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草:要做站在工农大众立场上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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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站在工农大众立场上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
          ————兼回复lypg同志的若干善意忠告


2006-1-8   红草

    ※自2005年7月退出论坛斗争声明后的第一篇公开说明。兼回复lypg同志的善意忠告。

 

崇毛派们所谓的“托派”是不存在的

    政治上的名词总有它特定的意思,要放在具体的历史中理解,而不能按它的字面意思胡说八道。现在的崇毛派在提到“托派”时——那个“托派”无非就是指斯大林之流曾经杜撰出的那个词,这个词的历史含义是指托洛茨基的独特的一套反对列宁主义的观点,是指一个独特的小流派、小宗派。但是这只是历史镜头中官僚集团及其形形色色的应声者狭隘的眼界所看到、所死缠不放的臆想特征罢了。所谓的托派是根本不存在的,所谓的托洛茨基主义也是根本不存在的,列宁主义也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列宁和托洛茨基都只是在特定历史具体条件下强调、应用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并且在实际中对它有所发展。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个体系,这个体系由马克思与恩格斯奠基,在后来的卢森堡、列宁、葛兰西、托洛茨基等众多革命家不断强调、丰富和深化下,在群众运动中才被赋予了真正的生机和活力。
    崇毛派们所谓的“托派”不存在。但是,现在国际上确实有很多托派、托派组织,这又是就它们都承认托洛茨基对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的贡献这一点而称呼的(实际上他们一般命名为“社会主义工人党”、“革命马克思主义同盟”“革命共产主义阵线”等),但这并不说明托派是个独立的体系,托洛茨基的理论只是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而已。


派别性标签与阶级立场

    派别性标签在实际政治斗争中反倒容易欺骗人,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例子在共运的历史上不胜枚举。毛派自己的阵营都决不是“思想政治高度统一”,打着毛泽东旗帜反社会主义者,打着左派旗号反工农的,多得是。在国际托派中,也有打着马克思、托洛茨基的旗帜搞机会主义的,阿根廷的机会主义者波萨达斯就是如此,他篡夺第四国际拉美局的权力,另立门户,在自己的王国里大搞个人崇拜,丢掉了起码的党内民主原则,遭到其他第四国际派别的一致反对。在现代,这个派那个派林林总总、五花八门,无非是想借历史遗产或今天的风潮来达到他们各自的政治目的,要区分某个人、某个组织到底是站在哪个立场上的,不是看他自己鼓吹的什么标签或者字里行间有几句炫耀夺目的红色词句,而是看他在对待具体问题上是如何批判、如何主张、如何表态的。
    因而,要看是什么样的阶级立场这才是最重要的。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与左派 —— 兼回复lypg在实践方面对我的忠告

