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群众示威、安定团结和四项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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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自《从官僚社会主义到官僚资本主义的中国》

论群众示威、安定团结和四项原则


向 青
(1987年1月1日)



  中国大陆的学生民主运动,有深刻长远的根源,并没有像有些人估计那样迅速消沉下去,反而几乎每天都有新的发展。这种发展,主要还不是在规模和行动的激烈程度方面,而是在政治要求的提高和思想的深入化方面。消息一天天接连传来:上海学生提四项要求,北大出现大字报要求多党制,说反对社会主义是由于爱国,北京师大的大字报公然辱骂四项基本原则(“去他妈的蛋”)。另方面,北京当局指控师大学生的反专政游行是非法行为,表示将实行法律追究。这些最新的情况令我们觉得应该在思想上赶快把几个有重大意义的问题弄清楚。

示威和法规限制


  学生示威浪潮兴起以后,上海和北京当局都赶紧颁布关于集会游行的管理法规,规定必须事前三天或五天向政府申请,得到批准之后才可以举行。二九日凌晨北京师大学生的游行没有经过申请,所以被宣布为非法行为。那些师大学生显然认为关于示威的法规是不合理,甚至不合法的,所以不理会它。香港也有人要求废除那些规定,认为它们是以行政手段阻止公民行使宪法所保障的自由权。

  中国宪法上历来都有保障公民自由的条文,可是实际上人民并没有得到这些权利,原因就是中共统治集团用种种手段不让人民实际使用这些权利。现在,在健全法制的呼声当中,政府利用行政法规来阻止人民实际行使自由权,自然是大有可能,十分值得人民警惕的。不过,至少至今还没有听到这种实例的报导。现在值得研究的第一个问题是:能不能说,制定任何行政法规来规定民众举行示威必须事先申请,都属于阻止人民行使示威的合法自由权?

  我们认为,正确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理由也很明显。如果示威完全无需申请和让行政当局作出必要而合理的安排(主要是在交通方面),任何人都可以绝对自由地任意举行示威,那么,只要有一批示威狂热者,就可以搞得全市大乱而且无宁日了。这自然是侵犯了大多数市民的自由权和其它利益。事实上,在任何民主国家,都有法律规定示威须经申请批准。所以,尽管对于申请手续的具体条文大可以提出批评和要求修改,却没有理由根本反对制定任何有关申请的法规。

  那么,有人会问,政府故意留难,不予批准又如何呢?故意留难自然是可能的。在中国这样非常欠缺民主自由传统的国家,更大有可能。真正碰到这种情形的时候,准备示威的民众如果不愿意退让,不愿意暂时放弃原定计划,只有拿出实力去同那些专制官僚硬碰,不理会当局的阻挠,走上街头去。在这种情形下,正义是在示威民众方面的。真正违法(违反保障自由权的法律的精神)的,是政府,而非示威民众。不过,自然,这样做的时候,第一,示威者要确信自己的申请是合理,不应该被拒绝的;第二,要把现实的政治形势考虑清楚,断定大多数民众会同情自己这方面;第三,要准备作出牺牲,甘愿冒暴力镇压的危险。这时,示威行动增加了一层新的意义,就是以事实否定政府当局拒绝批准示威的行政裁决,维护保障自由的宪法精神。民众这样做的结果,政府有可能被迫让步,不使用武力把示威驱散,也不控告示威者。这样,示威者就得到了一次胜利。不过,反过来自然也大有可能:政府可能采取高压手段对付这次被它宣布为非法的示威行为。那时结果若非示威民众遭受一次失败,就是民众同政府的斗争升级;甚至会不断升级上去,一直发展到官逼民反的顶峰:革命。

  所以,在组织示威的时候,负责任而且有理智的领导者要慎重考虑多方面的条件和可能后果,选择适当的进退决策。现在中共政府正式宣布承认民众有示威的合法权利,开辟了一条合法申请的门径,而所规定的具体手续和期限也不算不合理,应该承认这是一个进步。准备示威的人们应该首先按照规定去申请。这才是文明的也是聪明的做法,而决不是胆小软弱的表现。反过来,根本蔑视任何法规,幻想可以无限度地自由行动,那是太幼稚了。在今天的中国,这种幼稚的表现,会马上令人联想到文革的灾祸。这对于争取自由民主的事业是大大不利的。按照民主原则,人民自然有权反抗专制统治者。但是大多数民众只有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才会实行必要的反抗。只有到了那时,反抗才可以成功。群众运动领导者的责任,就是使所策划的每一步行动都是群众觉得必要,忍无可忍的;而反过来,对于每一步真正必要的行动,都敢于去发动。示威不是开玩笑,革命更不是开玩笑,不是少数人可以随心所欲去干的。

