅有一頁,讓立委連「她是誰」都無法一窺全豹,更遑論就其有何足堪此一重任的條件資格,進行有意義的審查,會議因此停擺,而當日眾多媒體報導亦以此為焦點。

 較未受到注意的重點是,據傳當日下午國科會召集了一個緊急會議,目的在於商討如何因應當天媒體所揭露的,另一委員被提名人——清大科技法律研究所所長彭心儀——涉嫌使用同一份研究成果,在不同年度向不同機構申請補助,嚴重違背學術倫理的爭議。迄今外界仍無法得知國科會當天會議做成了什麼結論?是否決定採取任何積極處置?還是決定兩手一攤,護航到底?

 相反地,當日由彭心儀擔任監事一職的國家通訊社「中央社」,倒是大動作發出新聞稿,內容為彭強調「幾個研究計畫都是針對本國議題,有不同研究方法、不同取徑、不同結論」,「禁得起檢驗」。

 歷年來,彭心儀大量透過「產官學」關連性而承接數量令人嘆為觀止的研究補助,姑且以其中兩案為例,檢驗其是否果真「禁得起檢驗」。

 彭在七年先與王郁琦、周韻采共同接受委託,執行「規劃頻率拍賣、交易與回收制度之研究」計畫,再於次年與此次同受提名的虞孝成在內的數人,向國科會共同申請三年期計畫,並由自己負責「頻率市場交易及拍賣機制之法制政策研究與法規修訂」子計畫(經費758000元)。前計畫的結案報告與後計畫的期中報告,內容比對結果如附表。

 透過附表中的比對,毋需太高深的識讀技巧,更不必仰賴什麼專業判斷,都可以清楚地看出來「這根本如同小學生般,幾乎一字不差地在抄作業」!如此的行徑,實已非所謂「違反學術倫理」可以描述,更已提升至涉嫌刑法詐欺背信貪瀆的問題層次!

 儘量如此,彭心儀面對國會、面對媒體,竟還公開說謊,表示「不同研究方法、不同取徑、不同結論!」試問:一般人民如何接受,我們上繳的稅捐公帑,是這樣被掠取揮霍殆盡?

「嗜官學蠹」與「無賴學官」固令人不齒,以相同內容騙取雙重補助的貪婪學棍,則更令人痛恨!可悲的是,為何偏偏是馬政府所提名的委員!

毋需太高深的識讀技巧,都可以清楚地看出委員被提名人彭心儀抄襲自己研究成果、申請雙重補助的惡劣行徑,這已經不祇是違反學術倫理,而根本已經違反刑法!

彭心儀研究報告對照表

http://www.facebook.com/thejournalist?sk=wall




本文刊登於新新聞【諾亞方舟】NO.1316,2012.05.24-05.30(轉載)

 速審法獨厚徐自強?

林峰正/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執行長

 法院掌握徐自強的實質犯罪證據是零,徐自強及律師們原本寄望於更八審翻案,卻被快速結案。外界看到徐自強因速審法獲釋,但深究之下,他更像是法院在速審法放人壓力下的犧牲品。

 涉嫌擄人勒贖撕票案,遭羈押近十六年的徐自強,因速審法羈押總長上限八年規定在五月十九日正式施行,獲法院無保釋放。這個結果引起不少議論,持肯定看法者認為這是當初司法院搶立速審法的正面果實,反對者則認為這無異在鼓勵犯罪不用負責,為何重刑犯可以堂而皇之走出監所大門,速審法獨厚罪犯,不符公平正義。

 若由徐自強能以無期徒刑罪犯之身無保返家的事實來看,徐自強應該確是許多人口中所說的....速審法最大受惠者。祇是,在看似占盡便宜的表象背後,恐怕不是那麼輕鬆快意。

 由最高法院趕在五月十九日速審法羈押上限八年規定生效前,將味丹少東楊世銘販毒案,在十四天內判決將上訴駁回的案例可知,法院是有可能以噴射機的速度審理案件,完全不顧審案品質,祇為了避免「依法放人」的窘境。誰能保證類似的做法不會發生在徐自強身上?若不幸發生,徐自強立刻要回籠執行,這兩個星期的自由,就當是在押十六年換來的兩周特別休假嗎?

 再者,如同高等法院就本案所發出的新聞稿所載,本案經最高法院於三月十二日發回高院更審,基於公平、迅速保障被告之速審權,兼為有效妥速審結,快速完成閱卷,旋即優先密集審理,函查相關事證及對證人等為交互詰問,再由當事人及辯護人就法律及事實為辯論,在五月七日辯論終結,同月十八日上午宣判,判處被告徐自強無期徒刑。

 換言之,高院更八審在兩個月的時間內將一件纏訟超過十六年的案件審結。若對照之前更六審耗時四年多,更七審耗時一年多,差距實不可以道理計。唯一的解釋是,法院在審理速度上完全脫胎換骨,彷彿是不同的兩個法院。

         若就此次高院審理的實質內容而言,法院掌握徐自強的實質犯罪證據是零,有的祇是其他共同被告顛三倒四指稱徐自強參與犯罪的供詞,再加上原應負舉證責任的檢察官神隱,彷彿與這場訴訟無關,辯護律師乃要求法院就其他共同被告所描述徐自強參與犯案的﹁故事﹂,重新現場模擬,以檢視其言真偽。這本是法院發現真實的重要手段,但卻因急於結案,終未採納律師的要求。若要問為什麼,恐怕又是速審法的放人壓力所致,徐自強及律師們原本對更八審翻案的機會寄望甚深,又消失於無形。

 結論是,外界看到徐自強因速審法獲釋,但深究之下,徐自強更像是法院在速審法放人壓力下的犧牲品。




本文刊登於新新聞【政治事】2012/05/22(轉載)

 NCC委員石世豪帶鋼盔闖關

尚毅夫

 這回出線的石世豪,不乏資訊業者支持他。陳元玲傳出是政務委員張善政推薦的人選之一。副主委被提名人虞孝成偏藍,但很少涉入政治。而彭心儀則在一直被視為與遠東集團關係良好的教授。預料在國民黨團支持下,四人皆可過關。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主委被提名人石世豪等四人,五月十七日要接受立法院交通委員會審查。因下屆NCC恐會審查旺中寬頻購併中嘉網路案和4G執照釋出,格外受到外界注意。

 石世豪在民進黨執政時代擔任過台灣電視公司董事,第一屆NCC成立,民進黨推薦委員徵詢過程,包括時任研考會主委葉俊榮推薦石世豪,但石世豪起初沒有意願,經民進黨立院黨團總召柯建銘電話遊說後點頭;○六年二月又經委員互選擔任副主委。