    你说中国左派的弊病归根结底是因为无产阶级无组织、力量弱小,所以左派相应地才弱小。这不对。中国左派力量弱小的根源在于左派普遍缺乏与无产阶级群众的联系。尽管我知道有左派在默默地做着与群众联系的实际工作,但是这样的左派是很少的,而且彼此还很分散。
    在我们通常语境和现实状态中,无产阶级和左派是截然分开的,无产阶级的组织与左派的组织也是两个概念,左派中不乏有人高呼通过网络实行联合(这种论调我从2003年听到了2006年),但是奇怪的左派怎么也不会去想——怎么样到群众中、与群众建立联系、实现无产阶级的联合。广大左派的逻辑似乎是,先要把网络上的乌合之众都联合起来,然后再讨论如何深入群众,然后再设法无产阶级的联合。但是左派在实行这个逻辑的时候却不顾阶级斗争的实际情况,许多地方阶级斗争空前激化,不少自由派的热血青年投入到运动中(相比之下,自由派倒是崇毛老左们要革命、要实干得多),自由派赢得了大量群众基础(不管你们承不承认)并且主导着民主运动。而大批最红的崇毛左派却仍一动不动。在阶级斗争激化的地方,实际上都出现了无产阶级的暂时的组织(没有一个核心,哪怕是没有一个暂时的核心,任何长久的斗争都是不可想象的),要说无产阶级绝对是无组织的那是说不过去的,严峻的斗争给左派提出的任务是如何在阶级斗争暂时低落的时候继续保持无产阶级的士气以及把分散在斗争高峰期间和全国各地的暂时的无产阶级组织联合为统一的无产阶级组织——当然是秘密组织(这些都不是单靠网络能够完成的)。
    在你对我的忠告里,还完全否定了国际主义。这倒很是奇怪,不少毛派十分推崇国际毛派的各种斗争、并在道义上声援他们,而你却完全否认了国际主义。在你眼里,所有的国际组织都是反动的一帮。难道国外就没有真正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并且拥有工农群众基础的国际组织吗?如果是真正站在劳动大众立场上的中国同志,为什么会拒绝站在劳动大众立场上的外国同志的帮助和声援呢?
    关于辽阳的那篇文章我看过,我赞赏工人对自由派的断然拒绝,工人在国有制计划经济和资本主义制度两重天之下有深刻体验,所以才会与那些攻击社会主义的人决裂。但是我不赞同文章中关于“‘与国外敌对势力勾结’成当局镇压工人的绝好借口”的说法。何谓勾结呢?我们完全可以在强调国际主义原则的同时与国际工人进步组织划清组织、责任上的界限,这不违反国际主义原则,也不构成勾结,你放心,这样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现实上都不会有危险——这是从实际上来说。从理论上来说,“与国外敌对势力勾结”根本就是一句废话,因为官僚资产阶级们自废武功、敞开大门让帝国主义的垄断资本冲击中国亿万工农群众,使劳动大众破产,这算不算官僚资产阶级“与国外敌对势力勾结”来颠覆社会主义呢??这个帐又该怎么算呢?很明显,现在暂时还算不了他们的帐,因为他们掌握着暴力和话语垄断权。由此看来,他们掌握暴力和话语垄断权才是真,所谓的什么什么勾结完全是借口,即使不要这个借口,还可以再想一个借口,如果我们只是为了这种虚恍的借口而放弃国际主义原则,岂不是太不明智了?


