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草:我的宣言书:为共产主义而献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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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按:这篇文章几年来至今一直都被作者红草自认为是确定从斯毛修正主义转向真正彻底的革命共产主义(托派)的一个标志,一个宣言。——2008、2、4凌晨收录

 

(有趣的是作者并没有好好保存这一思想的重要记录。此文通过代理网络搜索——从天涯若比邻论坛复制过来的。)
(复制自:http://closerworld.org/phpBB/viewtopic.php?t=622&sid=31ac760c6b2a589c9ac25f86be550765

我的宣言书:为共产主义而献身

2005-6-10 红草

一、从困惑迷茫到理想重振
是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群众),还是做革命者(共产主义者)?是选择平安地度过此生,还是不惜为理想而战死?
最近,我刚读完《托洛茨基评传》和《牛虻》,不仅反复思考这个问题,我从14岁多开始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六年来,我虽有种种个人缺点、错误和相当大的知识分子狂热性,但我从来不怀疑不久的将来共产主义必定实现。
今年3月1日,我发表了一篇文章/宣言:《我们为了什么决心革命?》。我提议说:“建议同志们发起自己批判自己的革命运动,问一问自己是为了什么决心革命的——是不良动机,还是一时热情,还是抱定为理想而战死的信念?”可以说,当时我是充满了坚定信念的,这是确定的。5月30日我却被旗帜群开除了(借口是说我是托派以及我认为毛泽东主义是民粹主义);我确实被托洛茨基的思想搞乱了,他的学说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但我必须否定过去的很多思想才能接受他的学说。旗帜网一些同志在QQ里与我多次论争,并被善意地警告。这些使我对左派网络一度丧失信心,我的政治思想斗争生活被迫中断了,我只好从图书馆中寻求答案,从对历史现实的思考中寻求答案。我不仅政治思想陷入了混乱,对于人生也产生了困惑,课业危机的现实威胁——我课业很不好,而大学之后将是生存挣扎,有一些左派网友同龄说了自己对就业前途的担忧,对革命的信心以及对自己前途的考虑,使得我害怕世俗,然而又不得不面对它们、去适应他们。理想主义者,是不是这个物欲社会的堂吉诃德?今天我打电话对朋友说,托洛茨基为了追求真理,不惜放弃了现实中的一切个人所得——官职、荣誉、安稳、舒适,甚至连命都搭上了,在遇害之前的几分钟里这位60岁的老人还在办公室里伏案工作。他这样做是否值得?
近段时间来,我有过叹息,有过沮丧,有过动摇。
但今天我受到了列昂·托洛茨基和亚瑟·伯顿(牛虻)的激励和鼓舞,我没有在低估中退却,我依然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而且我坚信我对自己选择的理想会越来越坚定。

