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今日学运 想当年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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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自《从官僚社会主义到官僚资本主义的中国》

看今日学运 想当年五四


向 青
(1989年5月1日)



  最近半个月惊天动地的北京学生运动,很自然地令人想起七十年前的五四运动。当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为了自救,为了能够生存于现代世界而进行的一次巨大的奋斗,尤其是一次巨大的现代化思想运动。四十年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的时候,那些欢欣鼓舞的人们普遍认为,这可以说是五四运动终于结成的一个伟大成果;而且相信:此后三、四十年,中国一定有光辉灿烂的发展。然而,事实上,今天中国的有心人却不能不仍旧像五四时代一样,为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而忧伤,而且比起五四时代的人物,心中有更多的疑惑。五四时代企图解决的那些重大问题,除了摆脱外国压迫和提倡白话文以外,到今天统统还没有解决。人民始终没有得到自由和民主的权利,统治者像过去一样地专制、腐化而且愚昧,各种迷信仍旧弥漫于社会中,科学的知识和精神并没有普及。为了迎接德先生和赛先生,中国学生仍旧要冒着流血的危险走上街头。在这“四•二七”刚过、“五•四”七十周年的前夕,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思索和谈论。为了便于把问题展开,我还是采取常用的虚拟对话的形式写出来。

  客:中国一下子发生这么大规模的学生运动,你是否感觉很意外呢?

  向:意外的感觉当然有,但是,从根本上说,我不觉得这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情。说得清楚一点:一直到二十七日早上,我还没有猜想到(当然更不知道)北京学生已经下了那么大的决心,没有预料到那天会有这么壮大的游行而且这么成功。不过,这种可能性我并没有忽略。中共那种只偏重经济上开放的改革路线,早已造成重大的恶果,使大多数人民越来越难以忍受。我一直认为中国需要有大规模的群众行动来干预政治,同时相信群众迟早会起来行动。只由于不敢那么乐观,更没有灵通的消息,才预料不到那惊天动地的行动四月二十七日就出现了。在这次运动爆发之前,不少人以为中国人民已经普遍对政治冷淡,再也不肯去干那种傻事情了。我一直认为他们的看法是错的。他们太看不起群众,或者是把自己的倾向当作了历史的倾向。

  客:中共在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社论中显露出严厉镇压的态度,但后来又说这并不是针对学生群众的,并且开始同学生对话了。你认为中共是不是改变态度,采取开明政策了呢?

  向:中共对学生运动没有施行镇压,这点自然值得欣慰。可惜我们并不能认为中共已经采取开明的政策了。关于四月二十日警察在新华门前殴打学生的事件,当局并没有进行调查,新华社也没有就歪曲报导认错道歉,反而是那坚持新闻自由的世界经济导报被中共上海市委非法接管了,同时真实的新闻报导照旧到处受着干涉。学生的新三点要求中,只有对话一点被接受了,可是学生自己组成的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没有被承认,高校联会的主席不能到官方称之为对话的座谈会上去表示态度,学生领袖受到各种各样的威胁和干扰。从这些现象看来,只能说中共当局面对这样声势浩大但是和平自制的群众运动不敢采取镇压手段,因为恐怕收到反效果,却不能说中共已经改变政策了。

  客:那么,你看前途如何呢?真正的对话会不会展开呢?

  向:我觉得,初期群众要求对话是很自然的。这次学生运动的起源,是群众哀悼胡耀邦。群众借哀悼活动来表示抗议当局的压制民主自由,希望迫使当局对一九八六年的学潮和所谓胡耀邦的错误平反。起初,官方对群众这种要求置之不理,只顾筹备官方自己的追悼会和草拟作为盖棺论定的悼词。在这种情形下,群众所要求的对话,是争取影响悼词内容的一条途径。但是,到了追悼会开过之后,学生与其继续要求重新评价胡耀邦和八六年的学运,倒不如直接提出当前需要的民主改革了。官方到这时候才接纳对话的要求,却又不承认这次运动中产生出来的学生领袖为学生代表。我觉得这实际上是耍手段。这种手段可能起的作用,第一是把学生分化,官方可以拉一派,打一派;第二,利用对话来阻止学生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第三,在漫无边际又没有结果的对话中迷惑学生,浪费学生的时间;第四,尽量拖延时间,拖到学生厌倦的时候,整个事件就不了了之。因此,我认为,学生方面要避免上当。

  客:学生会不会上当呢?怎样才能够避免上当?

