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草:新左派的红色神话被他们自己揭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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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实则是在香港举行的关于新左派的辩论会纪要的读后感,跟帖在主人公论坛。后转载到先驱劳动民主网上。


以下使用了我2005年第一时间同时转发在天涯若比邻的版本。感谢天涯若比邻论坛的持久保存。(2009年8月记)

红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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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星期一 12月 26, 2005 1:24 pm    发表主题: 【2005年12月16日】香港研讨会:新左派的红色神话被他们自己揭穿

 

香港研讨会:新左派的红色神话被他们自己揭穿了 [后附红草的长篇后记]

作者:陈德新 2005年12月16日


[题为 红草 加,原题是“是工农的误会?还是新左派的误会?——围绕‘新左派’的一场辩论”]
文已上传至先驱简体版网站:红色先驱网
http://red-pioneer.anyp.cn
文章后加注我的后记


WTO部长级会议在香港湾仔会展中心艰难地拉锯,生死未卜。场外三百米外的示威区,以及维多利亚公园,以及从维园到示威区的游行路线上,“Down Down WTO”的抗议之声不断。队列中,最为媒体关注—— 一半归功于香港政府的事先“炒作”——最出风头的自然是纪律严明的上千韩国农民,他们敲锣打鼓,穿上魔术般“变”出来的救生衣跃入寒冷的维多利亚港,点燃棺材同警察推撞,三步一拜祭祀天地人……,这里有真实、深刻的苦痛。至于部长们以及香港高官,对此类场面自然已经司空见惯,处变不惊了——还有什么事比谈生意更要紧呢?
来自各国的不同团体藉此一周机会,到处召开各种主题的研讨会、交流会。兹特别报道12月15日由“聚焦南方”(Focus on Global South)、香港全球化监察、总部位于旧金山的美国全球化国际论坛(International Forum on Globalization)举办的“中国与世贸”研讨会的辩论情况。
首先发言的为访问学者Dale Wen博士(美国)和来自中国大陆的新左派风云人物韩德强教授。
Dale Wen博士的演讲内容已事先制成小册子供与会者取阅,标题为《使少数人富裕起来的改革——中国与通往经济全球化之路》,题词是“献给父亲和他的战友们。他们为了新中国‘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不是为了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对劫贫济富的邓小平路线之痛心疾首溢于言表。Dale Wen博士描述新自由主义“改革开放”之路在农村、城市、血汗工厂、贫困与不平等,健康、教育、环境等方面造成的倒退和破坏,同莺歌燕舞的官方流言形成强烈的对照,矛头直指“私有化”——管理层的私有化。但是,正如大量毛派或新左派的著作和言论一样,她的报告对“失掉的好地狱”的怀念和赞美仍然存留着许多疑点:《鞍钢宪法》培养出工人“高度的主人翁意识”或“主人翁责任感”,可是,这种感觉并不等于客观的“主人翁地位”,而毋宁是马克思所说的“虚假意识”,正如“经济民主”的后福特管理模式下的工人仍不过是异化的雇佣劳动者;中国政府于1982年悄然取消了毛泽东1975年宣布的罢工权,但何以工人到1975年才被钦赐“罢工权”;为什么作为社会“主人”的工农竟然被少数“精英”玩弄于股掌之中而无力对抗?他们的阶级意识和政治觉悟到底出了什么毛病……这一切都未曾提及。
最后,希望何在?Dale Wen博士列举了国内的环保运动、新乡村建设运动,“新左派”的出现,以及中国政府正在采取的进步措施:“虽然许多政策还只是短期性的措施,还没有击中其根本原因,但它们已经有了巨大进展……我们抱以乐观的态度。”(在“乌有之乡”网站被封之后?)她更多次强调中国共产党里面有很多进步分子,是人民可以依赖的对象。
