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青:托派眼光看中共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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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派眼光看中共革命


向青
20001112

 

  二十世纪只差一个多月就要过完了。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许多社会主义者都相信二十世纪是社会主义胜利的世纪。例如恩格斯晚年不止一次明确地说,他相信再过十年左右,德国社会民主党(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马克思主义的工人政党)就会取得政权。同一时期,英国的社会主义者莫里斯,在《乌有乡消息》书中描写了他所推想的在二十世纪里实现了社会主义的英国的情况。列宁领导下的俄国共产党,更以为1917年俄国革命(十月革命)的胜利已经开启了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时代。谁也没有想到,事实上,到了本世纪结束的时候,竟是社会主义的前途显得空前暗淡,至少在绝大多数人看来是这样。甚至十五年前,还没有哪个社会主义者预料到,几年以后那些共产党统治的标榜社会主义的国家就一个紧跟着一个倒退回资本主义的轨道呢。当然,另一方面,人们也不会完全忘记,在本世纪里,号称社会主义(甚至是马克思主义)的事业曾经有过声势赫赫的发展。其中影响最大的,除了俄国革命之外,就数到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现在俄国革命已经被叶利钦等前共产党官僚的反革命推翻。中国共产党革命所建立的政权至今表面上还继续存在,实际上已经蜕变成为资本主义的政权了。这就是说,作为一个反资本主义的政权,也已经名存实亡了。所以,今天不但是二十世纪之末,也是已经看到了中共革命先胜利然后失败的整个过程的时候。一个已经完结的过程,自然比较容易让人了解。我现在想把多年来思考中国革命问题的个人结论整理一下并且写出来,希望能够对于有关的理论探讨多少起一点点作用。我相信这种探讨不仅是对过去的了解和评价,也是展望未来以及决定今后奋斗的路线的一部份根据。
  在那些认为马克思的社会革命理论已经被证明彻底破产的人看来,中国革命跟俄国以及其它各国的社会主义变革一样,根本是历史的大错误、大不幸;它们的失败,表示历史转回了正路;人们应该避免重蹈覆辙,彻底抛弃它们那种目标和路线。托洛茨基派从来都自认是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始终坚持社会主义革命的立场,自然坚决反对上述见解。关于这个世界性的问题,我已有文章谈过(例如《告别马克思?回到马克思?》),以后还会在其它文章里谈论,但这不属于这篇以及由此开始的这一系列文章的范围。这一系列文章要谈的是中国的革命,尤其是用托派的眼光怎么看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那些特点的问题。
  中共认为自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领导者和代表,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以农民战争为主要的斗争方式,进行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在1949年取得全国政权后,不间断地进入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在五十年代中期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它认为这是历史性的伟大成就,也是马克思主义创新性的运用的一个光辉的实例。后来它的领导人(以毛泽东为主)犯了一些主要是过左的错误,妨碍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发展。但不久以邓小平为首的党内健康力量实行了拨乱反正,从1978年开始,根据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采取改革开放的路线,于是走上再次辉煌发展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中共采取一条有创新意义的道路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这个说法,在世界上得到广泛的接受,彷佛是明显的事实。各国有不少社会主义者已经唾弃苏联斯大林那种社会主义,但是对中共那一套还保持着相当高的评价,甚至有人还盼望恢复毛泽东的路线。托派根据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根据托洛茨基所发展了的不断革命论,对中共革命的看法与众不同。事实上,在自认接受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人们里面,见解也并不一致。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的看法也不完全一致。以下是我现在的看法。

