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驀然回首 - 白先勇

  許多年了,沒有再看自己的舊作。這次我的早期短篇小說由遠景出版社結集出版,又有機會重讀一遍十幾年前的那些作品,一面讀,心中不禁納罕:原來自己也曾那般幼稚過,而且在那種年紀,不知哪裡來的那許多奇奇怪怪的想法。講到我的小說啟蒙老師,第一個恐怕要算我們從前家裡的廚子老央了。老央是我們桂林人,有桂林人能說慣道的口才,鼓兒詞奇多。因為他曾為火頭軍,見聞廣博,三言兩語,把個極平凡的故事說得鮮蹦活跳。冬天夜裡,我的房中架上了一個炭火盆,灰燼裡煨著幾枚紅薯,火盆上擱著一碗水,去火氣。於是老央便問我道:“昨天講到哪裡了,五少?”“薛仁貴救駕——”我說。老央正在跟我講“薛仁貴征東”。那是我開宗明義第一本小說,而那銀牙大耳,身高一丈,手執方天畫戟,身著銀盔白袍,替唐太宗征高麗的薛仁貴,便成為了我心中牢不可破的英雄形象,甚至亞力山大、拿破崙,都不能跟我們這位大唐壯士相比擬的。老央一逕裹著他那件油漬斑斑,煤灰撲撲的軍棉袍,兩隻手指甲裡烏烏黑盡是油膩,一進來,一身的廚房味。可是我一見著他便如獲至寶,一把抓住,不到睡覺,不放他走。那時正在抗日期間愁雲慘霧的重慶,才七八歲我便染上了二期肺病,躺在床上,跟死神搏鬥。醫生在燈下舉著我的愛克斯光片指給父親看,父親臉色一沉,因為我的右邊肺尖上照出一個大洞來。那個時候沒有肺病特效藥,大家談癆變色,提到肺病兩個字便亂使眼色,好像是件極不吉祥的事。家裡的親戚傭人,一走過我房間的窗子便倏地矮了半截彎下身去,不讓我看見,一溜煙逃掉,因為怕我抓進房子講“故仔”,我得的是“童子癆”,染上了還了得。一病四年多,我的童年就那樣與世隔絕虛度過去,然而我很著急,因為我知道外面世界有許許多多好玩的事情發生,我沒份參加。嘉陵江漲大水,我擎著望遠鏡從窗外看下去,江中濁浪沖天,許多房屋人畜被洪流吞沒,我看見一些竹筏上男男女女披頭散髮,倉皇失措,手腳亂舞,竹筏被漩渦卷得直轉,我捶著床叫:“噯!噯!”然而家人不准我下來,因為我在發燒,於是躺在床上,眼看著外面許多生命一一消逝,心中只有幹急。得病以前,我受父母寵愛,在家中橫行霸道,一旦隔離,拘禁在花園山坡上一幢小房子裡,我頓感打入冷宮,十分鬱鬱不得志起來。一個春天的傍晚,園中百花怒放,父母在園中設宴,一時賓客雲集,笑語四溢。我在山坡的小屋裡,悄悄掀開窗簾,窺見園中大千世界,一片繁華,自己的哥姊,堂表弟兄,也穿插其間,個個喜氣洋洋。一霎時,一陣被人擯棄,為世所遺的悲憤兜上心頭,禁不住痛哭起來。那段期間,火頭軍老央的“說唐”,便成為我生活中最大的安慰。我嚮往瓦崗寨的英雄世界,秦叔寶的英武,程咬金的詼諧,尉遲敬德的魯莽,對於我都是刻骨銘心的。當然,“征西”中的樊梨花,亦為我深深喜愛。後來看京戲,“樊江關”,樊梨花一出臺,頭插雉尾,身穿鎖子黃金甲,足登粉底小蠻靴,一聲嬌叱盼顧生姿,端的是一員俊俏女將,然而我看來很眼熟,因為我從小心目中便認定樊梨花原該那般威風。 

