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草:批判——中修政权可耻地拿海啸赈灾做营私的政治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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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http://www.closerworld.org/phpBB/viewtopic.php?p=353
原文实则发表于毛泽东旗帜网

批判——中修政权可耻地拿海啸赈灾做营私的政治资本



透过现象,看本质!



(2005年1月8日凌晨 红草)


印度洋地震所引发的大海啸殃及了十几个亚非的第三世界国家,每天的死伤人数和无家可归者都在迅速上升,(2005年1月7日下午15时,海啸死亡人数已超过16.5万;全球有50个国家在这次海啸中失去了自己的同胞)这深深牵动世界各国人民的心。旗帜网的同志们又何尝不在关心呢?
我们通过媒体了解到,中国政府提供了大量的援助,成吨成吨的货物运往灾区,救济各受灾国的灾民。中国人民也提供了大量个人捐款:据中国红十字会提供的消息,截至5日,中国红十字会接到承诺和到账捐款共计4100万元人民币。
但是到1月6日早上,在雅加达的救灾峰会上中修政权终于暴露了它在救济背后的政治目的——是在可耻地拿为灾民提供援助的行为来做自己讨好各帝国主义、为本国资本开辟未来市场的政治资本。
我这样尖锐地批判这件事,也许有的网友并不能很快看明白事实,那么就让我来详细分析此事件。

一、中国对海啸之赈灾凸显政治意义
截止目前,中国以高度的务实态度向受灾国提供了大量援助:解放军部队已经向受灾地区空运了近500吨食物、饮用水等各种各样的物资(路透社1月5日);“在首批援助金额2163万元的基础上,又承诺向受灾国增加5亿元人民币的援助。中国医疗队、救援队已抵达现场参加救灾,数批救灾物资已经运抵主要受灾国家……到本月底中国政府承诺援助的物资、资金确保到位50%以上”(《同舟共济重建美好家园》温家宝)。据国际红十字会驻北京代表处发言人约翰·斯帕罗说,到目前为止,最大的一笔个人捐助承诺来自一位中国商人,他捐赠了100万元人民币,并且要求不透露他的身份(据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01/06/content_2423383.htm)
不可否认,中国政府和政府媒体所动员的大量社会资金对受灾国家的重大作用,中国无疑为这次赈灾行动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是值得肯定和褒奖的。而且,我们作为共和国公民、作为与受灾国人民生活在同一个世界的人应该向他们提供援助,以尽我们的一丝绵薄之力和真切情意。
但是,这件事已经作为一个政治事件出现了,并显现出浓厚的政治色彩。我为什么敢这样口出“狂言”呢?这不是狂言。且让我慢慢道来:
首先,中国的这次人道援助是创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纪录的。“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它是世界上对这一海啸灾难提供援助最多的国家之一,它承诺提供约6300多万美元的援助,这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高数字”(法新社1月5日)。而且,这次大海啸,中国政府和媒体进行了大规模动员和宣传,使得广大人民连农民、儿童等都捐了款,“随着官方媒体对灾民悲惨境遇的铺天盖地的报道,私人捐款非常踊跃,这是前所未有的”(美联社1月4日)。“东北辽宁省6岁的牟奕祯捐出了他三年来攒下的178元硬币。他说:‘那里的学校被冲走了,我希望这些钱能帮助那里的孩子重新上学。’”(据新华社报道)中国对印度洋海啸灾区捐款已有数日,7日民政部“民间援助印度洋海啸灾区协调办公室”透露,截至7日下午4时,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以及各地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以及各地慈善会累计接受民间捐赠到账资金达10496.1658万元(1亿多元人民币)(中新网1月8日)。可以说,人民的积极程度(实际上反映政府和媒体舆论的积极程度)已经创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纪录。创纪录本身能说明什么呢?创纪录本身确实不说明什么。但是大家要知道,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改变了毛主席时代的革命外交路线,实行的是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所谓务实主义外交,是以实利主义、国家利益为主轴的,就是说,这种外交是有显著的本位主义色彩的。基于这种外交路线转变,中国的对外援助大大缩减,革命的友谊的外援变成了赤裸裸的实利至上的“外援”(我不知道还叫不叫外援,所以打了引号)。从这一点来考察这次创纪录的人道援助,非常明显,这次人道援助是具有政治色彩的,至少也是不同寻常的。
其次,当权者在雅加达赈灾峰会上做尽了秀,表演得淋漓尽致,博得了资产阶级分子的喝彩。温家宝总理“趁5日要赴印尼首都雅加达出席东盟地震和海啸灾后问题领导人特别会议之机,指示有关部门,将中国政府向印尼提供的16吨紧急救援物资,用他乘座的专机尽快运到印尼”(据新华网1月6日13时报道)。用总理先生的专机来运救援物资,这一招真厉害,不知可以赚多少灾民的感情!于是中国媒体如此报道:“一位叫普拉莫诺的印尼外交部官员动情地说:‘中国总理是唯一用自己的专机给我国灾民捎来紧急救灾物资的外国领导人,他的举动令我们深为感动。’”总理先生声色并茂的《同舟共济重建美好家园》更是在表面上凸显出巨大的诚意,让人感激涕零。香港城市大学的一位分析人士这样说道:“这正是中国想要的。它想得到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乐善好施的主要大国所赢得的尊重”。“这正是中国想要的”——这话一语点破了这种援助绝不是一种“乐善好施”,而是一种政治交易,中修政权给付了援助,受灾国将来必定也会提供某种“返还”,这种“返还”在情理之中,是早晚的事情。
可能有人觉得我评论过于苛刻,对政府批判太尖刻。但就连资产阶级媒体也看穿了中修政权的这一伎俩。香港凤凰网1月6日报道:“温总理昨天抵达雅加达后答记者问时强调:‘我们已经郑重承诺。我们说话从来都是算数的,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实效和诚意,就是中国的‘救灾政治’。”好一个“救灾政治”,香港舆论道出了中修政权海啸赈灾的政治实质。但是他们分析得还不深,没有进一步指出这种政治目的是一种自私的以实利主义和国家利益为核心的政治目的。
中修政权已经逼得我们再也不能纯粹善良地考虑这件事了。