毛,毛主义,毛时代与文革 ——兼回复lypg同志在理论方面对我的忠告

    lypg同志对我的理论忠告,集中在毛、毛主义、毛时代与文革的话题上,这也是毛派的焦点问题。你说我“滑向了托派的理论泥潭”——我其实直到今天还没有真正看过王凡西的《毛泽东思想论稿》或者托派前辈在这方面的论著,由于种种原因我没有系统地认真地研究托派前辈关于这方面的论著。我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更多是受到了其它一些非托派的历史书的影响,尤其是莫里斯·梅斯纳的《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的发展》。洒水车同志向我推荐《大跃退》,文章的风格倒是很有几分像莫里斯·梅斯纳,那些观点我基本上都能接受。
    如果想详细了解我这方面的观点,你仔细看看《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的发展》就行了。毛派倾向于为毛泽东辩护,指出毛泽东是抨击刘邓修正主义(官僚集团)的,所以文革不管怎么纷乱、戕害了多少人命,毛派总能把毛泽东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因为毛派可以把责任都归结在刘邓官僚集团上,或者是说人民还没有真正领悟毛主义,总之毛泽东是不会错的。其实我在过去有一段时期也倾向于这种看法,因为小时候我看过文革时期的不少宣传资料,包括70年代版本的中共党史,讲十次路线斗争,讲各种纷乱复杂的政治斗争,都是毛泽东思想站在正确一边,凡是不执行毛泽东路线的就必然会吃亏、会失败,执行了毛泽东路线就会取得胜利、从胜利走向胜利(顺便插句:那些书的词语相当夸张,如果让现在的青年来读,会读不下去的)。但是莫里斯·梅斯纳的书却给了我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单单是给了我对毛、毛主义、毛时代与文革的另一种独特视角,更是让我这个马克思主义者真正感到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回归。历史唯物主义讲起来是很浅显的道理,但是在我们国家的传统教科书里却早已被丢掉了,也在人们的麻木的头脑中被遗忘。
    历史唯物主义首先要求我们把人民而不是某个党甚至某个领袖作为历史的主体,历史唯物主义所关注的不是领袖的命运和威望的升降,而是关注人民的地位、权利与福利。大家是否发现:传统的毛时代历史教科书带有一种很显著地为某个领袖或党的某些政策、举措进行辩护的倾向,对于在这种教育下长大的人来说这种显著倾向倒是司空见惯了。但是在莫里斯·梅斯纳的《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的发展》中我却感到一种强烈的相反的倾向——他常常辩证地分析我们教科书里一贯完全拥护的政策,我们所经常认为的铁板一块的政治社会(要么是团结一致要么是机械的两派),在他的眼中却是具有不同社会经济利益的活的集团所构成的活的斗争的历史。在传统左派看来,莫里斯·梅斯纳似乎是评价混乱的——因为他高度评价了毛时代的工业化成就(毛派也很喜欢引用这个美国教授对毛时代工业成就的评价),但是他却冷静地揭露了毛主义政策的实质——并没有建立起无产阶级民主的制度,也没有给人民什么权利。但是传统左派们恰恰局限于那种为某人某党某些政策辩护的立场和思维,而不理解莫里斯·梅斯纳这个左翼分子实际上紧紧围绕着这样一个核心——人民中的不同部分(工、农、学生、其他知识分子等)的地位、权利与福利的升降得失来写历史。
    你说我“对于中国革命的历史缺乏了解,尤其是毛泽东时代的历史、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可是,什么才叫了解呢?说句不卑不亢的话,我在初中、高中的历史都是学得不错的,在年级里还可排个前三、五名,我看过崇毛老左们写的一些新中国历史,也看过今天的官方御用史学家写的《“文化大革命”简史》,看过莫里斯·梅斯纳写的历史,洒水车推荐的《大跃退》我也看了而且也基本赞成。但是我仍不同意你们特别是你们在台湾的同志金宝瑜写的《应正确评价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资本主义改革》。或者说白了:是不是非要站在你们那样的立场上来看问题、要和你们的思想统一起来,才算是了解呢?
