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不是伟大的革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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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自《从官僚社会主义到官僚资本主义的中国》

毛泽东是不是伟大的革命家


向 青
1993年11月22日



  大概许多读者会觉得我在这里提出了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难道毛泽东算不算一个伟大的革命家还需要讨论吗?古今中外曾有几人达成了像毛泽东那么大的革命事业?毛泽东生在一个平凡的、只略为富裕的农民家庭,只有中级师范的正式学历,后来从事工农运动,经过二十多年艰苦的奋斗,成为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军的享有无限权威的最高领袖,在整个中国大陆夺取了政权,实行了天翻地覆的社会改革。他所领导建立起来的政府,是中国历史上最强有力的政府。一百多年来,中国在外国侵略之下沦为半殖民地,受人欺负和看不起,在他领导下才变成外人景仰或畏惧的对象。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干了这么伟大的革命事业,称为伟大的革命家,难道还有疑问吗?

评价的标准


  如果把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也就是毛泽东的革命目标,仅仅了解为民族革命和土地革命,即解除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束缚和铲除地主阶级,那么,毫无疑问,毛泽东已经完成了革命任务,是个有辉煌成就的伟大革命家。可是,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他和整个共产党都宣称信仰马克思、列宁的共产主义;他们所提出来号召群众的革命目标,远远超过民族解放和铲除那剥削农民的地主阶级,而是首先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着农民对一切剥削者实行专政的政权,然后使整个社会朝向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前进。因此,评价毛泽东,应当根据共产主义革命的标准,看看他一生的所作所为,在推进共产主义革命的事业上成就了多少,尤其要看是否符合这个历史方向和基本原则。谁都知道,共产主义还没有(也不可能)在中国实现。所以,我们就要研究:毛泽东是不是始终都忠于共产主义的事业呢?是不是始终都为工人阶级和一切劳苦人民服务呢?是不是选择了现实条件下最好的道路去朝向共产主义这远大目标前进呢?

  在那些反对或者不再拥护共产主义的人看来,毛泽东是不是忠实的共产主义革命家这问题并不重要。他们反倒觉得,如果毛泽东不坚持共产主义,那才是难得、可贵或者伟大之处。但我们是共产主义者,今天中国和全世界的形势让我们更坚决相信只有真正的共产主义(而不是中国、苏联等国曾经实行过的那种假冒的共产主义)才是出路,所以,我们要拿这个标准去评价毛泽东。况且,不管实际上怎样,毛泽东和他的门徒(邓小平以下)始终自称为共产主义者,并且凭着这个资格要求人民服从他们的“领导”,所以,研究清楚他们真实的政治身份,即使对于并不相信共产主义的人也是有用的。

毛泽东对革命路线的贡献


  毛泽东一生事业中最辉煌、最不容怀疑的成就,自然是打倒国民党政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实行一切进步的改革,朝向共产主义前进的先决条件。这一步成就是经过长期艰苦的奋斗才得来的。自从中国出现共产主义者小组,筹备建立共产党的时候起,他们就认定必须首先打倒原有的反动政府,建立劳动人民的政权。怎样做到这一点,是中共首要的路线和政策的问题。在二十多年的奋斗历史中,中共不但要同强大的外面的敌人(北洋军阀、国民党、帝国主义、地主、资本家)战斗,而且要解决许多内部的路线争执,克服许多本身的错误政策。它曾经走过不少不必要的弯路,付出沉重的不必要的代价。大家都知道,毛泽东并非从头到尾都掌握着党内领导权,也不是从头起就懂得他后来行之有效的那条路线的。他的路线和领导权在一九三五到三八年间才确立起来。那时以后,中共才有迅速盛大的发展,一直达到四九年成立新中国。

