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中共政权的阶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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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自《从官僚社会主义到官僚资本主义的中国》

再谈中共政权的阶级性


向 青
1990年12月14日



  我在《有中共专政就没有社会主义》一文中提出中共政权已经蜕化变质的见解,很快就得到两位读者分别来信评论,一位是八九民运中“工自联”的核心人物之一、现在被迫流亡在法国的岳武先生,他对我的见解热烈支持,并且表示希望这见解能够在内地广泛流传。另一位是身份不明的“一读者”先生,他不但不同意我的见解,而且认为我的见解根本模糊不清,不知道我真正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来信中有不少具体的质疑和意见,讨论起来可以把中共政权性质这个问题进一步解说清楚。我现在这篇文章就是以同他讨论的形式来进一步说明我的见解。

复辟基本实现,但未彻底完成


  我上一篇文章里面有如下这些话:“中共早已彻底背叛了社会主义,背叛了工人阶级”;“中共政权已经蜕化变质”;“任何社会主义者如果还把中共政权当作任何意义的工人阶级政权,那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政治上都是极端严重的大错”;“今天邓小平政权已经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代表工人阶级的了,它已经开始变成一个极端反动、最丑恶的重新诞生的中国官僚资产阶级,也就是官倒资产阶级”;“坚持中共专政,已经变成了坚持官僚资产阶级专政”。我相信,一般读者,不论是否赞同我的见解,都不会觉得这算是“模糊不清”,“不知向青先生的真正意思是什么”。

  令那位“一读者”觉得“模糊不清”“好像存在着矛盾”的,是文章里还有这样的话:“中共还不是资产阶级的良好和可靠的代表,当然更不是驯服的工具,资产阶级在中国的复辟还没有完成,更没有巩固”。“意思好像是说中共还不是个资产阶级政权,资本主义还未在中国最终确立”。“一读者”一定是以为,凡是资产阶级政权的执政党都是资产阶级的良好而可靠的代表,甚至都是驯服的工具,否则就不算是代表资产阶级执政了。他这种见解的确是黑白分明、一点模糊和矛盾都没有,可惜太不符合实际、同实际之间的矛盾太大了。请问“一读者”:许许多多落后国家里的腐化无能的专制政府,例如以前中国大陆上的国民党政府,算不算是资产阶级政府呢?另方面,它们算不算是资产阶级的良好而可靠的代表,甚至是驯服的工具呢?难道你不知道有“恶仆”这个名词?不知道曾有政论家把某些政府比喻为统治阶级的欺凌主人的恶仆?我认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共政权是官僚专制的工人阶级政权,现在(至少从1988年起)的中共政权已经蜕化变质,成为官僚专制的资产阶级政权了。你不同意变质的见解,你提出了不少反对的论据,但是你始终没有表明你自己对中共政权阶级性质的看法。不但没有表明你认为现在的中共政权代表什么阶级,而且没有表明你认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共政权代表什么阶级。你破而不立,这就令我同你讨论时要浪费许多笔墨去推测你的立场,而且难有圆满的结果。因此我要再问你:你是否同意毛泽东时代的中共政权是官僚专制的(变态的)工人阶级政权呢?如果不同意,你认为它的性质是什么呢?如果同意,你认为那时的中共算不算是工人阶级的良好而可靠的代表呢?一面说中共政权是工人阶级政权,一面又说中共不是工人阶级的良好而可靠的代表,更不是驯服的工具(反过来,中共要工人当它的驯服工具),这算不算自相矛盾,或者模糊不清呢?

  我上一篇文章断定中共已经蜕化变质,彻底背叛无产阶级成为代表资产阶级统治的党,这就是说中国资产阶级复辟已经基本上实现了。但是,中国在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上已经走到底没有?怎样才算是走到底呢?关于这方面,上一篇文章谈的太简单,只有一句话,就是前段开头摘引出来的那句,它光指出复辟还没有彻底完成,再没有进一步论述了。这是需要补充的。但是,在讨论这方面之前,我应该进一步说明中共党和它所掌握的国家机关的蜕化变质,因为“一读者”反对这个论断,而且根本反对我分析这个问题所使用的方法,反对我判断一个政权的阶级性质所根据的标准或原则。