    你说“托派发明了一个公式:毛泽东时代=斯大林主义=官僚专制”,从实质来看,这个等式基本上是对的(如果把毛时代算为1949到1976年的话)。当然,我也知道,从形式上看,毛泽东时代与斯大林主义、官僚专制都有不少区别。但是先请注意,我们在这里探讨的是毛时代,而不是毛主义,更不是毛本人。你们说毛时代有过民主,这我不否认,文革初期有过民主自由,也就是1966年夏天到1967年初的这五六个月里有过民主自由,在中国毛时代的27年(324个月)里有五六个月有民主自由,从毛个人角度来讲,他作为最高领袖敢于在官僚专制上打开一个缺口,谁都多少有惊叹和瞩目的,我不否认毛本人可能天生具有某种伟大的气质,但是你并不能说因为有五六个月有民主自由,所以这324个月里都是无产阶级民主时代,要那样说就是自欺欺人。正如莫里斯·梅斯纳所指出的,文革在1968年就走向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是官僚集团的围剿,林彪的解放军官僚集团对群众的镇压,1969年4月的中共九大宣告了文革的终结,而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呢?在群众造成的“混乱”与他所信赖的党委官僚秩序之间,他坚决地站在了周的党委官僚的一边,在全国各地恢复党委的牢固统治,据莫里斯·梅斯纳援引的材料,到70年代初,绝大多数老官僚又恢复了统治(对毛来说,只需反复的思想改造就行了,一党专制和官僚主掌权力的局面是决不能改变的)。鞍钢宪法,所谓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其中有工人参加小组管理),只是工人参与工厂管理,但是主导权还在干部的手上;干部参加工厂生产劳动,或者去五七干校,或者下乡劳动,但是干部们依据乌纱帽不同级别而享有的不同政治权力与待遇却不会改变。毛时代的政策看起来好象是让工人农民逐步逐步地得到更多权利和福利,通过这条“切合实际的”道路最终可能走向社会主义,但是这却是必定不可能的。因为,从逻辑上看,工人与官僚特权是对立的,毛只不过是靠对官僚的威压和对工人的福利不断增加来暂缓了这种对立,试想一旦要根本触犯官僚集团的利益,它管你是毛泽东还是毛泽西,一样造反,因此不靠政治革命、靠改良(哪怕看起来是像金宝瑜先生所描写的那样充满希望的改良主义)是根本不可能的,那才是幻想,才是乌托邦。实际上,毛时代已错过了最佳转变时期——1967年1月的上海一月革命,据莫里斯援引的材料(如果他援引的材料是可信的话),当时上海工人已经整合出了一个以工人耿金章为领导的团结了几十个工人群众组织的上海人民公社,张春桥却与工人阶级叛徒王洪文搞了政治交易,自己联合一部分工人搞了个政权,张跑去请教毛,问他该不该搞上海公社,毛不相信工人公社能抵抗外敌入侵,于是建议不搞公社,得了毛的圣旨,张、王开始乱搞,加上毛让林的军队介入,导致了1967年上海春天的血雨腥风、也使武斗之风愈演愈烈(可见上海的工人反对派出现时间虽短但还是有一定力量的)。文革失败的病毒,应该说是从1967年1月的上海工人大失败开始蔓延的。
    文革没有给中国革命带来什么经验,教训倒是有一大堆。在此,文革为什么会失败、文革失败该有谁负责,其实我都没讲,我对许多问题以及材料的确实性还在继续考虑当中。就我现在来看,文革为什么会失败,最根本的是劳动群众没有真正获得自由权利——尤其是劳动群众没有真正地建立起他们自己的民主政权,最可悲的是,当上海工人阶级真正地建立起1966年中共中央口口声声许诺支持的巴黎公社政权时,竟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镇压了。(所谓的获得各种自由权利实际是毛泽东钦定的,所以他金口一开说要收回圣旨就收回圣旨)


