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自由化就是再来一次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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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自《从官僚社会主义到官僚资本主义的中国》

反自由化就是再来一次折腾


向青
1987年2月23日



  在去年十二月到今年一月之间中国局势所发生的急剧变化,轰动了世界。先是要求自由和民主的学生运动突然在各大城市兴起,中共当局采取前所未有的温和手段应付。然后是中共突然变脸,发动严厉的反自由化攻势,不但把三个自由思想最著名的知识分子开除党藉,连总书记胡耀邦也被迫辞职了。最近一两年来显着地令人感觉“宽松”的空气,被一阵猛烈的冷风驱散了。现在中国人普遍的心情是不安、忧虑、畏惧、失望和愤怒。这一切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会产生什么重大后果?中国的前途是乐观还是悲观?这些问题,中国每一个有心人都要去深思。而香港的中国人还要考虑:这些变化对香港会有什么影响。

学运起落的原因和后果


  十二月至一月的学生运动来得快,也去得也快。尤其是起来得那么突然,发展得那么迅速,很令人感觉意外。原因究竟在哪里呢?短期内,比方二月下旬寒假完毕各大学复课以后,运动会不会重新兴起呢?

  中共官方认为学运闹得起来主要“是几年来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坚决的结果”。邓小平就是这样说的(见八七年一号文件)。把大学生要求自由民主断定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这当然是不能接受的,理由下面再谈。如果说现在中国的大学生已经享有充分的自由,他们起来闹事,要求更多的自由,是因为不知足,不懂事,娇纵坏了,那自然也是专制统治者的歪理。但是,认为这次学运兴起得这么快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共政府过去几年容许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享有稍微多一点的自由,这种见解却是正确的。近几年的中共政策,不论对内对外,都比较开放,因此,人民有机会比较清楚、比较全面地看出许多落后和腐败的现象,尤其是看出官僚专制是这一切坏现象的总根子。这样,大学生们就深深感觉到自由民主的重要性。而知识分子所受束缚比较宽松一点,令他们的自尊心和自信心都提高了(方励之的论调是个明显的例证),那些年轻的大学生更容易觉得这种宽松状态是合乎自然规律的状态,而且理应日益进步。正因为有这些有利条件,十二月初的学生示威行动才容易发生。而初期统治者继续采取宽松的政策对待示威的学生,于是学生的自信更高了,甚至会以为统治层之中的改革派欢迎他们这样来支持政治改革。结果学生运动就相当容易地扩大起来。这种种关系,统统是很明显,很容易了解的。所以,站在专制统治者的立场上,邓小平断定学生运动闹得起来的根本原因是绳子放得太松了,那是很自然,大有道理的。邓小平的看法是客观真理的曲折影象,放大反映了真理的一个侧面。

  正因为学运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当初统治者的压力不大,所以到了中共政策转为严厉以后,运动就很快停止了。元旦的天安门示威和当晚要求“还我同学”的继续行动,可以说是退兵的一战。这一役,一方面表现出北京学生的英勇精神和强烈的责任感:甘冒巨大危险,一定要以漂亮的行动表明中国人民争取自由民主的誓不屈服的决心;另方面也表现了学生们了解到形势的不利,适可而止。适可而止的意思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指两次行动中所提的口号十分克制,应付警察干预的技巧也十分高明,结果连有些警察都感动了(官方的压制政策也有所克制,自然也是一个原因);另方面是指往后再没有行动了。这一役打得十分成功。付出代价很小,而目的完全达到:表明了人民不怕官僚压制,坚持有在革命圣地天安门示威的自由权,并且宣告争取自由民主的运动将来一定要继续。

  至于开学后学生运动会不会很快再起,看来大概不会(除非有新的有利因素出现,但目前并无征兆)。客观上,在今天的中国,自由民主是迫切需要的。只有实现了自由民主,各种必要的改革才可能顺利进行。但是,目前统治者的压力太大,而群众的力量不足。中共统治者已经表明坚持专制、压制自由的决心和高度的警惕性。工农群众同学生打前锋的自由民主运动相结合的条件还没有成熟:不但工人群众(更不用说农民了)对学生运动还没有响应,学生方面也没有积极争取工人参加,而中共官僚对于防止工人参加特别注意。在这种情况下,孤立的学生运动是无法在政府压力下坚持下去的。何况十二月的学生运动本来并没有估计到中共方面有这样强烈的反应,现在必须重新思索,认清新的形势和考虑怎样办。因此,应该估计学生运动大概短期内不会再起。即使有个别的、小规模的行动,也很难再像十二月间那样迅速发展,反而会受到更无情的镇压。这并不表示学生民主运动欠缺社会基础,根本脆弱无力,起不了重大作用;而只表示民主运动迅速发展并取得实际成果的条件现在还没有成熟罢了。事情本来就不是那么容易的。

