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工人中去!一个左翼女生的工厂历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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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网编者按:

作者是一位青年时代决心献身劳动解放事业的女同志。作者回忆自己1949年10月底至1950年3月在香港一家纺织厂打工生活和参与集体劳资斗争的经历(之前还有一些四处颠簸碾转和民众夜校老师的经历),以及后续直至离港前的若干社会政治活动。(她在“融入阶级”过程中与托派组织有关联,文革时竟被批斗和勒令交代,本文主要就是她的“交代检查书”)

这段经历是短暂的(在工厂仅5个月,在港总共近一年),但她经过了严格的产业生活考验,以及有组织的工人阶级集体斗争经验。而且这篇回忆具有这些优点:非常真诚、质朴;善于“捕捉阶级斗争深处的细微变化”(李星—张长海语);行文精练,扼要得当。另外,回忆还显示了,这些左翼分子(当时有托派组织的工厂工人小组,与受前者政治影响的外围群众积极分子,作者应属后者),在工人斗争中比较注意群众阶级觉悟方面,例如表达并促进阶级团结、不妥协斗争精神和绝对不信任老板的思想,而不是把重点放在如何壮大组织派系实力和政治影响力上。(而今天呢,据我观察,抱定后者打算的职业左翼活动分子越来越多,必将祸害左青和工运)。由此来看,这篇文字在中文领域堪称极佳珍品,非常值得今天的左青思考学习。

正如巡夜人所说,是阶级斗争拯救我们,而非相反。年轻的朋友,当你面对人生选择踌躇、动摇和困顿时,再次聆听七十年前托洛茨基对西班牙的同志们的行动号召吧:

需要决裂。需要迅疾、决绝、无畏的决裂。需要与主流舆论决裂。……到群众中去,到最受压迫的底层去……!!


(2008-10-20.   2009-1-25略加修订)



(※本文转自天益马版「到工人中去」史料专帖。新青年资料整理备份栏收有。)



「到工人中去」学习马克思主义

 
 
 
曹惠白




《「到工人中去」,学习马克思主义》,是我在「文革」时,被批斗中所写交代材料《回顾与前瞻―—我的交代与检查》中的一个章节,完成于1975年7月。虽因记忆模糊,有些人名已无法写清,但事实却是翔实的,仅据原稿复印寄上(文题是现在另加的)。供保存备考。

又,文革中,来我处外调者很多,九龙厂工人,据外调人员透露,回国者大多给戴了「托匪」帽子,令我气愤至深,不知现况如何?念甚。康生曾有讲话,意指港九归国者多系不可靠之「特务间谍」,恰如去延安投奔中共革命的青年,在「抢救运动」中挨整一样……,我衷心希望:斯大林上个世纪30年代在苏联「肃托」的惨痛悲剧,永远不要再在中国重演!

2005年五一劳动节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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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序

我1949年5月7日应同学之邀,由沪经穗去港,先住「持恒之友」社,不久,因该社另有社友来住,我辗转移至友人与同学介绍的地方寄住,生活极不安定。曾去荃湾等地招工纱厂求职,皆受婉拒,读报又知在沪系狱的大学好友解放前夕被杀害牺牲,深感悲痛。一度拟就沈阳老同学之请,去沈阳某中学任教,以缺少路费而不能成行。困苦时,独自在街头、海边彷徨,偶遇大学中文系同班女生之弟(小学生),拉我去见病中乃母,乃母留我住下,顺便教该小学生读书自习。不久,忽然有位名叫康溪的青年来找我,说明就在我住处(九龙城)附近,有一工人社团,每周有一、二次晚间的学习课程,问我能否去担任国文教师(义务的)?

我在南京中央大学读书时,即参加过中共地下党同学举办的「民众夜校」语文教学,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义务,便欣然任教:教国语课程,教唱国际歌,教普通话,同时也向工人学广东话。(不久,又受两位女工友之邀,住入她俩合租的小屋,其一受中共影响,另一受托派影响,两人都对我很好,受托派影响的女工,名项青薇。)

其后,该社团一位男工友陈文,问我愿不愿去深井一家九龙纺织厂做工?该厂正在招工,嘱我径去该厂找一位名叫俞梅的女工介绍入厂,但必须改履历,绝不能说自己是大学生,还应改一下名字,免得在港的熟人(同学)认出。

这样,我就决定:改名曹慧,进厂做工:1.解决迫在眉睫的吃饭问题。2.实践「到工人中去」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之路。


一﹑暂时的安定-―进厂做工

1949年10月底,我通过九龙纺织厂车间养成工俞梅介绍,进入正急需廉价劳动力的九龙纺织厂,做成包部临时工。俞梅大概和招工的职员有同乡或亲戚关系,本人并非托派。

经历了较长时间的流浪不安生活和一些重大的精神挫伤,能够找到一个职业,自食其力,确感无限欣慰。该厂日夜开工,两班制,每天工人都要紧张劳动12小时:早上七时入车间,傍晚七时半才能出来,夜班时间相反。成包部又系劳动强度最大的车间,初去时,我经常累得筋疲力竭,放工后,往往连饭也没吃,浴也未洗,就倒在铺上睡着了,……这使我第一次尝味到在生活煎迫下,不得不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向资本家出卖全部劳动力的工人实际生活。

