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季:剥下面具?戴上画皮?——驳洛崇《尘封的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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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洛崇:尘封的面具——斯大林若干历史问题

剥下面具?戴上画皮?
——驳洛崇《尘封的面具——斯大林若干历史问题》


吴季


说明

  如果说社会主义已经提上当今中国的议事日程是过于乐观的说法,至少,在与时俱进的中共之外,真正的共产主义幽灵之在中国徘徊是无可质疑的,其根源在于“改革开放”的愈演愈烈的危机。先是自由主义之无力解决自由市场、官僚资本和“民族工业”的矛盾和问题,接着是“新左派”之只着眼于民族工业且同样漠视工人阶级的权益和境况,这使得二者不论是激烈地对当前政策和制度加以批判,还是有选择地肯定过去或现在,甚至吹捧过去,都事实上部分地为中国官僚资本所利用。包括自由主义者对市场的推崇、对保护私有财产、明确产权的呼吁,包括崔之元的“思想解放和制度创新”,都成了中央到地方的口头禅。当代中国许多真诚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已经对改革开放的本质有了清楚的、完整的认识,以及相当全面和深刻的批判,但是,对社会主义运动历程的总结,对过往体制的批判,仍然是大多数社会主义者有待突破的瓶颈。这也是本文的写作目的之所在。
  国营企业工人每下愈况的处境,使他们本能地开始了反抗。但是,他们手头的思想武器是这样缺乏,只能回到毛时代,从“毛泽东思想”和“语录”中拣取对工人较为有利的部分词句,当作护身符——谁能否认虽然在80年代以前,工人没有经济和政治上的民主权利,但是无论如何他们的地位明显高过现在,并且有种种福利和医疗保障呢?不过,现实是残酷的,抬着毛泽东圣像游行的工人并不能免于被镇压。这使得许多人更加相信中国搞成这样是毛泽东曾经训斥过的“党内走资派”之所为。然而,这种认识不仅模糊了中共官僚层的统一性和连续性,无助于阐明历史演变的逻辑,而且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为什么过去名义上的主人翁,当他们最基本的权益被彻底剥夺之际,却连一点点有效的反抗能力都没有?
  二十年前,对斯大林统治下的联共之篡改历史,已开始了较多的揭露报导,这已经是太迟了!各国共产党在赫鲁晓夫发表秘密报告的1956年即开始了对斯大林主义路线的批判,许多人终于不再相信苏联的体制有资格称为社会主义。而关于中共之伪造党史以保持“一贯正确”的事实,相对来说揭露得太少。社会主义的根基在于工人运动,“工人运动的基础是最尖锐地批评现存社会”(恩格斯)。而现存社会是包涵了历史的逻辑和辩证关系的运动,对历史的认识和批判是认识和批判现存社会的一大基础,也是行动的基础。在当代中国的劳动群众还缺乏自我组织、未能发挥历史首创精神,仍然多多少少地迷信党、中央、权威、上级、正统,寄望于“为我们当家作主”的现状下,这一点显得尤其重要。对社会主义者来说,这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统一的认识不是靠先知、领袖、党的指令得来的,而是在实践斗争中,在不同思想的辩论和相互批判中,甚至在反复的进退中达成的。但是,像这样最简单的道理也总是在权势和实用主义政治中遭到扭曲。
  本文批驳的作者所抱的观点,正是一种走回旧体制的企图,这种企图甚至比中共理论家的认识还要武断和肤浅(他们至少已经知道了斯大林主义的失败,不敢肆无忌惮地为之唱赞歌,还要以毛泽东的“三七开”、“成绩是主要的”之类的老好人理论挽救他,挽救“社会主义”的声誉和一党专政的“理论正统”,而后者不过是“社会主义”身上最后一件皇帝的新衣,是斯大林集团所制造而由“社会主义国家”传承下来的诸多神话之一罢了)。
  从《尘封的面具》一文所列的参考书目来看,作者对托派著作涉猎甚少,部分还是官方断章取义的摘录汇编。即便如此,作者对已有的著作也没有表现出一点点公正的态度,和批判、分析的能力。近年来,托洛茨基和托派的部分著作、传记已公开出版发行,包括原先作为内部参考的以及印数极少的作品——如托洛茨基的《斯大林评传》、厄内斯特•曼德尔的《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官僚理论》、伊萨克•多伊彻的《先知三步曲》(托洛茨基传记),等等——虽然在种类方面还太少。对有志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们来说,这些著作对澄清近百年的历史真相,学习和掌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及批判地对待资本主义上世纪的发展,都极有助益。少数网站亦载有托洛茨基和托派的著作,如“劳动民主网页”、“民主与铁锤”等等。

 

是面具还是事实?