 他上任後,許多主張卻與民進黨不同調,像立委趙少康入主中廣案,NCC有條件放行,卻被行政院撤銷決定,他還槓上行政院;是年七月,大法官釋字第六一三號解釋,NCC組織法採政黨比例產生委員違憲,綠營運作推薦人選辭職,以期讓委員未過半數,趁執政時全面重新提名,但石世豪選擇與主委蘇永欽等藍營委員選擇一起留下來到○八年,讓民進黨恨得牙癢癢。

 就在卸任前,已為馬英九主政,蘇永欽曾帶石世豪見當時閣揆劉兆玄,力薦石世豪出任下屆NCC主委,但藍營有所顧忌,且資訊業不斷向朝野表達反對石世豪;國民黨人士說,石世豪這次出線還是蘇永欽推薦,但讓人納悶,這回不乏資訊業者支持他。

 副主委被提名人虞孝成是交通大學教授,朝野過去在電機工程相關立法或政策擬訂,就把他當諮詢對象,出線也較為單純。民進黨人士說,虞的政治立場其實較偏藍,但很少涉入政治。

 有關人士說,這次提名,政務委員張善政扮演高層諮詢對象。業者代表被提名陳元玲就傳出是張善政推薦的人選之一,陳曾任日本Nikkei-CNBC 電視台總監、Discovery頻道台灣區總經理,現為Intergral Investment Holdings董事總經理;而清華大學法律系教授彭心儀,曾經擔任過遠傳電信公司﹁我國加入WTO對於電信服務產業之影響﹂計畫的共同主持人,在通訊業界一直被視為與遠東集團關係良好的教授。

 依據立法院同意權行使相關規定,NCC被提名人經交通委員會完成審查,立院朝野將協商同意權行使日程,四名被提名人僅須出席投票委員半數同意即可,不若憲法機關立委總數過半,預料在國民黨團支持下,四人應可過關。




本文刊登於新新聞【政治觀察】2012/05/22(轉載)

嗜官學蠹的照妖鏡

何念雲

「學而優則仕」,出自孔門子夏的這句話,歷經數千年中國儒學文化的浸潤後,似乎依然籠罩在倡議多元開放價值、崇尚自由民主人權的二十一世紀台灣社會天空,令人不禁懷疑,到底是該為這句銘言的亙古不變而讚嘆,還是該為當代知識分子依然禁不起權力誘惑而惋惜。事實上,祇要稍微用心地揮舞歷史這張照妖鏡,就得以察覺,台灣知識界真正的墮落,並非 「學而優則仕」,而是「學為仕而棄」、「學為仕而忘」。由於嗜官,可以輕易地拋棄曾在學壇上所大力宣揚的理念;為了求官,也可以選擇性地遺忘曾在公領域中高聲倡議的立場。

 這樣的學者,在馬政府內的博士官員中,所在多有;不過,以顯著程度而言,甫獲行政院院長陳沖提名為下屆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主任委員的石世豪,恐怕鮮有能及。

 立法院於二○○五年三月至十月間審議NCC組織法時,正面臨國會「朝小野大」的局勢,藍營藉由掌控國會之立法,無視於獨立機關的行政權屬性,不斷侵蝕行政院對於獨立機關的人事任命權。繼首創「政黨比例代表制」的「真相調查特別委員會條例」遭大法官以釋字第五八五號宣告違憲後,在野的藍營仍於NCC組織法第四條力推「政黨比例代表制」。

 在當時立法審議過程中,自我標榜來自社運界的進步學者石世豪,二○○五年九月先於媒體發表「藍色NCC?」乙文,高聲批判「國親黨團企圖挾國會多數強行通過的NCC組織法,堪稱行政組織法上第一大『異形』」,並直陳「各方爭議焦點所在的『政黨比例推薦制』,也就是第四條,可以說是跟真調會條例『系出同門』:連委員數目也精算到泛藍正好過半,同時可以順勢奪下主委與副主委職位。這可是行政法上的頭項創舉:在野黨透過國會多數,不但可以擴張原本分屬監察院、檢調機關的調查權,連一個二級行政機關的決策權與代表權都可以手到擒來」。並於同年十月再度於聯合報民意論壇,以「東華大學教授、澄社執委」的身分,與台大國發所劉靜怡教授聯名投書,進一步諫陳「政黨比例制所提供的正是專業變相政治化的誘因,擺明了讓積極表態者出任委員的用心。原本該以專業為取捨標準的立法,一旦出現以藍綠立場為基準的政治考慮,不但嚴重扭曲專業討論與決策品質,資訊電信傳播產業領域內行之有年,產官學毫不避諱互通利益的卡特爾現象,勢將變本加厲」,並針砭地指出「時下所謂採政黨比例,乃是出於『現在的執政黨敵視媒體的態度』之故,乃必要之『機構內制衡』這種說法,既侮辱公民社會的憲政智商,也是放不下本身媒體優勢及政黨利益的短視政客之言罷了」。石世豪在文末還語重心長地點出,NCC組織法之審議,已「成為讓朝野政黨現形的照妖鏡」!在NCC組織法於十月二十五日通過後四日,石世豪更在由總統府主辦的「新興民主的憲政改造」研討會中,公開表示NCC組織法委員產生方式違憲!

 諷刺的是,沒有多久,這把照妖鏡就照到了石世豪自己。他不僅喜孜孜地接受政黨推薦,榮任第一屆NCC副主委,更在行政院對NCC組織法聲請大法官釋憲後,推翻自己先前已「不合時宜」的「法律見解」及「專業判斷」,改稱當時的NCC組織法第四條並未違憲。更令人咋舌的是,當大法官於二○○六年七月以釋字第六一三號明確宣告「NCC組織法第四條有關委員選任方式之規定違憲」,石世豪沒有選擇立即辭職以明風骨就罷了,竟轉而高聲批判釋字六一三是「趕不上歷史腳步的憲法釋義」,甚至痛斥大法官不應指稱政黨比例制會影響NCC超越政治的公正性!

