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青:评于光远的党专政必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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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于光远的党专政必要论

向青
197911

在我国国内要求民主的广泛呼声中,人们逐渐探讨到政治制度的根本问题。中共一党专政的制度显然和民主原则冲突,所以这种制度很自然引起人们的怀疑。最深入研究问题的人,就研究到一党专政制度产生的原因和消灭的条件。中共著名理论家于光远(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在《百科知识》一九七九年第一辑发表了一篇读书笔记,题为:「关于『由党』进而『由全体无产阶级的组织』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这个读书笔记虽然也认为专政的党「一定要密切注意联系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真正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和意志」,而且「要研究如何逐步做到由包括全体工人阶级的组织在党领导下专政,使工人真正能够充份行使自己社会主义主人翁的权利」,但它的主要内容却是引证列宁的言论,企图证明像现存的中共一党专政这样的制度是必要的,而且任何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都要首先由一个党来实行专政,以后才能够过渡到由全体无产阶级的组织来实行专政。我认为,于光远替党专政辩护的理论根据是错误的,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这种理论对于争取无产阶级民主的奋斗没有帮助,反而是个障碍。这理论的逻辑结论是:现在没有理由要求马上废除党专政,实现无产阶级民主的制度--这要求是不可能实现的。

党专政和党领导

为了证明于光远的党专政必要论是错误的,让我们首先弄清楚党专政和党领导的分别(这里所说的党领导,当然是指在执掌政权时候的领导)。

像英国的保守党和工党或者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那样,根据民主选举的结果来轮流执政,没有人说它们是轮流专政。可见,执政者未必是专政者。凡是马克思主义者都懂得:英国美国之类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其实也是实行着专政,不过平时是用民主形式掩饰着罢了。但在他们那里,专政的是整个资产阶级,而不是某一个党。现在英国保守党代表着、领导着英国资产阶级实行专政,几个月以前是由工党来代表和领导,但无论保守党或工党都没有实行党专政(党自己的专政)。可见,某党领导着某阶级实行专政,未必就是实行着党专政。

怎样才算专政?甚么叫做专政?列宁这样解答:「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拘束的政权。」例如,「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第三卷六二三页)阶级的专政「不一定意味着消灭对其他阶级实行专政的那个阶级的民主,但一定意味着消灭(或极大地限制,这也是一种消灭方式)被专政的或者说是作为专政对象的那个阶级的民主。」(同上,六二二页)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说任何阶级的统治都是阶级专政,因为任何阶级的政权归根结底都是靠暴力来维持,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尽管平时是民主,彷佛一切都受法律约束;但一到真正受到被统治阶级威胁的时候,就一定停止宪法上的民主保障,实行戒严等等,露出专政的真面目了。统治阶级决不肯让被统治阶级用民主的、和平的方法把政权拿过去。但在党和党之间,如果彼此都代表同一阶级的利益,却有可能真正用民主的方式互相竞争,依照法律和平地转移政权。在这种情形下,执政党就没有实行党专政,只是实行阶级专政。反过来,如果执政的党不接受本阶级的民主监督,如果连实行专政的那个阶级的民主也被消灭了,那时的执政党就是实行着党专政。

由此可知,党专政(如果这是一种严格按照科学意义的说法,而不是一种不恰当的、随便乱用名词的说法)表示一个党用暴力垄断政权,强迫那个党以外的、那怕是属于同一阶级的其它一切党派和集团服从它,绝对禁止任何党派或集团用合法的、和平的方式从它手里把政权拿去,而且严防别人分享它的政权(因为分享就是部份的夺取)。党领导则表示一个党取得自己的阶级信任,主要靠互相信任来影响本阶级以及社会地位接近本阶级的其它群众,使他们按照党的指示去行动。实行领导的党,承认自己的执政权力来自本阶级的群众,所以也承认本阶级的群众有权把权力收回,另外委托给别的党派。

于光远承认中国现在实行的是中共的党专政。中共实行着党专政,而且是最公开、最彻底的党专政,这是毫无疑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次颁布的宪法都这样明文规定。宪法的这一部份是充份实现了的,并非好像保障人民权利的条文那样只是具文而已。文革以后的宪法还更进一步,特别规定全国武装力量由中共党主席统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国务院总理时只有中共中央才有权提名。虽然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但这些根本是骗人的话,因为宪法的其它条文实际规定了国家是属于中国共产党,必须服从中国共产党的。

于光远还认为苏联也从来都实行着党专政,这点却不合事实。自从苏共堕落,斯大林篡夺了全部权力,无产阶级民主被消灭之后,苏共当然是实行着党专政,甚至是个人专政,但在列宁领导的时代,却没有党专政,只有党领导和阶级专政,就是说,共产党领导着、代表着无产阶级执行专政。那时代,不但曾有过一个时期由苏共(俄共)和左派社会革命党联合组成苏维埃政府,而且更重要的是,无论在宪法上、苏共的党纲和理论上、以及人民的思想上,都认为国家的最高权力属于以无产阶级为首的全体劳动人民,属于劳动人民选举的苏维埃,而决不是属于共产党;共产党只有获得人民的信任和选举才有权执政。

列宁不主张党专政

  列宁屡次指出:由于劳动群众的文化水平低,没有能力直接担任公共事务的管理,又由于连无产阶级群众的政治觉悟也还没有普遍地够高,所以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后的初期,还不能由整个无产阶级直接执政,而要由无产阶级的先进层(以党为主)来执政,并且还不能完全不要官僚。于光远就根据列宁这些言论,认为列宁说党专政是不可避免的,是必要的。他根本误解或曲解了列宁。列宁指出无产阶级群众和全体劳动人民的能力不足,只由此证明必须实行由党领导的阶级专政,由党代表无产阶级来实行专政,并没有由此得出结论说应该实行党自己的专政。我在前面已经把党专政和由党领导着的阶级专政的分别说明得相当清楚了,并且指出列宁时代事实上并没有实行党专政。所以,拿列宁上述的言论当作党专政的理论根据,是根本说不通的。阶级专政不是由整个阶级来实行,而由党来代表实行,这并非无产阶级专政特有的现象。资产阶级专政通常也由党来代行,更有庞大的官僚机关。上文曾提醒大家注意,民主制度下的资产阶级执政党并没有实行党专政。