  我们还没有看到京沪示威法规的全文,不能对它们作全面的评论。但是,据报载,北京规定,人民大会堂、中南海等的周围地区划为游行禁区。这是极不合理的。上述地区正是几十年来官方所组织的无数游行的中心地区,为什么对于民众自发的游行却要成为禁区呢?民众示威的对象正是政府,为什么不许示威接近中央政府的所在?这岂不是封建专制统治者的作风表现吗?如果因此激起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激烈冲突,那责任是在政府方面。

安定团结和文革的鬼影


  这次的民主运动,整个地看起来,是人民自发的合理的争取改革的运动,并不带有极左和破坏的特色,同文革的性质根本不同。但是官方一开始就利用文革的鬼影来防碍和限制它的发展,最近更明显地趋向于更多使用高压手段了。这一切都是在维护安定团结的幌子下进行的。

  安定团结是抽象的概念,可以有种种不同的了解,可以赋予各式各样的内容。奴隶被锁住不能动弹,是十分安定的;锁链紧贴地团团围绕着手腕脚踝,也可以说是一种团结状态。专制统治者打着安定团结的旗号来压制民众争取自由民主和种种改革的积极行动,他们所保卫的,正是这一种安定团结。但在奴隶和一切被压迫人民看来,只有解脱一切专制的锁链,实现自由,民主和社会平等,才谈得到安定团结。在今天的中国,真正防碍安定团结的,不是争取自由民主的民众,而是压制民主运动的官僚专制统治者。

  人所共知,今天中国大陆上一切正常的言论出版机构都还牢牢地抓在中共统治者手中,只要是官方不喜欢的言论,就极难有机会发表出来。正是这个原因使民间的呼声不得不主要靠贴大字报的方式来发表。正如北大一张大字报所说:“假如我们被禁止张贴大字报,还有什么言论自由可言。”但是中共官方却把文革时代毛林四人帮利用大字报来进行诬陷迫害的罪恶当作一切大字报所共有的罪恶,宣布“对于大字报必须一律废除”。十二月二九北京日报特地为此发表题为“大字报不受法律保护”的社论。他们提出了什么理由呢?无非是文革时期大字报曾经造成很大祸害,而今后大字报也容易被利用或滥用来造成祸害。这理由根本是不值一驳的。大字报不过是一种发表意见的工具(媒介),而且是一种很原始、传播能力很低的工具。这种工具的形式同意见的内容根本无关。无论是好的、坏的、正确的、错误的、革命的、反动的意见,都同样可以使用这种形式发表,正如使用正常报刊广播等等工具发表一样。大字报与正常报刊的主要分别,不在于所装载的内容,也不在于大字报的威力特大(事实恰恰相反,是威力比正常报刊小得多),而在于大字报容易让人民,让力量弱小者使用。有时一张大字报发生震动全国甚至全世界的作用(文革中这种例子最多),这并不是因为大字报这种形式使它产生如此强大的威力,而是,第一由于恰恰这张大字报的意见内容是适合当时潮流,容易引起响应的(假定这意见不是首先以大字报形式发表,而是在正常报刊或广播中发表,也一样会引起强大响应,而且更快一步);第二,由于它的意见被某一有力集团认为值得广为传播,于是利用该集团手中的正常传播工具加以传播(在文革时期,常常是由于被毛林四人帮采纳)。所以,说一旦容许人民贴大字报,就无法防止泛滥,就无法有效地对抗在一些大字报中发表的有害意见所产生的坏影响,这是完全不合事实,也完全不合理的。事实上,在文革时期,毛林四人帮一方面利用大字报犯了许多罪恶,另方面也曾有效地压制了许多表示不同意见的大字报(那自然也同样是罪恶)。所以大字报这工具并没有什么神秘特大的威力,它本身也无所谓善恶,为善为恶都在乎使用它的人,以及怎样使用它。