断定中共变质的根据


  “一读者”说我断定“中共变‘资’的理由有三:一个是八八年的修宪,另一个是六•四屠杀,再一个是近年的官倒现象。”然后他逐点批评:第一,不能只看宪法,不看实际。例如宪法上讲中共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不等于现实上就是。

  只看宪法不看实际的,不是我,而是“一读者”。我上篇文章里明明白白地指出,自从邓小平上台,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资本主义企业在中国得到了越来越大的生存空间,还根据内地刊物的报导,指出全国已有私营企业四十多万家,雇工总数有六百万以上。这个新的社会经济现象才是我谈论复辟问题的起点,也是断定中共“走资”的第一点理由。八八年修改宪法,不过是把中共已经实行了10年的实际政策正式制度化而已,也是中共恢复资本主义决心的鲜明表现。但是在“一读者”对我提出批评的时候,根本当作我谈到社会经济现象的那些话并不存在,当作我把修改宪法作为一点独立的理由。他那种说法甚至让人家以为我是拿没有实际意义的宪法条文来做根据。“一读者”为什么这样做,只好请他自己解释了。

  至于六•四屠杀,我并没有把这件事情本身当作断定中共政权变质的一个理由,我只是说六•四屠杀之后,人们更需要严肃地考虑中共政权性质这个问题了。我的文章这样写着:“如果一定要见到惊天动地的大事变才能够承认国家政权的蜕化变质,那么,六•四大屠杀也应该足以使人们惊觉了。中共一面屠杀人民,特别残暴对待工厂工人,一面再三宣布对资本主义开放的政策决不改变,这还不够表明它的阶级立场吗?”这里很明显,我并不是说屠杀人民就构成中共“走资”的证据,而是说中共一面特别残暴对待工人(以工人为敌),一面坚持讨好资产阶级的政策(以资产阶级为友),这种做法构成中共“走资”的证据。“一读者”在这点上又一次歪曲了我的论据。他把1956年镇压匈牙利革命事件拉到一起来谈,根本是废话,因为我并没有说凡是镇压人民都是变质、“走资”。更莫名其妙的是,他忽然把1921年喀朗施塔事件也拿来相提并论了。当年苏俄政府镇压喀朗斯塔叛变和八九年中共镇压北京民运是不是本质上相同呢?请“一读者”说说吧。他还表示“知”道“在托洛茨基主义里”怎样看待喀朗施塔事件呢!很好,就请他统统说出来吧。

  我说:“为了解答一个政权究竟代表哪个阶级的问题,固然要注意这个政权的经济基础……但是更重要的是看那政权机关同各阶级的政治关系:执政党派由哪个阶级推举出来?在最重大的利害问题上代表哪个阶级?”“一读者”不同意根据政治立场(态度)判断政党和政权的阶级性质,他“认为介定阶级的标准更重要的反而是经济位置而不是政治态度。说香港大部分工人政治态度上认同资本主义,不等于他们已变成资产阶级。……中共的阶级性归根结底是由经济位置所决定的。”

  个人属于什么阶级,自然是看他的经济地位;看他是雇用工人的老板,还是领取工资替老板做工的。但我们现在谈的是政权(政府、国家)和政党,不是谈个人。怎样判断一个政权或政党的“经济位置”呢?这真要“一读者”来指教了。按照他把政权和个人一样看待的方法,只好认为具有国营企业的政权是资产阶级政权(因为它是老板嘛),实行全面国营的更是绝对垄断的资产阶级政权了,而没有一个政权是工人阶级的政权(因为任何政权或政府人员都不是在人家的企业里做工的)。多么惊人的新发现或者新发明!也许“一读者”的意思不是这样,而是:国家财政有盈余的是资产阶级政权,有庞大国债的(例如美国)是无产阶级政权。不论怎样解释,按照“一读者”的标准,毛泽东时代的中共政权都应该算是资产阶级政权。