中共革命的成就和失败

  我们承认当初中共从国民党手上夺取政权,打破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支配,并且铲除地主和资本家阶级,是历史性的巨大进步,是超越了资本主义限度的革命。但是这些成就并不等于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中共遵照斯大林主义的传统,把国有财产制度等同于社会主义。这明显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几百年来绝大多数社会主义思想家的看法。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工人阶级为了自我解放,也为了克服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和致命弊病,为了解放一切劳苦大众以及全人类,而一步步建立起来的新制度。这个社会改造过程的起步,不仅仅是把资本家所占有的生产数据收归国有,同时还必须使国家权力转归工人群众掌握,使国家从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工具变成多数人统治少数人的工具。必须这两个条件都具备了,才能够保证真正朝向社会主义过渡。这就是说,保证一步步把生产力发展到大大超过资本主义的最高水平,足够满足全体人民合理的生活需要,同时一步步消灭阶级差别和一切社会不平等,最后实现人人都能够自由发展的和谐社会。中国在1949年之后,虽然很快就实行了大规模工商业的国有化,但是政权和社会经济的管理权始终没有交给工人群众,而是被中共统治集团垄断着,用来施行一种极端压制个人自由(尤其是压制政治异见)的统治。工农群众(包括知识分子在内)所享有的政治权利,比资本主义的民主国家还更少,可说是根本没有。在这种制度下,官僚专制的种种弊害不可避免要顽强地普遍存在,社会矛盾不可能一步步消灭,反而日益增长(虽然这些矛盾的性质跟资本主义制度下不一样)。这样的社会不但还没有达到社会主义,连真正朝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也还没有达到。这样的社会倘若一定要称为社会主义,只好说是官僚专制的社会主义,简称为官僚社会主义,表明它并不是工人阶级和全人类自我解放所需要的那种社会主义,也不是几百年来社会主义思想家所设想的那种社会主义。另外一个可取的名称,是「后资本主义」,表示它已经超越了资本主义,但是还不一定走向社会主义。这个制度在本质上跟苏联的斯大林主义制度是一样的。
  以上是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制度的评价。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虽然有些改良作用,但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复辟道路的开放。这点到了1988年修改宪法的时候已经完全明确了。1982年所制定的宪法的第十一条全文是:「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国家通过行政管理,指导、帮助和监督个体经济。」这比起1978年「改革开放」前的宪法的对应条文(第五条第二款),已经是放宽了。1978年的规定是:「国家允许非农业的个体劳动者在城镇或者农村的基层组织统一安排和管理下,从事法律许可范围内的,不剥削他人的个体劳动。同时,引导他们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1988年在第十一条里增加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这里所说的「私营经济」就是私人资本主义的经济。在前几年,私人资本的企业是在「个体经济」的名义下活动的,这时得到宪法保障,可以公开存在和发展了。必须注意到,这时的情况跟1956年以前不同。当初虽然私营企业也是合法存在,但是1954年的宪法已经规定:「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家所有制。」那时的政策是暂时允许残余的私营企业存在,但明白宣示要完全废除。事实上不到两年就全部废除了。「改革开放」后,私营企业重新诞生,1988年获得宪法保证,可以无限期存在和发展。
1988年的修改宪法同时还改变了国家对土地的政策。1982年原定的第十条第四款是:「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它形式非法转让土地。」1988年修改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它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这就是说,可以出租土地和买卖土地使用权了。从此不少人靠出租土地或买卖土地使用权发财,出现了事实上的新地主阶级。已经有最大的投资公司取得了面积比整个澳门还大的土地使用权。
  往后在1993年和99年再修改宪法,废除了实行计划经济的规定,所有「国营经济」的字眼都改为「国有经济」,规定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1988年已经修改过的第11条,1999年再修改,成为:「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份。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国家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总而言之,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名义下,更加确定地实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对私人资本提供了更明确的保障,表示了更大的尊重。
  虽然国有企业仍旧占很大的比例,而且宣布要保持「主体」的地位,但是它们已经完全放弃了计划经济的方法,确定地采取「市场导向」的经营方式,就是变成为了利润而生产,所以本质上也变成资本主义经济的一部份了。况且国有企业还通过股份化而把一部份所有权给予私人了。不少国有企业已经由私人承包经营,还有不少已经正式卖给私人。有财雄气粗的私人资本由于能吞掉若干国企而得到官方舆论赞赏。
  我知道,有人认为上述种种事实并不足够证明中国经济已经转变为资本主义性质,他们可以提出一些理论上的根据来支持中共官方的立场,说中国始终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不打算在这里作理论上的详细的论述。这篇文章只是把我的看法说出来。理论的讨论要留待以后的文章去做。不过,在这里可以指出:不论官方和一些学者们怎么说,工人们根据亲身的感受就可以知道,从毛泽东时代到邓小平时代,中国已经变了天。以前工人有「铁饭碗」。除了「首长」们和「高干」之外,工人(尤其是在国营企业里的)在社会上的地位最高,受人羡慕。现在工人已经被中外资本家和「大款」们踩在脚底下,职业和生活都失掉保障,并且被迫学习要在资本家和企业家面前恭恭敬敬,乖乖听话,安份守己,不可妄发议论。从前只愁生产不足,消费品供应太少;现在却由于商品太多,卖不出去,所以不能开工。
既然中共所领导的革命从来没有建立真正的工人政权,没有达到朝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后来中共又亲手推翻以前革命的成就,恢复资本主义,那么,说什么中共开创了一条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就证明是错误了。托派一直的立场都是:一方面承认中共革命有进步的意义,有值得拥护的成果,但同时认为中共的路线有致命的毛病,不可能领导中国走向社会主义,所以不承认中共的路线是唯一适合中国国情、比俄国十月革命路线更有效的、创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托派这种基本立场,现在已经更明显地证明为正确。