  病癒後,重回到人間世,完全不能適應。如同囚禁多年的鳥,一旦出籠,驚慌失措,竟感到有翅難飛。小學中學的生涯,對我來說,是一片緊張。我變得不合群起來,然而又因生性好強,不肯落人後,便拼命用功讀書,國英數理,不分晝夜,專想考第一,不喜歡的科目也背得滾瓜爛熟,不知浪費了多少寶貴光陰。然而除了學校,我還有另外一個世界,我的小說世界。一到了寒暑假,我便去街口的租書鋪,抱回來一堆一堆牛皮紙包裝的小說,發憤忘食,埋頭苦讀。還珠樓主五十多本《蜀山劍俠傳》,從頭至尾,我看過數遍。這真是一本了不得的巨著,其設想之奇,氣魄之大,文字之美,功力之高,冠絕武林,沒有一本小說曾經使我那樣著迷過。當然,我也看張恨水的《啼笑姻緣》、《斯人記》、徐訏的《風蕭蕭》不忍釋手,巴金的《家》、《春》、《秋》也很起勁。三國、水滸、西遊記,似懂非懂的看了過去,小學五年級便開始看《紅樓夢》,以至於今,床頭擺的仍是這部小說。 

  在建國中學初三的那一年,我遇見了我的第二位啟蒙先生,李雅韻老師。雅韻老師生長北平,一口純正的京片子,念起李後主的虞美人,抑揚頓挫。雅韻老師替我啟開了中國古典文學之門,使我首次窺見古中國之偉大莊嚴。雅韻老師文采甚豐,經常在報章雜誌發表小說。在北平大學時代,她曾參加地下抗日工作,掩護我方同志。戰後當選國大代表,那時她才不過二十多歲。在我心目中,雅韻老師是一個文武雙全的巾幗英雄。在她身上,我體認到儒家安貧樂道,誨人不倦,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執著精神。她是我們的國文導師,她看了我的作文,鼓勵我寫作投稿,她替我投了一篇文章到野風雜誌,居然登了出來,師生皆大歡喜。她笑著對我說:“你這樣寫下去,二十五六歲,不也成為作家了?”她那句話,對我影響之深,恐怕她當初沒有料及,從那時起,我便夢想以後要當“作家”。中學畢業,我跟雅韻老師一直保持聯繫,出國後,也有信件往來,五十八年我寄一封耶誕卡去,卻得到她先生張文華老師的回信,說雅韻老師于九月間,心臟病發,不治身亡,享年才五十。雅韻老師身經抗日,邦災國難,體驗深刻,難怪她偏好後主詞,“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她念來餘哀未盡,我想她當時自己一定也是感慨良多的吧。 

  高中畢業,本來我保送台大,那時卻一下子起了一種浪漫念頭。我在地理書上念到長江三峽水利灌溉計畫,Y.V.A.如果築成可媲美美國的T.V.A.,中國中部農田水利一舉而成,造福億萬生民。我那時雄心萬丈。我要去長江三峽替中國建一個Y.V.A.。一面建設國家,一面遊名川大山,然後又可以寫自己的文章。小時游過長江,山川雄偉,印象極深。當時台大沒有水利系,我便要求保送成功大學。讀了一年水利工程,發覺自己原來對工程完全沒有興趣,亦無才能,Y.V.A.大概還輪不到我去建設。同學們做物理實驗,非常認真在量球徑,我卻帶了一本《琥珀》去,看得津津有味。一個人的志趣,是勉強不來的,我的“作家夢”卻愈來愈強烈了。有一天,在台南一家小書店裡,我發覺了兩本封面褪色,灰塵滿布的雜誌《文學雜誌》第一、二期,買回去一看,頓時如綸音貫耳,我記得看到王鎮國譯華頓夫人的《伊丹付羅姆》,浪漫兼寫實,美不勝收。雖然我那時看過一些翻譯小說:《簡愛》、《飄》、《傲慢與偏見》、《咆哮山莊》,等等,但是順手拈來,並不認真。夏濟安先生編的《文學雜誌》實是引導我對西洋文學熱愛的橋樑。我作了一項我生命中異常重大的決定,重考大學,轉攻文學。事先我沒有跟父母商量,先斬後奏。我的“作家夢”恐怕那時候父母很難瞭解。我徵求雅韻老師的意見,本來我想考中文系。雅韻老師極力勸阻,她說學西洋文學對小說創作的啟發要大得多。她本人出身國文系,卻能作如此客觀的忠告,我對她非常感佩。台大放榜,父母親免不得埋怨惋惜了一番,臺灣學校的風氣,男孩子以理工為上,法商次之,文史則屬下乘,我在水利系的功課很好,是系裡的第一名,但那只是分數高,我對數理的領悟力,並不算強。我解說了半天,父親看見大勢已定,並不堅持,只搬出了古訓說:“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我含糊應道:“人各有志。”母親笑歎道:“隨他吧,‘行行出狀元’。”她心裡倒是高興的,因為我又回到臺北家中來了。 

