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草:也悼许可同志:无须树碑立传,无产大众的奋斗者会活在人民与历史中间

共产主义入门网 —— 共网·红草专栏

 

简要说明:
转载删掉了一部分谈红草自己对许可态度的反应的一个转变,这并不是说要隐讳这个转变,而是出于使文章更接近主题的考虑。本文的原稿可以在网上搜索到——曾发表在天益马克思主义论坛和新青年论坛,并被转发在乌有之乡网站上。

也悼许可同志:无须树碑立传,无产大众的奋斗者会活在人民与历史中间

 

 

红草

2007-7-21
2007-9-23
修订

 

 

如果不是张长海同志把悼念许可的两篇文章发到天益马克思主义版上,如果不是因为网上有悼念文章,我大概长久也不会了解到这位农村文化运动积极分子的先进事迹。我的生活和交往圈子是如此狭隘,竟不知道十年前我所在的贵大就出了这样一位致力于提高农民大众文化素质的社会活动家,在也令我感到熟悉亲切的贵州大地上发起一个农村文化运动——包括一系列乡村图书馆和一个有相关组织的活动分子群,而他正是乌有之乡这个目前中国唯一成功的泛左派活动大本营的创办者之一。

 

说实在话,我先前一点都不了解关于许可及他的所有事迹,所以他的病逝消息并不让我有所谓。但是在我细读了文章了解到他的事迹并认真考虑后,我决定对许可做一个严肃认真的评价。

 

许可出生在70年代,他开始能独立思考、形成价值观的青年时代的在工人国家社会崩溃、资本复辟的剧变过程中度过的。也正当他二十岁左右(刚进入贵州大学不久),当一个人正是意气风发时,他开始与同学们策划在贵州创办乡村图书馆,以提高农村劳动大众的文化水平。此时大概是1995年初,一个年轻的资本新民族正在借助专权官僚机关,从对工人国家肌体的鲸吞蚕食和对工农大众的强盗狂欢盛宴中崛起。在民生方面,亲资权贵们早在80年代后期就开始通过双轨制(半市场化)和进一步市场化乃至半私有化对城市工人发动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以致1997年中华朝廷钦定私有化为“国策”。而数亿农民最先被市场化殃及:早在80年代后期,农村经济就开始越来越萧条(农产品越来越丰产,但农产品价值却被市场夺去——农民歉收),至今中国方兴未艾的劳动者从农村到城市的历史性大迁徙就是从那时开始的。正是在90年代初,在大江南北的城市乡间开始萌发零星的反抗资本市场强权的工农斗争。而在社会意识方面,“中央招商局”乞灵于商品市场,用廉价的消费主义充塞了八十年代民主运动破灭后的精神废墟,除了保守官僚左派从政治坟墓里蹿出的几声激愤呼嚎和几道飞溅唾沫,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纷纷奔忙于个人生活或忙不迭称颂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或干脆装聋作哑。在这样的社会历史大背景下,在这样的90年代中期,谁能想到有一个坚信社会主义必胜的贵州大学生,联合了他的几个同学,首创了在这个国家——准确说是“新民国”的有组织的农村文化运动。许可及其朋友,不是作为某种政治派别出现的,也不是作为“进步知识分子”出现的,而是作为无产大众的有意识的奋斗者出现的;他与他的朋友代表了从工农底层翻涌起的一股有志气的积极力量,虽然这些积极力量必定带有思想上的不足乃至异己阶级的偏见,但他们是人民中的一部分。

 

19951998年,许可带领他在贵州高校中的服务队,先后艰苦卓绝地创建乡村图书室、义务支教、下乡放电影、建立文艺队义演等,并以其人格力量感召了一批青年志愿者。当时许可的同道、积极分子黎光寿写道:“我们创办乡村希望图书室的队伍不断壮大,在1996年春天的时候才有10个人,而到了1997年春天我们的队伍就达到60个人,我们在贵州能够称得上高校的地方都建立了我们的小组,部分工厂也建立了我们的小组,我们的合作伙伴则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我们在贵州省的边远贫困地区建立了25个乡村希望图书室,得到了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多家媒体的报道”。另一位前成员“红星美女”则说:“服务队那时候(1998年)已经把事业做得很大了,在贵州省内70多个乡村先后建立了近100个图书室;队员100多名,但是却包括了贵州几乎所有叫得响的高等院校的大学生以及部分社会上已经工作了的年轻人,还有些是图书室所在地的村民和教师;每年寒暑假都能召集一大批各高校学生到乡下支教,放电影,文艺演出,社会调查等”。许可走了,才33岁!但他毕竟留下了一个已扬帆起航了的农村改良事业,这个事业还很年轻,还在以其积极性、组织性和规模性不断吸引着更年轻的人加入,使青年一代通过这种民间实践方式加入到为无产者的奋斗事业中来。

 

