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回忆,不可忘记
——纪念六•四两周年

共产主义入门网    ——   中文左翼文库 ——   向青文集

 

本文出自《从官僚社会主义到官僚资本主义的中国》

必须回忆,不可忘记
——纪念六•四两周年


向 青
(1991年5月30日)



  “六•四”两周年快要来到了。去年此时流行着两句话:“不想回忆,未敢忘记”。也许这两句话很恰当地描写了许多人的心情:他们对一九八九年中国民主运动结局的心理反应主要是悲哀,其次是愤怒。他们大概觉得这个结局很难以了解,也不想去了解。因此他们不想去回忆——谁想去重新品尝悲哀呢?至于未敢忘记,那是用不着解释的。只有李鹏之流才敢忘记,而且希望别人也忘记。这两句话差不多在去年一切纪念六•四的场合都显着地标写出来,我觉得这不是个好现象。这两句话表现一种消沉的心情。它纯粹是哀叹,而没有表现奋斗的决心。不想回忆差不多等于想忘记。但是,对于六•四屠杀这样惊天动地的大事件,是应当再三思索,常记在心的,怎可以不回忆呢?仅仅哀悼那些死难者和关心一切未死的受难者,是不够的。甚至仅仅记住那些凶手,立誓清算他们的罪恶,都还不够。造成六•四惨剧的,到底有哪些原因?除了统治者的反动和凶残之外,群众本身有没有重大的弱点和失策?民主制度到底是否适合中国?中国人民是否已经成熟到可以实行民主?为了促使民主运动早日复兴和保证它的胜利,现在应当努力做些什么?……这里有许多问题,是必须深深思索,再三讨论的。为了思索,为了讨论,就少不了许多回忆。如果不想回忆,不去回忆,往事就会渐渐模糊,渐渐就会忘记了。八九民运不但对于北京和各地其它城市直接参与的民众是一次非常重大的经历,对于香港和海外参与了支持运动的华人也同样是非常重大的经历。回想当时我们的作为和想法,理智地重新评价,看看有什么新的重大教训,这是无论内地还是海外的华人都可以做到,而且十分值得去做的。

  八九民运兴起的迅猛超过任何人的预料,结局的惨烈也超过人们的预料。大屠杀惨剧发生后,许多人都叹息为什么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不趁早撤退。现在人们可以看到更多的数据,更清楚六•四之前有不少属于改革派的知识分子曾以各种方式向学生建议撤退,都没有被接受。加以现在群众运动的复兴显得渺茫无期,流亡海外的许多著名民运人士日益令人失望,于是有越来越多的人批评八九民运中的学生,而称赞那些“稳健”的知识分子。对于这种看法,我是无法同意的。我并非认为当时学生坚持不撤是正确。但我认为当时学生不肯趁早撤退是可以理解的(这个问题许多人都谈过,我自己也曾在“六•四屠杀能否避免”一文中谈过),而稳健派知识分子的意见包含非常错误的大前题,学生拒绝接受是大有理由的。如果学生把撤退的策略建议(这是正确的)和稳健派的原则立场一起接受,也许暂时的流血损失可以减少一点,但长远的政治损失反而更大。换句话说,我认为,学生不肯趁早撤退,除了因为学生本身的不成熟之外,还有根本得不到真正合理的劝告也是重要的原因。

