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草:读《国家与革命》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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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4-7上传

读《国家与革命》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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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无疑对于我2005年上半年从崇毛反对派转变为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很大影响,在这个后记的后面一些部分,我已经公开认同托洛茨基主义的一些观点。我过去读经典著作很少,而偏向于历史及辩论。孔夫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对于我这样一直过分热衷于思辩的人来说,经典的阅读犹如清泉入干喉,令我受益匪浅。
我是在2月到3月看这本书,写了后记,后面做了大量的理论思考,在现在看来,许多思考都不对头,所以我删掉了我的大部分思考,留下了部分思考,主要是两点注释之后的那段文字,其中谈到最发达国家无产阶级依然有革命性,这是我15岁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以来的一贯信念(并且我搜集有大量资料可以证明)。真是巧合,这个观点正是主流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所坚持的观点。60年代帕布洛曾经批判过这种观点,但曼德尔、弗朗克等人以及1968年革命的事实很好地捍卫了这种观点。


——————2005年8月中旬记于革马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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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的革命与前途
                             ————读《国家与革命》后记

 

红 草

 

 

2005-3-2       8-13录入时修改
  
     《国家与革命》:
      1964年9月第7版.人民出版社.单行本
      1972年3月广西第1次印刷
      译文采自《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5卷

 

 

一、尝试为这本书写个导读
      《国家与革命》是弗·伊·列宁在1917年8—9月秘密写成的。1916年下半年,列宁在批评布哈林国家问题的反马克思主义立场后,开始搜集马克思主义论国家问题的材料,到1917年2月已基本准备好。但因为政治危机及其引发的十月革命使得本文第七章未写完(只留下一份详细提纲),前六章即构成人们所看到的《国家与革命》(全称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

       全文主要内容是:以阶级观点简明扼要地分析了国家性质和国家机器、科学阐释国家消亡问题(第一章),从1848年欧洲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中论证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第二、三章),恩格斯涉及国家问题的对机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批判及一些论述(第四章),论述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问题(第五章),最后一章则通过了以机会主义者为一方的三场论战深入批判了国家与革命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观点。

       全书中心思想:在批判以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机会主义中科学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学说,恢复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对帝国主义时代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具有重大鼓舞(推动)意义。

       本书在写作上的显著特点:贯穿阶级分析法,到处显露革命性的锋芒;从不简单、学究式地阐述观点,而是根据现实斗争提出、并在与错误思潮的斗争中解决问题;行文通俗易懂,以尽可能丰富的语文修辞手法和形式来投入论战,读时充满激情和热忱;大段大段引用马恩经典论述(可见列宁对马恩经典的熟悉)。

       这本书并不深熬难读,我每天并不用多少时间,一星期就读完了,并用一天半左右做此后记。
 
二、无产阶级的革命与前途
     (笔者心得)

       关于这个题目,最具意义最经典的是本文的第二、三、五章,前两章阐释论述的理论可一言以敝之:破旧立新。即摧毁旧国家机器,建立新型无产阶级国家。而第五章则以马克思主义科学地考察了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发展问题,也相当有趣。

       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列宁引用马、恩的经典论述:极其鲜明地指出,工人阶级必须进行暴力革命,而不是和平地改良;工人阶级必须组织为统治阶级,使用国家机器镇压剥削阶级及其反抗;工人阶级必须摧毁、破坏旧国家机器(官吏和常备军);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Marx语),而必须以无产阶级专政取而代之。列宁以严密的逻辑有机地大量引经据典,在现实批判斗争中复活了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观点。

       关于无产阶级的未来(专政一宣告成立之后的)任务,列宁在此展示和强调、深化了马、恩最经典的大胆论述。我想,这是初学共产主义理论的人所十分感兴趣的,因为它是关于未来社会形态的见解。然而,这并不是庸人们所讥笑的“社会科幻小说”或者“乌托邦”,因为它正是建立在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的经验与严密合理的思维逻辑之基础上。

       那么,马克思主义论述中(根据1871年革命经验)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共和国是怎样的呢?