  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所谓政权(国家)的阶级性,所指的不过就是一个政权代表哪个阶级去压迫其它阶级。我说要根据政权机关同各阶级的政治关系去判断它的阶级性质,这是从国家政权的本质所得出来的必然结论。这也是最直接的方法。否定这种方法,等于否认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当然,观察一个政权的经济基础,这就是说,看它维护哪一种经济制度,也可以判断它是为哪个阶级服务的。因为维护一种经济制度,就等于维护在那种制度下占支配地位的那个阶级的权力。但这是间接的方法。至于“一读者”说的,要看政权的“经济位置”,恕我孤陋寡闻,没有听见过这种说法,不懂它的含意,更不知道他这种见解根据什么理论。我所根据的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指出:国家是“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所谓“同社会脱离”,主要就是指脱离经济结构,脱离任何一个阶级的范围。国家的本质并不是经济机关,不是为了参与经济活动,所以根本谈不到国家(或政权,或政党)在经济结构里占什么位置。我不知道“一读者”是否同意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我希望他说明他的国家理论。

  必须强调指出,如果根据经济基础来判断政权的阶级性质,只能根据一个政权维护什么经济制度,而不能根据那个政权存在的随便一段时间里社会经济结构中占主要地位的制度。苏维埃政权刚刚在俄国建立起来的时候,俄国的经济结构并没有马上改变,这就是说,照旧是资本主义制度占主要地位。但苏维埃政权从头起就不是资产阶级政权,而是工人阶级政权了。这一方面由于苏维埃政权是工人阶级推举出来的,同时也由于这个政权并不维护原有的经济制度,反而要去根本改造它。再拿1871年的巴黎公社来看,当时公社的领导力量连改造原有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意向都没有,但这并不妨碍公社是工人政权,而非资产阶级政权(因为公社是一种全新的政权机关,完全由工人代表组成)。可见,不能简单地根据当时的经济制度判断一个政权的性质。对于新成立的政权,或者新近开始了重大转变的政权尤其不能靠这种方法来认识它。

  从1978年起,中共政权正好是处于重大转变中。过去,尽管它不是直接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的政权,它甚至不受工人阶级监督,甚至对工人群众压迫得很厉害,但由于它维护着全面国有的经济制度,根本不容许资本主义企业存在,而国有制度是工人阶级建造社会主义制度的必要条件,这就表示,当时的中共官僚政权实际上起着代表工人阶级实行统治的作用(尽管很不健全)。现在,中共已经不再维护全面的国有制,它允许资本主义私营企业存在和发展了,它全部经济政策和政治政策的总的方向,是背向社会主义而面向资本主义,是压迫工人阶级而相对地扶助或抬高资产阶级,尤其是便利现存的官僚统治层转化为资产阶级,所以,尽管到今天为止,绝大部分的国营企业还没有转归私有,新生的资本主义私营企业在全国经济中占很小的一部分,但是中共政权已经不是维护国有制的力量,而变成打破国有制的力量了(在六•四之后,中共打破国有制的进度暂时放慢了,但是方向并没有改变)。这就表明:中共政权已经不是代表工人阶级实行统治的力量,反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力量了。这是一个绝顶重要的政治事实。我说中共政权已经蜕化变质,就是把这个事实指出来。所谓复辟已基本实现,就是指中共政权的社会功能或者服务的对象已经根本改变。至于经济范围内,资本主义的复辟已经实现了多少,今后的发展速度大概会是怎样,比起上述政治的根本大转变,就属于次要的了(当然不是说,这方面毫不重要)。“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这个道理不能忘记。

国有制和工人政权


  有人觉得,既然现在私营企业只占很小的比例,所有银行和绝大部分的工业和运输、交通事业都照旧是国营,换句话说,中国的经济结构基本上仍和毛泽东时代一样,是非资本主义或称为后资本主义的,就应该承认,依存在这个基础上的政权也和以前一样,不是资产阶级的而是工人阶级的。有人还进一步指出:工人阶级的政权并非不可以容许国民经济里面有一个资本主义私营企业的部分。“一读者”来信立论的逻辑倾向看来也是这样。不过,前已指出,不知为什么,他始终没有作出半点结论,始终没有表明他认为中央政权代表什么阶级。

  这种见解看起来很有道理,尤其是显得符合托洛茨基派的正统理论(大家知道,托派最重视那些受共产党统治的国家的阶级性质问题,而且有一贯的严谨的立场)。但我认为,持有这种见解的人其实没有把握到托派传统见解的主要论据,所以不能了解历史新情况的真正意义。

