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中国的发展

共产主义入门网    ——   中文左翼文库 ——   向青文集

 

本文出自《从官僚社会主义到官僚资本主义的中国》

邓小平与中国的发展


向 青
1997年3月23日



  倒数香港回归中国的日子的时钟还没有走完,邓小平的生命时钟先走完了。“一国两制”是邓小平一件得意之作,即将首先施用于香港。邓自己渴望活到1997年,踏足于回归了中国的香港。他这个愿望到底不能实现。如果他真正忠于中国人民,没有在1989年6月做出那另一件自鸣得意之作,相信今天对他深表哀悼的人会多许多,其中更会包括许多忠于人民而又有头脑的人。

  邓小平很早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在五十年代中期进入了中央领导核心,但是他的事业的顶点却是在他73岁以后。在最后差不多20年里,他成为中国的最高统治者,使中国转入一条新的轨道,给这个阶段的中国历史打上了他的鲜明的印记。1976年之前,他的声望和实际影响不但不能同毛泽东相比,而且明显地比不上周恩来。但是到了80年代中段,中国人民对他的评价变为高于毛泽东了。今天有可能还是这样。拥护邓小平改革路线的人有理由怀疑,倘若邓小平的结局像刘少奇那样,而周恩来能够继续生存而且工作多十几二十年,他所干的能不能比邓小平好。熟悉情况的人有的觉得,邓比周在党内路线斗争中更坚强果断、敢作敢为。周恩来临死,也就是邓小平复出主政的末期时候,在手术床上对邓说,他比自己更强。这不是一句简单表示鼓励或谦虚的话。

  邓小平从18岁起,一直命为社会主义者、马克思和列宁的信徒。他最后阶段、也是最重要的事业,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因此,我们大有理由拿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标准,根据劳动人民的利害关系去衡量邓小平的成就和功过。这样衡量的结果,就跟刚才的评价不一样了。

经济发展与两极分化


  1978年开始按照邓小平路线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令全世界注目。到1996年为止,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四倍多,居民消费水平提高了接近三倍,进出口总额增长了十几倍。但是贫富不均的程度也同时迅速增长。有人(主要是高级官僚的子女、亲戚和合作者)几年间就弄到家财百万、千万、甚至亿元以上。另方面数以千万计的贫民流浪到数百里、数千里外,露宿街头,寻求月入数百元的工作机会。许多儿童因为交不起每学期50元的学费所以进不了小学。根据中国人民大学三位研究者的报告1994年中国家庭收入高低的差距已经超过了美国城镇居民家庭收入,最高的20%占全体收入的44.6%,最低的20%只占6.04%。高低差距为7.36倍。农村家庭最高的20%占48.79%,最低的20%占4.59%。差距为10.62倍。如将城镇与农村合并计算,最高的20%占50.13%,最低的20%占4.27%,差距达到11.74倍(1990年美国家庭收入的差距为9.65倍)。两极分化在1989年以后尤其迅速。这样的发展显然是与社会主义背道而驰,而这正是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的实行结果。

社会的腐化


  来中国旅游的人,如果事先已经懂得社会主义代表什么样的理想社会,他一定在中国开放地区的现实生活中嗅不到一点社会主义的气味。旅客最容易感受到的,大概是治安的恶劣和公德心的缺乏。人们很容易碰到抢劫、偷窃或讹骗。中国官方的应付方法只有不断实行“严打”,连单纯抢劫、偷窃甚至卖淫都可以判处死刑。中国正式执行死刑的数目世界第一,有好几年占全世界正式执行死刑总数的一大半。可是治安还是越来越坏。那些被公审示众的死囚,越来越多的表现出视死如归而且对法庭根本藐视的神态。中国妓女不但受到严酷的法定刑罚威胁,而且常被公安人员任意非法欺凌,可是妓女骚扰旅客的程度还是令人觉得好比苍蝇或者蝗虫。今天中国社会腐化到史无前例的程度,主要的原因正是中共统治本身(在毛泽东多年假冒社会主义革命的名义实行罪恶的统治之后,邓小平转过来提倡发财第一)。他们自然拿不出比“严打”好的治理办法。他们说什么建设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只能惹人讥笑。

伟大的创新?


  邓小平之死显然比毛泽东更值得人民悼念。毛泽东临死时已经成为真正的孤家寡人。无论在人民还是官僚层里面,都简直没有人还真正对他敬爱,尤其简直没有人觉得他晚年的所为造福自己所属的阶层。连四人帮死党也不过同毛泽东互相利用而已。邓小平不同,他的“改革开放”路线确实造成中国经济上的进步,让不少人明显得益。但这不等于承认邓小平确实是造福人民的伟大历史人物,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或路线。

  邓小平的经济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一步步走向市场经济:开放私人的经营自由,从个体经营到资本主义企业的经营都允许自由发展,最后连国有企业都让市场(而不是国家的经济计划)来引导,国家只用经济手段调节市场,同时努力把国内市场同国际市场打成一片,对外资也大开门户。邓小平把这样的经济制度叫做社会主义,可算是一种创新的说法。但是这种制度和这条路线决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世界上早已有了充分发展的市场经济,那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尤其是英、美、法、德、日等先进国家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你认为模仿他们才是中国人民真正的出路,这个步人后尘的路向也不算是创新,只能算是改邪归正或者拨乱反正而已。