這些言行令人不禁深深搖頭嘆息,一個知識份子,愛作官也就罷了,但為了作官,連自己曾經三度高聲倡議的針砭之言,也可以隨時棄如敝屣,瞬間遺忘。

正因如此,當石世豪先以「忍辱負重」為由,表示將留任至二○○八年一月底時,換來的多是「戀棧權位」、「厚顏無恥」的嘲諷;當其再度吞下自己說過的話,以語焉不詳的理由,表示要作到任期結束時,再行招致「無賴學官」的難堪譏評,已不甚令人驚訝了。

令人錯愕的是,這種為了作官可以隨時改變法律見解的人,竟然再度被提名為NCC主任委員!馬政府,真的找不到人才了嗎?難道願意出仕的知識分子,祇剩下這種水準的嗎?




本文刊登於新新聞【諾亞方舟】專欄 No.1315 2012.05.17-05.23

 公平正義是個好東西

謝世民 / 中正大學哲學系教授

 雙贏是大商人追求的最高境界:大商人追求和他們的商業夥伴雙贏、和他們的競爭對手雙贏、和他們的政府雙贏、和他們的顧客雙贏。

 一旦發現自己處在會輸的境地,大商人的優先選擇是抽身離開,毅然決然去他們確定可以雙贏的地方。

 大商人不是壞人。他們當中有許多人都喜歡古典音樂和書法、收集古董和藝術品,並且樂善好施(有人說,和大商人交往其實還滿有趣的,因為他們見多識廣、品味不凡),祇是境界不夠高。

 他們不相信有比雙贏更值得追求的社會理想。他們不相信,社會有公平正義這回事,如果有,他們也不認為,公平正義值得他們犧牲、成為「輸家」。

 對大商人和許多中上階級的富人而言,生活在一個重視公平正義、人們因此不斷爭論什麼是公平正義的社會,並沒有特別的價值,.如果這個社會在爭論之後,所欲實現的公平正義沒有讓他們成為贏家,即使他們仍能豐衣足食地生活在這個社會裡,繼續聆聽喜愛的古典音樂,維持他們的生活品味。

這次反對證所稅的大商人,以及確定會在股市裡賺到四百萬以上的富人,都是公平正義的懷疑論者:即使這個證所稅方案,長遠而言,確實會增加政府的稅收,而使政府更有能力去貫徹教育、醫療和就業機會的公平分配,改善城鄉的不平衡發展,提升最弱勢者的福祉,降低「代間正義」的赤字,他們也不願意支持。

        他們並沒有明說,祇是他們(以及他們在各處的代言人)不斷地強調,政府其實課不到他們的稅,因為他們會想辦法讓政府課不到他們的稅:他們會變成外資、他們會找人頭、他們會改變他們投資組合。對他們而言,如果政府不改弦易轍,台灣從此將不是他們有雙贏機會的地方,新加坡和香港才是。

 如何可能讓大商人和中上階級的富人相信,公平正義,其實對他們每個人而言也是個好東西呢?如何可能讓這些人還相信,認真爭論什麼是公平正義的社會,雖然有點緊張,卻是非常值得他們生活和認同之處呢?

         西方傳統的人生哲學和政治哲學中有許多經典(例如,柏拉圖的《理想國》、羅爾斯的《正義論》、德沃金的《法律帝國》和《至高美德》),對這些問題,都曾提出相當深刻而正面的答案。

不去接觸這些經典(故意的嗎?)他們當然永遠祇能停留追求雙贏這個境界上。




本文發表於新新聞【諾亞方舟】專欄1314期,2012-05-15

ECFA:山寨版FTA的後遺症

洪財隆/奧地利Innsbruck大學經濟學博士,清大社會所兼任助理教授      


        即使生米已經煮成熟飯,恐怕不少人還是弄不清楚ECFA的真面目。應該找號稱「GATT(關稅暨貿易總協定)之父」,美國國際經濟關係大師John Jackson來為我們解惑,ECFA的洽簽模式,跟一般FTA(自由貿易協定)到底差多遠?


         今年4月初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照慣例,公布了一份「外國貿易障礙評估」報告,特別挑明ECFA仍未向WTO(世界貿易組織)正式通報(notification)。


        台灣官方則打從一開始就認定ECFA只是個架構協定,「就像一本書的目錄」,是一種逐步到位的過渡協議,所以要等到後續談判完成後,才須進行正式通報。


         然而,ECFA的洽簽模式其實是架構協議加上早收清單。也因為有早收清單,已經涉及關稅減免與服務貿易開放,依照WTO規範,必須進行正式通報。這也意味著美國貿易代表署的陳述沒錯,ECFA的正式通報確實已經遲到一年多了。

        換句話說,真正的架構協議不應具有實質內容。比如台美貿易與投資架構協議(TIFA),只是一個談判協商平台;至於歐盟跟部分非洲開發中國家所簽署的架構協議,則旨在設定FTA整體目標與談判原則,但不涉及實際的關稅減讓。

        經濟部辯稱,兩岸在201156日已分別向WTO做出「早期宣告」(early announcement),然而早期宣告僅就協定名稱等基本資料簡單報備,可為可不為,義務性低;至於正式通報則是會員必須履行的義務,所附內容必須詳細,包括完整的降稅時間表或完成自由貿易區的進程,以利其他貿易夥伴及早因應。更重要的是,其他會員有參與空間,原則上在接獲通報後一年內可「提問與評論」此份協定並要求答覆。

         ECFA只是一個山寨版FTA,不是貨真價實的FTA,因為自由化的幅度太小;也不是完整的FTA過渡協議,因為只說「儘速完成」,並沒有自由化時間表;更不是純粹的架構協議,因為附有早收清單。所以先前在討論ECFA的具體內容與經濟效應評估,或者現在所面臨的通報問題,得到的永遠都是條件式答案。

        早收清單的這種少部分自由化方式,在經貿上的確比較有彈性,政治上則可以做為禮物,好好包裝。而且如果一開始就附上自由化的時間表,跟一般的FTA一樣,在台灣內部恐怕也不容易過關。代價則是,因不符規定,所以很難通報,因此ECFA至今仍屬於兩岸事務。




本文發表於新新聞【諾亞方舟專欄】2012-05-07

從經濟學的效率和公平看油電雙漲

陳吉仲 / 中興大學應用經濟系教授

從馬總統以至行政院經濟部長等行政官員皆不斷強調油電漲價之主要原因是要尊重市場機能的運作,且避免某些用電和用油大戶持續受到補貼。從經濟學角度來看,似乎有理,但若在仔細探討,尤其是用經濟學的兩大標準效率和公平來看此油電雙漲時,有許多問題值得我們去深思。