  在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七月中旬)之间,中共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加入国民党,实际上丧失了自己的政治独立性,变成替资产阶级国民党服务的苦力;经过一度发展后,在国民党“清党”打击下遭受惨败。在这段时期,毛泽东虽然也是党的领导人之一,但既不是中心人物,也不是有什么独特主张、特别受人注意的人物。对于当时中共屈服于国民党的整个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他也没有提出过反对意见。后来中共大事吹捧的一九二七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服告》,毛在其中赞扬农民的革命行动,驳斥右派对“过火”的指摘,不过反映当时中共群众工作者里面相当普遍的起码的革命意识而已,并没有达到反对当时由共产国际所决定的那整个右倾路线的程度。到了武汉的左派国民党政府已经开始反共行动,但还没有彻底公开清共的紧急关头,毛泽东只不过于七月四日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农民武装可以上山或者投到亲共的军队中去,以保存革命实力而已。这意见并不能解决怎样挽救整个革命失败的问题,当时也没有受到重视。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正式通过反共清党的决定,次日公布。这标志着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的中国第二次革命的失败,也是中共路线的转变点。当时中共和共产国际的领导并没有了解到整个政治形势已经转变为反革命,并不是采取退守的路线,保存实力,整顿队伍,检讨革命失败的教训,为将来革命运动的复兴作准备,反而以为革命转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到处拼命发动冒险的暴动,结果使党和工农群众遭受更惨重的损失。最荒谬的是,那时整个国民党,除了宋庆龄和邓演达等孤立的个别分子以外,都公然反革命了,共产党已决定进行“独立的工农阶级斗争”,而且要通过暴动来建立自己的军队和政府了,却足足有两个多月还继续打着国民党的旗号,企图复兴左派国民党。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后正式规定八月一日为解放军建军节。现在大家都知道,选择八月一日,是因为一九二七年的那天中共首先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可是一般人不知道,当时南昌暴动是在国民党的旗帜下举行的,暴动后并不是宣布成立工农红军或者人民解放军,而是成立一个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连国民党的将军张发奎(他并没有参加暴动,反而正在庐山同汪精卫等开会,商议反共军事策略)的名字都写进委员名单,希望能把他争取过来。在这样模糊的政治基础上举行暴动,令群众连敌我旗帜都分不清,自然更难逃失败的命运。对于这一切重大错误的看法和政策,毛泽东都没有提出异议,反而是积极的拥护者。他参加了确定新路线的“八七会议”,直接领导九月上旬的秋收起义。只到了秋收起义的队伍经过五天激战,损失惨重,原定下一步攻打长沙的计划显然没有成功希望的时候,他才果断地决定放弃了,而不像当时直接负中央领导责任的瞿秋白和李立三等人那样不顾一切地坚持盲动政策。

  从一九四二年起,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共一步步构造毛泽东的神话。现在一般人都听惯了毛泽东一贯正确,在各个历史阶段同党内左倾或右倾的错误路线斗争的故事,尤其是说:二七年革命失败后全靠毛泽东确立了以乡村包围城市的农民革命路线,才能够得到一九四九年的胜利。历史真相同这些神话之间是有相当距离的。在一九二七至三七这段时期,毛泽东的路线比起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秦邦宪等人先后领导下的左倾冒险路线,自然是高明一点。因为毛路线比较符合现实环境,冒险的程度不那么高。在军事上毛泽东是真正的能手,令将领们衷心拜服,所以终于在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一九三五年)确立了毛的领导权。但在政治路线上,毛泽东和他党内的对手一样,始终没有超越共产国际的战略路线的框框。在上次革命已经失败,新的革命形势还没有到来的时候,企图用武装力量打倒国民党,建立苏维埃政权,以此作为当前的首要任务,这根本就是左倾冒险路线,注定不能成功,陷于孤立,付出极为沉重的代价。毛泽东比党内别人高明一点的地方,不过是执行同一错误的战略路线时采取比较聪明的战术而已。倘若一直任由瞿秋白和王明等人领导,大有可能中共的农民军在三十年代里被消耗干净,至少也要比抗日战争开始时候的实际力量更微弱得多。在这方面毛泽东对中共的贡献是无可争论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毛泽东不但实际上取得了农民军的领导权,最后以此为主要凭借而夺取了整个中国大陆的政权,而且创造了他的一套以农民军为主力的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成功是最好的论据。所以,不但中共自己确认这套理论的伟大性,许多其它发展落后的国家里的革命者也都学习它,连并不同情这种革命的人也有不少承认它是有效的。但简单以成败论英雄和论是非都是浅薄之见。既然毛泽东自己也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当作只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前期阶段,就更不能单凭这一个阶段的成败来评论它的正确与否了。

  不可能在这篇短文里全面分析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际行动和理论。现在首先指出一点:它在中国的成功并不足以证明它正确,换句话说,并不足以证明它是唯一可行或者最好的路线。