二、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
民主和自由是人类(无论哪个时代)内心所渴望的,自古以来,无数志士为民主和自由而抛头颅、洒热血。决不能因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把民主自由作为他们的旗帜就唾弃民主自由,正如我们左派不能因为美国硅谷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就唾弃尖端IT技术一样。
但民主自由是有阶级性的,它们不能超然于阶级社会。
社会主义必须以民主自由为基石,否则就不是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而是官僚的极权的“社会主义”。大家都认为弗·伊·列宁是最正确的,弗·伊·列宁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却在理论上存在对无产阶级民主的误解(但列宁主义时代肯定比后来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得多);罗莎·卢森堡则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民主,两者是统一而不是割裂开的。国有制和计划经济是值得肯定的,但社会主义并不等于在经济上的生产组织形式和给予工人优厚物质待遇(这两点在战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过)。社会主义首先是生产者的联合自治、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在这个普遍基础上构建国有制和计划经济,不断缩小工人阶级内部的物质差别,以及不断扩大工人享有的民主和自由的政治权利。社会主义是社会化大生产,而不是一个区域内的自给自足;决不能因为只有一两个工人专政,决不能因为要“鼓舞大家的士气”或某种“自我安慰”就标榜说——“看,这就是社会主义!”,那是自我欺骗,也是欺骗群众。社会主义的实现程度,不仅取决于生产关系上的社会化程度(“一大二公”),不仅取决于生产力的高低(苏联的唯生产力论),更取决于生产者的联合自治水平、生产者民主水平和国际化水平三个因素。
工人国家不会因为民主自由而被轻易摧毁,而会因为民主自由而坚不可摧!中国和前苏东国家为什么会在开国领袖逝世之后逐渐蜕变为资产阶级国家,并不是因为前领袖不够心狠手辣——那是赤裸裸的历史唯心主义解释(即分析历史首先从个人身上、而非从社会物质条件和社会力量构成及成因上找原因)。正如尼泊尔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巴布拉姆·巴塔拉伊所说:“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党或它的高层领导的专政,而是通过人民群众选举出来的代表机构(苏维埃或人民委员会)实行的阶级专政”(《建立新型国家的问题》)。这就是说,要把实权从党和“它的高层领导”那里归还给苏维埃(工人农民士兵代表会议),让党作为向导而不是主人,让无产阶级和贫农作为主人而不是被统治者,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保卫革命成果。卡尔·马克思认为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而不是党的几个领袖创造的)。
担心无产阶级不能自己保护自己的利益——即使在掌权的情况下,这种说法是是反无产阶级统治的无稽之谈。说无产阶级和贫农不懂政治,不能管理国家,因为据说政治是高深莫测的特殊学问,这种说法是资产阶级政客和官老爷们的惯有迂腐思想。至于说中国还不适合实行民主自由,这种说法预期说是中共官老爷们的一贯“担心”,还不如说是袁世凯那套帝制辩护词(袁世凯曾经聘请美国的古德诺博士写了一篇《共和与君主论》,这位美国博士宣称中国“大多数人民智识不甚高尚”,以此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捧场)。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只有苏维埃、工会和工厂委员会亲自掌握武装和政权,才能随时保卫无产阶级利益——在反无产阶级的社会经济政治改革开始(而无论是谁开始这种改革)时,无产阶级就有足够手段扭转、废止改革(蜕变的危险),而不是到了国有工厂卖了大半、社会保障几乎被盘剥殆尽时,工人才上街游行抗议(而且还被轻易镇压下去,因为他们在这个自诩社会主义的国家里从来没有掌握过实权和武装!!)
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不是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汪东兴的8431部队逮捕时开始的,也不是1977年9月邓小平复出时开始的,更不是1987年中共十三的宣布搞市场经济时开始的,因为在80年代大半时间(邓小平时代前期),中国仍然是国有制和计划经济为主体,而且在城市里医疗住房教育仍然是公费的,中国仍是工人国家,但却是畸形的,因为工人阶级从未掌握过实权和武装,这两样核心不在工人阶级那里,而在中共政治局里。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不是突然在一天之内像火山一样爆发的,而是渐进式的;主导、推动这个复辟的不是任何一两个大坏蛋,而是改革中的既得利益集团(先是政府和军队的官僚利用特权敛聚起的企业集团,部分农民以及暂时获得工资提高的工人,然后是大大小小的资产阶级和大型国有寡头例如电信、金融、能源等大头以及与日俱增的买办,当然还有很多犯罪集团、黑社会、地痞流氓等)。只有这种解释才比现有一切解释更接近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工人专政并不可能因为一两个人(无论邓小平还是江泽民)上台就崩溃了,这种纸糊的神话来源于执著的历史唯心主义者。
但中共长期自夸的“人民民主专政”(1975年宪法中还说是“无产阶级专政”)在人民(无产阶级和贫农)利益遭到侵犯时居然无所作为,真叫人吃惊。
实际上,据我所知,仅仅在90年代的国企改革中,中国许多地方都爆发了工人罢工、游行示威、集会抗议,但这有什么用呢?
人民的反抗被镇压了——因为武装从来都不在人民代表会议和工人组织那里,而牢牢地掌握在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手中;
人民的嘴巴被堵上了——因为实权从来都不在人民代表会议和工农组织那里,而牢牢地掌握在中央政治局-各级党委手中;
人民的耳目被遮蔽了——因为大众传媒工具从来都不在人民代表会议和群众组织那里,而在中央政治局-中宣部手中。
你想,工农群众组织要是掌握了全部实权、全部枪炮和电视台、报纸,朱容基还敢叫嚣“职工下岗”吗?中央还敢不问工人的想法擅自卖国企吗?重庆3403工厂的职工还会被镇压下去吗?地方政府还敢剥夺小农的土地和住宅吗?
欧仁·鲍狄埃和比尔.狄盖特在《国际歌》中唱道:“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这句歌词耐人寻味,然而却并非所有左派同志能理解——许多人还在希冀“大救星”、“伟人”,甚至写文章说历史上再也不会出现某某某之类的千年不遇的大救星了,以此鼓吹某个领袖的至高无上的意义,但是这些历史唯心主义的门徒根本不理解——只有工人阶级的普遍觉醒、普遍武装和工人民主才对社会主义命运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要推翻官僚与资产阶级的统治,要巩固一个工人国家、防止复辟,从主体上看,不能靠几个领袖或一个党,而要靠工人阶级与贫农的民主统治。列昂·托洛茨基说:“党领导无产阶级,而不是领导历史进程。”这是一个真理。无产阶级的光明历史道路不是一两个圣哲或一个神通广大的党走出来的,而是无产阶级走出来的。
我坚信工人专政和工人民主是统一的,民主自由决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资产阶级民主往往严重残缺不全),而且只有国际革命能够开辟社会主义的真正大道,只有欧美先进国家革命成功,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才会到来。
我依然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而且因为获得革命马克思主义而更加坚定。

