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的拘禁人民办法
——从魏京生再被捕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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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自《从官僚社会主义到官僚资本主义的中国》

中国特色的拘禁人民办法
——从魏京生再被捕谈起


向 青
1995年12月7日



  著名民主斗士魏京生去年4月1日被中共警察抓去,长期下落不明。家人多方查询,外国政府也多次表示关注,都没有答复。11月21日终于由新华社透露出来,他已被正式逮捕,罪名是阴谋颠覆政府。世界舆论普遍表示不相信中共对他的指控,同时指责中共把他拘禁了差不多20个月才提出罪名和宣布逮捕这种做法,认为这不但是极不合理,而且违反中国本身的法律。关于中共加给魏京生的罪名,凡是稍有良知的人都绝不会相信,所以我不想多说。这里只打算谈谈中共公安机关常把人长期拘禁而且不向亲属交代的法律问题。

多种多样的拘禁方法


  魏京生早已被中共公安机关抓去,扣留了500多天,比香港现在还剩下的倒数日子还长一点,为什么新华社的消息说他今年11月21日才被逮捕呢?有人会这样问。原来,在中共的法律用语中,并不是所有把人抓去扣留都叫做逮捕。逮捕只是司法机关把人抓去扣留(法律名词是羁押)的办法之一,而且是用得最少的办法。要等到“主要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而且所犯的罪是可能判处徒刑(最少半年的监禁)以上的,才实行逮捕。逮捕必须经法院或检察院批准。这就是说,逮捕了的人大概一定会被起诉,而且,一向的事实表明,差不多一定会被定罪。因此,现在人们都在猜测,魏京生这次要受到多么重的刑罚。

  根据《刑事诉讼法》和《逮捕拘留条例》,为了实行侦查,在逮捕之前,公安机关可以把嫌疑人犯先行拘留。拘留由公安机关自己决定实行,不用法院或检察院批准。公安机关把人拘留后,应在3天之内决定是否提请检察院批准逮捕,必要时可延迟到7天。检察院接到提请后,要在3天之内决定是否批准。这样,如果不实行逮捕的话,最多只能把人拘留10天。既然法律上对拘留规定了这样的期限,而魏京生这次在正式逮捕前已被公安机关羁押了500多天,所以不少人理直气壮地指责中共公安机关非法羁押。

  对于上述指责,至今未见官方答辩。我不知道官方会不会答辩,更不知道他们会怎样答辩。不过,我相信,中共公安机关在1994年4月1日到95年11月21日之间把魏京生拘禁,所使用的名义并不是“拘留”,而是“收容审查”。

收容审查


  如果你平日留意大陆本身关于大陆刑事案件的报导,一定经常接触到“收审”(即收容审查的简称)这个字眼。差不多每个犯人都先被收审,然后才被逮捕和起诉的。“拘留”这字眼倒很少出现。不明就里的人,很容易以为收审就是拘留的别名。这想法大错特错。收容审查决不等于拘留,而是另外一种大大方便公安机关把人拘禁的办法。

  拘留是正式法定的一种处理刑事案件的措施,在《刑事诉讼法》和《逮捕拘留条例》中有明文规定;收容审查则根本没有法律上的根据。无论在刑事诉讼法、逮捕拘留条例,还是任何其它法律条文中,都没有这个名词。但是公安机关经常利用这个名义把许多人拘禁,每年人数可以达到几十万,一百万。每人被拘禁的时间常常有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收容”,多么好听的字眼,在它的名义下所实行的,却是专横和残暴!大陆人民听见“收审”这字眼,大概没有多少人想到那个收字原来是收容的简称,一般人大概都以为这是沿用古语的收,就是收监、拘禁。后面那种理解才合乎实际。

  各地公安机关采用收审的手段,他们自己并不觉得是非法的行为,甚至有时公然自称“依法收审”。他们有什么根据呢?有的收审通知书上写明:《根据国务院关于收容审查的决定》。具体说,他们的根据是1980年2月29日国务院的《关于将强制劳动和收容审查两项措施统一于劳动教养的通知》(习惯称之为国务院五十六号文件)。此外还有公安部1978年11月17日《关于整顿和加强对流窜犯罪嫌疑分子收容审查工作的通知》、1985年7月31日《关于严格使用收容审查手段的通知》、1986年7月31日《关于立即认真整顿收容审查工作的通知》、1991年《关于进一步控制使用收容审查手段的通知》这几个文件。

