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殇与中国出路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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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自《从官僚社会主义到官僚资本主义的中国》

河殇与中国出路的问题


向 青
1988年11月14日



  北京的电视片集《河殇》期望“播出后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讨论”(撰稿人苏晓康语),这目的是充分达到了。它所引起的评论盛况,至少在中国电视片来说是空前的。许多人称赞它忧国忧民的热诚和批判传统的勇气,也有人批评它某些见解的偏激不当,甚至有大官僚骂它“诽谤伟大的中国人民”。我觉得,在电视上出现这样一套“呼唤全民族反省意识”的片集,自然是一件值得欢迎的事情。那些官僚统治者骂它“诽谤”,只能再一次暴露出他们自己的不可救药。不过,就思想内容而论(摄制者有意“把思想这个元素放在第一位”“把各种理论、思考的信息大剂量地引入电视屏幕”,使它的播出“成为对民族历史、文明、命运的全面思考”),我认为《河殇》没有多大价值。我下这样判断,不但因为它的主要见解很成问题,而且因为它并不能真正帮助人们去深入思考和找到出路。

  《河殇》促使人们思考两个中心问题。第一,几千年居于文明先进地位的中国,为什么变成了世界上一个落后的国家?换句话说,为什么中国迟迟不能转化为工业社会,远远落在西欧后头?第二,为了促使中国现代化,必须打破哪些主要的障碍?前者是理论的问题,后者是根据理论所定出来的实际路线问题。这两个问题提得很好。这正是最迫切需要中国人深入思考的大问题。但是,大家知道,这并不是什么新问题。不但不是《河殇》首先提出来,而且不是最近十年(在这所谓“新时期”里)才提出来的。事实上,一切有思想的中国人早就在思考这两大问题,尤其是那个实际行动的问题。这至少已经有九十多年,最晚甲午战争过后就开始了。人们不但思考过,而且作出过结论,还根据各自的结论实际行动了,有过很激烈、很大规模的行动,而且不止一次造成了中国相当重大的改变,只是到今天还没有把问题解决。我们来看看,《河殇》对这两大问题有什么见解,对前人的见解和行动有怎样的评论吧。

  《河殇》接受西方一种历史观点,认为人类文明分为内陆文明和海洋文明两大单元,现代工业社会,包括自由、民主和科学,就是海洋文明的产物,而中国则是内陆文明的一个优秀的代表者。《河殇》利用美术的技巧和类似诗歌的语言极力歌颂海洋,埋怨内陆。诗歌和美术都容易激发感情上的共鸣,但决不能作为解决理论问题的工具。把一篇讨论既复杂又深奥的大问题的论文写成好像浪漫的抒情诗,它的价值不会比彷佛科学论文的诗篇更高。

  按照《河殇》那种海陆史观,人类最伟大的文明应该发生而且一直维持在太平洋那无数海岛上(例如《河殇》所提到的复活节岛),至少是现代工业社会(即资本主义)应该首先发生在那里。但事实并非如此。《河殇》的海陆史观把海洋、贸易、近代工业、科学、民主互相之间的关系夸大到距离事实太远,简直把它们融成一片了。第六集《蔚蓝色》的解说词里有如下一段话。

  “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社会前提,也正是欧洲海外航线的开辟。从十五世纪开始航行于海天之间的那些帆船,既揭开了世界贸易和殖民活动的帷幕,同时也运载着科学和民主的希望。蔚蓝色就像这小帆船,获得了现代世界命运的象征意义。”

  这段话的头一句大体上没有问题(我们不想计较小问题,例如航线的开辟怎算是“社会”前提。航线的开辟本身是一种社会制度或者社会集团吗?),跟着的话就实在令人惊讶了。十五世纪从欧洲开出来的那些远航帆船上面载着“科学与民主的希望”吗?船上谁的伟大头脑里装着这种希望?当时近代科学和民主都根本还没有诞生(伽里略都要到十六世纪下半才诞生),就有人在“希望”着了?谁这么伟大?是那些海盗与商人二位一体的船长和船员,还是那些被可爱的海洋文明“邀请”来的内陆人——黑奴?也许船上运载着的是超乎人体之外的“希望”的“灵光”或者圣灵吧?就像《河殇》解说词里面屡次出现的那个伟力无边、有情有性但是虚无飘杳的“历史”一样。