       第一,“废除常备军而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它”(Marx语)。“武装的人民”,就是指民兵。只有全体人民武装起来,国家才会巩固[*1]。在此,我劝同志们不要相信唯武器论者的书斋说教!我敢说,人类社会史上没有一场战争的胜负不是由社会因素而右武器技术因素决定!20世纪,只需侃侃越南战争就一清二楚了。那么,资产阶级国家为什么不屑于全民武装呢?说“不屑于”是资产阶级庸人们碍于脸面的怯懦托辞,“不敢”和“不能”才是真实情况。因为全体人民一旦武装起来,就不会像职业的常备军那样忠于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就会忠于自己的诉求——打倒和镇压那些压迫人民的阶级。这正是1848年欧洲革命中反动势力为什么迅速解除无产阶级自己的武装的原因。资产阶级囿于其阶级局限性既不敢也不能发动全民武装,对中国人来说最熟悉的例子是,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即只用常备军抵抗、不发动全民,因此抵抗不了强敌。不过右派庸人们还有一种“善良的”说法。北京有个小右曾写信给我,说什么共产党总是让大量无辜百姓上战场充炮灰,而资产国家却只用专门的职业军队来打仗。我回信反问他:当人民的利益受到战争威胁时,为什么禁止人民拿起武器保卫自己呢?相反,为什么当资产阶级国家受到战争威胁时,反而征用人民的儿女们来为资产阶级充炮灰呢?

       第二,一切公务员实行普选,共和国(公社)代表对选民负责,并可随时撤换。这里说明:废除任命制(上面钦定),实行普选(群众选出);废除终身制,实行责任制(对选民负责,可随时撤换)。有人自然会反对这种制度(特别是持传统斯大林主义思维的人和受邓修稳定论影响的人),他们认为,稳固是最重要的,官员如果经常撤换不利于稳定人心,也难以保证政策的连续性等等。但看看今天社会的腐败就够了:是把那些腐败分子拉下马更稳定人心呢?还是让他们继续以权谋私、吃喝嫖赌更稳定人心呢?至于邓修鼓吹的“稳定压倒一切”论,那恰恰说明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底盘上、在修正主义官僚统治的内部,无产阶级民主根本就是扯淡,只有资本独裁和官僚专制才在这个社会有市场。

       第三,把所有公务员薪金减到工人工资水平,公务员最高工资不超过工人最高工资水平,“取消支付给官吏的一切办公费和一切金钱特权”(列宁语)。庸人们把马克思主义的这些预想(首先是巴黎公社实践经验)看成是愤世嫉俗的夸张幻想,修正主义鼻祖爱德华·伯恩斯坦同考茨基主义者及机会主义者都嘲笑这种“原始民主制度”。然而这些并非不可能,恰巧相反,正由于资本主义大生产的创立和发展,使工厂、交通、通信等的发展水平足以使大多数国家职能简单化(变为诸如填表、登记、检查等简单手续),行使这些简单职能实际上只需支付工人工资水平即可。马、恩、列都未能看到:今天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正在使国家职能更趋简单化,马克思主义的分析随着科技发展越来越具有合理性。而这些措施所具有的极其伟大极其重要的意义——列宁如是写道:“这里恰巧最明显地表现出一种转变:从资产阶级的民主转变为无产阶级的民主,……”

       第四,取消资产阶级议会制和三权分立制,共和国政府(行政)兼管立法。列宁引用马克思的经典:“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立法和行政的工作机关”。小右们看到此,大概会叫喊:“不得了!取消三权分立定会腐败泛滥!”列宁则一针见血地揭露道:“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镇压人民、压迫人民,——这就是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真正本质”。列宁指出,废除议会制并非废除议会(代议机构),而是废除议员的特权,打破立法和行政的脱节,“议员必须亲自工作,亲自执行自己通过的法律,亲自检查在实际生活中执行的结果,亲自对选民负责”,这样才使“发表意见和讨论的自由不会流为骗局”。列宁激烈地抨击资产阶级议会实际上是“专门为了愚弄‘老百姓’而从事空谈”,这一批评是有道理的:列宁举例指出美国、瑞士、法国、英国、挪威等都是如此,1905年俄国革命后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亲自参加杜马斗争实践,加上1917年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上演的议会丑剧,都证明了这一批评。现代小右们说,中国今天的腐败正是因为三权不分、没搞三权分立。同样是三权不分,为什么在毛主席时代的中国政治腐败就相对少得多呢?此外,西方先进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也经常有很大的腐败案。中国政治腐败的问题根本不在于政体。

      上述就是马克思主义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结的政治形式。

      实际上,上述这些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政治模型并不是马克思发现的。列宁措辞极其谨慎地写道:“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去发现这个未来的政治形式。他只是确切地考察了法国历史,对它进行了分析,得出了按1851年事变所应得出的结论:问题在于破坏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当无产阶级群众革命运动爆发的时候,马克思就来研究这个运动究竟发现了这样的形式”。

