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毛主义的堕落:民族的工人官僚,党,与权力斗争

1 )文化大革命:从前进中开始退却(1967——1969


作者:红草               回到读书笔记——《重读梅斯纳的<毛的中国及其之后>后记的目录

1 )文化大革命:从前进中开始退却(1967——1969

务必注意一个事实,即文革是一场有组织的劳动大众与有组织的官僚集团之间的工人官僚国家内战。因此文革中始终充满了前进与退却的两种倾向的反复互相较量,力量对比是此消彼长、充满不平衡性的,跳跃性的。实际上我前面已经(通过红卫兵和上海革命工运)叙述了文革前期的重要运动。不幸的历史证明了,退却的倾向占了上风,所以我们就循着运动退却的线索来看文化大革命的后半期。

第一次整体退却。 从全国运动的最前端看,从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新形成的官僚集团 1967 1 月上旬开始控制上海革命工运开始,实际上上海革命工运自1966 年初秋以来始终从北京文革小组的指示获得关键的动力,这个事实就为中央新官僚们通过不断支持文化革命得势提供了条件。当运动到了最高潮的时候他们一跃而居于上海新政权之顶端,从此开始了第一次退却。从全国运动的其他部分来看, 1967 1 月,在山西和黑龙江的夺权中出现了军队官僚主持的革委会(后来在贵州也发生了类似过程)。军队官僚多数被当时最亲毛的林彪把持着,革委会让党官僚、军队官僚和群众代表保持了一种暂时的(处在军队官僚主持之下的)平衡,这引起了毛的兴趣。 2 月,张姚接毛圣旨,使上海公社摇身一变为革委会。 M 指出:"1967 2 月的事件标志了毛泽东主义者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初的目标和诺言向后退的第一步 "P391 )。更引人注目的是,(在毛本人退却之前)在中央朝廷的党政军官僚发出了集体反抗(二月逆流)。可见,第一次退却的成因可归结为以下三方面: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军老官僚多数的集体抵抗;中央(张、姚)到地方(王洪文、陈永贵、毛远新等)的通过文化革命得势的新官僚的整体叛变或妥协以及上海革命工运缺乏武装、领导叛变;最后,毛泽东的妥协旨意(这里大可不必讨论毛的主观打算)为退却提供了合法化依据。

第二次整体退却。 标志性的事件是:为了缴群众的械,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于 1967 95 联合发文,毛泽东也签了字。此前在 1967 年春夏全国各地的内战不断升级,在 19677 月中下旬的武汉,激进派武汉工人总部与保守派 " 百万雄师" 爆发了大规模冲突。毛、周及中央派去的王力、谢富治支持激进派,结果王、谢被保守派首领(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将军绑架,北京则使 " 三个步兵师和一支空降部队到达武汉,同时,海军炮艇顺长江而上 "P397 ),最终挫败了陈的负隅顽抗。武汉七 ·O 事件暴露了军队内部的严重分裂,它 " 唤起了内战的幽灵" P397 )。激进派得到鼓励,以江青、王力为首的最激进的中央文化革命者(M 认为林彪是比较谨慎的激进派)纷纷发表讲话,起到了不同程度的鼓动作用。到 1967"8 月后期,中国似乎濒临无政府状态的边缘"P399 )。按照M 的说法是:为了使国家不至于陷入长期内战,所以党政军以及毛都联合起来终止文革,他写道: " 他选择了秩序;实际上,他要结束文化大革命了" P399 )。在 196710 1国庆典礼上,年初曾遭强烈谴责的老将军们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引人注目地站在毛的身边。 10 月中旬,学校复课," 这清楚地表明,现在不再需要红卫兵了 "P400 )。 11 月,中央激进派的理论刊物《红旗》被命令暂停发行。中央这时开始回过头来抨击" · 一六兵团" ,据说他们是1967 年夏秋的群众激进热潮的神通广大的全面策划者。一批激进派被裁判为主谋(当时是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而江青从激进派头头摇身一变成为了批判 "· 一六兵团 " 的保守派急先锋。

