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青:在西藏问题上的社会主义立场(195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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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藏问题上的社会主义立场


向青/著,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七日



在社会主义新中国庆祝建国十周年的前夕,发生西藏地方政府打着藏族独立的旗帜实行武装叛变的事件,这是一件不幸的事情。蒋帮残余和帝国主义者高声叫嚣什么「共产主义的侵略暴行」、「匈牙利革命的重演」、「中共在亚洲的威望破产了」。对于这些临时装扮起来的被压迫民族的盟友,用不着我们再来多费笔墨加以叱责,他们的德行早已为工人和一切被压迫人民所熟知了。
但是,有些真诚厌恶民族压迫的工人,对于这个事件也会感到困惑,甚至会受到那些满口马克思辞句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民族)主义者的影响,而错误地把同情心寄给那些喇嘛贵族所领导的反动运动。另一方面,中共一贯的蔑视民族自决权的政策以及抹煞中国境内的民族压迫事实的宣传,不仅不能好好解决西藏问题,而且客观上恰恰帮助了一切反动势力对工人和被压迫人民的欺骗。因此,我们要在这里讨论一下,在这问题上,工人阶级亦即社会主义的立场究竟是怎么样的。

把西藏喇嘛贵族所领导的独立运动与匈牙利革命等量齐观,是最荒谬不过的。尽管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革命中有各式各样的倾向和不纯的份子(这是不可避免的),但革命的主力是布达佩斯的工人阶级,其基本倾向是反对官僚统治,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西藏喇嘛贵族的独立运动不仅是反对社会主义,而且是反对民主主义的,纯粹是为了维持那极端反动的西藏的教权封建制度。反动派为了迷糊工农群众的意识、所以故意把这两个性质相反的运动相提并论。

一、工人阶级与民族自决权

工人阶级反对一切的特权和压迫,当然也反对民族的压迫,主张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但觉悟的工人不是民族主义者,不从民族主义的观点而从阶级的观点去看民族问题。因为,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每一个文明民族里面都分成剥削的和被剥削的两个利益不可调和的阶级;因压迫和掠夺异族而得利的只是压迫民族中的剥削阶级,其被剥削阶级即使得到某些眼前微小的利益,其实也是以自己的远大利益为代价的;在被压迫民族方面,剥削阶级固然也常常和压迫自己的异族冲突,但只要本族的被剥削阶级起来反抗剥削,它就毫不踌躇地与压迫民族的剥削阶级联合起来对本族人民施行血腥的镇压,甚至因此不惜甘心情愿地放弃民族独立。民族主义只是剥削阶级用来欺骗被剥削阶级的理论,借此诱骗被剥削阶级服从他的统治和指挥,它自己在实际行动中并不遵守民族主义的原则。藏族的封建统治阶级的行为也是符合这个规律的。在现代历史中,喇嘛贵族时而投靠中国以对抗帝国主义,时而投靠帝国主义以对抗中国,从来没有真正独立过,而始终是为了维护它那最落后最反动的剥削制度,阻碍西藏人民变成一个适宜在现代世界环境中生存的最进步的民族。

工人阶级主张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是因为这样有利于全世界工人阶级和一切被剥削者团结一致进行解放斗争,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这就是说: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的原则是从属于阶级斗争原则的。因此,在每一个具体的历史时机应该具体运用民族自决权以实现民族平等,要看在当时状况下怎样做最有利于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事业而定。无论何时都要把阶级利益摆在第一位来考虑,而不是把抽象的民族自决权或民族利益当作最高原则。

