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青:富田事变:毛泽东初次大杀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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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田事变:毛泽东初次大杀同志

 

向青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毛泽东临死时认为他自己一生所干最有价值的两件大事,是推翻国民党政权和发动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的当时,不论在中国还是外国,确实有许多许多人士(而且决不限于支持或同情中共的人士)把这场运动当作一件伟大的事业。但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实行后不久,由于文革的真相大大暴露(尽管至今还有许多极为重要的真相被隐瞒着),人们很快就知道了,文革并不是什么伟大的革命运动,而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悲剧、大动乱、大阴谋,其中包含了毛泽东大规模杀害党内同志和党外人士。现在一般人(尤其是中共党内的革新派份子)都认为,文革是毛泽东晚年重大错误的顶点和集中表现,而这些晚年的错误同他中年以前的伟大性明显不同,而且尖锐冲突。其实,只要仔细研究一下历史,就会明白,这种把毛的一生分为伟大的前大半段和错误的晚年阶段的看法,是不正确的。现在我们来谈谈一个例子,表明毛泽东大杀同志并非晚年在文革中才开始犯的罪恶。这个例子就是六十多年前的富田事变。

 

当初的说法

  中共历史上有名的富田事变,发生在193012月。按照中共官方的说法,这是红军第二十军在江西富田地方公然反叛,随后受到坚决镇压的事件。在事变的当时,那些所谓反叛份子被称为“AB团”份子。所谓AB团,就是“反布尔什维克团”的简称,这是当时流行的名称。当时在江西、湖北、福建等省的所谓苏维埃区里面,据说发现有大批AB团反革命分子猖狂活动,于是中共施以大规模严厉的镇压。镇压富田事变就是其中最著名、最厉害的一宗。杀死的人数,估计有两千以上。1936年毛泽东同美国记者斯诺进行那次著名的谈话的时候,也提到这个事变。他那时的说法是:当时李立三路线(就是命令红军进攻大城市,企图在一省或数省首先取得革命胜利的路线)还没有彻底埋葬,红军里面有很大的危机。在红三军团(彭德怀所率领的军队)里有一部份人主张继续执行李立三路线,要求红三军团脱离其它红军部队。彭德怀极力和这倾向斗争,保持了军团的统一和服从上级领导。但刘铁超领导下的红二十军公然反叛,193012月初在富田把江西苏维埃的主席以及许多军政干部都逮捕了,并且根据立三路线攻击毛泽东等领导人。这事件引起很大的震动,许多人觉得这次斗争的结局关乎革命的前途。结果刘铁超和其它叛徒被抓起来并且消灭了。毛泽东认为战胜刘铁超等AB团是粉碎国民党对苏区第一次围剿的三个条件之一。

现在,中共方面的党史研究证明,富田事变根本是个大冤案,当时在苏区里面闹得风声鹤唳的所谓AB团的活动也根本是假的。以下是现在揭发出来的真相。

 

AB团早已不存在

  AB团是在北伐时期(中共称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共合作还没有破裂,连蒋介石的四月十二日政变都还没有发生的时候,江西省一部份国民党分子为了同加入了国民党的中共分子争夺党内领导权而组成的一个右派团体。1926118日,蒋介石率领的北伐军攻占了江西南昌,发现国民党的省、市党部完全由中共党人“把持党务”,于是指示国民党的中央特派员段锡明组织一个右派组织去夺取党内领导权,这样就产生了AB团,而且闹得很厉害。但是,19274月初,AB团就被左派群众力量彻底打垮了。以后,虽然蒋介石的右派国民党更凶猛地反共,7 月中以后连左派国民党也变成反共了,但并没有恢复AB团这个组织。AB团“寿命仅三个月”。所以,1930年在苏区里面以AB团的罪名滥捕滥杀,根本是乱加罪名。

北京出版的《中共党史研究》89年第2期上一篇文章《论AB团和富田事变》里说:“从革命队伍里一批又一批肃出那么多AB团,造成数以万计的冤假错案。是怎样肃出那么多AB团来的呢﹖最主要最根本的方法,就是多种多样的严刑拷问,受刑不过就乱供,供了又抓,抓了再用刑,恶性循环,AB团越肃越多。”“仅在四万红军中就肃出4400人之多。”

 

富田事变经过

  富田是江西省吉安县的一个大村庄,当时中共江西省的领导机关“行动委员会”就设在那里。193012月初,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即总前敌委员会,是代表中共中央领导前线作战的机关)从所谓AB团分子的口供中,得知江西省行委内有一个AB团省总团部,立即派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带兵去捉拿。127日在行委办公室内捉了段良弼、李白芳等八人,立即开始刑讯,边审边抓。到12日晚上,共抓了一百廿余人。11日还处决了廿四人。