  新民主主义革命论是在反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里面其它路线的斗争中形成的。按照毛泽东自己的说法,主要是一方面反对陈独秀所代表的右倾错误,另方面反对主要由王明代表的左倾错误而形成的。左倾错误支配中共党的时间比右倾长久,损害也更大。上文已经指出,左倾错误的出发点是不承认一九二七年中革命形势已成过去,那些冒险、盲动的政策就是从这里产生的。毛泽东的红色武装割据的路线,同样是以革命形势仍然存在而且继续向前发展为前提,所以同样属于左倾冒险的路线,不过程度上和某些具体策略上和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人的路线有差别而已。在全国的范围上,这些红色根据地是非常孤立的,得不到全国广大群众的支持和了解。一九三四年十月,华中的中央苏区不得不放弃,红军开始以西北为目标的长征了。到达陜北后,仍没有改变孤立的处境,最后不得不取消红军和苏维埃政权的称号。这证明执行了十年的红色武装割据路线是行不通的。事后中共把这十年称为土地革命时期,使这时期的行动显得比较合理,其实这是对真相的掩饰。实际上,当时拚全力去做的,不仅仅是在局部地方实行土地革命,而且是着手建立全国的苏维埃政权。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在江西瑞金开了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这个不切实际的左倾路线,毛泽东也是主要负责人之一。

  一九四五年四月中共中央委员会通过一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是统一党内思想、确认毛泽东的一贯正确性和正统领导地位的文件。它当然反映那发展到当时为止的毛泽东思想,尤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他们明确承认了一九二七年革命是失败了,不是“不断高涨”或继续发展,那时应当“组织有秩序的退却”,“有计划地保存革命阵地和收集革命力量”,而不应“命令少数党员和少数群众在全国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地方起义”。它说:“大资产阶级叛变革命之后,自由资产阶级仍然和买办资产阶级有区别,要求民主尤其要求反帝国主义的阶层还是很广泛的,因此必须正确地对待和尽可能联合或中立各种不同的中间阶级……凡此都是新民主主义的基本思想,而”左”倾路线是不了解和反对这些思想的。”这样看来,革命失败后托洛茨基和陈独秀等人提出退却路线,提出以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整套民主政纲,反对武装起义的冒险路线,岂不很正确吗?一九三七年以后中共不正是采取了类似的路线才打破孤立,取得公开合法地从事抗日活动的机会吗?但这并不妨碍毛泽东他们在这文件中继续诬蔑陈独秀和托派为“取消派”、“反革命”。

  如果毛泽东是个真正伟大的革命家,在一九二七以后那十年里就不会提出红色武装割据和建立苏维埃政府这种盲动路线,他应当提出类似托派那样的整套纲领,而在他所专长的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的领域里,可以组织农民自卫军、土地革命委员会以及某某地区(或边区)的民主政府之类。这样,凡是当时能够做到的革命行动,都照样可以做到;他和一班同志在所谓苏区里实际做到了的一切积极的、有益的事情都可以做到,却消除了幻想,避免了盲动和不必要的重大损失,而更重要的是,这一切都容易被全国人民了解和支持,容易同城市的群众运动结合起来,互相支持,互相促进。

  不妨在这里顺便说一下:当时中国托派有一套正确的、适合客观形势的纲领(那主要是大革命家托洛茨基为他们拟定的),却不会具体运用,尤其是对毛泽东等人在偏僻山区里所搞的苏维埃运动过份轻视,只有消极批评,而没有积极的关心和建议,甚至有时有个别人加以不应有的斥骂,这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和极为严重的错误。正因为这类严重毛病长期没有克服,所以中国托派在后来胜利发展的革命中根本起不了作用,徒然继续遭受中共无理的残酷打击,而得不到群众同情,甚至根本不能引起群众注意。

抗日战争的路线


  一九三五年以后,一方面由于在华中苏区失败这个重大打击,另方面因为共产国际在全世界转向“人民阵线”的路线,中共逐步放弃了左倾盲动的路线,转向争取停止内战,要求国民党合作抗日。一九三六年底的西安事变是个转折点。中共在事变中做出了正确的决策,劝告张学良和杨虎城释放蒋介石,而以蒋答应停止内战、合作抗日为条件。从最后的决定来看,毛泽东在这事件中所做的是对的。但事变刚发生时,他的最初反应却不是利用这机会迫蒋抗日同时打破中共的孤立,而是要杀掉蒋介石这个反革命头子。毛泽东和中共许多领导人后来改变态度,其中一个很重大的因素,是斯大林把捉蒋(更不用说杀蒋了)当作反革命、替日本帝国主义服务的行为。对斯大林这个态度的评论不属于这文章的范围。他的反动、荒谬行为太多了。不过这次却可算是坏事变好事,促使中共作出正确的决定。但毛泽东在这事件中明显地没有英明伟大的表现,只不过在强大国际压力下及时回头,没有一错到底而已。