韩德强的发言没有稿子,很简略,这些观点已集中发表在他的一些文章里,兹简述如下: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本来已有较为完善的工业结构和自主研发能力,(举“运十”的例子)在发展中国家具备竞争力,而且本来可以自己提供就业机会,而不是靠引进外资。新自由主义路线令中国只顾发展低增值产业,但这样一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只能是短期现象,拿种田做比喻,就像从使用有机肥改成使用化肥来增产,又“好比一个大学生,只茶几年便可达到博士生程度,父母却突然叫他不要读书,去打工,这样永远也追不上发达国家水平”。
80年代初的干部较为“清廉”,政府“一定程度上受工人支持”,所以容易地说服了工人“暂时牺牲”。80年代的改革对工人利益伤害较小,并且发展起有中国特色的乡镇企业(没有土地租金,雇佣已有农业保障因而工资较低的工人),计划控制成分也相当强,引进外资尚未造成冲击,倒是造成了一些活力。
90年代发生了变化,工农利益受损加剧,产生不满,政府则进行压制,造成“强控制下的稳定”。不过,中国政府毕竟在转向,比如倡导“可持续发展”、“和谐社会”、“公平”,等等。可见中国政府的政策受新左派影响是很明显的。但新自由主义政策长期积累的问题已非常深刻了,实际经济政策的走向尚不明了,未见有重大调整,比如没有批评WTO,对招商引资政策也未有警惕。而现在的自主技术创新仍然局限在新自由主义框架内。这是因为精英看不到计划、贸易保护主义和公有制的作用,“改革开放”则造成新的强大的社会利益结构,主导政策的精英主要包括四个成分:腐败官员、买办集团(与进出口有关)、民族资本(作用较小),更重要的是为前两者服务的知识分子。必须调整这种利益结构,政策才有望调整。否则,中国可能面临一个风暴,就像香港97年金融风暴那样。
同Dale Wen博士的发言相比较,可以看到两者有相近的框架和许多共同点:对毛时代的肯定,对外资入侵及官僚私有化的批判,对当前中国政府的寄望。只是前者表示了对人民更多的同情以及对未来更多的乐观。不同之处在于,韩的论述极其狭窄,并且更悲观地张望着未来的深渊。
而且,很可惜的是,两位以及其他几位发言人都没提到:人民该怎么办?等死?还是等到左派为他们讨来些剩菜残羹?
来自香港民间团体“全球化监察”的发言人欧龙宇对新左派的发言中所表露的倾向进行了含蓄但尖锐的批评。他说,今天到会的人有很多共同点:批判WTO带来的痛苦;关心中国劳工问题,等等。但是接下来的问题是,怎样才能够有效反对新自由主义。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就须要我们去分析,是谁在推动新自由主义。如果被人用刀从后袭击,我们不能只叫刀子停手,我们更要问,谁是持刀的人,并制止他们行凶。很明显,现在推动新自由主义的,就是中国共产党。所以我们不仅要反对它所推动的政策,还要针对推动这个政策的中国政府,要提出民主要求。
自由派的盲点是看不到争取平等的重要。他引用香港的情况,数十万人走上街头要求民主普选,民主在香港人的意识里植下根。但光是争取民主很不够。自由派在报章刊登广告,宣扬自由、民主、公义是香港的主流价值。但是这个所谓主流价值中缺少了一样东西,那就是平等。相反地,在中国内地,新左派强调正义、社会和劳动保障等价值,但又缺少了民主。欧龙宇认为真正的左派,真正站在劳动人民立场上的朋友,应该同时兼顾平等和民主。针对Dale Wen的意见,他认为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中共内部所谓进步知识分子,因为即使有这样的人,他们也可能自身难保。在中国,人们曾经相信周恩来、邓小平或赵紫阳等领袖是好人,但他们在官僚制度下,都没有发挥到作用,或者结果发现根本不是什么进步派。这就是为什么官僚体制越来越强大,为什么现在民主那么重要。
一位香港朋友发言说:中国要成为欧美那样的大国是不可能的,那只能通过战争,也就血与火的崛起。但中国有可能成为东南亚大国,通过剥削别国工人来完成资本积累,但受害的将是其他国家的人民。所以,东南亚各国人民应联合起来,自下而上地奋斗。我们不应依靠中共上层,寄望于他们能向左转。
先后有几位来自港、台、瑞士的工运分子及左派人士举手发言,明显质疑新左派缺乏工农立场。
韩德强教授回应说:“新左派不是站在工农立场上,而是探讨如何不走向灾难,我们希望‘调整’,在中上层我们的观点也会有广泛的分布(支持者)。我们的立场在工农看来,也可以说是资本家的走狗。我们不希望动荡,我们是改良派。”
韩教授的剖心之论令其他新左派发言人大惊失色并立即声明:“韩教授所说的只代表他个人的观点……”