  这次学生运动的总目的,是促进中国现行的改革,尤其是促进政治方面的改革。大多数参加运动的学生,还是支持中共内部的改革派的(已经了解到应该废除一党专政制度的,只占很少数)。可是,结果却使中共里面最支持自由化的党员(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遭受重大打击,被开除党籍,连胡耀邦都丧失总书记职位,并且引起中共在全党全国都发动反自由化的斗争。可以说,这次学运对中国的改革是帮了倒忙。有些拥护自由制度但是一贯反对采取群众行动去争取自由和民主的人,就根据这个事实再一次振振有词地反对群众民主运动。这种可怜的态度和见解,显然是不值得接受的。理由其实很简单。凡是奋斗都有可能失败,失败了就可能暂时陷于比原先更坏的情况。好比一个生意人把他的生意扩大或者革新,结果既可能是赚大钱,也可能是反而亏本。有志气的生意人决不会因为见到有人亏本就不敢去扩大和革新。历史上,人民的政治改革运动遭受失败,结果处境比发生运动前更坏,更是常有的事情。凡是重大的政治改革都难免经过许多波折和失败。任何国家的自由制度都是经过人民屡败屡战,付出重大代价才争取到手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丧失了这种奋斗的精神,就表示它已经衰老腐败到极点,快要被淘汰了。一百多年来的中国人民,虽然命运坎坷,多灾多难,却幸而没有丧失这种奋斗精神。这正是中国人可以自慰和值得自傲的地方。有人整天教人放弃对专制统治者的斗争,想靠温良驯服来讨取统治者大发慈悲,不把人民原有的生活方式弄得更坏。这种人不论有怎样的思想感情,在客观上连真正的爱国者都够不上。

  事实上,所谓对改革帮了倒忙,并不是这次学生运动的全部后果。这次运动还有其它方面,属于积极性的影响。例如迫使中共政府增加消费品的供应,限制物价上涨,藉以缓和人民的不满。

自由和民主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吗?


  十二月的学生运动初起的时候,中共的处理方法比较温和,主要使用疏导的办法。那时官方对学运的指责是妨碍安定团结。接近月底的时候,感觉情况严重了,就抬出四项原则和宪法。这表示中共对学运的定性正在从“人民内部的矛盾”转化为“敌我之间的矛盾”了。到了一月中旬,决定采取严厉的压制政策,于是把自由民主运动定性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既然变成阶级斗争的问题,就有理由使用专政手段了。“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含义,据中共解释,就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而核心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人们要求实行多党政治,主张个人和大学都有思想的独立性,指出共产党的腐化现象,对现行的改革不满,要求保障人权和自由,主张民众有权用示威等方式向政府提出要求,这一切统统被判定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

  几十年来,在中共统治下,自由都被当作资产阶级的坏东西。七九年以后,中共政策比较开放,渐渐有人尝试发表意见,替自由恢复名誉。但他们一直受到中共里面一派人的反对,他们的主张被当作精神污染。现在反自由化斗争一发动,邓小平干脆宣布:“没有无产阶级自由化,只有资产阶级自由化”(三号文件)。这在中共来说,不过是更明确地重申多年的老传统立场而已。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香港许多自称拥护自由的人,也同意中共的观点,认为自由和民主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而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是不要自由民主的。难道真是这样的吗?

