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草:有志的年轻人们:为工农劳动大众的自我解放而斗争——公开回复汪红雨先生

共产主义入门网 —— 共网·红草专栏

 

文章发表在社民派主导的四海论坛上。

后附汪红雨原文《年轻人,走出皇帝的阴影吧!》

有志的年轻人们:为工农劳动大众的自我解放而斗争
——公开回复汪红雨先生

红草
2006年5月27日

*后附汪文

      这是一封回复汪红雨先生的劝导的公开信。事情起因于今年4月底以来,一位泛左翼网友与我的通信,谈及个人政见、马克思主义包括托派思想以及若干历史问题。5月12日他把这些通信公布在"四海论坛·第三条路"版块里。而后网上出现了一篇针对我们通信的劝导文章《年轻人,走出皇帝的阴影吧!》,那位泛左翼网友转了此文给我。

      汪先生的这封信以长辈的诚心诚意与耐心细致的语气赞赏我们左翼年轻人的纯真理想与斗争精神,然而他认为我们左翼年轻人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是空想,甚至"说难听点,是骗人的把戏",因此更为我们感到"惋惜",感到"苦涩和心酸"。他认为造成我们的这种状况的是由于我们的思想特点是缺乏独立思考、沉溺于偶像崇拜,并对这一点做了重点阐述和论证,认为这些思想特点根源于中国人几千年来存在的"潜意识里那个恐惧权威的阴影"。
      我写这封公开信就是要对汪先生的劝导做一个反驳意见,当然,我不试图改变你对耶稣的虔诚。而我之所以写此文,原因有二。其一,你文既然已在网上公布,我至少就可做一个同样是公开的回应,以表达我的意见。其二,就我所知,在中国,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的信奉者与同情者是有的,特别是年轻人,而中国泛左翼尚处于思想启蒙阶段,这样我写这个公开信至少就有点意义了。然而,我的思想水平大概根本算不上中国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但,此信我也不打算一劳永逸地宣判自由主义以死刑,而重点只在于阐明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意见及若干对你论点的反驳意见即可(不过,我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也不会讲什么情面);马列主义左翼的同志们如有何不同意见,亦可来信指教、探讨。

      具有社会意义的那些思想、文化或者学术理论,它们之所以成为社会性的思想形态,只在于社会经济与各种社会斗争的现实领域提供了孕育或助长、繁殖它们的土壤。无论是马克思派还是自由派的话语体系都是产生于一定的时代、一定的物质基础和一定的社会斗争环境。然而人类真理,决不仅仅来源于一定的时代、一定的物质基础和一定的社会斗争环境,而必须考察了整个自然界以及人类历史的物质生产与社会斗争的历史,因而真理的严谨的探索必须从其中寻求答案。马克思、恩格斯正是严谨地考察了整个自然界以及整个人类历史,从而构建起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从那个时代到今天,自然界无数的发现和科技革命的一系列新成就、社会中新的发展与斗争都不断证明了科学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比利时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埃内斯特·曼德尔的《论社会主义经济学》在1960年代完全以“非马克思的话语体系”成功地重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基本原理尤其是唯物史观和基本论点。你说它是什么主义或者什么话语体系都行,然而它作为一个思想体系实质上可以基于自然界与历史的普遍事实而存在,完全可以不去引用哪位导师或领袖的话语,正由于此,马克思主义能够成为一个开放的海纳百川的体系,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魅力所在。
      汪先生试图把我们左翼青年从他编造的狭隘的“马克思的话语体系”中拯救出来,却跳进了狭隘的“自由派的话语体系”。自由派让上帝这一超物质的概念凌驾于整个客观物质世界,这就表明了自由派的核心思想特点。上帝在哪里呢?上帝就在虔诚的自由派教徒的心中。自由派的价值观经不起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历史的普遍事实的考验,他们的历史观则完全基于杜撰与神话传说。