怎样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

  尽管托派能够指出事实终于证明了托派对中共革命整体上的看法是正确,却不能否认:中共革命上升期的实际过程同托派的不断革命论很不相符(至少在表面上很不相符),同中国托派当时的估计更不相符。托派有责任对此提出解释。
  中国共产党里面产生托派,是1927年革命失败(国共分裂)以后的事情。1929年托派被开除出党,而党的大多数继续接受苏联和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内的斯大林派(当权派)领导。两派的基本政治立场似乎没有分别。双方都说要实行社会主义革命(但是从民主革命开始),都认为工人阶级是主要的、占领导地位的革命动力。但在具体的政策上,双方分歧很大。那时中共的正式立场还不承认从1925年开始的这次革命已经失败。它认为这次革命虽然因国民党叛变而受到挫折,但是整个革命形势还没有过去,愤怒的工农群众反而要走上更进一步的革命斗争,首先是用武装斗争去惩罚叛卖革命的大资产阶级和国民党。根据这个路线,于是有南昌起义、秋收暴动、广州起义以及其它许许多多小规模的很英勇但是绝无成功可能的盲目暴动。失败了的残余队伍有一部份上了井冈山和其它山区,成立红军(实际上是农民游击队),开辟零散的、小小的武装革命根据地。这就是后来中共的人民解放军的起源。托派认定这次革命已经失败,反对盲目暴动,主张采取守势,在防卫性和局部性的群众斗争中保持党的力量,同时争取缓慢的重新发展。他们认为当时根本不是适合组织苏维埃和红军、建立工农革命政权的时候。应当提出召开国民会议(立宪会议)、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口号,作为这个革命低潮时期内的政治鼓动的中心口号。要等到将来群众运动重新高涨,革命形势再次出现,才是组织苏维埃、建立红军和工农革命政府的时候。
  托派力量很小,在各方面(国民党、帝国主义和共产党)的打压之下,一直谈不到实际领导群众和影响政治大局,只能在非常狭小的圈子里做一些宣传和理论研究的工作。后来几十年都未能打破这样的困境,有时甚至差不多灭绝。中共方面,当时的盲动政策加重了在城市里面的损失,只在农村武装斗争中有所发展。不过,一直到1931年为止,党的中央领导机关还是保留在上海,各省区的领导机关也坚持在城市里,红军也屡次企图攻占较大的城市。1931年底,不利的形势加上盲动的策略终于使党组织简直无法在大城市立足,中央机关不得不搬到江西农村的所谓中央苏维埃地区去了。在这样的环境之中,首先在毛泽东的头脑中形成了农民战争为主和「乡村包围城市」的革命路线。往后几年实际斗争的考验证明了:毛泽东的路线比那些由共产国际指派的、只会盲目追随国际瞎指挥的领导人高明。于是在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让毛泽东取得了军事领导权(1935)。在1935-42年间,他又一步步取得政治上的绝对领导权。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也是在这期间提出来的。中共终于变成了毛泽东思想的党。这篇文章前面简单介绍中共自己对中国革命的看法,就是根据毛泽东思想和后来的邓小平理论来写的。
托派一面反对中共的盲动政策,一面批评它日益脱离工人而依靠农村武装斗争,指出这样中共会变成小资产阶级的党。到了抗日战争开始,中共第二次跟国民党合作,宣布拥护三民主义和蒋介石的领导,又说它自己的新民主主义就是孙中山采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后的三民主义,于是中国托派就断定中共已经堕落为小资产阶级农民党了。根据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理论,托派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已经支配了整个世界的现代,小资产阶级是不断没落、分化的阶级,所以在政治上一定是摇摆不定,不可能起长远的、决定性的作用。而农民的大部份更是小资产阶级里面最落后、眼光最浅窄的那部份,所以更不可能在政治上起独立的、决定性的或领导的作用。总而言之,中国托派当时判断中共不可能领导革命胜利,更不可能打开社会主义的前途。反过来,他们认为下次革命真正的兴起和胜利,只可是按照不断革命论所指出的路线。

