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乱在酝酿,人民怎么办?
──“六•四”五周年前夕的中国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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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自《从官僚社会主义到官僚资本主义的中国》

动乱在酝酿,人民怎么办?
──“六•四”五周年前夕的中国形势


向 青
1994年5月25日



  在“六•四”屠杀五周年前夕的今天,凡是留意中国大陆情况的人,大概没有谁会以为经济上仿佛很繁荣的中国是真正在平稳发展中。相反,大家都看到,各方面都有明显的危机征兆,巨大动乱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因此大家都谈着,一旦危机爆发,会有什么后果,究竟祸是福,以及有什么趋避之道。

社会不稳


  最明显的动乱之源,是改革开放所造成的贫富反差、社会分化。那些先富起来的“大款”,一桌酒席花费几万元很平常;贫苦的农民辛苦一年还挣不到几百元,因为交不起几十元学费而令儿女失学。现在中国已经有了几百万个百万富翁,另方面有一亿多农民仍旧生活在贫困中,失业职工也有几百万(其中许多是国营企业裁减出来的),有些国营厂矿的工人每月只领到几十元生活费或者饭票。国营企业有2/3亏蚀,但不少厂矿却留有“厂长基金”和“厂长私有基金”,任由厂长利用自肥。外资经营或参与的“三资”企业,一面向中共官僚行贿奉献,一面奴役虐待工人。工人动不动被扣薪罚款,甚至被殴打、罚跪。有的厂房变成监狱,门窗封锁,不许外出一步,工人在内严禁谈话。强迫加班加点,毫无限制。有的工人竟被迫连续工作36小时,晕倒在工作台上。有些外方人员任意作威作褔,在他们本国不敢用来对待工人的暴虐手段,竟在“有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中国恣意施为。中共官僚常常为资方说话,以站在资方立场为荣;有时明知弊病严重,也因考虑“政治影响”,不认真处理。政府和企业的干部纷纷借口考察,公费出国旅游购物,另方面农民却仍受户口制度束缚,无权到城市工作和居住。“剪刀差”(农产品和工业产品价格的差距日益扩大)维持而且扩大着城乡对立。人数以千万计的“盲流”,构成新的贱民层。他们千辛万苦挣到一点钱汇回家乡,竟常常变成难以兑现的“绿条”。乡镇干部利用改革开放后的新环境,变成新的地主、商人兼税吏。在这一切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的基础上,尽管中共的统治机构仍屹立着,而且采取日益凶暴的镇压手段,动乱的现象毕竟已经十分明显。不但社会上一片混乱、治安恶劣,连工农群众的集体反抗行动也明显增加了。四川国营企业干部配备了手枪,用来应付“闹事”工人的威胁。关系多么紧张,由此可见一斑。得不到政府承认的独立工会已经在不少地方成立,知识分子也参加工会组织。有人总结八九年的经验,认为学生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是没有同工人结合。农民里面盼望陈胜、吴广的声音甚至经由中共最高层转播出来。中共对这些不稳情况已经高度警觉,一面加强镇压手段,如增加公安人员、加紧控制新闻事业、动不动就实行预防性拘留,另方面采取一些疏导不满、缓和矛盾的措施,如提高“职工思想教育”工作、控制通货膨胀、为保稳定而延缓某些经济改革政策的实施。但是中共的基本立场丝毫不变,它始终坚持一党专政,而且决心走那条化公为私的官僚资本主义道路,所以无法避免继续加深大多数人民的不满,招致更多、更大的动乱。