所幸我当时年纪轻,又有一股经受各种痛苦打击而迸发出来的顽强意志,劳累得混身疼痛,几乎想哭时,就想:千千万万工人不都是许多世纪这样受人奴役吗?如果吃不了这一点苦,那还侈谈甚么献身「共产主义革命」?咬紧牙,终于坚持下去了。

以后,我除了劳动,就在自己的铺上休息、读书。我十分用心地阅读了《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和资本》、《价值、价格与利润》、《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书,结合工厂实际和香港这个帝国主义统治下的社会实际来对照理解,马克思和列宁的语言,忽然变得非常明白易懂了!我开始贪婪地阅读,还读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在九龙纺织厂做工的这段生活,是我在港唯一比较安定的时间(自食其力),也是我读书自学较有成效的时期,它确实是我毕生经历中难忘的「共产主义学校」,对我思想的发展,烙下了永难磨灭的深深印记。


二﹑九龙纺织厂的罢工斗争和托派的活动

九龙纺织厂里有托派,我事前一点也不知道。我进厂后,专心从事上述的劳动与学习,并开始和国内的同学有了通讯往来。汪淑培、陈文宣等从四川给我写信;钱文治告诉我郑显芝惨遭杀害的消息,并给我以安慰,刘士熙告诉我,她已进入上海《新闻日报》社工作,还给我寄来解放后的《新闻日报》。……

同时,我开始观察周围工友们并具体了解他们不同的思想状况,生活又开始丰富起来,我感到有许多东西要学。

上工不久,厂方的徐考工即来车间闲谈,探问我:「你本来是做甚么事的?」「我看,你也不像是做这种苦工的人。这个活很累,你好好做,我日后提拔你!」我按照预先编好的履历回答了,不免暗自觉得好笑:我,能是受资本家「提拔」的人?


1. 九龙纺织厂的托派小组

两周以后,陈文忽然跑进成包部,匆匆通知我:某晚某时,到九龙某街某号大门口附近等候。这时,我才第一次知道:陈文即在该厂的摇纱车间做工。

我按时前去,在一个僻静的门楼台阶上,会见了六青年人,其中有一个浙江人章涛,原在上海听「讲座」时,曾看见过,听说是浙江大学学生,他介绍我和其它几个人互相认识,才知这六个人,全部都在九龙纺织厂做工。他们的工种,年龄如下:

章 涛(男)材料科书记工(大学生)廿余岁
斯佩瑶(女)厂长办公室书记工(高中生)十九岁
徐一清(男)并条车间养成工(中学生)十八岁以下
刘素芬(女)细纱车间养成工(中学生)十八岁以下
林雅英(女)细纱车间养成工(中学生)十八岁以下
陈 文(男)摇纱车间工人(工人)卅余岁

章涛、斯佩瑶是浙江人,徐一清、刘素芬、林雅英、陈文四人,皆广东人。斯、徐、林、刘等,都很年轻,中学生气味十足。

介绍完毕、章涛就叫徐一清继续谈他在工人们中宣传,筹组工会的情况。徐用广东话讲述,叙及的人名和事情,对我又完全陌生,所以,我虽然非常用心听,也只勉强地吃力地听懂一半。
聚会后,约定了下次见面的时间和地点。

第二次是在当地一个中学生家里相会的,内容同前:徐一清讲述;刘素芬、陈文等补充;章涛有时询问,有时作指点。讲完这方面(筹组工会)的事,因为刚发工资,章涛就说,目前有许多「同志」在港,还没找到工作,生活十分困难,希望大家尽自己的力量给以支持。于是,除陈文外,都拿了工资的大部分交给章涛。陈文则因已有孩子,负担较重,章涛也叫他不必勉强。

也许就在这次(或下次),适逢广州解放,章涛作了形势介绍,讲到港英政府的恐惧心理(唯恐解放军进而解放香港)和C.P.在这方面的「让步」。然后说,「C.P.取得全国性的胜利后,我们遇到的困难必将更多。因为,一方面C.P.的胜利,不可免地要唤起很多人的幻想;另一方面,由于C.P.总是竭力阻挠和反对『我们的事业』,道路必然很艰难。但是,只要确实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论证的社会发展规律,不管阻力多大,我们的事业,最终仍将胜利前进。」

这以后,每周都有定期聚会,除陈文有时缺席外,(据说他由于生活负担重,常兼做两份工作),我们几人都积极参加。讨论内容都环绕「组织工会和厂内工人『同乡会』『行会』思想作斗争」和资方的阻挠破坏作斗争的中心,内容具体而详,大家莫不全神贯注,认真讨论,这样,我才通过小组会上的学习和个人的观察,对该厂的情况,获得一个大致的概念:


2. 九龙纺织厂概况

九龙纺织厂位于九龙沿海公路干线青山道远程深井村,是国内武汉市某民族资本家的南逃资金所经营。原来,1948-9年解放前夕,国内一些民族资本家受其阶级本性的驱使,纷纷抽出其国内资金,来港租地建厂,继续其商品生产与资金积累,从事剥削获利。当时,九龙青山道公路沿线一带,新厂林立。(多系上海、常州、无锡、武汉的资本家开设)劳动力需求量剧增,大批劳动力涌入工厂,给工人阶级队伍的集结和形成,创造了条件。

九龙厂资金较薄,工人待遇因而比其它厂为低,又因该厂初建时,由武汉招来一批青年养成工,他们远离自己家乡,随厂来港谋生,工资待遇的高低,不能不直接关系他们眼前与日后的生计,在和其它工厂福利待遇比较后,九龙纺织厂工人对资方的不满情绪,特别强烈。

托派徐一清等,在工人中宣传「工人只有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工会,才能进行效的斗争」,很快得到广泛的赞同,他通过并条车间工人吴浩,联系了一部分湖北工人;刘素芬、陈文等,则在广东工人中进行串联,人数由少到多,热情向往工人有自己的组织,徐一清等,在工人的敦促下,乃常去港九工联(中共在香港的工运领导机关)请示组织工会的办法和合法手续。
资方风闻工人在酝酿组织工会的消息后,立刻采取各种方式进行分化瓦解,并通过其亲信及高级职员,拉拢一部分工人参加「同乡会」。此外,资方又在各车间,以较高工资「提拔」少数「把头式」的人,籍以监视,压制一般普通工人。……因此,在筹备组织统一的工会过程中,必须努力争取受「同乡」观念蒙蔽了阶级意识的工人群众,并同时对「把头」式人物进行揭露和斗争。

当工会筹备工作逐渐就绪,工人选出了筹备会负责人徐一清和xxx(湖北籍工人)后,徐一清即曾在托派小组会上谈到:劳资间的关系已非常紧张,资方对他们的监视日益加强,公开性的斗争,恐难避免。因为:1.资方在工会成立以前,即可能进行破坏,促使工人抗议和斗争;2.工会成立后,劳方必将提出某些要求,资方拒绝,亦会引起斗争。

果然不出所料,当资方探听到工会筹备人徐一清和XXX是工人普遍信服的带头人之后,伺机打击,先发制人,借口他们在下班后玩扑克牌是「赌博」行为,触犯了甚么「厂规」,不容分辩,立刻就在次日清晨,贴出一纸通告,将这两人「除名」,勒令立即离厂。

工人闻讯,全厂哗然。在这个突然打击下,徐一清和xxx两人马上去向港九工联汇报,请示对策(路途较远,且须过海),厂内工人愤激之余,就在厂房屋顶平台上举行集会,一致认为:「开除这两人的实质是:资方企图阻挠工人组织起来,目的是在打击工会」。未经周密考虑,便决定次日开始,举行罢工,进行抗议。


3. 罢工斗争的简单经过

大概在1950年一月初,九龙纺织厂就因上述事件,而开始罢工。

工人们自己组织了纠察队,在车间入口处劝阻工人上班,并唱《团结就是力量》的歌曲,进行鼓动。厂长发现了这一异常现象后,亲自前来干涉,纠察队工人便引他去看墙上贴的那些漫画之一,其上一个肥头胖脑,大腹便便的资本家,牵着一条狗,工人们只管指着那条狗,叫厂长看,把平时威风澟澟的厂长气得要死。

工人们还自己写了许多标语,贴在墙上,要求资方「收回成命」、「不许任意开除工友」、「团结就是力量」、「坚决斗争到底」等等,强烈表达了工人的决心和意志。罢工开始时,表现极为高涨的自发斗争热情,尽管漫画和标语字体都极粗糙,却有鲜明的阶级意识。

但资本家也立即开始了紧张的密谋策划,决心压倒工人。

本来,广州的解放,对香港工人给以巨大的鼓舞,斗争情绪普遍高涨。1949年12月,香港电车工人在港九工联和电车工人工会的领导下,为增加工资而爆发的罢工,此时正处于斗争高潮,在电车工人斗争情绪影响下,青山道一带工人亦有同样要求。资本家们不免提心吊胆,唯恐其本身利益受影响。

九龙纺织厂爆发了罢工,据说,其它厂的资方,立即对九龙厂资方给以支持,订立「攻守同盟」:要求九龙厂资方坚决压垮罢工工人的斗争,以免「工人得逞,后患无穷」,影响其本厂工人。

