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屠杀能否避免?——八九民运反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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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自《从官僚社会主义到官僚资本主义的中国》

六四屠杀能否避免?——八九民运反思之一


向 青
1990年4月25日



  从四月中旬开始,全世界华人(而且不限于华人)都在纪念去年的中国民主运动。最有意义的纪念方式之一,自然是联系着反思过去而探讨今后的路向。在四月十八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有人询问最近逃亡到法国的柴玲: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坚持不肯撤退,是否要为六四的大流血负上责任?柴玲认为,流血的责任要由中共负,不该由学生负。柴玲这种看法,我完全同意。不过,我觉得,这个问题虽然已经有不少人谈过,但并没有完全谈清楚,所以在这里再提出我的一些看法。

大流血学生没有责任


  那些人认为学生也要为大流血分担一部份责任的理由是这样:如果学生预先从天安门广场撤退,那里就不会有大屠杀了;既然学生不肯撤退,他们就不免要为大流血分担一部份责任。这道理显然是讲不通的。好比有个凶残劫匪在街上胡乱开枪,许多路过的人被他杀死了。如果那些人不在那时走过那条街,自然不会被那匪徒杀死。但能够说他们自己也要分担被杀的一部份责任吗?

  认为学生也有责任的人,假定了中共政府不应该或者不可能接受学生的要求(平等对话等等),而必须采取强力镇压的政策。这种假定根本是不合理的。除了专制统治者和他们的狐群狗党之外,谁都不能同意。

  即使认为学生长期不肯撤退逼得中共政府要用强力在天安门清场,也不能因此就说大屠杀也是学生逼出来的。事实上,到了军警和坦克开进广场的时候,在候德健等人居中调停之下,学生终于决定了按照军警指定的方向撤退。这时军警清场的目的已经可以达到。在这种情形下,军警还要向学生开枪,并且用坦克辗过去。有什么理由说学生也要为流血负责呢?

  六四血洗天安门的责任,百分之一百在中共政府身上,广场上的学生和市民一丝一毫责任都没有。把责任分派给学生,客观上是替凶手洗脱,帮助专制政府打击民主运动。

  至于学生是否应该趁早(比方在五月底)撤退,如果那样,实际的结果是不是会好一点,那是另一个问题,是学生方面的策略问题。关于这个策略问题,当时和事后都有不同的意见。这些不同意见可以分为对的和错的,需要冷静而仔细的讨论,却不涉及立场问题,也不应该影响到对流血责任问题的判断。

应否趁早撤退的问题


  大家知道,在去年五月下旬,就是李鹏宣布戒严之后,在天安门广场之内和外面都屡次有人主张撤退。五月二十八日甚至传出决定在三十日撤退的消息,全世界各地担心着广场群众遭受暴力镇压的人们松了一口气。但这个决定马上被推翻了,静坐又坚持下去,一直到六月三日的半夜。大屠杀之后,有更多的人发表意见,认为没有趁早撤退是失策,但也有人认为坚持是正确的,柴玲是其中之一。柴玲在记者会上提出了两点理由。第一,中共残酷成性,学生撤退与否,屠杀都会发生。第二,如果撤回校园,屠杀秘密进行,连消息都被封锁。我觉得,这两点理由都不令人信服。即使中共无论如何也要进行屠杀,如果学生不是继续聚集在天安门,而是早已撤退分散,屠杀的方式和规模总会有所不同,没有理由根本抹煞这种差别。至于说,如果学生退回校园才被屠杀,连消息都会封锁住,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猜想。事实上,不论六四之后还是之前,在校园中发生的逮捕和其它迫害行动,中共封锁消息常常并不成功。怎能断定中共能够一面派兵到校园实行大屠杀,一面封锁消息不让世人知道呢?