  所谓“尘封的面具”究竟是什么样的一张面具呢?为什么这个“巨人”的脸要藏在“面具”后面。但也许这面具先是权力和“阿谀奉承、衷心赞美”,后是“诟骂污辱,诽言成堆”?前者或许是真的,阿谀奉承和衷心赞美对同样经历过斯大林主义统治的中国人是多么熟悉而难忘。它的正面意义只在于,斯大林沾了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而在甚嚣尘上的欧洲反革命气焰中,在两次世界大战前后,共产党曾经是最为革命和激进的力量。至于“诟骂污辱,诽言成堆”,作者的意思似乎在说,凡是对斯大林的批评和批判,都不过是“诟骂”和“诽言”。是这样的吗?或者,作者是这个意思吗?也许只是诗情焕发之余一个无心的修辞(对仗)吧?
  作者何德何能——以“我们”的名义——摘下了这张面具,看清这张“沉着,坚毅,而且值得回味”的“巨人的脸”,从而为死者平反?不知道。作者只是说,“我想”。
  对斯大林的微弱的抗议——他遥控指挥并差点葬送了中国革命(当时,恰恰是托洛茨基多次提议中共退出国民党,施行独立的工农革命政策。后来,类似四•一二事变的悲剧在1965至1966年的印度尼西亚重新上演,毛泽东赞同印尼共产党支持“反帝”的苏加诺政府,最终导致有着强大的党、青年团、工会和群众组织的印尼工人运动覆没在资产阶级的屠刀之下。这就是毛泽东的“不断革命”?),他拿东三省和美帝作筹码,他迟不归还中国的“北方失土”——很难说这是社会主义的立场。当然不是说作者抗议了这些,而是,他只抗议这些,并且仅仅从“作为中国人”的角度去抗议。这种角度和中共理论家究竟有什么区别?
  “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中国革命”,这里透露了作者要为斯大林——作为比毛泽东矮一截的巨人,因为不能说“没有斯大林就没有十月革命”——平反翻案的一大动机:“地位”,虽然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可惜这同样不是社会主义者的立场,而是,唉,作者所深恶痛绝的“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对历史唯物主义者来说,革命的动力是阶级而非“巨人”,个人崇拜和英雄崇拜不过是唯心史观的一种表现罢了。
  作者所不满,所讽刺,所针对的只是托派,及托派的同情者,且不惜把这些人贬为“悲天悯人”的小资产阶级和“走出闺房”的资产阶级小姐,却对从苏联、欧美到中国的托派份子所遭受的诽谤、暗杀、镇压只字不提。托洛茨基的确写了许多揭露、批判斯大林及其代表的苏联官僚层和一些自我辩护的著作,但是,“斯大林的成败得失、人格尊严”看起来并不是由托洛茨基来决定的,包括斯大林的政策,他所代表的社会势力。30年代的大清洗和莫斯科审判案“决定”过它,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决定”过它,开往布达佩斯的坦克和向匈牙利工人开火的枪弹“决定”过它,苏联东欧终于崩溃的旧体制“决定”过它,前“社会主义阵营”的人民的政治冷漠、迷惘和失望“决定”过它。
  不错,我们没有看到过“天使的乐园”和“完美的革命”,那是小资产阶级情调,或是供资产阶级小姐向往和掉泪用的,因为社会、历史和革命都是很“现实的”,复杂的,而且“残酷的”。在斯大林把德国纳粹分子和社会民主党等量齐观从而瘫痪了德国工人的力量之后,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之后,在雅尔塔协议之后,魔鬼的帝国终成了“一度辉煌”的“世界和平的堡垒”。就像安定团结或安定繁荣的中国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在提倡和平共处一样,在“反帝”的苏加诺政府屠戮了印尼共产党和工人之后,在周恩来同志坚定地支持了(西)巴基斯坦军人独裁政府对“一小撮”孟加拉人民的灭绝屠杀之后,在伊朗国王、甘地夫人、菲律宾马科斯总统、法西斯西班牙的国王以及印尼、巴西、阿根廷军人独裁者为毛泽东之死发来吊唁(智利的皮诺切特政权宣布全国下半旗致哀三天,因为北京在1975年借了超过五千万美元贷款给智利)之后,在中国重回联合国之后,在中国政府对美国入侵伊拉克战争貌似激烈实则软弱的抗议之后——这何尝不是“魔鬼的帝国”,“和平的堡垒”!