  向:从这几天高校联主席吾尔开希的态度看起来(他根本不承认官方一手操纵的那个座谈会是学生本来所要求的对话),学生大概不轻易上当。我觉得,除了坚持代表必须是学生民主选出的之外,还需要赶快确定学生的具体要求和这场对话的范围,才可以避免陷入漫无边际的空谈。

  客:为什么要限定范围?广泛对话,尽量沟通不好吗?

  向:照理,学生选出代表去同政府代表对话,目的应该是让政府了解并且接受学生目前具体的要求。如果政府接受,任务就完成了。如果不接受,达不到协议,学生就要考虑下一步怎样做:是采取进一步行动,还是暂时罢休。学生没有许多空闲时间去进行无了无休的空谈。在这次学生集体地提出来的具体要求范围以外的问题,学生们还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和集体的要求,可以留待以后各自去用各种方式发表意见,不适宜摆在这次正式的对话中。这样,这次对话才可能是有益有建设性的。

  客:既然政府当局并没有改变态度,学生代表同政府的对话岂不是很难有什么结果吗?

  向:要政府接纳学生的要求,相信很不容易。不过,如果有正式的对话,学生至少比较容易弄清楚政府的立场和是否有对话的诚意,然后根据这种了解来决定下一步怎么办。

  客:如果对话没有结果,或者根本不能展开,你估计下一步的演变怎样?学生运动是再向上发展还是低沉下去?

  向:我看学生们不会这么轻易放弃,大概还要继续奋斗。北京高校的罢课还在继续中,学生准备五月四日再次游行。如果在五四之前学生的任何要求都没有达到,连正式的对话都没有开始,五四的游行大概就会举行。而五四那天学生行动的成败和政府的对策,可以显示出以后演变的趋向。

  客:七十年前的五四运动后来扩大成为全国性的罢课和罢工、罢市,这次北京学生运动会不会也有同样的发展呢?

  向:至少有些北京学生曾经发出过这样的号召。不过,到现在为止,北京以外的学生响应罢课的规模都很小,罢工和罢市更谈不到。我看,发展到“三罢”程度的可能性不大。当年五四运动的直接目标是救国性的:反对签订损害中国主权的巴黎和约。那时中国人民感受到“亡国灭种”的威胁已有好几十年,五四运动的“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口号全国人民都很容易接受,南方各省的政府更利用这种口号来加强本身对抗北京政府的力量。同时中国工人运动恰恰具备了一些有利于萌发的条件(如大战期间中国工业的较大发展,此时重新感受到外国的威胁,有大批吸收了欧洲工人运动经验的参战华工回国)。因为具备这些有利条件,才促成全国性的罢课和罢工、罢市。今天中国虽然问题很多,人民的不满也很普遍,却还没有普遍认识到一个公敌、一条出路和一个眼前的具体目标。连北京学生运动的领袖们都没有号召全国罢工和罢市的决心。中共镇压群众运动的力量却比当年的北京政府强大。这次学生运动发展到“四•二七”大游行那样的程度,不但超过了任何人的预料,恐怕也达到群众现有的承受力的最大限度了。所以我猜想再升级的可能性不大。

  客:那么,反过来,运动遭受暴力镇压,或者过后再像一九八七年那样,来一次反自由民主的逆流,这种可能性又有多大呢?

  向:我看,这种可能性也不大。前面已经谈过,由于这次运动的声势浩大,但要求却很低,群众在行动上又十分和平而克制,所以令中共当局觉得很难下手镇压。全国民心所向和当前的国际环境,也令中共对镇压行动有所顾虑。因此,我相信,直接对群众施行暴力镇压的可能性相当小。如果上次反自由化运动的失败还没有给中共足够的教训,他们再来一次,一定也还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而且砸得更痛。现在已经有许多新闻工作者以及其它公务人员公开反对政府的作为了。

  客:你先说学生的要求很难得到政府接受,现在又说学生运动受到打击的可能性也不大,那么,你认为最大可能的结局究竟是怎样呢?

  向:全部要求一下子得到接受是很难,但部份要求被接受的机会却比较大。我认为,最大的可能性,也许是群众所要求的达不到,但是也没有受到打击,运动就暂告一个段落,所有问题都留待以后解决。如果结局是这样,我觉得,在一定的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群众胜利了。因为,这是四十年来第一次,群众公然违抗中共的禁令,进行大规模的政治行动,而没有受到镇压。这对于未来的民主运动,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客:你是不是认为民主运动的胜利要在相当长久之后才可以达到呢?