因此,资方自以为后台有力,乃采取各种方法来破坏罢工。例如:1.宁开空车,使习惯于在车间紧张劳动的部分工人回到机器旁;2.张贴布告,勒令工人上工,否则予以「开除」;3.然后,出动亲信走狗,去工人宿舍强迫罢工工人离厂,并企图把罢工工人的被盖抛上街头;4.停开伙食,切断水、电供应;5.进行挑衅,制造事端,以图串通警务局进行逮捕镇压,等等……所有这些卑鄙的手段,由于事前有所提防,及时进行揭露和抵制,并依靠工人们的一致团结和坚决斗争,一一战胜了。但工人处境也日见困难。

自发热情难持久。一周以后,资本家开始采取个别分化拉拢的办法,进行威吓利诱,将一些感到「罢工无前途」的工人,偷偷拉入车间;另外一部分工人,在资方有意拖延和劳方艰难的时刻,感到无望,但又不愿进入车间而背弃罢工集体,便悄悄离厂,甚至工人为之罢工斗争的工会筹备人之一,湖北工人xxx,竟亦离厂他去。……一时间,消极悲观情绪,便在罢工工人中蔓延起来,资方冷眼相看,幸灾乐祸,劳方斗争热情,立即急转直下。

这时,罢工工人的急躁和愤恨,由于找不到对象(资方已躲在幕后策划而不公开与工人对仗),转而竟错向进入车间上工的工人发泄,认为他们去上工,就是出卖罢工,破坏斗争,并痛骂上工工人为「走狗」,发生相互的对立与攻击、资方于是洋洋得意,因为,这样一来,就转移了罢工工人的斗争目标,可以达到自己利用工人间的矛盾以达到破坏罢的工目的。

罢工爆发刚开始,厂里托派即召开了紧急会议,听徐一清的汇报,批评陈文的「左倾盲动」(大概陈文起了一些煸动罢工的作用),并研究对策。托派小组平时开会都不惮奔波,分别乘车去到九龙相聚,而且在厂里都从不交谈,佯做互不相识,免得被资方或警方发现,暴露「关系」。罢工后,势必有许多情况,需要及时交换意见。于是商定:由斯佩瑶和章涛联系,反映情况,并决定在一个甚么墙洞或甚么地方,交换纸条。如果章涛急需向斯佩瑶了解情况或有所通知,就在经过斯佩瑶身边时,用右手搔头,这时,斯佩瑶就应该注意,……等等。

另外,具体决定了向工人宣传的内容,斗争中注意事项,估计资方可能采取的各种破坏手段,作好思想准备和相应的对策,并强调:无论如何,工人绝对不能离厂,工人离办厂,就失去了斗争的基地。

九龙厂既无其它领导力量(当时尚无中共党员及组织在该厂活动),托派小组便自然地充当了唯一的决策者和领导核心。章涛在小组会上号召:「巴黎公社起义前,马克思曾告诫:条件尚未成熟。但起义一旦爆发,马克思就立刻无条件地投入斗争。」要求大家为促成罢工的胜利而积极行动起来。最后,却又规定:「曹慧不要参加罢工」,理由是1.成包部并非主要生产车间,其它车间罢工,成包部即停产;2.曹慧尚属临时工,资方若要解雇,极其简单。

罢工期内,我既照常每日进车间达12小时,遂观察到上工工人的各种思想状况:在车间外罢工工人「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声激励下,大多数的上工工人都心情沉重有惭愧的表情,他们上工,主要是不明白罢工的目的,怕失业、怕失败;只有极少数的人,才是力图向资方讨好邀功而去的,……当工人的团结在资方拉拢分化的手法下,开始涣散并发生对立冲突时,我不免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下工后,就向「工人纠察队」队员建议,劝他们不要把上工工人一律都骂成「走狗」,因为各人的认识和看法还不一致,各有各的上工情况,最好的办法是:争取上工工人出来。特别对那些曾经参加罢工而后来又进车间的工友(罢工工人对他们愤恨最深),要相信,他们本来是支持罢工的,……等等。由于我的恳切分析,合情合理,罢工工人接受了我的建议。

同时,我自己深受工人们斗争热情的感染,便主动替「工人纠察队」编写了一些鼓动性的歌词:阐明斗争目的,诉说工人的痛苦生活,揭露资本家的剥削和欺骗,号召「天下工人是一家」、「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

「工人纠察队」都是青年女工。香港有一条资产阶级「文明」法律:即,男人不许打女人。所以,纠察队一般由女工担任,而她们也确实起了很大的保卫作用。如有一天,资方派人进入男工宿舍,强行「驱逐」罢工工人出厂,这时,女工纠察队闻讯,立即奋不顾身,跑去保卫男工,阻挡来势汹汹的资方人员,使那些资方的男职员无法下手。这些青年女工们很快学会了新歌,并到处传唱,进行宣传鼓动,起了极好的鼓励团结,统一认识的作用。