首先就效率而言,由市場機能運作下的結果一定是符合我們所要求的效率,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這是何種市場以及何種廠商的行為? 首先就市場結構而言,眾所周知國內的石油市場幾乎是兩家廠商聯合壟斷的市場,中油價格一設定,台塑即跟進,這樣的市場我們是否要尊重其市場機能? 答案是很明顯。再就此市場下的廠商生產行為,中油和台電是國營事業,依2011年的中油與台塑之財務報表,台塑勞務成本佔營業額0.11%,中油佔1.58%,此即可顯示中油人事成本過高。另外台塑毛利及淨利率分別為3.75%2.61%,而中油毛利率僅為1.66%及淨利率更是為 -0.19%,這或許和台塑以出口為主的導向有關,但是反映的是廠商從成本以至銷售的效率中,中油皆有待改善的空間,而政府目前的定價卻是以較無效率者的成本來做為市場價格,一則將讓無效率者無改善誘因,且設法讓自己的成本更浮濫,且讓其他廠商獲利,對整體社會而言都無好處。由上述的例子,很明顯油電漲價不符合效率的要求。

除效率問題外尚有公平性的問題要考量,此公平性問題包含了油電價格雙漲對不同所得階層的影響以及政府對油電廠商所採取不合理的補貼措施。首先這些維生的能源價格上漲後,能源支出立即增加;接著油電價格上漲,透過市場機能的運作,所有的食衣住行等商品之市場價格皆會隨之上漲,最後轉嫁至消費者,結果導致消費者在食衣住行的支出皆上漲。根據主計處2010年家庭收支調查報告,可支配所得最低的20%40%共有314萬戶,約729萬人,以最低20%的家戶中,32.9%的所得花費於水電瓦斯,19.8%花費於食品,此二項即佔可支配所得的一半以上,未來油電上漲可能讓最低20%的所得有六成以上要花費在上述的維生支出而排擠了其他的醫療及教育支出。由此可知,油電雙漲及帶動其他產品價格上漲,將對中低收入之家庭帶來較大衝擊。但是,我們看不到政府在此方面的配套措施,亦即油電價格雙漲導致的不公平性未被重視。第二不公平則是民營油電廠商同時享有雙重福利,其中油電價格上漲是市場收入的福利,同時其亦享受在生產油電時的低成本福利,前者如台電向民營業者的購電價格,後者如台塑所生產的石油,享受著較便宜的用電用水價格、免出口稅等優惠。而此民營油電廠商所得到的福利卻是全民所付出之成本,這又是另一種不公平。

因此,油電市場要達到經濟學上的效率和公平仍有一段路要走,而其方式必是從廠商的行為做調整、再至整個市場結構的調整、並在這些市場機能的運作下研擬公平性的配套措施,即如何具體確保中低所得家庭的基本維生之要求。




本文發表於新新聞【諾亞方舟】專欄1312期,2012-05-01 (轉載)

當錢衷時、錢壹狗遇上錢讀者、錢觀眾

羅世宏/中正大學傳播系副教授、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董事

        台灣報業已經歷四個階段:解嚴前是報業1.0,解嚴後是報業2.01999年自立早報停刊,台灣報業開始了一波裁員減薪甚至停刊的發展,算是報業3.0。此後,隨著旺旺併購中時集團,台灣報業正式進入了4.0的階段。

        台灣的報業從1.0開始的發展,並非都是一路進化,反而是在3.0以後,一路退化。到了報業4.0的階段,一個接著一個,本業並非媒體事業的財團挾資本優勢入主報業,文人報業正式終結,財團報業的格局確立。

        財團報業的格局確立後,社會各界對於媒體集中化、言論單一化的隱憂,不僅存在,而且相當嚴重,特別是旺旺集團又打算併購全台灣最大的中嘉有線電視系統,更是令人不安。再者,公器私用,挾怨報復的情況,所在多有,其中又以旺旺中時集團為最。

         最近的「旺蘋大戰」更是一面照妖鏡,照出媒體集團如何惡形惡狀。

         據統計,在旺旺中時集團和壹傳媒集團至今三波對戰之中,旺旺中時集團除了刊登廣告之外,共動用了42 篇報導、9篇評論,9篇外稿,蘋果日報未刊登相關廣告,但有32篇報導、3篇評論和2篇外稿。旺旺中時集團用了廣告、社論、報導、特稿、評論和外稿,佔據大幅版面,並大掀舊帳,也用了未經證實的負面消息,夾敘夾議地攻擊壹傳媒集團;而蘋果日報的對旺中案的報導雖不盡符合比例原則,但還算是針對重要公共議題所做的據實報導。兩者相較,旺旺中時集團表現較為惡劣,並且已經踰越處理涉己新聞的分際甚多。

        NCC主委蘇蘅日昨在立法院答詢表示,旺蘋大戰代表的是兩家媒體為了各自利益,是媒體的墮落,也是非常嚴重的公器私用。而中國大陸福建省長蘇樹林三月率團來台,被媒體踢爆違法對中國時報置入性行銷,陸委會主委賴幸媛日昨也表示,此案違法事實「相對明確」。

        中國時報在劉曉波獲獎、艾未未被拘等新聞處理上,明顯有自我審查的情況,令人懷疑是在向中國大陸政府「叩頭」;另外,在中國大陸招攬置入性行銷的業配新聞,中國時報相對最為積極,也已經是業界公開的秘密。

        身為前中時讀者,不免為中時的一再墮落感到痛惜。在「錢衷時」、「錢壹狗」等前媒體員工的化名大行其道之際,如果這些媒體集團仍不知如何善盡公器的職責,或許我們也該變成「錢讀者」或「錢觀眾」 ,拒看這些惡質媒體,才能報效這種媒體亂象於萬一吧?




本文發表於新新聞【媒體觀察】專欄2012-04-23

NCC應盡速重啟聽證

劉靜怡/台大國發所暨新聞所合聘教授


        旺旺中時集團併購中嘉系統案(旺中案),被稱為亞洲地區近五年來最大規模的媒體併購案。去年四月,公平會以附加十一項負擔方式有條件通過公平法上的結合行為申請案後,國家通訊委員會(NCC)開始面對這個有如大怪獸的有線電視產業併購案。

        其間,NCC雖曾邀集相關當事人、利害關係人及專家學者召開聽證會,但NCC未能提供充分資訊作為人民參與聽證程序的基礎資料,且聽證會召開次數過少、時間不足、申請案當事人和公民團體的發言機會不均、對話不夠充分等諸多行政程序法上的老問題,都成為被詬病的理由。