  如果群众趁早从天安门撤退,分散到各处去了,即使中共仍旧要实行屠杀,也不能像在天安门一样,在那么短促的时间内造成那么大量的伤亡,要想同时遮掩住那许多个屠杀现场,也比较困难。这种想法比柴玲的想法合乎情理许多。所以,我认为,应该承认学生没有趁早撤退是不幸的失策。

  趁早从天安门撤退并不一定是整个运动的结束或者全线撤退,那也可能是策略上的重大改变,甚至可能是极大的进取。作为一次和平抗议行动,在天安门绝食和静坐可说是选择了最好的方式和地点。和平抗议的合理目标包括两方面:第一,让人民和政府都注意到抗议的内容;第二,政府接受要求。第一个目标早已达到了。但是第二个目标,在四二六社论和五一九戒严之后,已经显然不能达到,除非群众采取更强有力的行动。在五月下旬的开始,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似乎还有可能迫使中共叫李鹏下台,让群众得到一定程度的胜利。到了接近五月底的时候,形势已经非常清楚,中共决不会让步,一定要施行暴力镇压。群众继续在天安门静坐下去,只能是等待在暴力镇压下失败。既然中共和它的政府已经充分表明,他们是民主的死敌,是死不悔改的极权统治者,继续向这样的统治者作和平抗议就毫无作用了。这时群众可以选择的出路只有两条:第一是开始准备武装起义,第二是暂时罢手,等待更有利的时机再来。当时准备武装起义并非绝无可能。后来罗马尼亚事变的发展是一个新的例证。事实上中共当局就是按照对付武装起义的方式来布署流血镇压的。但是,学生方面绝对排斥了这个选择,他们当时的思想感情根本不可能在短期内转向这条路。这样,剩下唯一较好的选择,就是结束天安门的行动,化整为零,转向全国各地和各阶层里面去进行广泛而持久的宣传鼓动工作。如果学生选择了这条路,八九民运的结果就会比较好:群众的损失没有这么惨重,全国人民对北京民运的真相会了解得更多,中国民主运动往后的发展会比较顺利。可惜当时学生连这点都做不到。当时做不到,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到了今天,如果还迟迟不能看出当时的弱点和错误,尤其是如果还不肯认真地、冷静地去思考这个问题,那就太可悲了。

悲剧的根源


  学生要能够作出趁早从天安门撤退的决定,必须有一个胜任的领导力量,这个领导力量既对整个政治形势和运动的远近目标都有清楚的认识,又在群众中有足够的威信。但事实上并没有这样一个领导力量,而且当时不可能迅速地产生这样一个领导力量。整个运动是自发的,而且以超乎任何人意料之外的速度扩大起来。这反映出社会上的矛盾既广泛又深刻。但是那些领导人物都是临时出现的,没有政治经验,甚至在这次运动发生之前一般根本没有认真研究过政治问题。他们深深感觉到中国需要政治改革,但改革的目标和方法都模糊得很。他们最初只想利用追悼胡耀邦的机会表达对改革的迫切要求,希望官方同他们对话。官方死硬的态度令他们越来越愤激,同时群众的广泛响应给他们越来越大的勇气。政治认识的不足令他们根本不考虑革命的道路(既不考虑立即准备武装起义,又不考虑深入社会去进行长期的革命准备工作),但群众的热烈支持又使他们不甘心空手而回。这样,他们的目标就显得很不明确,而行动方式只有始终坚持在天安门静坐,甚至把这种和平抗议的方式神圣化,连带地把纯粹牺牲也神圣化了。曾经有人提出撤离天安门的正确意见,但是很快被多数否决。甚至北京学生和市民在五月二十八日作出撤退的决定,也马上被新来的外地学生的相反意见压倒。

  一九八九年的中国已经有了充足的条件产生惊天动地的巨大的群众民主运动,但是还来不及产生一个能够领导民主动运取得胜利的力量。这就是八九民运不可避免失败,甚至避免不了大流血惨剧的根本原因。学生领袖欠缺正确的政治认识,这不仅是由于他们本身太年轻,欠缺政治经验,而且由于当时中国的整个改革思潮根本有致命的弱点,那就是,没有一位著名的改革思想家能够指出中国唯一的出路是政治革命;一切民主奋斗,一切策略,都应该是为了促成政治革命的实现,为革命作最好的准备。当时群众运动的领袖们对奋斗的远景还没有清楚的认识,所以不能在策略上作出正确的选择。

  民运战士的流血牺牲当然不是白费的。这个事件起了极大的震动人心的作用,使人们比较容易彻底打破对中共反动统治的幻想,容易了解革命的必要性。但是,为了真正不辜负烈士们的牺牲,为了使烈士的鲜血真正帮助民主果实的结成,现在还需要作许多思想上的探讨工作,而不能简单地歌颂牺牲精神的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