后来,当罢工斗争陷于僵局,退入低潮时,记得托派小组开会讨论研究打开局面的办法,我曾发表个人的意见,认为,「现在还不能认定罢工即将失败,目前是一个改变力量对比的问题」。建议:1.最好能争取厂外的同情和支持;2.争取上工工人出来,那怕只出来一、两个都好;3.在当时的小组会上,草拟了一份「慰问信」,冒名是「一群工人」写的。讨论后,由斯佩瑶带交罢工工人,就说是厂门外碰到一个人托她转交的。

这次会后不久,香港《文汇报》为九龙厂的罢工刊登了一小方报导,讉责了资方的拖延解决,大概是徐一清向港九工联反映后得到的舆论有力支持;接着,陆续就有外厂的工人前来慰问:送食物、唱歌、跳舞、鼓励罢工工人的斗志。有一次,我看到跳舞的外厂工人中,有项青薇,大概是托派去组织的:

当厂内工人情绪好转,斗争力量对比有利于罢工工人时,工人立即抓紧时机,要求港英政府劳工司从速解决。据说,当时电车工人大罢工,因为毛主席发言中,讉责了港英政府,他们有所不安,又怀疑九龙纺织厂的罢工,也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唯恐事态扩大;加以资方受到《文汇报》报导的批评后,深怕他的「民族资本家」美名受损,才勉强签署了同意工人要求的协议。历时共达半个月的罢工,于是胜利结束。

这次罢工斗争获得的成果是:1.资方收回成命,撤销开除工人徐一清、xxx的决定;2.资方允许工会筹备会公开成立,不再横加阻挠;3.复工后,不得任意开除参加罢工的工人。

经过这一次罢工斗争的锻炼,九龙厂工人的阶级斗争觉悟普遍提高,涌现了许多热心的集体工作的积极分子,大灭资本家的威风,大长工人的志气。我个人也在工人团结斗争和无私无畏的精神中,受到空前的深刻教育:对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和光辉前途-―共产主义的理想,树立了无限乐观的信念。


4. 关于「宣教委员」一事

我进入九龙纺织厂后,被陈文叫去参加他们的小组聚会,最初并没有发言权。因为1.我是最后一个,也是半途去的,一切都不了解;2.广东话听不懂;3.大家也显然视我如外人;4.我进厂前过了较长时间的失业与颠沛生活,受到许多排斥歧视,自卑感很严重。

罢工,规定我不要参加,一方面固然是为了怕我因此招致失业;另一方面,也模糊感到是对我的藐视,认为我只能作一个「旁观者」。但因为我无发言权,只好听从。

当前述由于资方分化工人队伍,造成工人间的对立:罢工工人情绪由急躁而转为对上工工人的愤怒,辱骂时,我心里异常着急,由于我天性积极多事,很快给工人编写了一些歌,明确斗争目的,统一大方向、竭力号召团结。纠察队员传唱后,立刻起了很好的作用,我看见自己也能替罢工工人做点事,心里也很高兴。这天,斯佩瑶突然在女工宿舍无人之际,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是章涛写的几个字:「我任命曹慧为宣教委员,大力从事宣传鼓动……扭转工人消极情绪」(大意)我一看,不觉非常反感:罢工弄得这样,眼看都要失败了,任何人见此情况,都有责任尽一分力,免得工人遭殃,资本家得意:要谁来「封官」?何况,「扭转工人消极情绪」,又哪里是一个人的力量能办到的?就回答说:「我做不来,我没有这么大的能力。」说完,便愤然把纸条撕掉了。

斯佩瑶非常生气地斥责我:「好,好!我去告诉章涛,你不服从『组织』!」这最后两个字,不禁使我猛然一惊:难道我已经有了一个甚么『组织』了?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托派讲到的关于「组织」的话。

但我事实上从未参加他们的任何「组织」,叫我去开会,我就像在学校参加进步社团活动时的心情一样,积极地去参加,并不知道究竟属于甚么「组织」?这一次,我也实际上拒未接受章涛的所谓「任命」。小组会上,根本不曾讨论过,要我去担任甚么「宣教委员」,所以,我从来不曾认为自己曾「荣封」过甚么「官职」。但我爱说爱讲,凡认为正确的意见、看法,或认为对集体或别人有利的话,都自发地「宣传」,这本来是我学生时代就形成的缺点和性格。
在当时工人和资本家尖锐斗争的时刻,我认为自己看到问题,而袖手旁观或并不决心站在工人一边,则是不应该。也不可能的!

有关情况,仅如实叙述如上。


5. 资方的忌恨.折磨和解雇

斗争胜利,罢工工人兴高采烈地召开了庆功大会,全部复工。

资方则气恼万分,从其「雇主」的立场出发,在发工资时,对未参加罢工者,加发双薪;而参加罢工者,半月无工资。通过发薪职员之口,资本家又竭力向工人宣传其唯利是图的观点,对罢工工人说:「下次再也不要这样上当了!你看,人家发双薪,你们呢,半月工资损失了!」罢工工人旗帜鲜明地回答:「资本家的损失还更大!」

复工第一天,据斯佩瑶在托派小组会上反映:厂长来上班时,第一句话,就是厉声对徐考工讲:「成包部的那个曹慧,你快点叫她替我滚蛋!」这使我明显有所预感:我的「饭碗」迟早总要「砸」了!