对别人的价值评判,正是自我认识的一种反映。我评价许可,自然也要想到自己的现实出路,并且是从致力于工农解放事业的有志青年这个定位来设想——很显然,我和九十年代中期即将开始创业的许可至少有这样的共同点:都怀着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不容置疑的理想,而且都仅仅只有二十出头的年龄。一位老师曾严肃地对我说过,一个人的人生价值观是极为重大的关系生命的事,这曾让我思考良久。法国人加缪也说,被人称之为生活的理由同时也就是死的充分理由。尽管我曾经有过许多天真幼稚和冲动卤莽,而且我显然是个有点反应迟钝的人,但是我在较早时已较多严肃地思考过关于生命意义的问题。的确,每个人都应该极其谨慎地经常考虑这个根本问题。如何评价许可,这使我反复考虑很久,大概也与这种谨慎有关吧。我想,不能随意拿许可的具体作为与我们任何一人的具体作为相比,而应抓住其精神实质,即他最可贵之处。比如说,不能因为我是2004届的贵大学生,而且还是个公开以左派自居者,就拿这样的话来苛责我“你在贵大在贵州的这三年来做了什么?你除了写写文章声援其他地方的工人,还真正到贵州农村搞过什么有益活动吗?你有什么资格评价许可?”我觉得这样的想当然的对比似乎是很容易出现的。问题不在于我或哪个有志青年是否到过贵州农村做好事或像许可一样长期致力于农村的劳动者文化事业(当然是应该身体力行的),而在于我,在于有志青年是否把握住许可们的事业的精髓——做工农无产群众的奋斗者,而且不是私下口头上说说或者(往往是)许一个“诺言”把凌云壮志推迟到遥遥无期的未来,而是把每一个“现在”转变为对普罗大众有益的事业。

 

无产者的斗争事业——其最高利益是社会解放——这是一个极为广阔的舞台,它包括精神理论层面和实行层面,有大量需要做的事情,对于有志者来说,这两个层面都大有可为;长远考虑起来,精神理论上的斗争要比具体实行方面更重要。我上个月写的《左翼青年的现实出路》(此文我考虑了很久)已十分详细地谈及觉悟分子应该做的事情和原则,并谈及当今中国左派的主要问题,这里就不再重复了。也就是说,不是非得走许可的道路——况且不是人人都能够经常参与这类事,更不是人人都适合做这些。一个共产主义者,应该选择他最有利于事业的事情,乃至他能根据现状与现阶段的需要去做一定的事情并且使自己适应事业。

 

许可以及他所开创的那个运动有什么值得我们青年一代学习、效仿的呢?显然有很多,例如许可开始时的那种朴素的首创精神和底层关注。这种精神正是来源于向无产大众的学习并与之共同生活,而不是来自什么“知识分子的良知”之类的可疑物,正如他们所说,这些活动“让我们找回了自己,让我们感受到了来自人民的情感和力量,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自己”。还有许可的执著和吃苦奉献精神令人敬佩,“许可那时候身体就不是太好,一吃饭就满头大汗,可他还经常拖着如此瘦弱的身体带领队员们上山下乡,经常要提着图书翻山越岭走上78个小时”。

 

但我特别注意到的,却是许可的低调、甘于寂寞与坚忍。因为这一点正是过去我最明显缺乏的(这样说也算是再次做个自我检讨吧),也是相当一部分有志青年不同程度地缺乏的——仅凭这一点就该引起我们最大的重视。

 

黎光寿特别提道:“许可作为我们这所有活动的总策划,他并不高调,总是默默地做许多基础性的工作,我们大家上完课,总会有更多的活动需要我们参加”。联系到他的全部事迹来看,这句话应该是很真实的。我们应该从这一点精神来看他的全部活动,并且估计他的价值。

 

半年前,张长海同志曾在天益马版转帖了冯至的《工作而等待》,特别谈到了这种精神,作为对在天益马版从事看似非常枯燥的左翼资料整理工作的青年志愿者们的勉励(关于此项工作倡议,参见共产主义入门网的首页公告栏;目前已小有成绩)。其中这样写道:

 

“外边任何一件不合理的事都会成为他深切的痛苦。但是他在外界不愿显露,他隐伏着,只暗自准备将来的伟大工作……

 

我们不要让那些变态的繁华区域的形形色色夺去我们的希望,那些不过是海水的泡沫,并接触不到海内的深藏。我们应该相信在那些不显著的地方,在不能蔽风雨的房屋里,还有青年——纵使是极少数——用些简陋的仪器一天不放松地工作着;在陋巷里还有中年人,他们承袭着中国的好的方面的传统,在贫乏中每天都满足了社会对他提出的要求。”

 

其中还引用了里尔克的诗句——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在“经过10年的沉默,工作而等待”之后写出了世界级巨著《杜伊诺哀歌》和《十四行致莪尔菲斯》;而这诗句看似雅致而轻逸,不知怎地,却令人心潮澎湃:

 

……他们要开花,

开花是灿烂的,可是我们要成熟,

这叫做居于幽暗而自己努力。

 

许可走后,有人为他写悼文,有人为他痛哭,这些人当然有他的亲人,但更多的是他的朋友。许可生前大概没有想到他死后会受此殊荣。他默默地奋斗着、前进着,却又早早地离开了人世,但作为大众文化实践的开创者和先驱,他却被人们所追颂。退一万步说,今天,必定还有更多得多的人像我一样压根没听说过许可这个人和他的事迹。但是,只要我们青年一代继续了许可同志的奋斗事业,只要我们以这种奋斗来传诵许可同志的光辉事迹,将来在某个时间、某个地点,当一个质朴的农民或工人听到关于许可的真实经历,那么,他一定会翘起大拇指说:他是好样的,他所希望的——我们的无产者解放事业一定有盼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