  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在受刑讯时,胡乱招了174团的政委刘敌也是AB团。刘敌奉召带一营部队到东固(军部所在)。他从李韶九(已回到东固)口中得知被人招供为AB团,但用言词使李韶九软化,让他回到营部。他越想越觉得李韶九是借抓AB团搞阴谋。12日早晨就和营长张兴、政委梁学贻紧急商议,决定采取行动,迫使李韶九等讲出阴谋。他们发动一营包围军部,抓起军长刘铁超,释放了谢汉昌等所谓AB团犯人。但李韶九闻风逃走。为了救出省行委那些被诬为AB团的同志,刘敌同谢汉昌带兵当晚冲往富田,包围省行委和省苏维埃,把李韶九日前所带去那一排人缴械,误捕了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释放了日前被捕的近百名同志。主持肃清AB团的省行委古柏、鲁山等逃走。这就是富田事变。 

   13日上年,事变领导人召开士兵大会,揭发控欣李韶九刑讯逼供的罪行,同时放出误捕的易尔士。14日把红20军拉到赣江以西的永阳市。15日召开省行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决定派丛允中随易尔士往总前委,派段弼往党中央,报告事变经过,请求处理。红20军在永阳住到春节后,由事变领导人带到永新一带同国民党军作战。

 

中共对富田事变的处理

  富田事变发生后,毛泽东担任书记的总前委认为“叛逆的原形完全现出来了”,把它定性为“AB团取消派合作的叛变”,决心消灭“叛逆”。但是当时刚刚成立,由项英担任代理书记的中共苏区中央局的看法有些不同。中央局在1931116日发出通告,《对富田事变的决议》,虽然表示“完全同意总前委对富田事变所采取的斗争路线”,并且决定把事变首领段良弼、李伯芳、谢汉昌、刘敌、金万邦五人开除党籍,但并没有确定这事变是AB团取消派合作的叛变,只强调它客观上是反革命行动。决议同时批评了“过去反AB团取消派斗争中的缺点和错误”,强调“今后必须根据一定事实和情形,绝对不能乱打乱杀”,“也不能随便听人乱供乱咬加以逮捕”,“党在每个斗争中都应以教育方式来教育全党党员”。             

2 19日,苏区中央区再发出通告,其中说:“中央局根据过去赣西南党的斗争历史和党组织基础以及富田事变客观行动事实,不能得出一个唯心的结论,肯定富田事变是AB团取消派的暴动,更不能有事实去证明领导富田事变的全部人纯粹是AB团取消派,或者说他们是自觉的与AB团取消派即公开联合战线来反党反革命。”通告宣布:“除段良弼等首要五人业己开除党籍外,其余附合的人在证明未加入反动组织(AB团等),承认参加富田事变的错误,绝对服从党的决议等条件之下,应允许他们重新回到党的领导下来”。

   中央局认为事变的双方都有错误,应当用教育的方法、会议的方法来解决。根据这种看法,项英一面责成事变时在家养病的红20军政委曾炳春过赣江,去作说服教育工作,把红20军带过河东来,另方面叫肃反工作的领导人和富田事变的领导人双方都到中央局来开会,分清是非,解决矛盾。

4月间,事变领导人遵照中央局通知去开会,结果被一网打尽,先后处决。7月间回到河东于都县的红20军副排长以上干部,也一律作为AB团骨干,缴械关押,并且大都先后处决。连事变后奉令曾为教育20军服从命令作出重大贡献的曾炳春和继任军长萧大鹏也未能幸免。红20军战士被编入红7 军。这就是富田事变的最后结局。

 

谁是黑手

    如果读者现在才初次认识富田事变,大概会以为苏区中央局用诡计把事变分子骗回河东加以杀害。事实不是这样。当初说要用教育方法和会议方法来解决问题的,是项英主持下的中央局;后来实行大批屠杀的时候,中央局己经改由毛泽东主持了。中共苏区中央局在1931115日根据中央政治局(在上海)的决定,在江西宁都县小布地方成立,委员由中央指定为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任弼时、余飞、曾山等九人,周恩来为书记。其中周、项、任三人在3010月接受委任时不在苏区,还在上海。当时决定,在周恩来到达苏区之前,由项英代理书记。项英在311月上旬到苏区。周恩来因在苏联和上海有许多任务,12月底才到苏区。从3010月到316月之间,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发生了重大变化。