列宁不但没有主张实行党专政,没有说党应该垄断政权,不许党外的无产阶级群众参加执政,反而极力主张吸引广大群众参加国家的管理工作。于光远引证了一九一九年三月列宁关于党纲的报告。在这个报告里,有如下的话:「苏维埃的机构在口头上是全体劳动者都参加的,而实际上远不是他们全体都参加的,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这根本不是法律妨碍了这一点,如在资产阶级时代那样;恰恰相反,我们的法律还促进了这一点。但只有法律是不够的。必须有广大的教育工作、组织工作和文化工作。」(列宁选集,第三卷七八四至七八五页)于光远没有注意到这几句对于今天中国非常有意义的话。列宁在这里说得很清楚;苏联的法律并没有妨碍劳动群众参加政权机关,反而促进这种参加,只由于文化落后才使群众还没有做到实际参加。但今天中国的情形大不相同:宪法明文规定中共垄断政权,也就是禁止工农群众直接享有政权。法律不但没有规定全体工农群众都参加政权机关,反而,作为政权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本连一点民主选举的形式都没有。在文革(这也叫做革命!还是无产阶级的大革命呢!)时期,毛泽东、林彪、四人帮的钦定见解是:凡民主选举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打倒四人帮三年之后,尽管连官方也发扬民主的话不离口,至今人大代表也还纯粹是中共上层指派的。青年一代只懂得粮票布票,谁都没有见过选票。于光远只顾得引用列宁的话来证明劳动人民没有能力直接执政,企图由此证明党专政是必要的,却忽略了这个事实:列宁时代的苏共极力促使人民参政,中共却极力压制人民参政,实行党专政。在我们今天的中国,文化水平低当然也是妨碍人民参政的重大原因,但更大的障碍却是法律上的障碍,是中共党专政这个制度,是中共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这个事实。中共的理论家们为甚么只顾翻书抄书(而且专抄一方面,不抄另一面),却完全不联系实际,不考虑现实存在于中国的最大的而且是极其明显的问题呢?

列宁从来没有主张过实行党专政。斯大林和于光远都花了不少工夫去检查全部列宁著作,他们发现列宁涉及党专政这个问题的只有五处(参看斯大林的「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第五节,载于「列宁主义问题」,一五三至一五六页;又于光远上述的读书笔记)。这五处之中,勉强可以算是列宁主张党专政的只有一处,就是一九一九年七日卅一日在全俄教育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中的一句话。列宁说的是:「当有人责备我们是一党专政,而提议……建立社会主义统一战线时,我们就说:『是的,是一党专政!我们所依靠的就是一党专政,而且我们决不能离开这个基地,因为这个党是在几十年内争得了整个工厂无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的先锋地位的党。…』」(列宁全集,第廿九卷四八九至四九零页)这句话所表示的,无非是不肯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这些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党组成联合政府,而要继续单独执政而已。这里并没有用暴力实行一党垄断政权、不许其它政党或集团在苏维埃里面同苏共作民主竞争的意思,更没有否认苏维埃的最高权力、强迫苏维埃服从苏共的意思。所以,这句话其实并不表示列宁主张实行党专政。

在「左派幼稚病」一书第六章里有一句话,根据于光远所引用的中译文看来,彷佛当时列宁承认当时苏联实行着党专政。那句话是︰「我们共和国的任何国家机关未经党中央指示,都不得解决任何重大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选集第四卷二零三页)王希哲干脆把这句本来只是叙述事实的话当作「指示」,于是更显得这是列宁的要求或者主张了。其实,这句话根本翻译得不妥当。根据列宁的原文(全集俄文第五版第四十一卷第三零至三一页),这句话直译出来应该是:「在我们共和国内没有任何重大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不经党中央指示就由任何国家机关解决。」自然也可以译成:「我们共和国的任何国家机关解决任何重大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都没有不经党中央指示的。」列宁说的是「没有」,只是简单地指出事实;中共把它改为「不得」,就加上了禁止的意味,牵涉到权力问题,变成说国家机关必须向党请示,根本无权自行解决问题了。苏联国家机关决定任何重大问题的时候都是按照苏共中央的指示,那是由于苏共是执政党,这是党领导的表现。但事实上在列宁时代苏共从来没有以党机关的名义直接向国家机关发出指示,所有的党指示都是发给在国家机关任职的党员个人或党组的。无论国法、党章或惯例都并不承认党有权向国家机关发出指示。这点是和今天中国的情形根本不同的。这也就是党领导和党专政根本不同的所在。

于光远对列宁的了解

于光远在他的读书笔记中提出一种见解: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根据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列宁注意到由甚么组织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同时提出「由党」实行专政和「由包括整个无产阶级的组织」实行专政这两个概念(于光远不说「实行」而说「实现」,我宁可用「实行」这个词,但我认为在这里不必计较这两个词的差别),他摘录了列宁许多话,企图说明列宁越来越重视这两个概念的差别;最后,一九二零年底,列宁在「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的错误」(以下简称「论工会」)这篇演说中明确说出,在当时苏联的条件下,无产阶级专政只能由党来实行,不能由包括整个无产阶级的组织来实行。于光远并且认为这是一般的规律:任何无产阶级国家都要先由党来实行专政,然后过渡到由整个无产阶级来实行。