二、 在西藏战争中的态度

西藏虽然号称为「和平解放」了将近八年,实际上整个旧制度还原封不动地留在那里:喇嘛和世俗贵族的统治、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农民和牧民对领主的人身隶属和种种徭役义务、森严的等级制度……统统保存着。中国境内其它少数民族地区都已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革了,只有西藏是例外。然而,最近处在西藏行政区域以外的某些藏族地区也实行废除封建剥削制度了。尽管中国中央政府当局一再宣布过在一九六二年以前不在西藏实行改革,但喇嘛贵族们看见外围地区的情况,总觉得大祸临头了。而这时在中国本部由于推动公社制度时的某些错误引起很大的震动,那些喇嘛贵族以为社会主义在中国失败了,连汉族农民也行将起来反抗现政权,中国政府自顾不暇了,正是宣布独立以保存旧制度的好机会,于是实行叛变。由此可见,决不可抽象地把目前在西藏与中国(汉族)之间的冲突看作是民族自决权之争,而要重视它的社会内容。中国资产阶级和地主最顽强的代表蒋介石,正是如此处理西藏问题的:他在统治中国大陆的时候,无情地压迫和掠夺少数民族,不仅不给他们自决权,甚至不承认他们是一些与汉族不同的民族,硬说中国只有单一个「中华民族」,他们只是整个「中华民族」里面的各个「宗族」;今天,为了共同反共的利益,他忽然大发慈悲答应给藏族民族自决权了,在那些喇嘛贵族已经明白宣布脱离中国而独立之后,他仍然不惜给予精神与物质的援助。

要想发展西藏的经济和文化,提高藏族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知识水平,非推翻喇嘛贵族的政权和夺取他们的财产不可。另方面,中国现政权真正而直接地伸张到西藏里面去(在「和平解放」的八年里,实际只实行了宗主权而已),尽管有民族压迫和其它官僚主义的弊害,但由于中国政权是工人阶级的政权,却必然地要促进西藏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的进步(中国当局已再三表示,这次事变将促使西藏的社会改革提早实现),而这些进步是对西藏劳动人民有利,可以促进他们最后得到彻底解放(包括解除汉族的压迫),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去的。由此可见:在目前中国(汉族)与西藏的喇嘛之间的战争中,西藏人民与喇嘛贵族叛党之间毫无共同的利益,但与中国军队却有许多利益一致之处。换句话说:在西藏叛党所领导的独立运动里面,没有丝毫值得西藏人民保卫的东西,只有它的失败才能促进西藏人民的利益;但中国军队的胜利,却可以造成一些有利于西藏人民的条件(例如便利实行土地改革和废除一切封建压迫),这些条件是值得西藏人民保卫的。

凡是对西藏被剥削人民有利的,也就是中国工人阶级所要保卫和拥护的;反之,则是中国工人阶级所反对的。

在目前的战争中,西藏和中国人民都应该反对西藏的叛党,用一切方法促使他们失败,而保卫代表进步的中国方面。

在叛党控制地区的失败主义政策就是:决不支持叛党的军事行动,联合中国军队来打击叛党,利用叛党在战争中的一切困难来推翻他们的统治,建立西藏人民的民主政权。

在中国军队占领区的保卫主义政策是:积极参加中国政府号召成立的一切群众组织和新政权代表机关,积极支持要求实行一切反对喇嘛教权(这只是反对喇嘛和喇嘛教的一切特权,而不是限制人民信仰喇嘛教的自由)的改革,支持肃清叛党的一切行动,抵抗旧政权复辟的企图,同时要求实行彻底的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反对中共享民族自治代替民族自决,反对中国军队对藏族人民任何压迫和歧视,反对中国政府和它所支持的西藏新政府的任何官僚主义的罪恶。

谁要是根据抽象的民族自决的原则而主张支持叛党对中国军队的战争,在叛党控制地区中采取保卫主义,他就是社会主义的叛徒,就是西藏封建势力和世界帝国主义的帮凶。

谁要是因为在中国军队占领区采取保卫主义就连带地放弃民族自决权,停止反对汉族对藏族的压迫以及一般地停止反对中国政府的官僚主义罪恶,他就是中国官僚的工具,因而也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者。保卫主义决不意味着迁就现存政权(亦即战争的现存领导者)那些错误与反动的政策。

三、 怎样实行藏族民族自决

只要西藏的战争一天还在进行,我们就应该继续采取上述的支持中国方面的政策。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认为用中国军队把社会主义制度推行到西藏去是目前形势下最好的方法或不可避免的方法。相反,我们认为这是中共长期以来错误的民族政策的继续发展。

