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青:官僚社会主义的崩溃与世界革命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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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社会主义的崩溃与世界革命前途

 

 

1989年开始的变态工人国家的迅速崩溃,标识着那个以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随后堕落为基调的历史时代已经结束,新的较健全的社会主义革命时代即将开始。现在的世界正处于从第一个革命长波转向第二个革命长波的过渡时期,群众运动比较低落。但这这个比较沉静的过渡时期一定是很短暂的。由于世界资本主义(尽管它战胜了工人国家的官僚政权而暂时洋洋得意)根本不是人类的出路,它正在急速加深全世界群众的困苦,而第二次大战后没有任何一国的工人阶级曾经遭受可比拟于三十年代在德国和西班牙那样的溃败,所以群众斗争不久必将有重大的发展。在社会主义先锋份子(首先是托派)的努力参与之下,群众大有机会在短期或中期(5-10年)之内重新找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正确方向,因而宣告新的革命高潮正式开始。反过来,如果再过20年还没有社会主义革命新的胜利或显着的高潮,恐怕人类文明已经面临毁灭了,如果不是已经毁灭的话。所以,今天的世界形势,在本质上和二战前夕是一样的:主要特点在于无产阶级领导的历史性危机。托派,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先锋分子里面最有传统的一翼,自然要具体分析今天形势的一切新的方面,要根据新的形势灵活运用策略,但同样也要坚持传统的基本立场,发挥我们固有的优点。只有这样, 才有可能实现我们的历史任务。我们应该知道,从现在起,才是托派真正有效地影响历史进程的时代。

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革命长波(1917-89)其中最重大的事件, 是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不久后的堕落,这而个因素(尤其是后者)对世界革命运动的实际影响大大超过托派原先所估计的程度。这就是托派至今未能实际影响历史进程的根本原因。这同时表面上(仅仅表面上)证明托派过去对世界革命前景的乐观预测不正确。但托派的长处恰恰在于他们真正了解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堕落的意义,而且根据这种了解提出正确的革命纲领。托派现在首要的任务,是根据最近几十年的经验来补充和刷新当初主要由托洛茨基本人所做出的理论和纲领(包括改正一些误解),而不是作任何基本的改变(基本的改变必然是脱离革命立场)。

 

工人国家的政治革命

如果看不出或者不了解苏联和中国等国家的阶级性质已经改变,我们就不能正确了解世界形势最近最重大的改变是在哪方面。这种错误在理论上的根源, 在于欠缺正确的「工人国家」概念。

工人国家,尤其是堕落和变态的工人国家,是托派理论中最有特色的头等重要的一个概念。但在自己承认为托派的人士中,对它的了解和解释一直有不小的分歧,并且以此为基础产生出重大的政治分歧和组织对抗。今天这个概念的重要性并未过时。它仍旧是了解目前世界形势和革命出路的一个关键性概念。在托派队伍中,今天仍旧需要,或不如说更加迫切需要,澄清种种误解。

工人国家是个政治概念,作为一个含意最广泛、最宽松的名词,它所指的是为工人阶级(而不是为资产阶级或任何剥削阶级)的历史利益服务的国家。在正常情况下,这种国家具有超过资产阶级民主程度的民主制度,这种民主制度不仅允许而且积极地鼓励和帮助劳动群众参与国家的管理工作,它从头起就使国家的压迫作用逐渐消失。这时所存在的是正常(健全)的工人国家。但在变态的情况下,政治权力实际上操在官僚的手中,不过这个官僚统治层基本上保卫着工人国家的社会经济基础,即保卫着国有财产和计划经济的制度(有时这种制度原本就是在官僚指挥下建立起来的),尽管在客观上又不断败坏着它。这时的工人国家是个变态的工人国家。在变态的工人国家里,官僚的阶级性质是两重性的。从官僚仍旧保卫国有财产(计划经济)制度这方面看来,它是为工人阶级服务,所以是工人阶级的官僚。从它剥夺工人群众的政治权力,阻挡朝向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这方面看来,它又是反工人阶级,客观上为世界资产阶级服务的。