  社会主义思想并不是中共所独有,也不是它首创。中共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比毛泽东和邓小平更有资格宣布社会主义对自由的看法。一八四七年马恩合著共产党宣言(有人称它为共产主义者的圣经),在第二章末尾的地方,用下面一段话来描写社会主义的新社会:“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到了恩格斯的晚年,一八九四年,一份名为“新纪元”的周刊编辑请求他写一段题词,用简短的字句来表述未来的社会主义新纪元的基本思想,以别于但丁曾说的“一些人统治,另一些人受苦”的旧纪元。恩格斯为他摘出了上面所引的共产党宣言里的那段话,并且说,没有比那更合适的了(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九卷,一八九页)。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决不是不要个人自由的,反倒是把个人自由摆在第一位,在这方面要同资产阶级社会成为对比的。中共反对自由化,正好证明他们所走的根本不是社会主义道路。还有一点值得特别指出来,就是,中共有时也不公然反对自由,而表示拥护自由,但他们马上解释道,个人的自由必须以集体的自由为前提。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恰恰相反,认为个人的自由是集体的自由的前提。请那些惯于把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的丑恶言行归罪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人睁开眼睛看看事实吧!

  资产阶级在同封建地主阶级和专制王朝斗争的时候,曾经建立了比较自由民主的制度,这是历史上一大进步。但是,自由民主的制度既不是资产阶级所专有,也不是它所首创。在古代希腊城邦里,在原始氏族社会和奴隶制社会的基础上,早已有过自由民主制度。奴隶社会的民主制度自然只让奴隶主享有,没有奴隶的份。早期的资产阶级民主制也同样是公然排斥工人(即工资奴隶)的。后来在欧洲开始废除对于参政权的财产资格限制,实行普选制,那是工人阶级向资产阶级进行了艰苦斗争的结果,并不是资产阶级自己所实行的。历史事实就是如此。到了今天,在香港,整个资产阶级,还有许多以社会精英自命的中产阶级分子,还一直在拼命反对普选制。所以,说什么只有资产阶级才是自由民主的伟大旗手,无产阶级根本不需要甚至反对自由民主,真是胡说八道!反对自由民主的,不是无产阶级,而是骑在无产阶级头上的反动官僚。

  社会主义的原则是把一切大规模企业收归全民公有,不让少数人垄断,消灭一切社会不平等。如果不让人民享有充分的自由和最高度的民主,怎能真正成为全社会产业的主人?如果让一个党独占政权,怎能消灭社会不平等?

  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庄严地宣布了人人平等的各项自由权利的原则,但是由于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只有富人才可以真正享受到那些权利,而大多数整天忙于谋生的劳动者实际上很少享受得到。因此,为了实行社会主义,必须除了保持那些权利平等的原则以外,还要把一切大产业收归公有,而且大大改善劳动者的生活条件,缩短工时,这样才保证劳动者可以实际上享有那种种权利。对于资产阶级民主制所保障的自由权,一般都要保持或者扩大,只有财产权要加以限制,为了不让少数人占有庞大的企业来剥削劳动者和造成经济上的无政府状态。无产阶级所反对的资产阶级自由权,就是这种财产权。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主张。现在学生、工人以及其它民众所争取的自由权,主要是社会主义制度下所应有的公民自由权(人身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集会结社自由、游行请愿自由、罢工自由……),中共横蛮地加以拒绝,对于资产阶级的剥削自由,却越来越开放了。所以,中共的所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是伪善的、反动的、针对劳动人民的行动。

  正因为中共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做出许多反自由、反民主、反社会主义、反劳动人民的罪行,宣扬许多歪理谬论,所以造成人民的思想混乱,有些人就怀着善良的愿望而提出了拥护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主张。但这并没有成为群众运动的主流,也不是中共那种虚伪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所能够克服的。只有废除官僚专政,实行无产阶级民主,才能够克服。

党内整肃的意义


  关于胡耀邦下台的原因,不少人特别注重个人或派系权力冲突的因素,认为决定性的因素是胡耀邦表示过赞成邓小平退休。我们不赞成这种观点。个人或派系争权的因素在政治上自然是有作用的;越是不民主的国家,这种因素的作用越大。因此,在中国政治上,这种因素是不能忽视的。但是,随时随地都把这种因素当作第一重要的因素,却是很错误的。站在人民的、积极的立场(这就是说,为了维护和争取人民的利益,而不是以观众的态度去欣赏政治舞台上的好戏或者丑剧),尤其不该这样看问题。胡耀邦赞成邓小平退休,大概会使邓小平生气,也有可能这就是邓小平决心撤换胡耀邦的重要原因之一,甚至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但这方面没有可靠的证据,也很难找到可靠的证据。不管怎样,站在人民的立场,这根本不是最重要、最值得研究清楚的问题。就算权力冲突是胡耀邦下台的主要原因,这件事也还有政治方面的原因和意义,而政治方面的意义才是同人民的切身利害有重大关系的。