      空想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空想社会主义,根本不在于他们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合理而美好的天才设想,而在于他们这些理想的实现缺乏必要的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我指的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成熟以至于现代阶级斗争的激化、无产阶级的政治成熟。实际上,财产公有、人人平等的社会理想古今中外都有。但这些理想在阶级分化的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根源就在于社会物质生产的不丰裕,当人类历史发展到出现社会剩余产品时,社会就出现了分工、私有制以至阶级,然而由于这种社会剩余产品是以产品自然(使用价值)形态存在的,社会上的独占阶级能够以自己的消费(非生产性的消费)限制生产发展。直到社会剩余产品开始采用货币(剩余价值的形态)时,到了它不但是为了获得消费品,而且越来越是为了取得生产资料(以获得更多利润)时,新社会的独占阶级(即资产阶级)才对无限扩大生产发生兴趣,因而才出现了工业资本主义出现的必要条件,于是正如我们看到的社会剩余产品的迅速增长,使人类物质生产空前丰裕而且还有极大发展的技术潜力。但是,天下大同理想的实现不可能从私有制社会母体中自然而然地和平生长出来,如马克思所说,社会主义必须通过社会革命这个助产婆才能产生,而且必须经过一个劳动者政权的过渡时期。要实现革命、建立起这种政权要靠现代工人——工资劳动者阶级的领导,以工人与农村无产者的联盟为基础。最后,任何社会革命的发生都取决于这个社会的经济形态的成熟、溃烂,以至于造成社会革命破茧而出的裂缝。然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之不平衡在20世纪竟达到这样高的程度,使得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无法完成民主革命,而使民主革命任务落在无产阶级肩上,而无产阶级要领导起民主革命就必须联合农村无产者而建立起自己的政权,这个政权要想存在下去就不但要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而且同时在国内要把阶级斗争扩展到乡村,并在国际上到处支持一切有利于引起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形势,从而才能巩固自己,这就是所谓的不断革命论。正由于此,1917年二月革命后列宁和托洛茨基最坚决地主张使革命直接生长为社会主义革命,布尔什维克在俄国首先建立起了世界上第一个工人阶级政权,并完成了民主革命——实现了民族国家的独立统一、小农所有制之建立以及民主共和国之建立。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了——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然而社会主义革命却才刚刚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并不是针对俄国本身的现实提出的,而是针对资本主义作为一个世界体系的成熟提出的,因为社会主义革命与资本主义革命同是世界性的,只有占据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力并建立在国际分工基础上才能算是完成;所不同的在于资本主义革命直接发端于那个时代的最先进的世界工厂——英国,而社会主义革命却由于前社会形态的不平衡性而发端于现代工业仅占经济总量17%的半依附性的俄国,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历史邂逅使得社会主义革命诞生时比资本主义革命诞生时难到更复杂的难题。孤立的苏俄工人政权由于经济落后、尤其是经历了一次大战与三年内战而牺牲了大批优秀工人战士,极度贫困导致许多工人逃到农村种田并且工人没有力气干活(当时苏俄工厂开工率严重不足),苏维埃工人政府要生存、可是工人阶级大量缺席,1923年德国工人革命起义的失败大大挫伤了国际无产阶级的士气,这就使得有着不受监督的权力的职业化工人官僚在苏俄出现并开始巩固,俄国的左翼反对派与这个集团展开了数年的内部斗争,在1923至1926年的关键斗争中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左翼反对派犯了轻敌退让的大错(1923年时出现的左翼反对派的权力确实要比工人官僚集团要大得多,且他们有一些撒手锏,如列宁遗嘱),终于导致了左翼反对派溃败以及后来苏联共运内的所有持不同政见者都被斯大林派彻底清洗。特权官僚以专制制度统治了工人国家,并早就开始为着自己的特权利益而扼杀了一次次继续推进社会主义革命的大好时机(德国1923年革命、中国1925到1927年大革命、英国1926年革命形势、德国1930年代初期革命形势、法国1936年革命形势、西班牙1936年革命、二战后期法国和意大利革命形势等等,而且众所周知,斯大林派在1948年以前是极力反对中国革命的)。左翼反对派一直没有停息过自己的奋斗,最早在1929年就形成了国际左翼反对派,从1940年开始它叫做第四国际,尽管它在1953年后分裂重重,然而马列主义左翼——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消失,而是以各个派别继续存在。1990年代当苏东剧变时,第四国际分子及马列主义左翼正确地指出,斯大林主义的完结证明了托派的分析和预见(托洛茨基认为工人官僚国家终究不是被工人的政治革命推翻,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一方面,国际共运因此暂时陷入了低潮,另一方面这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复兴与工人国家的凤凰涅磐肃清了有害思想的基础。而当自由派资产阶级先生们在欢呼资本万岁、共产主义已经完蛋时,世界各地却发出了工人斗争反抗新自由主义的越来越大的轰鸣。