 

诗意的空洞

  作者为斯大林所唱的赞歌是很诗意的,可说是诗意的空洞加空洞的诗意:“他倔强地反抗”、“他激情澎湃,一篇篇檄文刺向了敌人”、“他不屈不挠,他埋头苦干”……甚至于“历史存在者的心境是孤寂的”。难以理解的是,假如作者认真读过他列为参考书目的托洛茨基有理有据、深具洞察力的《斯大林评传》,怎么还能够唱完这曲赞歌而毫不心虚和脸红。
  当代诗人把语言当成本原,又捧到天上。斯大林有其独到的语言观,比如他批评作者们使用“无法形容”之类的形容词,因为他认为语言当然可以表述一切。这从某一侧面反映了官僚自视无所不能的心态。作者的诗观及诗人观则比较“传统”——“……他沉思……他宣讲……他吟唱”。但这形象似乎更接近于“先知”而非革命者。很难看出这位诗人兼革命家的孤独跟群众运动之间有何关联,何以值得作者如此心醉进而大抒其情。
  “他是个深刻的诗人,他把浪漫的才情融入了最残酷的现实斗争”,(假如斯大林真是诗人,像毛泽东那样,作者自然要加倍共鸣,假如托洛茨基也喜爱过、创作过诗歌,那当然是小资了)可惜这就很难解释不论在苏共还是中共统治下文艺界除了歌功颂德之外就万马齐喑的局面。但,岂只是艺术,在斯大林或毛泽东统治下,除了被官方捧为圣经的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对此种主义和思想的无休止的注释、阿谀之外,可曾有过值得称道的社会主义理论成就。反过来,可以肯定地说,托派对几十年来全球政治、经济、社会状况和阶级力量变化的持续不断的分析、批判、探索,对工人路线、国际主义的坚持和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是未来社会运动的一大宝藏和基石。
  这宝藏之一,就是关于工人运动及工人国家的官僚理论。当然,毛泽东也批判过“官僚主义”,但他并不批判官僚制度本身,在他的批判中,似乎官僚主义仅仅是作风问题,仅仅是历史遗留而没有现实和阶级基础。洛崇先生则不仅否认完全可以通过经验验证的这一点,否认在以往的工人国家中没有民主(包括党内),否认等级制的存在,反而以小人之心猜度托洛茨基要做“革命先知”、“革命领袖”、“两面派”、“与张伯伦结成反苏统一战线”(引自斯大林)。这实在是极端盲目和可耻的。这些罪名不过是斯大林及其爪牙消灭政敌的惯伎而已。托洛茨基有多反动,或许可以从一个小小的例子看出来:
  “据《纽约时报》的一条电讯说,放逐托洛茨基的消息一经传来,伦敦市场上的租让工业股票,甚至旧俄政府公债,就都马上涨价。”(麦克斯•伊斯特曼《俄国问题上的混乱》)

 