言行不一的毛以及革命的历史逻辑

    lypg同志说:“我在看托派‘大师’Mandel的《权力与货币》时就想笑,他说的那些,毛主席比他早二十年就说过了,他还抨击主席,实在是违背做学问的基本原则,无视前人已取得的成果”。
    可是,lypg同志却没有发现,毛泽东有太多时候是言行不一的,仅举一例,毛泽东曾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说过中国革命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给人民带来民主,要建立人民民主,但是毛时代的中国从来没有民主,劳动人民连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都没有,民主又从何谈起呢?——难道那种“党委决策、人大审批、政协鼓掌”的制度才叫民主吗?
    中国革命的历史逻辑正极大地影响了中国革命后的不民主的官僚专制,中国革命和毛的中国共产党归根结底是脱胎于农民战争,在长达22年的农民战争中,中国革命的领导核心形成了一种以政治军事干部为核心的单一的讲究效率的委任制的特殊集团,这也正是长期的残酷的农民战争所需要的。发誓要在中国建立人民民主的正是这样一个集团,它在创造新社会的同时就受制于它本身的特点,而这种特点完全来源于中国革命的历史逻辑。
    这就使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有根本的不同,也与1927年以前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有根本的不同,因为在工人运动中,往往要求产生民主的真正落实自由权利的领导集团,这一点在俄国工人革命中就体现得很明显,俄国工人革命的派别斗争很激烈,而且在十月革命后,许多革命者包括列宁在内都惟恐党内缺少派别自由与发言自由。俄共十大通过了(因为内战正酣)暂时禁止派别斗争的决议,但当一位革命领袖(梁赞诺夫)提出一项修订案,主张不许各派以各自政纲的基础上选举中央委员会时,列宁表示反对,他说:“这是我们无法禁止的”,“如果在根本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我们决不能剥夺党和中央委员向全党申诉的权利。我想像不出我们怎么能这样做!”(见我站上的文章《十月革命的良心 ——列宁的反官僚斗争》)工人运动为主线的革命与农民战争为主线的革命是根本不同逻辑的斗争,这在历史上就生动体现出来了。想当年还在陈独秀管党的时代,中共中央代表大会还是真正富有民主精神的一人一票制,作为总书记的陈独秀1926年秋天提出了强烈要求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独立执行土地革命政策的提案,还被多数票压了下去,且不论当年的是非,我们试想在1949年到1976年的中共,谁能、又谁敢把毛泽东的提案压下去呢??为什么工人革命与农民革命有这么大的区别,我想至少有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两种革命所依据的经济基础——小份地生产与大工厂生产两种生产及其管理所带来的必然政治特点:小份地生产者不需要什么民主自由(他们本身就满足于被束缚于一块肥沃的土地上),他们千百年来最大的渴望无非是得到一小块份地,还希望得到一个强大的政治统治者的保护,因为小份地生产者不是独立的阶级,他们需要外来的政治保护;而大工厂的生产者们(在这里我特指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他们本身就是以人身自由为前提的),他们在追求经济解放的时候以政治自由为条件进行斗争,所以他们深深明白政治自由权利的重要性,他们恰恰不需要强大的政治保护者,因为工人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随着资本集中(也会导致政治集中)的加剧,他们往往会成为最激进的民主主义者。
    不同革命的不同的客观历史逻辑根本地造成了毛所标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都没有达到无产阶级民主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文革的失败的责任问题还更复杂咧。
    曼德尔——或者说第四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精明之处就在于,他们要求运动的一开始(而不是革命胜利后才注意)就注意采取措施来使运动始终被运动的基层民主和政治自由所制约,使之处于健康成长的状态,只有在这样的状态下发生的革命才可能最终导向的社会主义的民主苏维埃政权,否则无论是毛泽东几十年前说过的漂亮言辞还是曼德尔强调过的高尚原则都会被客观历史逻辑所导致的工人官僚所异化。


要做站在工农大众立场上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

    如上所述,在工农群众运动的一开始就要使无产阶级内部的组织具有民主与派别自由的特点,我这里讲的是无产阶级内部的组织,而不是什么左派组织,实际上也不需要什么自以为是的左派组织,当务之急是左派以各种形式深入群众、与劳动大众建立起长期密切联系、去干真正的革命,而不是网络上的口号意淫。
    评价历史、看待问题都要站在为工农大众辩护的立场上,而不是站在为某人某党某些历史古董政策进行辩护的立场上,只有这样才可能把眼光放得冷静、辩证、长远。
    其实,我不想和崇毛老左们辩论(之所以半年前写那个退出论坛斗争总声明),正是感到崇毛老左们死守历史古董的那种迂腐的不可理喻的特点,这特点正表明崇毛老左们不敢正视现实、不敢面对活生生的阶级斗争。我有很久很久没有针对论坛上的斗争写这样的长文了,将来恐怕也没有时间写了,因为我决心去干我所主张的。我曾在2005年6月10日写过一篇《为共产主义献身》,这篇文章不但是价值观的宣言,也是我决心转变为一个真正的托派(不是崇毛老左们古董货架上的那个“托派”)、真正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宣言,我会去追求另一种不同于网络口号意义的崇毛派幻想的天真的左派革命,而会去追求一种现实的活生生的长期地下斗争,做一名站在工农大众立场上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
    我曾在网络上说过、也曾对国安说过、也曾在对公安的“保证书”里写过——随着我阅历的增加和读书的增多,我可能会对具体问题有新的看法,但是首先我对于为劳动大众辩护、斗争的立场决不会改变,我对革命马克思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基本看法也决不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