从法国巴黎到玻利维亚的拉巴斯,从美国西雅图到日本东京,从中国辽阳到印度孟买,到处都出现了工人群众反对私有化、自由化的斗争,而这些私有化、自由化正是1980年代以来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世界资本主义的新特点。无产阶级革命的因素与马列左翼的因素在全世界在最近的世界上有了引人注目的增长,而且还在增长:21世纪初的阿根廷已经出现了工人革命的幽灵;在巴西,出现了历史上第一个工人总统、第一个工人党政府,其中有的政府部长就是第四国际党员(工人党政府2005年的蜕变证明了议会道路的失败,左翼工人正在迅速集结新的革命工人政党P-SOL);在2002年的法国总统大选中,马列主义左翼赢得了10%的选票;马列主义左翼的第四国际与工人国际委员会活跃在各国的议会与街头运动中,马列左翼长期的无谓分裂正在被反对资本主义堕落化的伟大斗争逐步清除;韩国新的工人政党——民主劳动党的突飞猛进深刻地反映了韩国阶级斗争的现实与工农群众对社会主义的向往;而迫于工农群众的压力,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则直接宣称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欧洲,在日本,在印度,到处都显示了资本主义的深层次结构危机和越来越多的劳动群众对“另一个世界”的强烈愿望与探求。而在中国社会,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恐怕等不到自由派法学家们日夜所期待的“正常合理的秩序”,就会被尖锐的阶级矛盾所炸毁,而代以真正民主自由的无产阶级国家。社会革命并不是靠几个革命家或者鼓动宣传分子所煽动的,它的能量潜睡在社会内部;无产阶级革命的彻底性,要求只能靠工农无产阶级群众的充分动员、由我们的劳动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它的先锋队则充当为革命点火与导航的作用。人造的巴士底狱无法囚禁社会主义革命的自然法则。
      上述就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若干基本观点和基本分析。至于汪先生要怀疑我是否是“独立思考”的则完全没有意思。“独立思考”这个词既对,又不对,要看怎样理解这个词。说它对,是因为盲目跟随别人的看法、复制别人的观点、不加思索以及囫囵吞枣这对自己甚至对别人都很可能是有害的,它不会促成自己思想的真正收获;而善于并敢于怀疑、独立思考的风气则可以促进一个群体乃至一个民族的思想文明的进步。说它不对,是因为任何独立思考都不可能是纯粹个人的、独立的,其一,要思考首先就得活下来,首先就得在现实生活中成长,思想只有建筑在一定的社会需要和你所遇到的客观条件上才能获得社会属性(否则你纵可以海阔天空地思考,却也只能自娱自乐),所谓独立思考之独立决不因为它可以产生于撒哈拉沙漠中。人类社会将特定的立场与特定的倾向赋予思想,使之具有意义。其二,思想的发展遵循其自身的规律,长江的前浪只有在后浪的动能上才能更进一步。马克思从整个自然界与人类历史中求得真理,而后的列宁、托洛茨基、曼德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个别论点和思想,每一代马克思主义者都不可能脱离前辈的基础尤其是脱离从前的各种科学的贡献而“独立思考”。马克思说过类似的话:文化学术的问题总是从过去争论的结论或者在过去的基础上来提出的。而汪先生所举的北京学者苏三女士也是根据过去出现的意见分歧来确立自己的题目、并且“她的资料绝大部分来源于网络”(难道没有前人的研究成果吗?)来做出论证。汪先生在这方面难道不赞同我们马克思信徒的这些看法吗?我们服从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等前辈的意见(我们认为合理的那些意见)难道就证明我们不是经过那种合理地谨慎地独立地思考才依皈了马克思主义的吗?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者直接说我,正是经过独立思考才确信这个思想的。但是我的独立思考不是站在纯粹独立的、纯粹个人的、超阶级的、超社会的立场上,而是在这个现实的晚期资本主义时代——世界资本主义堕落化的时代思考问题的,是在这个中华资本主义崛起、无情地践踏着亿万工农劳动群众利益的时代思考问题的,是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文献在中国国内外得以延续的社会意识条件上思考问题的,而且至少是站在工农无产阶级大众而不是那些大小有产者和特权官僚分子们的立场上思考问题的。