三、列昂·托洛茨基是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榜样和楷模
坚持革命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主义)可能在网络的传统左派里会遭到非议、排斥和责难:对于反动派的指责我毫不在乎,但左派的指责,确实使我难过。
但我首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愿为坚守理想和真理而“声名狼籍”。我受到了托洛茨基的革命经历的感染和激励。
列昂·托洛茨基的大多数主要理论是正确的且丰富了革命马克思主义体系的,但在其一生中犯过这样那样的政治或理论的错误,他的理论同一切理论一样都有历史局限性和错误、不足之处。但是,谁也无法否认,列昂·托洛茨基的品质是崇高的——他的理想主义和革命战斗精神随着他斗争的成熟而愈益纯粹。
列昂·托洛茨基因为坚守政治理想而三次被流放边疆、五次被驱逐出境、五次被投进监狱,他为了自己的理想——共产主义——国际革命和苏维埃民主专政——而献出了一切:被赶出政治局,被赶出中央委员会,被赶出共产国际执委会,被开除出党,被唾骂和被驱逐出苏联,被剥夺公民权和被判死刑,被各国资产阶级政府所仇视(几乎整个欧美国家),被法西斯分子(挪威的吉斯林分子)和官僚的爪牙(苏联的格柏乌)追杀,最后被特工杀害。
这就是托洛茨基的一生。可有人说托洛茨基“非常贪图声名”(李显荣),作为研究托洛茨基的学者,李显荣之流非常清楚托洛茨基为了自己的学说不惜抛弃了一切,所以这种人是昧着良心睁眼说瞎话。有人说托洛茨基“骄傲、自负、傲慢”,年轻人是最看不惯这样的人的,恰好相反,在20年代的大论战中,多数官员倒向党中央一边,而多数高校学生倒向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政纲。托洛茨基反对派发分子卡·伯·拉狄克主持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学术气氛活跃,深受学生欢迎,当拉狄克等所谓“托派”被中央官僚清除之后,中山大学变得死气沉沉、庸人当道(——据当时中山大学学生盛岳先生的回忆录)。说托洛茨基是“野心家”,更是胡扯,仅举一个小例子:1922年列宁三次建议托洛茨基升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政府副总理)以制衡斯大林党总书记的巨大权力,都被托洛茨基拒绝,(林彪巴不得当国家主席,叶群说:“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比起林彪,托洛茨基这个“野心家”真是蠢到兜了!
1922年俄党十一大,斯大林升任党总书记,拥有了空前权力。弗·伊·列宁深感不安,他一方面担心个人权力过大而篡夺了苏维埃权力,因而想到让托洛茨基牵制总书记,另一方面又担心党内民主会危及国家稳定安全,因而在十一大上赞成通过禁止派别活动的决议(这个决议后来成为斯大林镇压一切反对派的最有力武器,因为这是列宁亲自参与锻造的决议)。
但列昂·托洛茨基却认为,党内高层人物的权力制衡不能解决根本上解决问题,而必须依靠充分的民主、允许思想政治派别的存在与相互竞赛,以政治民主和自由使基层党员和广大群众活跃起来发挥力量、运用权力。这就是托洛茨基拒绝担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的根本原因。任何一个野心家,都不可能拒绝最高领袖委以的高职。如果非要说托洛茨基是野心家,那他真是世界上最愚不可及的野心家。
列昂·托洛茨基决不是贪生怕死的小人,他心中除了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利益再没其它利益,他是一切左派青年的榜样。他在年轻时犯过不少错误,例如他在社会民主工党二大上一些观点是模糊不清的(当时他才23岁)。但这不影响他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执著、纯真和无所畏惧。1917年3月,当托洛茨基听说二月革命爆发时,迅速动身返回俄国,而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在美国的和平舒适环境。欧美日列宁侵犯苏俄时,作为堂堂的全俄苏维埃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38岁的托洛茨基经常亲自到战火纷飞的前线视察,哪里战事最危险,哪里就有他的火车专列;他的火车专列办公设备齐全,俨然一个办公室。 他的革命史保持着理想主义者的平凡而可贵的纯真——无名,无利,无功,无己;如果要说他为什么没有被中央官员们选举为党总书记,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不如斯大林世俗、忠顺、狡诈和渴望名利。
列昂·托洛茨基是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榜样和楷模,他再次燃起我心中的理想主义之火。