  中共大大利用了抗日战争这个机会,到抗战末期已经有力量同国民党争夺全国政权了。这明显是毛泽东路线的胜利。毛泽东的一切优点在这时期发挥尽致,而缺点表现最少。在这八年里,他即使在党内也并非一帆风顺的。抗战一爆发,共产国际就把王明送了回来。王明以钦差大臣、党的最高领袖自居,顾盼自豪。毛泽东初期至少表面上也对他很恭敬,而且谦让。一时间党内党外都有不少人觉得王明才是真正的领袖。王明领会斯大林的意旨,忠实执行要中共第二次为国民党当苦力的路线。毛泽东反对这种“合作高于一切”和“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原则,起初在党的上层居于少数。到一九三八年的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才稳占上风。这次会议开得很长,从九月二十九日到十一月十七日。王明路线受到不指名的详细批判,毛泽东的路线和政治权威确立起来。王明在会议上没有抵抗。这是因为毛的领导地位已经得到共产国际批准了。三八年三月,任弼时奉派去莫斯科,专门报告中国抗战的形势和中共的工作,特别说明毛泽东的领导作用。几个月活动的结果,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六月间举行专门会议,通过了任弼时的报告,肯定中共政治路线正确,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还在会议上公开批评王明缺乏实际经验又拉帮结派,想当领袖。同一时间王明方面也在莫斯科活动,却争取不到支持。

  在抗战期间,中共的军队名义上成为国民党政府属下的部队,原苏维埃政府改为国民政府属下的地方政府,实际上都仍由中共自己掌握。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停止了,改为减租减息。中共虽然对国民党作了许多让步,却吸收了上次合作的教训,基本上保持了政治独立性,组织上更完全独立,特别注重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这条路线虽不能说是尽善尽美,总算是基本上符合革命的需要,而在当时明显地行之有效,尤其显出中共是当时中国唯一现实存在的代表劳动人民、又富于战斗力、朝气勃勃的抗日力量。因此中共的实力大大膨胀。尽管国民党用种种办法对它打击、封锁,它在全国人民以及同盟国之间的名誉也升高得很快。这一切都证明了毛泽东的领导能力。往后中共取得全国政权的基础,就是在这八年抗日战争中奠定的。前十年的武装斗争当然为中共的抗日战争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这点不足以证明前十年毛泽东的路线完全正确。

内战和胜利


  毛泽东从一九四四年起显然已经知道政权在望了。日本宣布投降时,他立刻动手同国民党争夺接收沦陷区,对蒋介石的禁令强硬反抗。由于他所意料不到的斯大林对蒋介石的支持,不得不改为同蒋妥协,去重庆与蒋会谈,然后举行政治协商会议,签订停止军事冲突、合作建国的协议。但和平幻想维持不了多久,内战终于全面展开。一面与国民党对抗,一面应付苏联的压力,毛泽东显出他的立场坚定,手腕灵活。这时期中共逐步恢复没收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大大提高了战斗力。但由于受到毛泽东的农民革命论的限制,中共对于城市的群众运动始终只作有限度的利用,不再像二七年以前那样尽力发动了。结果各大城市都是被农民军解放的。工人只被付予保卫产业,阻止国民党和资本家迁移和破坏的责任。所有新解放的地方都实行军事管理。所有群众组织和新闻机构都受到严格控制。各大城市里的空气一点也不像在进行着工农革命,连一九二七年革命中途失败前的广州或武汉都比不上,反倒像是刚刚迎来了替天行道、吊民伐罪的王者之师。这证明所谓工人阶级领导革命,根本是一句空话,差不多等于以前的皇帝自称“奉天承运”一样。在举世瞩目中,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泽东登上天安门,接受人民欢呼万岁。

  凡是知道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政治和战后国共谈判的真相的人(只要知道明显的、基本的事实就够了,并不必要知道许多细节和内幕),都不会对中共的胜利感觉意外。很有讽刺意味,世界上关心中国政治而对中共胜利最感到意外而且尴尬的,竟是这两种人:苏联统治集团(至少是斯大林自己)和当时中国的托派。前者是由于立场太反动,出卖中国革命和中共,太长时间把赌注押在蒋介石身上,后者是由于太脱离实际斗争,对理论的误解妨碍了他们认识现实,熟读托洛茨基的著作却连有些写得十分鲜明的话都不能领会。

