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草:就西整厂事件致施晓渝(2006-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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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是私人信件,是对我当时的人生转向的一个重要注解。该信首次公开。
对一些过于私人的问题做了删节。
(2008-11-14  红草)

2006.11.7.致施晓渝(西整事件)


老施:

      今天班主任、学院党委书记找我谈话,我做了很大的退让,在今后两年之内(学生时代)我是不能参与任何维权活动了(包括仅仅是签名)。国安以及学校领导非常可恶,在最近一年里没有任何人找我好好谈过话,而是直接通知我家里,要我父母北上,我家里受到很大惊吓,我父母身体都很不好。不过今天我对他们说话表现得比较温和,只是集中要求以后出事后一定要先和我打招呼。

      据我的班主任说,政治局常委罗干亲自关注着西整厂维权事件,并且亲自批示要解决此事(?!),从中央到省公安厅、到贵州省国安、到学校官方,层层审批,要我父母北上的决定可能是贵大党委建议的,具体由学院党委书记决定。今天我见了学院党委书记杜老师,他是个非常官僚化、非常形式主义的人,说了一大堆没用的废话,还说他是学哲学的,简直在干扰我的思维。我抓住机会问了他一些重要问题“西整厂事件资料你看了没有?这是对还是错?学校领导或者你个人是什么态度?为什么有那样的态度?”,他当时很窘困,显得有些尴尬,后来他居然说“我们要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中央如何如何正确”云云,然后我又问“那中央是怎么看的嘛?我对此很困惑”,他显得更尴尬了,就说“中央的一贯政策就是‘稳定压倒一切’,一切问题都要从稳定的前提下来看”,然后又说了一堆哲学废话。贵州大学法学院的党委书记就是这种水平、这种态度!而我的班主任呢,则非常圆滑地不断附和着书记,你根本别想和他讲什么道理,因为他反复说“我们不谈具体细节问题,认识问题是很复杂的,难免有主观、片面之处,只有从中央的高度,从国家、从民族、从人民的高度来看”。

 

      我最近几年的总体战略,就是尽可能低调,甚至所有维权声援都不参加。2004年我声援过郑州毛派四君子,国安没管我;2005年我牵头声援过讨薪的民工王斌余,国安没管我。但在2005年重庆事件之后,国安就一直“关心”我了:先是我声援香港左派反WTO,引起一些关注;今年2月到4月声援中国工人网,国安对我家人实行高压,并把我父母请上贵阳,以开除作为威胁;而西整厂维权,他们又让我父母北上,若不是我做退让,他们一定要把我逼出学校,我不怕开除,但我父母却绝对受不了。我父母非常重视读书这一条路。

       我现在所能做的只是进行一些理论的、历史的研究(这也是最近几个月我为什么一直在研究历史问题的原因),这些研究也很重要。等我出了学校之后,我可能会成为一个普通工人或者其他打工者之类的人,到那时再考虑我的战略转向吧。但长久的低调和沉默,是我现在的打算。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来说,未来大有作为。也许你不相信,不久的将来,中国一定会大变,社会形势一定会大变,这是现在的社会阶级矛盾之尖锐所决定的。我认为:中共政治局高度重视西整厂事件,绝对不仅仅是因为那个小小的工厂以及我们这些维权分子,而是害怕一个火星引发社会大动荡。你知道2004年四川汉源事件吧,知道2006年汕尾事件吧,都是很小的事情引发大规模的社会抗议。中央官僚怕就是怕这个。

 

 

红草 2006/11/7(十月革命节) 中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