      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传统从来都拒绝包括斯大林主义在内的政治专制、思想与文化专制,而且以身作则——在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无论是马恩的第一、二国际,还是列宁时代的第三国际,还是第四国际党(在世界六十多个国家有其党支部),都有充分的党内讨论自由、并且允许组成政治性的党内反对派,第四国际党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革命民主传统,若从1929年算起,已有七十多年了。以第四国际党为代表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还有另外几个马列左翼政党)还都主张工人国家的无产阶级群众的多党制和全民的政治自由(军队则服从工人国家利益,工厂工人也有其武装),主张民主苏维埃政权。有人也称第四国际为托派,因为它是托洛茨基开创的,然而就在托洛茨基1939年、1940年还在世时,国际托派的几个领袖还公开与托洛茨基激烈地理论;之前也发生过一些激烈论战,这些论战虽然措辞异常尖锐,但却仍受到党组织纪律的严格保护,后来直到第四国际的少数派1940年初主动地分裂出去另组新党。斯大林主义靠庸人昏君的秘密警察建立自己的权威,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同志之间的真才实学与政治辩论建立自己的权威,这样的权威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皇帝。
      再提汪先生所谈及的部分工人对毛泽东时代与文革的怀念。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虽是官僚统治的社会,它缺乏民主与起码的政治自由,特权官僚居于社会的最高地位,这个不幸是中共1927年以来的官僚化与国际斯大林派的官僚化的辩证结果;然而一切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肯定坚决主张捍卫中共工人国家的国有制、劳动者福利和计划经济,尽管它有种种专制独断、浪费、人员臃肿等弊端,然而这些经济制度仍显示了巨大的生命力,并极大地提高了各工人国家的劳动者的生活及文化水平。如果没有官僚制度和专制制度,使工人执掌权力并随着经济发展不断扩大政治自由和直接民主的形式,使整个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指标得以民主地决定,使国有经济的发展与工人综合生活水平相联、使工人平均主义的范围不断扩大(随经济发展),工人国家一定会显示出更巨大的经济发展,社会、文化与政治将极大地充满活力,社会主义革命也会得以推进。我本人并不认为文革是一场革命(也不是政治革命),因为它只是以较有活力的新官僚政权取代了已迟钝僵化了的旧官僚政权,而且专制制度也没有改变,然而我认为它这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改良——打倒特权官僚、要求巴黎公社民主以及一些社会激进改良,它使城市市民特别是工人阶级破天荒地第一次暂时获得了结社、罢工、游行、集会、出版等自由(虽然在言论上要表示忠诚于毛思想),当然它也充满了大量无谓的悲惨、荒谬与灾难。我这个看法可以代表国内外的相当一部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看法。至于当代的绝大多数自由派以及自由派所代表的资产阶级,他们的基本立场其实与那些官僚特权分子没什么两样,他们(中的少数人)最多是赞赏文革的爆发表现了人民对政治自由的渴求,然而他们谁也不愿提及劳动者民主方面的意义(以上海工人为先头的革命工人运动以及反对官僚特权与社会不平等的伟大尝试)。
      另外,汪先生把工人与农民做简单地比较,完全不符合事实。工人靠工资生活,断了工资就没工作,就只能死,国企失业工人的再就业实际上存在大量严重问题,例如“四龄”“五龄”问题,例如家庭医疗、儿女教育和养老等等。一位工人朋友曾当众告诉我,有的年纪大的工人下岗后完全绝望,甚至全家服毒自杀、甚至有的工人自焚身亡。国内某大型国企的工人进京上访未遂,集体自杀。而那些在骑工人头上作威作福的官老爷和大老板们又是怎么生活的吗?我们的工人群众生活很苦,而实际上他们面对官商欺压是很有忍耐性的,工人们如果仅仅是因为汪先生所轻蔑地说的“把他们突然打到和农民们一个档次”就上街、就去拦路、就去自杀,这话还有良知吗?农民要区别看待,农民不是靠工资,是靠耕地,靠天吃饭,中国的多数农民不管生活再怎么差,还不至于饿死。当然也有许多(而且随着农村私有化推进则越来越多)农民活不下去了、就去城市当工人,这些农民是赤贫的无产者,他们的出路只能是造反或者转变为城乡工人,他们是城市无产阶级的最大后备军和生力军。还有少部分农民例如苏南的许多农民其实是比较富裕的家庭作坊主、手工业者、农村中小资产阶级,那些农民与贵州农民根本不是同一个阶级的,如果未来的中华工人政权不加考虑地立即地让这些农民回到人民公社时代,他们可能还会武装暴动咧。
      最后,要指出的是汪先生把民主自由之所以得不到实施,完全归结于民族心理、社会心理以及当权者的主观意志这些因素,却完全看不到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本身的根本因素。任何一个国家或政治结构的长久存在都不能基于纯粹的国家暴力或者某种文化思想传统,而必须在社会中找到一个这样的社会集团——它是社会经济体系的统治力量。在中共工人国家时代,国有制和计划经济把工人福利与官僚特权捆绑在一起,工人国家本身的经济发展与工人官僚国家的思想、政治、文化垄断相互补充(而占据经济核心地位的工人的政治部分完全被官僚机关取代),并辅以强暴的国家机器,这就一次次窒息了政治革命的因素。这一点尤其集中地表现在最后一次政治革命尝试上——恰恰更是工人官僚不遗余力地推动市场化与私有制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而不仅仅是靠职业军人和坦克装甲车,使官僚专制统治得到了新兴有产阶级的支持或同情,官僚本身基于这种支持而质变为新一代有产阶级的代理人。