女工宿舍的舍监(资方的亲戚),则叫我去专门抄写「工人宿舍」规则,内容无非是许多约束工人活动的清规戒律,其中有一条,特别强调,「不许赌博」,这并非由于资本家道德「高尚」,而是在劳资谈判中,工人强调了:玩扑克牌并不等于赌博,而且谁也不知厂规上有这种规定。厂长放马后炮,想挽回一点面子,并叫我抄写,以为是对我嘲弄,根本不知道这些谈判的理由,全系工人的集体智慧。

徐考工则到成包部车间来,阴沈而狡诈地对我说:「这里的话太累了,你还是另外找工作吧!本来我有意『提拔』你,但你这回却要去帮工人编歌,……厂长已经知道,我也帮不了忙,你在这里呆不长了,还是早作准备,另找工作的好。」

过几天,他见我并无自动离开之意,又明白通知我:「厂长已经叫我让你走。……你的活路值不了44元。」我于是说:「我走到哪里去?整个制度,都在制造失业!……你认为我做的活路值不了44元,那就减薪好了。」

他们不敢采取公然的强制与解雇,主要还是慑于罢工斗争后普遍抬头的工人情绪。我虽然还是临时工,但工人们亲切地称我「曹姐姐」,和我非常要好。

于是厂长和考工商量,买了一个极精密的磅秤,叫我去做成包部最苦最累的检纱卷,过秤的工作,供应五、六部成小包的机器压制成包:要求我每弯腰一次,两手就要抓起十个纱卷,两次就要称平20磅,不能多,也不能少。我每分钟得不停地弯腰抬臂数十次,由于五、六部机器等着要料,人工操作犹如与机器比赛,必须连续操作不停,无法休息喘气,不仅腰酸臂痛,汗流浃背,而且头昏脑胀、耳鸣目眩,……车间工人都明白:这是资本家在故意折腾我,他们企图用这种折磨人的方法,达到逼迫我自动离厂的目的。

我当时也确实忍受不下,心想:不如开除或解雇了,我反正可以回国。我的朋友们都一再来信召唤我回国。胡德馨写道:「国内现在已经全部解放了,快回来吧!为甚么你还留在那个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香港?」我回信说:「你以为香港只会是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但我看到的却是劳苦大众和他们的斗争!」本来,我还并不急于回国,工作再累,但能参加小组会,了解许多情况,知道生活里还充满着斗争、希望和前景,并且和广大的工人群众同呼吸,我总感到生活是有意义的……

但资方的折磨有增无已。有一次我暴露了「宁受开除」的想法,立即受到斯佩瑶的批评。
最后,当工人重又被束缚到每天12小时的繁重劳动中去,并在资方采取的一些改良措施下,如:取消了搜身;职员们不再任意斥喝工人,反而十分客气;甚至还专门给工人开设了小吃部……等等(当然这一方面是工人斗争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资本家麻痹工人的一种手段)工人们的不满情绪稍见缓和平静以后,徐考工终于伺机钻空子,说我上厕所(五分钟也不到)是「旷工」,在成包部贴了一张小纸条,把我「解雇」了。

 

三﹑我在「工人之家」的活动

我在1950年3月被资本家借故解雇,九龙厂工人纷纷发起捐款。有个广东男工何学义(后回国进南方大学)对我说:「曹姐姐,你不要走,住到我们的『工人之家』去,我们每人出一毛钱(港语:一个毫子)就能养活你。你留下来,和我们一起,跟资本家斗争!」女工谭彬姐妹,也给我很大鼓励。有些年轻女工,知道找被解雇,围着我哭了起来。

罢工斗争胜利后,工会筹备会公开活动,由工人集资,借住了厂外村民的一间房屋,作为「工人之家」的会址。我被解雇后,就暂时住进了「工人之家」,用工人给我的捐款,购买了一些纸张、文具、球类和棋子等文娱用物,把「工人之家」简单布置了一下,放工后,工人们可以三三两两或更多人来到这里休息,下棋或闲谈。

晚上,我给工友们抄了一些歌:《国际歌》、《工人之歌》、《路是我们开》等,还有一些我在大学歌咏团里学来的歌曲和民歌,爱唱歌的工人就来学唱,我一边教唱,一边教识字,还按我的理解,把歌辞内容向工友们讲解。我讲得最多的是《国际歌》,这个歌,也是无数次唤起我激动和渴望的歌。

还有《工人之歌》,也是为我常讲,也为工人喜唱的歌,据说十月革命前,曾在旧俄工人中广为流传,也是列宁爱听的歌,它似乎唱出了被压榨的工人们共同的心声。歌词是:

1.生活像泥河一样的流,
机器吃我们的肉,
煤烟涂黑我们的脸,
火酒烧焦了心窝。

2.酒后引起心中烦闷,
无处泄愤无奈何,
常见父亲打着儿子,
丈夫敲他们老婆!