根据上述的工人国家概念,我们应该了解,只要一个工人国家的官僚统治层已经确定地采取了恢复资本主义的路线,它就不再是为工人阶级的历史利益服务,不能算是工人阶级的官僚了。这个国家的阶级性质也根本改变,成为资产阶级国家了。至于这时原有的国有财产(计划经济)制度的废弃尚未完成,本国资产阶级的发展尚未成熟,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运作尚未正常,等等,统统不能改变整个国家机器已经转变为资产阶级性这个事实。

至于怎样判断一个工人国家的官僚政权已经确定地采取资本主义复辟路线,我们认为,可以说,全面的市场经济路线就是复辟路线。因为全面的市场经济,也就是基本上靠市场、靠各个企业单位的盈利大小来实现调节的经济,只能是资本主义经济,尽管会多多少少有些「计划」。所谓「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不过是反科学的杜撰而已。按照这个准则,中国(最迟在1988年)和苏联(最迟1990)都已经转变为资产阶国家了。

想准确地找出每一个国家的质变点,需要很具体地研究有关的实际情况,这方面自然大有争论的余地。但到了现在,毫无疑问,中国、苏联和所有东欧的原工人国家都早已变成资产阶级国家了。至于那种一方面认为中国等国的政权已经确定地采取了复辟主义的路线,又说这些国家仍旧是工人国家,那是理论上自相矛盾的说法。

在工人阶级革命或资产阶级复辟过程中,通常都是国家权力的转移在先,而社会经济结构的改造滞后。前者通常有明显的跳跃性的转变,后者显出较大的连续性。但在中国和苏联的例子中,因为是由原先的官僚统治层自己来实现资本主义复辟(改变阶级立场)的,所以连国家权力的质变点也不易准确地断定。但这仍是可以做到的。

托洛茨基早已很清楚地指出过工人国家官僚统治层的两重性。有人以为官僚永远不得不保卫国有财产作为其生存基础,结果不但不能及时看出官僚自己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趋向,连国家性质已经完成转变的事实都迟迟未能认识。反过来,那些误以为官僚从来都是世界资产阶级的盟友的见解,等于说过去长期的冷战根本是骗人的把戏,而且抹煞了冷战结束前后整个国际形势的重大分别。

有人根据中国仍旧保持着很大部份的国有财产这个事实,就认为中共政权仍是工人国家里的官僚政权。他们忽视了一种事实:资产阶级国家,尤其是比较落后的,也可以有大到一半以上的工商企业属于国有,例如过去埃及和缅甸的例子。只有工商企业以及土地的全部国有制,才和资产阶级国家不相容。现在中国不但已经允许不少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合法存在,而且仍属国有的企业也正在全面转向所谓市场导向的经营方式,所有权也在全面地股份化,所以连国有企业本身也资本主义化了。

现在苏联和中国的官僚统治者对资本家仍有诸多干扰和侵犯,未能保证私人资本最自由、最顺利的发展,但这点也不能否定苏联等统治者的资产阶级性质。资产阶级不得不依赖一个恶仆来为它服务,是很平常的现象。只要官僚统治集团不再保卫无产阶级革命的成果,同时允许私人资本重新滋生,它就不再是工人国家的官僚,而是资产阶级国家的官僚了。

在现实的情况下,中国所需要的就不仅是政治革命,以及经济体制的局部修正,而是需要根本改变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重建本质上不属于市场经济的计划经济,只让市场起局部的调节作用,同时停止国有企业股份化的取向,重新严限私人资本的活动范围,更要建立工人群众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宰制权——总而言之,还需要社会革命,至少是补充性的社会革命(由于过去革命的社会经济成果还没有完全废除,所以只是补充性的,而不是从头再来一次的)。