        一次不成功的聽證會未達預期的實質效果,NCC就有再開聽證的必要,尤其在上次聽證會後所發生的諸多新事實,也足以給予NCC再度啟動聽證程序的正當性基礎。

        而目前在旺中併購案的特殊情境脈絡下,NCC應該回歸「民主開放確保理性公正決策」的思考原點,選擇自法治國家習以為常的「正當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儘速踐行正式聽證程序,才是正道。

        公平會罕見地以附加十一項負擔的方式,有條件通過旺中併購的結合申請案,已透露出公平會對於併購案通過之後的旺中集團對健全市場競爭所造成的影響,抱持相當高的疑慮;而負責維護通訊傳播領域「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的NCC,對於本案應當抱持徹底蒐集相關資料以釐清爭點的態度,謹慎審理。

        離奇的是,在法律實體規範密度不高的現狀下,NCC在審理本案過程一再要求旺中集團提供資料、補充不足的申請文件,更可見NCC遲遲未能對於該如何達成維護公共利益的使命,形成決策心證。既然NCC處在仍有諸多爭點尚待釐清的困境中,何妨再次召開聽證程序,藉此擴大人民參與行政決策程序可能帶來的潛在效益,讓參與聽證程序的當事人、利害關係人、視聽大眾和專家學者為本案提供更多資料和意見。

        由於目前仍有諸多公民團體和學者專家無法接受旺中集團﹁中立平台﹂的自我定位,並且憂心旺中案所隱含的言論集中化危機,這些攸關台灣社會民主人權發展方向的疑慮,顯然無法透過旺中集團的空泛承諾與自清而消弭,NCC與其利用和旺中集團之間不對外公開的文件往來,當作釐清爭議的手段,倒不如落實正當法律程序的要求,讓各界人士在聽證程序裡參與民主的演練、理性對話,除了對NCC釐清本案爭點必有助益外,更有助於提高NCC決策的民主法治正當性。

        尤其是當旺中集團蔡衍明接受美國華盛頓郵報訪問內容引發高度爭議之後,在面對公民團體和學者專家呼籲應審慎處理旺中併購案之際,NCC倘若祇是消極地要求旺中集團補件說明此一事件,而旺中集團的說明內容為何,NCC又不願透明公開地向社會大眾交代,那麼,唯一解套的方法,就是NCC再度啟動聽證程序,邀請旺中集團透過聽證向社會大眾釋疑,如此一來,也可讓NCC卸下過度偏袒旺中集團的指控。

        同樣值得NCC關切且構成旺中案應該重啟聽證程序的理由,則是華郵事件後,旺中集團旗下諸多媒體犧牲新聞處理專業自主原則的表現,已構成NCC應謹慎審酌的新事實。

在知識界串連抗議之後,旺中集團所屬媒體處理質疑該集團的輿論時,不僅明顯地單向呈現蔡衍明的片面說詞,新聞談話性節目中也出現攻擊知識界抗議者的內容,頗有展現跨媒體集團綜效威力之姿,這個事實,不正是NCC應該要求旺中集團交代原委,並透過聽證程序聽取公民看法嗎?

        更有甚者,近日來,在一則蘋果日報「壹電視正向旺中併購的中嘉系統台申請上架」的利益揭露聲明下,壹傳媒和旺中兩個集團的旗下媒體,互相展開了「攻擊式報導」,同樣涉足有線電視產業的兩個跨媒體集團以這種遊走新聞倫理邊緣的手法來處理「涉己新聞事件」,已損及視聽大眾權益,有待NCC釐清此種現象在通過旺中案之後,是否會成為常態。兩個媒體集團間的互相攻訐,不正是透露了有線電視產業裡,極可能有不利於市場健全競爭的事件正在延燒,值得NCC透過聽證程序介入導正?

        凡此種種,祇指向一個結論:NCC應該儘速給大家一個以資訊充分和程序正當為前提的聽證程序,讓旺中集團在法治常軌下真正面對視聽消費者,進行具有實質意義的理性對話,也讓關切台灣通訊傳播市場未來的公民,和NCC之間建立起良性的法律正當程序夥伴關係,共同形成民主社會該有的開放和平衡決策。




本文發表於新新聞【諾亞方舟專欄】2012-04-16

如何理解公共利益?

謝世民/中正大學哲學系教授

        公共利益是非常重要但極易遭到誤解的政治價值。在概念層次上,相對於任何一個群體而言,「公共利益」指的是全體成員能夠共享的利益(例如,乾淨的空氣、安全的國防),它的特色是:任何成員都能從中獲益,且任何成員從中獲益都不會使得其他成員無法從中獲益。就此意義而言,增進各種公共利益,當然是政府的重要任務,但是,這並不意指,凡對多數人有利的政府作為,就一定會增進公共利益

        我們必須承認,許多難以兩全的情況,政府可以(甚至必須)選擇推動對多數人有利的政策,但是,先決條件是不能侵犯少數人受憲法保障的自由和(包括財產權在內的)基本權利。這已經是民主社會的常識。不過,我們也知道,制憲者對於公共利益的重視,使他們同意以「是否妨害公共利益」作為人民的自由受憲法保護的一項條件(憲法第二十二條),並允許政府「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去制定法律、限制人民的自由和基本權利(憲法第二十三條)。因此,多數人的利益和公共利益之區別,就我國憲法而言非常重要,理應受到重視和明。

        可惜,我國大法官在審查「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而限制人民自由和基本權利的法律時,歷年來僅是援引所謂的「比例原則」作為合憲與否的依據,不曾對「公共利益」做出明確的界定,也不曾仔細區別多數人的利益與公共利益。在法理資源不足的情況,台北市政府和建商錯把多數人的利益等同公共利益,加上各級公務人員未能掌握「依法行政」的真諦,王家的財產權會受到嚴重侵犯,恐非意外。

        不論強拆事件何時落幕、如何落幕,台灣社會不能迴避這個法理問題:我們該如何理解「公共利益」,才能使公共利益具有充分的重要性,進而能支持我們繼續採用「是否妨害公共利益」作為人民的自由受憲法保護的條件,並允許政府「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限制人民的自由和基本權利呢?