二、中修的政治目的分析
具体来说,中修此次赈灾具有四个主要政治目的:政治形象和国际威望信誉利益、经济利益、国际政治经济较量、缓和国内阶级矛盾。
第一,为了改善政治形象和提高国际威望信誉。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化后,尤其是大量廉价商品输出冲击亚太地区市场后,引起了亚太国家的反感和排斥,加上帝国主义的宣传造谣,肆意扩大、瞎扯“中国威胁论”(中国资本的商品输出确实损害了亚太其他国家的资本利益,但“中国威胁论”的许多内容是很离谱的,比如日本帝国主义把它主要是自身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说成是中国向它输出通货紧缩造成的)。在这种国际不信任状况下,中国迫切需要政治形象的改善和国际信誉的提升。可以说,捐款的中国人民、提供救济的医疗队、专家组是真心实意的,但是中修政权却在利用这种真诚来沽名钓誉,为自己捞取形象和信誉资本。
第二,为了经济利益。中国在亚洲国家尤其是在东盟十国中有越来越大的经济利益。东盟是我国第五大贸易伙伴,我国是东盟第六大贸易伙伴。目前,我国同除文莱外的东盟九国均签署了政府间贸易协定。中国与东盟的关系迅速发展,80年双边贸易额仅20亿美元,90年达到60亿美元,93年迅速突破100亿美元,96年突破200亿美元,2002年已经将近550亿美元。根据2002年中国与东盟达成的经济合作框架协议,2010年将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将是世界上消费者最多(17亿人)、经济规模第三大(近2万亿美元GDP)的自由贸易区。这简直就是“钱”途无量啊。东盟十国究竟是那些国家呢?和中国有什么利害关系呢?东盟十国包括:印尼、泰、缅、越、老、柬、新、马、文、菲。注意,印尼是此次最大受灾国,泰国损失达到了第四位,缅、马也受到了海啸袭击。印尼和泰国都是东盟中的大国,是具有重要地位的国家。中修政权的这次赈灾在经济利益上的着眼点在这些受灾国上,尤其注重这些东盟国家。温家宝先生担任国务院总理以来作为经常处理中国与东盟事务的专家在发表了温情脉脉的演说《同舟共济重建美好家园》后决不会不明白美妙演说背后的更美妙的经济目的。
第三,为了进行国际政治经济较量。在亚太地区,日本帝国主义一向是“雁行阵队”中的领头雁,是提供外资和外援最大的亚洲国家。但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这些外资和所谓的援助决不是什么“负责任的”、“乐善好施的”。它是带着显著的政治、经济、外交等各种利益的。外援是现代帝国主义国家推行新殖民主义的一种工具,而且是非常赚钱的一种工具,通过外援,可以推销自己的商品、附带种种不合理政治经济条件、贿赂受援国家等。就这次赈灾来说,大国的少量捐赈也是很有赚头的。我打个比方吧,如果你在十分饥饿又没有食物的时候得到了某人的几餐善意援助,你是不是会觉得这本来微不足道的几餐简直是无价的?这就和赈灾一样,灾难降临的时候印度洋沿岸的人们失去了几乎全部生活保障,这时候得到了中国人民的善意的而且还是大量的捐赈是十分感激我们的。斯里兰卡总统高级顾问、执政的自由党副主席毛拉纳先生5日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声音激动地说:“中国人民在斯里兰卡最困难的时候给予了高达3亿斯卢比的援助,但这种援助根本无法用金钱来衡量,因为中国对斯里兰卡的支援是从内心涌流出来的!”但是不幸的是,这种善意之举却被中修政权所利用,一个二十多年来一贯推行实利主义外交的政权是不可能无缘无故地突然改变策略来“乐善好施”的。中国的这种行为无疑对日本帝国主义在亚太地区的传统地位构成了挑战。日本帝国主义遂也迅速提出提供5亿美元无偿资金援助的承诺并提出大规模派遣自卫队参与赈灾。新华网分析说,日本帝国主义的赈灾主要也是为了争夺东盟市场这块肥肉,同时也“因为日本强烈意识到了中国在此次救灾行动中的影响”(据源于新华网资料http://news.sina.com.cn/w/2005-01-06/16144739780s.shtml)。
第四,为了缓和国内阶级矛盾。在这次地震海啸中,官方媒体舆论进行了大规模铺天盖地的宣传活动,并对人民的赈灾行为进行大量报道,政府捐款,人民捐资,在宣传和响应中,形成了政府与人民的互动交流,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缓和国内阶级矛盾、促进国内“团结”的作用,这也是中修政府所喜欢看到的现象。实际上,在各次灾难(水灾、煤矿爆炸等)中也出现了类似的状况,细想起来,很多事件,无论好坏,中修政权都能把它转变为对自己有利的好事,大肆宣传。这多半该归“功”于中宣部吧。