让我们检查一下,看于光远的解释是否符合列宁的原意。

首先,必须指出:于光远所摘录的列宁那些话,没有一句原文是说无产阶级专政「由党」来实行的,没有一句说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组织就是党(只能是党,不能是其它组织)。「由党」,那是于光远的说法,可以说是他所了解的意义,而并不是列宁本来的说法。「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书中写着:「无产阶级专政不仅是由被剥削劳动群众……来实现,而且是由一种组织来实现,这种组织的建立,正是要唤起和发动这些群众去从事具有历史意义的创造工作(苏维埃的组织就是这类组织)。」(选集第三卷五二○页)这里列宁明明白白地说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组织是苏维埃,没有说是党。「左派幼稚病」书中的话更清楚:「专政是由组织在苏维埃中的、受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无产阶级实现的」(选集第四卷二○三页),不是说由党实现。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上关于共产党的作用的发言中,他说无产阶级专政要由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少数来领导,也就是由党来领导--说的是党领导,不是由党实行专政(全集第卅一卷二○六至二○七页)。最后,在于光远特别注重的「论工会」那篇演说词中,列宁也没有说专政由党实行,只说专政由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实行(选集第四卷四○三至四○四页)。于光远认为这里所说的先锋队等于党。大家知道,把共产主义的党和无产阶级先锋队当作同一个东西,现在已成为相当普遍的习惯;但并非任何场合都如此。列宁在那次演说中显然不把它们当作同一个东西。怎见得呢?列宁那演说词中有如下的话:「可以说党是把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吸收到自己队伍中来的,而这个先锋队就实现着无产阶级专政。」如果先锋队等于党,岂不变成列宁说党把自己吸收到自己里面去了吗?共产主义的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组织,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第一,未必全体先锋份子都在党里面,又未必全体党员都是真正的先锋份子;第二,先锋队除了在党这个先锋队的特殊组织里面,还可以同时也在其它组织里面,例如在苏维埃。所以,说专政由先锋队实行,不等于说专政由党这个组织实行,更不等于说只由党实行。

别人提出党专政还是阶级专政这个问题的时候,列宁并没有根本反对党专政这个说法,这点可从「左派幼稚病」和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大上的发言中看出。于光远就由此断定列宁承认当时苏联实行着的是党的专政。不错,列宁没有根本反对这种说法。但现在的问题是:列宁认为(或者同意)无产阶级专政只由并且只能由共产党这个组织来实行,而不由并且不能由其它组织来实行吗?只要把列宁的话仔细看看就不难看出,答案是否定的。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大上的演说只说党的领导怎样绝顶重要,绝对没有说无产阶级专政只由党来实行,连一点类似这样的话的影子都没有,这点太明显了。至于「左派幼稚病」一书,里面固然很详细地说明党在整个无产阶级政权机构中的重要地位和实践中的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很清楚地说明了苏维埃和工会等其它组织在政权机构中的重要性,所以同样不允许得出专政只由并且只能由党来实行这样的结论。列宁的意思很明显是:当时苏联存在着的专政既是阶级的专政,又是党的专政;专政既由党实行,又由苏维埃和工会等组织实行;既由领袖实行,又由群众实行;既从上面来发动,又从下面来发动。正因为如此,他才讥笑德国的「左派」共产党人对整个问题的提法和见解都根本是胡涂可笑的,「犹如争辩究竟是左脚还是右手对人更有用一样」(选集第四卷二○五页)

专政的「主体」

因为不能根据「左派幼稚病」书中的话直接证明列宁说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只由党来实行。于光远就转个弯,摘录书中几句话,指出这些话统统暗含着把党当作实行专政的「主体」的意义。只要读者接受了只有党才是专政的主体这点结论,自然很容易自己再推论下去:既然如此,实行专政的也就只有是党了。靠这办法,于光远就把他所不能证明的结论(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只由党来实行)暗中塞给读者了。可惜,关于「主体」的论断也一样是站不住的。

于光远摘录了下面几句话:「在我国,任何国家机关未经党中央的指示,都不得解决任何重大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党直接依靠工会来进行自己的工作……党就是通过这个机构同本阶级和群众密切联系的;阶级专政便是在党的领导下通过这个机构来实现的」,「我们认为光通过工会来联系群众是不够的……实践创造了一种非党的工农代表会议……利用它来考察群众的情绪:接近群众,满足群众的需求,从群众中提拔优秀的人才担任管理国家的职务等等」,「党的全部工作当然是通过苏维埃来进行的」。然后,于光远说:「在这些句子里面,去『依靠』,去『利用』,去『通过』的,都是党。因此可见,党是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主体。」

不错,这些话统统表明列宁把党当作无产阶级专政的主体(其中头一句话的翻译有错。我在前面已经指出过)。但现在的问题是:这些话能表明只有党才是专政的主体,其它一切都不是吗?显然不能。所以,于光远想靠这些转弯抹角的办法证明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只由党来实行,仍然没有成功。其实,他接着引用的另一句,而且是概括性的话,「专政是由组织在苏维埃中的无产阶级来实现的,而无产阶级是由布尔什维克共产党领导的」,已经明明白白推翻了他的论断,说明了整个无产阶级和苏维埃都是专政的主体。他只好硬来曲解,说:「这句话还没有能够充份表达在俄国当时具体条件下只能由党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不能由包括全体无产阶级的组织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意思。」岂止「没有能够充份表达」,根本是否定了!

请问:如果只有党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体,那么,苏维埃是甚么?工会是甚么?党外劳动群众是甚么?难道他们都是专政的客体,也就是专政的对象吗?或者,他们只是专政的死的基础,没有活动能力?只是纯粹受党操纵的「传动装置」,毫无主动性,能把这种见解强加给列宁吗?