这种质变是在政治革命的胁迫下发生的,它经过了激烈的阶级斗争,它不在共产主义革命者的梦中,而活生生地在中国大地的舞台上日趋激烈地上演——重庆的工人与官僚有产者的流血冲突、安徽与湖北、四川的农民与当地腐败官僚的尖锐斗争、深圳的工人与老板的频繁对抗等等。而民主自由的因素就潜伏于工农无产阶级为争取自己利益的斗争中。工人官僚把中国实现不了民主自由的原因归咎于坟墓里面的古代人和个别领导人的个人嗜好,自由派为了求证民主自由的现实性,则去雅典和古罗马的废墟里寻找答案。只有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从对社会经济结构与社会冲突特别是阶级斗争的分析中去分析民主与专制的原因,并且从今天的现实社会找到并请出特权与专制的掘墓人——工农无产大众。且不说是否相信共产主义;仅就这一点来说——无产阶级不仅将推翻精英们的政治特权,更要推翻精英们的资本特权,取消社会剩余价值的独占性而使之为全社会所公有,这不但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是众望所向;人类社会生产手段的空前发展与资本主义的腐朽及局部脓疮溃烂(由于不平衡性它总是首先表现出局部危机)已经开始为劳动人民的社会平等意愿提供了决定性的客观物质基础。

      人的命运受到社会因素的支配,个人的出路被社会的出路所决定。个人的独特天赋、才能与特质只有寻觅到具体的社会需要与条件才被赋予社会意义。实际上,每一个社会阶级或阶层都能在芸芸众生中找到他们的服务员,地球不会因为少了某个人就停止转动,社会也不会因为多了某个人就开天辟地。社会阶级把自己的座位摆放在每个人的人生十字路口前面,你们看,总有人打出他们各自吸引人的广告和价格,有的人选择了官僚集团的座位上,有的人选择做为资产阶级国家献技的谋士,有的人选择了资产阶级的座位,有的人选择了帮助有产阶级做劳资缓和工作的座位,等等。我相信,许多人在他们年轻的时候,都怀抱着自己的美好梦想,设想要在某某位置上为民众谋福利。然而,社会物质生产与阶级斗争的规律在年轻人们满怀憧憬、买好车票之前就铺设了自己的轨道,人们所能最大限度去做的是按照自己所在的位置与条件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当然个人在某些条件下能够改变自己的位置),人们代表不同的社会需要——或前进或倒退,或企图缓和这两种倾向,而历史终将前进。
      今天中国社会矛盾空前计划,现实生活中的苦难是深重的,这一个事实只有那些伪善的骗子和无知的瞎子才会否认。工农无产阶级为寻求自己的代言人所打出的广告竟是贫穷、悲惨、无奈和部分地一味怀旧,自由派的律师和大学教授可以从老板那里获取很高的收入、从舆论那里获得地位和声望,然而我们却不能从一无所有的工农那里获得什么肥缺,但中国的马列左翼和泛左翼还是出现了,只是,才开始渐渐醒悟的无产阶级在它刚开始斗争时还无法为左翼运动的发展提供更多社会动力。1925年五卅运动的重要意义超过1919年五四运动,因为正是五卅导致了中国工农大革命的高涨,1927年初,中国工农斗争水平丝毫不亚于1917年的俄国工农群众,然而主要由于共产国际领导机关(斯大林-布哈林派)的可耻叛卖(中共当时仅是共产国际党的中国支部,它首先服从共产国际党决议),加之中国左翼运动本身的不成熟,导致了中国革命的悲剧。历史教训长久地在我们耳边回响,科学理论与革命行动构成无产阶级政治领导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事在人为,中国左翼运动只有赢得那些具有足够胆略和创造力的年轻人,并且站在革命马克思主义前辈的肩膀上才能获得真正的生命力。站在中国阶级矛盾的火山口边,站在中国四亿雇佣劳动者身旁,可以预见,未来中国的阶级矛盾之爆发都有产生革命形势的可能性。不是个别的共运史和理论研究者,而恰恰是当代中国与世界到处呈现的阶级斗争乃至一些地区越来越表现出的革命趋向才向所有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工农劳动大众应该向何处去?世界工农劳动大众又该向何处去?
      一切有志的年轻人们,请勇敢地接过当今时代提出的问题!年轻人们,当你们真正开始认真思考这些问题时,当你们根据这个问题重新考察自然界与人类历史时,你们将发现宇宙的真理;你们将不但发现工农劳动大众的前途所在,还将发现自己的前途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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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原创]年轻人,走出皇帝的阴影吧!

汪红雨

2006-5-21 18:53:51
猫眼看人
源网址:
http://club2.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1113367&page=1


    本以为怀念马克思,毛泽东,文革的人都是一些识不了多少字的蹬三轮车的下岗失业人员.没想到前几天在网上,看到两个21岁的年轻人之间的通信,才知道自己的孤陋寡闻.
他们的信很长,难以在此全文转载,但摘录一些片段,人们也不难看到这些年轻人的追求是什么.
   " 你好!我非常欣喜地(通过电邮和论文)亲眼看到革命马克思主义派又多了一名新秀!我热烈祝贺你在思想方面已经取得的探索成果!