  所有这些文件都只不过指示怎样使用原先已经使用着的收容审查手段,人们无法从中看出这种手段最初是怎样设立和规定的。人们却可以从公安部那几个通知中看出,这个手段早已使用得很广泛,而且很乱、很滥,连公安部都觉得要加以整顿、控制。

  尽管公安部一再通知要“整顿”、“控制”,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据公安部自己的刊物《人民公安》1989年第7期报导,“收审的对象不断扩大。某地区公安处的收审人员中,有违反党纪、政纪、贪污、挪用公款、投机倒把分子、经济合同的当事人、计划生育政策的违抗者、违反劳动纪律而不服教育的工人、不交公粮的农民、违反市场管理抗税漏税的个体商贩、精神病患者及无理取闹的上访人员等等……据统计,符合规定的两种收审对象,仅占30%”八五年公安部的《通知》规定,收容审查的时间一般为一个月;经上级公安机关批准可延长审查期限一个月;仍不能查清的,须报请省级公安厅、局批准再延长一个月,累积审查期不得超过3个月。但据《人民公安》报导,许多人被关押超过3个月,有的甚至达到几年。因“六•四”风潮被押的,多数在一年至两年之间。如果这次正式逮捕以前魏京生是被收容审查的,他受审查的时间也大大超过了公安部《通知》规定的期限。

无法无天,中国特色


  其实,即使严格按照公安部门通知办事,收容审查的手段也是不合法的。宪法第37条规定:“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它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有关羁押犯罪嫌疑者的法律,只有《刑事诉讼法》和《逮捕拘留条例》,其中规定的羁押办法只有“逮捕”和“拘留”两种,根本没有什么“收容审查”的办法。所以,国务院或公安部通知属下的公安机关使用收容审查的手段,根本是违法的行为。他们所做的属于“非法拘禁”或者“以其它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

  可能有人以为,有关收容审查的通知属于“行政法规”或行政命令,所以本身是合法的。这是不懂法理的错误想法。

  第一,行政法规只能以法律为根据,在法律的范围以内规定执行法律的具体方法,而不能与法律本身的规定冲突。宪法第89条规定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和发布行政命令的职权,也是这样说的:“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规,发布决定和命令。”可见行政法规、命令等必须以法律为根据。

  第二,行政法规必须正式公布才可以生效,在这点上同法律是一样的。但所有有关收容审查的规定都没有公布过,只在机关系统内部“通知”,所以从程序上看,也不够资格算是有效的法规。

  如果有人以为国务院和公安部所作出的规定也可以算是法律,那真是“法盲”得太厉害了。行政机关根本无权制定法律,只有立法机关才有权制定法律。中国宪法规定,法律只能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制定,再经过国家主席公布才能生效。

  总而言之,所有与使用“收容审查”手段把公民拘禁有关的通知、规定和执行,统统是违反中共自己所定的宪法和法律的。这些行为,本质上同匪帮的绑架行为完全一样,只有比普通的匪帮绑架更为恶劣,因为范围更大得多、后果更严重得多。美国纽约的律师人权委员会把这类行为称为“中国特色的刑事诉讼”。那个号称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这种猖狂泛滥的违法行为仿佛完全没有看见。最高人民法院在1990年发出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里面,无形中反倒承认了“收容审查”是一种合法的行政措施。中共各级党委经常直接参与批准具体的收审行为,那许许多多的法学专家、学者,也没有几个对这种非法勾当提出批评、抗议。由此可见,他们究竟是什么东西!