红草·后记:
这篇文章非常有趣,它是以这句话——“韩教授所说的只代表他个人的观点……”作为结尾的,其他新左派发言人的这个蹩脚的声明反倒给人一种欲盖弥彰的感觉。因为,一个人的政治观点究竟代表哪个阶级哪些人的利益,不是听他怎么在嘴角上吹牛、怎样标榜,而是看他的政治观点本身的内在逻辑与他对具体现实的实际反应。
对于韩德强本人的一贯言论,早已有一些冷静的旁观者看穿了他这个新“左”派的庐山真面目。回头看看过去,不难发现,新“左”们的价值观是以民族主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国家主义为核心的,不管有多少哗众取宠的新名词——新国家主义还是新新国家主义,在价值追求上都是一回事。
然而,真正的左派的起码价值观却不是什么民族主义,而是共产主义,是为了工农劳动者的彻底解放而奋斗。现在在毛派中,已经有人发起了对韩德强的反击,然而应该明确地指出我们左派的真正价值观是什么,我们追求什么。如果你追求的是民族主义,是为了维护这个压迫广大工农劳动者的官僚集团的稳定,仅仅是“不希望动荡”,仅仅是“探讨如何不走向灾难”,那我当然也不能干涉,因为这是你的自由,但是你应该像光明正大的韩德强教授一样坦率:“新左派不是站在工农立场上,……我们的立场在工农看来,也可以说是资本家的走狗”。
不同的价值观、阶级立场就会有不同的行为和对策。新“左”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价值观出发,必然走向维护“国家利益”;不幸的是,相当多的毛派也跟着走了这条路线,跟着“维护国家利益”了,对内是维护“社会稳定”,努力给“国家”献策,中外发生了冲突,哪怕是与外国无产阶级劳动大众发生冲突,也毫不犹豫地站在“国家”的立场上。这部分毛派在采取这种立场时,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起码原则一脚踹到了九霄云外,他们甚至忘记了根据毛泽东主义的最基本观点,当代的这个“国家”实际上就是国家官僚资产阶级!而在立场的采取上,在所谓的民族、爱国主义(实质是官僚资产阶级)与工农劳动大众没有骑墙,相当多数的毛派认为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可以一起兼顾,这是对社会主义原则的极大的误解。社会主义原则首先是国际联合,《共产党宣言》的精髓就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联合,无论是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自己的狭隘疆界里搞“社会主义”,还是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是忘记了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头等任务、而舍本逐末,结果解放广大工农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义革命沦为民族国家经济发展的附庸任务,甚至被敷衍到遥遥无期的将来,在孤立落后的情况下,落后的生产力客观上呼求着旧的生产关系(价值规律),而旧的生产关系在几年、十几年的时间里又产生了新的阶级,特别是在政治专制的情况下,新的阶级轻而易举地篡夺了工人国家的政权,复辟了资本主义。这个在二十世纪对无产阶级革命最惨重的教训,值得毛派新左派沉痛反思啊。
改革开放以来,资产阶级用消费资本主义意识与拜物教麻痹了人民,而官僚集团则用政治高压和民族主义对无产阶级软硬兼施,民族主义者们正好在一定程度上(而且越来越)充当了官僚集团的帮凶打手,每当工人反抗私有化、农民反抗横征暴敛的阶级斗争尖锐时,官僚匪帮们就高呼“要不得,要不得,这妨碍了社会稳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某些“左派”呢,也将自己经常含在嘴里的“工农立场”吐得精光,跟着老爷和老板们鼓噪!
随着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官僚资产阶级开始搞一些怀柔政策,不少“左派”毫不犹豫地变成了最虚伪的“左转派”,他们大概是认为官僚资产阶级也可以搞成社会主义吧?而骑墙的一派又寄希望于“走社派”官僚与底层工农“互动”(赵紫阳那样的比较得力的反对派也许再也不会有了,而即使是那样的官僚内部反对派也不敢发动群众斗争!)。最后剩下的比较革命的毛派,却又大多脱不掉那些奇特古老的旧术语和旧逻辑,反而主张再来一次文革。不知道他们脑子里的文革究竟有没有现实基础和可能性。
香港群众组织的发言人欧先生的发言比起新“左”们的发言,却更像左派。他将立场端正在了劳动大众上,并尖刻地揭批官僚集团,十分形象精辟地比喻道:“如果被人用刀从后袭击,我们不能只叫刀子停手,我们更要问,谁是持刀的人,并制止他们行凶”,我们可以想象这一个镜头:官僚们对劳动大众操起了刀,正准备捅下去,新左派和部分打着毛泽东旗帜的“左派”懦弱地惊呼“不要啊、不要啊”(当看到官僚又施舍的迹象时,又力争讨得他们的欢欣,或者争取与刽子手的合作),而站在劳动大众立场上的人——无论他们是什么派别的——他们擦亮眼睛辨别行凶者,然后立即想方设法与之斗争,这才是左派应有的对策。


————2005年12月26日 于贵阳花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