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陈路线斗争与中国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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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自《从官僚社会主义到官僚资本主义的中国》

邓陈路线斗争与中国前途


向 青
1992年5月



  今年以来,中国大陆最惹人注意的情况,是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所受到的挑战和邓的反击。一、二月间,邓小平南下活动,鼓吹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中心是经济建设,两个基本点是四项原则和改革开放),并且号召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点,不用害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这等于公开承认中共上层有路线斗争。一般人认为这斗争的一方是邓小平代表的改革派,另一方是以陈云为首的保守派。有人甚至认为两条路线的差别是:邓主张对资本主义开放,而陈派则坚持社会主义。香港和海外的评论一般都支持邓路线,认为对资本主义大胆开放是中国的出路。其实,邓陈的路线分歧并不那么大,也不能说其中一派的路线整个地比另一派符合人民的利益,代表进步。

主要分歧在哪里


  根据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对照着关于陈派见解的报导,我们可以看出两派明显的分歧如下:第一,邓坚持经济建设是唯一的工作中心;陈派则认为进行思想“教育”和思想斗争来防止“和平演变”也是当前工作中心之一。第二,陈派认为决定改革开放政策的时候要考虑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并且要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邓主张尽量利用资本主义的东西,认为既然中共手中有政权,还有国营大中型企业,就不怕被资本主义占上风。第三,陈云几十年来一贯地强调经济建设要坚持按比例的原则,要符合国力,稳定发展,不要急于求成,不要冒进;邓现在强调要快一点,“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第四,陈认为八九年政治风波的主要原因是以前几年的经济过热、出轨,造成难以忍受的通货膨胀,加上官场的腐化贪污;经过三年治理整顿后,现在的经济形势比较好了,但是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出轨的危险仍旧存在所以不能宣布治理整顿结束,只能暂告一个段落。邓则强调84至88年跳跃发展的功劳,不谈经济过热能否事先预防,反而说“总是要在某一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等发现问题再加以治理,并且说,如果没有那几年发展的成果,“六•四”那个关就闯不过,第五,邓小平对经济特区非常赞赏,实际上把特区当作全国发展的火车头;陈云则认为特区的经验始终还没有做好总结,并且强调不能过分依靠外资,他虽然终于在五一前夕公开表态,支持上海浦东的开发和开放计划,但同时说不能照搬深圳那一套。

  上述这些分歧表明,邓陈之间的分歧并不是对改革开放赞成与反对的分歧。双方都支持改革开放。事实上,在倡导改革开放上,陈云的贡献仅次于邓小平。改革的根本目标,双方同样宣布是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维持中共的领导权,维持大规模企业的国营。双方的分歧只在于某些具体办法上,主要是一些程度上和速度上的不同。

  许多人把六•四以后的经济紧缩(治理整顿)政策当作是陈云和李鹏反对邓小平和赵紫阳的改革开放路线的表现。其实这个治理整顿的政策在1988年9月的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上已经决定了。当时代表政治局作报告并且提出这政策的,正是赵紫阳。现在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也说:“治理整顿,我是赞成的,而且确实需要”,“有成绩”。更值得注意的是:正由于前几年的经济过热,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失调,才使随后的紧缩政策成为不可避免。投资过多,大大超过了原料、材料、能源和运输能力的负荷。“老厂吃不饱,新厂又投建”。名为建设,实际是大大浪费:例如1988年调查200多个近9年内建成的生产项目,竟有一半以上不能正常利用。89年全国彩色电视机的生产能力闲置一半以上,电冰箱的生产能力闲置近2/3。所以,把近3年来的治理整顿当作只陈云和李鹏一派的政策,或者把这政策当作一件坏东西,都是错误见解。当然,六•四对治理整顿政策有影响;如果在赵紫阳领导下实行整顿,同李鹏领导下会有些不同,派系斗争的因素也掺杂在里面。但这一切都是次一级的因素,不能否定在治理整顿上两派基本的一致性。