四、共产主义者首先是理想主义者
共产主义者首先是理想主义者,他(她)纯真、洁净、无私,他(她)把理想看作生命的唯一核心。
共产主义者不崇拜任何人,他(她)只崇拜真理。
列宁和托洛茨基从来都不为马克思歌功颂德,第四国际也从不为它的创建者托洛茨基歌功颂德,第四国际现代领袖欧内斯特·曼德尔在许多问题上批评了托洛茨基(当然,孩子批评父母的错误,并不说明孩子不爱自己的父母)。最优秀的共产主义者不是要表现得忠实顺从,不是华国锋那样的“忠奸人”,而是有自己独立思考精神、允许别人独立思考(哪怕别人的政见对自己的乌纱帽和切身利益不利)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最容不得不同意见,30年代,他的秘密警察杀死了成千上万的不同意见者。罗莎·卢森堡曾长篇大论批评布尔什维克的组织集中问题;列宁夫人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曾和所谓的“托派”联名批评党中央,如果卢森堡和克鲁普斯卡娅生活在斯大林时代的“壮年期”,早就成刀下鬼了。
最优秀的共产主义者是像列宁和托洛茨基一样:首先是理想主义者,纯真无私;然后,除了真理和良心,什么都敢于挑战,勇猛而无所畏惧;有才华,有能力,知行合一。
我决心努力成为最优秀的共产主义者,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人类的解放事业。我相信当暴风雨降临这个社会时,将从最新一代的青少年中产生一大批最优秀的理想主义者——我决不相信什么千年一遇的大救星横空出世,而相信新青年和无产阶级中必定会产生一股伟大的革新力量——一群理想主义者。真正洗心革面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政党将把他们召集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革命的无产阶级作为全社会各阶级的领袖,将在烈火中重筑崭新的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
而我,将会毅然加入这支队伍,发挥我全部的光和热。

五、“准备革命时期”的考验
文首的问题——“是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群众),还是做革命者(共产主义者)?是选择平安地度过此生,还是不惜为理想而战死?”——并不是一次就能回答完毕,今后的若干年,随着我面临社会生存危机,随着我个人境遇和阅读学习、思想心态的变化,还要多次反复地扪心自问。
我相信我对革命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追求今后也不可能轻易改变。
其一,我已不懈地追求了六年,不懈地与人论争,从来不曾屈服于来自右边的思想;
其二,在责任、道德和生活方式上,我有越来越强的自制力,而且作为一个现代青年我几乎没有什么“生活理想”,以我家生活水平来看,我的生活思想是朴素的;
其三,我从小就习惯并爱好独立思考、独立见解,我对一切思想、精神压迫有着特殊的敏感,这也许是童年一些经历的缘故;
其四,我在社会科学上广泛涉猎,有一定的历史与理论基础,也许你能让我暂时闭嘴,但难以让我的思想缴械投降。
我不会轻易改变,但我仍可能会变,在紧要关头也许会动摇——这是我的实在话,因为我还没有踏入社会,没有经历现实阶级斗争。在“准备革命时期”(此期长短最终取决于社会形势变化),我将努力按照我重新修订的《大学革命宪法》去做,注意自身思想改造,注意生活从俭,注意不断地阅读各种学术科学名著以及革命马克思主义文献,关注社会现实,有机会去接触社会现实斗争。
尽管有一些网络上的同志不理解我,但与我长久相处的朋友们看到了事实,尽管他们大多不在意政治,但他们知道我的为人;我的朋友还记得我初中时代就与人激辩,并记下了厚厚的一本《资本主义黑暗日记》;我的朋友还记得初三时和他几次争辩哲学问题,只为捍卫辩证唯物主义,有一次从上午吵到下午,连午饭都忘记了。
我为我的朋友、理解我的同志感到宽慰。他们不仅给予我安慰,而且在现实生活中监督我、批评我,使我坚持住革命宪政的轨道。有时因为自负,有时因为无所谓,有时为了“面子”,使我甚至不愿接受合理的批评——这是自身革命改造最大的敌人。为了自己改造自己从而挑起历史重担,我必须打败这个敌人,放下架子,端正态度,勇于面对错误,开诚布公,接受批评。
不过,我不会接受谩骂和粗暴。
5月30日,我被那个旗帜群的群主踢出来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你想改变我的思想吗?你凭什么?”我的话是有点挑衅意味,但没有办法,我就是看不惯这种人,这不是政治问题,而是个道德问题。我那时以为他会凭理论来试图使我改变(因为我就是这样对待几乎绝大部分敌人的),但他却把我踢出了这个群。
他太低估我了:六年来,共产主义的火焰在我心中都不曾熄灭;难道我会因为被剥夺群内言论自由而改变思想吗?对于那种官味十足的老爷做法,我只感到恶心得想呕吐。

我的《大学革命宪法》(2005年6月6日修订版)这样写道:
“1、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为劳动者阶级的利益而奋斗,坚持和追求革命马克思主义。
……
3、毫不动摇地坚持自己的政治信念和做人原则,不惧怕任何威胁,不接受任何利诱;凡事有主见,但不固执、不独断,思想、行为、言论、习性追求主体性。……”

我的宣言书:为共产主义而献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