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建国:唯议会主义的悖论——社会民主党的自我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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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陈独秀与中国革命网 

 

唯议会主义的悖论——社会民主党的自我毁灭

作者:杜建国


  众所周知,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时期,为了获得政权,欧洲古典社会民主党普遍采用了单纯依赖议会道路的战略,即唯议会主义战略。笔者认为,在实践中这一战略逐渐地走向了自己的反面,社会民主党最终因固守这一战略而招致自我毁灭。这并非是某一国家的特例,而是普遍现象。本文试图对这一点加以论证。本文重点分析的是欧洲社会民主党最重要的成员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同时对奥地利法国挪威等国的历史也做了一下简要的回顾。


德国

  大致可以说,社会民主党是在十九世纪后期欧洲无产阶级争取选举权的斗争中登上历史舞台的。资本主义世界实行普选权——也就是说无产阶级拥有议会选举权的历史其实并不长。在此之前,资产阶级与其它统治集团一直长期独占议会,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因纳税、财产、教育等资格限制被排除在议会选举之外,那时的议会纯粹是一个阶级议会,而不是全民议会。早期工人运动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争取选举权的历史。《共產党宣言》发表时,欧洲所有国家的无产阶级都没有选举权,《宣言》将“争得民主” 即争得普选权视为当务之急。1863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前身)建立时,对争取选举权自然也义不容辞。时任德国首相的俾斯麦认为,与其始终拒绝改良直至引发革命,还不如在工人运动尚未强大的时候就主动地授予无产阶级选举权并加以控制为好。满脑子旧式贵族家长观念的俾斯麦,自信获得选举权后的工人阶级仍将继续听从他这样的贵族老爷的教导,而不会去支持乱党。1866年,他将此付诸实施(不过德国议会并不掌握实权,而且在最大的普鲁士邦一直实行三级选举制,而非直选)。出乎其所料的是,越来越多的工人成为社会民主党的支持者。俾斯麦对其当初的决定懊悔不已,于1878年制定了“反社会民主党人法”来进行补救。再次出乎其所料的是,社会民主党不仅经受住了打击,反而继续壮大。1890年,“反社会民主党人法”被迫取消。
  此后直至一战爆发,围绕着如何取得政权这个核心问题,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指导思想大致经历了如下的演变过程。
  社会民主党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正日益分裂为直接对立的两大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毫无疑问,无产阶级处于多数地位。既然如此,在争得普选权后,无产阶级就能够通过选票获得议会中的多数。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将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将自己的代表送入议会,最终形成多数,掌握政权,然后彻底改造资本主义(这也就是托克维尔们所担心的“多数人的暴政”)。
  社会民主党也认识到,当他们获得议会多数或将要获得多数时,资产阶级不但不会将其财产和统治拱手交出,不但不会“屈服于这种和平的和合法的革命”,反而会发动“维护奴隶制的叛乱”,(1)用非法的暴力手段来摧毁社会民主党的合法选举成果。社会民主党应该做好应对这种不可避免的局面的准备,做好自卫和反击的准备。为此,首先就要积蓄自己的力量,同时还要防止在议会外与资产阶级发生冲突,以免在自己还不够强大的时候就与资产阶级过早地爆发决战。另外,对于议会外斗争,从其低级形式到最高形式的­革命,社会民主党在原则上持支持态度,但是对于将来具体如何进行,则是模糊不清。
  在这一战略的指导下,社会民主党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大战之前已经牢固地确立了德国第一大党的地位。社会民主党的壮大势不可遏,令资产阶级束手无策,距离最后的胜利似乎是指日可待。
  但是在发展壮大的同时,新的问题又出现了。首先,议会选举中的巨大成功,使社会民主党日益满足和依赖这一方式而不愿再去尝试其它的斗争方式。其次,社会民主党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壮大,产生了一个未曾预料到的后果。社会民主党在资产阶级面前,本来是除了“锁链”以外一无所有,本来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主动权在自己一边,不过现在他们通过斗争已经拥有了庞大的组织和不容忽视的地位,他们越来越看重这些斗争成果,于是战果转化成了包袱。社会民主党开始变得患得患失,还没有“失去锁链、获得一切”,就开始产生保守心态了。对失去既有成果的担心,又反过来促使社会民主党越发依赖于议会道路,唯恐在议会外的斗争,会让资产阶级找到借口,毁掉他们的既有成果。此消彼长,彻底改造社会的要求在他们的目标中的地位则是越来越轻。
  对这种观念最有代表性的阐述就是党的理论权威卡尔•考茨基在大战前几年开始倡导的“疲劳战略”。(2)考茨基虽未完全认定,但事实上已基本倾向于认为,只有在获得议会多数之后,在无产阶级的全部或绝大多数成为社会民主党的支持者之后,在面临与资产阶级进行最后决战时,才有可能和有必要进行议会外斗争;在此之前,不应该鼓励群众在议会外自己直接行动,不应该将议会斗争与议会外斗争结合起来。也就是说,议会外斗争既是没有必要的,也是不可能有前途的。权利的表达或民意的表达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议会投票,一种是议会外直接行动。多数也就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选票数,一种是人头数。如此一来,社会民主党就让无产阶级放弃了直接行动的权利,放弃了在议会外——街头和车间——形成多数的权利和反抗资本统治的权利。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除了参加议会投票之外,无产阶级只有规规矩矩地呆着的权利。如同之前爱德华•伯恩施坦所提出的浅薄的“修正主义”观一样,考茨基的这些观点尽管看起来似乎比前者更为深刻,但其实也并非什么理论独创,只不过是对已经形成的经验的事后简单加工罢了。
  迷信议会、迷信合法手段和惧怕群众在议会外直接行动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下去后,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相信单纯依靠议会手段就会取得最后的成功,相信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完全能够用议会的合法的方式解决,相信资产阶级也会永远遵守议会规则。于是乎资产阶级破坏法律毁灭社会民主党的选举成果和剥夺其合法存在的权利的危险不存在了,对决战胜负的担忧演变为干脆否认决战的存在。这实际上是企图仅仅依靠党,确切地说是靠党的上层、党的议会党团(3)在议会内的行动来完成只有依靠整个无产阶级的直接行动才能完成的任务。这种唯议会主义战略,单纯议会战略,片面议会战略,尽管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才被明确写入党纲(社会民主党1921年格尔利茨纲领和1925年海德堡纲领),但事实上早在大战爆发前就已经在党内占据支配地位了。
  罗莎•卢森堡当时就反对这种唯议会主义的幻想,反对将议会斗争和议会外斗争割裂开来。(4)她指出,一方面唯议会主义论夸大了议会外斗争的危险性,并非所有的议会外斗争都会招致与资产阶级的过早决战,另一方面,唯议会主义又对议会外斗争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毫无认识。
  单纯依赖议会道路难以实现其所欲达到的目标——获得议会多数。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处于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地位,其生存、工作的具体状况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只通过日常的宣传手段而全部组织起来。即使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工作不被打断而长期进行下去,他们也难以做到将无产阶级的全部或绝大多数吸收为其成员或支持者。无产阶级中肯定有大量的阶层,或者对政治活动漠不关心,或者追随资产阶级政党。单靠议会手段和日常工作是不可能改变他们的这种状况的。与之相比,在街头和车间采取直接行动时——比如群众罷工,无产阶级会更容易地冲破部门、阶层、地区、政治倾向等种种束缚,一起投入到斗争中去,从而实现本阶级的统一和团结。不仅如此,社会民主党的组织也将随着这一斗争而扩大。不是只有组织强大到已控制了多数群众时才能进行议会外斗争,而是只有通过坚决的议会外斗争才能吸引广大群众加入到组织中来。
  除了带来直接的物质和组织成果外,尤为重要的是,议会外斗争的锻炼得以使无产阶级能够积累与资本进行斗争的经验,增强反抗资本的信心。只有拥有了经验和信心以后,无产阶级人数上的优势才会发挥出实际的效用。纵令按照考茨基们设想的那样,无产阶级不用经过任何议会外斗争就获得了议会多数,那么到时候面对资产阶级的叛乱,没有经过任何议会外斗争锻炼的无产阶级又怎能对付得了呢?
  议会外斗争对争取选民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除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直接对立的两大阶级外,还有数量众多的城乡小资产阶级和其他的中间阶层。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斗争中,都需要争取这些中间阶级的支持。这些中间阶级是很难用单纯的经济纲领来加以吸引的,他们拥护的常常只是斗争中更加强大的一方。他们要么跟在资产阶级后面欺压无产阶级,要么跟着无产阶级起来反抗资本的统治,他们既可能充当反抗者,又可能充当压迫者。人们总是喜欢追随强者的。无产阶级若是不能在议会外斗争中充分显示自己力量的强大和意志的坚定,而是一味地逃避退缩,那么中间阶级肯定就会倒向资产阶级;反之,则会成为无产阶级的拥护者(十月革命中,无产阶级就是以其坚决、有力的进攻,赢得了城乡小资产阶级的支持或中立的。而希特勒的获胜则是右翼势力通过议会外斗争获得中间阶级支持的典型,参看后面的论述)。
  卢森堡的批评被党视作异端,本人则遭到打压排斥。顺便指出,战前卢森堡与考茨基论战时,列宁和托洛茨基都没能参与进去,这不能不说是件令人遗憾的事情。
  唯议会主义在实践中不仅存在着如上诸多缺陷,更危险的是,还暗含着使党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发生根本颠倒的极端趋势。最初和本来应该是,无产阶级通过自己的组织和工具社会民主党,利用包括议会在内的各种手段来行自我解放。但是在实践中,党成了与议会的结合体,逐渐把议会方式看作唯一的和至高无上的,也就是把党自身或党的利益看作是至高无上的。如此一来,本末发生了倒置,手段变成了目的。社会民主党,不再是无产阶级至上主义者,变成了议会至上主义者。作为议会道路的受益者,党的领袖们变成了一群工运议会官僚,一群寄生在工人运动躯体上的官僚。社会民主党对自己的现状,对自己在工人运动中的官僚地位,对自己在资本秩序内获得的些微蝇头小利心满意足,他们不再致力于通过议会道路使无产阶级获得解放,而是致力于对工人运动的控制和对现状的维持。本来社会民主党应该与无产阶级“没有任何不同的利益”,现在,尽管无产阶级还没有失去锁链,但是他们已经“赢得了一切”。长此以往,当无产阶级的利益能够且只有用包括议会外方式在内的不同手段来捍卫的时候,也就是说当党的利益与阶级的利益在历史关键时刻发生冲突的时候,党将不惜牺牲阶级的利益来保全自己得既得利益,党将与阶级为敌。
  在战前环境下,这种唯议会主义或议会至上主义战略的进展还算顺利,等到大战爆发后,形势急剧变化,其巨大危害暴露无遗。社会民主党的唯议会主义战略最终非但没能获得胜利,反而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它相信单凭议会手段就能够赢得多数,但这始终没有变成现实;它将赢得议会多数作为自己的目标,但是当工人阶级通过议会内与议会外相结合的斗争方式能够获得议会多数的时候,他却阻挠这一目标的实现;它反对对资产阶级施加暴力,却勾结资产阶级对群众施加暴力;它致力于无产阶级的团结与统一,但是当无产阶级不再追随它时,却不惜在无产阶级内部制造分裂和仇杀;它把固守合法性当作行动的基础,但是最终它却被资产阶级剥夺了合法存在的权利。社会民主党的唯议会主义战略遭到了完全的彻底的失败。