  可否说陈邓比较起来,一个是左派,一个是右派呢?我认为不恰当。陈重视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对于私人资本主张控制较严,又要把反和平演变的思想斗争当作工作中心之一,在这些方面都似乎比邓左。但在经济建设的方针上,陈却比邓稳健,可说是比较右。

和平演变的问题


  苏联和东欧各国的急刻转变,共产党纷纷倒台,显然是促使中共内部分歧激烈化的一个重大原因。在坚持一党专政、死硬拒绝民主、严厉压制政治自由这些方面,中共内部是完全一致的,至少还没有显露党内有任何民主反对派的迹象。但是,为了有效地防止和平演变,应该采取什么具体的办法,在陈云、李先念、王震、邓力群、胡乔木等人一派同邓小平一派之间,却有明显的不同意见。陈派主张搞一个旗帜鲜明的反和平演变运动,邓派反对。邓派认为,只要加紧搞好经济建设,人民生活改善了,和平演变的危机就会从根本上消失;如果特地搞一个反和平演变的运动,反而对经济建设工作起妨碍作用。陈派指责邓的路线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使和平演变有机可乘。在1991年11月的中共八中全会上,陈派未能把反和平演变写入决议案。

  中共统治集团对和平演变怕得要死、恨得要命,所怕的主要是丧失政权,也就是怕让人家用和平手段轻易地把政权夺走。其实,另一种意义的(也就是更有深刻意义的)和平演变,在中国已经实现了。那就是:今天的中国已经和毛泽东时代根本不同。毛泽东时代的中共政府(从1956年起),是禁绝资本主义的,现在的中共政府却允许而且鼓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越来越依靠资本主义来发展中国经济。到1990年底,中国大陆已有私人资本经营的企业40多万家,雇用工人500多万。私营企业的活力显著地高于国营企业,私营企业所占产品的比例高过所占资金的比例许多。现在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比改革开放前降低了许多,而“财大气粗”的新兴资产者到处可见。在明显的社会两极分化中,无论中共官方的政策还是大多数官僚个人的行为,都是偏向于资产阶级而不是偏向工人阶级。中国国营企业从来都没有真正掌握在工人阶级的手里,现在更开始实行承包、租赁以及股份制度,实际上正在转向私有化了,经营的方式也在转向资本主义式。

  对于这种已经实现的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邓派固然只有促进而没有反对,陈派也不是根本反对。陈派并不打算推翻已成事实的演变,他们至多不过企图阻止更进一步、更完全的演变而已。他们企图在私营企业的竞争下维护那完全受官僚操纵的国营企业,甚至想重走40年前用官僚手段限制私人资本的道路,根本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他们所主张加紧思想控制的办法,不但阻止不了经济上的进一步资本主义化,反而会激起更快的政治反抗。比较起来,邓小平路线倒有多一些的机会使中共在社会经济和平演变中保持政权。邓路线一面坚持政治高压政策,一面尽量开放私人对发财的机会,至少可以暂时转移人们奋斗的目标,延缓政治反抗的爆发。

眼前的趋势


  中共这次党内路线斗争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公开化:有好几个月的时间,北京的党报同上海的党报论调相反,前者是陈派的声音。二月底,邓的南巡讲话正式作为中央二号文件传达了,3月初又由政治局决议通过邓的路线。此后党内没有大公开唱反调了,到处一片拥护的声音,但是仍旧可以看出有掩饰着的反对意见,例如以全面地了解邓路线为名,实际上冲淡防左为主的论断。五一前夕陈云公开表示支持“一个中国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同时表示支持浦东的开发和开放,可说是邓路线在现阶段胜利的完成。估计宣传部门里邓力群那一派大概会受到相当的整肃,但国民经济计划方面显然采取了陈云那种稳健的办法,这已经反映在三月间的政府工作报告上面,更清楚的政策倾向,要看年底举行的中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作出什么的人事安排才知道。