一九五0年中共进军西藏的时候,再三声明进军以后要保存一切旧制度,进军只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就是说,中共的进军并非为了把民主革命(当时在中国本部还没有宣布要从民主革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去呢)推广到西藏去,而是为了继承国民党和满清皇朝政权征服西藏的赃物而已。那政策显然是错误的。后来算是「和平解放」了,但谁都知道这事实上是用暴力强迫西藏承认了中国对它的宗主权。正因为有过去的征服,才造成今天要对付叛变的局面。今天中国政权早已明显地成为一个社会主义政权。情况当然与那时不同。但即使是社会主义政权,用武力向其它民族「输出」社会主义也不是好的办法。列宁时代的苏联给我们一个最好的榜样:俄国苏维埃政权一成立,就宣布准许芬兰、乌克兰等过去受帝俄统治的民族自决,尽管芬兰成为独立的资产阶级国家,苏联也支持它的自决。「根据列宁的解辞,准许被压迫民族自决,……」是首先成立的工人国家争取被压迫民族的工农群众团结在它周围的最好方法。即使被压迫民族暂时分裂出去,甚至成为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国家,这也会促进该民族的阶级分化,使该族的工农群众更容易达到社会主义觉悟,推翻资产阶级和地主的统治,然后重新自愿地与先成立的工人国家联合起来。乌克兰就是走这条道路加入苏联的。而在这前途实现之前,尊重民族自决权的政策至少也可以使帝国主义无法利用被压迫民族进行反对工人国家的活动,加强保卫工人国家的力量。

上面已经说过,我们并不认为民族自决是最高的原则,相反,它应该服从阶级利益的需要。如果在一定的国际情势之下,工人国家为了保卫自己的生存而必须侵犯一个邻近的小民族的独立,我们决不因此而反对那工人国家的行动,相反,还要保卫它,支持它。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苏军侵入波兰和芬兰时,第四国际就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但今天中国与西藏作战显然不是出于这种必要。中国在西藏的军事行动唯一正当的辩护理由就是为了在那里推行社会主义制度。

推翻旧有的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新制度,不能单纯靠外来武力实现,外来武力只能尽推动和帮助局琠峊诮a被剥削人民起来革命的作用而已。无论汉族和中国其它少数民族的社会改革的经验,或苏联新合并的领土和东欧各国的经验,都一致证明这一点。因此,我们必须考虑这个问题:军事占领和民族自决两种手段那一种有利于藏族被剥削人民起来实行社会革命,那一种造成较多的障碍呢?

在群众的革命觉悟没有成熟之前用外来军事力量去「催生」、是冒险的、有害的政策,正如胎儿未足月之前就用外科手术把他取出来一样。

今天西藏人民的革命觉悟并未成熟,这是不用置辩的。事实上不是西藏人民起来暴动反对原来的「葛厦」(地方政府)然后中国军队去协助西藏人民,而是一直稳定地统治着西藏的「葛厦」(连中国政府都一直不得不承认它是西藏合法政府和藏族人民的领袖)起来驱逐中国占领军而引起战争的。中国军队进驻西藏已经八年,还无法发动人民起来实行中国其余各民族中都已实行了的改革,相反,还要一再宣布改革之期尚远,借以安定人心。自从一九五一年以来,西藏统治集团本已被迫一方面承认了中国的宗主权,另方面接受了要实行改革的原则,现在他们反而胆敢公然宣布独立和「永不改革」,这纯粹是因为他们把情势估计错误了吗?不,他们对中国的力量和中国内部形势诚然是估计错误了,但并未有藏族人民革命的危机威胁着他们,这点他们是清楚的。直至战争爆发而且叛党首领被迫逃亡国外之后,我们仍然看不见有藏族人民反对旧制度的革命行动。中共所能够拿来宣传的,只有空洞的未必完全可信的关于藏族人民表示拥护平乱之类的消息而已,完全拿不出一点关于群众的革命组织和革命行动的消息来。中共企图拿班禅和阿沛阿旺晋美(原来「葛厦」中的「葛伦」之一)之流的态度来证明西藏人民拥护工农的中国。其实,第一、他们都是西藏统治层中的人物,而且是少数;第二、班禅一派在西藏的地位完全是靠中国赐予的;第三、他们当作个人来看,对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革的拥护是可疑的,而当作整个社会集团来看,那拥护是虚伪的。他们之不能代表藏族的态度,正如李济琛、陈叔通之流不能代表汉族资产阶级更不能代表汉族人民对革命的态度一样。

藏族人民觉悟的迟缓是不难理解的。那里还保存着封建农奴制度,喇嘛教有力地助长了封建领主对人民意识上的支配,西藏与外面世界的联系极端薄弱。在过去八年里,因为尚未实行社会改革,所以藏族人民极少看到工农的新中国的好处,反而较多看到中国军队和官员的大汉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罪恶。这样,藏族人民自然很难向往于联合中国工农以进行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改革。