不断革命论

  不断革命的理论和路线,在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原始的马克思主义里面本来就有。它的中心内容是说:虽然在先进国家里(例如英、法),民主革命(资产阶级性的)和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性的)是截然分开的两个历史阶段的事情,中间隔着长达多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时代,但是在后起的国家,无产阶级(工人)却可以在民主革命中起很大的而且是独立的作用,所以有可能在民主革命刚一成功的时候,就不停顿地把革命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工人阶级的革命党应该立定这个目标,争取实现这样的前途。不过这个见解没有受到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重视,反而渐渐一般都认定,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必然是两个历史阶段的事情。民主革命所能够达到的最高成果,只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工人阶级在民主革命阶段里,只能够尽力迫使资产阶级民主派把革命进行到底,建立最民主的政制。后面这种见解叫作阶段革命论。俄国社会民主党(共产党的前身)内的孟什维克派坚持这种主张。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派提出「工农民主专政」的理论和路线。他们认为,像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资产阶级未老先衰,不可能像先进国的资产阶级那样领导民主革命,只会破坏和出卖革命。所以工人阶级不应幻想同它结成革命联盟,而要自己起来领导民主革命,建立工农的民主政权(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权)。倘若俄国的工农民主革命刺激起西方国家的工人社会主义革命,俄国的革命也就可立刻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了。否则俄国工农革命政权只能实行资本主义限度内的改革。托洛茨基(那时他不成一派,游离于孟、布两派之间,根本不想另组一派,反而幻想促成两派统一,一起干革命)认为孟什维克派的路线当然是错误,布派反对同资产阶级联盟、主张直接建立工农政权,是正确的,但是不彻底,也不实际。他发挥马恩原有的不断革命论的精神,指出:工人阶级当然要坚持政治独立,在民主革命中争取领导权,主要是争取领导农民;倘若这个努力不成功,就什么民主政权也不会出现;反过来,倘若成功了,所建立的革命政权就只能是工人阶级的专政(就是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工农政权)。这个工人革命政权当然不应自我约束,只限于实行民主改革,反而很快就不得不开始实行社会主义改革(否则这个工人政府就站不住脚)。俄国工人应该把建立工人专政作为直接的革命目标,用不着把革命分两步走,也用不着等待西方工人革命发生后才来建立俄国的工人专政。不过,必须西方革命不久也成功,俄国的工人政权才能够长久稳定,完成社会主义的事业。这就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他说列宁路线的危险在于:倘若列宁坚持他的立场,成立了工农民主专政之后不敢超越资本主义的限制,结果就只能招致工农专政的倒台。后来,19172月革命爆发后,列宁修改了路线,主张直接建立苏维埃社会主义政府。托洛茨基也抛弃了组织上的调和主义,加入了布尔什维克派,成为仅次于列宁的领袖。于是有十月革命的胜利。
  在列宁生前,工农民主专政论和不断革命论之间,并没有真正争论过。托洛茨基早在1906年就发表了他的系统见解,出版了《总结与前瞻》(就是对俄国1905年革命的总结前瞻),但是流传不广,1919年再版之前列宁也没有看过。托洛茨基在书中对工农民主专政论作了正面的批评。反过来,列宁只根据别人不准确的转述对托洛茨基的意见作过一些批评。革命胜利后,大家没有空闲去检讨过去这方面的分歧。列宁只在个别同志(越飞)面前说过,当初是托洛茨基方面正确。托洛茨基一直坚持是自己正确。这情况大大便利了斯大林等老布尔什维克派在1923年以后假装正统列宁派来反对不断革命,并且根据这立场来「指导」中国以及其它落后国家的革命。
  托派一直都认为中国1927年革命失败是由于中采取了孟什维克那种与资产阶级联盟的路线,而不是采取十月革命的不断革命路线。国共分裂后,谈不到继续同资产阶级联盟了,但中共仍旧信奉阶段革命论,这样就难免将来再次由于迁就资产阶级而葬送革命。至于不断革命论的路线,托派认为必须由工人政党来执行,农民(小资产阶级)党是不能胜任的。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虽然长期间未能掌握不断革命论,就是因为一贯坚持工人阶级的独立立场,是真正的工人党,所以能够在1917年及时改正路线,走向胜利。反过来,一向是农民党的社会革命党左派,虽然能够一度同布尔什维克合作,参加十月革命,但是革命后四个月就退出苏维埃政府,八个月就发动反革命暴动而被粉碎了。所以托派一向强调要以工人党的身份主要通过工人运动去领导农民运动。当然也要吸收农民里面接受了社会主义革命立场的分子入党,但是坚决反对把党变成农民党,反对漠视工农之间社会地位和意识上的分别。这也是布尔什维克派一贯的立场,列宁曾无数次表明这种态度。
然而,后来的事实竟是,中共领导革命胜利了,而且实行了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等社会主义改革,托派也不得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性的国家,虽然是官僚主义变态的。事实好像是农民解放了工人,而不是工人解放农民。这简直是历史重重地打了不断革命一个嘴巴!