  最近“破三铁”(打破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的呼声盛极一时,但很快也引起相反的警告和解释。在没有为受影响的工人安排好生活出路和转业门路之前,就猛然打破工人原有的饭碗,必定会造成极大的社会不安,这是很容易了解的。还有经济工作者指出,光是在企业内打破铁,而不破掉政府套在企业颈上的铁锁链,也不能提高国营企业的活力。看来这方面的改革势必继续推行,但是中共当局大概不敢过于鲁莽。价格改革的问题,情况也相似。像八八年八月那样的物价飞涨和抢购狂潮,中共一定不想再次出现。

  看来,真正大胆试验,加速进行的,大概主要是各地方的自寻出路,尤其是扩大对外经济关系方面。这正是中央政府有意把权力下放,实在也难于控制的方面。这方面推行邓小平路线的结果,大概首先会出现一片繁荣的好景,但随后就很容易造成经济过热,以及其它弊病,例如,由于自相竞争而让外人坐收大利,甚至引致各地区之间互相封锁对抗,这些都是八五年至八九年初的显著现象。

  中国大陆上周期性地出现的经济过热,同正常的资本主义经济循环里面的经济过热(就是每次衰退或经济恐慌的前夕的经济繁荣顶点)有相似的地方,但也有根本的区别。中国大部分的企业,尤其是较大型的企业,都是国有的财产,但是管理权操在完全不受人民监督的中共官僚手上。每个企业单位的首长只对上级机关负责,他必须完成上级交给他的任务——常常是只须完成任务,至于实际的经济效果,就不必理会了。因此可以有一家工厂几十年不断生产一种卖不掉、没人要的产品的情形。为了容易完成任务以及超额完成任务(超额完成有功),各企业都尽力设法争较多的原料、材料、贷款、人力等等,而不必顾虑因此引致成本提高,丧失效益。所以中国的经济一旦过热起来,就比一般资本主义经济更热得厉害。加以农业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矿业、运输业发展不足(这同有意地压低它们的产品价格有关),所以在经济过热的时候,原料、材料、能源、运输都很容易陷于非常严重的不足状态,因而使许多企业半瘫痪下去,这是一般资本主义经济所没有的。总而言之,中国经济过热的后果比一般资本主义的过热严重许多(唯一比较好的是,等到过热变成“疲软”的时候,工人手中仍旧有个铁饭碗)。现在,中国工业的所有权和经营体制仍未根本改变,而权力却比较分散了,又有了相当数量的私人资本和个体户,所以始终是容易发生过热,甚至更容易发生了,过热的程度也要比过去不开放时候更高。对于这个问题,中共里面陈云一派比较更重视,所以强调计划控制,而邓派则短期内倾向于“安天命”,长期来说,则是更有决心全面而迅速地资本主义化。陈派也不见得反对邓派的改革的最终目标。因此,我觉得,可以说邓是走资急进派,陈是稳健派,同样是走资。至于真正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派,至少目前在中共里面看不见(个别分子相信有,但不成气候)。根本反对开放,坚持过去毛泽东、斯大林那种官僚社会主义的,也是绝无仅有。弄清楚、邓陈两派真正的异同是什么,就不难明白,为什么温辉之流的政论家一面指责六•四屠杀,高唱自由民主,一面又在谈到邓陈分歧时把邓小平捧到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把反邓这件事本身就当作是错误、是罪恶。

  政治方面,官方发动的民主改革绝对不会有,最多是在基层选举的程序上继续做点样子给人家看看。人权方面,挑几个政治犯放出监牢,放几个人出国,这类手段自然会继续耍弄。政治自由也不会放宽。但思想控制方面,除了直接涉及政治(尤其是政权)问题的以外,大概不会搞什么运动,甚至可能稍微放松一点。这方面,即使中共想加紧控制,在今天这种社会条件下,也没有可能再收到毛泽东时代那样的效果了。

稳定吗?