3.全世界的工人兄弟,
到处一样受痛苦,
我们天天被人剥削,
这是最大的耻辱。

4.工人兄弟拉起手来,
大家团结一条心,
为着光明的新社会,
快把斗争来展开!

有时,工友们来得多了,我们就玩集体游戏,「捉领袖」或其它。斯佩瑶也常来,她会跳新疆舞:《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工人们也亲切地称她「斯姐姐」。

在这段时期内,青山道沿途的好几个工厂先后相继罢工,徐一清传来消息后,我们就组织慰问,照例要编些鼓励性的歌带去,表示慰问,支持,鼓励团结。

我被解雇后,九龙厂的托派小组就不叫我去参加他们的聚会了,此后,关于托派小组的活动我就甚么也不知道了。

在「工人之家」住了一个多月,深深感到:靠工人的支援来生活,绝不是长久之计,我又不是「工人贵族」!就开始想回国,并把这种想法,告诉了斯佩瑶。

这段日子里,有一次,香港纱厂(据说是宋子文的官僚本所经营的,有几万纱锭,是那一带最大的一家纱厂)罢工,但工人缺乏策略和经验,被资方赶出厂外,只得在厂外街头坐地罢工。我们也和九龙厂工友们一同去慰问,并捐款赠送了面包等食品,在慰问中,我注意到其中有个女工好像是九龙城我去教「国语」时的那个社团的成员。但香港纱厂罢工的前因后果,我则不知其详,据说,由于「『左』派幼稚病」,召致了惨败。

「工人之家」的附近村舍里,有九龙厂四个技工,保全工人贾福忠、朱小庄、赵永法、曾愓予合租了一间小屋居住,他们大概都是中学生,有文化;工会筹备会开始编印油印的《会讯》,就由他们负责。我既住厂外,和他们也就接近与熟悉起来,工余时作过一些交谈,大多是有关厂内的人、事和筹备会的工作。这四人有不同的个性,其中,以贾福忠最热心公益。

四﹑回国以前,托派向我灌住了些什么?

我在「工人之家」住了一个多月后,决定回国。一天,斯佩瑶通知我:章涛约我在深井村后的一个偏僻山坳里,和我谈话。

他对我谈了很久,主要是劝阻我:不要回国。认为我「对C.P.幻想很大」,又「不会隐藏自己的思想」、「容易暴露自己」,回国后必然要「吃亏」,甚至有很大「危险」。要我留在香港,他们大家想办法替我找工作。

我的理由是:1.我不怕共产党,我又没做对不起共产党的事!2.我是中国人,要革命,也应该回自己的祖国;3.香港失业的人太多,找工作很困难,我留下来也是负担,国内,我有不少同学,他们了解我这个人,找个工作,总还可以;4.解放了,共产党总比国民党好,我相信共产党是讲道理的。5.不隐瞒自己思想又不是坏事,怎么会「吃亏」,「有危险」?6.不管怎么说,我也还是应该亲眼看看,究竟共产党是不是你们(托派)讲的那样?……

最后,章涛无奈,叹了一口气,说道:「我发现:要让一个人去接受别人的痛苦经验,总是很难很难!」于是问我:「回国路费有没有?」我如实说明,解雇时领的工资全部被扒,工人的捐款,除了生活费,大多买了「工人之家」的一些用物了,所剩无几。章涛表示:替我想办法。

不久,斯佩瑶又叫我x日去九龙市内一个山坡上,有人和我谈话。

在九龙的一个僻静山坡上,我会见了湖北口音的xx(直到80年代,我才得知其真名为喻守一),是一个态度非常和蔼可亲的人,约40多岁,后据斯佩瑶介绍:他是大革命时期的S.Y.(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解放后,还被武汉市群众推选为人民代表,但他不愿做共产党的官,所以跑到香港来了。

他说,听说我准备回国,他们想留我。工作已在帮我找,而且,听说已经有眉目了。我又重复了向章涛讲的理由,他才问:「那打算甚么时候走?」我说,「筹到路费,马上就走。」他于是很客气地,用商量的口吻问我,他们想托我带点东西回去,不知我愿不愿意?我既然认为托派是「革命的」(九龙厂的生活经历,使我认为,他们是在「为工人的眼前利益和远大理想而斗争」的「马克思主义政派」),立即表示欣然同意,他才说明,主要是文章,需要抄写,要我稍等几天。最好能搬到九龙市内来住,这样,抄好给我,或有人找我谈话,就方便些。