  原则上工人国家当然可以容许一个资本主义经济成份存在。在工人政权成立的初期,这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已经把全体大企业都收归国营之后,有时还不得不暂时后退一步,重新允许私营企业存在。例如1921年苏联所采取的新经济政策就包含这个内容。现在很时兴谈论“混合经济”,让我们就把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并存的情况称为混合经济吧。我认为,必须区别两种不同的混合经济。一种是朝向社会主义发展的混合经济。另一种是维持或者朝向资本主义发展的混合经济。第一种(朝向社会主义的,或者简称为社会主义的)混合经济有一个绝对不可缺少的前提,就是要有一个工人阶级的政权,这个政权采取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必要的办法来保证社会主义的方向。只有具备了这个前提,那种混合经济才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过渡经济。没有一个胜任的工人政权的时候,那混合经济就不是确定地朝向社会主义发展。如果政权掌握在资产阶级或者亲资产阶级的专制统治集团的手里,那混合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的变种,或者是正在复辟中的资本主义。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政权的性质,而不是经济结构里面各种成份的比例。

  在斯大林政权或者1956年以后的毛泽东政权统治下,一方面不让工人享有政治权利和经济管理权,保持并且增加社会的不平等,总而言之阻塞了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另方面维持全面的国有制,不许资本主义企业存在。这时的政权是官僚专制的(堕落的、变态的)工人政权,而经济结构是介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的制度,它既可能经过工人阶级的政治革命(重建胜任的工人政权)而走向社会主义,也可能经过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而走向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实现,不一定是首先在社会上产生一大批资本家,形成强大的资产阶级,由它推翻原有的工人官僚政权,或者由外国资产阶级来实行征服。也有可能是整个工人官僚政权蜕化变质,变成新资产阶级的政权,采取恢复资本主义的道路。这种蜕化变质的明显征象,就是一方面继续甚至变本加厉地压迫工人,另方面在经济上容许资本主义企业存在和发展,从全面国有和集体化的经济变成混合经济。尽管这样生成的混合经体在初期仍旧是国营成份占主要地位,私人资本的成份还小,私人资本还不能充分自由地发展,但是由于政权的阶级性质已经改变,所以整个社会经济结构朝向资本主义转变的方向已经确定不移了:私人资本一定继续发展,国营企业本身也要采取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这种混合经济只能归入资本主义的混合经济一类,不应该反过来,根据国营经济仍旧占主要地位而认为政权仍旧是官僚化的工人政权。

  就国营经济和私营资本主义经济的比例而论,资本主义复辟开始时候的混合经济可能同社会主义革命初期的混合经济一样,可是两者的发展方向正正相反。社会主义革命初期的政权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所以那时的混合经济朝向社会主义发展。在官僚统治集团的身旁没有一个民族资产阶级的时候,像斯大林时代的苏联那样,整个经济结构的发展方向是不确定的,可以前进到社会主义,也可以倒退回资本主义。官僚统治集团一旦容许一个民族资产阶级长久生存在身旁,它就一定迅速地同这个民族资产阶级建立起千丝万缕的密切关系。所以,把混合经济的成份比例当作决定性的因素,把官僚层跟哪个阶级亲近当作小事情,是根本错误的。

  国营经济并不是一种独特的生产方式,它既不等于社会主义经济,也不是与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等并列的一种基本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封建社会、奴隶社会以及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里都可以有国营经济成份。在不同的社会里,国营经济的经营方法和发展方向也不相同。所以,根据国营经济占主要地位就断定一种社会经济结构是后资本主义的制度,断定那个基础上的国家是工人国家,那是错误的。奈温统治下的缅甸和纳赛尔统治下的埃及都曾经把大部分工业实行国营,但它们显然和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不同,它们不是工人国家,而是资产阶级国家。为什么不同呢?主要因为,苏联经过工人阶级的革命,把资产阶级的国家机构打碎了,另建一套工人阶级的国家机构,跟着把土地和资产阶级手中的生产资料全部收归国有。虽然后来发生政治反动,工人阶级再不能直接掌握政权,政权落到反动官僚层的手中,但是革命的社会成果,就是全面的国有制,不容剥削阶级存在的原则,仍旧保持下来(一直到最近戈尔巴乔夫开始资本主义复辟为止),所以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仍是后资本主义(超越了资本主义,还没有达到社会主义),而政权是堕落、变态的工人政权。纳赛尔的埃及和奈温的缅甸就不同了。它们虽然实行了广泛的国有化,当时国营经济所占的比例不会低过一个稳定的工人国家所必需,但是这并不是工人阶级革命的结果,在社会经济制度上也没有走到完全消灭资产阶级,确立禁止剥削的原则。纳赛尔和奈温的统治集团都是原有的资产阶级国家机构的一部分,他们对旧机构只作了局部的修改,并没有整个推翻重建,所以国家机构仍旧是资产阶级性的。国有化只是资产阶级国家的新政策,并不是同资产阶级彻底决裂的表现,因此后来转回头也比中苏等国的复辟容易。现在中国虽然仍旧保持着大部分的国营企业,但由于政权已经变质,所以国营经济的性质也变成和以前的埃及或缅甸一样了。在胜任的工人政权统治之下,允许一个资本主义经济成份暂时存在,不会妨碍整个社会朝向社会主义发展。但工人官僚政权一旦容许资产阶级重新产生和无限期的发展,大概就是复辟的开始了。