三、革命外交路线和修正主义外交路线
什么是革命外交路线,什么是修正主义外交路线。清楚这个问题有助于我们对事件本身的深刻认识,有助于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以至可以分析中修的其它外交行为。
应该指出,毛主席时代的国家外交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49年到60年代初,强调融入以苏联老大哥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第二阶段是60年代初到76年。60年代初,苏联蜕变为修正主义,社会主义阵营实际解体。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根据毛主席著名的“三个世界理论”(从而跳出了东西冷战对抗的狭隘的帝国主义世界观),以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国家身份实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向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和各国革命力量提供援助,广交朋友,反苏修,反美帝,推进世界革命,增强社会主义力量。第二阶段的外交路线是适应新形势的,“三个世界理论”至今仍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革命意义,因此,这一外交路线就是革命外交路线。
而修正主义外交路线实质上就是资产阶级的外交路线,修、资两条外交路线,本质上是一条外交路线。只不过苏修主义路线是超级大国、社会帝国主义的路线,中修路线目前还没那个资本,还只能搞“和平崛起”,中修的外交路线不但为本国官僚资产阶级等各个资产阶级服务,而且还为买办、为帝国主义的垄断资本——跨国公司服务,这是中修外交路线不同于苏修外交路线的“中国特色”。

只有实行革命外交路线,才是高度负责任的社会主义国家;放弃革命外交路线而实行修正主义外交路线,则体现了修正主义当权者在外交领域的彻底背叛。过去,革命中国实行革命外交路线并不是为了自己国家官僚资产阶级和跨国公司的利益,而是为了全世界被剥削被压迫人民的利益。1963年底至1964年2月,革命中国进行大规模外交活动,敬爱的周总理与非洲十国领导人分别举行会谈,并提出了中国与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和中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这是革命中国执行革命外交路线的基本原则。这五项原则简单概括说:
1、支持非、阿各国人民反帝和反殖(包括新、老殖民主义)斗争和民族独立斗争;
2、支持非、阿各国政府奉行和平中立的不结盟政策;
3、支持非、阿各国人民自择方式实现团结和统一的愿望;
4、支持非、阿国家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彼此争端;
5、主张非、阿国家主权应得到一切其他国家尊重,反对外来侵犯干涉。