列宁没有根本反对「党专政」这种说法,没有说这种说法不能用,这点要从当时讨论问题的具体情况中找解释。当时工人运动遇到一股无政府主义潮流的障碍(这潮流是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反作用),列宁在同一些无政府主义或半无政府主义的革命者讨论问题,他们轻视党的领导作用,或者想根本不要党。为了消除他们的错误观念,使他们明白党在无产阶级共产主义事业中的重要性,列宁必须特别强调党的作用。既然无产阶级全部革命事业都离不开党的领导,在实行专政的时候也一样,列宁就不反对说无产阶级的专政也就是党的专政这种说法,反而利用这种说法来帮助那些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革命者了解党的必要性。当时情况和我们今天的情况大不相同:当时并没有一个党一面执行着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同时又真正实行着党专政(就是把无产阶级群众排斥在政权机关之外),并没有这样的实例,也没有人在理论上提出这个问题。因此,列宁才没有按照「专政」的严格意义来指出俄共所实行的并不是党专政,没有指出「党专政」的说法不正确。但我们今天必须了解这种差别。必须了解列宁默认「党专政」这说法的时候,是按照「专政」这词的不严格的、放宽了的意义的。我们应当推断列宁自己知道这点。正因为他知道,所以他自己从来不说苏维埃政权是党专政,或者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必须实行党专政之类的话。当时共产国际的正式文件也从来没有这种说法。当时的苏联宪法更没有规定全国要受共产党领导--宪法上根本就没有提到党。但今天的情形不同了。苏联共产党和国家已经堕落了几十年,完全变成了官僚的机构,苏联、中国以及许多由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都实行着以共产党为核心的特权官僚层对劳动人民的专政,这种专政的罪恶真是说不完、写不尽,劳动人民正在向垄断政权的共产党把政权争夺回来--在这种情形下,不注意列宁所容忍的「党专政」的说法和真正的党专政的含义怎样不同,而继续随便使用党专政这个词,大谈列宁主张或同意党专政,那就是曲解列宁的话来替官僚专政辩护,给社会主义民主运动增加障碍。

党、工会、苏维埃

于光远认为列宁主张党专政,他的主要根据是「论工会」那篇演说词里面的几句话。他认为,列宁研究「由谁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所得的结论:在这里最明确地表达了出来。在列宁那演说的开头部份,有四处说无产阶级专政不能或不是由「包括全体产业工人的组织」(或说「包括整个无产阶级的组织」)来实行,有两处说是由或只能由先锋队来实行(参看选集第四卷四○二至四○四页)。在于光远看来,这里所说的先锋队就是共产党。他觉得这六句话足够证明列宁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只能由党来实行,而不能由包括全体无产阶级群众的组织来实行了(这里所谈的自然限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初期,而不包括共产主义快要完全实现的晚期)。所谓不能由「包括整个无产阶级的组织」来实行,按照于光远的了解,是说既不能由工会来实行,也不能由苏维埃式的正式国家机关来实行。总之,像中共现在这样或斯大林时代的苏共那样实行党专政,让政权抓在党的手里而不是在名义上的国家机关手里,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所以也就在原则上是完全正当的。于光远并没有说得这样鲜明,但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可以看出这是他真正的意思。王希哲也同意他的见解。

我在前面已经指出,于光远认为列宁说专政只能由先锋队来实行等于是说专政只能由党来实行,是了解错误,是欠缺理由的。现在我要指出他更多的了解错误的地方。

首先我要指出,列宁说专政不能由「包括整个无产阶级的组织」来实行,所指的只是工会,完全和苏维埃或其它组织无关。「包括整个无产阶级的组织」,在苏联只有一个,就是工会。列宁那篇演说是专门讨论工会问题的。当时苏共里面为工会问题发生了大争论,一九二零年十二月卅日在莫斯科举行一次大规模的辩论会,作为全党普遍讨论的开始,上述演说就是列宁出席那次辩论会发表的。列宁的演说一开头就说明,工会「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几乎包活了全体工业无产阶级」。并且说,「这是最基本的思想」,一定要「从这一点出发」(参看选集第四卷四○二至四○三页)。他以后谈到「包括全体产业工人的组织」,就是指工会,而不是其它组织。至于「包括整个无产阶级的组织」,含义也完全一样,只是措词不同而已。这两个短语决不是指苏维埃之类同样也包括了整个无产阶级(除了整个无产阶级还包括其它劳动人民)的组织。在俄文原文,「包括整个无产阶级的组织」这个短语是由三个字组成的,即「包括全体的」(或译「人人有份的」)、「无产阶级的」和「组织」(POGDOVNAYA  ORGANISATIYA  PROLETARIATA参看全集俄文本第四十二卷二○三至二○五页)。直译起来应是「无产阶级的包括全体的组织」。他的含义很明显,指只包括无产阶级而不包括其它群众的组织。因此他只可能指工会,不可能指苏维埃。如果「包括整个无产阶级的组织」不但指工会,同时还指苏维埃,那么,根据「无产阶级专政不能由包括整个无产阶级的组织来实现」和「只有……先锋队才能实现这种专政」两句话,就可以断定列宁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不能由苏维埃来实现,也就是证明了列宁认为必须实行党专政。但这种了解恰恰是错误的。这种了解同列宁太多的言论冲突,同太多的事实冲突。列宁认为必须由党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但并不认为只由党来实行,并不认为党是实行专政的唯一组织,所以他并没有主张党专政。

于光远在他的读书笔记中说:「由于苏维埃不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组织,无产阶级专政就应该由像工会这样广泛的无产阶级组织来实现」(百科知识,一九七九年第一辑卅四页)。这话纯粹代表他自己的见解,完全不是列宁的见解,在列宁言论中找不到丝毫根据。但这句话在他论证列宁主张党专政的程序中是有决定性作用的。他先轻率地宣布(不是正面宣布,而是用上引那句话把这意思暗中夹带在里面塞给读者):不能由苏维埃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应该由工会来实现。然后引证列宁的话来证明这点暂时还做不到,工会还不能担当这个责任, 劳动群众还不能全体都来参加管理。这样,就只剩下党来实现专政了-----必须实行党专政就得到证明了。我现在必须指出的第一点是:「由于苏维埃不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组织」,所以不能由苏维埃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关键性的论断,既不是列宁的意见 (于光远完全没有证明这是列宁的意见, 这根本是做不到的),本身又根本不合理。在当时苏联这样经济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只占人口中一个很小的少数,无产阶级必须得到广大的半无产阶级群众(主要是广大的贫农群众)来支持,才可能实行专政。这些半无产阶级群众(也就是小资产阶级的下层),在社会上没有稳定的经济基础,没有独立的历史利益,因而也没有独立的坚定的政治立场,他们若不跟资产阶级走,就只能跟无产阶级走, 因此可以争取他们来支持无产阶级专政。在俄国,起初是工人和全体农民一同参加苏维埃,然后, 从一九一八年夏天起,贫农在工人领导下起来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富农,苏维埃里面只剩下了工人和贫农, 于是苏维埃政权的无产阶级性质更明确了。 这些道理和事实早已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常识,列宁不知谈到过多少次,例如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中就有详细的说明, 像于光远这样的理论家自然是非常熟悉的。 但他居然说|——啊, 不对,是暗示——不能由苏维埃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而且拿出类似考茨基当年攻击苏维埃政权的理由来:「由于苏维埃不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组织」!他太热心于替共产党的党专政辩护以致于头脑发昏了。 他竟把十月革命史(十月革命根本就是苏维埃夺取政权)、「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这个历史性文件劈头就说:「宣布俄国为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共和国。 中央和地方全部政权属于苏维埃。」 )、苏俄宪法以及列宁无数次谈到苏维埃掌握政权的话统统抛到脑后去了,以为当年的苏维埃像今天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那样纯粹是共产党手中的橡皮图章。其实, 就在于光远特别注重的「论工会」 那篇演说词中, 列宁也清清楚楚地指出: 执行无产阶级的国家职能「必须通过一系列也是新型的特别机关, 即通过苏维埃机关」。(选集第四卷四零三至四零四页)                 