  進入台大外文系後,最大的奢望便是在《文學雜誌》上登文章,因為那時文學雜誌也常常登載同學的小說。我們的國文老師經常給文學雜誌拉稿。有一次作文,老師要我們寫一篇小說,我想這下展才的機會來了,一下子交上去三篇。發下來厚厚一疊,我翻了半天,一句評語也沒找到,開頭還以為老師看漏了,後來一想不對,三篇總會看到一篇,一定是老師不賞識,懶得下評。頓時臉上熱辣辣,趕快把那一大疊稿子塞進書包裡,生怕別人看見。“作家夢”驚醒了一半,心卻沒有死,反而覺得有點懷才不遇,沒有碰到知音。於是自己貿貿然便去找夏濟安先生,開始還不好意思把自己的作品拿出來,藉口去請他修改英文作業。一兩次後,才不尷不尬的把自己一篇小說遞到他書桌上去。我記得他那天只穿了一件汗衫,一面在翻我的稿子,煙斗吸得呼呼響。那一刻,我的心直在跳,好像在等待法官判刑似的。如果夏先生當時宣判我的文章“死刑”,恐怕我的寫作生涯要多許多波折,因為那時我對夏先生十分敬仰,而且自己又毫無信心,他的話,對於一個初學寫作的人,一褒一貶,天壤之別。夏先生卻抬起頭對我笑道:“你的文字很老辣,這篇小說我們要用,登到文學雜誌上去。”那便是《金大奶奶》,我第一篇正式發表的小說。 

  後來又在文學雜誌上繼續發表《我們看菊花去》(原名《入院》),《悶雷》本來也打算投到文學雜誌,還沒寫完,夏先生只看了一半,便到美國去了。雖然夏先生只教了我一個學期,但他直接間接對我寫作的影響是大的。當然最重要的是他對我初“登臺”時的鼓勵,但他對文字風格的分析也使我受益不少。他覺得中國作家最大的毛病是濫用浪漫熱情、感傷的文字。他問我看些什麼作家,我說了一些,他沒有出聲,後來我提到毛姆和莫泊桑,他卻說:“這兩個人的文字對你會有好影響,他們用字很冷酷。”我那時看了許多浪漫主義的作品,文字有時也染上感傷色彩,夏先生特別提到兩位作家,大概是要我學習他們冷靜分析的風格。夏先生對於文學作品的欣賞非常理智客觀,而他為人看起來又那樣開朗,我便錯以為他早已超脫,不為世俗所擾了,後來看了《夏濟安日記》,才知道原來他的心路歷程竟是那般崎嶇。他自己曾是一個浪漫主義者,所以他才能對浪漫主義的弊端有那樣深刻的認識。 