他还考虑了,东西带给谁,问我:「回上海找甚么人?」我说,找熊安东,他点头认可。然后问我:「现在身边还有哪些托派的书?」我大概讲了一下,他说:「书全部留下,不能带着走,对你很不安全。」我当时很舍不得,因为《俄国革命史》(托着)我根本还没看呢,而且也不明白:书,又有多大的「危险性」?他微笑着,断然说:「不要辩了,这是『组织』的决定」,他态度那么亲切,以致我还只是第二次听到的这个「组织」一词,也成了非常可亲的,又必须听从的事物了。虽然它在我的思想里,还只是一个极抽象的概念。

接着,他约定,叫我搬来九龙市内后,X日X时去某小饭馆,那里有人等我,并嘱我把有关的书带去交给那个人。

谈话结束后,他像青年人一样充满热情和幻想,望着远方对我说:「我总是在想,甚么时候,群众的革命运动能把『第四国际』的旗帜打出来,斗争就不这么艰难了。社会主义革命必能更快发展……」

回深井后,我就准备搬进九龙市内项青薇处寄住,记得离开「工人之家」前,斯佩瑶给我一百元港币作路费,还把她个人的毛线衣、呢裤,各送了一件给我,大概因为我的衣服都很破旧之故。

在XX约定的时间内,我去到某饭馆,看见了阿丁,带了一个孩子坐在里面。

阿丁,约卅岁上下,是一个戴眼镜的知识分子,广东人,在上海听「讲座」时见过,熊安东说,他是中山大学毕业生,夫妇两人住在九龙。

我把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共三本)交给了他。

他说,「听说你要回国,我今天特地来把电车工人大罢工的过程向你介绍一下,通过这一罢工的失败教训,让你更具体地了解,『机会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危害性』,回国后,也可以讲给别人听。」

他讲了很长时间,把整个过程,细节,资方如何,劳方如何,都叙述得十分详细,大意是:电车工人大罢工,开始对工人极为有利,广州解放,工人斗争热情极高,工联大力支持,工人团结一致,形势很好。但在罢工过程中,C.P.的领导不坚决,在几个关键性问题上,作了错误的决定,以致罢工工人被拖得疲惫不堪,最后迷失方向,急躁起来,终于在警方的挑畔与镇压下失败了。

(这次大罢工,对香港地区影响很大,历时近两个月,最后,警方进行镇压,向工人投掷催泪弹,罢工工人与警察转斗,形成街垒战……一次,我乘电车时,向司机询问当时战斗情况,他激动得把方向盘都放下了,挥拳向我叙述「战斗时情景」。)

阿丁讲完后,一面指责「C.P.领导的机会主义策略造成了罢工的失败原因之一。」一面又说:「我们的同志,曾及时提出了正确的方案,但未获通过,我们的同志便放弃了自己的意见,积极支持C.P.通过的办法――我们认为:这种做法是正确的,在工人共同斗争中,不应该因意见不同而闹分歧对立,影响团结。」大概香港电车公司中,有托派工人,在罢工斗争中,并没有和C.P.闹分歧,改变了过去的托派作风。

最后,他告诉我,托我带给熊安东的文章很快就要抄好了,嘱我三天后即在这同一个座位上来拿。

三天后,我按时前去,那里坐了一个卷头发的广东人,约卅多岁上下,他用不熟练的普通话对我分析「解放后国内形势」,大意是:中共解放大城市后,开始必会有许多改良,但由于阶级路线不明确,旗帜不鲜明,既要联合民族资本家,就不能彻底依靠工人阶级,工人也难于全心全意跟C.P.走,长久以后,C.P.的政策会出现摇摆,甚至倒退,土地不实行国有化,私有制的根子,也很难拔除……等等。

他说了许多后,忽然又讲:「但我们不能把毛泽东也看成『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是按照自己的方法领导中国革命的。」最后又说「日本的工人斗争水平很高,他们电车工人大罢工,出动了很多任务人上街宣传」,说明工人不得已罢工的苦衷,争取市民的谅解和同情,言下之意,是说香港电车工人罢工后,这方面工作做得较差,造成市民生活上的不便,引起了反感。

这人自我介绍叫阿今,我回国后对熊安东讲起,熊好像知道他,说他「虽是工人,理论水平却很高」,据说是九龙红磡太古船坞的钳工。

最后,他把抄好的文章交给我,是包在报纸里的三本书。当时「解放社」出版的「干部必读」理论书《社会发展史》、《国家与革命》等,他说:「文章抄在里面,是用米汤写的,你交给态,他知道怎么办:用碘酒一浸,就现出字来。」过去,十月革命前,列宁就是用这种方法传递文章书信的。

以上便是我在香港到九龙纺织厂做工的一段难忘的经历,和离港前托派章涛、喻守一、阿丁、阿今等四人和我谈话的内容。1950年4月下旬,我和当时也要回国的九龙纺织厂工友曾愓予同路,乘火车由九龙经广州回上海.离港时,九龙纺织厂的工友们吴浩、贾福忠、朱小庄、赵永法等好些人相约,从深井请假远道来送行,一直把我们送到深圳。这说明:在工厂中相处为时虽不长,但共同斗争中结成的友谊却无比真诚与深厚。(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