  大战爆发后,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对战争的支持和随后对俄国革命的敌视,造成了社会民主党的分裂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分裂。1917年,被开除的少数派组成了独立社会民主党。独立社会民主党里面鱼龙混杂,考茨基等代表着右翼,以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为首的斯巴达克派是该党的左翼中的左翼(后面我们将会看到,独立社会民主党在德国革命中远不能起到布尔什维克在俄国革命中的那种作用)。另外,从大战后期开始,柏林工人群众越来越受新成立的革命工长组织(又译做工厂委员会)的影响,革命工长组织主要由独立社会民主党左翼控制。社会民主党在分裂后则继续坚持护国政策,战争末期,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和菲利普•谢德曼(社会民主党的两位主席)们还直接加入到政府中去帮助统治阶级稳定残局。
  1918年11月9日,十一月革命(5)爆发了,柏林的工人和士兵自己起来推翻了霍亨佐伦王朝的统治。第二天,仿照俄国无产阶级的榜样,柏林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6)成立,并在全德工兵代表苏维埃大会召开前代行其职能。(7)社会民主党在苏维埃占据了多数,苏维埃授权社会民主党组建临时政府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这也是模仿苏俄)。艾伯特们知道自己在激进工人中缺乏支持,便拉拢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独立社会民主党加入全权代表委员会。李卜克内西加以拒绝,而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右翼领导人接受了邀请,将自己与艾伯特们绑在了一起,抬高了艾伯特们,贬低了自己。苏维埃和全权代表委员会宣布德国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一个苏维埃德国已经建立起来。(8)德国革命开端阶段所达到的高度其实超过了俄国革命,一上来就是苏维埃单独掌权,不存在苏维埃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双重政府并存的阶段。
  虽然苏维埃已经建立起来,但是并不巩固。革命将往何处去?德国将往何处去?
  艾伯特们口头上拥护苏维埃和社会主义,但是实际上却是反其道而行之,竭力使历史倒转回去。尽管他们仅仅是由于受惠于群众议会外的直接行动才得以掌权的,但是他们仍旧反对群众的直接行动,反对群众直接行动的组织产物苏维埃。战前社会民主党人对工人群众议会外直接行动的反对和阻挠,到艾伯特们这里已经发展为敌视和仇恨。
  艾伯特们并不敢公开反对苏维埃和社会主义(这两者其实是同一事物,苏维埃赋予了社会主义以具体内容),这样做会立即被群众抛弃。他们采取了另外一个战略,那就是借全民性的立宪国民议会来否定阶级性的苏维埃。面对苏维埃已经掌权的既成事实,艾伯特们宣称其只是一个阶级组织,还缺乏足够的合法性,只有经过全民性的立宪国民议会的批准后才能最终确立合法性;德国是不是实行苏维埃制度,应该由国民议会来决定,由全体德国人民投票决定;在获得批准之前,苏维埃应该自我克制,自我约束,也就是自我取消;在国民议会召开之前,无产阶级没有继续扩大在议会外已开始了的直接行动的权利。艾伯特们诡称道,只有这样才是遵从“民主”原则,否则就是图谋少数人的“专政”。要么一切经过国民议会,单纯依赖议会道路,要么就是少数人的密谋暴动,就是少数人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多数人,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9)
  艾伯特们的主张貌似有理,但是这样的两难选择并不存在。
  首先,无产阶级有必要、有权利在议会之外直接行动,有必要、有权利在国民议会召开之前巩固和壮大苏维埃。表面上看,一切经过国民议会似乎是不偏不倚、颇为中立的,既不偏袒资产阶级,也不偏袒无产阶级,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统治,首先不是因为其拥有的议会多数,而是因为其在议会外的统治事实。(10)十一月革命后,旧的王朝统治被推翻,资产阶级失去了昔日的最高政权守护者,但是他们在议会外的统治,也就是在经济社会司法行政领域以及更小程度上在军事领域的统治,还完好无损或只是稍受冲击。此时阻止苏维埃运动的深入发展,实际上就是庇护资产阶级在议会外的统治。难道只许在资产阶级骑在无产阶级脖子上的情况下进行选举,就不许在无产阶级将资产阶级掀翻在地的情况下进行选举吗?资产阶级凭什么有这样的特权呢?反过来讲,在国民议会召开之前,如果说苏维埃不具备合法性的话,那么资本的统治也同样不具备合法性。艾伯特们果真要将其一切都要经过国民议会批准的原则贯彻到底的话,那么就不仅要工人阶级和苏维埃进行自我约束,资本同样也要遵从这一约束,在国民议会裁决资本是否有权利存在、也就是是否有权利统治一切之前,资本也要放弃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将自己的一切权力交出来。但是事实上,艾伯特们只是将这一约束加在苏维埃头上。艾伯特们的所谓一切经过国民议会的主张背后,实际上是借口议会多数压制无产阶级的议会外多数——苏维埃,只许资产阶级在议会外占据多数,不许无产阶级在议会外占据多数,阻止无产阶级的议会外多数和议会多数结合起来。
  其次,无产阶级不仅有权利建立和扩大苏维埃,有权利拒绝坐等国民议会的决定,而且这样做也绝不会像艾伯特们宣称的那样会导致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与议会全民民主不同,苏维埃这一新型的议会外阶级民主,使民主在广度(由政治而经济)上和深度(由间接而直接)上都得到了扩展,其内部的民主性自不待言。不仅如此,苏维埃完全可以和国民议会结合起来,议会外民主完全可以和议会民主结合起来,议会外多数完全可以和议会多数结合起来,而不是对立起来。一项事物或行动获得合法性可以通过两种途径或方式。通常是先征得议会的批准认可,然后再行动。另外一种,就是先付诸行动,然后再获得议会追认。对于苏维埃这样的新生事物,通过第二种方式获得合法性更是情理之中。
  在已经建立苏维埃、初步形成议会外优势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对抗艾伯特们的战略应该是用议会外多数促成议会多数,通过坚决巩固和壮大议会外多数,影响和感染更多人的倾向和情绪,进而由议会外多数转变为议会多数。(11)这就要求无产阶级能够冲破艾伯特们的阻挠,彻底清除、推翻资产阶级在议会外的统治,真正做到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使无产阶级的统治变得不容动摇。无产阶级将自己的强大力量和坚定意志完全展现出来后,会促使本阶级中残余的动摇分子和介于资产阶级于无产阶级之间的中间阶层转变为苏维埃的支持者,议会外的多数将转化为议会多数。资产阶级已经被苏维埃踩在脚下了,有什么理由能让群众继续支持他们和反对苏维埃呢?由于无产阶级本来就占据德国人口的多数,此时召开国民议会,不仅在议会外,而且在议会内,无产阶级都将占据多数。毫无疑问,议会将会批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既成事实,议会全民民主将授予议会外阶级民主以合法性,“民主还是专政”的两难选择也就不会产生了(在一个现代议会制国家,无产阶级完全可以通过获得议会多数开始执政,但是即使如此,也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为资产阶级必将会发动叛乱来推翻合法的工人政权,不要忘记多尔富斯、佛朗哥、苏哈托、皮诺切特这些例子。工人阶级单凭议会手段根本无力镇压资产阶级的叛乱,必须依靠自己在议会外的直接行动,而坚决的议会外行动必然导致苏维埃的成立。无产阶级将通过苏维埃镇压资产阶级的叛乱,剥夺资产阶级的财产,然后对之实行自我管理。此时,权力的重心也将由议会转到苏维埃手中。无产阶级推翻资本获得解放,大致可以通过如下三种途径。第一,通过苏维埃在议会外先掌权,遭到议会反对,苏维埃推翻议会自行执政,如俄国革命;第二,通过苏维埃在议会外先掌权,议会再加以追认、批准;第三,无产阶级先控制议会,进而再组建和依靠苏维埃来击败资产阶级的叛乱,开始对社会进行全面自我管理。殊途同归,要想完成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最终必然需要走上苏维埃的道路。)。反之,在国民议会召开前,如果无产阶级在议会外与资产阶级进行的争夺中遭到失败,苏维埃被粉碎,那么国民议会将会产生另外一种结果。由此可见,艾伯特们的主张纯粹是迷惑无产阶级的诡辩,德国面临的选择根本不是什么“民主(即国民议会)还是专政?”,而是“无产阶级主导的国民议会还是资产阶级主导的国民议会?”,或者说是“苏维埃主导的国民议会还是志愿团主导的国民议会?”。