问题的实际意义


  为什么我们要研究中国(以及一切号称社会主义的共产党国家)真正的阶级性质问题呢?这不是纯粹理论性的问题,更不是简单的名号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实际政治问题。如果一个政权是工人阶级政权,尽管它已经发生严重的官僚主义变态,工人阶级和一切忠实的社会主义者都应当无条件地保卫它(所谓无条件,就是说不以当时的执政者的好坏为条件),不让剥削阶级推翻它。保卫工人阶级政权(另一种说法是保卫工人国家),不等于保卫执政的反动官僚集团。社会主义者任何时候都不停止对官僚专制的斗争,但是,当工人还没有力量马上推翻工人官僚的专制政权,代之以革命民主的工人政权,而资产阶级复辟的力量已经实际威胁到现政权的生存的时候,社会主义者应当号召工人群众与官僚政权并肩作战,对抗资产阶级的复辟力量,不管复辟派许诺什么民主政制。反过来,如果一个原先的工人政权已经蜕变成为资产阶级政权了,尽管它仍旧打着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的旗号来骗人,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者就没有责任去保卫它了。工人阶级不但不应该与它合作去对抗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反而应该以某种适当的方式联合一切民主派去打倒现存那个资产阶级的专制政权了(所谓适当的方式,主要是说,在联合奋斗中,工人阶级要保持自己的政治独立性,不承认资产阶级有权领导,不受资产阶级限制,直接争取建立工人阶级的民主政权)。

  现存的中共政权是个极端专制的反动政权,争取民主是一切稍有政治意识的人民共同的首要目标。但是,到今天为止,中国民主的呼声绝大部分都没有超越资产阶级式民主的范围,其中不少还明显地打出资本主义的旗号。因此,社会主义者怎样对待现有的民主派,就成为一个很大的现实问题了。如上所说,判断中共政权是工人政权还是资产阶级政权,结果就会采取两种相反的政治态度。谁今天还把中共政权当作工人阶级政权,他就难以避免实际上帮助中共去对抗民主运动,结果不由自主地变成反动势力的工具。他自以为这是维持过去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国有制),但事实上他所保卫的那个政权正是资本主义复辟的罪魁和主力。即使他们避免了在实际行动中帮助中共对抗民主运动,他到了今天还说中共政权代表工人,客观上也等于帮助中共欺骗群众。这不但会阻碍中国民主运动的发展,更严重的是进一步败坏社会主义的名誉。中共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犯了无数罪恶,已经使群众误会社会主义就等于极权统治,已经使忠实的社会主义者苦于恢复社会主义名誉的艰难。到了今天中共反动面目已经暴露得这么清楚的时候,如果有些多年来反对中共极权统治的社会主义者还要向人“解释”中共政权是工人阶级的代表,岂不叫人要代替托洛茨基叹息一句“我撒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吗!“一读者”把这个绝顶严重的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当作“道德批判”的问题,我不知道他那“严格的科学分析”是从哪里学来的!