无人向学生提出合理劝告


  稳健派知识分子劝告学生撤退,所根据的理由有两方面。第一,希望避免民众的牺牲。第二,他们根本反对民众与政府激烈对抗,强调政治稳定的重要性,认为中国的改革必须得到现有的统治层合作才可以实现。这两方面都被学生认为是软弱与保守的表现。学生们虽然并不主张打倒中共统治,但是不害怕必要时激烈对抗,在这次运动后期的行动,己经带上了革命的意味(蔑视政府的权威,自行掌握维持社会秩序的权力)。这是中国人民的民主意识上的重大发展。虽然运动是失败了,但这种精神留下长远的影响。假使学生接受了稳健改革派知识分子的原则,等于是自己否定这次运动最有价值的一面,阻碍中国人民摆脱对反动统治集团的依赖性和畏惧心。所以,我认为,可以批评学生不曾趁早撤退是失策,却不应该责备学生没有接受稳健派知识分子的意见。看不起那些不敢同中共官僚统治层决裂的知识分子,是学生的优点,不是弱点。那些不懂得“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这个重要道理的知识分子,尽管读过许多书,最多只能算是半个知识分子,倘若不是愚不可及的话。

  想要说服学生作出趁早撤退的策略决定,只能凭政治形势的正确分析和善用革命策略的道理。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官僚统治集团,从头起就表现出镇压民主运动的决心,只因为形势不利,才把镇压行动一再拖延。到了五月二十日宣布戒严的时候,中共已经表明了不顾一切,非向人民开战不可的态度。这时能够粉碎中共反革命图谋的唯一方法,就是人民的武装革命起义。如果作为当时民运先锋的学生不愿意走这条道路(事实上他们一直都从原则上拒绝这条道路),或者认为当时做不到这点,那么就应该趁早撤退,化整为零,深入民间去为下一阶段的革命运动作准备工作。这是对撤退策略唯一合理的解释。当然,人人都知道,在当时情况下,这个意见佷难让学生接受,但这是唯一合理的意见,当时应该有人向学生提出,让他们去考虑。可惜事实上并没有人提出来。那些同学生有接触、愿意帮助他们的知识分子,见解统统不是这样。海外(包括香港在内)的支持者,也没有提出这种见解,甚至一般根本没有想到除了支持之外,还应当同学生一起研究策略问题。所以,我觉得,海外华人除了批评当时学生的失策之外,还要批评自己的无能和失责。如果当时有人把上述意见向学生提了出来,即使当时没有实际效果,也会在六•四以后帮助大家思考。

  在这里我想谈谈一个小故事,就是当时新苗社和周围一些朋友的想法和做法。

一个小故事


  前年北京学运一开始,新苗社就密切关注,而且不限于参与普通的支持,还特别注重研究民运的策略问题,屡次公开发表意见。我们认为内地的民运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事业,虽然我们居住在香港,直接参与的程度有限,但我们也有责任用一切可行的办法去促使运动胜利,包括提出策略性的意见。五月二十日以后,我们已经看出:只有革命行动才能够战胜中共的镇压,但是当时的群众运动,尤其是那些领导者,明显地既不愿意又不大胜任实行革命,所以剩下唯一实际的出路就是趁早主动撤出天安门广场,保存实力,为下一次运动作准备。再继续坚持绝食和静坐,等于坐以待毙,把主动权完全交给正在精心部署暴力镇压的专制魔王。我们迫切希望北京学生能够了解这个形势,渴望这种看法能够让他们知道并且加以考虑。但是我们是个极为弱小的团体,我们并没有门路去和北京学生接触,我们一直所能做到的只有在香港散发传单和召开最多不过百多人参加的公开座谈会,而这些已经使我们的社员和临时应征的义工朋友们筋疲力竭了。我们曾经非常为难地左思右想,多方面考虑过。一方面认为劝告北京学生从革命的观点去考虑在目前主动撤退,这是最迫切需要做的一件事。另方面又觉得这个问题只适宜在民运阵营内部(甚至限于核心圈子里面)提出讨论,而这偏偏是我们没有能力办到的。如果我们用传单之类的方式公开表示撤退为上策的意见,恐怕难免让人误会我们是在向群众施压力,促使他们屈服。在这样两难的困境下,我们只好在公开发表意见的时候不提主动撤退的策略,单纯解释只有武力反抗才可能战胜武力镇压。我们明知,希望当时的学生领袖准备武力反抗,比起希望他们决定主动撤退,是更难实现的,但我们只能提出前者而不能提出后者。所以当时我们非常苦恼:眼见灾难迫近,完全无能为力。