第二点,于光远暂时肯定的必须由工会来实行专政这个结论(他暂时肯定这点,只是为了随后再推翻它),也和列宁以及当时苏共的正式立场大不相同。 列宁固然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工会应该执行一部份国家职能,应该参加实行专政,应该「 国家化」 , 但工会不能直接掌握政权,不能掌握全部政权,不能成为国家机关, 不能代替苏维埃——这是「论工会」这篇演说的中心思想,也是在那场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中整个列宁派的中心思想。 于光远恰恰站到列宁的反对面去了。

工会之所以不能成为国家机关, 不能直接实行专政,并不是由于工会是「无产阶级全体的组织」,里面包括的群众太多了,连落后的工人也包括在内。 于光远认为原因在这里,并且以为列宁也是这样看,那是他的误解,是他的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成见。 那么, 真正的原因在那里呢? 原因在于工会的本质: 工会的本质不是国家机关。 在「论工会」的开头部份,列宁说得很清楚。虽然「在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过程中,工会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虽然 「它是当权的、统治的、执政的阶级的组织, 是实现专政的阶级、行使国家强制的阶级的组织」,但是,「不是国家组织,不是实行强制的组织,它是一个教育的组织……是学习管理的学校,是学习主持经济的学校,是共产主义的学校。」(选集第四卷, 四零三页) 在苏联,苏维埃才是国家机关,无产阶级专政由苏维埃实行。                     

在俄国,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工会运动才得到广大的发展 (一九零五年革命期间也曾经有广大的发展, 但革命失败后大大低沉下去了) 那时还有另一种更强大的工人组织,就是苏维埃。 工会是每种职业或每一企业单位的工人分别的组织,它的作用是争取工人切身的经济利益以及对各企业单位的经营施行监督 ( 这里说工会,连工厂委员会也包括在内了,工厂委员会起初是一种独立的组织)。苏维埃则代表和领导着整个工人阶级(首先是整个城市,然后是全国)进行阶级斗争,一开始就有鲜明的政治性质,是整个工人阶级的政治代表的组织,并且实际上掌握了部份的国家权力。十月革命的本质就是苏维埃把全部政权夺取过来。因此,很自然地,革命胜利后苏维埃就成为正式的国家机关。至于工会,除了原有的作用以外,革命胜利后还增加了参加经济管理和国家管理的作用。许多同工人有密切的关系的国家职能都由工会担任了,例如工资和生产定额的规定,劳动保险工作,劳动纪律的维持,动员工人参加红军,向国家机关提供干部等等。但是工会机关没有同苏维埃合并起来,没有成为正式的国家机关。苏维埃和工会都是吸收全体工人参加的(苏维埃除了吸收工人之外,还吸收其它劳动人民参加),但由于各有不同的历史起源和成份,各有不同的政治水平,所以它们的职能也不相同。

苏维埃本来是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组织,凡是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党派都参加在内,而用民主方式互相竞争领导权。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俄共以外的各党派都因支持反革命行动而被逐出苏维埃了,俄共变成苏维埃里面唯一的政党。从那时起,苏维埃政权实际上也就是俄共党的政权。但苏维埃和党对政权的关系到底还是不同的。苏维埃是正式的国家权力机关,由全体劳动人民选举产生,向全体劳动人民负责,实行国家的强制作用。党不是政权机关,不是全体劳动人民的正式代表的组织,而是先锋队自己独立的组织:党不正式向全体劳动人民或整个无产阶级负责,反过来也无权强制劳动人民或无产阶级服从。党的作用是领导,也就是争取人民的信任,然后凭这种信任由党员去担任苏维埃内的职位,代表人民执政。党对工会以及其它群众组织的领导,也同样是以取得那些组织内的群众信任为基础的。

党专政有无必要的问题,是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俄共内部在一九二○年底到一九二一年初所争论的,是工会和国家之间以及工会和党之间的关系,不是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所以,像于光远那样,希望从这场争论中对党专政问题得到新的或特别清楚的了解,希望在这场争论中看到列宁对这问题新的或特别明确的意见,那根本是摸错了门路。不过,在这场争论中,列宁也涉及了一点党和国家的关系,而那时他的言论是同我这里的说明相符的。例如,列宁在「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一文中,是这样描写国家、党和工会各自的特点:「国家,这是国家强制的领域。只有疯子才会放弃强制,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采用『行政手段』和以行政人员的身份来处理问题,在这里是绝对必需的。党呢,党是无产阶级的直接执政的先锋队,是领导者。开除党籍而不是强制,才是特殊的影响手段,是纯洁和锻炼先锋队的手段。工会是国家政权的蓄水池,是共产主义的学校,是学习主持经济的学校。在这一领域内,特殊而主要的不是管理,而是『中央』(自然也是地方)『国家管理机关、国民经济和广大劳动群众之间的』『联系』 (我们党纲经济部份中关于工会问题的第五条是这样说的)。」(选集第四卷四五七页,译文略有修订)这是党领导着无产阶级实行专政的情形。