基础和上层建筑


  关于堕落或变态的工人国家的理论分析和无条件保卫工人国家的政治原则,是托洛茨基对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重大贡献。前面已经指出,这种理论的逻辑,决不是国有制决定了政权的工人阶级性质,而是恰恰相反,国有制的性质和发展方向要由政权的性质决定。谁若不信,请他去仔细读读托著的《被背叛的革命》吧。我自然无权要求“一读者”一定要承认托洛茨基的权威、接受他的见解。他大有可能认为托洛茨基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政治的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的理论一窍不通。不过,我敢说,如果“一读者”是这样了解马克思主义,那不过是把一种庸俗的误解当作了真实货色而已。国家机构究竟在整个社会系统里占什么位置,换言之,政治和经济的关系,这是个很不简单的问题,近年在马克思主义学术界中有不少人对这方面作了新的探索,提出一些较新的看法。我不打算在这篇文字中涉及这方面。不过,我想简单说两句。我觉得,传统的比喻,把国家当作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不如改说国家是整个社会混凝土结构中的钢骨,从基础到顶层都贯穿着。不论怎样比喻都好,如果对它作死版的了解,或者用比喻的引申代替了对现象本身的分析,那就收到反效果了。套一句成语:尽信比喻不如无比喻。

保卫工人国家的原则


  关于无条件保卫工人国家这个原则,我认为,今天需要注意世界新形势对于这方面政策运用的影响。托洛茨基强调这个原则的时候,世界上只有一个工人国家,就是苏联。那时,帝国主义阵营比苏联大得多,而且非常积极地企图用强力把苏联消灭(恢复资本主义制度)。工人阶级政权可以在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度首先建立起来,连许多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者都不相信。不但在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前不信,成立之后也还有许多人不相信(预言它很快倒台,或者不承认它真正是工人阶级的政权)。但事实上苏维埃政权维持下来,而且,尽管不久发生斯大林主义的反动,但至少在工人阶级眼中,苏联的国有经济比资本主义经济优越是相当明显的(资本主义世界里普遍发生经济恐慌,大批失业,法西斯主义盛行,统治者用种种办法压制生产的发展,而苏联的生产力却突飞猛进)。在这样的世界形势下,保卫苏联(第一个工人国家)自然有极大的重要性。当时的苏联,是人类新出路的象征,是社会主义道路的第一个实例。保卫苏联就是保卫社会主义。如果苏联被推翻了,就要大大打击全世界劳动人民争取自我解放的信心,而且复辟后的俄国经济一定大大恶化,使历史倒退一大步。因此托派把保卫苏联(后来扩大为保卫一切工人国家)当作工人阶级社会主义运动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到了今天,这个原则仍然是正确而且重要的。不过,第一,必须留意观察那些早已严重官僚化的工人政权的堕落进程,避免把已经变质,亲手在推动资本主义复辟的官僚政权仍旧当作工人阶级的官僚政权,客观上帮助了它去对抗那思想上还很混乱的工人民主运动。其次,我认为我们应当了解,在今天的世界形势下,即使某些共产党政权还没有变质,仍旧是工人政权,保卫它们的重要性尤其是具体方法也应同以前有所不同了。近年帝国主义使用强力去推翻工人国家(尤其是像中苏这样的大国)的可能性比以前明显减少了,他们多半宁可采取“冷”的、软的手段,即促成所谓“和平演变”。这时,社会主义者保卫工人国家的办法也需要作相应的改变,要更灵活巧妙些。最值得注意的就是,一定要在政治上同官僚统治者划分得清清楚楚,要小心翼翼仔细权衡,认真地避免这种保卫政策对群众的反官僚运动造成哪怕一点点障碍。例如,当群众涌入民主运动而对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并没有足够警惕的时候,我们有所警惕自然是应该而且十分重要的,但决不可以因此就站在群众运动之外,更不要说站在对面了。参加在群众运动里面的时候,也要避免专门提出警告和不祥的预言。我甚至想大胆说一句:目前在工人官僚统治的国家里,最重要的是促使群众民主运动兴起,初期思想混乱是不重要的。我们可以在运动里面进行耐心的解释和说服工作,甚至第一步避免不了让某种资产阶级或者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上台,这也很可能是下一步新的工人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短促的前奏。今天,事实上那些极权主义的工人官僚的统治,对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所起的障碍作用,甚至比资产阶级多少有点民主的政制还要大。所以,复辟虽然是倒退,但程度上会和大战前不同。这是目前形势和过去时代(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最大的不同。害怕政治反抗行动招致资本主义复辟,本来是妨碍变态工人国家的群众起来作政治行动的最大的主观因素,今天,到了群众本身已经开始摆脱这种顾虑的时候,富有理论修养的社会主义者千万不要反而助长了这种顾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