  艾伯特们虚构了这一两难选择来将革命引入歧途,至于他们自己,与他们对工人的要求相反,他们从来就不把希望单单寄托在国民议会的选举上。艾伯特们不断地将权力攫取到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手中,力图完全架空苏维埃。除此之外,艾伯特们准备一有机会就对柏林工人进行武力镇压,从组成临时政府的那天晚上起,艾伯特便就此与德国军方首脑——应该是前霍亨佐伦王朝军队的残余部分的首脑——建立了秘密联络。兄弟相争,竟不惜引仇敌为援。
  12月16——19日,第一届全德工兵代表苏维埃大会召开。独立社会民主党主张国民议会的选举应该尽量后延,等革命得到巩固以后再举行。但是社会民主党占据了多数,大会决定尽快也就是于一个月之后的1919年1月19日,进行国民议会的选举,德国政体将任由国民议会决定,苏维埃将听从国民议会对自己命运的裁决,而不是坚决要求国民议会必须接受自己。
  艾伯特们赢了第一局,但这远不是决定性的胜利。国民议会是不会在真空中召开的。如前所述,国民议会的结果,取决于其选举和召开是在什么样的状态下进行的,或者说其选举和召开是由什么样的力量所支配的。是在群众力量继续壮大,革命情绪持续高涨的情况下进行,还是在群众力量被压制,被击垮,情绪消沉士气低落的情况下进行?两者的结果是截然相反的。如果是前者,国民议会必将会做出追认苏维埃统治的合法性的决定。
  就在苏维埃做出了自杀性决定的同时,几十万柏林工人正在会场外高呼着“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进行抗议。无产阶级的力量并没有随着全德苏维埃大会的一纸决定而烟消云散,群众的情绪还在继续激化,苏维埃大会的决定随时可以被改变。
  艾伯特们很清楚这一点,不击败柏林的工人,国民议会的召开就不会产生满意的结果。因此他们并不静待国民议会的召开,而是争取在国民议会召开之前就制服柏林的工人。但是在整个柏林,艾伯特们影响甚微,他们既受到群众敌视,又缺乏忠于自己的武装,慑于群众的力量,反动武装一直不敢进入柏林。要达到目的谈何容易。
  12月24日,作出召开国民议会的决定还没几天,艾伯特们所能控制的少数兵痞就企图解除驻柏林的部分革命水兵的武装,不料此举竟被水兵和工人击退。艾伯特们颜面丧尽,庆幸的是水兵和柏林的工人没趁势把他们推翻。迫于群众压力,独立社会民主党退出了联合临时政府。艾伯特们陷入孤立,一筹莫展,但是又没有别的出路,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向柏林工人挑衅。一次偶然事件引发了艾伯特们与柏林工人的决战。
  1月4日,艾伯特们又作了一次尝试,免去了柏林警察总监艾希赫恩的职务,艾希赫恩是左翼独立社会民主党人,深得柏林群众的支持。工人群众被艾伯特们的挑衅激怒了,革命工长组织号召群众于次日进行武装示威。1月5日下午,约有五十万人听从召唤手持武器走上了街头。要么不要轻易地呼唤群众上街,要么一旦开始就坚决果断地干到底。但是,面对自己召唤来的群众,领袖们没有做出任何实质决定。到晚上,工人自发地占领了报社、出版社、电报局等机构后,起义事实上已经开始。见此情景,革命工长组织才宣布成立革命委员会,号召推翻艾伯特政府。
  做出这样的决定以后,领袖们本应趁热打铁,一鼓作气,将决定付诸实施。但是他们却优柔寡断,畏首畏尾,谋而不断,断而不行。次日,数十万群众继续集合在街头等候发起进攻的指示。此时,艾伯特们困守在政府大楼内,缺兵少卒,坐以待毙,闯进去将其逮捕易如反掌,即可大功告成。面对此情,艾伯特们吓得魂飞魄散,真可谓惶惶不可终日。(12)但是领袖们却仍旧犹豫不决(其内部分歧不详)。见领袖们迟迟没有行动,艾伯特们便对其大讲无产阶级的团结和统一,呼吁通过谈判解决分歧,借此来拖延时间,期待事态发生转机。作为手下有五十万武装工人的领袖,革命委员会的多数成员,竟然决定与这些命悬己手者谈判。(类似的场景在古代历史中经常可以看到。造反的农民包围了贵族的城堡,贵族们假惺惺地宣称,有话好好说,不要动武,不要胡来,什么条件我都可以答应,于是农民纷纷回家。等援兵到来后,贵族便立即对散去的农民进行屠杀)。
  革命工长组织的成员主要是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左派,斯巴达克同盟并没有积极地参与一月事件,卡尔•李卜克内西等人是以个人身份参与的。卢森堡本人并不看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左派——事实也是如此,因此拒绝与他们一起行动。当领袖们在犹豫不决的时候,卢森堡大声疾呼要赶快行动,否则就会面临可怕的失败。可惜无人理会。(13)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群众的热情是不会持续太久的,他们在大街上已经苦苦等待了两天。最后,在领袖们的优柔寡断和一月严寒的双重夹击下,群众逐渐垂头丧气,四散回家。这就是德国无产阶级的悲剧,在此刻,他们所爆发出来的力量无比强大,但是却仅仅因为领导的无能而烟消云散,化为乌有。(14)
  1月7日,街头上的群众已经所剩无几。
  见此情景,艾伯特们不再大讲团结和统一,中断了谈判,开始反扑。艾伯特们调动志愿团进入柏林,进行“总清算”。志愿团由旧军队中最反动的拒绝被遣散的残余分子以及其他反动分子组成,由资本家出资支持,按照艾伯特们的标准来说,没有丝毫的合法性可言。此前他们一直畏惧群众,哪敢染指柏林,如今群众已经散去,他们可以为所欲为了。
  1月9日,遭受艾伯特们愚弄(15)的群众领袖呼吁总罷工和进行反抗,但是旋即又试图与艾伯特们谈判。群众对他们的优柔寡断和反反复复失望之极,响应反抗者无几。优势现在转到志愿团一边,他们对继续坚守在街头进行抵抗的工人进行了屠杀。1月14日,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被志愿团卑鄙地暗杀(卢森堡成了那些蠢货们的牺牲品)。柏林终于恢复了秩序(当然还需要很多后续战斗,才能彻底打垮柏林工人)!自1918年11月以来一直在议会外占据优势的无产阶级被击败了,资产阶级绝处逢生。
  苏维埃主导的国民议会没能召开,召开的是志愿团主导的国民议会。议会外斗争的结果决定了议会选举的结果。1月19日,在无产阶级遭到沉重失败的氛围的笼罩下,进行了国民议会的选举,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所获选票未能过半。资本主义德国获得了合法性。自1918年11月9日开始的苏维埃德国的历史结束了。
  艾伯特们及各式各样的庸人们咬定,国民议会的选举结果证明当时德国人民的多数并不希望抛弃资本主义。其实不然,那只是志愿团获胜后才出现的结果。倘若一月事件中的获胜者不是志愿团,而是柏林工人,那么苏维埃将会改选,旧军队的残余势力将会被彻底肃清,包括皇室、军头、资本家和艾伯特们在内的战犯将受到审判,“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在全德国将全面实现。此时国民议会也就是说德国人民的多数,必将会宣判资本主义德国的死刑,必将会赋予苏维埃德国以合法性。
  艾伯特们还宣称一月事件是一场由斯巴达克派所预谋的少数人的暴动。如前所述,这既非是少数人——而是绝大多数柏林群众——所参与的,也不是一场密谋的结果——五十万人同时上街能是密谋所致吗?更不是斯巴达克派主使的。后来斯大林主义者解释一月事件时,称艾伯特们有意挑动柏林工人在时机不成熟的时候发动起义然后借机进行镇压,这与艾伯特们出发点不一致,对历史真相所起到的混淆作用倒是一致的。