  向:是的。中国的专制主义传统非常强大,中共的专制主义更是集古今中外之大成,它的机体比过去任何专制制度都更庞大。要想用民主制度来代替它,中国人民必须经过长久的奋斗和锻炼,发展到力量非常强大才可能办到。

  客:中共当局认为这次学生运动是有计划的政治动乱,有后台,有黑手。你的看法怎样呢?

  向:把群众运动指为少数人阴谋制造出来的东西,这是一切专制统治者的惯例。这一方面是统治者欲加之罪故意使用的借口,另方面也常常是巨大的群众运动所引起的统治层内部分裂现象在统治者眼中所形成的倒像。在中共应付这次学生运动的过程中,可以看出统治层里面是有分歧的。邓小平不满意悼词把胡耀邦说得太伟大,暴露出最高层里面也有不少的裂痕。也许邓小平对他原先依靠的第二根擎天柱(赵紫阳)也失望了。上层的裂痕多少助长了群众运动的发展,这也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规律。不过,把群众当作少数人的傀儡,根本上总是荒谬见解。

  客:七十年前的五四运动成为划时代的群众运动,是因为它大大推动了当时的新文化运动。“四•二七”运动会不会起同样伟大的历史作用呢?

  向:有这种可能。我希望它会。这次学生运动那么快就发展到那么大,除了因为中共那种愚昧专横的政策起了促进作用之外,群众近十年感染到和滋生了新的思想,也是一个重要的(而且是更重要的)原因。新思想是对中共正统思想的逆反。四十年前,中共领导解放战争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解除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束缚,消灭了半封建的地主阶级,为中国人民打开了一条新出路,因此在人民心目中建立起无比强大的新的权威,中共官方思想也成为新的正统思想。中共自命代表最革命、最进步的思想,起初人民也普遍相信这是真的。其实,中共官方思想(即所谓毛泽东思想)是一种很特殊的混种杂交的产物,其中既有一些革命的、进步的因子,也有专制、落后的因子,而基本精神是非科学、反民主、教条(武断)主义的。起初,中共政权和毛泽东思想对中国所起的作用以进步方面为主,推动了种种改革和建设,落后和倒退的方面是次要的。往后,正负两种作用的对比逐渐逆转。可以说,一九五七年的整风运动(起初是大鸣大放,后来转变为反右)是分界线。在此之前,中共的作用基本上是进步的,往后就变成反动的了。但是中共正统思想的支配地位却一直保留到文革时期,而且一般人一直把它当作革命思想。一九七八年底中共三中全会之后,这种正统思想的支配力量才开始动摇,新思潮才开始出现。一九八六年的学运,是新思潮影响下的群众运动的初露头角,而这次北京学运可说是新运动成熟的标志。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次行动会反过来大大促进新思潮的发展。

  客:你认为现在中国的新思潮的科学性和民主性有多高呢?同五四时代相比怎样?

  向:现在和五四时代一样,把外洋先进国家五光十色的思想都引进来,同时批判中国原有的正统思想。五四时代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儒家思想,而现在中国的正统思想有新旧两套,旧的还是儒家思想,新的是中共的毛泽东思想。对儒家思想的态度,是各种程度的批判和继承都有,大体上类似五四时代。可是敢于对毛家思想公开彻底否定的还很例外,而阳奉阴违、暗自否定的较多。五四时代的全盘西化派,一开始就多数是激进的民主派,不久,主要分子陈独秀等人又演变为社会主义(马列)派,创立了中国共产党。现在,即使是全盘西化派,在争取民主方面也不算激进。至于社会主义,简直没有一个有声望的思想家是真心拥护了。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中共正统思想自命代表社会主义,而中国的思想界还远远没有认清中共官方思想同真正马列主义的基本对立性质。在思想方法上,现在中国新派思想家许多人都仍旧没有摆脱那种图式主义的社会发展观点支配。不过,他们不再像斯大林和毛泽东那样,图式主义地断定现有的所谓社会主义制度天然地比资本主义优越,却像考茨基那样主张中国不该跳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了。他们抛弃了毛泽东对资本主义世界一味抹黑的描写,却同时连资本主义真正的黑暗面和深刻危机也不加注意了。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反动方面,他们不了解它真正的社会根源(国有财产基础上的新官僚层),却以为是传统小农经济的产物。因此,我认为今天中国的新思潮运动还很不健全,科学性并不高,在基本上并不算新,其实相当旧。我衷心盼望不久之后,中国出现一股能够正确了解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真正当之无愧的新思潮。要有这样一股新思潮,才能够帮助中国人民找到真正的出路,完成五四时代开始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