不断革命论

  为什么作者对斯大林或毛泽东的“一贯正确”不置一词,却对托派信徒对托洛茨基的“溢美之言”大大地看不顺眼呢?为什么作者不问:为什么尘封的面具后面的斯大林(或毛泽东),最终身边最亲近的只是一些肖小、秘密警察和“厨房内阁”?却对“资产阶级小姐”为托洛茨基所掉的“动人的泪”讥刺有加?虽然“先知”这个词玄乎了些,但托洛茨基的思想远见是无可怀疑的(当然不是斯式或毛式的“一贯正确”)。像资本主义大公司一样秘密行事的、机会和实用主义的斯大林主义党,总是把罪行称作失误(为了掩饰自己的罪恶),把错误斥为罪行(为了消灭异己)。托派,包括托洛茨基本人,的确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不断革命论”,但是并没有独霸“不断革命“的专利权,而是很早就把 “不断革命” 追溯到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革命的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托洛茨基是这样表述的:“不断革命,就马克思赋予这个概念的意义来说,就是不能容忍任何形式的阶级统治,不能停留在民主阶段,而要转而采取社会主义的措施,并进行反对外部反动势力的战争,意味着这种革命的每一个阶段都同前一个阶段相衔接,而且它只有在阶级社会完全消亡的时候才会结束。……不断革命的概念是十九世纪中叶伟大的共产主义者马克思及其同道者们提出来的……”(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这也是他们自命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因。当然,这跟毛泽东的“不断革命”论是两码事。《新民主主义论》的作者,当时何尝想过“不断革命”?

 

关于“一国建设社会主义”

  对“一国建设社会主义”,作者的了解是多么肤浅:“十月革命胜利了,从实践上解决了‘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悬案。”在无产阶级从未在任何国家取得政权以前,社会主义者中间并没有这种论调。十月革命解决的只是无产阶级在某个国家里夺取政权的问题,而非“建设单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论是1924年秋天斯大林掌权之后抛出的。而就在前几个月,“一九二四年四月,即列宁逝世三个月以后,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这本小册子当中写道:‘为了推翻资产阶级,一个国家的努力就够了,这是我国革命的历史给我们说明了的。为了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单靠一个国家的努力,特别是像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的努力就不够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者的共同努力。’这几句话用不着注释。然而,印着这几句话的版本已经停止发行了。”停止发行的原因自然是为了把自己修正为“一贯正确”。它不可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发展,而是官僚层背叛和胜利的标志。在《俄国革命史》中,托洛茨基就“一国社会主义”问题从理论、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氛围直到该理论所导致的必然后果都做了详细说明,并且不厌其烦地引证了从列宁、其他的党领导、斯大林直到普通党员和士兵在此问题上完全一致的认识(用《尘封》作者的话说,叫“繁琐的考据”)。托洛茨基所引证的文字,绝大部分都是有案可查,无可推托的。

 

托洛茨基的革命经历、贡献和失势

  要比赛“坐牢”,托洛茨基一生中也历经多次,甚至比斯大林更早。在他18岁组织敖德萨“南俄罗斯工人工会”的次年,即1898年,他就被沙皇的警察逮捕。如果说,“斯大林的监禁流放生涯像是一部史诗。……他沉思……他宣讲……他吟唱”,那么,托洛茨基就不那么诗人了,他只是博览群书,总结工人运动的经验教训,写作厚厚的历史和哲学笔记而已。也许对作者来说,这太不实干家,太知识分子了。更糟的是——从作者的笔调来看——他居然不把牢底坐穿,却在1902年逃出西伯利亚,溜到国外“温情脉脉的寓所里,把他的深邃溶解在咖啡里”,这也许大概可能确实是太过份了!
  更过份的是,托洛茨基带着他的“领袖幻梦”到1905年革命中的莫斯科投机倒把去了。可是,“繁重琐碎的事务令他既不得心也不应手”,虽然他协助成立苏维埃,组织方式是每五百名工人选出一名代表,他自己则当选为彼得堡苏维埃主席,起草几乎所有的决议,同时担任几家报纸总编辑,直至革命失败被捕。
  至于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的贡献,还是引用斯大林在1918年11月6日《真理报》上的一段话来描述吧:“所有十月暴动的实际组织工作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可以肯定地说,军队之迅速走向苏维埃,以及革命军事委员会之卓越工作,党都要特别地和主要地感谢托洛茨基同志。”至于革命之后的内战和外国军事干涉时期,托洛茨基从无到有地缔造了红军,亲临前线指挥,并最终取得内战的胜利,这些,作者虽然不提,这里不妨带上一笔。而列宁是这样评述的:

  “用拳头敲着桌子,他(列宁)喊道:‘指给我另外一个这样能干的人,他能够在一年之内组成一支几乎是模范的军队,就是模范军队,而且博得了军事专家的尊敬。我们有这样一个人。我们有一切,你将会看到奇迹。”(高尔基《弗拉基米尔•列宁》)

  不止于此,那些有着“革命老资格”的人,“在1917年二月革命时期,他们无一例外地都采取了民主左派的庸俗立场。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提出无产阶级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口号。他们都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是荒谬的,或者说得更难听点,是‘托洛茨基主义’。他们本着这种精神来领导党,直到列宁从国外回来并发表了他的著名的‘四月提纲’。……因坚持社会爱国主义立场而名誉扫地的斯大林则采取了旁观的态度。他要使党忘记他在三月里其有决定意义的几星期中所发表的可悲的文章和讲话,同时逐步地靠向列宁的观点。由此,自然产生一个问题:既然这些‘老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在最重要、最严峻的历史时刻独立地运用党的理论和实践经验,那么他们每个人究竟从列宁主义那里学到了什么呢?应当不惜一切代价地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另一个问题。为此目的,他们决定把火力集中到不断革命论上。”(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
  托洛茨基是太高傲了,他居然对我们的作者洛崇先生为之打抱不平的斯大林同志如此地不屑一顾,不留情面:“在那些决定性的日子里,(‘从基层的组织工作到党务,从处理民族问题到军事指挥,每一件事都是那么的得心应手’的)斯大林的作用究竟是些什么?我从来没有征询他的意见,需要他的合作。他从来没有表现过最起码的主动。他从来没有提出过独立的建议。这个事实不是任何新型‘马克思主义历史家’所能改变的。”(《斯大林伪造历史》——1927年10月21日托洛茨基致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局的信)
  虽然对持唯物史观的托派及托洛茨基自己而言,斯大林及其代表的官僚层的胜利和托洛茨基及工人反对派的失败并不是“个人悲剧”,而是由当时的社会、国际状况决定的:欧洲无产阶级运动尤其是德国革命的失败,使得革命被迫孤立于经济和文化都相当落后的俄国之内,在东方,中国革命又在斯大林的错误政策之下断送了,工人阶级的优秀分子在内战中大量牺牲,战争的规则使得命令和指挥取代了民主,城市里的工人阶级因饥饿被迫分散到农村寻找食物,导致无产阶级力量的衰弱,官僚层——包括军队中不得不起用的旧俄军官,国内的经理和专家技术人员——则巩固了他们的地位和势力。这就是作为官僚层代表的斯大林取胜的根本原因。但是部分托派、马克思主义者和学者认为,托洛茨基在这场反官僚的斗争中所采用的策略本身也有弱点。《先知三部曲》的作者伊萨克•多伊彻就提出,托洛茨基当时的威望甚高,又避忌给党留下争夺权力的印象,对斯大林过于高傲和轻视,没有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借助列宁的权威击退斯大林,揭露工农检查院、“党的官僚主义”问题,以及斯大林对格鲁吉亚人的大俄国沙文主义态度和行为(那时列宁已打算撤除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的职位),等等。(《先知三部曲》之三)但是无论如何,有一点是肯定的,当时的托洛茨基还没有给这个官僚层判死刑,还力图通过改良的道路消灭官僚、保卫和恢复十月革命的成果,恢复苏维埃的权力和民主。他在1933年,当第三国际及其德国支部的政策彻底断送了德国革命之后,才断定改良已不可能,只有通过政治斗争才能推翻官僚。这个错误不是托洛茨基个人的,而是工人反对派中许多人所共有的:“反对派本身的某些人普遍抱有一种错觉,他们以为分歧不完全是根本性的,他们以为党无须经过尖锐斗争就能回到战斗的无产阶级路线。因此,反对派一方面坚定地坚持原则,另一方面在策略上却始终变化不定、踌躇不决。”(麦克斯•伊斯特曼《俄国问题上的混乱》)布尔什维克官僚化的性质在当时史无前例,不是所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的人都能看得清楚。

 