工人国家是否已经变质的问题不仅是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而且有重大的实际政治意义。一般来说,这直接关系到保卫工人国家的政治立场。这直接影响到我们对两个政权开战的态度。我们认为中国大陆的政权已变质为资产阶级政权,其阶级本质同台湾的政权一样。在现实政治条件下,我们明确地反对它用武力去统一台湾,而支持台湾的武力自卫。如果认为中国大陆仍是变态的工人国家,上述立场就根本错误了。此外,如肯定中共已变质,在辩护社会主义路线的宣传中就方便得多,可以更理直气壮地拒绝为该国采取复辟路线以来的任何坏现象负连带责任,又有力地证明社会主义才是出路。反之,倘若继续承认中国大陆是工人国家,这种理论只能令群众觉得托派好像说着外星人的语言。

 

复辟的辩证意义

有些托派对苏联和东欧的演变(以及以此为关键的整个世界形势)的评估,一直是偏于悲观。它认为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力量不断被削弱,短期和中期内不但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连工人群众接受社会主义革命纲领都不可能。

这种错误见解的社会根源显然是小资产阶级的压力,而理论根源则是对苏联官僚与工人阶级的关系了解不足,也就是对这方面的托派传统理论把握得不紧。

五十多年前托洛茨基已经清楚指出:苏联官僚已经确定地背叛了工人阶级的革命,它对社会主义方向早已不提出什么主观的保证了;它出于本性的历史倾向,是恢复资本主义制度。当时它还没有去推翻国有财产制度,只因为害怕工人阶级。但是苏联官僚本身并不构成一个阶级,只是寄生在工人阶级身上的一个特权等级,一个毒瘤。它不能创造一种独特的社会制度,它的统治期不能像资本主义或封建主义那样延续成为整个历史时代。不久,它若不被工人革命推翻,就一定向资本主义投降。现在苏联官僚实行资本主义复辟,完全符合托洛茨基的预见。如果官僚一直是工人阶级的一部份,或者是工人阶级的政治同盟者,现在官僚之投向资产阶级,自然表示工人阶级的力量削弱了。但是官僚之背叛工人阶级,并不是最近几年的事情,那背叛早在六十多年前已经实现了。而现在官僚所发动的资本主义复辟,并不是兵强马壮、气势如虹的对工人的进政,而是官僚本身陷于穷途末路而转向过去的竞争对手(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求救的卑怯行为。工人阶级虽然遭受到新的进攻,却并没有被征服,甚至还没有打过一场大败仗,并没有进一步丧失实力,反而比过去多了一点政治自由和独立的组织——虽然只是一点,毕竟是多了,而不是少了。至于群众物质生活的恶化,这在深刻社会危机的时刻,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尤其不一定是消极的因素,大有可能成为促进革命发展的积极因素。在苏联和东欧,崩溃、瓦解的是原先的官僚统治机构,并不是工人阶级自己的权力机构。统治机构的瓦解,对于被统治者是有利因素,而非不利因素。工人阶级方面只是觉悟和实力的发展还太慢,太不够,而不是进一步削弱。

苏联和所有现存的或原先的工人国家的工人阶级,正在客观形势压迫下探索出路。由于太长期的官僚极权统治,工人思想的迷惘程度超过革命者过去的预料,今天他们必须像小孩一样从头学步。但传统托派思想最懂得历史发展会在长期停滞后发生飞跃,托派全部理论和政纲的本质就是揭示飞跃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且促成它们的实现。断言革命胜利甚至连革命纲领被群众接受都在短期和中期内不可能,这根本违背托洛茨基主义的传统,在客权现实中也没有根据。

 