        看來一個合理的答案是:「公共利益」必須被理解成「集體生活的安全、政治結構的公平、社經資源分配的正義與司法程序的正當」,才具有制憲者心中的那種重要性,其它價值必須是「為維護集體安全、公平、正義和正當程序所必要」才屬於公共利益。若然,改善市容不一定增進公共利益(街友可能更受壓迫),促進經濟成長也不一定增進公共利益(貧富差距可能惡化)。




本文刊登於新新聞【諾亞方舟】專欄2012-04-09(轉載)

NCC不該只是糾察隊

管中祥/中正大學傳播系副教授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NCC)於322日針對「第二梯次數位無線電視釋照規劃」召開公聽會,計劃釋出2張數位無線電視執照,包括1張公益台、1張商業台,執照有效期為9年,到期後收回重新拍賣,並且規定既有無線電視業者不得參與標售。

        這樣消息並不新鮮,自從2007年以來,類似的消息至少已經發佈過五次,但一直是雷聲大雨點小,執照申請作業幾乎毫無進展。

        公聽會上,雖然與會者意見紛陳,但大多對開放無線電視數位頻持肯定態度,認為此舉不但有助於數位平台的建立,更能促進良性競爭,提升閱聽品質。

        的確,台灣數位化的進程十分緩慢,若能藉此建立起無線數位、有線電視及MOD三大平台,或許有助於產業發展,但是否能提升節目品質、優化競爭,恐怕不是再開放頻道就能解決。

        事實上,台灣電視從不是「數量」的問題,目前台灣上空的電視頻道超過270個,廣播電台也有171家,這還不包括從四面八方湧入家庭的網路電視。台灣不僅新聞台的數量是世界之冠,廣電媒體佔市場的比例也是世界最高,在這樣的市場結構下,每家業者能分到的廣告十分有限,根本不符經濟規模,因此,電視台大多只能壓低製成本與不斷重播,採取少賺為贏的策略在市場上硬撐。

        新進到市場的數位頻道業者難道不會遇到同樣的問題?或者能挾龐大的資本在市場中過關斬將?還是有本事異軍突起,製作優質節目開創新路?

        新業者能否在市場上立足生根現在還言之過早,但至少可以確定的是,相較於衛星電視遭到有線電視統的綁架,數位頻道業者將有較大的自主空間,面對觀眾的挑戰。

        事實上,上百台的有線電視衛星頻道看似競爭激烈,但實際上整個市場結構幾乎是一灘死水,有線電視早已不是自由市場,頻道的生存與觀眾的收視權控制在幾家大型集團的手中,系統業者就像是水龍頭,控制了水流,也決定我們喝什麼樣的水。

NCC成立至今對於媒體的管理僅停留「糾察隊」層次,用盡各種規範要求業者的言行舉止,然而更重要的,如何打破有線電視聯合壟斷、限制財團媒體的不當擴張,建立合理及符合多樣需求與品味的頻道進退機制,更是NCC的當務之急。特別是當業者不再只是本地的小資本,已逐漸長成金控集團與跨國資本合體的大怪獸,保障多元視聽權利的NCC,恐怕不能坐視不管!




本文發表於新新聞【諾亞方舟專欄】2012-04-02

誰的「最後一里路」?

張茂桂/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兼任教授,美國普度大學社會學博士

        總統大選之後,「最後一里路」經常成為檢討民進黨敗選的標籤。這,蠻可笑的。民進黨以前由不斷的選舉起家,推動台灣威權轉型、政黨輪替,但也依賴選舉結果論勝負英雄,面臨敗選就要減討,並進行權力的重分配。這不只是重新組隊出發的必要儀式,同時也是各方角力的實質戰場。如能對臺灣的日後民主發展、政治品質有貢獻,一般人對此一重覆表演的節目,或有所期待。客觀來說,民進黨還有很多須要檢討的空間,特別是缺少執政信用、無法處理逢中必反以及偏狹的臺灣人意識、天王與派系、人頭黨員、立法委員選舉不知如何面對公民社會、人才有限等等問題,問題不少。不過,如今讓人啼笑不解的問題,是民進黨似乎順從且自願地被貼上這「最後一里路」過不去的標籤,為什麼?

        同樣經過這次大選的檢驗,難道說國民黨勝選後,就沒有這所謂的「最後一里路」過不去嗎?我們雖然經常聽馬英九愛說他如何自我檢討,如何閉門思過,但如果大家認識國民黨足夠,就知道馬英九個體式的謙虛,以及他常在媒體上流露出的歉意,完全不能代表國民黨的執政風格。或者說,我們也不須要問宋楚瑜的親民黨,是否已經無路可走、所以沒有最後一里路?甚至,中國對台統戰雖然已經木馬入城,但是是否終究「還差一里路」呢?它的最後一里路的障礙會是「中華民國障礙」, 還是民進黨的「台獨障礙」?會是什麼呢?

        所以,如果當大家都不必做這「最後一里路」的檢討時,為何獨獨民進黨有所謂的這「最後一里路」的檢討的問題?這是什麼意思的政治修辭?反映什麼政治思維?認真思考下去,這所謂「最後一里路」,講來講去,所指無非是台灣第一大反對黨要如何面對中華民國,或者面對中國這個問題;或者,說具體些,是支不支持「一個中國」(九二共識)?如何處理「前途自決」(有時後和「臺灣獨立」為同義詞)的「神主牌」問題。

        事實上,民進黨在敗選確定之當下,中共涉台智囊已經公開主張現在是民進黨最脆弱的時候,也是加強對其統戰的最好時機。而臺灣失格報人的親中媒體,更連續不斷用大幅版面,天天「幫助」民進黨對自己進行檢討,促使民進黨人士討論自己最後一里路來進行「表態」。這除了用「反獨促統」來理解之外,我實在看不出有任何高尚的政治用意。而配合演出的民進黨菁英,即使不乏觀念的亮點,但不知道是太純真無邪,還是各自別有所圖,竟也能假戲真作配合演出。

        政治須要經過不斷的公共參與對話,但總是不同主張與不同勢力間的持續辯證,衝突與合作,民進黨也必須誠實面對現實情勢的巨大變化,但哪有所謂這是「誰的最後一里路」的簡單提問?民進黨雖然沒力量執政,但仍代表可觀的影響力,原本勉強可算是僵局的情勢,現在卻被操縱成聚焦於自己受困於最後一里路的思維邏輯,誠不足為訓。




本文發表於新新聞【諾亞方舟專欄】2012-03-26

當海耶克遇上美牛

黃丞儀/研院法律所助研究員、芝加哥大學法學博士

        針對美牛事件,以下哪種說法比較符合海耶克對於國家權力與法治的觀點?