  艾伯特们将资产阶级从革命浪潮中拯救了出来,但是资产阶级并不领情。一俟最危险的关头渡过,资产阶级马上就恩将仇报。十一月革命爆发后,战争后期德军的实际首脑鲁登道夫(兴登堡是名义上的)因为惧怕无产阶级的审判而逃到国外。1919年2月(即一月事件后)重新返回德国后,鲁登道夫说道:“革命派让我们都活了下来,这真是愚蠢之极。因为,如果我一旦再掌权的话,就会毫不宽恕。那时我要把艾伯特、谢德曼等一伙绞死,看他们的尸体挂在空中摇晃,心中毫无内疚”。(16)1920年3月,鲁登道夫与以志愿团为主力的右翼势力发动了卡普政变来回报社会民主党。无产阶级通过总罷工迅速地挫败了政变(17)。但是社会民主党不愧是“愚蠢之极”,他们不但不幡然猛醒,反而继续作着与资产阶级维持共识的美梦,政变者未受到任何惩罚,武装反抗政变的工人却遭到了镇压。政变失败后,鲁登道夫加入了纳粹党,成为希特勒的战友,志愿团分子则构成了刚刚组建的冲锋队的核心。
  1921年尤其是1923年以后,德国政局逐渐趋于稳定。战后革命失败了,不过工人阶级的力量还完整地保留着,他们仅仅是被击退了,等待时机卷土重来是完全可能的。从革命中侥幸逃生的资产阶级对工人运动恨之入骨,必欲斩草除根。另外,大战的失败,革命的惊吓,凡尔赛条约的枷锁,资产阶级所蒙受的这些羞辱,尽管纯属咎由自取,但是他们非但不自责自省,反而归罪于工人运动这所谓的“十一月罪人”。对报复和迁怒于人的发泄的渴望,令资产阶级对工人运动的敌视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是工人运动力量尚强,资产阶级只能被迫与之共存。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谁也不能立即彻底战胜对方,造成了一种不稳定对峙局面。
  这种对峙状态是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的。即使对峙中的双方都不愿或都无力打破这一僵局,那么世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会将其打破,逼迫双方进行决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没有使世界经济走出困境,并没有解决列强之间的矛盾,凡尔赛体系只是暂时勉强将这些矛盾压制下去,这只会使其不可避免地在将来以更猛烈的方式爆发出来。在即将到来的危机中,资本主义既不会自动崩溃,也不会自动地再转化为长期的繁荣,危机的结局,取决于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两者之间谁能够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方。一个危机严重的资本主义德国,同时还身受凡尔赛体系的枷锁,根本无法承受与一个强大的工人运动并存这样的负担,除了将危机负担转嫁到工人阶级头上,资产阶级别无出路。这就需要将工人运动彻底摧毁。只有在摧毁工人运动、解决国内问题之后,资产阶级才能重新完成军国主义化,重新进行一次世界大战来决定谁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先报复工人运动,再报复协约国,纳粹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也只有在具备这一系列的条件以后,世界资本主义才能摆脱长期危机的纠缠,开辟一个新的繁荣时代。也就是说,只有在工人阶级遭到毁灭性失败的基础上,世界资本主义才能重新恢复生命力。德国将要面临的选择,正如卢森堡被害前所预见到的:不是社会主义,就是野蛮主义。(18)
  1929年危机爆发后,不稳定的对峙局面结束了。魏玛共和国已经无法继续存在下去了,要么摧毁工人运动,要么被无产阶级推翻,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出路。当资产阶级决心要消灭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整个工人运动时,社会民主党却企图继续维持那种不可能再维持下去的妥协局面。面对资产阶级的步步进逼,他们不愿进行抵抗。既然放弃了抵抗,那就只能乞求通过让步来继续维持与资产阶级的妥协。让步,只有在对方愿意并且能够与你共存的情况下才会导致妥协,而当对方除了消灭你之外没有别的出路且他们已抱定了这样的决心时,让步不仅不会奏效,反而只会增加对方的力量,削弱本方的力量,从而使自己的处境更趋恶化。如果说在十一月革命期间,社会民主党是在阻挠无产阶级在议会外对资产阶级的进攻的话,那么现在他们就是在阻挠无产阶级在议会外进行自卫。
  1930年,以社会民主党为首的联合政府垮台。此后议会多数派政府在德国再也没能产生,一直由总统兴登堡任命政府。不过社会民主党的力量仍旧十分强大,还继续控制着总工会和德国最大的普鲁士邦。在野的社会民主党对政府将危机负担转嫁给工人的政策持“容忍”态度,由改良主义者变成了“不改良的改良主义者”,(19)变成了取消改良主义者。理由是如果反对现政府,就可能导致比现政府还要反动的纳粹上台。这种政策令他们失去了大批支持者,与之相对应的则是纳粹的异军突起。1920年卡普政变的经验表明,资产阶级单纯依靠军事专政,根本无力与工人阶级相抗衡。(20)纳粹弥补了这一缺陷,纳粹既与资产阶级消灭工人运动的传统目标一致,又具有传统资产阶级所缺乏的群众基础。
  与社会民主党的盲目坚持唯议会主义战略相反,纳粹坚信“占有街道是通往国家权力的关键”。(21)1929年危机来临后,他们正是通过议会外斗争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议会选票,短时期内就由一个小党派一跃而为议会第一大党。纳粹的选民主要是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危机中的小资产阶级迫切需要一个强者将其从困境中解救出来。希特勒进行议会外斗争的首要武器就是冲锋队,冲锋队在议会外对社会党和斯大林主义共產党(共產党最初由斯巴达克派组成。1920年10月,独立社会民主党的主体加入到共產党中,其剩余部分在1923年与社会民主党合并)进行了坚决的挑衅和攻击,而社会党和共產党则是反击乏力。这使小资产阶级对希特勒极度敬畏,把他当作摆脱危机的唯一出路,将手中选票投给了他。社会党和共產党连自己都保护不了,整天被冲锋队撵得满街跑,又怎能吸引别人呢?议会外对抗的胜败决定了议会选举的胜败。
  1929年以后的德国议会选举,传统政党全面退缩,除了纳粹党,共產党是唯一一个力量增长的大党,只是不及纳粹增长明显。面对纳粹的进攻,共產党和社会民主党若是采取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和防守反击的战略的话,完全可以在街头上击败纳粹。(22)控制着经济命脉并有着良好组织的无产阶级,若是再具有坚定的意志,那么在其面前,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就只是一伙乌合之众。打垮冲锋队以后,纳粹在议会选举中的扩张势头将转到无产阶级一边;同时,无产阶级将取代资产阶级和冲锋队成为议会外的主人,这必然意味着苏维埃运动也就是革命再次变成现实。打垮冲锋队将开启无产阶级统治德国的序幕。社会民主党作为议会痴呆症患者早已是病入膏肓,因此历史主动权掌握在共產党手中。可惜当时共產党已经完全斯大林主义化了,正在执行斯大林的极“左”的宗派主义的“第三阶段”路线,视社会民主党——而不是纳粹——为头号仇敌,因此根本不能承担此使命。结果,两党内斗内行,外斗外行,彼此之间互不相让,势若水火,而当面对冲锋队的打击时却是除了逆来顺受之外没有别的反应。
  社会民主党对资产阶级在政府内外的进攻的逆来顺受,进一步助长了资产阶级的气焰。1932年7月20日,巴本右翼政府违反宪法,剥夺了社会民主党在其大本营普鲁士邦的权力。工人群情激昂,准备一声令下立即出击,就像当年击败卡普政变那样。(23)但是社会民主党却命令工人:“必须保持冷静!普鲁士的局势还没有最后定局,我们还可以诉诸于国家法院!……保持纪律,不要受煽动的影响!现在每个真正的战士都必须保持镇静!揭露那些鼓吹罷工的挑拨离间者”。(24)看来战士的天职,不是战斗,而是逃避战斗!社会民主党就这样放弃了自卫的权利,将政权拱手相奉,“红色的普鲁士”不复存在了。(25)社会民主党自我安慰道,“为重建有秩序的法律状态”,并不需要在议会外对资产阶级的违法行径迎头痛击,通过“全力去展开竞选斗争”就足够了。(26)看来对敌人屈膝投降就是赢得群众尊重和支持的灵丹妙药!药效立竿见影。选举随即于7月31日进行,结果群众纷纷弃社会民主党而去,已占据数十年的第一大党的地位被纳粹夺走。这次投降使资产阶级克服了内部分裂,敢于把宝押在希特勒身上,此前他们还害怕让希特勒上台会引发与工人阶级的内战。
  1932年11月选举再次举行,纳粹的扩张势头开始由顶点走上下坡路。1933年1月30日,资产阶级匆忙将希特勒扶上台,希特勒受命组阁。这对无产阶级来说意味着灾难降临,已无路可退。不过即使事已至此,反击的机会也不是没有的。希特勒政府只是总统制政府而非多数党政府,纳粹尽管是第一大党,但与其盟友加在一起也构不成议会多数,社会民主党与共產党的选票加在一起要超过纳粹。上台后希特勒对总罷工仍旧是提心吊胆,不管是冲锋队还是国防军,对总罷工都是束手无策。(27)但是,社会民主党死到临头还执迷不悟,不仅不奋起反抗,反而心存侥幸,幻想通过对纳粹俯首帖耳来换得苟且偷生的机会。“面对这个将要举行政变的政府”,社会民主党宣布自己将“牢牢地站在宪法和法制的基础上,并且一步也不离开这个基础……它将挑起斗争的责任仅仅留给它的对手”。(28)他们言行一致,完全做到了“一步也不离开这个基础”,就这样画地为牢坐以待毙,直至1933年6月被查禁。时任党主席的奥托•威尔斯尤其无耻,希特勒上台后,他压制工人起来抵抗,声称只要放弃抵抗就能安然无恙,但他自己呢,却撇下群众,在纳粹的容许下,借口去国外进行交涉而溜之大吉。至于斯大林主义者,他们则是在2月27日的国会纵火案后,面对镇压一枪不放,束手就擒,作鸟兽散。
  面对两党的投降,希特勒趁热打铁,于3月5日再次举行选举,终于与其盟友一起获得了梦寐以求的议会多数。纳粹冲锋队的核心,正是由当年杀害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的志愿团分子组成的。社会民主党自食其果,最终被自己所挽救与勾结的那些势力所摧毁。这就是社会民主党唯议会道路的最终结局。
  社会民主党和斯大林主义共產党在纳粹的镇压面前不战而降后,创立已达七十年之久并一度被认为是坚不可摧的德国工人运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世界无产阶级遭到了有史以来最惨重的失败。对于德国工人阶级来说,被摧毁的不仅仅是他们的组织,随之还有他们反抗资本统治、追求自我解放的意志和信心,这是更为深重的危害。他们追随社会民主党以及共產党已达数代人之久,但这种长期忠诚和奋斗的最终结局,竟然是不战而降,竟然是在危急时刻被领导们弃之不顾而任由纳粹去践踏。在遭受这样的打击以后,还能期待工人阶级内心会产生与此不同的结果吗?这是社会民主党和斯大林主义者对工人阶级犯下的极大的罪恶。领袖们有时竟恬不知耻地将失败的责任推到群众身上,但是事实是,在纳粹上台前后的关键时期,广大群众都渴望着起来与纳粹进行斗争,只是由于领导们的阻挠才没有开展起来。无论如何领导们也洗刷不掉自己的耻辱。
  ※
  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些以现实主义者自居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们的个人结局。
  1919年一月事件后不久,艾伯特当选为魏玛共和国第一任总统。但是,正如卢森堡被害前指出的那样,资产阶级在利用完艾伯特后,是不会容忍他这个出身低贱(马鞍工人)、外形平庸(矮胖墩)的“暴发户”(29)充当他们的国家元首的。艾伯特在职期间饱尝了资产阶级各式各样的羞辱,陷入无休止的诉讼当中。1925年2月,不堪折磨、心力交瘁的艾伯特在屈辱中死去。(30)
  谢德曼与艾伯特一起为镇压十一月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并出任魏玛共和国第一任总理。1922年6月,他遭到志愿团分子暗杀,险些丧命。
  考茨基一直充当社会民主党的辩护士,要人们相信社会民主党的前途一片光明。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耄耋之年的他只好在流亡中去继续实践他的疲劳战略了。
  伯恩施坦比考茨基要幸运一些,纳粹上台一个多月前他就去世了,他已经没有机会来检验和享受他的“修正主义”的最终成果了。
  最倒霉的要数鲁道夫•希法亭。直到1929年他还宣称“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将要经历长期的稳定与繁荣,话音未落,大萧条就降临了。1940年,他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被杀害。
  这就是这帮现实主义者们的下场。他们以为在将卢森堡这样的捣乱者清除后,天下就太平了,一切就如其所愿了,但不幸的是,他们恰恰毁于卢森堡所预言的野蛮主义势力手中。
  社会民主党的唯议会主义战略,早在1879年就在伯恩施坦等人的《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一文中初露端倪了。闻讯后老马克思和老恩格斯立即致信(此信直到1929年才得以公开发表)对这些“议会痴迷病症”(31)患者严加痛斥:倘若按此战略一直走下去,那么历史的发展将不会以他们的一相情愿为转移,相反,有朝一日他们将会堕落到在未来的关键时刻和军队一起去“向群众进军”的地步,随之他们自己也将“陷入既无法抵抗又无法逃脱的绝境”。(32)不幸而被其言中。社会民主党先是在1919年和军队一起去“向群众进军”,然后在1933年陷入了“既无法抵抗又无法逃脱的绝境”。
  批评者们常常将社会民主党的行径称作“背叛”,依我之见,这还是过于抬举他们了。真正的叛徒通过背叛维护了自己的利益,但是这些先生们在葬送工人运动后,除了自取灭亡之外又捞到了什么呢?难道可以说他们是在背叛他们自己吗?在社会民主党人身上,充分体现了几千年来那些欲与统治者作妥协的造反者的领袖们的共同特征——卑鄙下贱。一方面,他们极度畏惧统治者,甚至在其统治难以维持几近覆灭时仍旧认为其强大无比;另一方面,他们又十分藐视同处一个阵营中的那些造反者,看不到他们的力量所在。如果说他们在统治者面前是奴颜卑膝逆来顺受的话,那么他们在对待那些不愿惟其命是从的造反者时却又是横暴无比。二十世纪的人类历史中,又有谁能比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更为可鄙呢?


