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邓后的中国成为人民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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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自《从官僚社会主义到官僚资本主义的中国》

使邓后的中国成为人民的中国


向 青
1995年2月12日



  邓小平统治中国的时期快要结束了。很有可能,到了这篇文章刊印出来的时候,邓小平已经死掉。如果他的寿命还能够拖延下去,大概也绝少可能拖延到97年7月1日之后。最近人们普遍谈论着“邓后”时代的中国会怎样、怎样。这自然是个很值得思考和谈论的问题。人们普遍在推测邓后的中国会有哪些改变或不变。其实,更重要的是确定我们人民大众要努力使邓后的中国成为什么样子,以及现在就要准备应付邓后怎样的一个局面。

  人们谈论得最多的一点,是谁会成为邓小平的真正的继位人。尽管中共做了不少的努力,想保证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层顺利接掌政权,但历史经验证明,这一类安排是十分靠不住的。从以往的纪录看起来,江泽民并不像是个毫无疑问的继位者。究竟谁会成为下一个最高统治者,只有未来的斗争才能够确定。如果邓死后一两年就有分晓,那些认为稳定高于一切的人们就应该很庆幸了。

  最值得我们人民关心的,不是哪个人继承最高统治者的地位,而是以后的政府到底为什么人服务,以后的政治制度以及经济制度、社会制度等等有没有重大改变、或变成怎样。如果整个制度基本上没有改变,这就是说,如果中国始终受中共党内的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小集团统治,那么,最高统治者是江泽民,还是李鹏,还是乔石,或者朱镕基,甚至是邓力群或赵紫阳,或者随便一个张三、李四,对于大多数人民来说,都没有多大分别。因此,比较有思想的人就主要考虑邓后中国的制度会有什么改变的问题。

  谈以后变或不变的问题,首先要弄清楚邓小平体制的本质是什么。

  纯粹在政治层面上,邓小平政权和毛泽东政权是同属一类的。两者都是一党专政,是国家官僚凌驾一切的极端专制的政权。但是,即使是极端专制的官僚政权,也不能真正超越于一切社会阶级的利害之外,不可能一律平等地对待一切阶级。它难免在互相敌对的主要的社会阶级之中支持某一阶级而压迫其它阶级。毛泽东政权是反资本主义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算是为无产阶级服务,因为无产阶级只有在推翻资本主义之后才能够得到解放。邓政权虽然同样挂着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招牌,但是它对资本主义经济大开门户早已做到世人皆见。它不但容许中国资产阶级复活,又欢迎外资大量投入,而且正在使用种种办法化公为私。一方面让官僚们大量侵吞国有财产,实现官僚以及他们的家族的“原始资本积累”,另方面逐步使国有企业采取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所以,事实上邓政权的阶级立场已经变成同毛政权相反了。它是过去社会主义革命成果的取消者,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实现者。因此,谈到邓后中国会不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应该包括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会不会转向政治上的自由和民主,另一个是会不会停止走资本主义的道路,恢复反资本主义的路线。

中共走资路线不会变


  在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的最初几年,不少人担心一旦没有了邓小平,中国就可能回到以前毛泽东那种反资本主义路线。现在很少人还有这种想法了。这表示一般人都相信,中共内部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一派或任何可能继位的有力人物根本反对资本主义路线。这种看法显然是合乎事实的。

  早年那种解放劳动人民、铲除剥削制度的革命热情,在中共领导层里面早已消失了。从1957年起,已经表现得很清楚,他们已经不是革命者,而是自觉的骑在人民身上的统治者;他们所真正关心的,只是怎样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怎样保卫和扩大自己的种种特权。原先他们还相信那种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同样实行绝对中央集权的官僚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这种信心在60年代和70年代里一步步削弱,终于由邓小平摸索出他那条以资本主义为师的改革开放路线。这路线把中共一党专政的特权保持不变,同时大大增加官僚们的私人财产,并且使他们的私人财产得到日益充分的合法保障。凡是掌握政治、经济或军事实权的上层官僚,人人都大有机会发财。他们已经普遍与中外资本家密切结合,尝到了胜过改革开放前的甜美生活滋味。至于中下层官僚,不但思想和作风已经根本改变,从主要搞政治运动变成一切向钱看,甚至连人物都换过一批新的了。基层干部尤其是如此。所以绝大部分的中共官僚都会继续拥护资本主义路线。