  六•四刚过的时候,不少人以为这个比国民党和北洋军阀还要残暴的政权很快就会倒台,甚至可能不出半年。现在“六•四”三周年快到,而认为中共统治稳定的论调也流行差不多两年了。3年前,正是民运热潮最高涨的时候,虽然我们也同大家一样地欢欣鼓舞,一样地热情投入运动,一样地希望这次运动胜利,取得重大成果,但我们仍旧保持着头脑冷静,我们估计这次运动恐怕多半做不到使中国发生重大的实际改变。我们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判断,是由于我们分析了当时中国的各种社会力量,分析了各阶层人民的思想和心理情况。今天,当稳定说流行的时候,我们还是根据同样的分析方法去作出判断。

  稳定的说法是否正确,要看稳定的含义是什么。如果同独联或者瓦解前夕的苏联比,中国当然算是稳定。同八九年五六月间的中国比,也是一样。再说,现在中国大陆并没有动乱,也没有动乱即将爆发的迹象。统治层内部的分歧并没有发展成为激烈的斗争。邓陈两派都自觉地以保持稳定为首要任务,避免由于内部斗争让群众运动乘机而起。在新的重大危机爆发之前,他们大概能够做到这点。中国经济的发展,拿当今世界的标准来衡量,算是成绩不错。世界资产阶级对它看好。这就可以当得起普通所说的稳定了。但不少人说中国稳定,还带有更多的含义。他们虽然未必明确地说出来,但实际上包含如下的意思:八九年的风波是个偶然事件,是中共处理不当才酿成的严重事件(至于怎样处理不当,则有各种不同的看法,甚至是互相冲突的看法);现在人民和中共双方都学乖了,经济形势又好,严重的政治危机和动乱不会再出现了;至少多年内,或者邓小平死掉以前,不会出现的。持有这种见解的,恐怕连所谓民主派里面都很不少。我不同意这样的看法。

  八九年的巨大群众运动并不是偶然发生的,它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当时它发生得这么早,发展得这么快,另方面又带有那么致命的弱点,注定要失败、要演悲剧,尤其在六•四悲壮的一幕之后,许多著名人物接下去演一些并无崇高意义的悲喜剧,这些才可以算是偶然性,将来大概不会(至少决不是一定需要)重演的。但同样重大(或者更大)的危机和群众运动必将发生,这是历史的必然、必要,而且未必要等很久。根本的原因是,引起人民心中深刻的不满,在八九年起来,要求改变现状的种种原因,现在统统仍旧存在,中共统治集团不但未能解决那些问题,而且根本不是朝着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方向走。中共继续专制,继续死死抓住政治和物质上的特权,继续贪污腐化,甚至变本加厉。对于过去那套官僚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已经丧失信心了,现在转向资本主义学习。他们学习怎样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学习资本家鞭策工人的手段,学习种种不事生产的发财方法,但是对资本主义先进国的政治自由和民主制度却坚决不学,而且严禁别人去学,谁鼓吹一下都有罪,旧的矛盾没有消解,新的矛盾又急速滋生了。我无法相信这样的现状能够真正稳定下来。现在中共以亚洲四小龙为榜样,最大的希望是一、二十年内赶上四小龙。但是四小龙总的趋势是社会矛盾和政治动荡增强而不是减弱。

  中国大陆的前途,不是稳定的发展,而是整个社会的生活方式的重大改变,经济和政治的危机一再出现,统治者和人民都一再面临困难的选择。中共的基本路线,是向资本主义转化:以它本身为核心,把国有财产化公为私,重建一个中国资产阶级。这也就是改变它本身所享有特权的形式,而把这个转变过程中的一切巨大的艰难困苦都推给劳动人民。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先例已经表明这点。我们相信,人民一定会起来反抗,也有权反抗。劳动人民所需要的改革,是由人民自己选择,并且自己去实行的改革。只有政权(包括国民经济的决策权)真正对人民开放的时候,才可能实现真正造福人民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