  大三的時候,我與幾位同班同學創辦《現代文學》,有了自己的地盤,發表文章當然就容易多了,好的壞的一齊上場,第一期我還用兩個筆名發表了兩篇:《月夢》和《玉卿嫂》。黎烈文教授問我:“玉卿嫂是什麼人寫的?很圓熟,怕不是你們寫的吧?”我一得意,趕快應道:“是我寫的。”他微感驚訝,打量了我一下,大概他覺得我那時有點人小鬼大。現在看看,出國前我寫的那些小說大部分都嫩得很,形式不完整,情感太露,不懂得控制,還在嘗試習作階段。不過主題大致已經定形,也不過是生老病死,一些人生基本永恆的現象。倒是有幾篇當時怎麼會寫成的,事隔多年,現在回憶起來,頗有意思。有一年,智姐回國,我們談家中舊事,她講起她從前一個保姆,人長得很俏,喜歡帶白耳環,後來出去跟她一個幹弟弟同居。我沒有見過那位保姆,可是那對白耳環,在我腦子裡卻變成了一種盅惑,我想帶白耳環的那樣一個女人,愛起人來,一定死去活來的——那便是玉卿嫂。在憲兵學校,有一天我上地圖閱讀,我從來沒有方向觀,不辨東南西北,聽了白聽,我便把一張地圖蓋在稿紙上,寫起《寂寞的十七歲》來。我有一個親戚,學校功課不好,家庭沒有地位,非常孤獨,自己跟自己打假電話,我想那個男孩子一定寂寞得發了昏,才會那樣自言自語。有一次我看見一位畫家畫的一張裸體少年油畫,背景是半抽象的,上面是白得熔化了的太陽,下面是亮得燃燒的沙灘,少年躍躍欲飛,充滿了生命力,那幅畫我覺得簡直是“青春”的象徵,於是我想人的青春不能永保,大概只有化成藝術才能長存。 

  民國五十一年,出國前後,是我一生也是我寫作生涯的分水嶺,那年冬天,家中巨變,母親逝世了。母親出身官宦,是外祖父的掌上明珠,自小錦衣玉食,然而膽識過人,不讓鬚眉。十六年北伐,母親剛跟父親結婚,隨軍北上。父親在龍潭與孫傳芳激戰,母親在上海誤聞父親陣亡,連夜沖封鎖線,爬戰壕,冒槍林彈雨,奔到前方,與父親會合,那時她才剛冒二十。抗日期間,湘桂大撤退,母親一人率領白馬兩家八十余口,祖母九十,小弟月余,千山萬水,備嘗艱辛,終於安抵重慶。我們手足十人,母親一生操勞,晚年在台,患高血壓症常常就醫。然而母親胸懷豁達,熱愛生命,環境無論如何艱險,她仍樂觀,勇於求存,因為她個性堅強,從不服輸。但是最後她臥病在床,與死神交戰,卻節節敗退,無法抗拒。她在醫院裡住了六個月,有一天,我們一位親戚嫁女,母親很喜愛那個女孩,那天她精神較好,便掙扎起來,特意打扮一番,堅持跟我們一同去赴喜宴。她自己照鏡,很得意,跟父親笑道:“‘換珠衫依然是富貴模樣。’”雖然她在席間只坐了片刻,然而她卻是笑得最開心的一個。人世間的一切,她熱烈擁抱,死亡,她是極不甘願,並且十分不屑的。然而那次不久,她終於病故。母親下葬後,按回教儀式我走了四十天的墳,第四十一天,便出國飛美了。父親送別機場,步步相依,竟破例送到飛機梯下。父親曾領百萬雄師,出生入死,又因秉性剛毅,喜怒輕易不形於色。可是暮年喪偶,兒子遠行,那天在寒風中,竟也老淚縱橫起來,那是我們父子最後一次相聚,等我學成歸來,父親先已歸真。月余間,生離死別,一時嘗盡,人生憂患,自此開始。 