  中共官僚里面没有明显地从走资路线中得利的,只有那些专门负责宣传工作的人员。但他们既不是真正的掌权者,又一向只会奉命去宣传上层所规定的路线,欠缺思想独立性。他们对社会主义的信仰,不见得比其它官僚真诚,在民众中没有基础。况且,全面仿效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务员制度(正式薪金大大提高,职业地位的法定保障等),宣传干部也是同样受益的。所以不可能由他们来扭转现行的走资路线。

  总而言之,邓后的中共政权继续实行走资路线,这点是可以确信无疑的,资本主义化的速度甚至会显著增加。官僚社会主义这种畸形的制度,不但再也得不到劳动人民的拥护,连官僚本身也抛弃它了,没有任何力量能使它复活。将来中国再走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只有重新经过一次天翻地覆的社会主义革命才有可能。新的社会革命的动力,只能来自中共以外,来自无产阶级和其它劳苦大众,来自新的革命党。

政治开放的机会


  谈到邓后的中国在政治制度方面会变成怎样,这个问题和上一个问题不同,简单明确的答案是没有的。

  中共内部的自由民主倾向是非常微弱的,目前没有一个派系显出这种倾向。因此,可以相信,邓后不会轻易出现显著的民主化改革。但是,把一种思想传统当作坚强无比、万世不易的力量,显然是不科学的。同时,应当懂得,一个官僚在上司眼皮底下的表现,不能代表地取得自主权以后的作风。环境压力可以打破传统。利害的计算可以替转变开路。

  邓小平、陈云、彭真、薄一波、杨尚昆等中共元老是第一代打江山的人物,他们很自然地对于一党专政这个原则特别看得紧,况且他们还没有遭遇到强大的压力,所以他们绝不考虑开放政权,连形式上的开放也不考虑。苏联和东欧各国共产党倒台的先例,更助长了他们的顽固思想。在他们的垂帘听政之下,江泽民等接班人根本不能自作主张。即使内心里有不同的想法,也不敢提出来。到了邓后时代,新统治集团对于政治开放的态度就会不同。那时他们的态度直接取决于他们自己的看法,而形势可能促使某些人愿意效法蒋经国和戈尔巴乔夫。

民主化的压力


  虽然现在中国大陆上还没有出现一个强大的民主运动,但是要求民主的社会压力到处都潜伏着,而且趋向于强化。

  首要的民主压力来自工农大众。大众的生活并没有在中共所推行的改革中得到根本的改善,在某些方面甚至更为恶化了。农民种田始终是最没出息的行业,而且他们仍然受着户口制度束缚,不能自由移居到城市。数以千万计的“盲流”人口,构成新的贱民阶层。“三资”企业的资方可以肆无忌惮地对工人实行剥削以及种种超经济的压榨,以至连官方都觉得需要在那里建立工会组织了。国有企业的工人的铁碗里面的饭量越来越少,而且在“改革”的咒语中渐渐变成了泥饭碗。普遍不满的群众所直接关心的虽然主要还是日常生活的问题,而且群众斗争还是零散的经济斗争,但是斗争的对象显然以官方为主,而且很自然地会联系到人权和法制的问题,尤其是集会、结社、罢工、示威、言论、出版等自由,以及人民是否国家主人的问题。在改革开放政策下迅速发展起来的个体户(城市小资产阶级)曾在八九民运中起不少的作用,这决不是偶然的。他们经常受那些腐化的官僚欺压敲诈,积聚了许多怨恨,而生活方式令他们容易冲动。自由和民主历来是这个阶级的口号。