注释:

(1)恩格斯:《〈资本论〉英文版序言》,《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二版,第35页。

(2)考茨基的观点,参阅《考茨基言论》所收录的1912——1913年间的著作,《考茨基言论》,三联书店,1966年版;殷叙彝等:《第二国际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539——551页。

(3)马克思早就颇具预见性的指出,“议会制度已经使他们(即社会民主党——引者注)变得多么愚蠢”,在社会民主党眼中,党变成了“党的极少数国会议员”,议会党团取代了党。马克思:《马克思致弗•阿•左尔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0页。

(4)卢森堡的观点,参阅《卢森堡文选》下卷所收录的1910——1914年间的著作,《卢森堡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5)德国十一月革命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但是史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却是乏善可陈。德国历史学家K•S•平森在其所著的《德国近现代史》(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中称,一直缺乏一部翔实的德国革命史专著。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勃鲁埃1971年出版的《德国的革命(1917——1923)》,据说填补了这一空白,可惜目前还没有中译本。笔者关于十一月革命的论述,只能依据现有的材料,尽力而为之。

(6)工人代表苏维埃即工人代表委员会的产生和作为一种高于议会民主的新式民主的本质特征,参阅拙文《苏维埃还是立宪会议?——论十月革命新政权的合法性和民主性》。

(7)工人代表苏维埃即工人代表委员会,是无产阶级革命中的普遍现象,决非是俄国的特殊现象。笔者认为,在写作《论俄国革命》这部其生前并不愿发表的著作时,卢森堡可能对苏维埃的历史意义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德国11月革命开始后,卢森堡转变为苏维埃制度最热烈的拥护者:“如果有人(即艾伯特考茨基们——引者注)对我们毁谤俄国布尔什维克,我们永远不应忘记对此回答说:你们是从哪里学会你们今天的革命的初步知识的呢?你们是从俄国人学来的:工人士兵委员会……是俄国革命为世界革命提出第一批口号的。我们有把握说——这是由整个情势自然而然产生的——:在德国之后不管什么国家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它的第一个姿态也将是建立工人士兵委员会。”《卢森堡文选》下册,第545页。

(8)1918年11月10日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大会在《致劳动人民呼吁书》中宣布:“德国成了共和国,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目前,工人士兵苏维埃成了政权的执行机构。”11月12日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在《致德国人民书》中宣布:“在革命中诞生的政府,其政治领导机构具有纯粹的社会主义性质,并已确定实现社会主义纲领为己任。”《一九一八年德国十一月革命》,邸文编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67和70页。

(9)1918年11月28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召开国民议会的决议称“普遍的平等的与直接的和秘密的选举权……是按照人民的愿望……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手段”,社会民主党“坚决反对无论以什么借口,企图通过违反德国人民自身愿望的专政来剥夺德国人民自决权的任何人”。同上,第105页。

(10)“群众被资本的锁链束缚在那里,就必须在那里把锁链砸碎。只有这样才是社会主义,只有这样才能实行社会主义。”《卢森堡文选》下卷,第551页。

(11)当前善于将议会外斗争与议会斗争结合起来的典范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其最初的尝试可能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在智利推翻阿连德的行动,当时最后还是需要以皮诺切特这种“更高级”的议会外斗争手段来收场的。从最近几年“颜色革命”中的表现可以看到,中情局对此已经是驾轻就熟。2004年冬天的乌克兰事件最为典型,中情局及其爪牙先是坚决在议会外、在街头广场上挑起事端,然后形成议会外多数,最后在此基础上赢得议会多数。也有被挫败的,比如在委内瑞拉。

(12)临时政府的成员、一月事件期间镇压工人的刽子手古斯塔夫•诺斯克在其回忆录中对此有所描述,见路特•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国家党的起源的研究》上册,商务印书馆,第109——110页。

(13)参阅《卢森堡文选》下册中收录的在一月事件期间所写的文章。

(14)“德国革命没有列宁或托洛茨基。这样,尽管起义者开始占有很大优势,最后起义仍失败了。”卡尔•迪特利希•埃尔德曼:《德意志史》第四卷上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69页。

“德国激进分子的队伍缺少托洛茨基这样的人物”。卡尔•兰道尔:《欧洲社会主义思想与运动史》上卷下册,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071页。

(15)艾伯特们中断谈判开始对柏林工人进行镇压的第二天,群众领袖们在号召举行总罷工以反抗的呼吁书中讲到:

“革命的无产阶级表现了罕见的容忍和耐心。他们同敌人进行谈判,以避免继续发生流血事件,力求唤起这些无耻的刽子手们的良知。

这些家伙怀着阴险的目的对此表示赞同……致使会谈拖延了两天。他们带着阴险的准备和谈的假面具,利用这两天时间加紧军备,纠集外地的反革命部队,贿赂、麻痹和干扰现有的革命部队,武装其党羽和资产阶级,疯狂地加强军事政权。昨天星期三晚上,当他们认为凭借血腥的镇压权力已经作好了充分的准备后,就中断了谈判。”《一九一八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第140页。

(16)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上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第二版,第40页。

(17)总罷工的命令是由德国总工会的领导人——同时是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之一——卡尔•列金发出的。大战前卢森堡在宣传群众罷工时,列金坚决反对,据说曾经把称总罷工称作是“大胡闹”。他以其实际行动为那场争论画上了句号。

(18)《卢森堡文选》下册,第543页。

(19)托洛茨基语,原译为“不改革的改良主义者”,《托派第四国际资料》,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50页。改良主义者(即唯议会主义者)所取得的成就通常被夸大了。在经济长期繁荣时期,不仅改良主义者,就是保守政党也能主动做出改良。一旦转入长期萧条,一旦资本运转不灵,资本与原有的改良将难以共存。此时,要么屈从于资本的进攻;要么通过——也只有——完全剥夺资本来保住原有的改良成果,也就是说要想继续作名副其实的改良主义者,就必须转变为革命者。改良主义者们都选择了前者,也就是说变成了不改良的改良主义者。战前战后都是如此。比如,撒切尔上台后的那些改革,其实早在其前任工党执政时期就已经初步开启了。与之相对应,八十年代初期,法国社会党与共產党联手上台,声称要对资本发起进攻,但是一旦受阻他们便转而实行撒切尔那一套,不同之处只是不带有撒切尔的那种歇斯底里的意识形态叫嚣而已。

(20)1932年巴本曾计划完全解散议会,建立独裁内阁。军方坚决反对,理由是此举将引发总罷工,而军队根本无力镇压。为此巴本只好作罢。海因茨•赫内:《德国通向希特勒独裁之路》,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86页。

(21)克劳斯•费舍尔:《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93页。

(22)希特勒上台前,流亡中的托洛茨基一直持续不断地向德国工人阶级发出这样的警告和倡议,可惜斯大林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对此置若罔闻。参阅托洛茨基:《论德国法西斯主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网站,网址:http://www.marxists.org/chinese/12/marxist.org-chinese-trotsky-1932b.htm;费尔南多•克劳丁:《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工人党情报局》第四章之“德国的经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伊萨克•多伊彻:《先知三部曲》第三部《流亡的先知》第二章,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23)关于当时工人群众对反击的渴望和因领导的投降而遭受的心理打击,参阅《德国通向希特勒独裁之路》,第167——168页。

(24)曹长盛:《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1914—1945》,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27页。

(25)戈培尔对此评论道:“红色分子被消灭了。他们的组织不进行抵抗……红色分子错过了时机。时机绝不会再来”。尤利乌斯•布劳恩塔尔:《国际史》第二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445页。

(26)《德意志史》第四卷上册,第356页。

(27)《德国通向希特勒独裁之路》,第239页。

(28)洛塔尔•贝托尔特等:《德国工人运动史大事记》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27页。