  从十五世纪开始的西欧航海事业的大发展(远洋新航路的大发现),无疑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重大因素之一。但是,像《河殇》那样,以为哪个国家首先大大发展了海外贸易,从中积聚了大量财富,它就首先工业化,却是不合历史事实的。大家知道,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的国家是英国,但是海外贸易和殖民事业的巨大发展却是西班牙、葡萄牙、荷兰都早于英国。无论从欧洲去美洲还是绕过非洲南端来亚洲的新航线,都是西葡两国人开辟的,他们占领的殖民地也最多。在公元一四九四年和一五二九年,西葡曾两次签订条约,把全世界划分为分属两国的发展殖民地的范围。但这两个商业资本的强国无论在本国还是在殖民地都没有采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在本国仍旧是封建农业和小手工业,在殖民地用奴隶去经营种植园和采矿)。跟着荷兰兴起,从西葡手中夺取了许多殖民地,成为最强大的海外贸易国。当时荷兰国内的工场手工业也相当发达,一直到十七世纪中叶,荷兰都是欧洲经济上最先进的国家。但是工业革命毕竟是发生在英国而不是商业最发达的荷兰。其中道理主要在于:商业资本主义同工业资本主义之间有不小的冲突,荷兰一直到英国发生工业革命的时候都由商业资产阶级支配着,而英国的商业资本家势力不那么强大,没有障碍住工业资本的发展。如果依靠海陆史观,这一切都无法解释。可见,即使是欧洲各国的兴衰,也不是海陆史观解释得了的。

  《河殇》的作者们对中国落后的解释是够简单的:

  “十五世纪对于整个人类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世纪。人类开始把眼睛从大陆移向海洋。不管是对东方,还是对西方,历史都公平地让它们进行了一次选择。无论是太平洋、印度洋,还是大西洋,都对大陆上的民族敞开着胸膛。”中国人并没有谨遵孔夫子“非礼勿视”的教训,不是对那美丽的胸膛不肯一顾,事实上比西欧各国更早就到那海洋的胸膛上探险了。那就是一四○五年开始的“三保太监下西洋”,比欧洲的“地理大发现”还早了八九十年。可惜的是,这支比后来欧洲的探险船队强大许多许多的船队,并没有像欧洲船队那样给祖国带来金银财货和殖民地,却把这一切利益都留下给欧洲人去拾取。“历史选择了中国人,而中国人却不能选择历史”。“曾经在这个星球上遥遥领先的中国文明,也因此不得不准备接受屈辱和被动的命运。将近五百年后,北洋水师在……甲午大海战中全军覆没。……其实早在……郑和的时代就已经注定了。”

  一种恰像广东俗语“执输行头”那样的悔恨心情活现在《河殇》的解说词中。但是这种心情对于深思和理解并没有帮助。倘若没有十五世纪开始的海外贸易和掠夺,就不会有后来十八世纪西欧那样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大概要推迟,具体的过程也会不同),这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河殇》认为错过了十五、六世纪向海外发展的机会这一个因素,就足以决定中国后来的长期落后,在十九和二十世纪陷于那样的失败和屈辱,那却是另一种见解,决不是前一见解的合理推论。《河殇》特别用甲午战争来指出中国的落后和失败,却忽视了下述的重大有关的历史事实。甲午战争的胜利者日本,尽管是个岛国,却和中国一样并没有在十五、六世纪向海外发展。十七世纪开始的德川幕府统治,特别尊崇朱熹的儒学思想,并且采取了锁国政策。后来日本在和西方势力重新接触中,正像中国一样地被动。西方资本主义来到日本“叩关”,比来中国还晚了十年以上。但是日本马上实行维新,才三十年就实现资本主义化了。为什么十五世纪的历史对于四百多年后的中国命运有那么强硬的决定作用,甚至连一个战役的结局都预先注定了,对日本却大大不同呢?难道这可以用什么“情有独钟”之类的话来解释吗?