() 不管瘦肉精含量是零檢出或10ppb,政府只要公布一體適用的標準就好。

() 政府干預太多,美牛應該不受限制,全面開放進口,人民自己會選擇。

() 國家應該考量到公共福祉, 並以此為基礎作出政策判斷,避免人民的權利受到特定的大型利益團體侵害。

() 政府的功能在於設定最基本的限制,例如標示清楚,剩下的就交給市場來決定。

        我最近在臉書上寫了這則問題。有人認為答案是選項二,因為海耶克應該會主張自由貿易,降低政府干預。事實不然。海耶克在《到奴役之路》中提到,許多人對自由主義常抱持一種誤解,認為政府應該完全不管事。但是,「政府的存在必然會有管制,每種政府管制也都會干預人民的活動。重點在於人民是否能夠預見政府的作為,並且在此一認知上,進行個人生活規劃。」海耶克對於法治的主要想法就是圍繞在「可預見性」。對他來說,法律內容不是重點,行車速限究竟是時速六十公里或九十公里,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法律不能對特定對象有差別待遇,必須一致,讓人民可依公開的規則自由選擇。唯有確保選擇的自由,才能避免權力集中,出現恣意濫權的政府。他尤其對於「公共利益」這個字眼沒有好感,以「公共利益」來遂行政策,對出身奧國經濟學派的海耶克而言,和極權政府的集體統制根本就是一體兩面。

        然而,海耶克所期待的「最小政府」,在現代社會中恐怕很難出現。無論食品安全、氣候變遷、毒性廢棄物、疫情擴散,都需要國家介入乃至跨國管制。既然現代管制國家已經不可避免,如何提昇管制行為的品質便至關緊要。以美國為例,除了龐大的行政官僚體制和強大的國會,美國總統底下直接配屬一批專業行政幕僚,來控管行政決策的合理性。透過白宮「資訊及管制事務處」的監督,重要的管制行為都必須提出詳細精確的成本效益分析。而且,從歐巴馬上任後,成本效益分析的計算就不再限於量化單位,更含括各種質性價值。

       美國開國之父漢彌爾頓主張行政權必須充滿能量,唯有強大的行政權才能保障人民。但是,台灣的行政權根本還不到那一步,單看這次美牛事件的處理,就知道我國總統行政的運作荒腔走板,不是管制失靈,而是管制無能,連最基本的成本效益分析都提不出來,只有莫名其妙的「十六字箴言」。用土法煉鋼的方式去對抗洋槍洋砲,最後就只能鼓動民氣,大打陰謀論的宣傳戰。與其期待這種破銅爛鐵政府能夠保障「公共利益」,還不如多唸一點海耶克,避免再次步上「到奴役之路」。 




本文發表於新新聞2012-03-14(轉載)

人權在街頭或法院?一個人權教育者的經驗!

林佳範/台灣人權促進會會長、台灣師大公領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我是林佳範,在大學教人權,也在街頭爭取人權。2008年十一月陳雲林來台,人民的集會遊行被警方限制與禁止,學生發起野草莓運動,在立法院審議集遊法時,我和和許多關心集遊法的社運團體,在立法院前舉辦「集遊法告別式」並繞行立法院抗議,全程和平且幽默,但2009年六月我被以「首謀」身分違背集遊法第29條起訴,面對最高有期徒刑兩年的罪,爭取人權從街頭轉向法院,以下是我的故事。

        在警訊或檢察官的訊問時,司改會的林峰正律師陪我一起應訊,感覺檢警都不理會我們在法律面的主張,僅針對事實面調查;講憲法保障人權,有點像在對牛彈琴。在2009七月,一群在野草莓的學生運動時關心台灣民主發展的學者和社運工作者,舉辦「百人自首 終結集遊惡法 — 聲援被起訴的李明聰、林佳範教授記者會」,兩位學者被起訴,僅是突顯出台灣的民主化仍有所未逮,和政府通過國際人權公約的矯情。令人欣慰的是,先賢所散播的民主人權的火苗,仍為我們照亮清楚地方向,不畏懼國家暴力,手牽手大家站出來,一起守護我們的民主與人權。社運與學界的伙伴,黃國昌、潘翰聲、喬蘭等,更在後來的一審的審理過程中,出庭「自首」他們才是「首謀」。

        我和李明聰教授的案件,雖是相同的違反集遊法案件,分別由不同的法官審理,李案法官接受我們的主張,開先例允許傳喚台大林鈺雄教授當專家證人,就兩公約的國內法化,和在刑事訴訟案件的適用,提供專家證詞,最後甚至裁定停止審判聲請大法官解釋,主張集遊法之違背憲法與人權公約。我的案件審理法官,則比較傳統,不接受法律面的相同主張,僅著重在案件事實的調查,且態度較不友善,甚至警告我們不用帶人來旁聽。2010年十月,在郭怡青、高涌成、羅秉成律師們的協助下,在完成準備、證據調查、言詞辯論等程序後,我們準備了有罪、無罪、停止審判聲請大法官會解釋等三種新聞稿,但最後的宣告卻是第四種:「候核辦!」,即聽候辦理的意思。這結果超出我所教授的刑事訴訟法的範疇,換言之,法官技術性造成事實上停止案件的審理,等候李案所聲請的大法官會議解釋的結果。

        案件因此停止了一段時間,惟在2011年十一月因法官換人,本案又再開辯論,律師們樂觀研判法官可能會傾向無罪判決。果然法官在判決書中認定偶發事件來不及申請許可下,其引用國際人權公約限制警察舉牌的裁量權需尊重人民集會遊行自由,且認定現場指揮官的解散權有授權不足之瑕疵,並認為檢方的舉證,尚不足以證明我是首謀等,宣判我無罪。然而,檢察官仍慣性地將本案上訴,律師們建議我行使緘默權來抗議,剛好最高法院最近決議檢察官需貫徹其舉證之責任,在沒有任何提出新的事證下,我又保持緘默,法院很難推翻原審之事實認定。然而,律師們亦主張集遊法已因違背兩公約,在兩年的修法期限後,已失效,應該為免訴之判決,在程序上即結束審理。我們希望透過此案例,相同的集遊案件如李明聰或潘翰疆案等,皆應相同免訴處理。此形成不管是有罪會無罪,我們都不滿意的弔詭情況。最後,在2012年二月二四日高院宣判無罪定讞。

        本案峰迴路轉,背離過去集遊案件的審理經驗,中間經過「百人自首」記者會、李案的聲請大法官解釋、「候核辦」的暫停審理、換法官、與人權公約的國內法化,經一審與二審判決無罪,針對偶發性集會來不及申請許可下,引用人權公約限制警察強制解散權的行使,無疑在現行的許可制下,開啟人民集會遊行自由之空間。然而,本案對其他的法院案件,僅具有參考的效力,而沒有拘束的效力。正本清源,仍需要將集遊法修改成真正在保障人民而不是在限制人民的權利。作為人權教育者,教導學生人權的觀念,但人民權利的保障書,若無法在街頭上實踐,僅是學生考卷上的答案;法律,若喪失正義的精神,僅是一堆駭人的文字;法律人,若不捍衛人權,可能變成穿著「合法外衣」的劊子手。人權的保障,在街頭與法院,皆需努力爭取!