在藏族人民尚未觉悟的现实条件下,中国军队继续占领西藏是错误的政策。即使中国军队尽最大可能避免了压迫、歧视藏族人民和一切伤害民族感情的行为(现实的在中共官僚领导下的军队是做不到这样的),但因为这军事行动本身就含有对藏族不信任和强迫(虽然是强迫进步)的意味,所以无法避免引起藏族人民的反感。尤其因为各种改革不是一下子就发动得起来和做得好的,更令藏族人民未见其利先见其害。结果必然在客观上帮助了叛党继续假借民族自由的口号欺骗人民,阻碍了人民觉悟的进程。

因此,我们主张中国立即宣布准许西藏独立自决,立即就地停战,与叛军谈判中国军队全部撤退的具体办法,西藏前途交由西藏人民自行决定。

我们完全料想得到:这样做多半会让西藏原来的统治集团(亦即叛党)恢复其统治,并脱离中国而独立。但即使这样,中国工农与西藏被剥削人民之间的联系并不会疏远,反而比在强迫的国家联合情况下更密切了。西藏人民一定更向往工农的中国、向往于中国人民所走的革命道路。这样,我们就把原来操在西藏封建势力手中的民族自由的武器夺到我们手里,成为我们争取西藏人民最强有力的武器。这样,西藏封建统治者的复辟,以及西藏与中国的分离,不过是历史进程中一段短促的插话而已。

中国的工农政权不仅应该宣布准许西藏自决,而且应该宣布让中国境内一切民族自决。应该让蒙古族、回族、维吾尔族、侗族等民族自行决定是否要成立民族共和国,并与汉族的共和国建立何种关系。不应该像现在这样强迫限制各少数民族至多只能达到民族区域自治的程度。藏族的问题不过是中国各少数民族问题最尖锐的一个。我们必须接受西藏问题的教训,从此全面地采取真正社会主义的民族政策。这样的政策不但可以加强现在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团结,而且促进亚洲以及全世界被压迫民族里面的工农群众对社会主义的向往。

也许有人反对我们的前提,而坚持说西藏广大人民已经觉悟了。好吧,我们姑且在这一点上退让一步——但这样我们提议的政策就更适当了。既然西藏人民已经觉悟了,就更不需要中国军队留在那里来越俎代谋,让西藏广大人民自己去肃清那一小撮叛党,建立西藏人民的民主政权,然后自行决定与中国作某一种形式的国家联合好了。

有人担心:中国军队撤退之后,帝国主义军队侵入西藏怎么办?这问题不难解决。可以在谈判撤兵办法时要求西藏方面保证不许任何其它国家军队进入西藏。在中国宣布愿意退兵和准许西藏独立之后,西藏方面是无法不接受这个条件的。如果将来西藏统治反叛或者遭到帝国主义强行侵入,威胁到中国的安全,那时中国可以名正言顺地开兵进去予以毁灭性的打击。在这方面我们是有鲜明的一贯立场的。

也许有人觉得:一面支持尚在进行中的中国对西藏的战争、一面又要求停战退兵,岂不是矛盾吗?并不矛盾。这两方面的策略都是为了达到同一的目标;促进西藏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我们认为军事占领不是达到这目标最好的策略。所以主张改用最好的亦即停战退兵和准许西藏独立的策略;但在最好的方法未被采用之前,用不是最有效的方法打击西藏封建反对势力,我们还是支持、还是尽力加强它的效果的。好比一支军队知道友军的某一行动是错误的、危险的,当然应该劝说它改变方针,但在友军的行动尚在继续进行时,为了尽共同打击敌人的盟友责任,当然应该尽力支持,尽可能使友军取得胜利,或至少减低损失和危险。这两方面都是不可缺少的态度。英国工党反对保守党进军苏伊士运河和对赛浦路斯岛的强硬政策,就一方面在国会里要求改变政策,但同时对英军的行动采取保卫主义。工党实际上和保守党一样都是替英国资产阶级的,站在它的阶级立场上,这样做是对的。我们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一面反对当权的中共的错误政策、一面支持它打击敌对阶级的行动,也是同样道理。

原文收于向青,《论中国官僚社会主义(第一辑)》,页161-169
香港,新苗出版社,一九九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