政治危机


  如果说,社会危机引起的大动乱什么时候爆发难以预测,中共上层政治危机的日益迫近就更加明显了。在那种极端专制的政治制度下,最高的统治权向来而且一定是掌握在一个独裁者手里。现在的独裁者邓小平已经90岁,自然难望再继续掌权多年,而他今年年头在电视上露面,已经让人看出衰老得厉害。邓小平一旦死去,再没一个人具有同等的权威了。江泽民虽然被正式指定为领导核心,谁都知道他的实际权威很少,未必抓得住最高权力。下一任独裁者究竟是谁,统治路线会不会有重大改变,现在完全是未知之数,只能由未来的斗争决定。在这新旧交替、高层内部斗争的期间,大有可能出现政治动乱,或者让社会大动乱乘机爆发。这是人们更普遍看得到而且更重视的一种危机。关于不久将来中国大陆可能发生的巨大事变,可以作如下的估计。如果由人民发难而造成巨大震动,随时都有可能。现在的社会矛盾比八九年头更尖锐,人民对中共统治者更不抱幻想,更懂得要么不干,一干起来就要干到底。虽然中共当局,只要邓小平还在,镇压人民的决心比八九年更大,一定企图在萌芽时期就把公然的反抗粉碎,但是拿整套统治机构来看,不能说它比八九年更坚强、更团结了,倒宁可说是更脆弱、内部更不一致了。所以,一部分人民发难而造成全国性的大震动,即使邓小平还在,中共上层危机还没有爆发,也并非绝不可能的。如果这样的事变不那么快发生,那么,等到邓小平死了,由于继承权的争夺,一个时期的政治局面不稳,一定避免不了。结果若不是产生政治上的开放改革,就大有可能引起人民革命,或者造成巨大的政治动乱加上长久深重的社会动乱。

  尽管许多民主派人士都希望中国能够“和平演变”,但是人们普遍都明白:中共极少可能和平地放弃专政特权,所以,在多党自由竞争的民主制度建立起来之前,恐怕难免经过一番震荡,经过一番带有血腥的激烈斗争。如果这段动乱的时期不长,而结果成立起来的民主制度相当稳定,能够保证中国经济的发展,民主派以及大多数人民大概就觉得这是个可以接受,甚至是值得庆幸的前途了。人们最担心的是,动乱发生了,延长很久、损害重大,而民主制度不知何时才成立起来。现在要讨论的,就是这种长久而没有结果的动乱。

动乱的几种类型


  中国可能发生的动乱大概有以下几种类型:

  (1)中共政权削弱了,镇压人民的力量不足,各种各样的人民反抗行动层出不穷:罢工、群众示威、冲击政府、零散的暴动、游击战等等。所有这些反抗行动都不够力量推翻现存政府,但是政府也不够力量防止这些反抗不断地爆发。

  (2)国家分裂,分为两个以上敌对的政府,按地域或者民族划分,互相战争。

  (3)出现一个革命政府和一枝革命军,同中共政府打内战。

  (4)社会解体的大混乱。这就是,中共政府不倒,更不改良,也没有出现革命的力量,整个社会极度腐化,一切秩序都不能维持,道德沦亡,普遍极端的自私自利,人人以人人为敌。在那些极端害怕震荡的人看来,这四种类型的动乱都太可怕了,必须用尽一切办法阻止任何一种出现。可惜他们想得出来的办法太有限了,主要的只有宣传和平的福音,劝告政府和人民,以及一切集团和个人都要互相忍让这种宣传照例是无效的。如果居然发生一点效果的话,那大概就是阻止了人民起来作正当的反抗,也就是帮助了专制凶暴的现政府维持不倒。如果我们在历史转变的关头不是一味张惶失措,只会求神打救,而是多少领会了历史的教训,我们就能够辨别这四种动乱类型各有不同的意义,人民应当采取不同的对待办法。

人民革命不可怕


  上述第一和第三类型是革命的过程。第一类型是革命力量长得很慢,很艰难,还没有形成一个革命政府时候的情况。历史告诉我们,专制政府通常都要由革命来推翻,和平演变是例外的情形,而且是以前的革命的后继成果。如果从行动策略的观点看,人民要有革命的决心,才有取得和平演变的较大的机会。如果自限于争取和平演变,结果多半只得到专制的延续。因此应该懂得,如果革命行动在中国出现了,不论是发展较快(第三类型)还是较慢(第一类型),那都是可喜可贺的现象。燕子已经飞来,春天还要等很久吗?