      看了你的论文,我十分理解你对于发现真理后多多少少激动的心情, 
通过我的大量学习和艰苦研究,我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思想现在进步得很快,几乎每过一两个月都会有一些重要的新认识
     一段时间我因为投入得太疯狂,几近于健康崩溃
你最突出的错误集中表现为这句话:"人其实是很渺小的东西,正是因为我们的盲目自信,自认为能擅自的改变一切而把导师的话当成耳边风,才造成了今天这样的局面",
    在初中的时候(2001年左右)就认识到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了."
    一些下岗的或被买断工龄的工人,大多简单的把今天和昨天相比,想回到文革,情有可原.因为昨天,虽说他们或他们的父辈也和农民,知识分子,走资派一样,都常常遭到没完没了的什么斗私批修的荼毒,但他们却能享受到公费医疗啊,低房租住房啊等特殊待遇,虽说比不上那些多少多少级的干部,但比农民要高出一大截.再说,伟大领袖还时不时的给工人们来点工宣队芒果之类的小恩小惠,所以,今天把他们突然打到和农民们一个档次,他们自然的怀念起伟大领袖,这是人之常情.而不象那一直刨土的农民,尽管他们今天看病依然要花钱,甚至要花更多的钱,但要他们回到人民公社时代,可能打死也不愿意.
    可这些有点文化的年轻人就与一些工人不同了.在他们眼里,列宁之后的社会主义,包括伟大领袖的社会主义都出问题了,他们要追求的是革命的纯正的马克思主义,他们坚信自己已找到了解决当前中国社会问题的真理,很可能,他们还会为了这个真理而奋斗不息.读了他们的信,不由得一方面对这些年轻人的纯真的嫉恶如仇的人的本性而感动,因为,他们对遍地皆是的社会丑恶现象没有麻木,没有沉沦,没有害怕,而是努力思考,奋起反抗.
    但另一方面,心底里又不得不为这些年轻人惋惜,尤其是看到这两个年轻人之一所说的一段话,更感到一阵苦涩和心酸.这个年轻人说:"我们从来没有过自由民主!我们这一代人,说实话很难! 我们出来工作的同学中,薪水最高的才一千多,还有几个现在还没找到工作!呵呵,房子等这些东西,要靠我们自己的劳动去获得的话,对于我们来说是可望不可及的!我们这些才从学校出来的人,目标只有一份工作而已,确实很悲惨!如果按照现在的薪水要买房子,不吃不喝可能要六十年!"
     任何一个稍有良心的中国人,面对这些淳朴的孩子,能无动于衷吗?因而,在这里,对年轻人说一声,年轻人,走出皇帝的阴影吧,别再糟蹋青春了!
如果对这些年轻人说,你们所研究的是空幻的东西,是历史上不存在的东西,是马克思主观想象的东西,也就是说,人类的历史,不是阶级斗争史,人类,从未有过无产阶级专政,也没有资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公有制,说好听点,是乌托邦,说难听点,是骗人的把戏.你们钻进了一个牛角尖,你们误入了一条死胡同,你们把美好的时光,青春,用在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上,实在太可惜了.可能,这些年轻人听了会置若罔闻,会反唇相讥.但年轻人,若从你们自身谈起,你们能不能听得进呢?
    你们这一代人,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出身的中国人,在你们刚懂点人事时,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新的秋风萧瑟时期,在你们刚刚成人时,你们又领略了一场对所谓邪教的无情扫荡.恐怕你们否认不了,在这种一言堂的社会环境下,你们从小到大接受的有关道德,历史,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知识,均是马克思的话语体系里的.尽管随着时间推移,话语有所变化,但体系照旧.等到你们必须自立时,你们看到的美丽豪华的城市竟然是一片海市蜃楼,可望而不可即.你们发现,即使不吃不喝,劳动一辈子,也难以在这个城市里拥有自己的一盏灯火.于是,你们本能的觉得这个社会肯定出问题了,你们本能的对一些马克思后继者的话语产生了怀疑,你们需要精神食粮,然而,你们自然而然的只能在马克思的话语体系里寻找真理.
    近两年网络兴起,使你们开拓了视野,但你们还是难以否认:一,中国的网络是个残遭阉割的网络,你们难以看到整个世界的文化遗产和最新动态.二,你们才二十一岁,网络也才是近几年的事,你们即使不睡觉,你们所得到的知识也是很有限的.再加上那两件你们亲身感受到的由至高无上的权力定性的事件,打在你们稚嫩的心灵上的权威这个恐惧的烙印,也常常无意识的让你们丧失独立思考的灵魂.
    你们在网络上能看到一点马克思话语体系之外的信息,你们比未上网的人多了一些新怀疑,新思维,这些,使你们能够把几个社会主义的导师,伟人分开来看.但那个恐惧的烙印,却象魔鬼一般紧紧地捆住了你们的思维,让你们无法逃脱必须遵循导师,伟人的思维习惯.因而,即使你们能够跳出一两伟人的手掌心,却又必须用一个更大更老的导师理论来旁证你们的新思维,好象不如此,你们就无法是个人似的.你们就此陷入了一个死胡同,一个牛角尖.消耗大量的宝贵时间,却老是在一个陈旧的话语体系里打转转.  