  邓小平所设计的发展计划打算分三步实现。第一步,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增长到双倍)。第二步,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变成1980年的四倍)。第三步,在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换句话说,就是希望大约50年后中国的经济发展才达到今天的台湾或韩国的水平。大家知道,在本世纪50年代初(以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时为准),台湾和韩国的经济发展程度都和中国大陆差不多,同样属于落后国。按照邓小平的战略计划,中国大陆要再过50年才赶上人家今天的水平。即使你有理由认为实现这个计划也可算是伟大的成就,恐怕也很难说这个设计本身是伟大的创新吧?如果邓小平不愧为伟大的设计师,那么蒋介石、蒋经国、李登辉、朴正煕、全斗焕、卢泰愚岂不可以算是更早的伟大设计师?

  中共自然不甘心承认正在步韩国和台湾的后尘。它一直说中国所走的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而韩国和台湾是资本主义。可是,不要问姓资姓社,不是邓小平又一伟大创新吗?事实上,邓小平的路线同台湾、韩国一样,是姓资不姓社的。这个判断的理由,前面已经说了一些,以下还要进一步说明。如果注意到政府的专制、官商的勾结、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利用、以及对外来投资的依赖等方面,你会看出邓小平路线同台湾、韩国的道路是多么相似。

发展与外资


  最近18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很高。1979-1983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8%以上。84年起,大多数每年都超过10%,只有89-90连续两年只有4%左右,86年是8.8%,91年是9.2%,96年9.7%。大家知道,以前在1952-57期间,也曾平均每年增长达到9%。近年跟以前的情况有一点很大的分别,就是现在有大量的外资投入。从1979到1996,实际利用外资总数达到2,875亿美元。外资流入的速度越来越快。1988年起每年超过100亿美元,而93-96年增加到每年3百多、4百多、5百多亿。这些数目的意义到底重大到什么程度呢?可以拿它们同当年中国政府财政总收入来比较一下。84年以前,每年外资流入的数量大约相当于财政总收入的3-4%,85年达到7%以上,86年起超过10%,92年跳到25%,93年又跳到超过40%,94年超过70%,95和96年都超过60%。

  我不打算在这里详细分析大量外资流入的意义,只想指出几点。第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在这么庞大的外资支持下取得的,所以不太值得自傲。第二,国际资本的势力正在中国迅速增长,有操纵中国经济命脉的危险,尤其因为它们最近几年越来越重视投资于基本建设上面,甚至取得以平方公里计的大片土地的开发权。第三,中国经济能够得到国际资本这么垂青,会是社会主义经济吗?

市场与社会主义


  中共在邓小平领导之下,终于确定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是所谓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他们宣布一种新理论:社会主义也是一种市场经济。这种理论的证明,说来说去无非是简单的一两句话,例如: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至于市场与计划在社会主义制度里和资本主义制度里怎样不同呢?他们只有说:社会主义制度是公有(国有和集体所有)经济成份占主导地位的。在他们看来,只要公有经济成份占够大的比例,就算是社会主义了。这种理论不但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且不符合资本主义的历史事实。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本质的理论,无非就是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过程所得出的结论。

  在采取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之前,中国经济中也有市场,但是市场的范围有限。有时候市场的范围很小,连个人生活消费品的市场都受到很厉害的压制,结果不但消费品供应不足,人民生活困苦,连整个经济的发展都大受妨碍。实行改革后,消费品的生产很快完全市场化,这是十多年经济繁荣的主要原因。至于生产资料的生产,过去实际上是不受市场影响的。这方面的生产机构差不多完全国营,由国家的计划支配。生产的品种和数量,产品分配给哪些企业使用,都按计划决定。虽然也要算价钱,其实并非真正的买卖,只是同一主人(国家)的不同部门之间的计算而已。一个企业能够获得多少生产资料(尤其是固定资产)的供应,并不决定于它本身的财力,而是由国家的统一经济计划决定。可以说,那时基本上没有生产资料的市场(除了很小的一个让农民和其它个体户购买所需的以外)。改革开始后,生产资料的生产也逐渐市场化了。终于在确定采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时候,定下了连主产资料的生产也要全盘市场化的目标。这个目标如果达到了(实际情况怎样,我还不清楚,现在只能从理论上来探讨),国家就不再企图制定全盘的国民经济计划,不再具体规定各个生产部门和各企业单位的生产指标,而改为让它们到市场上去碰头,在市场引导下运作和发展。那时国家的经济计划只剩下一些重点新投资的安排。另外由政府监测社会经济的运行,发现有危机征兆时才采取所谓宏观调控的措施,主要是采取金融和税收的手段。这样,实际上,哪个企业和哪个生产部门兴盛或衰落,就看它是赚钱还是赔本,赚赔是多是少,换句话说,就是为利润而生产,让利润率来支配一切。这就是确确实实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经济上的“无政府状态”。好景的时候,大家拼命扩张,然后不可避免地造成生产过剩的危机。周而复始。尽管大部分的大企业仍是国家所有,也不能改变整个经济的运行规律。因为那些国有企业同样受市场支配,同样按照资本主义的方式经营,而不是在全盘的计划指导下直接为满足居民消费的需要而生产了。虽然18年来中国还没有出现过全面的生产过剩的危机,但是个别生产部门已经发生过这种危机。种种现象都表明,中国经济的资本主义化正在迅速进行。旧制度的残余越来越难维持下去,而官方要清除它们的意向早已确定。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过是骗人的招牌而已,主要是用来替中共一党专政辩护。我认为,现在中国的经济可以称复辟中的资本主义。