[ 在这里,我暂且保留我自己的进一步考虑,因为我不了解 19673 月至 8 月以及到年底的整个内战的情况。试问:如果真的只是无政府状态那么简单,为何官僚集团竟联合一致连毛都签字了地发出了缴械指示 ]

第三次整体退却。 这次退却应该从 19681 月新老官僚联手镇压湖南省激进组织" 省无联" 开始算起。省无联即" 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 " ,成立于1967 1011 ,开始是一个规模不大的激进派群众组织;但它是 " 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最激进的、理论上最复杂的组织之一 "P404 )。这个组织的还在上高中二年级的理论分子杨曦光(后改名杨小凯,转变为自由派)于 196816执笔写了该组织的纲领草案《中国向何处去?》 后来扬名海内外。这个文件颇具理论水平,其矛头对准以周恩来为首的" 红色资本家阶级 " ,并且指出了官僚阶级与人民的不可调和的对立,特别强调了武装问题,这个文件更多地依据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来思考问题, " 已形成了一种独立于官方之外的意识形态" (宋永毅、孙大进:《文化大革命与它的异端思潮》第六章), 这种具有思想独立性的青年大众的文化大革命是对官僚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威胁 。根据杨曦光本人说:" 我发觉事情不妙,不敢再往城里走。我找到一间大学,借用一间办公室的电话,与我的朋友联系。 …… 他告诉我中共的领导人 康生、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姚文元等人 一月二十四日 接见湖南各派政治组织代表和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人时批判了我写的 ' 中国向何处去? ' ,并且宣布我的文章' 实质是极右的 ' ,我是' 反革命 ' 。康生还说这种文章不是中学生能写出来,也不是大学生能写出来的,后面有黑手" (见杨小凯《 " 中国向何处去?" 大字报始末》)。可见,省无联引起了新老官僚的一致恐慌,他们一方面以全国通报批判的方式,另一方面以军队警察残酷地把省无联镇压下去了。

接着毛也支持了结束文革的行动(如果史料确凿的话)—— 以下对M 书的摘抄的真实性请读者自鉴:1968 "7 月底,毛泽东亲自召见学生领导人,温和地告诉他们,红卫兵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刻已经来到了(据报道,当时毛泽东眼含泪水)。 " 原书此注4" 根据磁带录音整理的讲话稿《和首都红卫兵的对话》,当时发送中国各地,译文载于出版物研究联合服务公司第 61269—2 号(1974 220 )。关于北京红卫兵 ' 天派'' 地派' 之间的斗争,见李洪云:《中国文化革命的政治》第7—9 章;威廉 · 欣顿:《百日斗争:清华大学的文化革命》(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72 );米尔顿和米尔顿:《风不会停息》 P317—329 。学生们抗议说,对他们的镇压是幕后的' 黑手' 指挥的;毛泽东回答说,这个黑手不是别人而是我。(米尔顿和米尔顿:《风不会停息》, P321 )。" P405

毛泽东的意念的影响力对理解文革来说是很重要的。此后,解放军开始派工宣队到大学校园结束武斗、训导学生,他们毫不客气地把那些拒绝解散的红卫兵组织迅速压垮,有时发生流血冲突。 " 就这样,红卫兵运动就消亡在曾帮助它诞生的力量的手中。许多造反派学生被送到农村去' 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 ,有一些被允许继续留在学校,在士兵和工人的监督下尽力学习" P406 )。

第三次整体退却的中心事件是19681969 年间进行的清队运动(" 清理阶级队伍" ),这个运动按照出身论(血统论)来清洗整个官僚集团,实际上这更有利于从早期革命运动里获得地位的老官僚,因为这些前革命家的出身大多是贫苦工农而且有着优秀的革命历史。 " 人们注意到,保守的政治领导人对这场' 清理' 运动作出了热情的反应。" 原书此注1" 李洪云:《中国文化革命的政治》,P291" 正如M 所指出的清队运动是 " 文化大革命最后的一次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完全复兴的序幕" P408 )。