如果一个党实行党专政,以党本身的资格强制全体社会成员(即人民)服从,它就实际上变成国家机关,或者变成贵族统治等级了。现在中国宪法上所规定的中共地位正是这样。中共享行政方式直接操纵国家机关,这最明显不过地表现出中共党机关实际上是国家机关的一部份,而且是主要的部份。但是,即使中共按照许多人所希望那样,放弃由党委直接指挥国家机关和行使国家权力的方式,只要中共仍旧垄断政权,不容许人民用合法程序撤换它,或者否决它的政策,禁止其它党派同它竞争执政地位,它就仍然是实行着党专政,中国仍然没有民主。

党专政是祸根

于光远替党专政(亦即替中共约政治垄断权)辩护是不遗余力的。他从各方面曲解列宁,制造党专政不可避免的理论之后,还害怕人民对这反民主的制度怀着反感,所以他再摆出一副「科学」的面孔,说道:「既然是不可避免的东西,就根本无所谓好与不好。好与不好这样的判断,是不能用来形容客观的必然性,不能用来形容规律性的。科学的任务是研究这种规律性,按照事物发展的规律来确定我们主观上应该怎样对待客观世界。」他没有想到,他这种巧辩恰恰暴露出一个大弱点。我要问他:既然党专政是「不可避免的东西」,是「客观的必然性」,「根本无所谓好与不好」,那么,何必还要在宪法上明文规定中共享有专政的特权,何必还要用刑罚阻止人们反对呢?取消宪法上那些条文,取消对劳动入民行使民主权利的一切法律限制,让党专政「不可避免」地自动实现岂不更好吗?于光远是否同意这样做呢?他为甚么不主张这样做呢?列宁时代的苏联正是对劳动人民参政丝毫没有法律上的限制,反而用法律加以促进的,为甚么于光远和整个中共不效法这个榜样呢?

党专政是一种政治制度。把一种政治制度说成是「根本无所谓好与不好」,那是根本不科学,根本违反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政治制度只能对其一阶级或某一阶级之中的某一阶层是最好的(最充份维护它的利益),对其他阶级或阶层就不那么好,或者根本是很坏的。曾被扣上「反党」罪名惨受迫害的数以万计的人士,尤其是中共党外的人士,一定不难明白:党专政决不是「根本无所谓好与不好」,党专政实在坏得很;于光远的见解是不科学,不真实,经不起实践检验的。于光远拿「不可避免」来替党专政辩护,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而是黑格尔和黑格尔的右派门徒的思想方法。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懂得:虽然凡是实际发生了的制度,一定有它发生的道理,因而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不同的社会集团对这制度要作出不同的评价(好或不好),这也同样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还懂得: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要灭亡,而任何少数人专政的制度的灭亡都一定要经过社会斗争,经过它的反对者向它的拥护者激烈斗争,把它的拥护者打倒。  

在一党专政的制度之下,根本不可能有民主,人民根本不可能对那专政的党和它手中的国家机关实行有效的监督。当那个专政的党采取此较开明和开放的政策的时候(大概是在政治局面此较稳定的时候),人民某些轻微改良的意见会被专政党采纳,但任何重大的批评和反对意见,至多只能使那专政党报以「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的态度。因为国家机关牢牢抓在专政党的手中,人民根本没有合法途径去否决专政党的政策,更没有合法途径把那专政党在国家机关中的人员撤职,推举其它党派来执政。当那专政党采取严厉的专政政策的时候(只要它的特权地位感受到认真的威胁,就一定会这样做),任何提出反对意见的人都会在「反党」的罪名下受到残酷镇压。想要民主,首先就要确立国家主权属于全体人民这个最高原则,因此就要废除一党专政,还政于民。于光远一面极力替一党专政辩护,一面又大谈民主,如果不是虚伪,至少也是自相矛盾。

一个本来是代表劳动人民的革命党,一旦取得党专政的地位,就变成了既得利益的少数集团,变成新贵族,它的思想、感情等等也一定跟着变成和劳动群众大不相同了。这是社会地位决定意识的规律所决定的。革命党在革命胜利后实行一党专政,理论上的根据是先锋队决定一切:先锋队有权指挥群众,群众必须无条件服从先锋队。如果说党是群众的先锋,那么党内的领导集团也是全党的先锋,党的领袖(例如党的主席或总书记)又是领导集团的先锋。所以,从无产阶级或劳动人民必须无条件服从党出发,最后必然得出全党全民必须服从一个大领袖或一个很小的寡头领袖集团的结论。这样,民主的原则就被彻底推翻,领导者变成统治者、压迫者,一种等级森严的专制制度就建立起来了。这种专制制度不但带有过去资产阶级或地主阶级专制制度一样的祸害,而且,由于它以财产国有化为基础,它所掌握的权力更大、更集中,所以它的专横、残暴、腐化的程度甚至超过有产阶级的专制制度,它所造成的祸害也更大。中国、苏联和许多斯大林主义共产党专政的国家的人民,已经从本身的痛苦经验中知道了这点。

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切有产阶级的政权不同,它是多数人(全体劳动人民)对少数人(剥削阶级)的统治,目的是消灭阶级差别,消灭一切社会不平等,同时也消灭政治权力(国家),而实现共产主义。只有达到这个目的,劳动人民才得到彻底解放。由于无产阶级专政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而且它的目的是最后消灭政治权力,所以它一开始就要尽量削减那「凌驾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与社会脱离」的特殊的国家机关(官僚、警察、常备军……),用劳动人民本身的组织代替它,并且采取种种办法防止公职人员变成骑在人民头上的社会主人。这就是说,无产阶级专政应该一开始就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民主制更民主得多。在无产阶级专政成立的初期,由于劳动人民还缺少管理公共事务的经验,甚至欠缺足够的文化水平,所以法律上规定了的种种民主制度,在实际上还不能马上完全实现,实际执政的还不是全体劳动人民,而是劳动人民的先锋队。人民普遍参加公共事务的管理,国家的消亡,只能逐步实现,这是不可避免的过程。但一党专政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阶段。任何民主政制都包括承认人民有组党的自由。有产阶级的民主制都承认这种民权。无产阶级专政毫无理由反而实行一党专政。一党专政表示剥夺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阻止国家的消亡,保卫旧制度的残余,甚至替剥削阶级复辟制造机会。所以,一党专政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正当形式,而是一条祸根。