  有人认为革命就是以暴易暴,革命只能建立新的专制,不可能建立民主政制;只有类似英国“光荣革命”那样的非暴力革命(就是没有真正采用革命手段的变革),才能够建立民主政制。这种见解根本是曲解或者误解历史,等于说只有最后一口饭才有令人吃饱的作用,以前所吃的饭都是浪费。这种思想的实际效果,是剥夺人民使用武力反抗专制压迫的正当权利,客观上起一种反民主帮凶的作用。

  那种反对“暴民政治”的论调,也是同类的反民主、反进步的荒谬理论。只须要求他们具体指出“暴民政治”的例子,说明“暴民政治”的内涵,就可以暴露这见解的反民主真面目。一百多年来,中国的毛病不是革命太多、太过火,而是革命太不彻底。中国从来没有过暴民政治(人民从来没有自由行使过政治权利,更不用说掌握统治大权了),只有军阀官僚或无冕皇帝假借人民的名义施行暴政。

  还有人觉得,中国人民的素质这么低,怎配起来干一场真正有结果的革命呢?这些人如果肯虚心反省一下,作为民主派,他们自己的素质值得多少分,倒可以对民主事业真正有点贡献。真正讲求民主,尊重人民的人,应该懂得:人民在平常的时候,就是仍屈服在反动统治之下的时候,同起来革命、反抗的时候所表现的“素质”是大大不同的。八九年的中国民运如果其它方面没有实际成就,至少在这方面应该可以给人们一课很实际的教训。

  革命当然不是一道安排妥当的“程序”,革命过程中一定充满许多曲折、障碍、矛盾、错误。常有的错误之一,是盲动、冒险。盲动属于过左,而反左是今天的风气。所以今天一提起革命就令人联想到盲动,而这种联想每每并不合理。不过,对盲动的警惕还是需要的。一方面由于现政权太令人愤恨,另方面由于许多强调理性的人和思想其实是软弱或者保守得很不合理,所以有些富于反抗性的人难免趋向于盲动,盲动太多就会妨碍真正的革命发展,结果形成无出路的动乱。因此,反对盲动原则上是对的。不过,只有用革命的理性去反对盲动,才可以有好的效果,才可以避免无出路的动乱,而得到民主制度以及其它革命的成果。到了盲动已是既成事实,斗争已经进行着的时候,革命民主派就不应一味加以批评,而还要理解、同情和给予适当的支持。

怎样避免内乱


  上面列举的第二和第三种动乱情况表面上差不多,都是在中国内部发生战争,但实质是不同的。第三类型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战争,可以简称为革命内战。交战的双方各自代表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政治思想、甚至是不同的社会制度。第二类型则是原有的政府分裂为两个或更多的部分,分别占据不同的地域,或者代表不同的民族,而在政治和所代表的社会阶层上仍旧和原先未分裂的政府一样,或者相差很少。后来类似中华民国初年军阀混战的情况。前者类似1926-27年国共合作“北伐”,或者后来的国共内战。

  前面已经说明,革命内战虽然是很大的震荡,而且当然流血,但这是为了整个社会的进步,在某些历史关头不可避免的阵痛,所以并不可怕,而且怕也逃避不了的。真正的民主派应当欢迎它、为它作准备,到时勇敢地投身其中,争取早日取得最好的成果,包括民主制度在内。

  军阀混战之类的内战就是另一回事了。为了便利表述,让我们使用“内战”限于指革命内战,而把那些没有进步意义,只是不同派系的军阀、官僚争权夺利的战争称为“内乱”。至于国内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留待后面再谈。