  资本家们虽然不会亲自担任政治反对派的先锋,却会支持用法治去限制官僚的权力和腐化程度,尤其是到了群众运动已经出现之后。到了那时,甚至中下层的官僚也有一部分会支持这种现代化的努力。因为这方面的改革也可以改善他们的地位,令他们的职位、正式的收入和升官的途径都更可靠。

  帝国主义也乐于见到中国实行有限度的政治改革。这有助于中国社会的稳定,更方便外来的投资。

  统治集团内部发生继位斗争的时候,大有可能造成群众运动趁机而起的缺口。那些争权者之中甚至会有人敢于利用群众运动,提出民主改革的口号。

  邓小平死后(或者确定丧失了过问政治的能力之后),任何一个剩下来的元老,或者全体元老加起来,都不具备邓小平那样的权威,所以权力要真正落到下一代的手上了。在这个权力转移的过程中,上述种种趋向于民主化的压力大有机会发生作用,使政治改革实现。问题是哪一个阶层的力量占上风。只有强大的工农群众运动才可以真正打破一党专政,造成民主政制。反过来,如果邓后的政治震荡主要限于中共党内的权力斗争,结果政制上的改变就会很小,甚至完全没有。如果改革主要是由于其它社会压力造成的,将是西方民主形式的某种程度的模仿。可能出现的变种很多。整个改变的过程也可能拖延得很长,很曲折,未必在短期内就有分晓。

专制统治必将倒台


  专制政权的形成和维持,是由于社会一切阶级都软弱无力或者对立各阶级势均力敌,互相抗衡,而让国家权力取得了最高仲裁人的地位。在这种社会条件没有改变之前,政府权威显得强大无比,足以压碎任何反对力量。其实,它那粗壮沉重的身驱是靠一双泥腿支持的。到了社会危机爆发的时候,由于积极活动的任何阶级都不支持它,它所依靠的武装力量和官僚机构就显出脆弱不堪,迅速崩溃了。历史上绝大多数的专制政权都是这样突然倒塌,只有极少数的例外能够实行自我改良,适应新的历史时代。

  中共政权是当时世界环境所造成的一个怪诞、畸形的专制政权。中共自命从事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却在1949之前的20多年里脱离城市而在乡村中从事武装斗争。它长期间以农民为基础,却又懂得农民本身是个落后的阶级,不能解决社会的出路问题。它“以俄为师”,把当时苏联的制度当作社会主义的典范,其实苏联早已堕落,虽然过去革命所创建的国有财产制度还保存着,苏联工人阶级却早已被专制官僚压倒。结果中共也把中国的地主和资产阶级消灭,却连最起码的政治权利都不让工农群众享有。它所建立的政制从头起就具备苏联官僚统治的一切污点,同时又继承了中国专制主义的传统,成为凌驾于一切阶级之上的专制政权的最极端的例子。

  这样的政制能够建立起来,是由于一方面中国的地主、资产阶级和国民党政权都太反动又太腐败,经不起中共率领的农民军攻打,另方面农民和工人欠缺足够的政治觉悟,只能在中共限定的框子里参加斗争。这个专制政权妨碍国有财产和计划经济制度发挥优越性,终于引起邓小平的改革开放。

  开放政策让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发展起来。同时工农群众在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中处境的日益恶劣也要迫使他们起来斗争。各阶级的力量增长和政治上积极起来,就表示专制统治的末日迫近了。官方的宣传既然不断吹捧资本主义式的现代化,就无法阻止人民向往于西方的民主政制。总而言之,中共专制统治要被比较民主的新政制代替,是不可避免的。这大有可能在邓小平统治终结的时候就实现。至于这个转变究竟是一次明显的政治革命,还是和平的改良呢?那就要看各个社会阶级以及中共统治集团到时的表现了。