列宁同托洛茨基、斯大林的关系

  斯大林“是如此热烈地崇拜列宁”,也许是吧,这样和领袖保持一致当然更应当冠以先知之名。托洛茨基却竟敢在理论上“不断地游移”,另组派别跟列宁及布尔什维克搞对立,对已经习惯于统一思想、舆论一致的中国人来说,是多么不可思议呀!是的,简直罪无可恕!1903年8月,托洛茨基赞成马尔托夫而反对列宁。1905年革命失败后他从事独立的理论活动,对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都持批评态度。直到一战开始,第二国际寿终正寝,他才重又接近列宁的立场。1917年7月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作者气愤地说:“这就是他的革命老资格吗?”)。可惜列宁真不领情,竟然以怨报德,抨击斯大林太过“粗暴”和“不忠顺”,力求撤掉他并和他断绝一切同志关系,反过头却以德报怨,称赞这位“不断地游移”的托洛茨基是“中央委员会中最有能力的人”。和《尘封的面具》的作者不同,列宁说:“不可以利用托洛茨基过去的非布尔什维克主义来反对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则这样看待:“他们现在孤立地援引列宁在同我论战中使用的一些尖锐辞句作为他们论证的基础,其中有些话还是列宁在战争期间说的……但是,在特定时间内的政治攻击是一回事,对一个人的政治路线的全面估价又是另一回事。”岂只是对托洛茨基,对曾经痛骂为“叛徒”、“逃兵”和“工贼”的加米涅夫,列宁在革命后一样既往不咎。夸大、伪造并利用二人过去分歧的只是斯大林的三驾马车,耿耿于怀的只是洛崇先生而已。
  然而,关于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分歧,不过是斯大林集团所编造的诸多神话之一,作者只不过拾其牙慧罢了。让我们来听听列宁自己怎么说:

  “是的,是的,我知道。关于我同他的关系,他们说了一大堆谎话。好像,他们说了一大堆谎话,特别关于托洛茨基和我。”(高尔基《弗拉基米尔•列宁》)

  托洛茨基如是补充道:

  “是的,关于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关系,他们说了一大堆谎话。但是你怎能把过去那种可怜的手工业方式的说谎同今天正式组织起来的、全俄和全世界规模的说谎相比呢?过去的说谎者是黑色百人团、白卫分子、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现在采用这个方法的是斯大林集团。”(托洛茨基《斯大林伪造历史》)

  如果说作者无法接受这样的“政治攻击”,当然也无法理解为什么马克思一面把恩•弗列罗夫斯基的《俄国工人阶级状况》称为继《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之后“最重要的一本书”,称作者是“一位严肃的观察家、勤劳无畏的劳动者、公正的批评家、大艺术家,而他首先是一个愤恨形形色色的压迫、憎恶各种各样的民族颂歌、热情地分担生产者阶级的一切痛苦与希望的人……”,一面又在书页上写下“老一套的幻想”、“荒谬”、甚至“驴!”之类的抨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托洛茨基一生中挖苦、批判、激怒过多少人,过激的言辞本来就不可避免,但是:“工人运动的基础是最尖锐地批评现存社会。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避免批评,想要禁止争论呢?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消灭言论自由吗?”(恩格斯)
  那么,作者洛崇先生质疑什么呢?从头到尾质疑的只是托洛茨基的“权力欲望”。他的“不断革命”论是如此,接近列宁或布尔什维克是如此,和列宁论战也是如此,他写《论列宁》、《十月的教训》是为了“以列宁来印证自己的伟大”,“反对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的完美”是用来阻碍革命实践的,反对党的官僚化只是为了“撤换党的主要负责人”并取而代之,然而,作者之抨击托洛茨基,多么像那些充满资产阶级偏见的文人之抨击列宁的“独裁专断”。不论坚持“不断革命论”还是反对“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论,都有其——按洛崇先生过于含糊的说法——“国际主义框架”,准确地说都建基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性。而“社会主义国家”本身就是一个相当可疑的、矛盾的概念,至多是一个关于短暂的过渡社会的概念。毛泽东同样算不上革命国际主义者,而只懂得跟资本主义国家搞和平共处,他的招牌一直是狂热的民族主义。至于作者谴责托派持“不断革命论”为左右逢源、投机的招牌,这是纯系捕风捉影的诛心之论。丹尼尔•辛格在《谁的新千年》第六章《团结工会的悲壮传奇》中谈到七十年代后期波兰工人的抗争时写道:“工人们与之斗争的政权自称是共产党的,但共产党员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就像当时人们所说的:如果这些人的所言所行是社会主义,那就像对牛弹琴——它根本就不懂你弹的为何物!”或者如鲁道夫•巴罗《抉择——对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批判》一书所痛斥的,那些真正同意共产主义原则的共产主义者,要打着灯笼去找。恩格斯说,工人阶级从任何地方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来得快。不幸的是,从过往的悲剧中,《尘封的面具》的作者什么都没有学到。