  文革的惨痛教训是必须吸取的,但中共官方借用文革的鬼影去唬吓争取自由民主的人民,禁止人民行使贴大字报的自由权利,那并不是清除文革遗毒,反倒是延续文革的罪恶。中共统治者自己并不是真正害怕文革的鬼影——因为只有统治者自己才有力量发动第二次文革——他们所害怕的是人民的自由呼声,连通过大字报这样狭小的孔道透露出来,他们都怕得要死。

民主、宪法、四项原则


  这次运动的初期大学生们所提的要求,一方面是笼统的自由民主,另方面是一些局部性的具体的改革要求,其中许多是很小很低的。但是运动很快深入发展,到十二月二八日就在北大出现大字报要求废除一党专政,实行多党制。本来,民主和一党专政是不可并存的。在一党专政之下就谈不到民主政治;民主政制必须是允许两党以上并存,平等竞争的。无论在事实上还是理论上都显然如此。民主就是人民自己作主。根本不许人民自由组织政党,也不许人民选择主持国家大政的党派,人民怎能作主?所以人们在民主运动中要求废除一党专政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可是中共却震惊暴怒了。人民日报立刻发表评论员的文章来表态,题为“讲民主不能离开四项基本原则”。他们所谓的四项原则里面包含着坚持中共一党专政的特权这一项反民主的原则。为什么讲民主不能离开反民主的原则呢?他们没有答复,也没办法答复。他们根本不觉得需要用道理答复,因为他们有更好的对付办法,就是挥动棍子、剌刀、锁链和枪杆。北京师大有张大字报说:“让基本原则去他妈的蛋”。用下流话不论骂人还是骂什么东西都是不值得提倡的,不过这一骂情有可原。因为对方根本不讲道理,依仗暴力,十足恶霸的态度,而且几十年一直是这种态度,实在令人愤慨。
  不过,师大那张大字报把四项基本原则统统一齐骂了,却很不公平,也不合理。其实,四项原则的内部矛盾大得很。大家知道,另外三项原则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道路和民主制度一样,同一党专政根本是死对头,不可并存。社会主义要给人民极大的自由,最高度的民主,还要消灭一切社会不平等。一党专政却否定自由民主,让一个党成为统治的贵族,永享特权。实行社会主义就要一党专政(以及其它许多坏东西)滚蛋,而实行一党专政就要社会主义滚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从来没有说过走社会主义道路要实行一党专政,反倒说过许多关于社会主义道路一定要很自由,很民主的话。用一党专政来假冒社会主义,是苏联专制魔王斯大林的罪恶发明。毛泽东、邓小平等等都是他的徒子徒孙。明白了这些,也就可以明白毛泽东思想根本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两者基本上是互相冲突的。

  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为了压制反对一党专政的言论,把宪法的权威抬了出来。它说:“四项基本原则……已经加载宪法。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是违宪的言论,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行动是违宪的行动”。中共自己常常不遵守宪法,尤其是从来不实行宪法上保障人民自由权利的条款,却想叫人民心悦诚服地拥护宪法规定的一党专政原则,结果只能心劳日拙。

  至于说什么“违宪言论”的话,反映出那个评论员连最起码的民主法制的认识都没有。在稍微有一点点民主自由的国家,法律(宪法和平常的法律都一样)都只是禁止做出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而没有禁止发表批评法律的言论的。做出法律禁止的行为,叫做违法行为。但是,如果有人发表言论指责某条法律的规定不好,要求废除或修改,只要这条法律的内容并没有说禁止人们批评它,也没有另一条法律一般地禁止批评法律,就不能说那人做出了违法行为(现在这行为就是发表言论),不能把这言论叫做违法言论。中国宪法尽管很不民主,却并没有规定禁止人们批评宪法,另方面还有保障言论自由的条文。所以,人们发表言论批评宪法中的四项基本原则,要求取消它们,并没有违反宪法的规定,因此也就不能叫做违宪言论。如果这叫做违宪言论,宪法就永远不能修改了。因为在讨论修宪问题时无法避免有“违宪言论”。试问:一九八○年九月取消当时宪法中保障大字报等自由权的规定之前,中共中委会等讨论这个修改问题的时候,是不是发出了“违宪言论”呢?这样修改宪法是不是违宪呢?只会挥动棍子、帽子和枪杆子的人,一谈法律就无法不闹笑话。