  看看中国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也可以看出资本主义化的趋势。虽然国有企业直接私有化的不多,但是在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总投资之中,来自国家预算内的资金现在只占很小的比例。从1993-95(96年的资料还没有),每年只占3个多百分点。除此之外,其余的投资都属于资本主义性(受利润率支配)的,而它们占了绝大部分。这也可以显出资本主义势力的迅速增强。

  邓小平领导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重建资本主义,并且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干得比所有其它国家原先占统治地位的共产党都更成功。这就是他最突出的成就,也是他得到全世界资本主义的拥护者衷心钦佩的根本原因。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说邓小平是走资派,那是诬蔑之词。但是后来邓小平以实际行动证明了他真正变成了头号走资派,而且当得起“伟大的”这个形容词,如果在今日的世界拥护资本主义,让它继续生存50年、100年,还可以算是伟大的历史性事业的话。

一国两制的评价


  既然邓小平已经亲手基本上实现了在中国大陆重建资本主义制度,那么,所谓一国两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一国之内长期共存共荣)的伟大设想,就不过是美丽的神话而已。至于香港和澳门回归中国之后仍旧保存某些与大陆不同的体制,那并不等于本来意义的一国两制。美国各州在法制上都有相当的差别,在马克思的时代德国莱茵河区域的法制也跟其它地区不同。

  一国两制本来可以成为中国政府收回港澳的一个伟大政策,那就是真正尊重港澳居民主自治权,回归后无论在政治、法律还是经济上,都让港澳居民真正以人人平等的民主方式决定采取什么制度,北京政府不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港澳。我们先驱社早在十几年前就提出这样的合理要求,呼吁大众去争取。但是中共坚决地反其道而行。他们连彭定康迫于形势最后在香港实行的一些微小的民主改革都不能容忍,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死硬地要把殖民地较早时期那种恶法恶制恢复起来,迫使香港居民永久接受一种比港英末期更赤裸裸的官僚与大资本家的联合专政。这方面也充分显示了邓小平的真面目。

  到今天为止,邓小平关于接班人的安排明显地比毛泽东有效。但是人们很普遍地都觉得,江泽民的所谓核心地位是否真正稳固,至少要等到下半年开过中共第15届代表大会才有分晓。现在江泽民的处境当然比毛泽东死后的华国锋好。现在中国的经济形势胜过当年,江不像华那样受到四人帮和元老们两方面的重大威胁。但是江泽民的威信不足,这点跟华国锋一样。人们不知道江泽民有什么特别的功劳或能力而当得起核心。他上台之前的突出作为,只有89年4月间滥权封闭属于积极的改革派的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和6月间不顾许多国家首脑的求情,悍然杀死3名烧车的抗议者。也许这就是他获得邓小平赏识的原因。如果他的地位稳固了,会不会在这方面表现他的特长呢?

  在邓小平统治的最后18年里,他一直强调稳定至上,但事实上中国的社会关系和居民思想都一直在急剧改变着。中共真正要求的稳定,只是它自己的专政特权保持不变。起初,人民普遍欢迎那停止“阶级斗争”,专心经济建设的号召。后来却有越来越多的人觉得自己的生活保障在改革中变得不稳了。现在二十多岁的人,对于文革以及其它打着革命与社会主义旗号的运动已经没有亲身的经验,反倒有一部分经历过89年的风波。他们的见识和20年前的青年很不一样了。他们未必能相信稳定和经济建设就是一切。现实里有太多的问题和太多的矛盾迫使他们去思考。邓小平那套一面叫人不要问姓资姓社、一面又强调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做法,最终只能引起人们怀疑和独立思考。邓小平时代的中共已经不能好像毛泽东时代一样有效地控制人民的思想。邓后的时代,不论真正当权的是谁,相信更做不到完全控制人民的思想。如果统治集团里面发生巨大斗争,群众的独立行动会更快出现。前途到底是光明还是黑暗,不是决定于中共党内的派系斗争,而是决定于群众的行动;主要不是决定于群众运动的迟早,而是决定于群众是否已看透资本主义和一切假冒的社会主义丑恶性,找到真正能够创立自由、平等、没有剥削的社会的道路。相信到了十月革命100周年的时候,这个问题大概已经有分晓了。


(附注)文内的统计数字,根据:(1)中国统计年鉴,1995;(2)中国统计摘要,1996;(3)第8届全国人大第5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预算报告,及国民经济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