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下岗老三届说来伤感

中国时报记者朱建陵北京报导

 中国时报 2006.05.15

誰是加害者?
当代中国大陆民众里面,受到文革影响,甚至人生命运因文革而遭受左右者,是大陆好几代人的共同经历,这些人的现在生活,虽然也有幸者,但多数可能必须被归类于不幸,而他们的不幸,主要来自于文革岁月的蹉跎。

对于文革一代,受影响最深者,多数人会说是「老三届」。所谓「老三届」,指的是一九六六、一九六七、一九六八这三年的初中、高中毕业生,现年五十四岁到五十九岁之间的人。 这批人在发育时碰到大陆「三年自然灾害」,没吃好;念书时碰到「文化大革命」,没学好。文革结束后,好不容易找个机关窝着就业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要求「知识化」,他们沾不到边;要求「年轻化」,他们年华已经逐渐老去。

对「老三届」来说,更惨的是朱镕基当总理之后推动的国企改革。在大陆一九九○年代对国营企业进行「关停并转」改革的时代大潮下,这批人「下岗」了,失业了,但以他们的年龄,子女还在就学,还嗷嗷待哺着,于是他们只能边埋怨、边干活,在城市「弱势群体」这个定位下□且地活着。

当然,「老三届」里面也有幸者,如年前曾经因为被台湾媒体报导为「京城我最富」而大发雷霆的北京华达投资集团老板李晓华。根据财富杂志二○○一年的评比,李晓华以二十亿元人民币资产名列大陆第十六位富豪。

李晓华在文革期间,上山下乡到黑龙江「修补」了好几年的「地球」,而他的致富,更多的是依靠个人在文革结束后的机运和努力,和广大「老三届」关系不大。

「老三届」中的幸者,首先可能是一些因为出身背景较好,而在文革期间被特准进入「工农兵大学」念书的「工农兵学生」。虽然这批人在「工农兵大学」的学习根本就是鸦鸦乌地乱七八糟,文革结束后,大陆官方和民众对「工农兵大学」这样的学历也颇多质疑,但他们毕竟先抢了许多工作岗位,目前在大陆各行各业的中层干部中,仍然可以见到许多「工农兵」的身影。

对于这批工农兵学生,外界,甚至他们子女的最大感触,是他们对知识甚至常识的缺乏。碰到过一个工农兵学历、打扮入时的女仕,但聊天中发现,她居然不知道月亮、地球和太阳是谁绕着谁转的。「真的,」她委曲地说,「没人告诉过我啊,我怎么会知道呢?」

至于「八二届大学生」,则可能是「老三届」中的最幸者。文革结束后,在邓小平的推动下,大陆在一九七七年恢复了大学考试,而且连续举办了两次,一共一千一百六十万人报考,但只录取了四十万一千人,录取率约三%。这批幸运儿都在一九八二年毕业,成为文革结束后第一批大学生,并趁着大陆「知识化」改革的势头,占据了中共党政,更主要是大陆学术界的领导地位。

对大陆当代年轻人来说,「八二届大学生」光鲜的命运让他们既羡又妒,而他们对「八二届大学生」的羡妒之意,甚至扩大到对整个文革一代人命运的观感,觉得这批人不但活得精采,运气又好。但属于文革后期的《中国青年报》资深记者卢跃刚就非常不以为然。卢说,他没多久前才参加一次毕业三十年后的高中同学会,席间没人提起现在大家在干嘛,「因为很多人都下岗了!说来伤感情,」他说,「这才是真实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