    你们可不要小看你们潜意识里那个恐惧权威的阴影,它不仅仅来自你们亲身的体会,还来自你们的父辈,来自中国的历史传统,历史遗产.可以说,凡是有点中国血统或受中国文化传统熏陶的东亚人,他们的血液里几乎和你们一样,都流淌着对权威,对伟人,对导师的恐惧养分而难以自拔.
    这一切,是因为,中国人,在它成长的少年期,已落后于他的兄第姐妹了,而在以后的漫长岁月里,又被一个又一个的皇帝,伟人或集团用暴力强行纳入一个荒诞的统一的大圈子,从而使中国人两千多年来一直生活在一个家长制的体系里长不大,使中国人的个性丧失殆尽,使中国人的做人的尊严付诸东流.使中国人至今依然是一群没有信仰,没有精神,没有思想,遇事就要找导师的心灵扭曲而又任性的孩子.而中国社会也就一直是个正义被扭曲的畸形社会.
    这是胡说八道吗?这是污蔑中国人吗?
    任何思想解放都要靠自己,别人说了一千遍,也抵不上自己独立思考得出的一个结论.
可能你们也听说了,最近,有个北京女学者苏三,出了三本书: 《三星堆文化大猜想》,《向东、向东、再向东》,《历史也疯狂》,她要说明的只是一句话:全世界的人都是一家人,都拥有一个共同的祖先-----中东人.也就是说,中国人,不是在中国本土起源的,而是来自中东.
    其实,早在苏三之前,就有人多次提到这一点,如.德国的耶稣会士祈尔歇,在1654年于罗马出版的作品《中国图说》中,有一章专门讨论这一问题。他认为,《圣经》所载闪的子孙率埃及人来到中国,传授了古埃及文字,中国人学的并不完全,自己又加上一些创造,结果成为另一种文字系统,就是汉字。
    1716年,法国学者尤埃在其《古代商业与航海史》一书里,也提出类似的见解。他主张古埃及与印度互有交通,埃及文明即通过印度传入中国。他从好多方面论证中国和埃及风俗习惯的相似,对两国都使用象形文字尤为强调。另一位法国学者德梅兰的见解也差不多,他自1732年起,写信给在北就的朋友法国耶稣会士巴莱南,其中讲述了他关于古埃及文明传入中国的看法。和尤埃一样,他也强调中、埃古文字都是象形文字。德梅兰的这些信件,1759年汇辑成书,在巴黎出版。
    法国研究中国的著名学者德经(Joseph de Guignes),以《匈奴突厥起源论》、《北狄通史》等著作闻名于世。1758年11月,他作了题为《中国人为埃及殖民说》的讲演,不仅以汉字的象形和古埃及文字对比,而且提出汉字笔划中包含有字母结构。例如他认为汉字的“父”是由I和D构成的,应当读为Jad或Jod,这就和保存古埃及语成分的哥普特语的Jod(父)一致了。他的结论是,中国文明同希腊文明一样,是由古埃及人启发的。
    苏三和这些人的说法是胡说八道吗?也许,他们的结论不是完全确切的,他们的猜想有的可能是错误的,但,你能否认他们勇于告别传统的探索精神吗?你能不佩服他们独立思考的人格吗?人类若没有这种精神,没有这种人格,岂不会一直与虎狼同伍?更何苦,人类同源这一结论,恐怕是确定无疑了,近年的最先进的基因研究已经证明,现代人类的每一个男子都可以把自己的追溯到老前辈中东人那里,解剖学上的现代人确实是十万年前在非洲出现的
    那么,既然中国人来源于中东,为什么2000多年前,希腊人伯里克利就自豪的说:“我们的政治制度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是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可今天的你们却感到"我们从来没有过自由民主!"呢?为什么今天的中国,没有多少人公开反对民主自由了,可中国却又屡屡以国情,特色,素质低,不能全盘西化等等荒诞理由拒人类文明于国门之外呢?为什么和你们学历,本事差不多的人能挥金如土,可你们要买套房子,不吃不喝可能要六十年?为什么几乎全世界的人不信上帝的,也要信个佛祖或真主,唯独绝大多数中国人什么也不信,天不怕,地不怕,只要我手中有权,只要我手中有钱,管它死后洪水滔天呢?
     3700年前,中东出现了汉穆拉比法典,它的来源是习惯法,自然法,它的核心是保护私有制..后来的罗马法则是它的自然发展.而在雅典的民主芳草地上,还,绽开了哲学,几何学,人体解剖,雕塑,体育,悲喜剧等等一朵又一朵奇异艳丽的花卉.与此同时,犹太人也创造了抽象的一神教.古巴比伦人,犹太人,希腊人,罗马人的信仰,思想和实践,,无疑是人类开始从原始的人或物的崇拜中走了出来的鲜明标志,,是人类开始进入青春期的鲜明标志,是人类开始迈出家长制政府的大院,,跨进法治政府门坎的鲜明标志.