 

结语

  在这篇被改造成“论文模样”的“历史散文”中,作者竟可以对斯大林的罪行轻轻带过而毫无根据地极尽赞美之能事,对托洛茨基的责难,则不仅空泛而且充斥着可笑又可怜的偏见。这些指斥,当作者转换一个立场,比如站在托派立场上谴责斯大林,可以照用如仪,可见其空泛的程度。文章中只有党、中央、领导人、派别、路线,却没有真正的具体的工人、农民、士兵、社会环境。作者几乎不谈论当时苏联革命后的社会状况,没有把党内斗争的内容与要点同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联系起来,相反,却跟许多最庸俗的资产阶级墨客以及斯大林主义御用文人走到一路,把什么都归结为个人的“权力斗争”,以打擦边球的勇气否认了当时布尔什维克党的官僚化。马克思主义者决不否认党和领袖的作用,“尽管在建设德国党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投入和成果都很多,但是他们冷静地对待这些成就。他们把希望寄托于党员群众,而不是其领导人。这种做法确定了党内民主的重要性。”(奥古斯都•尼姆茨《马克思和恩格斯——未被颂扬的缔造民主飞跃的英雄》)。列宁在阐述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时,就指出,其中一个条件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和领袖的存在。但是,“把政治机构当做偶像来崇拜的想法不仅和他的性格格格不入,而且使他感到深恶痛绝”。布尔什维克权力的集中化和官僚化在十月革命以前的地下活动年代已经萌芽,这种集中化使得年轻的革命官僚(委员们)“对革命工人远比对他们自己更坚决,更严厉,甚至在迫切需要注意倾听群众呼声的时候也宁愿独断专行”。当时的斯大林正是这些“年轻的革命官僚”和“实践家”之一。《斯大林评传》对此做过具体的评析,有一节关于列宁和斯大林在1905年革命中对苏维埃、群众运动不同态度的比照:
  “革命的第一年是以彼得堡枪杀向沙皇请愿的游行工人开始的。柯巴就1月22日事件的呼吁书最后提出了这样的恳求:
  ‘让我们携起手来团结在各地党委员会的周围吧!我们连一分钟也不应当忘记:只有党委员会才能胜任地领导我们,只有党委员会才能指引我们走进那……“乐园”……’”
  而列宁在日内瓦“对起义群众提出了下列恳求。他在一位同事的文章中加上了这样一句话:
  ‘让几百年来受剥削、受苦受难的生活在你们心头积下的愤怒和仇恨发泄出来吧!’
  这句话里完完全全地表现出列宁和群众一起仇恨,一起反抗。这种反抗精神深入骨髓。他并不要求起义的群众必须得到‘委员会’的批准才能采取行动。”
  这就是山鹰和柯巴的最形象的对比!苏维埃是工人眼中的“无产阶级政府”。由于苏维埃直接代表了群众,对柯巴来说,它是“外来的政治机构”,“是委员会的强有力的竞争者。所以在1905年革命期间,柯巴对苏维埃置之不理。从实质上看,他对革命本身也是置之不理的,恍惚是在和革命生气似的。”(P88-92)
  对《尘封》的作者来说也是如此。出于对党、中央以及斯大林本人的迷信和偏爱,作者先入为主地把批判对象当作“野心家”来看待,把斯大林当作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当然继承者、忠诚的捍卫者,在史实的引用方面则任意地裁剪取舍。刮掉涂抹在这些例证上的贬义词就会发现,这些例证远不足以供作者得出任何确定的结论,何况许多判断、评价和材料的供应商正是斯大林伪造历史的两班倒工厂。他没有揭下“托洛茨基的画皮”,只不过把斯大林硬戴在托洛茨基脸上的画皮重贴了一次。所用的语言和手法,假如说不上恶毒,至少是偏见兑上无知的一杯浊酒罢了,或者,用麦克斯•伊斯特曼的话说,官僚层所赖以维持的“感情的虔诚、思想的糊涂”,在作者身上两美兼备。
  本人算不上托派,不论对托洛茨基还是对他的信徒,我的感情和态度都不是“悲天悯人”,更没有掉过一滴“资产阶级小姐”泪,有的只是无条件的钦佩和敬意。事实上,作者错漏百出的文章部分地必须归因于他所掌握的资料的缺乏,这种缺乏和偏见加在一起,使得作者客观上成了斯大林造谣机器的牺牲品。比如1927年底1928初苏联发生的粮食收购危机,斯大林取消新经济政策实行农业集体化等等,作者忘掉了或者根本不知道此前斯大林和布哈林在“发财吧!”的叫声中唱的是双簧(斯大林唱的是低音)。而他们的政策所遭受的危险部分曾经为托洛茨基所预见,部分已在托洛茨基的著作中有了极为具体的评述。本文的批驳很不全面,但是,要逐点驳斥作者在材料和论点上的错误和偏见,需要相当长的篇幅,而且许多人已经做过,做得相当透彻、具体、出色。文中我所引述的资料及观点大部分出自托派及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我不认为这有丝毫的不公平,或是出于个人成见作祟。他们有足够的证据和理由——虽然总是缺乏机会和权利——为自己辩护,不只为自己,为“先知”的荣耀,也为这近百年被涂改、歪曲、伪造的历史,为社会主义和人类的未来。