劳动教养


  中共拘禁迫害人民的花样多得很,收容审查不过是其中之一(可称为后起之秀)而已。同收容审查关系密切的,还有“劳动教养”。你看又教又养,那恩情真是好比亲生父母。又是一个“好话说尽,坏事做尽”的例子。

  “劳动教养”起源于1957年。那年8月1日,《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于8月3日公布施行。后来在1979年11月29日又公布了补充规定。这个行政法规本身宣称的目的,是“为了把游手好闲、违反法纪、不务正业的有劳动的人,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具体说,“加以收容实行劳动教养”的对象分四大类:第一类是“违反治安管理,屡教不改的”;第二类是“反革命分子”中“罪行轻微,不追究刑事责任”而被所属单位开除,“无生活出路的”;第三类是所谓“有劳动力,但长期拒绝劳动或者破坏纪律、妨害公共秩序,受到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第四类是所谓不服从分配和安置,或“不接受从事劳动生产的劝导,不断地无理取闹、妨害公务、屡教不改的”。

  怎样决定谁受“劳动教养”呢?民政、公安部门,所在的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和家长、监护人,都可以提出申请,由各级地方政府或它们所委托的机关批准。

  原先的法规并没有规定劳动教养的期限,只说“在劳动教养期间,表现良好而有就业条件的,经劳动教养机关批准,可以另行就业”;如果原送请教养的单位或家长等请求领回自行负责管教,“也可以酌情批准”。后来1979年补充规定了“劳动教养的期限为1年至3年。必要时得延长1年”。此外还规定:劳动教养人员解除劳动教养后,就业、上学都不受歧视;人民检察院对劳教机关的活动实行监督。

  根据法规的条文,不难看出,劳动教养制度有两种作用。一种是真正改造那些不务正业而有轻微犯罪的人,另一种是拘禁那些政治上的反对者和一切不听话的人。事实上,这个制度开创的时候,正是大规模政治迫害“反右整风”的时候,所以从头起一直主要是一种迫害人民的方便办法。后来连统治者自己都觉行有点太过份,流弊太多,才用“补充规定”来稍加限制。

  劳动教养制度的设立,在程序上比“收容审查”合法。它有明文规定、正式公布,还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但在实质上它同样地违反法治精神。它用行政法规来定出违反法律(《逮捕拘留条例》和《刑事诉讼法》)的拘禁公民的办法。“收容审查”这名词中的“收容”字眼,就是来自劳动教养《决定》的。1980年《国务院56号文件》本来打算把“收容审查”归并到“劳动教养”里面去。但结果还是两者并存,各显神通。很自然嘛!专制统治者压迫人民的手段不会嫌多的,正好像资本家的利润不会嫌多一样。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


  神通广大的中国公安机关,手上还有另一个法宝:《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这是一部正式的法律。第一次于1957年10月颁布,“改革开放”后在1980年2月重新公布。1986年9月又颁布了经过广泛修订的第二版条文。在基本内容上,前后差不多一样。这条例的作用,是授权公安机关处罚那些轻微的破坏治安行为处罚分三种:(1)警告;(2)罚款,一般为1元至200元;(3)拘留,1 日至15日。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像“劳动教养”和“收容审查”的办法一样,显出行政权侵犯司法权这种中国特色。维持治安当然是警察(公安机关)的责任,把破坏治安者抓起来也是警察的责任,大概全世界都是这样,至少凡是有警察的地方都是这样。但是,比方在现在的香港,一个人有破坏治安的嫌疑,把他抓起来的自然是警察,但是裁决他是否真正有罪,倘若有罪该受什么处罚,却不归警察管。警方只能把那人告到裁判署去(这里所谈的是轻微罪行),自己当控方,让裁判署的法官审讯裁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却不是这样。抓你的、判你的、关你、罚你的,都是公安。有时公安还可以从罚款中分成、得奖。问你在公安面前敢不敢不乖?

  据说,中共革命胜利主要因为有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而革命胜利的结果,是移去了压在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主义。“收容审查”、“劳动教养”和《治安条例》算不算三大法宝或者三座大山呢?今年2月间,一些著名的民运人士,包括王丹、陈子明、王若水、包遵信等在内,联名向全国人大八届三次会议提出三项建议,要求废除收容审查和劳动教养,保障基本人权,维护社会公正。结果好像是连个答复都得不到。建议和请愿之类当然都是十分正当的手段,不过,为了真正有效,恐怕要有更好的法宝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