  事后回想,虽然始终可以断定,不论我们怎样做得好一点,对于实际结局,尤其是直接的结局,大概都不会有所改变,但其实我们有可能做得好一点。

  首先,如果当时我们对于直接向天安门广场的群众和领导人提出意见这件事充分重视的话,我们未必不可能挤出一点人力和找到门路去接触他们。应该承认,我们当时有点安于本份的想法,过份肯定我们的呼声只能直接在香港的范围内传播,要靠偶然的机缘才可以由别人代我们传达到内地去。

  其次,关于主动撤退的策略,其实也有办法公开提出来(比方写成文章发表在传单上)而避免让人误会为企图迫使群众屈服。事后想来,这个表达的技巧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当时把这方面的困难当作无法克服的客观困难,是不对的。只能怪当时自己的头脑不够灵活,或者攻关克难的决心和魄力不够强大。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上面这个小故事,不论对于新苗社自己还是对于其它民主派的人士,都应该有点意义。

对话和和平演变


  五月二十八日报载流亡海外的著名民运人士和知识分子联名发表一篇为六•四两周年致中共的公开信,签名者已有柴玲、吾尔开希、李录、王超华、严家其、苏晓康、戈阳、万润南、陈一谘、朱嘉明等五十余人。这封题为“我们的立场与主张”的公开信的主要内容是呼吁中共与海外民主运动和不同政见者对话。

  在这六•四两周年前夕,或者过去两年内,有什么迹象让人们觉得中共会与不同政见者对话呢?公开信并没有指出来,事实上也没有。对话只不过是那些签名者的“立场与主张”,他们“相信,这一天总会到来”。他们还“坚信,中国政府对八九民运作出合理评价,六•四悲剧所遗留问题的解决,只是时间问题。”但是,在中共统治者的眼中,“合理评价”早已作出,那就是“反革命暴乱”。“所遗留问题”也在今年年头“解决”了:王丹、任畹町、王军涛、陈子明、罗海星等人都被定罪判刑。其中政治意见最温和的王军涛和陈子明(一贯主张知识分子与官僚合作,八九年五月间极力劝告学生停止绝食,撤离广场,妥协解决),被判的刑罚最重(监禁十三年)。面对着这样死不悔改的中共反动政权,这些流亡海外的人士只能表示愿意无条件地同它对话,指望同它谈出实现中国民主化的办法。这些人士以后能够对中国民主运动作出什么贡献呢?最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所要求的只是中共同“海外”民运,以及大陆“之外”的各种政治力量展开对话,并不要求中共同大陆之内的民主人士对话,更不用说要求首先释放那些被囚禁的民主人士了。这些流亡人士究竟要把大陆的民主人士以及一般人民置于何地呢?他们又以为凭什么可以使中共当局觉得需要和他们对话呢?他们想要打破的“政治僵局”,究竟是中国的僵局还是他们自己的僵局呢?

  东欧各国的和平演变,是许多民主人士希望中国也有一天通过对话而取消一党专政的根据。他们不敢面对现实:中共从东欧和平演变中汲取的教训,正是万万不可以放弃一党专政,不可以对政治自由的要求让步。即使将来,等到老一辈的中共统治者死掉以后,晚一辈的中共负责人有可能走戈尔巴乔夫和雅鲁泽尔斯基的道路,东欧的现状也表明了:那远远不是自由、民主和经济发展的康庄大道,大多数人民的政治权利和物质生活并未得到保障,各阶层、各党派、各民族的利害冲突始终要在斗争中解决。那些流亡的民主人士满足于东欧式的和平演变,甚至满足于仅仅是期待将来有机会那样演变,证明他们真正关心的只是政客们和中外大小资本的活动自由,而不是大多数人民的政治权利和生活保障。他们宁可去和中共专制统治者寻求共识,也不愿意群众起来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