革命中国政府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简述):
1、根据平等互利原则对外援助,不把这种援助看作单方面赐予,而认为援助是相互的。
2、在对外援助时,严格尊重受援国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
3、以无息或低息贷款方式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时延长还款期限,尽量减少受援国负担。
4、对外援助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国对华依赖,而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经济独立发展道路。
5、帮助受援国建设的项目,力求投资少、收效快,使受援国政府能增收、积累资金。
6、提供自己所能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资,并根据国际市价议价。如果中国政府所提供的设备和物资不合乎商定的规格和质量,中国政府保证退换。
7、对外提供任何一种技术援助时,保证使受援国人员充分掌握这种技术。
8、派到受援国帮助建设的专家,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物资待遇,不容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

中国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时代里,无私地向朝鲜、越南提供军援和大量经济援助,仅对越南一国,从1950年到1978年,中国无偿提供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总值超过200亿美元。在这两个战场上中国人民军队都参与了胜利粉碎了美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的斗争。中国还从政治和道义上声援亚非拉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向他们提供大量援助。中国工人阶级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帮助修建坦赞铁路,投入了近10亿元人民币的无息贷款和发运近100万吨各种设备材料,在不到9年的时间里修建了1860公里的优质铁路。对于各国进步革命运动,革命中国更是鼎力相助。
如果从革命中国的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也从这种援助获得了巨大回应: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大以76票赞成(其中非洲国家占26票)、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出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利问题”的提案,而美国炮制的一个“重要问题”和一个“双重代表权”提案遭到否决。毛主席诙谐地说,是非洲朋友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
而那个时候,革命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全世界被剥削被压迫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革命中国的国家利益就是要打破少数国家剥削、压迫多数国家的帝国主义秩序,领导世界革命,领导世界革命的任务不可能由苏联修正主义承担,更不可能寄希望于美帝国主义,和其他资本主义大国,因此革命中国自然就肩挑起这一重担。这种国家利益的实现丝毫不是霸权主义、帝国主义的,而是革命的世界的。
修正主义外交路线以所谓现代化的观点(实质上国家利己主义)来审视革命外交路线,必然得出国家利益受损的结论。他们胡说什么革命中国搞了太多毫无用处的援助(确实,对邓修官僚发财致富毫无用处),援助太多了,影响了经济发展,失去了现代化的机会(我倒还想反问,是谁丢失了使中国现代化的机会?);他们认为援助多了不好,而这次印度洋海啸赈灾却提供了改革开放以来空前多的援助,而且还津津乐道,这难道不奇怪吗?!

四、对中修政权海啸赈灾的综合分析
中修政权海啸赈灾本身事件有两点复杂性,必须正确看待。第一点复杂性表现在: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捐款绝大多数是善意的,有的资本家也捐钱,但他们不留名,可见他们动机是纯洁的,但是必须把社会上善意的捐款和中修政权的捐助分开来,把同情、捐助本身与中修政权的政治行为分开来,不要上中修政权调和国内阶级矛盾的当,对于媒体舆论的大宣传特宣传要理性冷静,善于政治观察和批判。第二点复杂性表现在:中修政权的海啸赈灾行为在国际上具有客观进步性,一方面是对受灾国是暂时的好处,这些好处应该肯定;另一方面,中国和欧洲都借助国际组织尤其是联合国来实施救援,实际上牵制了美帝国主义这个第一世界超级大国的力量,具有一定的客观积极意义。这后一方面,属于中修政权的客观积极效果(就是说中修政权主观上营私可耻,但客观上有一定进步意义),需要肯定。美国主张以周边主要国家为中心进行援助,并具体提出设立由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四国组成的“中心救援团”,来致力于灾区救援和重建工作。而中国和欧盟针锋相对地提出依靠国际组织,力图建立“以联合国为中心”的赈灾机制。在主观上,中修政权的行为不过是说明其力量、资本还不够,得依靠国际组织来争夺利益罢了,但在客观上具有牵制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的一定的进步意义。这一点值得肯定。但是就中修政权海啸赈灾的总体性质来看,中修政权海啸赈灾是政治上的反动,是可耻的行为,是外交版的假公济私,必须深刻、透彻地分析并坚决批判之。

对于印度洋地震海啸,我们应予以继续深切关注,同时我们也应严重注视中修政权的政治表演,继续揭批、谴责其行为。灾后不会过很久,大家就会发现中修政权可以更轻松地从原受灾国赚取各种利益了。澳大利亚世界宣明会主席科斯特洛说,也许只有二战才能与之相比,印尼、斯里兰卡、泰国以及其他在海啸中受灾的国家需要一个类似马歇尔计划的方案。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说,可能需要10年的时间才能重建南亚。仅仅在这种需要大量投资并且有利可图的重建中,中国的资本将赢得多少利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