       那么,研究这种未来政治形式有什么意义呢?空想主义者妄图“发现”它;无政府主义者则对未来政治形式避而不谈;20世纪初的机会主义者则把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形式“当作不可逾越的极限,对着这个‘典范’磕头磕得头破血流”;而21世纪的今天,闲人大概把它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善良而思考不足的同志也只是把它看作激动人心但未必实现得了的某种追求。可是,同志们,革命导师们正是认真严肃地为革命无产阶级指出未来的重大政治形式啊!正是由于无产阶级机革命党对这些任务负有不可推卸、必须执行的责任,正是由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二月革命后推卸了这些责任,列宁才痛斥他们是“社会主义叛徒”、“腐朽的市侩英雄们”。

      关于无产阶级的前途,即关于共产主义的问题,关乎一个贯穿全书的重要课题:革命对国家的任务。革命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将自行消亡,国家消亡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果。国家消亡只能从无产阶级革命开始:无产阶级革命摧毁传统意义(少数剥削阶级镇压多数劳动者阶级)的国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国家的性质发生了根本转变,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开始消亡。但是,无政府主义者则妄图在一天之内一举消灭全部意义上的国家,这在实践上是愚蠢而有害的。

     “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恩格斯《反杜林论》),而当无产阶级在粉碎资本专政后,则“赋予国家以一种革命的暂时的形式”(马克思.发表于1913——1914年《新时代》第32年卷第1卷第40页)。这两段论述并不矛盾,而都是为了批判无政府主义,并阐明了极其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都把最终消灭国家作为目的,这一点也不荒唐。但是无政府主义者不了解运动的条件和形式。而共产主义者不但根据1871年革命经验系统地提出未来工人共和国的政治形式,指出这些政治形式最终将使国家成为完全多余的东西,而且还“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发展问题”,就是说,探究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问题,这就是本书第五章的全部内容。

     人们会问,马克思主义凭什么(根据)探究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袁岳起因、作用力等因素伴随,事物的特点及发展都不可能完全摆脱刚刚过去的影响。这在自然界和人类日常生活中都是极自然的道理,到处都可以找到证明。例如,一颗花生的种子种下去,我们虽不能准确估计它最终长多少片叶子、结多少粒果种等,但我们至少能根据它的来源一般地推测它将结出花生而不是结出玉米,还能根据它的特点和条件比较准确地预测更多东西。就如何提出问题,列宁开辟了一节予以探讨。

     马克思主义根据这一普遍道理极自然地推断:“在历史上必然会有一个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特别时期或特别阶段”(列宁语)。马克思的表述也极明白:“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0—31页)。

      围绕国家消亡问题,马克思科学地把共产主义分为低级和高级两个阶段,马克思并不是像写教科书一样臆造定义,“而是分析了可以表现共产主义在经济上成熟程度的两个阶段”(列宁语)。

      在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生产资料归整个社会所有,消费品领域实行按劳分配原则。但马克思主义指出,按劳分配仍然是“资产阶级法权”,它同任何权利一样,以事实不平等为前提有的人强些,有的人弱些;有的人已婚,有的人单身;有的子女多些,有的子女少些;等等。这是事实不平等。的确,每个人付出与别人同等社会劳动,就能领取一份同等社会产品(扣除该扣的费用、基金之后的)。这是分配标准的平等。“把同一标准应用在不同的人身上,应用在事实上各不相同、各不同等的人身上,因而‘平等权利’就是不平等,就是不公平”(列宁语)。马克思说这是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的一个缺点,但又是这个阶段不可避免的,为什么呢?这里有一句马克思十分经典的论述:“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资产阶级法权”的必然存在,还有保卫这个法权的必要,国家就还没有完全消亡。

      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人们自由地参与社会分工(选择劳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消失,劳动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个人全面解放和全面发展,生产力足以贯彻“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原则。列宁在此再次[*2]谈到民主。民主意味着形式平等,但它还不是事实平等(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原则)。“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形态”。民主同任何国家一样,一方面有组织有系统地对人们使用暴力;另一方面,民主在形式上承认公民平等,承认公民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列宁假设并严密论证了一种情况:在20世纪初最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之后,一天之内就可由武装全体人民进行监督生产和分配,统计劳动和产品的工作;而具有高等专业知识的工程师和农艺师等等会在武装工人的支配下更好地工作。在正确地进行这种全民统计和监督时,“全体公民都成了国家(武装工人)的雇员。全体公民变成了一个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的职员和工人。……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管理处,成为一个劳动平等、报酬平等的工厂”。但这还不是我们共产主义者的理想,这只是为了肃清资本主义时代留下的旧痕迹(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道德的等)、为了继续前进所必需的一个阶段。而“当社会全体成员或至少绝大多数成员自己学会了管理国家,自己掌握了这个事业……的时候,对任何管理的需要都开始消失了。民主愈完全,它成为多余的东西的时候就愈接近”。列宁以此结束第五章:“到那时候,从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过渡到它的高级阶段的大门就会敞开,国家也就会完全消亡了”。