  日本并不是唯一的反证,我们还可以从欧洲找出更多的反证。前面已经指出了,首先发展工业资本主义的英国并不是十五世纪向海外发展的倡导者,优先并且充分利用了十五世纪的是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两国不久以后,尤其是到了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却大大落后了。再拿德国和俄国来看。它们完全没有利用十五、六世纪到海外去发展,它们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后很久才资本主义化,但是都比中国成功得多。

  为什么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后欧洲和北美许多国家都能够跟着实行工业化成功,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一般都长期落后,但亚洲的日本却成为例外?想找出合理的解释,一方面要考虑各国的历史、地理、经济、政治等等的特点,另方面也要懂得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每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或不发展,都是资本主义经济成份(尤其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成份)和前资本主义经济成份交互作用的结果,也就是资本主义成份的生长和扩大(对前资本主义成份的侵蚀、改造、取代)的成功或失败或半途停滞的表现。这两种成份的交互作用不但在一国之内进行,而且在国际之间进行,有时国际间的交互作用成为决定性的因素。海外贸易和掠夺对于英国资本主义的成长有极大的帮助,反过来也是各殖民地的长期保持落后状态的决定性原因。欧洲和北美的后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统统受到英国和其它较先进国家的影响(既有剌激、帮助,也有竞争、阻碍),但是后进者没有沦为先进者的殖民地,或者很快独立(如美国),先进者不能用暴力任意掠夺后进者和阻碍土著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当时先进者本身经济实力有限,也不能用经济力量把后进者完全控制或窒息。因此欧洲和北美许多比较后进的国家都能够发展成功。日本和印度的最大分别就在于印度沦为殖民地而日本没有。中国也没有沦为正式的殖民地,但中国这块大肥肉对资本主义各国的吸引力太大,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真是不遗余力,虽然由于互相竞争而任何一国都没有做到正式把中国收为殖民地,却分工合作地把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实际上可说是各国共管的殖民地,或如孙中山所说的次殖民地(比单独属于一个主子的殖民地还不如)。在中国近邻的瘦小的日本,对那批资本主义海盗的吸引力相对小得多,而海盗们当时的实力也还有限,同时日本的封建统治对于维新的阻抗力又没有中国那么顽强,这一切因素合起来,就造成了日本和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成败的不同。《河殇》完全忽视了先进国侵略这个巨大无比的因素(它只偶然提到海洋文明与内陆文明之间的“文化对抗”),也抹煞了一百多年来中国种种现代化思想和实际奋斗的存在,才得出那种浅薄可笑的结论,把儒家思想、内陆文化甚至人的素质当作终极原因,甚至一再宣扬五百年前已经注定的宿命论观点。

  如果《河殇》的见解错误限于历史解释方面,问题还不很严重,更不幸的是,它根据同一错误的观点,对今天中国的出路问题也提出了很错误的意见。

  有人觉得《河殇》把中国描写得一团黑暗,其实它对中国过去的描写也许是太黑暗了,对中国的现状(尤其是中共现行的路线)的描写却相当美好。尽管几千年中国都受那“保守”“内向”“听天由命”的内陆文化笼罩着,“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这一天”,由于中共三中全会的决定,中国的“新纪元”开始了,中国接受蔚蓝色的海洋文明的邀请,走上开放的光明大道了。对于现行改革政策,《河殇》大体上都满意,只希望改革路线撤底执行,抛弃担心中国人变成不是中国人的心理,再进一步去改革公有制,而且“不再捉弄中国的知识分子”。