 

2003-4-11

 


※ 附注:六十年代初,印尼共产党是世界上尚未取得政权的共产党中最大的党。在这个有一亿人口的国家里,印尼共产党有三百万党员、三百多万青年团员。还有二千万人属于它所领导的工会及群众组织。在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共产党在数量上有这么优越的力量足以夺取政权的。中苏分裂后,印尼共支持北京。
  北京要在印尼作一个抉择:支持反苏加诺资本主义政府的工农革命,抑是培养苏加诺的友谊与联盟。它选了后一条道路。
  在毛泽东的赞同下,印尼共产党不但不反对苏加诺,反而以苏加诺政府是“反帝”为理由,臣服于苏加诺政府。自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五年,苏加诺愈来愈限制自由人权和政治权利。他在一九五九年解散了民选的立宪会议。从此以后,他就像国王一样统治国家。他这种做法得到印尼共产党的完全支持。提议解散立宪会议的不是别人,就是印尼共产党主席艾地(D.N.Aidit)!艾地于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在印尼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上的演讲,把该党的阶级合作路线说得最直截了当了:
  “从事民族斗争的时候,我们必须坚定地坚持基本的原则:把阶级及党的利益放在民族的利益之下,换句话说,把民族的利益放在阶级及党的利益之上。”
  当它的资产阶级盟友在一九六五年九月向它进攻的时候,它一点准备都没有。印尼的将军才能毫无忌惮地执行历史上最血腥的屠杀之一。到一九六六年底,死亡人数在五十万至一百万之间。
  印尼的事变并不是统治阶级的突袭或有效率的军事组织等聪明计谋的结果。印尼共产党的弱点,不在技术上,而在政治上。它教育群□期望统治阶级的自由派来领导他们,期望从现存社会中得到正义,相信将军们不会采取极端的手段。这种教育的结果是瘫痪了群□的抵抗意志,使他们甚至在屠杀开始的时候,还相信事情会解决的——并不是要他们起来反抗,而是要他们被动地等候困难过去。因此,印尼的工农所得到的结果是个可怕的历史悲剧,他们到现在还在受惩罚。可是,印尼共产党的行为不止是悲剧。它是罪恶地叛卖它所领导的群众。
 
——【美】伊文思(Leslie Evans)《毛泽东以后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