      相比之下,中国人,在同时期内,又做了些什么呢?其原因何在,?到哪里寻找答案?
    苏三女士并非考古之类的专家,她的资料绝大部分来源于网络.也就是说,苏三提醒我们,网络,是个自由开放的信息平台,是个无边的信息天空,是个无底的信息海洋.不可否认,网络上也有假信息,但正因为网络的开放性,任何一条信息,都会受到来自各方的检验和监督,绝大多数发布信息或发表文章的人都会慎之又慎.虚假的东西在网络上是很难长久立足的.中国的网络,尽管残缺不全,但若能多付出点努力,多用GOOGLE等工具,还是能淘到一些真金的..   
    年轻人,你们是否承认,你们用在马克思话语上的时间也够多的了,俗话说,兼听则明,你们能否在一年之内不看过去常看的书,不看中国报纸,杂志,电视,少看在新华书店买的或在图书馆借的中国人写的书,一心沉到网络中,在类似北极星书库等电子图书馆中,在能搜索到的网站中,或运用搜索工具,搜索你们想了解的东西,边看边思索,那么,很可能,你们会发现,世界是何等的大而丰富多彩,你们过去所崇拜的导师偶像,不过是大海之中的一滴水而已.你们可能会发现,自己是多么的孤陋寡闻,浅薄无知.而象那些说"网络不能代表民意","经济学家不讲道德"的樊钢,温铁军,历以宁之流的学者专家,则不仅是一个又一个半瓶子醋,而且是一个又一个奴颜婢膝的现代太监.而那个到处演讲的郎咸平,之所以没有象经济学家何清涟女士那样遭到封杀,就是因为他给那些拖延抗拒政治体制改革的官员送来了一根救命稻草-----贪官该死,死骂,皇上英明,死保.你们可能会自己问自己,这老牌的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怎么早就有了工人自发的工会和党组,早就有了工人自己的报纸,自己的书,可在这复辟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倒怎么也找不着这些事物的踪影?你们可能会叹息一声:这个社会并不是变质了,而是它的本质两千年来一贯如此.现代社会种种的丑恶现象,只不过是两千年专制古藤上结出的一个个毒瘤而已.你们可能会感到,那些掌管权力的中国人一边竭力抵制外国的历经几千年得来的成熟的先进的民主制度经验,一边又把一个一百多年前的,连电灯都没见过的外国人写的书当成圣旨,是多么的滑稽可笑.
    本来,事情明摆着,既然承认腐败的不可救药,既然民主自由不可避免,就算民主有个过程,就算西方的民主制度不能全盘照搬,可这些都念叨了几十年了,还有完没完?这个过程究竟从哪一天开始,哪几个局部的西方的民主制度先照搬,也早该公之于众了吧,可那些抱着皇权宝鼎的人,偏偏就爱这么天天唱着老调子过日子,对众望所归的民主自由能拖就拖,能胡就胡,能赖就赖,能顶就顶,你看这些中国人,怎么不是个任性的孩子?
    你们还会看到,在中国的那些上层人士,煞有介事的天天在那里讨论要不要全盘西化,能不能全盘西化之时,中国下层的人民,早已在多年前,就自觉的走在全盘西化的康庄大道上了,从家用电器,到室内装潢,从西装牛崽裤,到可乐麦当劳,从圣诞节家庭教会,到每个小学生书包里的英语课本,无不显示了西化的不可阻挡之势.一年后,你若在电视上看到那些打着领带,穿着西服的中国伟人,还在国际讲台上,声嘶力竭的抗议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镜头,一定会笑着说,让这些孤家寡人在戏台上孤芳自赏吧..
     或许,一年后,你们甚至还会发现,西方人那么崇拜的上帝并不遥远,你会发现,上帝就在你的心中,上帝就是你,你就是上帝,你想要民主自由,只有靠你自己的奋斗.你会觉得,回归上帝,回归人性,比回归人间任何一个伟人,导师,要重要得多,要有意义得多,也独立自由幸福愉快得多.很可能,你会冲破恐惧心理,管它什么主义不主义的,彻底抛弃落后愚昧之极的忠君报国的中国文化传统,勇敢的采取多种形式,不懈的争取自己应有的天然权利.或许,一年后的某一天,你也会象苏三女士那样,自己出本书,论述中国人为什么一直没有私有财产所有权概念,意识,一直没有人权概念,意识.一直没有独立的人格概念,意识.而书的结尾一句,很可能是,"中国人,终于站起来了".
    有志于改变中国现状的年轻人,你愿意试试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