  错过十五世纪的历史机会已是追悔莫及,好在“命运正在把又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赐予我们”。什么机会呢?“日本正在向美国和亚洲四小龙提出调整经济结构的建议。西太平洋正在成为世界经济的新舞台”。“我们今天也终于懂得了要去参加国际大循环”,“要去搞外向型经济”。我们再不可以“捂着自己的市场”,再不该“担心肥水外流”,“要让世界走进中国,否则,我们将再一次坐失良机!”如果我们(不是《河殇》)用简单一句话把这条路线总括起来,就是“加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

  “十年前,当我们终于打开封闭的篱墙重新回到世界上的时候,在‘穷过渡’的贫困和文化专制的寂寞中生活了很久的中国人,是多么惊讶地发现,资本主义的西方和日本竟那样发达,人们竟生活得那样富裕!”所以,知识水平不高的普通民众向往于资本主义是不足怪的。但是,“摧毁愚昧和迷信的武器操在他们手里”的中国知识分子,应该看得更全面、更深、更远,应该懂得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懂得当代资本主义贫国与富国尖锐对立的根源,以及这种对立在资本主义范围内的不可克服性。拉丁美洲几百年来都够开放,够外向,可是始终挤不上先进国之列。这些国家也有相当程度的工业化,尤其是二次大战之后,但是始终摆不脱新殖民地的地位,外债高筑、国内贫富悬殊、没有民主……台湾和南韩也有不少的问题。香港和新加坡确很繁荣,但是解放前上海也很繁荣,比当时的新加坡和香港更繁荣,可惜无法带领全中国都繁荣起来。香港至今仍是正式的殖民地,另外三小龙也都是新殖民地。一个十亿人口的中国,居然想去效法亚洲四小龙或者阿根庭、巴西、墨西哥一类拉美国家,想去同它们竞争,甘愿让美日等帝国主义渔翁得利!讲什么气节和国格,也许像传统文化一样属于过时了,但相信这条道路的学者精英们的历史眼光和经济理论到底属于什么牌子呢?大慨在他们看来,关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不等价交换、资本主义剥削等等理论统统变成早该抛弃的传统文化了吧!这也是“辛辛苦苦几十年,一觉回到解放前”现象的一部份。

  斯大林、毛泽东式的伪社会主义自然可以把国家弄得比许多新殖民主义国家更悲惨,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不如就选择甘为新殖民主义国家的道路吧!财产国有制可能陷于官僚专制,但决不是必然陷于官僚专制。真正的工农国家理应比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更民主,理应让劳动人民有最大的自由,最有机会发挥每人的才智,把一切资源作最高程度的利用,把全体人民的生活作最大可能的改善。因此,人民去同时争取真正的全民所有制和这一切,是可以成功的。反之,资本主义表示一定要让不小的一部份财富被资本家浪费和抽到外国去,同时表示劳动人民普遍的受压制。如果把中国现有的国有制改变为私有制,决不表示经营效益必定提高,而是表示国有的财产马上被那些官僚、资本家和“倒爷”(不事生产的商业投机者)正式霸占,表示劳苦大众连现有那一点可怜的生活保障都失去。对外资全面开放的结果,决不是外资全面涌入,经济全面繁荣,而是一切最有利可图的部门都被外资操纵,成为外资的吸血管,而一切与外资利益冲突的部门都被窒息。已经发展到晚期帝国主义阶段的世界资本主义,早已有足够力量对中国或任何一国做到这样的全面占领了,只要你完全开放就行。这种“改革”所能够确实保证的自由,就是在饿死与接受残酷剥削两者之间自由选择。其实,落后国家既不应该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也不应该对外完全开放,而要在全国统一计划之下,有控制地进行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像《河殇》那样主张完全开放,结果只会令中国再次沦为半殖民地。

  对于上述的一切,《河殇》一点也没有帮助大家去认识和思考,反而无形中推动大家朝向那陷阱走去。所以,对于《河殇》的播出,应该说“河殇何伤?”,对于它的思想内容,却不能说“何伤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