本文發表於新新聞【諾亞方舟專欄】2012-03-12

婦女節的性別政治學

陳昭如/婦女新知基金會董事長,臺灣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失業的女工、照顧老人小孩的新移民女性、租不起房子的單親媽媽,永遠不會落在婦女節的光環中,除非她們成為模範「媽媽」。在這種把女人跟生育綑綁在一起的思維裡,我們看不見「女人」。

三月八日婦女節,是台灣和全世界許多國家所共享的節日。早在1920年代,台灣的婦女解放運動就開始宣揚婦女節的意義,但一直到1954年制定了「紀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三月八日才成為法定的國定婦女節,並且規定由各機關團體和學校舉行慶祝活動。在戒嚴時期,最盛行的就是在由當時的「蔣夫人」領銜,舉辦勞軍募捐、表揚模範婦女。民主化的過程中,婦女節的活動也一起解嚴,雖然官方仍一如往昔舉辦表彰賢妻良母的模範婦女活動,民間則有更多批判性的活動來塑造不一樣的婦女節。

        婦女節的活動可以很多元,女人也很多樣。在婦女節,我們要看見哪些女性?王雪紅和洋華光電資遣的女工,曾馨瑩和幫她提購物袋的外籍看護工,住豪宅跑趴的貴婦名媛與流離暫厝於組合屋的原住民女性,都是女人。在貧窮與富裕的兩端,男女都有,但那一邊的女人較多呢?以下的數字提供了答案的線索:       

拋棄繼承權的女性人數是男性的兩倍。

擁有土地所有權的男性人口是女性的兩倍,土地公告現值也是將近兩倍。

已婚女性的就業率只有將近五成,比已婚男性低了二成以上。

女性的平均薪資,是男性的八成。

因為結婚生育而失業的女性,是男性的二至三倍。

        請領特殊境遇家庭扶助的女性是男性的將近四倍。       

透過繼承,男性累積了遠多於女性的財富。女人進入職場的比例低,離開職場的比例高,在職場工作所取得的財富,也仍然少於男性。因此,需要仰賴社會救助的女多於男,也就不足為怪。新內閣陳沖端出了「富民經濟」政策,炫麗的文字許下了空洞的承諾,看不到女性的貧窮化現象可以得到什麼樣的改善,倒是看得到鼓勵生育、「提升國家人力資本」的具體方案。

        行政院副院長江宜樺在擔任內政部長任內,曾經斥資百萬舉辦徵求催生口號的活動。就是因為這種把女人跟生育綑綁在一起的思維,才一再出現將婦女節和兒童節合併為婦幼節的提議。然而,失業的女工、照顧老人小孩的新移民女性、租不起房子的單親媽媽,卻永遠不會落在婦女節的光環中,除非她們成為模範「媽媽」。我們不需要內政部舉辦千萬口號徵求女人脫貧的好點子,但是,婦女節除了要表揚女性對社會的貢獻,或者更該檢討的,是社會對女性的傷害,以及政府為何總是看不到女人處境的多種樣貌。




【新新聞諾亞方舟專欄】2012-03-05

「中立平台」的迷思與謊言

劉靜怡/台大國發所暨新聞所專任合聘教授

「網路中立性」(network neutrality)自近十年前首先由目前任教於哥大法學院的Tim Wu提出後,便躍居通訊傳播規範領域的要角,受到各國立法者、管制機關、法學界和科技產業界共同關注。雖然「網路中立性」原則的實質內涵及其如何落實,人言言殊,但網路中立性原則所追求的,便是掌握通傳入口的寬頻和有線電視系統,必須做到「無正當理由」不得「差別待遇」(discrimination),例如Tim Wu便主張,真正的「網路中立」,是要求業者一視同仁,不可封鎖網路上任何內容、網站和應用服務,。

將此一乍看限制寬頻和有線電視業者自主性的原則,用民主社會維護言論自由基本價值的理念架構來理解,便不難肯認其在通傳領域裡的關鍵地位:寬頻和有線業者違背網路中立性原則而採取的差別待遇措施,往往侵犯一般大眾基於言論自由的「資訊取得自由」這個重要基本權利,極可能危害民主社會賴以溝通、辯論和說服的觀點多元基礎。是以無論美國、歐洲或亞洲各國,在面對寬頻和有線電視主宰通傳平台的發展趨勢時,莫不亟思該透過何種適當的網路中立性規範,來維護人民的傳播自由、資訊取得自由和消費權益。

自上述角度觀察NCC對旺中案的審查,不難發現NCC不無自陷泥淖之嫌,而旺中案業者在公聽會和各種宣傳裡不時強調的「中立平台」和「數位匯流」說法,更是刻意誤導的迷思。旺中購併後的市場佔有率如何計算,固然重要,但無論購併後的市場佔有率如何,掌握通傳入口的業者,都應該負擔一定程度的網路中立義務,政府應該要求業者將控制平台資訊流通和內容篩選的措施予以透明化,因此,當申請購併者大言不慚地傳播錯誤歷史訊息,並將控制媒體內部新聞自由視為理所當然時,身為通傳領域公益守護者的NCC,即無不窮盡所能為閱聽人權益把關之理。

平台未必中立,甚至可能是危害中立的最大來源,台灣通傳發展史上掌握通傳平台者歷來控制過濾或吹捧宣傳特定內容的作為,早有明證,有線電視集團間如何挾平台地位互相傾軋、導致消費者權益受損的教訓,更是歷歷在目,NCC豈有不知之理?至於數位匯流,只是華麗的謊言,更不足以當做寬縱購併案的理由:過去至今,巨額資金進入台灣通傳產業時莫不標榜其將專注於「數位」建設,其結果卻是台灣數位化程度年年落後,而不同媒體「匯流」的最大「成就」之一,似乎便是旺中集團可以肆意發動旗下不同屬性的媒體,連續攻擊發起「拒絕中時運動」的學者。倘若NCC不以人民資訊自由和消費權益為念,寧願保守地隱身於落伍的通傳法制、行政程序法和政府資訊公開法之下,那麼,很快就會證明政府不但早是業者的俘虜,更是民主人權的最大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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