     马列主义就是这样科学地展望无产阶级的前途的。这种展望的前瞻性使人充满理想主义激情,而展望的理性则使人坚信共产主义必胜,展望的意义还在于:使无产阶级全面地把握自身,提高革命自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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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只有全体人民武装起来,国家才会巩固”:这句话是不严谨的,应说成:
“只有全体人民武装起来,‘国家’才会巩固;而一旦有全民武装,作为以此而巩固的‘国家’就不是任何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了。”

[*2]“列宁在此再次谈到民主”:列宁在这篇文章中前面已专门谈过民主消亡的问题。见全文第四章第六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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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世纪的今天再读《国家与革命》,自然要问: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对国家任务的理论过时没有?这一理论能否应有于现代修正主义国家?21世纪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是否应遵行马克思主义总结的政治模型(这种模型是否有合理性和可行性?)?这些问题展开论证需要很大篇幅,但读书又不得不与现实结合思考才有意义,因此我只阐述我的个人观点,并简略谈谈。

     
                  1、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对国家任务的理论依然正确
       1968年世界革命之后,世界大多数国家陷入革命低潮。苏联、东欧等国家人民被资本专政暂时压倒;欧美发达国家多数人民则和平改良思想泛滥,或者一时安于资本秩序;中国、越南等国人民暂时忍受官僚资本专政的压迫;在危机重重的拉丁美洲,左翼力量参与政府之程度达到空前水平,以查韦斯为榜样的新改良主义大行其道(无论这种改良有多么进步或者说有多大的可能因为群众运动高潮而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它依然是一种改良,是一种政治赌博)。

       今天,距列宁写这篇文章近一个世纪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已被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和平人民所忘记和抛弃。

       然而,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对国家任务的理论依然正确。就是说,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破坏旧国家机器、建立新型无产阶级专政以至消灭国家的理论依然正确。为什么敢这样断然呢?因为第一,国家的性质没有改变。国家仍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仍然是剥削阶级压迫被剥削阶级的工具。第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依然存在。毋庸质疑,二战后现代经济的发展使阶级分化出现了新情况、新趋势,但是资本对无产阶级的支配依然存在,资本一旦裁减工人或者大搞证券投机,就会使工人的“红豆汤”荡然无存,就会清晰地展现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对立的实质图景。第三,无产阶级依然是资本社会里最革命的阶级。资产阶级是剥削阶级,不可能领导彻底的革命并彻底改造这个社会。农民是小有产者,没有大生产文化的眼界,在历史上从来不能独立地领导革命。掌握先进科学文化的科学家和学者,不可能构成政治经济意义上的阶级,反而必须依附一定的阶级(在阶级社会)才能存在。顺带略说一点:最发达资本国家的工人阶级虽获得国际垄断资本奖赏的超额利润,但依然是被剥削阶级,而且被剥削程度不亚于第三世界的被剥削阶级,不是这样的话,垄断资本就不会在最发达国家而转到第三世界开设工厂。失业常备军的存在、第三世界移民的冲击、高物价等情况使得最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的下层处于相对贫困状态(你先得理解什么是相对贫困:中国的下岗工人生活大概很艰难,但其收入和生活条件放到厄瓜多尔与那里的工人中也许算是比较富裕的。而厄瓜多尔工人如果议论说,中国下岗工人生活比我们好得多却还抱怨艰难,我想中国下岗工人是不能接受这种议论的);而这些无产阶级的上层又有随时一无所有的可能。因而最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依然具有革命性,而且不会亚于第三世界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性。而至于最发达国家为什么几十年来都没有成功的无产阶级革命,这又是另一个题目了。

        的确,当今世界上和平和改良主义、修正主义、新自由主义思潮泛滥,但这些思潮并不利于无产阶级的长远利益,最终将会破产,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无产阶级将拿起武器,发动无产阶级革命战争。世界无产阶级在21世纪的新联合将可能使少数最发达国家连续爆发革命,从而决定性地开辟根本改变人类命运的新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