(29)《卢森堡文选》下册,第552页。

(30)“诺斯克写道:‘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千真万确是被极端卑鄙的报纸直到他死以前几天一直在进行的可耻煽动逼死的。……他在任职期间一直受到痛苦的折磨。’”埃里希•艾克:《魏玛共和国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335页。

(31)《马克思致弗•阿•左尔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391页。

(32)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二版,第681页。

 

奥地利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的实践是唯议会主义破产的另一个典型,尽管与德国的情况有所不同。
  与其他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一样,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成立后的首要任务也是争夺普选权。经过数十年的不懈斗争,直到1906年奥地利工人阶级才赢得了选举权。不过这一胜利的功劳可能应该更多地记在俄国工人阶级头上,正是由于1905年俄国革命,不仅打击了沙皇,而且吓坏了欧洲各国的统治者,使他们赶紧做出改良以免陷入与沙皇同样的尴尬境地。(1)
  1918年大战结束后,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面临的局面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相似。哈布斯堡王朝垮台后,奥地利工人阶级组建了苏维埃并掌握了实际权力,不仅工人运动的传统支持者,甚至是公务员、职员、知识分子也纷纷加入到苏维埃中。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成为奥地利工人的目标,否则他们干吗要建立苏维埃?(2)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自身则与德国社会民主党有所不同。从组织上讲,他们没有发生严重的分裂,大战结束后,奥地利工人阶级仍旧继续聚集在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之下,新成立的共產党力量很微弱。从思想上看,他们对艾伯特们的行径也是有所批评(大战后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退出了第二国际,但是也不愿加入第三国际,于是组织了一个第二半国际。1923年,第二半国际与旧的第二国际合并,组成了新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奥托•鲍威尔(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和理论家)们口头上支持苏维埃制度,甚至不反对苏维埃直接掌握政权,承认奥地利当时完全可以立即做到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然而,他们又认为尽管苏维埃可以掌握政权,但是不能保持政权住,如若直接实行苏维埃专政,就会“以一场毁灭革命的国内战争告终”。(3)他们对苏维埃能否保住政权则没有信心,也就是对奥地利工人阶级的力量没有信心。在鲍威尔们眼里,敌人的力量太强大了,首先,工人阶级不占人口多数,至多接近一半,数量众多的农民并不支持无产阶级;其次,革命面临着不利的国际环境。(4)因此苏维埃如果直接掌握政权,只有死路一条。
  为了避免这一毁灭性的结局,就不能让苏维埃掌握政权,就“必须借助于民主的形式来进行和解决。因此我们首要的任务是进行立宪国民议会的选举”。(5)这其实是自相矛盾的。难道无产阶级通过选举执政后,那么就不会爆发毁灭性的内战了?原来所面临的困难就烟消云散了?
  这就要求工人阶级进行“自我克制 ”,(6)将其热情从苏维埃转向议会选举。
  但是,无产阶级并不愿自我克制,他们不像鲍威尔们那样自轻自贱,认定自己在斗争中没有获胜的可能,而是积极投入到苏维埃运动中。
  这种状况的存在,在鲍威尔们看来是因为“旧的统治机关的垮台使群众充满了过高估计本身力量的自我意识”。(7)“无产阶级的广大群众看不到这种危险”,(8)“对于协约国资本主义的强大却一无所知”,(9)“渴望这样的国内战争”。(10)幸亏有社会民主党在!(11)这些革命前的“革命的教唆者”们,一旦革命来临后就变成了“革命的制动手”(12)。社会民主党作了巨大的努力,终于使革命得以“自我克制”,终于将革命引向了歧途。
  鲍威尔们以上所列举的反对苏维埃掌权的理由底是其真实想法呢,还是其本来就不愿革命而以此作为逃避斗争的借口呢?这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单从表面的言论来看,这些理由都不成立。
  鲍威尔们担心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会遭到协约国的封锁而立即毁灭,那么苏维埃俄国怎么没有因此而毁灭呢?鲍威尔们在渲染协约国的强大力量的时候,曾具体举例说明,奥地利革命一旦获胜,马上就会遭到意大利军队的镇压(13)。这真是一派胡言,这种危险根本就不存在,奥地利革命期间,意大利也同时掀起了革命浪潮(见下一节的论述),意大利资产阶级尚自顾不暇,哪还有力量再去对付奥地利。
  鲍威尔与艾伯特们一样,陷入了“民主与专政”的这一虚幻的两难选择之中,当然,鲍威尔可能并不像艾伯特们那样是有意识地以此来迷惑工人。如本文德国部分所述,这一两难选择根本不存在。社会民主党完全可以靠坚决实行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来赢得其它非资产阶级阶层的支持,从而赢得议会多数。鲍威尔们说农民还没有支持无产阶级。农民与无产阶级并没有直接的经济冲突,简单地说,他们是墙头草,他们只会追随强者。无产阶级若能坚决彻底地击溃、铲除资产阶级,那么农民就会成为无产阶级的支持者,难道此时农民还会继续支持一个已被无产阶级踩在脚下的资产阶级吗?况且鲍威尔们自己也承认,当时的农民也是对资产阶级心怀不满的。(14)后来的事实从反面证明,恰恰是因为鲍威尔们的懦弱胆怯,才使其始终无法在议会选举中赢得农民的支持。
  1919年2月立宪国民议会进行选举,社会民主党虽然高居首位,但是未能过半。鲍威尔们甚至与资产阶级组成了联合政府。社会民主党在主动“自我克制”的情况下尚能取得如此成果,如若坚决进攻,获得议会多数是完全可能的。此时苏维埃还继续存在,工人群众的革命情绪还没有消退。1919年3月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和德国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奥地利正好从中将两国连接起来,如果奥地利再加入进去,将从根本上改变整个中欧的力量对比。但是经过鲍威尔们的努力,奥地利苏维埃最后做出放弃援助的决定,坐视两个苏维埃共和国因孤立无援而被摧毁。
  1920年10月,议会通过了新宪法。随后举行了新的选举,社会民主党跌落到第二位,从政府中退出。奥地利资产阶级的统治得以名正言顺的保留下来。如同艾伯特们在德国所作的那样,鲍威尔们挽救了奥地利资产阶级,只是没有像艾伯特们那样与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屠杀工人。

  社会恢复“常态”以后,一切从头开始,社会民主党重新朝着赢得议会多数的目标努力。社会民主党长期控制着维也纳等城市地区,资产阶级政党基督教社会党(亲墨索里尼。顺便说一下,如今在中国大红大紫的哈耶克的老师米瑟斯,就是这一奥地利法西斯以及墨索里尼的支持者,哈耶克本人的倾向不详,他们总是很少谈及自己在这方面的具体情况)以及较小的德意志人民党(亲德国以及纳粹)则主要依靠农村选民。鲍威尔们与艾伯特们还是有所不同的,他们没有堕落到那种对资产阶级破坏其合法性的危险视而不见的地步,提出了“防御性暴力”的思想。革命后资产阶级建立了法西斯武装家乡保卫团,为了与之抗衡,1923年社会民主党也建立了自己的准军事部队保卫共和同盟。1926年11月,社会民主党制定了新的党纲,明确地指出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获得议会胜利时必将会发动叛乱:“资产阶级不会自愿地放弃自己的掌权地位,……一旦普遍选举权有把政权交给工人阶级的危险或者已经把政权交给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就会推翻民主共和国,建立君主主义的或法西斯主义的专政。”为此,无产阶级只能放弃单纯的议会斗争,以牙还牙,“用专政手段来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15)
  完全正确!对于此纲领,鲍威尔自诩为“现实主义意识”同“理想主义激情”(16)的结合。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一旦需要付诸实际行动的时候,一旦需要以牙还牙的时候,鲍威尔们的“书呆子习气和庸人天性就占了上风”,(17)他们只是一群无可救药的议会痴呆症患者而已,只知道以逃避斗争为能事,如其在1918——1919年的表现一样。

  1927年4月,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取得重大进展,选票达百分之四十三。鲍威尔得意地宣称:“在六年半的时间里,我们多得了大约7%的选票。我们还要争取多少呢?为了取得政权,我们仍然必须走一段大约与1920年以来已经走过的同样长的道路……。再经过一、二次以上的选举,我们将可以结束资产阶级的统治。”(18)话音刚落,鲍威尔就挨了资产阶级当头一棒。1927年7月,由于法院判决枪杀工人的法西斯分子无罪,工人火烧了司法部,警察大肆枪杀工人。现在是该使用“防御性暴力”的时候了,但是鲍威尔们却阻止工人进行武装反击,只是举行了短暂的抗议罷工来敷衍了事。资产阶级拒不让步,并为警察的暴行欢呼叫好。鲍威尔们则抱怨资产阶级“气量狭小”,(19)不像他那样千方百计地想把奥地利从内战中拯救出来。鲍威尔们就是如此把胆怯懦弱看作是气量宽宏的。7月事件的胜利,使资产阶级开始在城市占得了上风。此后,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的挑衅日益加甚。
      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获胜,奥地利资产阶级受到了鼓舞,也做出了进攻尝试。1933年3月,墨索里尼所支持的基督教社会党政府的总理多尔富斯借故取缔了议会。但是作为议会第一大党,社会民主党再次逃避战斗,对政变只是进行了口头抗议而不了了之。这次政变为资产阶级日后建立法西斯专政奠定了的基础。
  面对资产阶级日益伸近的屠刀,鲍威尔们继续拿空话来应付工人和安慰自己。1934年初,鲍威尔再次指出:“经验告诉我们,一旦资产阶级哪怕只要看到民主制的权力有落入一个要下决心要剥夺资本家、实行生产资料社会化的工人政府手里的危险,他们就力图炸毁民主制并投入法西斯主义怀抱的危险。”(20)
  对此资产阶级丝毫不担心,知道鲍威尔们并没有兑现反抗诺言的勇气。没过多久,1934年1月底,法西斯武装就开始解除工人组织的武装。基层工人要求反击,鲍威尔们竟然加以禁止。2月11日,工人们忍无可忍,不顾禁令自发地开始了还击,内战已经打响。直到此时鲍威尔们才做出了反击的决定,但是为时已晚。鲍威尔们长期一贯的投降政策,早已令广大工人群众灰心失望,总罷工的命令没能得到全面响应,工人瘫痪资本的最有效的武器丧失了。胜负已定。但是保卫共和同盟的工人战士们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不愿像一年前德国工人阶级那样一枪不放就投降,继续坚持与正规军队和法西斯武装进行力量悬殊的战斗,直至最后。他们捍卫了自己的荣誉。随后社会民主党被取缔,鲍威尔们开始了流亡。
  此时距鲍威尔1927年的预言不多不少,正好七年,只是结果完全相反。
  事后鲍威尔们承认:“我们本来可以在(1933年多尔富斯政变时——引者注)3月15日用总罷工来回答。那一天的条件对于进行一场有效的斗争是最有利不过的。恰好在那时发生的狂风暴雨般的德国反革命惊醒了奥地利的群众。工人群众等待斗争的信号。……当时我们也许有可能获胜。但是我们当时在斗争面前退缩了。……我们避开斗争,因为我们想。国家免去一场流血内战的灾祸。内战在十一个月以后终究还是爆发了,但它是在对我们非常不利的条件下爆发的。这是一个错误,我们最致命的错误。”(21)
  不仅“本来可以在”1933年进行斗争,本来还可以在1927年就进行斗争,本来还可以在1918——1919年就进行斗争!本来资产阶级命悬己手,可是却放虎归山。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不同,鲍威尔们明知议会外决战不可避免,但是依旧一味逃避,企图逃避那无法逃避的斗争,最终,他们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一样没能逃离“既无法抵抗又无法逃脱的绝境。”(22)