3010月中旬,中共政治局决定设立苏区中央局的时候,李立三的领导地位刚结束,由瞿秋白代替。不久,瞿就被指责执行一种对李立三路线调和的路线,领导权转到国际代表米夫和他所一手扶植的王明等年轻的留苏学生手中。米夫1210日到上海。1223日,政治局发出“坚决执行国际路线反对李立三路线与调和主义”的通告。3117日开四中全会,瞿秋白下台,王明补选为中央委员,同时进入政治局。424,中共特务机关负责人顾顺章(政治局候补委员)被捕叛变,中共中央在上海处境日益困难,尽量少开会,工作上分头负责,指定周恩来负责军事和苏区的工作。6 22日,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随即被杀。中央政治局由常委王明临时主持工作。9月,因王明决定去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周恩来也将去苏区,于是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王明的亲密合作者博古(秦邦宪)负责(不设书记职位)。

  随着在上海的中央机关的权力转移,苏区的中央局里面的力量关系和处事方法也起了变化。31318日,开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这时还未得到17日的四中全会文件,不知道会议的精神,只能传达3010月的共产国际来信(当时苏区还与上海中央之间还没有无线电联系,靠人带信,消息阻隔)。在这次会议上项英作报告,还说在处理富田事变的问题上,“用教育同志的方法是对的,我们应该认识清楚,所有参加富田事变的人不一定个个都是AB团取消派,如果否认这一点是错误的”。但这时中央的新决定和享有全权的代表团己经快来到,改变对富田事变的处理方法了。

223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给第一方面军总前委、江西省委、各特委、各地方党部的信》,说:“中央决定立即派出代表团前往苏区组织中央局,并委托代表团以全权调查与解决这一问题。34日,政治局决定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人组成中央代表团,立即动身往苏区。代表团还没有去到苏区之前,政治局于3 27日开会讨论富田事变。会上,周恩来报告了共产国际远东局对富田事变的意见。次日,发出《中央政治局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指出:富田事变“实质上毫无疑问的是阶级敌人以及他们的斗争机关AB团所准备所执行的反革命行动”,“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总前委,坚决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路线,实质上是正确的”。

  417日,任弼时等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到达江西宁都的青塘,与苏区中央局的成员会合,立即开会,作为3月间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的继续。会议通过了《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明确地说:“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以李立三路线为旗帜的反革命暴动,更清楚的说: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与李立三路线的一部份拥护者参加的反革命暴动。”因为作出了这样的定性,就把原先奉中央局之命来开会的事变领导人一网打尽了。   

5月,苏区中央局改组。中央局会议责备项英在解决富田事变中“完全错误”,“因此丧失信仰,工作能力不够领导。”于是撤销项英的代书记职,“决定以毛泽东为代理书记,请中央批准。”对红20军的处理,就是这次改组以后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央局的丰功伟绩。             

北京的《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2期上面有一篇《论AB团和富田事变》,它详细论证了富田事变不是反革命暴动。它指出事变的领导人同AB团毫无关系。刘敌、谢汉昌、段良弼、李百芳、曾炳春等都是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革命失败后在赣西南组织暴动领导革命斗争的骨干。毛泽东亲自指挥的红一方面军,有相当一部分兵源就是他们动员输送来的。291月,毛泽东率红4 军主力离开井岗山,经过极端艰苦的转战,幸而得以在东固休息整顿一星期,也靠他们竭力支持。后来毛的主力红军离开赣西南,该区和区内地方红军得到巩固和发展,也都是他们努力的结果。富田事变后,他们派丛允中跟随中央特派提款员易尔士去总前委报告。他们听易尔士说国际从308月起不再给中共经济接济,中共中央经费困难,就马上决定筹集200斤黄金送给中央。易尔士向中央的书面汇报中,也证明有此事。刘敌在31111日写了相当长的信向中央报告事变经过,承认错误,并且请求中央给以处分。易尔士指出他们提出打倒毛泽东的口号错误,他们接受意见,并作了自我批评。后来又遵令到中央局去开会。这一切都证明他们是始终忠于中共党的。那文章的结论如下:“纵观富田事变及其处理的全过程,是非常清楚的,原定性是错误的。……在敌我斗争十分尖锐、战争极端频繁的时代,保持高度警惕性是应该的,在肃反斗争中出现一些错误也是难免的。但像中央苏区肃清AB团和富田事变中,错杀那么多人,而长期不给予平反,实在是不应该的。现在已时过近60年,“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的定性结论,应该纠正了。”

 

 

  本文关于事实的论述,除根据上述那篇文章外,主要根据下列几本书:

    《中国共产党创业三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斯诺:《红星照耀中国》

    施拉姆(Schram):《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