  別人出國留學,大概不免滿懷興奮,我卻沒有,我只感到心慌意亂,四顧茫然。頭一年在美國,心境是蒼涼的,因為母親的死亡,使我心靈受到巨大無比的震撼。像母親那樣一個曾經散發過如許光與熱的生命,轉瞬間,竟也煙消雲散,至於寂滅,因為母親一向為白馬兩家支柱,遽然長逝,兩家人同感天崩地裂,棟毀梁摧。出殯那天,入土一刻,我覺得埋葬的不僅是母親的遺體,也是我自己生命的一部分,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接觸到死亡,而深深感到其無可拒抗的威力。由此,我遂逐漸領悟到人生之大限,天命之不可強求。喪母的哀痛,隨著時間與了悟,畢竟也慢慢沖淡了。因為國外沒有舊曆,有時母親的忌日,也會忽略過去。但有時候,不提防,卻突然在夢中會見到母親,而看到的,總是她那一付臨終前憂愁無告的面容,與她平日歡顏大不相類。我知道,下意識裡,我對母親的死亡,深感內疚,因為我沒能從死神手裡,將她搶救過來。在死神面前,我竟是那般無能為力。 

  初來美國,完全不能寫作,因為環境遽變,方寸大亂,無從下筆,年底耶誕節,學校宿舍關門,我到芝加哥去過耶誕,一個人住在密西根湖邊一家小旅館裡。有一天黃昏,我走到湖邊,天上飄著雪,上下蒼茫,湖上一片浩瀚,沿岸摩天大樓萬家燈火,四周響著耶誕福音,倒處都是殘年急景。我立在堤岸上,心裡突然起了一陣奇異的感動,那種感覺,似悲似喜,是一種天地悠悠之念,頃刻間,混沌的心景,竟澄明清澈起來,驀然回首,二十五歲的那個自己,變成了一團模糊逐漸消隱。我感到脫胎換骨,驟然間,心裡增添了許多歲月。黃庭堅的詞:“去國十年,老盡少年心。”不必十年,一年已足,尤其是在芝加哥那種地方。回到愛我華,我又開始寫作了,第一篇就是《芝加哥之死》。 

  在愛我華作家工作室,我學到了不少東西:我瞭解到小說敘事觀點的重要性。Percy Lubbock那本經典之作:《小說技巧》對我啟發是大的,他提出了小說兩種基本寫作技巧:敘述法與戲劇法。他討論了幾位大小說家,有的擅長前者,如薩克萊Thackeray,有的擅長後者,如狄更斯。他覺得:何時敘述,何時戲劇化,這就是寫小說的要訣。所謂戲劇化,就是製造場景,運用對話。我自己也發覺,一篇小說中,敘述與對話的比例安排是十分重要的。我又發覺中國小說家大多擅長戲劇法,紅樓、水滸、金瓶、儒林,莫不以場景對話取勝,連篇累牘的描述及分析,並不多見。我研讀過的偉大小說家,沒有一個不是技巧高超的,小說技巧不是“雕蟲小技”,而是表現偉大思想主題的基本工具。在那段期間,對我寫作更重要的影響,便是自我的發現與追尋。像許多留學生,一出國外,受到外來文化的衝擊,產生了所謂認同危機。對本身的價值觀與信仰都得重新估計。雖然在課堂裡念的是西洋文學,可是從圖書館借的,卻是一大疊一大疊有關中國歷史、政治、哲學、藝術的書,還有許多五四時代的小說,我患了文化饑餓症,捧起這些中國歷史文學,便狼吞虎嚥起來。看了許多中國近代史的書,看到抗日台兒莊之役,還打算回國的時候,去問父親請教,問他當時戰爭實際的情形。 

  暑假,有一天在紐約,我在Little Carnegie Hall看到一個外國人攝輯的中國歷史片,從慈禧駕崩、辛亥革命、北伐、抗日、到戡亂,大半個世紀的中國,一時呈現眼前。南京屠殺、重慶轟炸,不再是歷史名詞,而是一具具中國人被蹂躪、被淩辱、被分割、被焚燒的肉體,橫陳在那片給苦難的血淚灌溉得發了黑的中國土地上。我坐在電影院內黑暗的一角,一陣陣毛骨悚然的激動不能自已。走出外面,時報廣場仍然車水馬龍,紅塵萬丈,霓虹燈刺得人的眼睛直發疼,我蹭蹬紐約街頭,一時不知身在何方。那是我到美國後,第一次深深感到國破家亡的彷徨。 

  去國日久,對自己國家的文化鄉愁日深,於是便開始了《紐約客》,以及稍後的《臺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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