  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公报指出,胡耀邦下台是因为“在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上”有所“失误”。这“失误”显然就是所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坚决”。中共中央八七年一号文件上记载着邓小平说:学生运动“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那里领导态度不坚决,旗帜不鲜明,这不是一个两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是几年来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坚决的结果。”应该由谁来对好几年来全国各地普遍存在的政治错误负责呢?自然是总书记。中共二号文件和三号文件进一步证实了这点。胡耀邦在扩大会议上作“永不反悔的检讨”,首要的一项就是反自由化的态度不坚决,旗帜不鲜明。所以,胡耀邦下台的主要的政治意义,就是中共要加强反自由化。

  香港的政论界流行着一种说法:胡耀邦下台显示中共内部派系斗争的尖锐化,而保守派(或称反改革派)占了上风。我们认为,正确的了解应该是恰恰相反。这个事件证明:中共最高统治层里面并不存在着明显的、确定的两派对立,胡的下台并没有经过尖锐斗争。所谓两派尖锐斗争,结果改革派战败了,只是那些政论家的有色眼镜染上去的色彩而已。胡总书记自己乖乖地作“永不反悔的检讨”,其它所有的人一致批评他所承认的政治错误,然后一致通过让他辞职——难道这也应该算是斗争,而且是尖锐的斗争吗?人家打了你的左脸,你把右脸也送上去给他打,这种“基督精神”算不算斗争精神呢?

  如果刘宾雁、王若望、方励之被开除党籍心中不服,而且在今天他们还能够自由说话的圈子里表示抗议,还继续发出他们那些拥护自由化的言论,如果事实如此(可惜我们对于实际情况所知太少,只知道他们大概并没有屈服,更没有衷心“悔改”),那表示在开除他们之前,中共党内确实存在着政治斗争(不过他们三人似乎并未结合成派,而且并不属于党的上层);而现在,这几个前中共党员与中共之间,也还存在着政治斗争。至于中共最高统治层里面,在反自由化这个问题上,是很一致,根本没有两派斗争的。不但一致赞成反自由化的原则,连反自由化斗争今后应该比前一时期加强,都是一致同意的,连胡耀邦也包括在内。

  在去年十二月底邓小平“召见”胡耀邦等人之前(这次召见中邓小平谈话的中心思想,构成八七年一号文件的内容),关于反自由化的具体做法,胡耀邦与政治局其它委员之间有较大的分别,而他是比较最“宽松”的。现在,虽然我们已经没办法知道胡个人目前的见解是怎样,我们有理由相信胡以及其它各人之间的见解仍旧会有些差别,有人主张反自由化斗争的严厉程度和范围比较大一点,有人主张小一点。但是,认为去年年底以前中国和中共党内都太自由了,今后必须加紧限制自由,尤其是限制中共党员的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在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胡耀邦和邓小平、彭真、陈云、李先念等等最高负责人,统统是一致的,没有分歧,更没有斗争。模仿中共的语调,应该说:一致是主要的,分歧是次要的。许多政论家完全不去指出他们的基本一致性,却把那些小分歧夸大成为派别斗争,正合了那句熟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种观点,客观上等于自欺欺人。

  十二月的学生示威中,提出了“结束独裁”和“打倒专政”的口号,引起中共极大的震动。虽然学生本身当时的力量不大,但是发展的趋势和对民众的示范作用很值得统治者忧虑。邓小平在十二月三十日说:“学生闹事,大事出不了。但看问题的性质,是一件很重大的事件”。他特别提到波兰团结工会的先例,赞扬“波兰领导人当时头脑清醒,态度坚决……用军事管制控制了局面,证明了没专政手段不行。”他要求加强反对自由化:“要下决心,我们如后退,以后麻烦更多。”还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要搞二十年”(以上全部引自一号文件)。邓小平的看法和主张,得到政治局全体委员赞成,包括胡耀邦在内。胡耀邦的自我检讨和提出辞职,表明他觉得过去的宽容政策是错了。由此可见,经过十二月事件以后,中共最高领导层里面,至少在反自由化这个问题上,不是分歧扩大,斗争尖锐起来,而是分歧缩小,比过去更为一致了。