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


  按照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新中国成立时所宣布的政策,新政权是四个阶级(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联合专政,本质上和无产阶级专政不同,社会主义改造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但事实上一九五三年就开始大张旗鼓地对私营企业和资本家实行“限制、利用、改造”了。五六年所有私营企业都改为公私合营,资本家的管理权完全被剥夺了,只拿定息。五四年制定的宪法,正式规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起,就属于朝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期。在一九五六年的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又正式宣告:新中国一开始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中共对不断革命论咒骂了二十年,结果他们所领导的胜利发展的革命却是按照不断革命论所指出的基本路线进行的。五八年起,不断革命变成他们的口头禅了。这些事实一方面证明中共在毛泽东领导下确实保有无产阶级革命性,另方面也证明毛泽东不能算是有充分历史眼光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在毛泽东领导和催迫之下,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越来越快。一九五二年才在全国完成分配土地给农民,五三年就开始全面推动合作化,建立初级合作社,五五年全面建成。五六年又全面改为高级社。五八年又一下子全面建立起人民公社了。同一期间又把所有工商业个体户组成合作社。建设事业也快马加鞭,“多快好省”。大建水利工程,全民大炼钢。同时还不断地进行着什么思想改造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人民透不过气来,物资供应也紧张到不得了。后来连中共官方也承认了,这些都是不顾实际的过左偏向。

  最后出现了史无前例的由最高统治者亲自发动的大动乱──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自认文革是他的两大杰作之一,同打倒国民党并列。关于这场假革命、真反动的文革的记忆犹新,现在还有继续增加着的许多出版物加以评述,这里不用多说。

  经过文革,毛泽东清除而且害死了许多忠实而且密切合作的同志,把个人权势提升到古今中外所未有,同时也把“独夫”这个古老名词体现到极致。深深浸渍于传统文化、具有“天人感应”观念的毛泽东,最后大概难免因天安门事件和唐山大地震感受到极大的心理震撼,于是自以为“去见马克思”了。

结 论


  看过上面极为简略的夹叙夹议之后,凡是稍微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真相,至少是知道社会主义同民主、自由的不可分割的关系的读者,都不难得出如下结纶:如果把毛泽东摆在一般的革命家之列,也就是并列于资产阶级或者农民的革命家之间,他是当之无愧的。但他显然不够资格称为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伟大革命家。他为无产阶级做出相当大的贡献,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无产阶级性的国家。但这国家从头起就带有严重的变态,就是官僚专制,一直不肯把最高权力交给工人和一切劳动人民。这是模仿堕落后的苏联的结果,也是长期主要依靠军队的结果。这样的国家如果不经过补充的革命,铲除官僚专政的制度,就绝对不可能真正向共产主义前进,反而越来越阻碍这条道路。他那专横凶暴、任意诬害异己的行为,明显地与共产主义道德不兼容。

  大概不少人会想到“三七开”这说法。我认为,不论哪方面算三,哪方面算七,都不是适当的说法。不同性质的单位不能互相加减。不同性质的事情也不能互相抵消。皇帝有时会替臣子的功过算帐,对某些功臣赐给若干面免死金牌。工农群众没权赐给人家免死金牌,自己反倒需要死里求生。群众需要从历史中吸收教训,需要评价过去和现存的政治人物,以便决定在行动中怎样对待他们。据此,我们要说,前期,一直到五七年开始大鸣大放的时候为止,毛泽东是革命的,进步的。一九二七到三七之间,他坚持革命路线,但犯有严重的左倾冒险错误。所谓“枪杆子出政权”和“红色武装割据”,不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创造性的运用,而是农民战争和武装的民族革命的老传统的继承。抗日战争开始后,他的路线虽然未能免除右倾机会主义的缺点,但在基本上是正确的,值得批评地支持的。晚年时期,从他以反右运动取代大鸣大放的时候开始,他是反动的,应该打倒的。要打倒他所代表的官僚专制,才能够保卫、改良和发展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

  伟大的革命家以天下为己任,但是决不以天下为己有。相信“天下为公”是起码的条件。资产阶级的大革命家不以天下为己有,却以天下为一个阶级、一个集团所有。毛泽东既以天下为己任,又以天下为己有,所以虽然成就了伟大的革命事业,却不能算是伟大革命家。

  最后需要说的是:毛泽东的错误和反动的一面,尤其是理论和作风方面的,便利了今天的中共走向资本主义。他在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名义下犯了无数罪恶,致令人民和中共官僚都宁可选择资本主义,连资本主义基础上的开明专制都显得是一个进步。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对资产阶级所抱的幻想和反对不断革命论的立场,成为今天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