古巴

过去有些托派一直反对在古巴提出政治革命的口号,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错误。既然古巴共产党长期坚持一党专政的原则,压制工人群众独立组织以及其它正常的政治自由,在古共党内也没有正常的派别自由,同时古共长期间犯过许多重大的政治错误,既然这样,工人阶级就不应该放弃政治革命的权利,不应该把废除一党专政这个重大任务推给那个坚决反对它的古巴共产党。我们认为:七十多年的所有工人国家的官僚主义病态,应该足够让我们定出一个原则立场,凡是从原则上坚持一党专政而且据此以剥夺劳动人民的政治自由的国家,都应该提出政治革命的口号。我们认为1923-33期间托派仍寄望于布尔什维克党内部的改良,不提政治革命口号,只是一个特例,不能成为典范。况且,后来没有一个执政的共产党有布尔什维克党那么优良的革命传统,包括国际主义的传统。所以用当初对待布尔什维克党的态度对待其它共产党,是不恰当的。附带声明,提出政治革命的口号,不等于绝对否定以后有可能过经和平改良而全面消除那个工人国家的一切变态,只表示我们不再把全面改革的希望寄托在和平改良上面而已。这情况好比我们认为原则上必须用暴力革命去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并不表示绝无可能有个别的例外情形。

 

官僚社会主义

过去托派并没有一个专门名词用来称呼在官僚极权统治下的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整套社会制度,或者专门用来称呼作为社会基础的经济制度。「工人国家」只能指政治(国家)机构,不能包括社会经济结构。统治的官僚层自己使用着一个名词,就是社会主义。但在我们看来这显然是骗人的。近年相当流行「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这名词。这也并不能解决问题。不但「现实存在的」并非一个明确的定性的形容词,而且自从1989年以来,许多曾经是「现实存在的」已经变成仅是过去存在的了。至于「指令经济」,不但只限于经济方面,而且光指出了单一方面而且纯属贬义的特性(指令)。所以,一方面,为了仔细检讨几十年的工人国家的经验,很需要有一个名词用来指这个介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整套充满矛盾的制度;另方面又简直不可能找到一个完全恰当的名词(「过渡社会」或「过渡制度」也显然不恰当,这点托洛茨基详细谈过)。比较起来,我们觉得,「官僚社会主义」这名词的好处多一点。它最容易解释清楚,容易让人看出它与官僚自己所用名称的区别,因而也最方便用在反对官僚立场的言辞中。我们实际上已经在香港和其它的华人面前使用这名词五年以上,没有发现什么不良的效果。最近我们发现有些国际文件中也开始使用它。因此这文章的题目里也使用了它。

 

怎样了解世界新形势的特点

我们坚决反对那种专门强调世界新形势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不利方面的见解。

官僚社会主义的崩溃,既是过去革命成果的进一步丧失,又是毒害世界革命运动最厉害的斯大林主义的破产,所以是正反两面的效果兼而有之。从原斯大林主义党转化出来的党派,不但立场和政策上已经和原先有重大的区别,而且不可能像原先的党在苏联官僚支持下一样发生那么大的影响。

资行本主义进一步的全球化,虽然使民族国家的作用更加削弱,但并不削弱国家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性。不论在任何一国或全球的范围,资本主义经济一旦失去资产阶级国家(不论是一国或多国的)的保护,就不可能维持,不能有效抗拒工人阶级和一切被压迫群众的进攻。所以,谈不到什么政治与经济的分离,也没理由去怀疑夺取政权的必要性和有效性。

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情况下,社会主义革命更明显地不可能稍微长久地停留在一国范围之内。甚至每一国革命的开始,都更直接而且自觉地受国际因素决定。但这并不表示今后革命不能由个别国家开始, 只表示一国革命的胜利若不能迅速蔓延开去,就会迅速被国际反革命势力消灭。全球化也不表示最强的几个国家或全球资产阶级联盟能够任意使用经济或政治、军事力量干预首先革命的国家,而没有遭受本国群众强烈反对的危险。所有这些悲观的结论都是没有根据的。革命并不过时。真正过时的是改良主义。

 

199563日初稿

20075月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