  胡耀邦很可能并不愿意离开总书记的宝座,倘若没有受到强大压力,他会保持权位。因此,个人之间的争权斗争很可能发生过,而且可能还在继续进行。不过,第一,这方面并没有确实的证据,胡耀邦真心引咎辞职并非不可能的;第二,这问题根本不是要点所在。要点在于:胡耀邦在辞职前后,是否为维护自己的不同政策,向新近施行的加强反自由化的政策进行了斗争?根据官方文件,答案是没有。而且相反,胡耀邦做了“永不反悔的检讨”,承认自己“犯了重要错误,对党和国家的危害是严重的,辜负了人民、党和老一辈革命家的期望”(见三号文件)。那些大谈中共上层内部斗争尖锐化的评论家们,也没有提供这方面的事实根据。既然没有政策上的分歧和斗争,那么,纯粹个人权力的斗争有也好,没有也好,根本不重要,不值得人民关心的。如果胡耀邦继续担任总书记,由他执行现行的加强反自由化的政策,中国人民的处境还是同现实一样,或者差别极小。不该把这极小的差别来强调,而忽略极大的一致性。在实际上,倘若中国人民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一个稍微好一点点的专制统治者身上,前途就太可悲了。

  胡耀邦下台,刘宾雁等人被开除,在党内全面加强反自由化,表明中共本身是中国政治改革(政治现代化、民主化)的最大障碍。整个中共统治集团非常坚决,非常一致,带有高度的警惕性,保卫着他们的极权统治。

  假定胡耀邦的自我检讨根本不是真心话,他已经被剥夺了说话的自由,那么,又应该得出什么结论来呢?那时,对胡耀邦个人的结论需要改变:他同邓小平、彭真等人不一致,反对现行的反自由化斗争,甚至有资格担任真正的民主改革派的领袖。但是,对整个中共党的结论仍旧一样。一个统治党,连总书记一旦有了不同意见,都被剥夺说话的自由,这个党自然是自由和民主的死敌,是改革和进步的最大障碍。

反自由化才是折腾


  反自由化一开始,就搞得人心惶惶。人们思量:是不是几年来实行的改革要剎车了?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要放弃了?政治运动又来了?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的自由又要收紧了?中共负责人和新闻机构赶紧提出保证,作出解释,叫人放心。从官方一再表态和种种实际迹象看来,现在已经可以断定,中共的决策是把斗争限制在党内,主要在政治思想方面进行,并且以“正面教育”为主,避免过激。本来已经拖延下来的政治改革,现在更不用提了。至于经济改革,因为那是整个统治层都支持的,而且是富国强党所必需,相信基本上照旧进行。人们起初所担心的新的大灾难,看来不至于降临。但这并不表示反自由化没有大害。

  反自由化本身就是政治上的倒退运动。除了三个著名的有自由思想的党员被开除和胡耀邦下台以外,还有以宽和著名的中宣部长朱厚泽也被撤换,几种最开放的报纸被封闭,天津学生林杰以莫须有的泄漏国家机密的罪名被捕,驱逐法新社记者麦乐仁来向外国记者示威,人民文学编辑因刊登一篇作品被令停职检查。总之是像刘宾雁所说的,继续逼使知识分子做庸人,做投机分子,把中国人的精神水平压低。

  至于经济改革方面,多年来已经暴露出,那些充满了政企机构的专横、无知、贪鄙、狭隘、懒惰的中共官僚,是最大的障碍物,必须利用自由民主的洪流来冲洗干净。现在由于政治改革放下不提,反倒重新强调“党的领导”,官灾的惨烈程度一定有加无已。

  靠农民战争马上得天下的中共官僚,充满了真命天子的狂妄思想,总以为没有他们坐朝廷就要天下大乱。邓小平说:“搞自由化就是来一次折腾”(一号文件)。其实,反自由化才是再来一次折腾。


(注)折腾兼有翻来覆去、浪费和折磨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