民主政治是离不开组党的自由权的。只有通过政党组织,社会上各个不同的利益集团才能够把他们的要求和政策形成系统(政纲、主义……),推举出最胜任的代表人物,保持政治经验的承续性。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政党的作用尤其重要。因为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处于距离政权最远的地位,普通无产者是最难于参加政治活动和吸收政治经验的,所以比有产阶级更需要通过政党活动来达到政治的觉悟。无产阶级这种不利地位,并不因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而立即完全改变。所以在整个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党的作用仍旧是非常重要的。但整个无产阶级在利益和思想上并非均匀一致的,其中分成许多层次、集团和流派,因此经常有组成不止一个党派的需要。历史事实充份证实了这点。即使在利用国家权力强行维持「一致」的无产阶级执政党里面,那些非法派别互相斗争的激烈程度也不下于正式敌对的党派。于光远和许多别人都一面极力维护中共一党专政的制度,一面呼吁中共「一定要特别注意密切联系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真正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和意志」,这根本不能算是要求民主,顶多不过是希望中共实行「开明专制」而已。他们所盼望的情况是,群众只能向中共表达愿望,自己却没有当家作主的权力。至于在选举中允许选举非党的候选人,即使那候选人真正是独立竞选的人士(事实上向来都只是中共指派或批准的),由于他以个人力量同那有强大组织的专政党对抗,那也绝无可能动摇中共整个政权,徒然给一党专政的不民主制度充当一块小小的遮羞布而已。所以,在今天的中国,只有废除一党专政,让劳动人民有组党的自由,才算实行民主;只有要求废除一党专政,才算真正争取民主。

党专政是怎样产生的

由于斯大林主义的共产党已经在十几个国家先后实行一党专政几十年,并且宣传这是无产阶级专政或者社会主义国家的正常形式,所以一般人都很容易同意于光远的见解,以为一党专政真正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形式,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固有主张。我在上文已经根据马列主义详细驳斥了这种见解。现在我要略为解释一下,这些国家的一党专政制度到底是怎样产生的。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是第一个实行一党专政的。上文已经说明,在列宁领导的时代,虽然后期共产党已成为唯一合法的政党。但是并没有在法律上规定一党专政(没有规定共产党享有领导国家的特权),也没有形成一种由党机关直接指挥苏维埃国家机关的惯例。第一部规定共产党享有领导国家的特权的宪法,是一九三六年由斯大林集团颁布的苏联宪法。后来在各国取得政权的共产党就都跟着斯大林的脚步走。

表面上,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胜利起,苏联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没有改变:国家机关一直是苏维埃,执政党一直是共产党。实际上,自从斯大林当权以来,苏维埃和共产党早就名不符实,早已堕落变质了。原先的苏维埃是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力机关,让全体劳动人民在这组织里面最普遍、最直接、最有效、最灵活地参加国家管理工作。一切以劳动人民为基础的党派都能参加苏维埃。苏维埃制度有如下的特点:(一)苏维埃是公开的阶级统治机关,只许不剥削别人的劳动人民参加,不许剥削者参加;(二)选举区以工厂等劳动人民的工作单位为基础;(三)选举的方式由各单位的人民自己规定,(四)苏维埃代表随时可以被选民罢免改选;(五)组成上级苏维埃的代表,由下级苏维埃选出(这样才保证实际上可以随时改选);(六)苏维埃兼有立法和行政的权力,司法人员也由苏维埃随时任免.(这废除了资产阶级民主制的骗人办法:议员只管用空谈愚弄群众,实际统治权则操在同资本家密切勾结着的行政机关和号称独立的法官手中);(七)每一个苏维埃代表都担任一种国家管理工作,而且这种工作不断变换,同时设法吸引全体劳动人民都来参加国家管理工作;(八)苏维埃开会和改选都很频密(例如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到一九一八年七月,不满一年期间开了四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再到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又开了两次,以后每年一次,每次的代表都改选)。俄国共产党本是领导工人和一切劳动人民的革命党,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员有组成派别的自由。国家的民主制和俄共党内的民主制是同时存在而且互相关连的。自从一九三六年改订宪法以来,苏维埃已经不是真正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而只是共产党的外壳,连原先那种组织体制都改变了,成为纯粹议会式的机构,只保留了旧的名称。而共产党,由于宪法规定它对国家机关和一切人民团体都有绝对的领导权,就再也不是劳动人民的革命领导组织,而正式成为贵族统治等级了。