  内乱自然是人民最怕的动乱的典型。在内战中,不同派系的统治者为了争权夺利而拿人民作牺牲。“宁为太平狗,不做乱世人”,这话反映出人民在内乱中的悲惨情况。

  光表示反对内乱,或者向统治者宣传和平忍让的福音,自然阻止不了内乱的发生。只有用民主政权代替专制政权,才能够防止内乱发生。在内乱已发生了之后,只有革命才是最有效的制止手段。

  有人害怕发生内乱,所以反对人民推翻现存专制政府。他们认为,现在中国还没有一派政治力量足以代替中共统治全国,所以一旦中共倒台,就会发生内乱,或者全国陷于无政府状态,一切秩序都不能维持。这种见解包含几重的错误。第一,新的政治力量只有在不断反对旧政府的奋斗中才能够生长起来,不可能从天降下一个强大的新力量来从事革命。第二,如果新力量不够强大,就推翻不了旧政府;反过来,如果推翻了旧政府,就不会绝无力量执政。至于新政府未必稳定,未必就能够解决革命本来的任务,那是另一个问题。新政府可能要依民主程序改变,或者需要新的革命。这情况并不等于旧政府倒台就陷于无政府。第三,历史上很多不彻底的革命,革命后的新政府同旧政府差不多,常常是保存了许多旧制度、旧机构和旧人员,但没有真正权力真空的情况。第四,如果国家分裂,形成内乱,那不是旧统治力量被推翻的结果,而是旧力量没有被推翻,只发生分裂的结果。那不是革命的责任,只能是革命力量不足的结果。也许发生革命运动是促成旧统治力量分裂的原因之一,但不会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一定是旧力量内部原有的矛盾。所以,为避免造成这种内乱情况,劝告革命力量自我克制是没用的,反而应当尽力加强革命,争取革命真正的成功。

  在革命尚未成功或者尚未开始的时候,除了直接为革命而努力之外,还有一些工作是有助于防止内乱的。其中有,反对狭隘的地域观念,反对军人盲从长官,宣传军队为全体人民服务的思想,以及一般的民主思想。

关于民族问题


  中国的民族问题不像前苏联或前南斯拉夫那么大,不大可能发生像他们那么严重的民族战争。但问题显然是存在的。大规模的冲突和战争在过去发生过,将来也有可能再发生。这方面的根源主要是大汉族主义。中共根本否认少数民族有自决权,所谓民族自治也有很大的虚假成份,实际是以汉族为主的中共官僚统治着,为了防止民族间的战争和大规模冲突,需要彻底反对一切民族压迫和歧视,特别要坚持民族自决权,包括少数民族应有权另立独立的国家,或成立平等的联邦。

社会解体的危机


  剩下要谈的是社会解体的危机。上面提到过,有人担心一旦中共政府倒台,就会陷入无政府状态,一切社会秩序都无法维持,那种状态就是社会解体的大混乱状态。这种悲惨的状态是有可能出现,但并不是中共倒台的后果,而是那个日益加速腐化的中共政府迟迟不倒台的后果。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日益迫近这种状态,今天中国社会腐化的程度已经至少超过最近150年的任何时期,而主要的原因正是那个空前腐化的中共政府继续存在。这个政府的作用越来越不是维持合理的、符合一般人民需要的秩序,而是维持少数人任意作威作福、假公济私、化公为私、侵害人权、剥削工农、贪污无极、愚民扰民的那种有“特色”的制度和“秩序”。在如此有权威的“身教”影响之下,整个社会岂能不急步、大步地走向道德沦亡!唯一的希望就是人民赶快起来铲除那个祸首病根,把整个演变的趋向扭转。最后要指出一点:真正符合中国大多数人民需要的民主,决不是以资本主义私有经济为基础的那种民主制度,而是一种连社会经济的主权也归全体人民掌握的民主制度。只有那种不但争取政治民主,同时也争取社会经济民主的运动,才会得到人民的广泛支持,才比较容易取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