注释:

(1)“须知奥地利的普选权实际上是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争得的。”托洛茨基:《我的生平》,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版,第177页。

(2)“形式上政府把苏维埃当作监督机关,实际上政府听苏维埃的命令。但是有时苏维埃也撇开政府并且反对政府而独立行动。” 奥托•鲍威尔:《奥地利革命》,《鲍威尔言论》,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231页。

(3)同上,第239页。

(4)“协约国能够切断我们的煤炭和粮食供应,使我们遭到饥荒;他们能够用军队占领我们的国家,或者听任我们遭受邻国的进攻。”同上,第229页。

(5)同上,第237页。

(6)同上,第263页。

(7)同上,第252页。

(8)同上,第236页。

(9)同上,第230页。

(10)同上,第236页。

(11)“防止革命运动以一场毁灭革命的国内战争告终。没有一个资产阶级政府能够完成这一任务,它无力抵抗无产阶级群众的仇恨和不信任。只有社会民主党能够完成这个无比困难的任务。” 同上,第239页。

(12)同上,第252页。

(13)同上,第237页。

(14)同上,第232页。

(15)奥托•鲍威尔:《德意志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纲领》,《鲍威尔言论》,第327——328页。

(16)奥托•鲍威尔:《“奥地利马克思主义”》,《鲍威尔言论》,第357页。

(17)列宁:《政论家短评》,《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二版,第149页。

(18)费尔南多•克劳丁:《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工人党情报局》,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3页。

(19)奥托•鲍威尔:《议会演说》,《鲍威尔言论》,第353页。

(20)奥托•鲍威尔:《民主制和社会主义》,《鲍威尔言论》,第408页。

(21)奥托•鲍威尔:《奥地利工人起义——它的原因和后果》,《鲍威尔言论》,第422页。

(22)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二版,第681页。

 

意大利


  与大多数欧洲社会民主党不同,大战期间意大利社会党的主流没有站在本国政府一边,不过也没有达到布尔什维克变战争为革命那样的高度。大战结束后,意大利社会党支持俄国革命,要求加入共产国际。共产国际认为其内部缺点太多,除非做出重大改善,否则不予以接纳,双方为此暂时难以达成一致。社会党后来的表现证明了共产国际的判断并非空穴来风。
  与其他战胜国不同,战后意大利不仅没捞到什么好处,相反如同那些战败国一样陷入了危机当中。资产阶级因为将国家拖入一场徒劳无益、令其破产的战争而威信扫地。意大利社会党则因过去的反战政策,威望迅速提高。与其它中西欧国家的社会民主党的情况不同,意大利社会党不仅在无产阶级当中,而且在农民当中也获得了极大的支持。1919年大选,社会党成为第一大党,占全部选票的三分之一。1919年10月,党通过了新党纲,明确宣称:“一个革命的时期已经开始,在这个时期里,社会的深刻变化将导致此后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统治……。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工具(国家,地方行政区和文官)绝不可能转变为无产阶级解放的机构……,必须建立新的无产阶级机构(工农代表会议,公共经济委员会,等等),这些机构首先应该在资产阶级统治时期作为用暴力斗争争取解放的工具,然后作为社会和经济改革以及在共产主义新秩序下重新进行建设的机构。”(1)作为理论来说,这完全正确。但是,社会党根本不懂得如何在实践中加以遵循。
  战后意大利最初的两年,被称作“红色的两年”中,不仅无产阶级情绪激进,农民也是不甘落后,自发地开展了夺取土地的斗争。1920年8月——9月,革命浪潮达到了顶点。1920年8月底工人发起大罷工并占领了所在的工厂。占领运动迅速蔓延到所有工业区,整个北部意大利全部被占领浪潮所淹没。工人接管了所有事务,发起了工厂委员会运动,苏维埃已具雏形。
  面对工潮,资本家向政府求救,但是政府根本就无力镇压。首相乔利蒂对此答复道:“有必要让工业家们明白,任何意大利政府都不会只为了保护他们的钱财而付诸武力或着惹起一场革命。”(2)乔利蒂不是不想镇压,而是无力镇压,他当时拿不出一兵一卒来对付工人。如果冒险进攻,反倒会“惹起一场革命”,让工人窥破虚实,打消对政府势力的顾虑,乘机扩大战果。于是,“银行家、大工厂主、和大地主有如即将被前去宰杀的绵羊,等待着社会革命的到来。如果说统治阶级惊慌和胆怯能够引起一次共产主义革命的话,那么意大利人民在1920年9月本来是可以像进行多少次共产主义革命就进行多少次共产主义革命的。”(3)
  不过资本家并没有完全绝望,他们寄希望于出现运动无果而终自行退潮的可能。乔利蒂后来讲到:“以武力和流血来镇压一种运动就会在社会生活中留下经数十年而不消散的仇恨和复仇心理,但如果让这种运动在不遭抵抗的情况下自行丧失力量,运动的参加者就会明白自己的行为无济于事,运动也就会永远结束。影响意大利工人阶级的布尔什维主义病毒就是这种结局。从那时起,社会党就开始走下坡路,不到两年,它便被法西斯主义完全击败。” (4)事实的确如此。不过这番话所表明的,到底是乔利蒂高瞻远瞩洞悉时事的先见之明呢,还是其后来的自我吹嘘呢,还是二者兼有呢?因为还缺乏足够的材料,本文作者目前还不能就此做出最终判断。
  资本家足够幸运,乔利蒂的冒险的不作为策略获得了成功。当时对于运动来说,不仅要接管工厂,还需要接管所有的经济部门;不仅要接管经济领域,还要接管政治领域,要建立苏维埃,架空和取缔旧政权。只有这样才能获得胜利。但是社会党对于议会外斗争一窍不通,没能抓住机会,采取坚决的措施将运动推向深入,从而掀起一场全面的苏维埃革命。(5)不进则退,革命一旦进入开启阶段,如若不能深入发展,必然只有退却的结局。占领工厂运动也不例外,运动因缺乏领导无法进一步深入下去而不得不自行退潮。9月底,占领工厂运动一无所获地结束了。
  工人全力以赴,最终竟一无所获,如同白忙活,瞎折腾,士气因此大大低落。而在中立者眼中,革命也变成了一场无结果的令人厌恶的骚乱而已,从而使工人运动的社会支持率大大降低(6)资产阶级逃过这一劫后,立即全力反扑,墨索里尼和法西斯黑衫队登场了。革命高潮期间,墨索里尼躲在一边,根本不敢公开与工农运动为敌。从1920年11月开始,在政府、资本家、军队警察以及梵蒂冈的支持下,黑杉队趁势对退却中的工人运动发起进攻。(7)革命高潮时期无所作为的社会党,也决不会在退却的时候表现出色;没有勇气进攻者,也不会有足够的勇气进行自卫。黑衫队靠大头棒和蓖麻油直至机关枪,逐一将社会党的各地组织打垮,最终完全摧毁了工人运动。1922年10月,墨索里尼踏着工人运动的废墟登上了权力的宝座。
  一场革命由于未能获胜而迅速地转化成了反革命。德国和奥地利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只是没有意大利那样迅速,在其革命和反革命之间,横亘了一个较长的不稳定的对峙时期,一个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峙的时期,直至被本国的墨索里尼——希特勒和多尔富斯所打破。

 

注释:

(1)G•D•H•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第四卷上册,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355页。

(2)理查德•博斯沃思:《墨索里尼》,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4年版,第174页。

(3)尤利乌斯•布劳恩塔尔:《国际史》第二卷,上海译文出版社,第240页。

(4)卡尔•兰道尔:《欧洲社会主义思想与运动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137页。

(5)“意大利当时面临崩溃的危机。但是没有爆发革命,这并不是由于有什么人能堵死革命的道路,而是由于工会同盟不想进行革命。”《国际史》第二卷,第240页。

(6)“虽然意大利工人占领了所有工厂,但是党却没能担负起自己的职责。九月行动使资产阶级从颓废状态中振奋起来,而党对九月行动的态度更促使资产阶级转而采取了攻势。屠拉梯先生说,九月行动所以不成功,是因为意大利工人还不成熟,虽然占领了工厂,却不善于管理生产。其实,他的话并没有说错,因为意大利工人一直没有把屠拉梯和塞拉蒂(分别为意大利社会党右翼和中派领导人——引者注)分子从自己队伍中清除出去。”托洛茨基:《世界经济危机与共产国际的新任务》,《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4页。

