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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美國醫生的死亡之道

幾年前,我的導師、德高望重的整形外科醫師查理發現自己肚子上出現一個腫塊。他找外科醫生做了檢查,診斷為胰腺癌。這位外科醫生是治療胰腺癌的權威之一,發明過一套新型手術流程,將患者的五年生存期比例增加三倍(從5%提高至15%),儘管談不上什么生存質量。

第二天他回到家中,關閉診所,從此再沒踏入醫院一步。他盡可能地多與家人相處,於數月後在家中去世。他沒有接受化療、放療或手術治療,也沒用多少醫療保險。
儘管不常被人談起,但醫生的確也會死。而且,他們死亡的方式與其他人截然不同。他們不同於常人的,不是比大多數人多用了一些治療手段,恰恰相反,他們極少治療。儘管總是時時刻刻在幫助別人抵禦死神,但當他們本人面對死亡時,往往極為淡定。他們清楚地知道會發生什麼,有什麼選擇,但凡想要的醫療護理,一般均能獲得,但他們只是平靜地離去。
當然,醫生不想死,他們想生存。然而,他們太了解現代醫學了,知道它並非無所不能。他們會與家人談到這一切,確保在自己的那一刻到來時,家人不會試圖採取任何誇張的救護措施——他們不想在生命的最後時刻,還被人打斷肋骨去做什麼心肺復蘇術。

幾乎所有醫療專業人士都親眼目睹過人們所受的“徒勞的關懷”。在生命臨近終點時,醫生將尖端技術施加在危重患者身上,令其在病痛之餘,還要忍受無謂的苦難。病人的身體會被剖開,插進導管,與機器相連接,灌入藥物。所有這一切都會在重症監護室中進行,每天的費用高達上萬美元。最終花錢買到的是什麼?只有痛苦,一些我們甚至不願強加於恐怖分子身上的痛苦。

已經不知道有多少次醫生同事輕聲對我說:“答應我,如果你看到我受這種罪,就殺了我。”他們不是開玩笑。一些醫務人員隨身攜帶徽章,上面印著“不予急救”字樣,告訴醫生不要實行心肺復蘇術。我甚至看到有醫生將其做成紋身。
醫生為什麼不願意接受得天獨厚的醫護服務?原因很複雜,與患者、醫生和醫療系統都有關係。要了解患者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請設想一個場景:某人失去知覺,被送往急救室。患者家屬恐懼萬分,當醫生詢問是否要“竭盡全力”時,他們的回答必定是肯定的。於是,患者的噩夢上演了。其實,家屬的意思常常只是“盡一切合理的努力”。問題是,他們不知道哪些措施是合理的。身處困惑和悲傷之中,他們也不會對醫生提出疑問,或者聽聽醫生怎麼說。在醫生這方面,當然就會“竭盡全力”,不管措施合理與否。

上述情況司空見慣。問題的根源是人們對醫生的能力期望過高。很多人認為,心肺復蘇是一種有效的急救手段,其實,其效果往往微乎其微。我曾在急救室接收過無數經心肺復蘇術搶救無效的病人。如果患者病情嚴重、年老或罹患絕症,心肺復蘇術的效果就更不值一提,而就此引起的疼痛卻令人難以承受。知識貧乏和錯誤預期會導致一系列糟糕的決定。