苏维埃和俄共党的堕落变质是同一个过程。苏维埃起初把俄共以外的党派驱逐出去,是由于那些党派参加以武力推翻苏维埃政权的行动,这并不表示俄共走向一党专政。后来,由于环境极度恶劣(经济破产,帝国主义列强在四面虎视眈眈,群众在长期残酷斗争后陷于筋疲力尽,对政治不再热心),政治权力才变得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上层执政者手中,俄共党机关也越来越和国家机关合为一体。本来,苏维埃内的多党制事实上不存在之后,俄共党内部还继续允许党内派别存在,这多少代表劳动人民之中的不同意见合法竞争。但一九二一年克朗斯塔叛变事件(有俄共党员参加)暴露出反革命行动多么容易发生,俄共又鉴于同时开始施行的新经济政策必将让部份复苏的资本主义势力反映到党内来,所以决定实行禁止党内形成派别。但大部份俄共领导干部毕竟迅速腐化成为特权官僚了。禁止派别这种本来是暂时的规定,恰好成为他们用来压制党内少数忠贞革命者最方便的工具。这样,从一九二三年下半年起(那时列宁已病重,不能工作),民主空气完全被压制,苏联政治形势进入反动时代。以后,以托洛茨基为首的革命派(他们一面努力纠正当权派的机会主义政策,一面争取恢复民主)接连受到打击,被撤除职务,开除党籍,驱逐出国,监禁,流放。一九三六年的所谓斯大林宪法,正是代表早已确立了的反动官僚统治的新法制,是苏维埃民主制的正式否定。紧接着,斯大林派官僚就把整代的老布尔什维克杀光。谁只要透过斯大林派官僚的谎话和种种假冒的名义去观察真实的历史事实,就不难看出:从苏维埃民主变为一党专政,并不是甚么列宁主义的逻辑结论,而是个突变、质变的过程,中间隔着一条千百万人的鲜血汇成的河流。

以斯大林为代表的寄生在国有财产制度身上的新官僚统治层,由于它不是一个阶级,不占有生产资料,不能像资产阶级那样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取得它的收入,并且再生产出它的特权地位,所以它必须好像封建贵族那样直接依靠法律的强制来保障它的统治特权,必须摧毁民主制。如果它让苏维埃民主的体制保存下来,在群众消沉的时候它无疑可以篡夺并保持统治权,但一旦群众重新对政治积极起来,就会通过合法途径把它撤换。所以,一党专政并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本来需要的制度,而是无产阶级专政发生反动的结果,是篡夺了无产阶级群众的权力的新官僚层出于本性所必需的制度。这个官僚层的专政,从它还维持无产阶级革命的最大成果(即国有财产制)这方面看来,亦即在社会经济意义上,它仍是代表无产阶级的政权,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变态的、不健全的形式),正像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法西斯专政和军事专政仍是资产阶级专政一样。但在直接的政治意义上,它却不是无产阶级本身的专政,而是官僚层对无产阶级的专政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陆续在十几个国家建立起来的那些无产阶级政权,都模仿堕落以后的苏联政制,所以从头起就实行一党专政。在这些国家执政的共产党,虽然自称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其实是信仰斯大林主义,即工人国家的官僚统治层的意识形态。他们之所以如此,主要有四方面的原因。第一,他们的国家一般是落后国家,欠缺民主的传统。第二,他们的党本来都是堕落后变为苏联官僚的工具的共产国际的一部份。第三,他们取得政权一般都依靠苏联帮助,有些甚至主要靠苏联武力的支持。第四,在建立新政权的过程中,工人阶级发动的程度不高,比俄国革命差很远。这四个特点对于中共也大致适用。不过,中共在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九年的革命过程中依靠苏联的帮助不大,主要是独立战斗,而上述第四个特点却在中共身上特别鲜明。中共在革命胜利前足足有二十二年是以农村为基地,担任农民革命军的领袖,同工人的联系极为薄弱。这个经历使它惯于以指挥官对待士兵的态度对待群众,而不承认群众有最高的主权。这经历同时使它充满小资产阶级思想,对马克思主义这种工人阶级的革命理论不能真正了解和全部接受。虽然在重要关头它可以超越多年持有的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目标的限度,提早实行模仿苏联的社会改革,因而把它的政权变成工人阶级政权,但它始终欠缺真正科学社会主义的远大眼光,所以不能按照巴黎公社和苏维埃的原则建立它的政权,只能建立斯大林式的官僚专制,并且极力压制民主化的要求。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的预测同于光远恰恰相反。将来有更多的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时候,只要工人阶级的独立作用更大,而且由真正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党担任领导,新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就会不再是一党专政的官僚化政权,而是苏维埃式的无产阶级民主政权了。尤其是到了革命在富于民主政治传统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胜利的时候,这种前途简直是不可避免的。那时,原已存在的各国共产党官僚专政也会迅速被工农群众推翻了。

走向社会主义民主的道路

中国必须走向社会主义民主化,这至少在口头上已经是全国公认的方向了。至于具体的道路,则议论纷纭。这一切议论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希望中共逐渐开放民主,不论是全靠中共自动自觉还是要靠群众加以或多或少的压力--这就是改良的道路。另一类是认为必须经过突变、跳跃,也就是必须经过反官僚专制的政治革命。究竟哪一条才是实际走得通的路,上文全部分析已经包含了答案。既然从无产阶级民主制变为官僚层的一党专政是经过了反动突变,那么,反过来,从一党专政变为无产阶级的民主制自然也要经过革命突变。如果那代表少数人的既得利益已经实行了二十几年(从一九五七年算起)无比专横的统治的中共党可能自愿放弃统治特权的话,人们也应该希望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接受和平渐进的社会主义改革了。那么,全部马克思主义和人类全部革命经验都可以抛到垃圾堆上去了。

中国人民在二十几年里,尤其是所谓文化大革命以来,饱受毛泽东一帮所搞的假革命真反动的残酷斗争之苦,现在渴望和平安定建设的生活,暂时不那么容易再接受任何革命的道路,这点是不难理解的。但善良的愿望不足以构成真正的出路。否则就用不着科学研究了。对那些出于真诚善意而提出种种民主化方案希望中共采纳实行的人们,我要说:既然你们相信中共有民主化的诚意,那么,请你们要求中共立即修改宪法,并且采取一切实际行动来放弃一党专政的特权,把最高主权还给全体人民吧。如果中共自己肯这样做,没有任何力量或任何困难能够阻止它的。如果它相信只有它的领导才是正确的领导,相信人民拥护它的领导,那么,也就应该相信,在放弃一党专政的特权之后,它仍会在真正民主的竞选中获胜,继续执政。只有取消一党专政,让劳动人民有充份的党派自由,才是真正民主化的开始,正像下水才是真正学游泳的开始一样。如果有人拿着皮鞭和棍子站在水池边上,拼命把一切打算下水的人打走,尽管他自称是第一流的游泳教师,他也实际不是教人游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