(7)“今年4月,还是那一家《新苏黎世报》就意大利局势发表评论说:‘在1919年,资产阶级政党衰败不堪,涣散无力,束手无策,在纪律严明的赤色分子齐心协力的冲击下,节节败退。在1921年,资产阶级却抱成团,满怀胜科的信心对付布尔什维克,而布尔什维克则毫无斗志,不敢轻举妄动。这都多亏法西斯分子。’”同上,第52页。

 

法国


  进入十九世纪后期以后,同德国、奥地利等国的工人运动相比,作为早期大陆工人运动的先锋,法国工人运动要逊色得多。这是因为第一,巴黎公社的失败使法国工人运动元气大伤,短期之内难以恢复;第二,法国工业发展缓慢,无产阶级的队伍不能跟德国相比;与之相对应的是第三,城乡小资产阶级的影响在法国较为强大。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工人运动才逐渐恢复到与其昔日的荣耀相匹配的地位。为了让工人运动充当其与英法资产阶级结盟的工具,1935年5月斯大林——赖伐尔条约签订后,斯大林突然从先前的极“左”的宗派主义的“第三阶段”路线一下子跳到了极右,开始采用“人民阵线”的阶级合作政策。“人民阵线”的人民,不仅包括无产阶级,城乡小资产阶级,还包括部分所谓的热爱民主的进步的资产阶级。斯大林主义者过去视社会民主党为“社会法西斯主义”,不许在无产阶级内部组成统一阵线,现在反而不仅要联合社会民主党,甚至还要联合部分资产阶级,来共同组成“人民阵线”反对法西斯。也就是说,只反对法西斯,不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党与法共很快就找到了共同语言。
  1936年5月大选,人民阵线获胜。社会党和共產党原来只打算在人民阵线中充当配角,但是工人阶级却通过选票表明了他们的真实倾向,结果社会党与共產党力量倍增,社会党作为人民阵线中和议会中的第一大党得以在历史上首次组阁。不过,工人群众并不满足于仅仅通过议会投票来表达自己的意愿,莱昂•布鲁姆(社会党首脑)还未上任,一场自发的大罷工便悄然爆发并迅速蔓延到全法国。与以往不同,罷工的工人不仅停止了工作,还占领了工厂。资本家已经开始丧失对社会的控制。“宁要希特勒,不要布鲁姆”!(1)被吓坏了的资本家叫嚣道。不过法国现在还没有自己的希特勒,资本家只好先请求布鲁姆们帮助平息罷工浪潮再说。6月6日布鲁姆上任后,资本家心急火燎地向他恳求“把他们的权威归还给他们”,否则下一步就会看到“苏维埃在他们的企业中创立”。(2)资本家们对革命的理解倒是比布鲁姆们深刻、透彻得多,他们知道何种方式才是对他们的统治的最大威胁。6月7日——8日,布鲁姆牵头,总工会与老板们进行谈判,资本家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工人的条件,签订了著名的马提翁协定。长达数十年的斗争也无法争得的改善,在革命的威胁下一夜之间就变成了现实。但是这一协定根本不能令工人复工,罷工在继续和扩大。如果社会党和共產党能够利用他们的执政党地位促进工人的行动的话,苏维埃将会迅速地遍布全法国,如前面的资本家所言。不过布鲁姆们和多列士们又怎能像资本家们那样了解革命呢!对于他们来说,能够登上总理宝座就已经是超乎所望了,至于进一步推动革命就更是他们连想都不愿想的了。斯大林的忠实走狗法共总书记莫里斯•多列士现在转变为维护资本的急先锋,革命已经开始了,他却宣称“人民阵线不是革命”。(3)6月11日,多列士劝导工人,“目前的问题还不是如何取得政权的问题。大家知道,我们的目标仍然是建立一个工农兵苏维埃的法兰西共和国。但是,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办到的。”因此,“必须善于结束罷工”。(4)罷工浪潮由于缺乏领导力量,最后逐渐平息下去了。
  布鲁姆们企图“把最大剂量的改良主义注射到法国这样的民主资本主义社会中去”,(5)但是在严重危机期间要求资本家贯彻改良措施,那是不可能的,资本自有其独特的生存方式,资本家的日子已经不好过了,再让它背上改良负担只有死路一条。要么迫于资本压力取消改良措施,要么将对资本的进攻进行到底,也就是彻底结束资本的统治,除此之外无路可循。布鲁姆们没能触动资本,一俟革命威胁消失,资本家就加紧报复,意图收回对工人的让步和恢复自己受到动摇的权威。经济局势日益恶化,布鲁姆们违反原来的许诺,转而要工人做出牺牲。最后“人民阵线”不得不灰溜溜地下台、散伙。“人民阵线”既得罪了资产阶级,又让无产阶级失望。“人民阵线”破产后,法国笼罩着浓重的反动气氛。1940年夏天,法国资本家终于安心了,希特勒和贝当成了他们的守护神,布鲁姆则被关进了集中营。“宁要希特勒,不要布鲁姆”,变成了现实。这就是布鲁姆们帮助资本家摆平革命的下场。

 

注释:

(1)让—皮埃尔•阿泽马与米歇尔•维诺克: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12页。

(2)吕一民等选译:《一九一八——一九三九年的法国》,商务印书馆,1997版,第113页。

(3)费尔南多•克劳丁:《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工人党情报局》,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4页。

(4)《法国共產党历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164——166页。

(5)《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工人党情报局》,第215页。

 

西班牙


  就在法国人民阵线获得选举胜利的前夕,1936年2月由社会党、共產党等组成的人民阵线也在西班牙获得了胜利。1936年7月,佛朗哥们马上发动了武装叛乱。共和国方面根本没有自己的军队,无产阶级自发地武装起来击败了叛军的第一次进攻。在自己组织和武装起来抗击佛朗哥的同时,工人也开始占领工厂,农民也开始分配土地,无产阶级革命事实上已经开始了。但是西班牙社会党、斯大林主义者以及力量尚强的无政府主义者们,死守“人民阵线”的教条,坚决要联合那个并不存在的民主派资产阶级——资产阶级都跑到佛朗哥那里去了——来反对法西斯派资产阶级,为此决不许对资本发动进攻,否则会吓跑资产阶级民主派同盟者。当工人群众不听从他们的摆布,继续坚持独立的阶级立场和组织时,他们自己干脆充当起资产阶级来,对工人群众进行武力镇压,而且反咬一口,将工人诬为佛朗哥的同伙。这就是西班牙内战中的内战,共和阵营内部的内战。斯大林主义者在事件中的表现比社会党更为卑劣。当工人革命力量被阻止和镇压下去后,共和阵营随之受到削弱,无力与佛朗哥抗衡,这导致了佛朗哥的最后胜利。(1)
  无产阶级在自我解放的过程中肯定需要同盟军,但是这个同盟军必须以不妨碍工人阶级的统一和力量为前提,借口需要同盟军而不惜压制无产阶级,那纯粹是因小失大,本末倒置,更不用说为此而不惜自相残杀了。在此笔者仅对西班牙事件做一下简单的介绍,其详细论述留待以后完成。
  顺便说一下,乔治•奥威尔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一书,描述了西班牙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以及共和阵营对之镇压的情况。资产阶级难以对此书加以歪曲利用,因此此书也就不像他的另外两本著作《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那样广受吹捧了。


注释:

(1)参阅费尔南多•克劳丁:《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工人党情报局》,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2——253页。

 

挪威


  地处北欧的挪威工党的历史,虽然不像前述国家那样风云跌宕,但是却因托洛茨基的介入而使其在戏剧性方面毫不逊色。托洛茨基自1929年被斯大林驱逐出苏联后,面对着一个“没有签证的星球”,(1)一直漂泊不定无处安身。1934年挪威工党上台执政。次年夏天,托洛茨基获准以政治难民身份进入挪威。工党要向世人展示自己的博大胸怀,赐给这个革命家一立锥之地。
  此事激起了挪威亲纳粹的吉斯林党徒以及斯大林的强烈抗议。斯大林当时正对托洛茨基进行缺席审判,罪名之一是与资产阶级法西斯勾结反对苏联。托洛茨基在挪威以及其它国家的遭遇则表明,事实正与此相反——斯大林与“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和法西斯主义的资产阶级联合起来迫害托洛茨基。面对双重压力,工党政府觉得为自己的轻率义举付出如此代价是不划算的,于是一改初衷,自食其言,先是将丝毫未曾卷入挪威本国政治的托洛茨基拘禁起来,后又将其驱逐出境。
  1936年8月,当工党政府剥夺托洛茨基的人身自由时,托洛茨基警告他们:“这是你们在自己本国向纳粹投降而迈出的第一步。你们会为此付出代价的。你们以为自己处在安全之中并且可以自由处置一个政治流亡者,但请你们记住这一点,纳粹将把你们连同你们的草包首相一起干出自己国家的那一天,已经不远了。”(2)
  1936年12月被逐出挪威前往墨西哥时,托洛茨基再次警告道:“你们可以在肉体上消灭我们,但在道义上,你们都会自己扭断自己的脖子,犹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一事上扭断自己的脖子一样。……再过三五年,你们将全都成为难民。”(3)
  工党的“侏儒”们将这一警告视为笑谈。然而不出四年,1940年春天,希特勒果真占领了挪威,吉斯林分子取工党而成为挪威的统治者,工党的大臣们和他们的国王也“全都成为难民”。这时候他们终于记起托洛茨基的预言了。

  以上就是笔者对欧洲社会民主党历史的回顾。时至今日,还有人号召要向社会民主党人学习,据说他们代表着一种更加高级的政治智慧。请问,向他们学习什么呢?向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欧洲全军覆没的这样一种政治流派学习什么呢?学习他们空前绝后的自我毁灭的艺术吗?

 

注释:

(1)托洛茨基:《我的生平》,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版,第45章。

(2)伊萨克•多伊彻:《先知三部曲》第三部《被流亡的先知》,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70页。

(3)同上,第382页。


二零零七年十月二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