民主运动的前途


  中国的经济改革要成功,必须实行政治改革。如果不废除一党专政制度,则所谓政治改革只是无济于事的微小修补而已。现在大学生的民主运动已经提出废除一党专政的要求,实在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可是,自从这个问题一提出来,中共政府对这运动的态度就强硬凶恶起来了(起初还有人猜测这运动是当局暗中支持的呢)。现在不难看出:民主运动继续发展下去,难免有激烈的斗争。引致激烈斗争的原因,不是争取民主的群众过火,而是中共当局死硬抗拒必要的改革。无论如何,要求民主的人们一定要准备作漫长而艰苦的奋斗。

  学生运动常常担任改革运动的先锋。但是一定要全国民众广泛参加奋斗,改革才会成功。大学生要得到民众响应,除了靠一个正确的中心口号和勇敢而又合理的行动榜样以外,还要有一整套关于各主要方面的改革主张,而且要使这一切主张都让民众普遍熟知而表示拥护。废除一党专政可以作为中心口号。其它方面的改革主张,在民主运动里面还没有提出来,恐怕还有待讨论确定。而这一切要让全国民众熟知而且拥护,更需要做许多探讨和解释的工作。前一阶段的示威和贴大字报所起的作用,是在全国人民面前揭开盖子,把问题提出来。这一步已经成功了。这实际上是一步思想上的冲剌行动。下一步最需要的是更深入、更广泛的思想工作,使彻底的政治改革以及全面改革的要求深入人心,成为全国大多数人民一致的要求。凡是伟大成功的改革,一定在人民里面有广大而坚固的思想基础。光靠一哄而起的猛烈行动,可能改变一下统治者的人选,却不足以造成制度上深入广泛的改革。今天中国所需要的改革尤其是如此。我国今天要解决一些在世界历史上都是新鲜的问题,我们要建设真正优越的社会主义新社会,而这是至今还没有任何国家完全成功,甚至还没有大体成功过的。这个伟大的任务对人们提出特别高的要求:不但要有极大的勇气,还要有极高的理智。我们不但要做许多轰轰烈烈的事情,还要做许多耐心细致的事情。我们认为,这点是值得民主运动的先锋分子特别注意的。

  对于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领导集团,我们想提出善意的奉告。彻底的政治改革,包括废除一党专政,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如果你们肯顺应潮流,还政于民,那将是对人民,对历史的真正伟大贡献,比过去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的贡献更伟大。历史将纪录下你们所领导的现代化改革的伟大成功。而在人民通过这个和平改革的途径取得民主权利以后,多份会衷心地拥护你们继续担任领导。反过来,如果你们死硬地抓住一党专政的特权不放手,就只有迫使人民行使最高的民主权利:革命权。你们凭借武力,自然可以给革命造成许多困难,许多牺牲,但是革命终归是会胜利的。那时你们将丧失过去的一切光荣而遗臭万年。何去何从,为善为恶,选择权现在还在你们自己的手上。


【作者按】

  显然,十年前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在维护人民示威自由权的见解上还不够彻底。那时我没有根本反对示威须经政府批准的制度。现在看来,这种不彻底的见解是错的,当时所依据的理由也不能成立。

  示威无须事先由政府批准,并不等于自由示威者可以任意破坏社会秩序(阻碍交通等等)。如果示威者真正有了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政府自然有理由干预,甚至依法提出控诉。但是没理由事先认为有可能破坏社会秩序,就加以禁止。如果有一小撮示威狂热者天天示威,这少数人的行动,只要不变成故意捣乱,就不会真正对社会秩序造成破坏。香港最近几年的情况可以证明这点。至于很大规模的示威,对于街道交通自然难免造成一些影响。但既然有那么多的居民觉得必要采取这行动,就表明一定是涉及很重大的问题,那么,比较起来,街道交通受到一时的影响,就变成较小的问题,应该是公众可以容忍的了。

  我们不能假定政府一定是真正关心公众利益,所以把维护社会秩序的全部权力都交给它;反过来,也不能假定民众是自私的、冲动的,所以必须受外力约束。原则上我们不能否定政府有维持社会秩序的适当权力,但不应是无限的权力。况且,政府至少要由人民自由选举出来,而且不断接受人民的监督,才有资格成为公众权力的代表。

1997年5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