农民党问题

  有些托派的人作出如下的解释。应该承认以前说中共变成农民党是判断错误,其实它并没有丧失原来的工人党性质。它不是一直都自称是工人党吗?所以到底还是工人阶级(通过工人党)领导了农民革命胜利。这个说法,在表面上维持了不断革命论的正确性,或者不如说是保住了面子,实际上是给毛泽东思想的脸上贴最好的金箔。况且,还有比面子重要得太多的问题。倘若人家接受了上述辩解,以后在革命行动中是向托洛茨基还是毛泽东学习呢?
我认为,应该根据新的世界形势,把不断革命里面评估农民革命作用那部份修改一下。托洛茨基原先的理论是在十月革命前提出的。那时还没有不断革命成功的先例,而且没有工人国家存在过(1871年的巴黎公社只是活不下去的婴儿),想在落后国家的革命里跨越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门坎是很难的。连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工人党都很难做到(孟什维克根本做不到,连布尔什维克都要最后关头,即19174月,经历一次思想上的重新武装,才赶得上挑起那历史性的重担),所以那时托洛茨基说农民(小资产阶级)的党不可能领导革命达到胜利(要胜利只能是不断革命),是完全正确的。尤其是主要作为制定路线的理论前提,而不是作为绝对性的预测,更是非常正确,非常必要。但是有了苏联先例之后,而且它在战后变得相当强大,声势赫赫,在新的革命当中,一个革命党(即使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党)要「以俄为师」,就容易许多了。所以不应再完全否定农民党领导革命成功的可能性。不过,作为建党路线来说,仍旧应该是努力建造真正的工人党,而不是脱离工人去建造农民党。有时候使用次等的工具也能做出好的产品,但是高明的工匠应该争取最好的工具。何况,上文已经说过,中共那革命产品并不算好,只不过总算做出来了而已。

这是个谈论中国革命与不断革命理论问题里面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复杂得很。我在这里只说了一点关键性的见解,当然很不充分,以后还要详细讨论。跟这个问题密切关连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到底对不对,这里还没有谈到,也要留待以后再谈。至于其它问题,例如到底应该怎样给中共党定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否一成立就是工人国家,中共政府为什么那么专制,跟毛泽东的农民战争路线有没有关系,中共的革命到底是不是否定了托派的不断革命论,后来中共也谈不断革命论了,那理论跟托派的不断革命论是否一致,倘若中国革命只进行到民主改革(土地改革等)为止,不实行国有化和集体化等等,结果会不会较好,等等,都准备陆续谈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