當然,患者並非產生問題的惟一因素,醫生也有責任。麻煩的是,儘管醫生們明白自己在“徒勞關懷”,他們仍必須找到一種方式,滿足患者及其家人的願望。再次想像一下急救室裡滿是悲痛欲絕、甚至可能歇斯底里的患者家屬的情景。他們與醫生互不相識,在這種情形下,信任和信心的建立是一件非常微妙的事情。為了節省時間、金錢或精力,人們早已做好了相信醫生的心理準備,當醫生建議需要進一步治療時,他們會言聽計從。
有些醫生的溝通能力比他人更強,有些醫生則更為固執,但他們所面臨的壓力都是相似的。從醫數十年裡,每當生死攸關的時刻患者家屬提出不合理要求時,我會站在外行人的角度,將事情的風險清楚明白地解釋一遍。如果患者或家屬仍堅持要採用我認為毫無意義或有害的治療方式,我會將其轉到另一位醫生或醫院進行治療。 
但這些被轉出去的病例仍令我無法釋懷。我最喜歡的一位患者是位律師,出身於著名的政客家族。她患有嚴重的糖尿病,血液循環很不好,而且,腳部已經出現疼痛。考慮到住院治療對她的病情不利,我盡一切努力讓她避免做手術,但她在醫院外諮詢了專家,而這些專家與我沒有聯繫。對於她的病情,專家們並不像我那樣熟悉,他們決定為其雙腳做血管搭橋手術,以便消除存在已久的血栓。手術並沒有改善她的血液循環狀況,刀口始終無法癒合。患者的雙腳都感染了壞疽,最終被雙雙截肢。兩週後,在一家著名的醫療中心,最壞的事情都發生了,她因搶救無效而死亡。
在這個故事中,顯而易見,醫生和患者都難辭其咎,但在很多情況下,雙方都不過是一種更大系統——鼓勵過度醫療——的犧牲品。在一些不幸的病例中,醫生們採用“醫藥費報銷”的模式來做每件事,不管它多麼沒有意義,只要能賺錢就行。更常見的情況是,醫生怕被投訴,對患者言聽計從,為了避免麻煩,極少提出反對意見。

即使人們已有準備在先,這個系統仍會使人喪命。我曾有一位名叫傑克的男病人,78歲,常年患病,曾經歷過15次大型外科手術。他對我說,在任何情況下,他都不想再用呼吸機了。然而,一個星期六,傑克嚴重中風,失去意識,被送進急救室。醫生們想盡辦法令他甦醒,並在重症監護室裡給他用上呼吸機。這是傑克最不願經歷的噩夢。當我趕到醫院接手治療後,我跟他的妻子及醫院的工作人員交談,出示傑克留下的護理委託書。然後,我拔掉了呼吸機,坐在他床邊。兩小時後,他過世了。
儘管親手寫下了自己的願望,傑克卻沒有如願死去,醫療系統干涉了他。可事後居然有一位護士將我的做法報到院方,認為我在實施謀殺。當然,此事無果而終:傑克的心願明白無誤,他已經白紙黑字寫下來了。但警方的調查仍然令所有醫生心有餘悸。對我來說,不顧傑克的心願強行使用呼吸機,將他的生命與痛苦多延長幾週,要容易得多。如此一來,我還能多掙幾個錢,醫保也將額外多支付50萬美元。無怪乎這麼多醫生寧願過度治療。
但醫生絕不會將過度治療用在自己身上。他們成年累月地看到這樣做的後果。幾乎每個醫生都能找到適當的方式,更好地減少痛苦,在家中平靜地死去。臨終關懷的宗旨,是為病人提供舒適和有尊嚴的照顧,讓他更好地度過人生的最後時光,而非徒勞的治療。  

幾年前,我的表哥托什癲癇發作,後被查出是肺癌轉移到腦部。我安排他看了不少專家,得知要治好他的病,必須採取積極的治療手段,包括每周到醫院化療三至五次,他也許能活四個月。最終,托什拒絕任何治療,只是吃藥控制腦水腫。他搬來與我同住。

在接下來的八個月裡,我們做了很多他喜歡的事,享受到了幾十年來未曾有過的歡樂。我們去了迪斯尼樂園,他還是第一次去那兒;我們在家門口閒逛,每天吃我做的飯。吃著中意的飯食,而不是醫院裡的病號飯,托什甚至還長胖了些。他並不覺得特別疼,一直情緒很好。一天,他沒有醒來。之後的三天他始終處於半昏迷狀態,然後,他故去了。八個月來他的醫保只用於購買一種藥物,總花費約20美元。

托什不是醫生,但他知道,人需要一種高質量的生活,而不是活得久。這不是我們大多數人的追求嗎?如果在生命臨終護理中存在著一種完美狀態,那就是有尊嚴地死去。

至於我,醫生們已經知道了我的選擇。不需要誇張的拯救,我將靜靜地步入永夜,像我的導師查理一樣,像我的表兄托什一樣,像我的醫生同事們一樣。


——本文來源:《海外文摘》;作者:(美)肯·穆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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