倒退的可能性


  历史不是直线向前发展的,邓小平统治的终结可能促使中国政治开放早日实现,但不一定是这样。变到坏的方面去的可能性也是不容忽视的。例如许多人所担心的四分五裂,地方割据,甚至地方势力之间发生战乱。

  中央政府让权给地方,各省市争相发展自己对外国的经济联系,甚至明显地损害了本国的利益,便宜了外人,这种情况是已发生了。可以估计,到了邓后中央发生继位斗争的时候,这种情况多半会变本加厉。而且在中共官僚化公为私的总路线之下,这种官僚之间“有饭大家吃”的政策大概会成为固定的制度。但这种情况同真正的地方割据(像民国时代那样)之间还有很大的差距。现在各省市的负责人形式上由省市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实际上是中共中央调派的。至今还没有听说过有哪个省市负责人做到抗拒调职、恋栈不去的。这样就谈不到割据。民国时代那样的各省各有自己的军队,以及军队分别属于军阀私有的情况,现在更没有。中共对于军阀割据有一套严密防范的办法。在这种制度之下,很难发生军阀混战。所以这方面不用太担心。与其担心这方面,倒不如担心军队始终是中共操纵自如的工具,可以用来镇压人民。

  如果邓后中国实行民主化,省市等地方政府真正由人民自主选举出来,那时会不会出现以省为单位的联邦制呢?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是极小的。因为,真正的民主化只能靠全国人民合力争取;这样争取过来的主权,自然应该由全国人民共同掌握,而不是把它分为许多小块,各归一省。至于实际管理上的适当的分权,那是另一回事。以主权分归各省为原则的联邦制,既不符合现代化经济发展的需要,又不符合中国的传统。这样的联邦制,只是地方官僚和军阀实行割据的合法化,也让帝国主义从中取利,像民国初年的“联省自治”的主张一样。至于以民族为基础的联邦制,又是另一回事。那在原则上是正当的。

  邓后政治上丝毫没有开放,甚至更专制一点,这种可能性倒并不很小。可以说,只要没有群众的压力,中共任何一个新统治者自动实行民主改革的可能性都是很小的。所以人民决不能把希望寄托在统治者自动改良上面。改良通常都是人民逼出来的。我相信,中国群众运动的兴起不会等很长久。所以,即使邓后政治上毫无革新,甚至更倒退,那也不会长久的。也许反而因此逼出更大的群众斗争,实现更彻底的改革。

  由于现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和毛泽东时代不一样,国家权力不再像从前那样能够支配每个人的生活的一切方面,所以即使邓后的统治在政治上比现在更反动,他们也无法使毛泽东时代那种“万马齐喑”的局面再出现。

前途决定于人民


  政治民主化是各阶层人民共同需要。但是每个阶层要求民主的程度和坚决性大不相同。大资产阶级既害怕民主让工人阶级有机会掌握权力会威胁到他们的利益,又有办法使用贿赂的手段解决官僚政治所造成的许多困难,所以他们的民主要求最不彻底,甚至宁可不提。反过来,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即使争取到形式上很彻底的民主政制,例如彻底平等的普选权,再加上罢免权和全民表决权等,同时又有充分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权,那虽然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尤其是可以大大便利工人运动和各种进步社会运动的发展,但单靠这些,而没有社会经济制度上的改变,他们的实际处境还是没有很大的改变。甚至连合法享有的政治权利他们实际上也不能、不会或不想运用(由于生活的压力太大),结果民主政治变成金权政治。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是这样。所以,工人阶级的民主奋斗一旦高涨起来,就很容易同时提出改造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够解决工人阶级和一切普罗大众的问题。邓后的中国会不会很快走上这条路呢,这问题只有将来人民自己的行动才能够解答。真诚的社会主义者和彻底的民主派都有责任促使这个前途实现,让邓后的中国成为人民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